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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扬子江
摘自我的日记：
1939年8月26日晚
在又一个星期即将过去之前，我将实现我几个月以来的一个梦想——在日本人阵地之间穿过宽阔的扬子江，进入安徽省内的敌后腹地。那里现在有15，000名新四军的游击队员，而且还有一支正规军渗透了进去。今天，叶挺将军说这将会是“像穿过黑非洲一样。这会花好几个月的时间，最后将到达重庆。”
8月31日
今天中午，司令部给了我一份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电报，问我他可以何时、何地与我见面。他刚刚从印度过来。他是政府的客人，将在中国呆几个月，并访问前线。我渴望与他会面。我拍电报问他能否四个月后在湖北省西部的第五战区司令部老河口会面。如果他不能，那么我就必须又一次穿过扬子江，然后找一辆汽车载我去重庆见他。因为我希望印度有大规模的医疗援助来中国，并建议他送自愿者到游击战场来受训。
我已经重读了尼赫鲁在狱中所写的自传，里面的词句我自今仍然记得。我想所有的自传都能在许多人们的内心深处找到回应，而书籍越接近大众，这就越接近真实。尼赫鲁书中的许多段落仍然在我心中回响，如：
我已经完全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的混合体，无论是在哪里都格格不入，在家乡也是如此……在西方，我是一个陌生人和外来者……但是在我自己的祖国，有时候，我也有被流放的感觉。
我已经呆在中国有十年了，当我刚来时，这里不过是我去往印度的一扇可能的门而已。但是正如中国征服了许多人，它也征服了我。当尼赫鲁梦想着去参观喜马拉雅山上的蔚蓝色的湖泊时，我也时刻梦想着有一天去访问印度。像他一样，我怕自己会因为衰老而无法实现原先的计划……。我在军队的月刊《抗敌》上回顾了尼赫鲁的书，而且军队派了一个人来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明天晚上，我们将开始向扬子江进发。最后我将访问中央政府……。
这是我在扬子江南岸的最后日记。在我们离开的那天早上，副军长项英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告诉我们，苏联已经刚刚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然后补充说：“整个国际形式正在发生变化。”
这种熟悉的空话引起了我的怀疑和担心。这听起来有让人催眠的咒语的味道。虽然我假装自己没有政治敏感性，但是我看不出“整个”国际形式在发生着什么变化。我认为苏－德和约只不过是个临时的策略罢了，但是从来没有一刻怀疑过一场针对苏联的法西斯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一年前的《慕尼黑协议》是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者一个无耻的阴谋，试图将法西斯赶向东边，去进攻苏联。而苏－德和约正是苏联的反击——一种孤掷一注的反击。不要忘了，纳粹和他们的日本盟友依然对苏联以及全人类保留着一道充满敌意的、危险的壕沟。无论如何，国际局势依然没有变化。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我试图追踪国际形势的发展，但是发现这太困难了。因为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无法看到任何外国刊物，只能看到一家中文报纸上的国际新闻。我所看到并所蔑视的唯一国际形势的变化就是在不同的国家里，一股有预谋的孤立主义和和平运动开始被激发出来。我看到势力强大的美国孤立主义者在国会已经站稳了脚跟，他们的一些领袖已经被希特勒颁发了勋章。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共产主义者也开始发起与“德国人民”的“和平谈判”运动。
中国人经常问我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美国国会拒绝加强关岛的防御是否是因为日本人的贿赂。我对此非常怀疑。中国共产党问为什么英国工人反对全面征兵，我想是因为他们拒绝在统治阶级的财产被征用以前让人的生命被先征用。有段时间，中国共产党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帝国主义战争，但是虽然苏联与日本人达成了协议，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谈论过与日本人民进行“和平谈判”;谈论这些就象是给中国的血管里注入毒药一样。他们知道人类的首要敌人就是纳粹和日本人。即使政府中间弥漫着反动气焰，中国共产党依然鼓吹团结——同时推动着广阔的社会改革，来激发人们增强对于日本人的抵抗。
在沿着扬子江峡谷走了八个月以后，我冒险进入了我称之为无人区的地方——扬子江北部的地区。直到此时，我仍然与军队在一起，如果情势紧迫的话，我还可以返回到后方。现在已经再也不可能了。河流北部的三面都被敌人包围者：沿着扬子江南岸布防的敌人；东边沿着天津－南京线布防的敌人；以及北边的沿着淮河和陇海线布防的敌人。日本还占领了许多城墙高耸的城市，包括许多他们主力部队触手可及的铁路和河流。除此之外，有两三条公路在这个区域纵横交错。
然而，数百万中国人依然生活在这块地区，占领着敌占区以外的所有地方。新四军指挥着约15，000名游击队员，而且队伍不断扩大，但是他们的贫穷也十分惊人。
我所跟随的队伍里的人包括100名训练过的军事人员和政治工作者，在政治工作者中，有一小部分是战地慰问团的青年学生。我们也带了一支医疗小组去为北边的游击队员服务：一名合格的医生，奉天苏格兰教会医科大学毕业的龚医生，四名合格的女护士，以及十名刚刚在新四军的医疗训练学校结束了六个月相关课程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