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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世纪
在满州里的中苏边境，苏联的搬运工帮我们搬行李。他们静静地帮我们把行李搬到旅客候车室。在那里他们的代表坐在桌前，按件给我们算了搬运费。没有人要小费，也没有人鞠躬或下跪。他们的制度保护了我们的利益，同时保证了搬运工们的自尊。
当我们的行李托运后，转过脸来，我们面对的是——中世纪。多少年过去了，我始终没有忘记那位黑眼珠的苏联铁路工作人员脸上的冰冷表情，站在那里看着中国的苦力搬运着我们的行李，伸手要着钱。
一群衣裳褴褛的苦力，大叫着向我的行李猛扑过去，开始争夺着每一件行李。五六个人扑倒在我的四个箱子上，另两个争夺着我的小打字机——因为每个人都与最高大、最强壮的美国人一样，他们的行为看起来格外令人鄙视。最后，他们中的两个人抬走了我的打字机，在我还没能从震惊中醒过来时，所有的苦力开始拖着行李到了火车上。在车厢里，六个男人围着我，伸出手，吵闹着向我要钱。刚开始我的头脑有点麻木了，然后便开始慷慨地付帐，希望能快点打发他们走。一位女乘客不断地警告我，如果我付得太多，他们会要得更多。我不理睬她；然后这些苦力围着我，大叫着，挥动着他们的拳头，向我威胁着。
一位中国列车员坐车过来了，看到了这个场景，大叫一声，就开始结结实实地将那些苦力们给踢下了火车。苦力们抓着自己的钱，象狗一样逃走了。
我站在那里，浑身僵硬了。我的脸色一定与那位站在候车室看着这一切的黑眼睛的苏联工作人员很相似。也许他的心情正如我此刻一样：这真是人性的丧失。作为反复无常的命运的牺牲品，这些人象动物一样成长起来，没有一丝对于他人或是人类同伴的责任感。当一次获利的机会来临，他们象野兽一样彼此争斗，而弱者得不到任何保护。这就是“丑陋的利己主义”和“适者生存”的最原始形式。
这个场景开始让我同情起了中国的社会制度，无论它是如何地被掩盖和粉饰着。我看到这种场景不断地在其它地方上演，通常更礼貌些，但是根本上却是相同的——一场以大欺小、以强压弱的生死斗争。看着这些，我总是对自己说：“我到了这真是上帝的恩赐。”（There, but for the grace of God, go I.）
从我踏上中国的土地那个时刻开始，我逐渐意识到有两条路在我的面前。我可以选择在人性丧失的洪流里保护自己，用冷酷、淡漠、甚至敌意去面对它。我也可以谩骂、抵抗那些防碍我的人；或者我可以站在人生河流的中间，让它全力地冲击我——冒着被抢劫、疾病、甚至死亡的危险。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选择的是后一条路；随后经验告诉我，必须作出改变，来将自己保护到一定程度。在我在中国的最后几年，我又改变了选择，去直面河流的冲击。
有些人称呼我为理想主义者，有些人叫我傻瓜；有些人认为我两者都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模糊的信念：爱与理解必将得到回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意识到，中国人相信所有的外国人都非常富有。我也没有意识到，对于贫困的中国人来说，我是穿得多么的好，吃得多么的好。对他们来说，我仅仅是一个施舍的施主。一次，当我在北京的一条水沟里摔倒时，一群中国人，其中包括一位警察，围着我，奇怪地看着——也许是看一个外国人是怎么死的。没有人来帮忙，直到一位学生偶然经过；他叫了一辆人力车把我送到了医院。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如此的孤单和凄凉。
从此以后，我开始去寻找那些有社会意识的人，耐心地等待着他们信任我。我不会远离中国人而在中国生活。理解中国人和他们的国家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入他们的行列；我觉得没有其它的路径来将我自身的存在融入到他们中间。
当我1928年12月进入满洲里时，中国的东三省都是处于少帅张学良的独裁统治之下。他被称做“少帅”并不是因为他的经验或能力，而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张作霖元帅——一个统治着满洲里的土匪头子，直到日本人发现他不可信任。日本人两年前杀死了这位老人。其后，对于他堕落儿子的控制权的争夺开始了。一边是在满州里手握重兵的日本人；另一边是国民党，主政的民族主义政党，正在全国竭力巩固其统治。
国民党是中华民国之父，孙逸仙博士创建的。而且只要他活着，基于民族主义，自力更生，民主以及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章程，国民党就是一个革命的政党。1924年，孙逸仙博士邀请了许多苏联顾问到广东，辅助他建立了一个政府和军队，来打倒军阀；在苏联人的指导下，军官们也被训练，而国民党的组织架构也与苏联共产党的相类似。中国共产党也被吸收了进来，而工人和农民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组织起来，与中等和上等阶级的人分享同样的权力。
至今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墙上那时的口号。几百万的农民和工人将改良的国民党看作是他们获得解放的许可证。那些保守和守旧的人却只看到民众人数众多，而他们则人数稀少；为此，他们害怕了。在1925年初，共和国的伟大的国父去世了。一年以后，一位年青的军官举行了一次失败的暴动对抗广东革命政府。他的名字就是蒋介石，而他曾经是孙逸仙的追随者之一。孙博士认为他有前途，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学习，而且在中国的苏联顾问曾经把他看作民族主义阵营里最主要的军事家之一。但是在孙逸仙去世后，维系民族主义阵营的力量开始崩溃。老派的统治阶级阵营又开始强硬，随后，就上演了一场猛烈的对去世的革命领袖所遗留下的衣钵的争夺战。三个主要的竞争者分别是左倾的汪精卫、极端右倾的反动分子胡汉民、以及蒋介石——三人中唯一的军事领袖，而且事实上注定是最有实力的一个。人类渴望权力的毛病看起来对于他们三个都是一样的，而且他们都曾经在日本留学。
蒋介石好像对于苏联顾问有着深刻的仇恨。但是究竟多少是因为民族主义，多少是因为与共产党走得更近的汪精卫，多少是因为对于普通大众的蔑视，就没人知道了。显然，蒋的仇恨好像集中于苏联首席顾问迈克尔•鲍罗庭的身上，那时他正掌握着巨大的权力。
除了1926年蒋介石领导的流产政变之外，民族主义阵营的裂缝是暂时愈合了。而蒋将军被任命为南方革命军队的司令，在1926-1927年开始了对军阀的北伐。
一年后，在1927年4月，上海的银行家和工厂主，在外国银行家的援助下，给蒋介石一笔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资金，要求他缴除工会的武装，并解散工农商联盟，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并建立一个与已从广东搬迁到武汉的革命政府对抗的南京政府。
有人说，蒋介石在下最后的决心之前，整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在他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革命，而且一定会成功，但是最终的权力将归于民众；另一条指向雇主阶层的权力，而他自己将成为独裁者。他选择了后者，然后1927年4月11日，恐怖主义开始了。
在上海和其它城市，成千上万的工厂工人以及数以百计的知识分子被屠杀。他们都未经过审判。在内地，军阀政府、军队司令官、以及地主开始屠杀农民。血的河流将中国的土地分裂开来。外国势力大声叫好，承认南京政府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汪精卫动摇了，离开了汉口，逃到了欧洲，像许多其他中产阶级的领袖一样。孙逸仙夫人也跑到了海外，拒绝她的名字被国民党利用。
历史的相似性总是难得一见，但是让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后来德国的工人阶级以及知识分子在纳粹分子的面前象多米诺牌一样纷纷倒下的时候，那些未经训练的、赤手空拳的、没有文化的中国工人和农民却开始抵抗了。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他们开始战斗——正如他们在历史上起来去推翻了一个又一个的封建王朝一样。
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分，其中一些军官是共产党或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在1927年于南昌发动起义。在江西和广东省，抵抗了几个星期后，他们被打散了。广东的工人和士兵在12月11号发动起义；但是不久，在外国战船的帮助下，其它军队很快击败了他们，并在广州屠杀了几千人。在朱德——一位加入了共产党的国民党军官——的带领下，残存的部队杀开血路，回到了江西的山中。不久，一个被朱德和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带领下的工农联合武装，开始成形。
带着无限的痛苦，在巨大的牺牲下，这支新的革命队伍开始组织培训民众，让他们加入这个第一支中国的工农红军。在几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这支队伍始终是在成长和战斗；在1934年末，他们开始了史诗般的“长征”，到达了中国西北，在那里于1936-1937年间建立起另一个统一阵线，这次是为了抵抗日本人。
在南京政府被外国势力所承认后，“净化”的国民党修订了虽然去世但是依然有影响力的孙逸仙的“三民主义”。除了民族主义外，什么也没留下来。中国的雇主阶层对此非常高兴，但是那些拥有特权的外国人却相反。正象德国一样，普通民众要求的不仅仅是民族主义；其中一条需求就是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地主所有制，实际上把农民推向了农奴的境地；而除非他们的契约解除，中国的普通民众就无法向前发展。他们需要孙逸仙博士所倡导的公民的民主权利。但是孙逸仙去世了，他的遗体被新的南京政府认领。很多曾经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的人，现在加入了国民党，帮助统治着这个国家。
这就是我到中国时的背景。
正是国民党与少帅张学良达成了协议，将满洲里致于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或者说与南京政府结盟。张少帅是一个军阀，一个独裁者，一个吸鸦片者以及一个纳妾的人。但是哪个国民党人敢抨击他？少帅知道他的国民党。他同意在满洲里升起新的国旗，并将所有的外交事务交给南京政府。作为回报，他接受了“礼物”，并被任命为满洲里的最高的统治者。在他的王国，他一个人就可以任命国民党的成员。
他是一个骄傲的年轻军阀，却能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不像山东的张宗昌那样，他从来不会在床上与小妾厮混时或者是在小妾坐在他的大腿上时接见美国领事馆官员。他会在看到一位漂亮小姐时停下车，带她回他的官邸，然后再将她送回家，开一张支票作为使用的报酬。有些家庭是深以沾皇上的雨露恩为荣的。
在1929年的元旦，我到达了哈尔滨，刚好及时地目睹了满州里改旗易帜的时刻。国旗，显然地，是中国的工厂赶制的，他们强迫他们的工人二十四小时加班，然后以高昂的价格卖了出来。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因为当国旗升起来的时候，日本人也就经历了一次政治上的失败，变得非常阴沉，充满了敌意。没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开战。人们窃窃私语，议论着日本人将它的军队运输到满洲里的各地需要多长的时间。据说日本人在奉天与张少帅进行了协商，一边抗议一边进行威胁，但是少帅回答现在所有的外交事务由南京处理。
中国会抵抗吗？有些人说会，许多人说不会。许多官员和军官都是从奉天政府手里买来的职位，然后开始大势敛财。有些人只想要钱，甚至从日本人那里拿工资。其他人非常渴望这样的巨款，但是日本人却认为他们没有利用的价值。哈尔滨的警察局长就是一个日本人的密探。在我到达哈尔滨的前几天，在学生要求满洲里与全中国统一的游行活动中，警察公然向学生开火。许多学生受伤，一些被杀。满洲里到处弥漫着腐败和叛逆的臭气。
两个外国领事馆的官员告诉我，日本人手里有从高层到基层的每一位中国官员和军官的名单，而且知道谁可以被收买，谁不可以被收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