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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逸司令员和第四支队
在晚上，张云逸司令员和他的随从坐在我所住的农民家的庭院里。他们谈到了土匪和贫困的经济根源，也谈到安徽中部的大地主们，有些人拥有几千英亩的土地。地主们逃到了遥远的后方，或是到外国人保护下的港口城市，但是却留下代理人来收与战前一样的租金以及放高利贷。省里的傀儡政府的省长，是日本人任命的聂道良。他是一个大地主，并利用他和朋友之间的封建关系以及收来的租金来组织伪军。现在这里大约有五千名伪军，被那些傀儡政府官员们的亲戚指挥着。
但是日本人很少信任这些招募的伪军士兵，不让他们与中国游击队作战，仅仅是利用他们驻守在被占领的城镇里。伪军战斗力都不强，游击队已经捕获、解散了几百伪军。土匪和流氓在日本人的资助下开始骚扰乡下，很少有人敢于在没有军队保护的情况下外出。伪军可以被再教育然后编入游击队，但是土匪却很少能被教育过来。
日本人对待中国人的伎俩也越来越狡猾，指挥官们说。当他们开始入侵这个省时，他们烧毁村庄，屠杀当地人，想要通过恐怖手段来征服他们。没有中国人被允许生活在天津－南京铁路线的七公里范围以内。但是近几个月，有些聪明的日本知识分子开始试图推行“和解”策略。大约在1939年阴历新年之时，他们开始征收铁路附近那些逃跑而拒绝卖国的地主们的土地；然后日本人在农民中分配这些土地，给每户农民家庭十文钱作为新年的礼物，并给小孩们分发糖果和蛋糕。他们甚至命令日本士兵不要强奸妇女和姑娘。
通过没收和再分配土地，日本人可以说是拾起了老红军队伍脱下的旧衣服。他们也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口号的价值，在墙上写下了这样的标语，如“中国需要和平和繁荣！”“放下武器，拿起锄犁！”“反对共匪！”以及“反对腐败的政府，支持改革的南京政府！”。
日本人甚至从中国红十字医疗队那里偷学了一招，开始派出机动医疗小组为民众打疫苗针，防止天花、霍乱、伤寒，并为他们治疗其它疾病。
但是他们的缓和策略几乎总是失败。因为他们本质上是一支征服的军队，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和权力；而他们的士兵已经尝试了太多的血腥，根本无法遵从他们的命令。日本士兵也是穷人，都想送钱或值钱的东西到他们的家里去。不像他们的官员，他们没法从鸦片贸易中获利，或是从没收中国银行和工业中获利；因此他们无情地从老百姓身上掠夺财物。中国老百姓因此被迫反抗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日本人的真实面孔，他们所有的口号，以及他们的糖果、蛋糕，他们对小孩和动物的伪善，都无法掩饰这一点。
在起床号之后，每天早上医生们和护士们都进入山里，为军队作体检。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的方面。士兵们以前从来没有体检过，而新四军是中国第一支推广这一体制的军队。这个实践甚至在这支军队里依然没有广泛展开，而且这还不可能去检查所有的新参军的人。
体检在士兵和老百姓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兴奋，而他们谈论到这些医生和护士时总是充满了敬畏。首个医疗小组到来的消息传遍了每个战斗小组，而首批七名抬着伤员的担架手已经到达了。一所新的医院在一个村庄里开始筹备起来。当龚医生告诉伤员，医疗设备要第二天才到达时，那位伤员回答：“没关系。能看到一个医生就让我感觉好多了。”
在第四天，当大型的欢迎集会结束以后，妇女们有关过去的讨论会也开完了，众多的采访也完成了，我有时间跟随医疗小组上路了。军号在黎明之时唤醒了我们，和医生及护士们一起，我步行了一个小时，穿过了沙沙作响的竹子林，到达了安徽省中部三个游击分队的训练营——一座古庙里。一百八十名下层军官和士兵被挑选出来做基层指挥官，正在训练营里学习。这里有一个十五人的教师队伍，并从此开始了一门新的课程——卫生学——将由一个女护士来上课。
在中午时，体检结束了，结果被粗略地汇总了一下。在学员中，100％有砂眼，20％患有疝气，30％有疟疾，20％有骨疽，50％有疥疮。许多人有肠胃失调症，八个人有急性结核病。没有人患性病。这个记录基本是所有军队的平均水平，而且也许也代表着平民中的平均状况，因为军队士兵也来自于人民中间。
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与训练营的学生们讨论他们的人生、思想、学习以及战斗经历。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前红军战士，而且多数人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剩余的出身于工匠。许多人已经战斗了八到十年。有些人是日本人入侵后加入了军队，被选来是因为他们英勇的战斗经历。这其中有一位知识分子，一位学生，被指定为政治指导员。
这些人将我带到了他们的宿舍和教室。一张大的墙报在主教室大厅的墙上张贴着，而大厅还悬挂着标语如“一边学习，一边战斗！”和“巩固统一战线！”。宿舍是干净而整洁的，但是却是我所看到的最乏味的地方。在每个房间里，都是一排排的长木板架在台子上，而在床头摆放着每个人的“毛毯”，整齐地折叠着。这个“毛毯”其实是两码长的黑棉布——只有这个东西，无论春夏秋冬。在“床”上的木楔上，挂着每个人的步枪和武装带，再下面是每个人的书包，或者是行军包。“毛毯”，书包，步枪，以及他们身上的制服就是这些游击队员的唯一财产。
我要求看看他们书包中的内容，有半打的书包马上就摆在了我的面前。一个典型的书包是胡家珍的，一名二十七岁的连长。他“七七事变之前“就加入了红军，并一直在前线作战直到被选来参加学习。他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里有半亩（3亩为1英亩）地，并欠了300块钱的债（他们每年要付36％的利息）。胡在红军里学会了读和写，曾经五次受伤，现在还得了疟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