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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逸司令员和第四支队
“证据？”他惊讶地重复。我解释说许多外国的人不会相信这样的故事，会说这是编造的。“为什么他们不相信？”他问，依然十分困惑。
“我不知道，”我心虚地回答。“也许人们都只喜欢看到或听到愉快的东西。”
他低下了他的眼睛，一直沉默，一种羞耻的感觉充满了我的整个身体。带着某种挖苦的味道，他说我可以照像。为了让他一直说话，我匆忙地问他是否喜欢军队生活。
“喜欢？”他回答。“我从来没有想过喜欢或是不喜欢——这是必须做的事情。我唯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缺乏教材。我们什么都没有，虽然我编了一本小教材并做了一个地球仪和少数其它的工具。如果你能为我们收集一些教材，就帮了大忙了。”
我答应了，但是直到一年以后，当我到达遥远的西部，我才满足了他的需求。
在12月18日的晚上，龚医生和我到司令部去向张云逸司令道别。我准备应省长的邀请去省会立煌。司令员正因疟疾而病着，在床上坐起来，然后问我对训练营有什么看法。这里当然是没有总司令部的条件好，他说，这里是刚成立的，而且缺乏教师。
我告诉司令员战士们给我讲的与日本人的战斗故事，他们所看到的日本人的力量以及日本人的弱点。日本人的装备很好，伙食也很好，他们说，抓一个日本人需要三个中国人，而且即便是如此，他们还往往不得不先打伤他们。他们毫无抱怨地接受了他们所面临的所有困难：简陋的武器，匮乏的军火，差强人意的食物和服装，以及缺乏医疗人员和供给。相反，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克服那些让西方士兵望而生畏的困难。
一名士兵讲了他是怎样在袭击日本人运输汽车时受伤的：在一条从扬子江到安庆的公路上，傍晚吃过饭以后，一位老百姓跑过来说一支运输队过来了。很快士兵们和许多村民就跑到了公路边，在斜坡上埋伏好了。很快他们看到五辆敌人的军火运输车缓慢地接近了，有一支十五人的骑兵队作护卫队。游击队员知道马是不能在堤岸下跑的。因此他们等到马和他们并排时，然后用手榴弹轰炸那些骑兵。那位士兵说：
“我看到那些骑兵跳下了马，飞快地跑下了公路，正好在那些跳跃的、倒下的、以及嘶叫的马的后面。有些马冲下了堤岸，杀死了它们自己以及它们的主人。我们打死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在第一波攻击时我已经数了有十二个，而且我还看到其他浑身是血的人，猛地从他们的马鞍上掉了下来。我们抓获了六名俘虏，但是都受伤了。我们不得不杀死其中的三个，因为他们不停地向我们射击，即便是他们受了重伤。”
没有丝毫耽误，村民们开始清空了运输车。甚至是妇女和儿童也挑着扁担过来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收获，随后人们用草和木头将汽车烧毁了。他们从日本人尸体上剥光了任何可用的东西，除了日本军服和厚厚的皮靴，因为没有游击队员会穿那种又重又容易弄出声音的东西。当战斗结束，游击队员们已经缴获了二十二支新枪，许多毛毯，以及五匹马。马的主人中，三个被打死，两个被打伤。
张司令听着这些故事，间或一两次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然后他问我对教育本身有什么看法。我告诉他政治科目和地理科目的教学太抽象了。战士们学到了不同国家的名字，却对于他们自己所在的地方没有什么概念。特别是，我说，他们缺少地图。有些政治训练也看起来太理论化了。教这些科目的中国知识分子通常只知道书本上的东西，而且他们的许多概念都是从外国人书本上学来的。对我来说 ，将那些工业化的苏联口号强加到不发达的中国完全是太假了。
张司令打断了我，命令他的参谋长将悬挂在司令部墙上的唯一的世界地图马上送到训练营里去。
这不仅仅是一个姿态，但是在这后面却蕴含着许多——克服一切困难去教育或去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