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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世纪
(续昨)
我在中国听到的第一声乞讨声就是哈尔滨：“给点吧！给点吧！保佑你升官发财！”有时有点变化：“保佑你发财！保佑你当大官！”
在哈尔滨的老城区福家田，一群群长城以南的山东、河北的流浪乞丐跟着我走完整个街区。他们将自己的婴儿塞进胸前脏兮兮的外衣里，猛跪到我跟前的人行道上，哭号着：“给点吧！保佑你发财！”
当我向前走时，他们跟着我，哭喊着，同时一群孩子在我前面跑着，跪倒在地，在冰层上磕着头，乞讨着。我走了过去，他们还跟着，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自我羞辱的行为。为了能走开，我只有给了又给，却只发现新的乞丐群拥而至，不知道是从哪里跑出来的。我只有叫了一辆人力车，但是他们拖着它，哭喊着，而车夫就会停下来，等着我给钱。只有在我的学生向导大骂着将他们赶走，我才得以获得自由。
我在满洲里度过了近三个月，住在学生们介绍的中国人家里。从外国领事馆的官员，从中国铁路官员，从学生那，从出版物上，从任何可能的途径，我试图去弄清日本人对铁路、政府机关、工厂、土地的经济控制和政治影响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日本人的触角延伸到了每一个缝隙，并且把中国的任何进步都看作是一种威胁。他们通过中国官员、军队军官、白俄、任何国籍的外国人——包括美国人来掌控中国的局势。
我首批所写出的文章就是关于“日本在满洲里武装的拳头”。《法兰克福报》怀疑它们的准确性，直到日本人于1931年9月18日不宣而战地攻占了满州里，才将它们发表出来。
在封建的独裁统治下，对于普通民众的压迫和贬低，部分的解释了日本后来对于满州里的成功占领。确实，对于这一论断还存在着另一面。在官员中，在军事人员中，在学生中也有爱国者，但是太少了；而学生，被看作“危险分子”，被打入了另册。
中国确实还有安逸的一面：这些人的家在宽大，蜿蜒的房子里，四周都是高高的水泥墙，上头插满了碎玻璃。在门口和墙体上的了望塔楼上，站立着武装的白俄。这些大家族从那些耕种土地的农民，从大森林里的伐木工，从每天工资不到二十文的矿工，有时，甚至是从鸦片买卖中聚敛着财富。
生活在那些“大家族”围墙之外的人们，都将贫困和受苦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贫穷生来就是如此，而且以后永远如此。甚至是学生，虽然比其他人更加敏锐，也将这种大众意味的残酷看作是平常事，正如他们对于贫困和死亡的态度一样。学生们只有在我提醒他们时，才会注意到街头的残酷一幕。正是这种无意识和冷漠，让我看到了中国人的顺从习惯是多么的古老和深远。
某天，一位中国的送衣工经过我身旁。在他的扁担两端，悬挂着两篮满满的新洗过的衣服。西伯利亚的寒流让他的浓密的眉毛打满了霜，他头上的围着的破布也是雪白的一片。寒冷让他看不清道路，他滑了一下，摔倒了，篮子飞了出去，衣服散得到处都是，还打到了一个行人。那个路人大声地骂着他，然后走开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除了一个警察。当苦力看到他时，他跪下来，用手护着他的头，然后等着。
那个警察没有打他。相反，他开始用脚踢，每一次的脚踢，都让这个苦力四脚朝天。苦力起来后又跪下来，不时紧抱着双手肯求警察开恩。一群群的人们走过。他们甚至没有向这边看，或是简单地瞄一眼。
许多次，我向我的学生翻译断言：“这里是中世纪！”
那位学生微笑着，也许是为中国某方面的突出而骄傲。
在另一次，我听到了踏步声和马车的轧轧声。我回头一看，两队士兵迈着象豹子一样轻快的步伐走过来，他们的呼吸在他们的面前升起了小片的雾气。在两队之间，一匹毛发浓密的蒙古小马拖着一辆囚车，而囚车上站着两位双手绑在身后的囚犯。他们浑身肮脏，头发又长又乱。每个囚犯的身后插着一块狭长的木板，上面写着囚犯的名称，以及他所犯的罪行。
一群好奇的男人和小男孩跟着跑在他们的后面。在福家田区外，有一个空阔的场地，囚犯们就在这里当着看客的面被公开砍头。被砍下的头颅通常被放到一个篮子里，然后挂起来警告其他人。行人耸耸他们的肩，这些人不走运，他们说。他们肯定是某事或其它方面出了纰漏。
在马车过去之后，我的学生向导，带着世上男人的嘴脸，给我分享了一个信息：“在吉林，当土匪被砍头后，受害人的亲属往往取出他们的心脏，然后吃下肚。”
象传说中的傻子步入了一个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我走进走出各类办公室和不同的机构，公开或秘密地会见各种人，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许多问题。而那些被我问到的人往往会目瞪口呆。不时，有人会惊讶万分，紧张地说出了实话，然后慌乱地收回。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政治秘密和诡计的土地，很少有人直接地询问或回答问题。他们对谁都不信任。
我对于商会主席的某次访问就带有讽刺意味的幽默色彩。我已经了解过这个人，和他的许多同僚一样，在经营鸦片。而我刚刚访问过一处鸦片村庄，其中有一座长长的营房似的鸦片馆，里面被分隔成多间吸鸦片的小单房。因此我走进商会，问这位主席，在那片村庄里，一星期能吸掉多少鸦片。穿着他那件长长的、皮毛衬里的丝绸礼服，坐在椅子的边缘，手放在膝盖上，他盯着我，象毒蛇盯着一只小鸟一样。在恢复了冷静后，他优雅地声明，与一位对于中国事务感兴趣的外国女士会谈深感荣幸。我的生活一定很清苦，而且这种寒冷的天气让人非常沮丧。不，我回答，我喜欢寒冷的天气，但是对于鸦片贸易更感兴趣，我已经读到太多相关的东西了。
我的身体是否健康？我是否喜欢中国？他问。我非常健康，我向他保证。我是否看过哈尔滨附近的历史悠久的佛塔？我已经看过了，但是对于它的兴趣远没有对于鸦片贸易的兴趣高。他愉快地微笑着，向我保证与我相识真的是一种荣幸，虽然我忙得没有什么时间，他但是依然非常希望我下次再来拜访。他起身，非常有礼貌地弯着腰，将我请出了屋子，走下台阶，送出了门外！
在经历过几次这样的访问以后，我开始学会了中国人的花招。私人友谊，宴会，无休止的闲谈可以建立信任，松开人们的嘴巴，但是一个直接的问题就会招来满脸空白的凝视，接着就会招来对于我健康问题的问候。这实际上也就是提醒那些被问到这个问题的人，应该想想他们自己的健康问题了！
一天，我的学生向导向我介绍了这个古老世界的另一面。我告诉他，我在日本人控制的《满州里日报》上看到了一篇文章。上面报道，二十名日本共产党，被指控组织中国和日本铁路工人和矿工，已经被逮捕并送到大连。但是，从那以后，这个话题从未被提起过。那位学生告诉我，这种逮捕非常常见，满州里监狱里有几百个中国和朝鲜的民族主义者，都是被指控为共产党；日本囚犯都被押送回日本。他说，有些囚犯病死了或是被严刑拷打致死，其余的囚犯要么是被砍头或是被枪毙。但是他拒绝跟我一起去政府部门，申请参观监狱的许可证。假如我做了这么危险的一件事，他说，不仅仅是可能，我一定会被怀疑是共产党，而他的生命也将受到威胁。
一天，他带我去看一些在游行示威时受伤的学生。我找到一位康复中的学生，他住在空空荡荡的、仓库样房屋里的隔出的一个小房里。这栋房屋象养殖场样挤满了穷人。从受伤的学生那里出来，通过大厅，有一间小屋，是Sano，一个会说英语的日本印刷工人所住的地方。他房间里装满了各类书籍和小册子的书架，让我怀疑他是个装作共产党的日本间谍。我曾经访问过北满的许多家庭，但是没有发现学生会把书籍与课本放在一起。一位学生曾经给我看过高尔基小说的手抄本，封面上用儒家的经典著作来掩饰，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书，他也是藏起来的。
我在Sano的书架旁坐下，随手取出了几本。有些是关于日本的农民运动的，而封面上醒目地印着镰刀和铁锤。我问Sano关于那二十个被逮捕送到大连的日本劳工组织者的事情。他和蔼却显然很空洞的脸庞对着我，并不回答，转而问起了有关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事情。我回答说我所知道的就是媒体上报道的那些。我在莫斯科遇到过日本共产主义分子吗？他问。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日本剧作家，但是我告诉这印刷工我从来没碰到过。
这场互有戒心的交谈持续了一会儿，最后Sano和我彼此礼貌地鞠躬，告别了。然而，一周以后，我的学生向导告诉我，Sano“跑了”——他确实是一位劳工组织者。日本秘密警察正在向人打听他在哪家报社工作，而他立即溜出了后门，消失了。我周围人的交谈中，常常插入这种神秘的言词——“他跑了”。中国学生，铁路官员，外国领事馆的公务员，老师和教授，甚至南京来的国民党成员，都有朋友或亲戚是某种伟大的国际团体的成员，而且看起来都在逃亡。一次，在哈尔滨，我秘密地会见了一位来自南京的国民党代表。他是一位新闻记者，但是他也是每天东躲西藏，而且看起来犹豫不决，准备逃亡。他是一位反共产主义人士，一位民族主义分子，但是只有张少帅的官方国民党能够在满州里存在。“非常困难。”他不停地说。
不久，我自己也被卷入了这个“跑了”的伟大的国际团队。一位中国东方铁路公司的中国监察员邀请我共进晚餐，然后开始讲述一个奇怪的故事。他有一位朋友，是美国领事馆的首席职员，他说；他朋友看到了一份来自英国情报机关的秘密报告，里面通知美国领事馆，我不是美国人，而是一个大不列颠臣民，与一位印度暴乱分子结婚。我的护照是伪造的，这份报告已经开始被调查了。我将被美国领事馆传讯，而我的护照将被没收。这个职员希望让我“跑路”。
我说这份报告是诬蔑，我要去领事馆澄清事实。
“如果你那么做，”那位被吓倒的监察员大叫，“总领事就会关注你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我的朋友就会失业！他甚至会被怀疑是共产党！你最好还是跑路吧。”
我说我有公民权利，但是那位监察员坚持说，满州里从来没人听说过那玩意。
虽然这个指控不符合事实，虽然我是个通讯记者，我还是决定等到哪天我到了中国的美国大使馆或者是领事馆后再来谈论公民权利。就在那天晚上，那位监察员和一位学生——我的向导和翻译——带着我的行李到了火车站，把它们托运走了，然后买了两张票。第二天早上，我在房间的桌上留了些钱，然后出来了。那位能说英语和日语的学生翻译，已经在等我了。我们溜走了，正如一个古老的印度谚语所说的，“与魔鬼同桌时，使用长汤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