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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的歌声
中国中部的某一地区我是从一首忧伤的歌声中记忆起来的。经过是这样的：
离开立煌，我们向西穿过了高耸的大别山脉。当我们登上一座山顶时，仅仅是发现自己又站在一片山的海洋的面前。飘浮的云层包裹着黑色的火山山口，扫过我们，将我们吞没了。
在阳光明媚的时刻，老鹰懒洋洋地在我们头顶上盘旋，排成楔形队伍的野鸭向南飞着，预示着冬天的到来。松林好像是受了惊一般呼啸着。蜡树在斜坡上红灿灿的，小而圆的白豆子已经从豆荚中爆裂开来，在火红的树中间象是亮晶晶的珠宝一样。在空隙中，还经常长着一丛丛浅樱桃色的树木。
从壮丽的自然景色中走出来，我们会走进一所肮脏的小村庄，那里因为贫穷带来了各种疾病和痛苦。而贫穷的根源和影响就像是图片一样直观：村庄就在地主深宅大院的旁边——事实上，它们就是这些深宅大院底下的阴影。高墙上耸立着布满枪口的塔楼，保护着这片宅院。地主们都逃跑了，留下代理人在这收租。
在一座村子附近，我看到两个农民，浑身破烂，打着赤脚，猛拉着一张犁；后面一位同样赤脚而衣着破烂的妇女掌握着方向。在他们身后，另一位农家妇女挎着一个小篮子，将干肥料散到翻过来的泥土里。
很多年前，抗日战争还没爆发之时，安徽、湖北、湖南三省的交界处是新四军部队所驻守的苏区。只是在多年的战争以后，国民党军队才占领了这块地区。有多少人在内战中被杀从来没人知道，但是这块区域现在人烟稀少，许多村庄都被摧毁了，树上、路边神庙里老红军的口号都被白刷子涂掉了。
这些村子太穷了，我们几乎买不到东西吃。一天晚上，我们走进了一个较大的村子，决定在一栋空的农民房里休息。房间里的地板都是常见的压实的泥地板，而墙上则开裂了，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天空。我们买了两个鸡蛋，一些大米以及大蒜；在吃完简单的晚饭后，我们躺倒在稻草堆上。
只有我“有钱”点蜡烛。当夜晚降临时，人们躺到了床上，或是在屋前坐在黑暗里，低声谈着天。开始一个男人唱了起来，然后一个女人应答，而这个曲调不断地重复又重复着。这首乐曲就如同中国一样古老：我不知道歌词，但是我感觉到在这些古老的民歌中，人们倾注了他们的希望和悲伤在其中。歌曲中的一些东西感动了我，随后我干脆坐了起来，认真而入神地听着。歌声不断地传来，一股悲凉的感觉延伸到了过去的记忆……有多少人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生死死，又是如何被遗忘的！人们的悲哀是多么的绝望！
民歌结束了，黑夜包围了村庄，村子里没有一丝声响。
每当提到河南，这首歌又在我的耳边回响——宽阔的麦田，然而饥荒、旱灾、洪水、土匪、贫穷却是人民的长期伴侣。
在我提到这里的贫穷时，一位年轻的军官悲伤地回答：“比起河南北部，这根本不算什么。那里的百姓什么都没有。”
在大别山西部山脉，我们看到一个地主家的围墙上用白色石灰水写着一个口号：“军爱民，民拥军——潢川青年联合会”。但是我们从来没碰到过写口号的人。好像他们写下了口号，然后逃跑了。我回忆起在立煌曾经碰到三位来自于潢川青年联合会的女学生，在安徽的抗日基地里学习。
在10月30日深夜，我们的武装护卫将我们安全地送到了商城地方官的总部。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波及到整个湖北北部以及湘南的战争。在商城我们可以听到南部三十里以外的湖北麻城敌人驻军的枪声。那里驻扎着这个地区实力最强的日本驻军。广西军队袭击了这个基地，而商城游击分队被命令到那去进行协助。
那位地方长官已经到前线去指挥游击队去了。当我问我能否也到前线去时，那些官员们都惊恐地呆站在那里。太危险了，他们回答；商城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九个月，而他们刚刚在今年的5月被赶出去。商城曾经是一个有着250，000人口的城市，现在只有不到5，000的人口，而且这里还随时准备着撤退。日本人不定期地会向北进攻到河南南部，试图消灭那里的中国主力军队。
在当地地方官顾挺（KooTing），曾经是一个反对红军的指挥官不在的情况下，我成了商会的客人，并在商会总部为我安排了一间房。在那里我会见了城里商会的会长以及城市的地方官员。这里没有大型的群众组织，我的主人解释说，因为这里是老红区，除非是能精心地组织和领导，否则是很危险的。在商会周围的围墙上写着两道标语：“任何煽动民众和散播谣言的人都将被杀！”以及“百善孝为先”。
当地国民党代表闵遥（MingYao）先生，是一个带着冷漠和凶残面孔的年青人。当我问他关于民众组织的事情时，他举出了商会的例子；保甲总部；大米、面粉、以及棉花商业协会；有120名成员的理发师协会，以及有四百人的木工和泥瓦匠协会。他也说了些有关“城市外边”的一个小学以及一些农民组织。
当我要求去会见木工、泥瓦匠、理发师团体的代表，他回答他就是他们的代表，我可以跟他交谈。当我问他农民组织位于哪个村子时，他开始模糊其词，最后说他们并没有全部组织起来——他正在考虑组织他们，但是那将是非常困难，因为这一地带是老的苏区。他说，国民党正计划在潢川建立一个全民动员工作者的训练学校。赤匪曾经占领潢川和商城四年的时间。为了赶跑他们，政府军不得不把他们周围的树全部烧毁。其后，显然是忘记了自己说过什么，他又尖刻地指出赤匪自己烧毁了所有的森林。当我问为什么他们要那样做，他回答：“那些树都是地主的。”
我的主人，商会的会长，是一位老年人，曾经被红军抓捕，并因为是反动分子而被罚款两千大洋。他逃到了汉口，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了这一地区后回来了。我没有问他其后他做了些什么，因为他是旧时代的人，而在与这些人谈话时，我总是感觉自己时在趟过一片沼泽地。他同情地谈到地主的命运，但是却从不谈农民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