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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世纪
(续前)
几天后，当我们穿过日本人和外国人居住区，进入城墙包围的中国人居住的奉天，我们的马车夫回过头，大声地述说着最新的消息。少帅张学良刚刚枪毙了一位将军，所有人都被吓坏了。张少帅，好象邀请了一些高级官员去参加宴会，召唤他的军事上的首要对手杨宇霆将军进了一间偏房，然后枪杀了他。他将尸体送回了将军的家，顺便送去了一张数目极大的支票及一封信，信上声称死者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在其尸体前流下了很多的眼泪。
以前的规矩，奉天巨大的满是钢铁饰钉的城门清晨打开，直到午夜才关闭。在这次事件之后，每晚八点城门就关了，而且还有士兵们在城墙和街道上巡逻。几天后，这座城市恢复了正常，然而人们私下里仍然谈论着这件事。
在张少帅官邸的围墙阴影下，我们在一位中国人家里找到了避难所。奉天的生活就是中世纪，看更人打着铜锣在寂静的夜里告诉着时间。他们的声音高亢而悲凉，很快就被粗糙的乔木所吞没，没留下一点回声。除了两条主要的街道，整个世界都被冰雪覆盖着，而整座城市都处于白色的寂静里。房子都被包围在高墙内，四周都延伸着狭窄的街道。偶尔，从一些花园里伸出来的树枝斜斜地覆盖了街道；一轮满月从光秃秃的树枝透过来，在地上留下了淡淡的网状纹路。
在围墙内，我们经常听到那些从饥荒之地逃难来的农妇高高的声音：“给点吧！保佑你升官发财！”然后，深夜就将这些声音掩没得一干二净。
在晚上，我们会雇人力车到餐馆或是朋友住处。穿着软底鞋的高大车夫没发出一丝声响。远处，传来了乞丐的叫声和街头小摊贩的铃声或铜锣声。
一次，我们刚走出主街道，刚好看到一位缠足的妇女带着小孩走过，滑了一下，摔倒了。她篮子里少的可怜的粮食洒满了四周。一群人围了过来，大声讥笑着。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看着她周围的人，然后开始“骂街”。她诅咒着他们的母亲的母亲的灵魂以及他们母亲的母亲的母亲。她讲述着她们的乱伦以及其它不堪入耳的东西。她前前后后重复地骂了又骂，直到围观的人低下了头赶紧散开了。最后，她艰难地起身，站在她的“莲花脚”上，收集起她的粮食，蹒跚地走远了。
我在晚上拜访中国人，而白天则去工厂、学校、奉天的新兵工厂、以及其它机构。在哈尔滨时，我曾经写信给一位日本的女性朋友，让她介绍我去满州里的日本工厂。当介绍信到了之后，一个全新的世界向我敞开了大门。在一位日本人家里做客时，我认识到了日本人对于所有中国人及妇女的深深的歧视。他们谈到中国人的脏，腐败，狡猾以及他们的纳妾。
“许多日本女人嫁给了中国人。”我提醒一位教授。
“是的，”他憎恨地回答，“因为我们的妇女太顺从了。”
“不是所有的。”我回答。“我就是被一位现代的日本妇女介绍给你的。”
他的语音减弱了：“我们日本人从来都看不起这样的女人！”
他的妻子胆小的看了我一眼，然后低下了头。
通过这些日本人，我参观了日本工厂，抚顺煤矿，以及他们为中国人建立的学校。他们反对带我的中国翻译，但是我坚持不喜欢一个人独行。我暗示我的翻译不要露出他懂得日语的样子。假如我把他单独留在工厂车间而我继续前行的时候，如果可能，他将马上同中国工人进行交谈。
几乎所有的日本矿山或工厂里的工人都被迫生活在封闭的营房或宿舍里，除非有特别通行证，否则不准离开。很少有中国人对于工人们的命运有足够的兴趣，来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甚至是学生，通常被怀疑是潜在的或者真正的共产党，也没有与工人们的联系，并认为他们无足轻重。
象工厂一样，巨大的抚顺煤矿维持着劳工契约体制，一个奴隶制度的掩饰形式。这个制度在满州里和中国的所有的日本工厂里，中国许多的中国和外国工厂里，以及所有码头边的矿山中都存在着。那些独立的或是为富人工作的包工头，提供在几年内每天工作十、十二、或十四小时，而工钱或许每天只有二十分钱的工人。他会给工人简陋的食物和住处，可能每天只花五到十分钱。假如是在丝绸厂或棉纺厂，工头就会与几百个农村女孩签约，给她们的家里三十到五十元作为几年的卖身钱，而给女孩的是每月几个铜板。假如工人因结核病或心脏病而病倒，合同立即解除。工头们唯一的责任是，如果工人们在工作时死去，买一副简单的棺材，然后将棺材运回他们的家乡。
假如工人逃跑，警察会追捕他们，然后将他们送还他们的主人。以后的几年里，我就曾经听说上海英租界的警察逮捕了逃跑的女工，然后将她们再送回到她们主人那里的事件。
当我在抚顺的煤矿和营房宿舍中穿行时，我忍不住对矿工们消瘦的身体发出惊叹。时下正是冬天最寒冷的时刻，然而他们的衣服却都是又薄又破的棉衣，甚至连肌肉都暴露出来了。日本人从容地回答：“这些矿工将他们的钱浪费在喝酒、赌博、嫖妓上了。他们大多数人都有梅毒。我们公司开了一间门诊部，但是很少有人去看病。”
日本人确实提供医疗服务，而且抚顺矿工甚至还有一个澡堂。但是除非是矿难致伤，否则看病就不是免费的。当我谈到矿工的工作时间并非是他说的八小时而是十小时，而包工头发给矿工的工资是每天五分钱时，一位日本工程师非常惊慌。矿工们还常常因为漠不关心、迟到、迟钝、对工作不专心、“破坏”、或者“造反”而被罚款。在两个星期结算时，所有的工人都欠高利贷者的债务。矿山总是将头两个星期的工资作为抵押，而只有工人留下来直到合同结束，并且没有“鼓动”、建立工会或者罢工，他们才能得到被扣留的钱。
“契约制度不过是中国古老的习惯。”日本人告诉我。
我在奉天租房的房东家庭被新旧思想的冲突给分裂开了。这个家庭有一位父亲、母亲、两个儿子，以及前几个月父母因鼠疫去世的两个孙儿。因为欠债，父亲和两个儿子不得不出去躲在朋友家去，直到春节的来临。如果债务在除夕前还没能付清，那么债主在春节过去之前是不能来讨要还钱的。
我经常听到他们父子间高声的、愤怒的吵架声。那位老母亲，已经生了很多个孩子，但是幸存的只有这两个儿子。现在她已经胸部淘空了，越来越难看。她有时会将她的头转过去，以免我看到她哭红的眼睛。争吵的缘由是那位父亲想向我要钱还债。同时他还计划花七百块钱去买一个妾，一位十六岁的女孩。他那叛逆的儿子们则威胁他，要离开家然后去参军。
最古老的中国教义——子女的孝顺——在现代思想的猛攻下被撞得支离破碎，而在这个家庭里，基督教的影响是巨大的。两个儿子都在上中学，会说英语，读现代的书。哥哥是个基督教徒也是个民族主义者；弟弟则是基督教徒兼共产主义信徒。他们两个之间也要争论。信共产主义的儿子说少帅张学良是一个封建的军阀，谁惹恼了他就会被枪杀；哥哥则认为少帅成功地升起了国旗，并通过修建铁路和发展工业、扩大奉天的兵工厂、开办现代的军事院校培养年轻军官来抵抗日本人。当问到谁能取代少帅的位置时，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回答不上来。工人们没有被组织起来，即使是为了去抗日；而那些参与抵抗的学生和朝鲜民族主义者则被逮捕起来了。农民们被不值钱的纸币欺骗着，被地主、高利贷者、官员们盘剥着。
在许多官员们的宴会上，我建议成立工会作为抵抗日本人的一种手段。但是中国人、日本人以及所有的外国人都害怕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会要求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作时间，而且会变成共产主义匪徒。
当我离开奉天到大连和中国内地，我的学生翻译拒绝和我一起走。大连是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中，每个中国人都受到了监视。他所认识的一两个当地学生后来都“跑了”。当我达到大连，两个日本人点头哈腰地走向前来，将我带到一辆小轿车里。在奉天的“朋友”嘱咐他们带我去北满铁路的日本宾馆。我到了那，登记了——并交出了我的护照。当我出发去找几位日本教授时，那两个日本人早就在等着护送我了。在我呆在大连的那些日子里，他们随时地不知从哪里就钻了出来。
我试图象他们一样讲究礼数，但是从来没能成功过。我没法象他们一样地深深吸气，我也没法用打饱嗝来显示我对于满桌佳肴的赞赏。我也没法弯腰弯得更低，因为我的背上满是笔记本和我的文章的副本，让我无法弯腰。将这些东西随身携带而不是丢在宾馆里让我的侍卫们查看，我真是太没礼貌了。
不顾他们礼节性地抗议，我放弃了免费乘坐日本船的机会，坐上了一艘从大连到青岛的英国海运船。当我将大连的一些经历告诉船上的爱尔兰船长时，他大笑起来，然后跟我说起了他首次去大连时的发生事情。一位日本检疫官员登上了他的船，弯着腰，吸着气，然后宣布：
“我是瘟疫。”
“他的确就是！”那位爱尔兰船长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