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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的歌声
当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回到了休息的地方，我写下了我内心深处的忧伤。到目前为止，我曾经一直与那些试图抛开政治观点的不同，而以人类进步的为目的来进行思考的人呆在了一起。虽然也有黑暗时期，也有过分歧，但是我们都有唯一的渴望——解放中国，推动她前进。然而现在我好像已经冲破了那个迷人的圈子，闯入了一个黑暗、贫穷和压迫的海洋。在公路上，我发现没有一个口号表达了他们的希望，没有自信的歌声，没有民众的行动。病倒的民众随处可见，请求着帮助：婴儿有天生的梅毒——皮肤病——生疮的头——以及患溃疡的腿！有人告诉我，潢川有所教会医院，但是当我劝民众到那里接受治疗时，他们绝望地回答医院要收钱，而他们什么都没有。
“多么的贫困，多么的肮脏，多么的不健全！”我写道，“我已经用光了一半的药，但是这一切还没有尽头。只有巨大的变革才能结束这个悲剧！”
从一群强壮的农民正在训练的平台上，我可以俯瞰整个潢川——一个可以追溯到周朝的古老城市。老的内城位于一座高山上，四周是一道破旧的围墙，并环绕着护城河。我想到了古老的布拉格，中世纪的捷克城堡耸立在山上，蓝色的伏尔塔瓦河流在它的脚下流过。在我们后面，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大别山淡蓝色的轮廓落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
突然，人们开始从村庄里跑过麦田。空袭！我们逃到了一片墓地里，蹲在墓碑之间，看着天空。在北边，来了九个黑色的斑点。他们变得越来越大，在我们头上盘旋，然后向南飞去。
下午四点，我们通过了浅绿色河流上的一座桥梁，穿过了古城墙。在城门正上方，有一个口号：“镇压共产主义；他们是苏联走狗！”在墙上还有另外一幅：“头可断，但是心不能被征服！”
内城正处于军事管制。爬上石头台阶，我们穿过了三个军队的哨兵警戒线，每一个都搜查着每一个人。特别委员会的总部在山顶上，被另一排钢铁护栏环绕着。
特别专员麦大富（MaiTa-fu）是一位年轻的军事指挥，他是国民党员，从前是第一战区司令员陈诚将军的副官。他欢迎了我，然后为我们订了餐。在我们在等着吃饭时，他带我们穿过司令部，到了后面一个花园，我们马上发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两丛血红的玫瑰花，装扮着一个巨大而可爱的花园。花园里还有一个年久失修的石桌，周围是石头凳子，在另一边，是一座低矮的坟墓，里面埋葬的是公元前某个朝代的王子。
麦专员非常适合这个画面。他皮鞋闪闪发光，人非常英俊，而衣着也非常精良。带着巨大的荣耀感，他开始讨论我的休息场所。因为空袭，他建议我住在镇子上的三个基督教会里；他们有自己国家的旗帜悬挂在屋顶，而且他们长久以来没有遭受过轰炸。天主教会是受到怀疑的；一名意大利传教士被官方驱逐出去，因为他在日本人占领期间协助日本人。
我很不希望住在教会里。教会是那些从有活力的、有思想性的、斗争性强的国度来的少数外国人的绿洲。我宁愿去与中国人共度难关。一位副官因此被派到镇上去找一家客栈；他回来报告说客栈都太脏了。最后，我同意麦专员给美国路德教会写张字条。
最后，我在一个舒适的美国家庭里呆了几天，吃着美国食物，睡着如此柔软的床铺，让我直到半夜还睡不着。房间里甚至还挂着一幅猫拉小提琴的画。
教会的修女是Patterson修女和Quello修女，都是挪威后裔。前者是护士，后者是一位福音传道者，她刚刚从一个北方地区的两周巡游中回来。我进入了横跨河南的路德教会地带。
Patterson修女已经看惯了中国的丑恶一面，她已经变得愤世嫉俗。她谈到中国人顽固的唯物主义，中国人的腐败，以及土匪。Quello修女少有偏见，拥有一个生动描述的才能，更倾向于同情中国。在她最后一次行程中，她花了一个晚上呆在一个村子，阻止他们因害怕土匪而逃跑的举止。一名军官警告她，中国“修女”和她马上离开，但是这两个女人开始祈祷，其后她们安全地睡了一晚。第二天，村民开始返回，而她开始她通常的圣经课程，并办了一个复活大典。她所有的皈依者都是老妇女，她说，每次她回去时，她们就已经忘记了她之前教给她们的东西。让我感兴趣的是，大多数基督教的感化者都是那些怕死的老人。而年轻人一般大部分是“大米基督徒”。而且我还从来没看到过基督教士兵。
在访问过程中，我参观了潢川的军队门诊部。我在那看到了许多生病和受伤的人，但是却没有医疗设备。他们从来不会送他们的伤者到教会医院，因为他们付不起挂号费以及每天五十分钱的病房床位费用。路德教会医院从汉口免费接受国际红十字所提供的医疗设备，但是拒绝免费接收伤兵。Patterson修女争辩说，外国药品仅仅是为难民准备的，而这一地区没有难民；而且他们想送伤员过来的话，军队有足够的钱——特别是军官们总是非常有钱的。她主持着一个治疗穷人的小门诊部，但是病人必须能证明他们的贫穷。
一天，我住在医院的秘书报告说一个受伤的士兵已经在医院门口躺了四个小时了，但是因为没有八十分钱的挂号费以及每天五十分钱的床位费，医院拒绝接收他。我看着这个伤兵的血缓慢地流淌着，在担架上静静地等死。我付了挂号费，以及一个月的治疗费用，然后走进医院，去找那个无情的中国基督教医生，并要求他立刻去照看那位伤兵。因为已经付了钱，这个士兵被收纳了。
当我告诉Patterson修女，我将把这个事件汇报给国际红十字总会并公开报道这一事件时，她查看了她的文件，最后坚持要把钱还给我。但是在我呆在那里时，没有其它士兵被教会医院接收。医院接收这样一个病人并没有什么损失，因为国际红十字总是会为它的医院买单。即使他们对我个人非常友善，我仍然后悔我必须住在一家修道院里。
一天下午，在对麦大富（Maita-Fu）专员进行访问时，一次空袭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和平民一起，我们穿过或爬过了古老的城墙，到了郊区。郊外满是迷宫样的曲曲折折的狭窄的壕沟，里面有刚好容纳一个人的洞穴。我冲进一个这样的“狐狸洞”，向四周看着。在我四周，几百个头伸出了洞口，扫瞄着天空，每个人头上都用稻草或是树枝伪装着。
住在山顶上，被军队保护着，而且是享受着这个贫困的战区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生活方式，也许麦麦专员并没有看到或是根本不关心民众的艰苦命运。当他与我交谈时，我回忆起那首夜晚听到的忧伤的歌——我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同情或甚至是知道普通民众的命运。仅仅是中国人是不够的。
那天晚上，我和麦专员、地方长官、以及广西第七军副军长王春平（WangChun-ping）少将一块进餐。王少将正驻守着南方的前线。我们站在一幅巨大的军事地图前，研究着日本人和中国军队的位置，而他们则告诉我战争爆发以来他们所观察到的变化。
我喜欢王春平（WangChun-ping）少将是因为他象树节一样顽强。他是广西人；矮小而顽强，脸很难看，剃着光头，有一双罗圈腿。他的眼睛敏锐，而他的诚实非常让人喜欢。他是温文尔雅、英俊的特别专员的直接对照。他看起来对于任何事物的“顺其自然”没有兴趣，而且他判断胜利不仅仅是从军事角度，而且是从人民对于自己的军队以及敌人态度的改变角度来评价的。他说，在战争的第一个阶段，人们总是逃离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或者恐惧地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当日本人进攻时，他们仅仅是逃到附近的地方，然后等待着他们被击退。如果少数日本人进入一个村子，人们不再逃跑，而是杀死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