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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剑
“日本屠夫没有剑，美国人给了他们。”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说。在湖北老河口他的司令部呆了一天后，我问他有什么样的话可以让我转给美国人民。那是1939年12月1日，他的原话如下：
“中国希望美国宣布对日本实行全面的战争物资禁运。我相信美国人民是同情中国的，特别反对无区别地对待日本轰炸那些毫无防御的城市。但是他们的意志完全屈从于那些少数商人的私人利益。这是个可怕的事情。日本屠夫没有剑，但是美国人给了他们。”
我们交谈了一整天。开始是我访问他，然后他访问我，其后我们开始海阔天空地漫谈。
他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人，令人吃惊地博闻广见。他外表普通，他是西方任何国家里所常见到的那种人。他是广西人，有着波澜壮阔的军事经历，并有着多数军事人员所拥有的直接和坦率。
他的司令部位于老河口外一个小村子的两间小房子里。土墙上都用当地合作社生产的白纸糊着，天花板是普通的黄木板，地板上铺满了干净的黄色席子。外面大的房间是用来开军事会议的。一个铺着蓝色布的长桌子占据了里面的空间。在桌子上，放着一个巨大的乳白色花瓶，里面插着一种冬季开花植物的弯弯曲曲的枝干。在一堵墙上，张贴着一幅黑白的军事地图，上面划着红色圈以及方块，标识着日本人的位置。这副地图增加了这间房间的朴素美。
李将军的综合办公室和起居室连着这间会议室。里面有一张狭窄的木板床，一张堆满了文件的桌子，以及一个装满了书籍和杂志的木箱。里面还有两张安乐椅和其它的椅子，围着一个炽热的铜火盆摆着。墙上挂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的艺术照。一股融洽而祥和的气氛在这两间房子里弥漫着。一块面包，一壶酒，还有这么一间房子。
这么一个令人愉快而有学识的人指挥着一个战区是让人非常吃惊的，而且在台儿庄他还让强大的日本军队遭受了首次重大的军事失败。他谈到了许多世界事务，因为像所有中国人一样，他深深地意识到中国的斗争是与世界上所有人们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除了苏联，世界上没有民族拥有如此强烈的国际意识。李将军自己刚刚成为了Henry L•Stimson上校反侵略联盟的一员。他问到了为告诉美国人们中国的斗争真相而从海军辞职的埃文斯•卡尔逊现在命运如何，并问为什么美国不在太平洋与苏联人合作。美国对日本商业协定的终止引起了他的某些乐观情绪，认为美国的政策在变化。但是他并不依此来判断中国的抗战。
讨论到这场战争，他说：
“我们以空间换时间。我们是持久战，开展运动和游击战，组织民众，提高我们的行政效率，与日本人进行消耗战。我们的人力是无限的，而且随着日本人每前进一步，全民的民族意识就不断增强。时间和人的精神是我们的盟友。作为一个基地，日本是非常虚弱的，因为它所有的战争资源都需要从外国进口——主要是从美国。这是个可怕的事情，因为日本人也是美国的致命敌人……日本人知道他们在中国没有未来。他们不可能放弃已经所获得的东西，他们也不能撤退。因此他们叫嚣着投降来换取和平，而像汪精卫这样的卖国贼以及他的随从——那些无耻的被收买的机会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响应了他们。日本人叫嚣的和平就像希特勒在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以后的所做的——一个杀光了他的受害者以后的土匪在大谈着人性。”
一次，他作了一个可怕的声明：
“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美国商人可以卖武器给欧洲而不是日本。因此我们期待着美国对远东政策的一个变化。”
在下午，我报告了我的行程以及所看到的东西。然后他告诉我，在即将到来的冬季攻势里，我可以到前线去。当我准备好后，他会用他的车送我到南边的樊城去，那里广西军队的11集团军的总部就在汉水边。他建议我去少将钟毅指挥的173师。
我们互相敬礼，然后分开了。这是我在中国印象最为深刻的几天。
在我离开前，将军叫我注意第五战区里的朝鲜自愿小组，因此我安排了行程去访问他们。
李延师上尉是这个老河口朝鲜自愿者小组的队长，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四个伙伴——其中一位是妇女——并告诉我还有五个人在前线。然后他开始回答我关于他们这个小组的许多问题。
据说在整个中国有500-1，000名朝鲜自愿者，都是在四个不同战区里服务的政工人员。由于日本人开始利用朝鲜士兵，自愿者因此而被送到前线，对这些士兵进行策反。
老河口的自愿者责任重大。所有敌人的文件和广播都被送到他们这里来进行研究，分析，并翻译成中文。他们还主持着秘密的对日本前线军队的传单和宣传小册子的工作，并在第五战区政治部所建成的日语学校里担任教师，这所学校目前有两百位中国人正在学习。每天有三个小时，他们给日本战俘讲中日战争的背景，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社会科学，以及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