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人的剑
“你们可以学啊！”李上尉回答，奇怪地看着他；而我也趁机鼓励他们，告诉他们还年轻，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学习。我告诉他，西方国家的人能够做到，难道他们比西方人低等吗？
Ito几乎要炸开了。他又一次对着我扬起下巴，他告诉我日本人不会比任何西方人低等。好，我回答，然后建议他先证明自己不比许多死在日本监狱的日本革命家低等。这些人不比任何人低等，无论是白种人还是有色人种。“继续他们的工作，”我激励着这三个人，“如果你们做不到，你们的军队在历史上就将只是屠夫和强奸犯。然而，我并不只是单独责难你们的部队——今天一位中国将军告诉我，你们并没有剑，而我的国家则给了你们。因此我们都是罪犯。”
李上尉为我们做翻译，开始用低沉而有感情的声音说着日语，好像我们的话已经挖掘出了他内心深处的情感源泉。日本人坐在那里盯着我。
合作社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国工业合作社已经在中国西部遍地开花。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到1939年12月——老河口有了六个纺织工业合作社，一个造纸合作社，一个生产精纺机，一个生产蜡烛、香皂、棉布、和薄纱的化学原材料，以及三个炼油厂。六个月以后，在这个省里已经有二十四个合作社，其中两个是被第五战区的妇女委员会管理的。
一天早上，我走进了一家工业合作社，发现有六名逃难者正在纺织机上工作。这是我这些年来所访问的最令人兴奋的地方之一。当我进来时，人们正在机器旁唱歌——这是我在中国第一次听到的歌。整个城市大多数的夜晚都是在脚步上度过的：晚上有三次空袭警报。但是工人们看起来不为所动，因为这已经是他们生存的一部分了。白天，多数人都在城外睡觉，下午很晚才回来。但是合作社整个白天都在工作；他们甚至在空袭来临时也没有试图去逃跑。
合作社既是一个家庭又是一个小的自治政权。它的监察委员会是它的成员从他们自己中选举出来的。每个月他们都集中起来听生意报告，来讨论他们的工作、经济问题以及他们的个人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他们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开工会会议，出版自己的墙报，并参加夜校。他们甚至有自己的戏剧团。小于12岁的小孩不准工作；一个合作社的小学收留了他们。小孩和老人都有相应的津贴。
合作社里的成员平均收入是15元一个月；如果有利润，就根据每个人所投入的股份来进行分配。之前的一个月，已经有了300美元的利润，但是工人们决心留出20％作为存款，10％作为储备资金，10％作为“公众服务资金”，例如教育和医疗，还有10％作为成员的养老金。他们刚刚也向重庆的工业合作社总部申请了一个10，000美元的长期贷款，如果能够成功，他们希望能采购到好的原材料并招入更多的工人。难民的名单非常长，他们中许多人是熟练工人，有些人是需要经过培训的。
这个工厂也有两个熟练的“高薪水”的专家，两个人都是受过教育的逃难者。一个是厂长，是每月50美元；而另一个是会计兼薄记员，为每月40美元。厂长废寝忘食地工作着。他觉得这个小工厂对赢得战争是有用的。在工厂前面有一个小商店在卖东西，但是他正计划在市中心开一个更大的商店。这会给大商人们带来些麻烦，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
有些工厂主和官员说合作社将工人们毁了，因为他们现在又独立又骄傲。合作社作为战时临时措施是对的，他们说，但是在战后怎么办？与此同时，合作社的工人们疯狂地工作着。一个纺织工人在与我交谈时，他的脚还不停地操控着梭子。他曾经是安徽的一个小商人，后来战争将他的生意毁了，此后他学会了纺织，以便参加合作社。任何事物都不能将他赶走了，他说。他一天能够织二十英寸的布。
十五个女孩在操控着织袜机。她们一天能织五双，卖给商店价格为5.6美元一打。市场上的零售价格太高了，厂长说，而商人们正在威胁要求政府放低对日货的抵制，如果他们不降价的话。
一个女孩抬头说：“我不认为政府会这么做！我会要求抵制更加严格。我们根本无法与廉价的日货竞争！”
“我们所需要的是更多的合作社，”另一个女孩声明。“那样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我想起了战前那些害羞不善于表达的女孩们。这些战时合作社里诞生一类新新妇女——实际上应该说是新新人类。
厂长却还是有他的担心和困惑。他想生产工作和福利工作不能混为一谈。就像现在一样，合作社有时损失钱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不工作的孩子和老人要抚养。他想合作社只应有生产工人，而他们的钱足够维持他们的家庭。然而他也知道，他说，合作社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难民问题，并为所有的民众服务。
当我们交谈时，我们听到空袭警报的哀号声，以及附近教堂钟楼上的钟声。工人们抬起头听着，唱歌声和私语声停了。工厂在城市的边缘，而教堂上飞扬着意大利国旗，因此这里被轰炸的可能性比市中心要低。工厂里的机器依然“嗡嗡”作响。
当“紧急警报”响起时，每个人更加小心地听着了。很快轰炸机的呼啸声压过了机器的“嗡嗡”声。
“剑又出手了！”我恐惧地想着，想起了李将军的话。最后，呼啸声过去了，开始慢慢减弱。但是今天会发生什么——明天呢？
“告诉你的同胞——”
在1939年12月6日的晚上十点，我在湖北中部樊城的一家小客栈里等着；在那里，我将作为广西11集团军的客人呆几天。最后一位年轻的军官来了，然后说：“钟毅将军现在有空，正在附近等着你。”
他带我的秘书和我沿着黑黑的铺满鹅卵石的主街道，穿过了一排炸毁的建筑，进入了一个荒凉、部分被毁的房屋。我们走上了摇摇晃晃的梯子，到了一个巨大的像厅一样的房间，里面摆着许多粗糙的长凳和椅子，还有三四张桌子。地板和窗台上的灰尘都被人弄得很凌乱，因为中国的冬季攻势马上就要开始。而在这个房间，我知道，几千个人的命运刚刚就被决定了。
在一张桌上的蜡烛旁边，放着一个翻过来的军帽。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了一个穿着黄褐色军装的人坐在桌子后面。他完全平静地站了起来，脸朝着我，黑眼睛正在鉴赏着我。他是一位中等身材的人，非常年轻——我后来得知他是三十九岁。这张脸与其说是英俊不如说是令人愉悦，而当他说话时，他的低沉的声音像音乐般柔和，里面蕴含着深深的渴望。我以前也听到过这样的声音，而且几乎是很快就跟这样的人交上了朋友。
这是我与铁军173师的指挥官钟毅少将的第一次会面。我们坐在桌子旁，蜡烛在我们之间，而我好像认识他已经很久了。他也许应该说：“正如我以前所告诉你的——”
这个晚上，他说了很多别人已经说过的话题，这容易让人听起来就好像就是在背书一样。但是当他说起这些话题时，听起来好像是完全发自他内心深处的东西。“我们有我们的信心，”他说。“胜利不会轻易到来，但是我们一定会战斗到胜利为止。我们充满信心——告诉你的同胞……”
后来在他的司令部，他告诉我他出生于广西扶来县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一名教师，而他自己也曾经想从事同样的职业。但是国家的革命运动唤醒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随后他参加了一个军事院校。当1927年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内战爆发，他拒绝参加，而是隐退到日本学习了一段时间，并以助教谋生。在离开日本以后，他继续在上海教书，直到日本人侵略开始，其后他返回了军队；他从那以后，一直在主要的前线战斗。由于中国的军事人员都是基于战功而不是参军年限提拔，他现在已经是位少将。他的师已经掩护了中国的多次撤退，在后面进行后卫阻击站，而且他的师几次几乎是全军覆没。在日本人于5月所发动的最后一次大的进攻中，他又一次损失了大部分的力量，而现在正从广西招募新兵进行训练。
第二天黎明，我的秘书和我以及钟毅将军的秘书一起上了船，通过汉水到他的司令部去。一次，我们在河边的一条支流抛锚，等着敌人的轰炸机过去。我们看着轰炸机盘旋，俯冲，然后轰炸了樊城以及它那古老的兄妹城市，襄阳。那里有一家美国瑞典裔的教会医院，已经装满了空袭的受害者，现在那里会有更多的受害者了。虽然它座落于市郊，还挂着美国国旗，那所医院还是被轰炸了两次。
钟毅少将在他总部的前面与我们碰了面。他没戴军帽，而他柔和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欢迎着我们，说我是第一位“对即将开赴前线的部队”这么关心的外国朋友。这样的朋友才有价值，他补充说，因为出版物到达前线要几个月的时间，而无线电仅仅是用来发电报的。
他把我介绍给一位会说英语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是学政治的。在这里我又一次接触到了某些社会冲突，因为不久以前，我听说许多受教育的年轻人都因为被怀疑有“危险的思想”而被第五战区司令部赶走了。听到这一次“清理”行动，钟将军拍电报要这位年轻人到他的参谋团，来教他学习政治。
副师长是旧式中国的产物，开始在早餐桌上为可怜的食物道歉，虽然菜肴已经是非常丰盛了。接下来的交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钟将军问关于我的旅行以及工作方面的事情，然后我们谈到了整个中国伤员的凄惨境遇。在他的师里，有很多相当好的外科医生，但是他们的医疗设备非常有限。在早餐后，我们到了将军的房间，又继续交谈了好几个小时。他不停地四处走动着，说起他的最后一次的军事行动。他的声音颤抖着，眼睛暗淡起来，他说：“我能听到伤员的哭喊声，但是却无法帮上任何忙。”日本人曾经对他的一个团使用毒气弹。
我问他，如果日本军队遭受了重大失败，他认为会发生什么。
“很难说，”他回答。“他们的士气是依靠胜利来维持的。战略上来说，他们维持绥远到广东这么长的战线是非常困难的。我确信他们与苏联所达成的和平协定是暂时的权宜之计，而当时机到来，这两个国家将继续开战。随后日本人就将被击败。但是现在这个不会发生。日本将它的眼光放在荷属东印度群岛；那将使他们不再依靠美国石油和其它供给。”
他开始问我有关美国政策以及日本人在美国的间谍和宣传活动的尖锐问题。他不能很确切地明白，他说，为什么美国的行为如此愚蠢——除非它希望中国和日本都会因这场战争而削弱，而他们以后则可以轻易地剥削这两个国家。
在另一个场合，三位年轻的军官害羞地带着我去了他们的“俱乐部”——一栋低矮的泥土墙房子。战争的书籍和杂志四处放着，墙上挂满了地图和标语，还有居里夫人、马克尼、巴斯特、林肯、华盛顿、以及其他许多人的画像。在房间尽头挂着国旗和国民党党旗，而这下面就是孙逸仙博士和蒋委员长的巨幅画像。
一群年轻军官跑过来告诉我们他们训练士兵的方式，而不一会他们就带我去了一栋房屋里，在那儿大约两百名年轻的“政治士兵”正在等着，手里拿着笔记本和铅笔；这个师刚刚推广了一套新的体制，来将有文化的士兵训练成军队中的政治教育者。团长介绍我为“中国的外国朋友，非常关心即将上前线的队伍。”，并宣布我将为他们报告敌后战争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