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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的同胞——”
一天黎明，当白霜在枯草边缘上闪闪发光的时候，我试图将身体里和头脑里的寒意消除掉，准备另一场演讲。钟毅将军和我一起站在一个小山上，将我介绍给他的随从。我将外衣领子紧紧地围住我的脖子，并开始尽力打起精神讲解国际形势。其后，我们都走进司令部，那些随从们问我有关世界大事的各个问题，虽然他们远比我要知道的多。当我们讨论时，我们端起了冲了鸡蛋的热酒糟。这道美味是为我特别定做的，因为这个师像其它所有军队一样，一天只开两餐。
很快，对于这个师的全面访问开始了。一个重庆来的高级军事代表团来检查那些参加冬季攻势的军队训练和装备情况。在他们到达我们的战区时，广阔的平原和贫瘠的高原好像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盛会会场。我好像在参观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古老油画。军队在跑步前进、在假想的战场上战斗，而每个地方都是迫击炮空包弹的回响，机关枪的连续的射击声，以及步枪的尖叫声。我甚至无法想象，在不到半年的时间，这些人大部分都将死去。
当检阅和军演结束后，我们返回了师部，沿着摆满菜的长桌子站着。冬天的太阳照射在军官们衣领上金黄色的徽章上。当钟少将四处走动时，他们恭喜了他，因为他的师是中国最好的师之一。他若有所思地听着，很少有回应。有几次，他停下来和我交换了几句话，而我则感觉到了他身上挥之不去的忧郁。
那天晚上，在一间巨大的竹棚餐厅里，摆了七桌丰盛的酒宴。我坐在钟将军和一位重庆过来的检查官之间；我们对面是高大而强壮的莫将军，173师所属的84军的军长。交谈始终保持着正式而礼貌的方式，直到酒精让人们的神经轻松下来。然后每个人开始举起酒杯，称赞着演习的成功。
拘谨的副师长从一张远远的桌子跑过来，举起他的酒杯，吟了一首古诗为我祝酒。遵从风俗，我站了起来，举着酒杯，回应了一首诗，但是是谁写的我却记不起来了。副师长回忆出来了，整个桌子爆发出一片掌声。我确信没有其他任何人是如此的亲切，没有人能比这些为了他们的理想而愿意直面死亡的人更加高尚。
当我坐下时，钟将军举起他的酒杯，在嘴唇上沾了沾，然后说：“你让许多中国的男人感到羞耻。”
“你也是，”我不假思索的回答，但是马上声音颤抖了；因为我看出他不是为了礼节而说出来的，而是发自他的内心说出了这句话。如果他知道我不勇敢，他还会说这番话吗？我害怕空袭，而且对自己说了一千次以上的我痛恨战争，我不适应于战争，他会怎么想？我研究着他，看着他将自己的酒杯在手指间转来转去，盯着它，旁若无人。不，像他这样的人也不适合于战争。他应该呆在试验室里，或者是在大学的讲台上。但是如果他遵从了他的爱好，中国就将根本没有试验室，没有大学。
他站起来，声音在餐厅里回荡，而每个人都停了下来。他开始谈到演习回顾，以及他将参加的冬季攻势，并发誓为国战斗到底。当他结束之时，宴会上出现了长久的寂静，直到我们坐了下来。
高级检查官去了其它军队，但是夜间演习继续进行。我和钟毅及其随从一起，走过黑暗的小路，穿过岗哨静静守卫的麦田。天上没有月亮，只有星星在黑暗的天空发出微弱的光。仅有的声音就是我们的脚步声。“敌人的探照灯！”钟毅大叫。黑黑的队伍扑倒，没有移动，枪已经拉开了栓。我们继续向前，直到我们到达了一个阵地，看着士兵们偷偷地向一个沉睡地村子包围过去。当然我们那天晚上占领了所有的敌人阵地。
后来士兵们唱着将马赛曲填上了中国歌词的军歌返回了，队伍在黑暗的夜里看起来时断时续……。
当我坐在点着蜡烛的桌子旁，与我的朋友们一起聊天时，有时感觉自己好像是进入了中国的心脏。人种和国籍的栅栏不见了，我们都是追寻着同一个普世目标的普通人。钟毅问我，是否认为美国、英国、和法国真心希望中国胜利。英国人肯定害怕中国人的胜利会对印度人产生影响，而法国则害怕会影响印度支那。我同意，相信如果中国没有被征服，没有法西斯化，就将成为受压迫的亚洲人民的先锋。但是我确信，如果不同国家的普通人知道了事实真相，他们就会同情中国。
钟毅又一次试图谈论困扰他的疑惑和担心，而那是我在他演讲结束以前就已经知道的。我们谈到了日本人向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和其它战争资源无休止的行动。我是否认为美国商人逃避了对日本战争资源的“道德禁运”的责任？我确信是如此。一次他问，我是否认为中国应该采取资本主义制度，虽然它剥夺了几百万人的利益，饿死了几百万人，而且还导致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我很怀疑。他半对着自己说：“人们都害怕死亡。他们为自己和子孙的安全聚敛财富；但是随后世界又会是动荡不安。”
他和我究竟以前究竟在哪里谈论过，我有时非常困惑。什么东西萦绕在我的脑海中，象是忘掉了大半的音乐一样。后来，在黑暗中躺在我铺满金黄色稻草的床上，我会静静地听着夜晚的声响，一千次地想着在战场前沿所形成的那种精神上的联系，如此难以捉模，但是却比钢铁更加坚强。
在我跟着钟毅将军的一名军官到前线的一个团去访问的前一晚，我们聚集在一起，吃了最后一顿晚餐。摇曳的蜡烛光照射在精美的小酒杯和装着老白干和甜米酒的酒壶上。我已经安排好，当他们开拔前线的命令下来时，就将返回，因为我希望能写出一部从战斗开始一直到战斗结束的完整小说。想到他所在部队即将面临的凶险任务，钟毅犹豫了，然后说他会真心地欢迎我。那天晚上，我们很少谈到政治，而是更多的谈论到诗歌和小说，以及艺术和戏剧。我们讲述着故事，然后为了地球上的一切事物干杯。我为了那些“为了他们所无法看到的文明”而牺牲的士兵和军官举杯，而钟毅则为了“勇敢而有学识的妇女”而干杯。对此我表示抗议，坚持说我既不勇敢也没有学识，仅仅是“对于历史的好奇”。整个桌子上大笑起来，开始为“对于历史的好奇”而干杯。
那天晚上的话题真是太多了！一次，我记起了一名年轻的穆斯林军官开始自夸《可兰经》的力量，说他知道一个死去的人，在将《可兰经》放到他的尸体上时，他的身体又恢复了柔软！然后有人质疑这个说法，声明生命中的最好的三件事情就是美国房子，日本妻子，以及中国食物。我告诉那位年轻人，他喜欢日本妻子是因为她是地球上最顺从的奴隶。钟毅听着这一切，然后问我，我是否在西安看到一座有名的贞节牌坊，是给一位等了上前线的丈夫十八年的女人的。她陷入了可怕的贫困，但是却对她的丈夫充满了信心。我对这样的一个女人有何看法？他问，满怀希望地看着我。在我回答之前，副师长声明这个故事是对中国妇女美德的颂歌。这当然是可贵的，我说，但是那位丈夫这十八年来又做了些什么，而且我在哪里可以看到一座忠诚的男人的贞节牌坊呢？
一个年轻的诗人站起来，然后优雅地说：“我为忠诚的将军贞节牌坊而干杯！”然后大笑着坐回了椅子。
很快他们大部分就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开始大声地彼此争论着。
但是钟毅弯腰向前，然后问：“一位现代的女性在这十八年里会做些什么？”我则反驳：“一位现代的将军又会做些什么呢？”副师长看起来似乎被我们的轻浮给吓呆了，但是我们弯着腰，在摇曳的烛光中大笑了起来。
第二天黎明，钟毅和我们走到了河边。我们静静地站了一会，然后我说：“当你接到命令上前线时，请通知我，我会回到你的师，报道你们。”
“我会欢迎你的，”他说。然后他平静地张开手，我看到了一枚绿色的小戒指。
“这是一个上前线的人给我的，”他说，“它不值钱，但是是希望和信心的象征。拿着它吧。”
我说不出话来。
我们上了船，然后将马牵上来过了河。上岸后，我们骑着马上了山，向着一个村子前进。钟毅仍然站在河的另一边，孤独一人。我转过马头，挥了挥手。他举起了他的手，一直举着，直到村子的围墙挡住了我们。
那位脸上有痘痕的上校大叫着什么，我们都飞速地跑起来，沿着冰冷的公路向前线奔去。
钟毅的519团给我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团长是上校杨章城，是我的东道主，带领整个团出来欢迎我了。杨上校看起来象是一块经历了许多风雨而伤痕累累的大石头。士兵们都喜欢而且信任他，说他是一位“冷酷而心肠好的人，而且生来就不怕任何东西。”有时，我看到他拍着一个岗哨的肩膀，问他情况如何；士兵会微笑着立正，说情况正常，并问他是否喜欢寒冷的天气。
“当我参军时，我只有十六岁，”杨上校在回答问题时说。“我现在已经是三十四岁的老人了——在团里是最老的。”
他也是最不善言辞的一个，而我不得不从他的嘴里问出话来。“我家庭是贫苦的农民，”他告诉我。“当我离开家时，他们用红纸包了二十文钱，告诉我用它去买些吃的。我姑妈不是让我来参军，而是让我出来到国外去挣钱。我说：‘胡说——我会为我的国家而服务！’但是她说：‘让你的国家见鬼去吧！’不，我从来没有结过婚。我太丑了，没有姑娘喜欢我。他们叫我‘杨麻子’，说我象公鸡一样。因此我当兵当了很多年。当日本人开始侵略中国时，我是一个连长。在上海战役后，我们在苏州战斗，掩护撤退。我们在中国中部各个地方都打遍了，而且还在汉口参加了保卫战。现在我们是一个团了。”
我从来没有像在519团一样这么努力地工作过。在这里，我要为训练营里的政治工作士兵演讲，与军营里的士兵交谈，而且还要收集战斗故事。军队里有80％的士兵是农民，10％是工人，还有10％是学生。所有人都在二十和三十岁之间。70％以上的是文盲，但是他们很遗憾，说他们大部分人都是新招来的，刚刚开始读写学习竞赛。“下次再来吧，”他们说。
晚上我和年轻军官们围坐在篝火旁，听他们给我讲战斗故事。当我们交谈时，跳跃的火苗照射在他们身后一堵墙上的标语上：将军队炼成钢！但是我注意到一个年轻的军官从来没有笑过，哀伤地坐着，眼睛暗淡无光；一次他看向我的脸，似乎是想找些什么，找那些战争爆发前丢失了很久的东西。他坐在篝火旁象是鬼魂一样，而从之前杨上校所说的话中，我明白是为什么。这个团，他说，曾经是131师——这个师除了这个团没有其他人生存，而这个团里的大部分人也都是新招来的。
“我们损失了太多的指挥官，军队里不得不把我推上了团长的位置，”杨上校补充说。没人对此抱怨，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提拔上来的。他们的训练是在战场上完成的。
一名官员告诉我，在战争刚开始的几个月里，对待那些举手投降的敌人战俘是不留活口的。数千的放弃了武装的中国军队在南京被屠杀的新闻已经传遍了整个中国，跟他们一起被杀的还有那些不能动弹的伤员。当杨上校看到祈求怜悯的日本人时，他的声音变得高亢起来，大喊着：“杀～～！”，他的人马上就冲上前去了，没留下一个活口。
副团长郭平，在战争开始时还是个学生诗人。他是一家广西报纸的通讯记者，但是很少有时间去写作。他二十五岁，他说，已经被政府表彰过，因为他在苏州陷落时曾经指挥着一支连队掩护着整个军队的撤退。131师担任后防，当敌人进攻时，负责从每一个村子撤出平民。
而当我要郭平告诉我一些英雄故事时，他开始说他想不起来了！犹犹豫豫地，他提到了几个事件：另一位副团长刘希礼，曾经带领他的连队袭击日本人的车队，消灭了它，杀死了一个日军高级参谋官，带回了有价值的文件。日本人带着许多女人，她们也一起被杀了。刘副团长还曾经在敌人包围时驻守四个战略性的村庄一个小时，结果连队的一半人被打死，而他自己也受了两次伤。当他们的任务完成时，刘命令他连队中少数活下来的人撤退；他自己则和一个受伤的通讯员断后，杀死了7名想抓捕他们的日本人。
郭平和团里的政治专员帮助政治工作者创办了一份月度的前线杂志，《白刃》。这份杂志是这个团在一个战区驻守了六个月时候诞生的。它发表战士们所写的故事，诗歌，歌曲，以及散文。从这本杂志上，我从某位战士的日记里精选了部分，如下：
几颗星星在天空中闪烁着，风呼啸着，天气非常寒冷。我们行军通过了沉默的大山。没有一只狗叫，没有公鸡打鸣，这里没有人的气息。一切都逃走了。当我们到这时，没想到是这样。
我们将守卫随县。我们必须占领并守住1752高地。我们穿过农庄，爬上低矮的小山，散开来覆盖了整个山头，等待着命令。随后到处都响起子弹的尖叫声“噼－啪！噼－啪！噼－啪！”。我们的小野炮带着巨大的声音向前发射。到处都在冒烟，整座山都像要震动起来。一个小时后，太阳升起来了，红的像喝醉了一样。军号响起，命令我们冲锋，我们把刺刀都上到了枪头上。我们起身向前冲，机关枪和野炮怀恨地痛击着。
“杀！杀！”我们象风暴一样席卷了1752高地。敌人的尸体在地上到处都是，他们的血把草地染红了。地上太滑了。
战争结束后，我们站成一排。我向我的队伍尽头望去，看到它非常短。我们的二十四位兄弟死去了。龙运安，我们的副团长受了伤；而我们的营长战死了。另一个连的连长和两个副连长受了伤，被送到了医院。
另一个士兵写得更加流利：
早餐后，一天又开始了。早晨的阳光散布在我们的阵地上。这让我们的心情愉快起来。老左坐在石头上，唱着“南阳关”（一个京剧唱段）。他的声音太粗糙了，我听着太难受了，却阻止不了他。
突然，我记起广西学生军今天会到前线来对我们慰问。我取出小刀和镜子，开始剪掉或拔掉我下巴上的胡子。老左不停地向我吼着。“你在干吗？”他问。
“广西学生军今天回来，也许其中会有女孩会因为我干净的下巴而看上我。”
“我更愿意去想——，”他说。
老左是个王八蛋，专门想这些事情。他真的是堕落了。上次樊城－襄阳慰问团过来时，他盯着女人就象是饿狗盯着野鹅一样。
“你真是个王八蛋！”我对他说。他毫不在意，然后又开始吼出又一首歌，而我则觉得更加难受了。我拿起我的水壶，润湿了下巴，把所有的胡子都拔了出来……。
下午，广西学生军来了。总共有七八个男女学生，都很年轻，男人们的头发有两寸长。他们穿得和我们一样，但是没有枪。他们戴着皮帽，和红臂章。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到了我们的阵地。他们大概一样大，我怀疑他们是不是夫妻。那位男的叫我们老乡，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广西人。我们告诉他们，不仅仅是广西人是老乡，所有中国人都是老乡。
他们给我们讲了广西老家人的情况。桂林已经被经常轰炸了，他们说，但是损失并不严重。政府已经命令给军属家庭300磅的免费大米。我们的家庭都不能征税，或是征用劳力。我们不要担心，他们说，因为我们的家里都被照料得很好。
老左始终坐在那里死盯着那位女学生。他让我们都很恼火。一次，他对那个女学生说：“我还没有结婚。你对这有什么看法？”
“那没什么，”那位男学生说。“如果你胜利后回到家里，女孩嫁给你就是一个荣耀。”
老左回答：“可惜的是，我很难看，我不会坐在一边把下巴的胡子拔光。”
那位女学生笑了起来，说如果他能象英雄一样回家，他就能娶到最漂亮的女人。老左只有说：“呼～！”
当学生们走了，我们都嘲笑老左，但是他让我们——去操自己。
我痛恨整天没事干然后听着老左唱歌。还不如去缴一把敌人的三八大盖。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在中国中部的战场上，我很奇怪没有任何消息从少将钟毅的师传过来。然而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怎么会有信传过来呢？我经常问有关这个师的情况，可是人们总是各有各的说法。有人说这个师转移到了大洪山的中部防线上去了，但是却很不肯定。没人确切地知道这个师的位置在哪。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我不知道已经旅行了多少公里，走过了多少条路，向多少士兵和民众发表了演讲，帮助了多少伤兵——都是在敌人没日没夜的大炮的轰鸣声中和飞机的呼啸声中进行的。在四月，一个周期性的疾病伴随着疟疾让我不得不住进了宜昌后方的一家教会医院；在无法治愈时，我不得不到了重庆。
一天，当我正在一个人呆着时，一个曾经和我一起去中部前线的年轻诗人罗凡，穿过了扬子江，现在过来看我。他带来了一封几经转寄的信给我。这是钟毅用英语所写的信，尽管他并不擅长于英语。信件注明的日期是二月初。他的师，他写道，将要到陈县前线，而我可以到那里去会合他们。最后的几行让我非常担心，因为这好像是要道永别一样。“你是一位作家，”他写道。“你必须告诉你的同胞，我们将殊死战斗，直到最后的胜利。不要忘了。”
我让罗凡等一会，以便我复原后一起重返前线。但是疟疾不停的复发，让我非常痛苦，除了演讲我任何事情都做不了；我举办了前线战利品抽奖销售活动，筹集资金来购买医疗用品。我将供给送给了许多部队，包括许多箱给钟毅的173师。此外，我还劝使重庆的国际妇女俱乐部收养了173师，为他们制作外科包扎用品。
其后一天，罗凡又跑来见我，说钟毅的师已经被消灭，钟毅自己也已经被俘或是被杀。我拒绝相信这个消息，说这不过是又一个谣言罢了。我根本不相信它，然而这个消息却让我的心里一片冰凉。
罗凡走开了。当他回来时，他带来了一位广西军队的军官。我像在梦里一样听着他们的讲话。日本人带着飞机、坦克、汽车穿过了湖北北部的麦田。钟毅的师又一次被安排在后面掩护撤退。他们背靠唐河作战，并试图绕到敌人后面去。在1940年5月9日，在庄泰镇，他的师部被包围了。五十四名男士兵和许多政治部的女士兵在激烈的战斗中被杀。钟毅带着两个卫兵逃到了麦地里。最后，为避免被抓，他举起手枪自杀了。
在敌人撤走后，一个成功逃脱的卫兵雇了一个农民到了那片麦田，找到了他的师长，掩埋了他。后来，钟将军的兄弟去了老河口，然后到了那个战场。他挖出了钟毅的遗体，带到了重庆进行国葬。士兵们在沉闷的鼓声中行进着，蒋委员长追赠了崇高的荣誉给他……。
在葬礼的那天晚上，我看着窗外那一排排指向昏暗天空的树木。夜晚就如同我的思想一样黑暗而沉思着。我一次又一次地从钟毅所参与的战斗中逃生。我不停地想象着他站在河边，举手告别，嘴里说着什么……是的，“这是希望和信心的象征。”我看到敌人的飞机、坦克和汽车不断地涌上来——从我自己国家送来的钢铁死神；而我整个身体里都溢满了胆汁一般的苦涩。我看到敌人潮水般冲向唐河边的师部，我看到蔑视的枪火火苗从麦田里每一扇窗户和每一条沟渠里冒出来；我听到了枪声逐渐消逝，看到钟毅跑进麦田，用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心脏。这个师好像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是整个世界的一个缩影，而我的大脑变成了一个绝望的海洋。我鄙视自己，鄙视自己没有返回173师，鄙视自己没有和自己的朋友一起被来自我自己国家的武器一起杀死。
几个星期过去了。一天，两封信从中国中部的前线过来了。一封是84军（173师所属）军长莫许志将军写的粗体的官方慰问信。军长详细地告诉了我钟毅是如何“光荣地牺牲”了他自己。另一封是来自173师的残余部队，现在又一次被补充了兵源，正在进行训练。173师希望我为广西军队所出版的一本书来写钟毅将军的事迹。我一百次地想提笔来写，但是有很多个月我根本不敢去想这些可怕的事情。
在那年的秋天，我到了钟毅的老家广西省。我碰到了他的兄弟，与他进行了交谈，然后去了桂林外的山上，单独地站在他的坟前。这一切看起来都是虚幻的。只有我的回忆是真实的——我的回忆和我手上的翡翠戒指，以及他那张在中国大地另一端的脸。
他的脸在中国大地的另一端……在他的阴影下，士兵们蹲伏着，奔跑着，前进着，歌唱着……人们在点着蜡烛的房间里严肃而愉快地交谈着……钟毅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了过来：“我们有信心——告诉你的同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