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共合作的蜜月
中、日全面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随着华北、华东大地的相继陷落，武汉，就象个秋后熟透了的果子，孤零零地悬挂着，随时都可能落向地面。贪婪的日本人唾涎它，是想把这颗肥大的硕果揣入腰间，再给中国一次重击。中国人关注它，是想抵住外来强盗的暴虐，保护已越来越少的果实。
武汉，当年人们更多地称它为汉口。其实它是由汉口、武昌、汉阳三镇隔江鼎立而成。长江无所顾忌地从城中穿流而过，把武昌孤零零地划在了江南岸。这里，机关楼堂、要员私宅云集，景点古迹遍地，在青翠的珞珈山、碧绿的东湖水和一片片优雅宜人的景区映衬下，透着一个政治枢纽不同凡响的气度。江北汉口，则以其繁华、喧闹而名噪天下。作为旧中国的大商埠，其名气仅在大上海之下，因而紧紧地吸引住南来北住过客的目光。龟山脚下的汉阳，同样不同凡响。这里有全国规模宏大的军火城，云集了旧中国军火工业的精华。“汉阳造”就是今天提起来，人们也不陌生。事实是，当时国民党军手中的枪炮弹药，除了进口的，其余大部分是从这里运上前线的。
当1938年第一缕春风吹绿武汉的千花万木时，焦躁不安的武汉再没有象往年那样，被春的魅力、绿的诱惑煽起激情。大路上、田野里，一批批携金带银的商贾官吏、绝望无助的难民伤兵，象一股股令人沮丧的混乱的潮水，涌进武汉的大门。国民政府各部门名义上虽说是迁往重庆，可到了这儿，都没有再向西挪一步。一队队西迁的工厂、学校、民间团体，也极其自然地在这里扎下脚来二工厂又冒出了烟，商店一家家地增多起来，政府的一些军事、政治机关也开始运转。武汉成了当时中国的战时首都。“战时首都”使武汉三镇背上了不堪忍受的重负。洋楼私宅、旅馆寒舍，只要是个能栖风避雨的地方，都挤得满满当当，街巷市面上同样是人满为思。房租、粮米菜价，随着人潮的蜂拥而至，也象是雨后冒出的春苗，“呼呼”地往上窜。大武汉从未象今天这样，拥挤膨胀得象是要裂开来。昔日那种繁华中的平静、有序，早已消失的干干净净。混乱、惶惑和恐惧象瘟疫一般，无可遏制地在全城弥漫开来。
武汉南郊林木青翠的珞珈山蒋公馆里，蒋介石掎杖远眺武汉城区，心潮起伏，感慨万千。自退出南京后，他变得从未象今天这样对武汉充满依恋。想当初，国民政府建都金陵，蛰居秦淮，武汉从未真正打动过他的心。每年夏天，他一般都要在庐山的清凉中度过些时日。可每次上庐山、回南京，他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咫尺之外的武汉三镇。今天，他却突然觉得，武汉成了他手中最后一块明珠宝地。他曾充满感情地对武汉卫戍司令陈诚说：“武汉之价值，今日才真正体会到。这里地处长江、汉水交会日，平汉、粤汉铁路必经此地。可以说是中部地区的水陆交通枢纽，‘九省通衢’名不虚传。向南，它连接华南地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助，经香港、广州运到我们手里。向东，则直通苏皖浙，是我们日后收复失地的桥头堡。向北，它又依傍中原大地，是我们发起全面反攻的前沿阵地。可以说，控制武汉，足以控制东西、威震南北。”
蒋介石对陈诚没有完全讲出心里话。实际上，仗打到这份上，中国内地繁华的、有影响的大都会中，能容得了他蒋某人的，也就这武汉三镇了。他心里清楚，控制武汉，他就能吸引住全国、全世界的目光，他就仍能自豪地对外界炫耀：中国并未亡于日本，中国政府依然存在，他蒋中正仍旧领导着国共统一战线，在抗击着日本人。非常时期、特殊的形势，给武汉三镇又披上层神秘的政治色彩。
可他看到了这一点，日本人也看到了这一点。1938年新年刚过，B军不待休整，便擂响了西进的战鼓。从战略上说，仰攻武汉，必先控制翼侧的安全。为此，东京日军军部，先拿右侧翼广袤的中原大地开了刀。徐州会战一浪高过一浪的枪炮声和随风飘来的阵阵硝烟，时时都在提醒着蒋介石：武汉血战已不会太远了。
半年多来，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是败了，而且败得挺惨，尽管其间也有台儿庄、乎型关的几缕辉煌。可中国作为一个保种保国的被侵略民族，无论胜败，她的最终意志都是不会改变的。而且不管怎么说，中国军队已从战争初期的仓皇失措中镇生下来，仗在越打越好。几百年来，遍体创伤的中国对外敌人侵似乎已经麻木了，这是一个弱国、一个闭关自守的悲剧必然付出的沉重代价。所幸的是，中国人几千年“大国梦”所激起的民族意识并未泯灭。他们以令世人无不为之惊叹的承受力，默默地忍受着战争带来的一切苦痛。一次次失败后，他们仍能站起来，舔抚着身体创口中涌出的鲜血，继一续在沉默中希冀着、期盼着、战斗着。
中国人的威武不屈，使日本人三五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了，战争明显有一种指向漫漫无期的趋势。岛国上下，北进苏俄、南下太平洋等种种战略目的不同而结成的军事集团，眼看着自己的战略意图因中国战事的久拖不决而变得日益无望，愤怒中把矛头指向了内阁，政府一时出现动荡，恼羞成怒的内阁首相近卫文磨见军事威逼未达目的，便自做聪明，耍起了政治把戏。
1月16日，近卫首相在东京狂妄地向世界声明：帝国令后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且发展，而拟与政府调整两国国交。唯恐份量不足，24日，日本内阁又急忙抛出对华新政策，再次强调：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并绝对不容许第三国调停。
好一副胜利者盛气凌人的姿态。
风景秀丽的武昌珞珈山，闻讯从开封前线返回的蒋介石震怒不已。日本人这时企图把他晒在一旁，在政治上给他重要的一击。他明知这是日本人黔驴技穷的一招，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招的厉害。日本人的声明，无疑是当着国际社会的面掴他的耳光。尤其日本人鼓励中国各地实力人物，取代他蒋某人，这可说是击到了他的痛处。疼痛中，他抛开了大国领袖矜持的架子，向东京发起了反击。
18日，他以国民政府名义发表了《维护领土主权和行政完整的声明》，指出；“中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能忍受。同时，在日军占领区域内，哪有任何非法组织僭窃政权者，无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向来不吃硬的蒋介石咽不下这口恶气，针锋相对，据理反击。
气出了，可话不能说说就完，“维护领土主权”，凭什么？两国文兵，真真硬气的话还是在战场上。于中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在战场上不能给对手以震撼，日本人当然不会把他放在眼里，他要在战场上找出些加大这话份量的东西。
李宗仁成了幸运者。蒋介石第一次狠下心，真正帮了这个地方将领一把。尽管李宗仁是他多年的老对手，在他潜意识里也是未来的对手。可非常时期，他顾不了这些了。李宗仁从中央得到了大量军火物资，并从蒋介石手里领到了调动附近中央军嫡系的上方宝剑。奇迹出现了，台儿庄大捷，李宗仁不仅给中国人，也给蒋介石争回些脸面。在备受国际社会瞩目的情况下，让日本现代化军队第一次扔下上万具尸体，败师而归。举国上下欣喜若狂，蒋介石也是乐得合不拢嘴。武汉，为此而度过了几个欢腾的不眠之夜。
蒋介石从东京讨回些面子。可一个台儿庄，并没能拉住中国军队下滑的战车，李宗仁也无力为蒋介石独挽颓势。他毕竟只是中国军队的一个普通将领。
5月19日，徐州沦陷。正当日本人为占领徐州空城而洋洋自得，武汉军民议论纷纷，猜测着日本人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时，蒋介石却早把心思放在了武昌中央银行宽畅、坚固的地下室里，放在了正在召开的最高国防会议上。这时他已开始设计武汉未来的战争了。
客观地说，蒋介石心理上早已做好了血战武汉的准备。为此，他也采取一些他过去想都不会想的举措。既然他的中央军嫡系最终无法替他撑住战局，那他只有接受一切有利于战争的力量和建议，甚至包括中共和苏俄方面的。眼下只要能顶住，渡过难关，其它以后再说。一向深谋远虑的蒋介石情急间，甚至抛弃了他一直念念不安的党派之争，信仰之异。
早在4月，根据共产党建议，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抗战建国纲领。这时的蒋介石，既摆出了一副抗战到底的恣态，又一改过去专断、独裁的法西斯作风，放出了一点儿有限的民主。这点儿民主，虽然远不能满足民心、民意，可在被皇命党规束缚千百年的古老大地上，这一举动仍然赢得了阵阵欢呼。国际舆论、民主人士、中共党人和各界民众一片赞誉。蒋介石军事上虽不高明，政治上却相当老练。他不但是个创造环境的能人，也是个适应环境的高手。失地千里、损兵百万之际，如果不采取些措施安定军心、民心，争取国际社会同情，他很难想象如何应付随时可能袭来的铺天盖地的反对浪潮。他深知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内忧外患，使蒋介石暂时停止了亲痛仇快的自相践踏，民主之风缓缓地在中国大地上吹拂开来。武汉，国共合作进入黄金时期。
2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成立了政治部。新任部长，喜欢标新立异、风头十足的少壮派将军陈诚摆出一副开明姿态，请中共要人周恩来出任副部长。陈诚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得连蒋介石都感到惊讶。为了把文艺界名流、中共党员郭沫若请进政治部，他三次致电，并亲自登门拜请。不知是民族正义的感召，还是陈诚的精诚所至，郭沫若终于铁下了心，把日籍爱妻安娜留在了日本，独自在武汉安下心来，出任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
陈诚前言必践，在人事安排、制定计划、调拨经费等方面，给郭沫若大开绿灯。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之士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迈进了多年戒备森严的国民党政治部门，从隐秘的地下昂首步入政治前台。有蒋介石在后面撑腰，陈诚出手也极大方。第三厅一次就能从他手里拿到80万元的经费，足顶得上当时一个正规军的开销。这一切，使郭沫若和他的第三厅如虎添翼。宣传抗战、发起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运动，政治部政绩斐然，第三厅功不可没。
滚滚大潮，冲击得武汉三镇又恢复了勃勃生机。参加过北伐革命的郭沫若，目睹这座沉寂了10余年都市旧地的巨大变化，兴奋地操起如篆大笔，在报纸上赞颂道：“《新华日报》复刊了，邹韬奋和柳是主编的《全民抗战》也复刊了，空气的确在变，沉睡了10年的武汉，仿佛在渐渐地恢复到它在北伐时代的气息了。”
武汉确实在变，变得象春天，充满朝气；变得万花怒放，充满生机。
许多曾被国民党取缔的抗日救亡团体，这时重又打出招牌，融入滚滚的抗日洪流中，几个月里，数十个新的救亡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在武汉冒了出来。
2月，“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在汉成立；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平也隆重出台；
同月，“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也在武汉问世；
一个个新老团体、一群群热血沸腾的人，呼喊着同一个声音；抗战到底，收复失地。经他们的手，一本本宣传抗战的小册子，一张张充满民族呐喊的传单，雪片般飞散着，落入中国人手中。他们的出现，无疑大大促进了武汉乃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2月，“国际反侵略运动宣传周”在武汉首先掀起救亡的狂潮。各救亡团体、爱国华侨、外国声援团、学生、市民，都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这次活动，使普通的中国百姓第一次听说了西方的绥靖，了解了国家、民族正面临的险境，也弄清了他们自己背负的民族使命。青年从军掀起了热潮。
4月，台儿庄大捷的喜讯传到武汉。周恩来、郭沫若等政治部有识之士抓住时机，动员起在汉的各救亡团体，把祝捷宣传活动椎向高潮。50多万人组成的游行队伍，组成了一幅蔚为壮观的场面。黄鹤楼下，长江两岸，人潮如海，彩旗林立，欢呼、呐喊声惊天沸地。
每个有幸身临其境的中国人都扬眉吐气，充满骄傲和自豪。胸中涌动的激情使他们更加坚信：中国不会亡。几千年的文明绝不会在铁甲枪炮前涌灭。
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似一波波奔腾不息的江水，在大武汉奔涌着。它荡去了多少中国人心中疑虑、恐惧的沉沙，却也泛起了一些人心底的积垢。蒋介石心中有心
这天，军委会秘书长张群驱车上了珞珈山。
连绵多日的阴雨已停了下来，一直象被乌云笼罩着的天空，透出道道金光。不知是天气的缘故，还是几天前日本空军在武汉上空铩羽而归，这几天武汉一直很平静。蒋介石心境不错，邀张群走出居室，来到庭院。
蒋介石走下台阶，柱杖立足，忍不住深吸了几口气，一阵惬意翻滚着涌了上来。雨后，空气象被滤过一般清纯。斜阳透进庭院，驱散了枝头花草中的湿雾，照得水珠静物晶莹剔透。向北远眺，长江象条银链，弯延着拦腰穿过城区。各类建筑错落有致，尽收眼底。最让他留恋注目的，还是隐现在丘岗起伏、层峦叠翠之中的东湖碧波，山湖相映，绚丽多姿。他觉得奇怪，这么些年怎么竟没能发现武汉如此美丽。
“武汉居天下之中，九省通衢，实在是一方宝地啊！”蒋介石触景生情，大发感慨。
“委员长，噢，总裁！如此清新、雅致的天气，武汉也并不多见啊！”张群见蒋介石陶醉在清风静气中，想说的话忍了忍还是憋回肚里。
“岳军”，蒋介石露出一丝笑，“你同我共事多年，不必客气！委员长也罢，总裁也罢，不过是称谓小事，何必拘泥。你随便怎么称呼好啦！”
心情好时，蒋介石对谁都很客气。论感情，他当然希望人人都能称他为“总裁”，视他为“总裁”。这么些年了，枪林弹雨中斗勇，波谲诡秘中斗智，殚精竭虑，他追求的不就是这个。可他对张群说的，也是实话，他从不把张群当外人了。
张群能有今天，也全是因为有了蒋介石。早年在保定军校，两人便是同窗，只是炮科出身，一向孤傲、自负的蒋介石没与这位步科学友打过交道。直到两年后，两人一同登上东渡日本的大船，方有了接触。一番言语后，张群为蒋所折服，到日本后也改学炮科。毕业后，又随蒋到日本炮兵第19联队见习，开始了与蒋介石共事，日后发迹的生涯。
蒋介石发迹，广招旧友、同窗等亲信组阁，张群自然也投至他的麾下。自1924年后，两人关系一天天密切起来。张群八面玲珑，投蒋所好。开始时舍弃自己的一切，大事小事为蒋着想，毫无半点私心。老蒋的吩咐，他从无异议，而且又总是变着法儿让别人看不出其着意吹捧的痕迹。这让政敌林立的蒋介石大为欣赏，视为知己。张群从此官运亨通。
虽然仕途顺利，可他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却十分清楚。据说1931年底，因为媚日，激起上海市民公愤，把他从上海特别市长的宝座上轰了下来，闲居在家。一天在院子里浇完花回房，在门厅镜中望着自己身影，摇头苦叹道：“张群何人？蒋介石走狗也！”
虽有自知之明，虽然也感叹，但他并不打算改变什么，这毕竞是他自己选择的一条路，而且日后数十年他也一直是这么走过来的。但从这一日起，他说话办事，变得处处谨小慎微起来。
张群当然也不会白吃蒋介石的软饭。事实上，蒋介石翻脸无情、六亲不认，绝不会让人随便吃他的白食。对蒋介石，张群自认是有功的。1930年中原大战，张学良开始明言中立。可蒋军和阎、冯联军都看中了东北军的这位少帅，尤其是他手下的几十万军队。1930年的张学良，恰似当年楚汉之争中的韩信，助汉则楚亡，助楚则汉亡。双方都不惜一切要争得这枚决定命运的砝码。阎、冯方面派去的人虽然也有高官、金钱作后盾，但最终也没成功。而蒋介石派去的张群却颇有耐心。他怀揣委任状和银票，跑到沈阳游说张学良，碰壁后不为所动，厚着脸皮跟着张学良又到了葫芦岛，不行再到北戴河。身前马后的象个马并，一路上忍着东北军众人的冷嘲热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和并不算深的私交，软磨硬泡，楞是打动了少帅的心。不几日，东北军出关，南京方面大获全胜，张群立下了头功。1936年两广事变，又是他拿着大笔的金钱，到香港后通过关系买通了两广空军司令。没几天，两广空军的飞机竟一架不剩地都投蒋而去。陈济案见大势已去，只得通电下野，亡命香港。张群再放光彩。
张群虽然在军事上一事无成，政治上却一帆风顺，他成了政学系的魁首，成了蒋介石的贴身幕僚。他利用自己广泛的关系和身后蒋介石这面虎皮，四方游说。拉拢各党派，撮合各实力派，在英美和日本之中为老蒋斡旋。一时间，他成了蒋介石对内对外不可缺少的人物。许多党派、团体因为他的穿针引线，才聚集到南京政府身边。许多曾横行一方的军阀，如陈调元、徐源泉、龙云等，都靠着他的疏通，才密切了与蒋介石的关系。就连阎锡山、冯玉祥等军界元老，一度也靠他牵线搭桥，才与蒋介石通了气。因此，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妒恨之余，背后送他“蒋介石的怀刀”、“老头子的浆糊”等一大堆绰号。
张群如日中天，成了蒋介石的亲近宠臣。有难事，蒋介石便会想起他。有好事，蒋介石自然也不会忘记他。
年初，刘湘誓师出川抗战，病死汉口，川军一时群龙无首，川政大乱。见时机成熟，蒋介石便急不可待地要把四川这块是非之地搂在手中。很快，他就下令撤消刘湘主持的第七战区和川康绥靖公署。在考虑川政新人选时，四川出身的张群第一个跃入他的脑中。
正当张群踌躇满志地收拾行装，准备就任四川省主席兼四川保安司令时，川军不干了。一撤一任，川军明显感到了来自武汉那只巨掌的威胁。川军资深将领王陵基联络起川军众将，电告武汉，拒张入川。这一招，既把蒋介石晃荡得下不来台，也把张群羞恼得几天吃不下饭，觉得没脸再见人。今天上路办山，他实际上是想探探蒋介石的口气。
“总裁”，张群想了想觉得还是这么称呼妥当，“宇垣出任外相已有几天了。近来外面议论纷纷，说日本人吃不住劲儿了，暗示外交部，有恢复和谈的意思。”张群从侧面紧盯着蒋介石，轻声说道。每次谈话，他总是急于琢磨蒋介石的心思。
蒋介石收回目光，走了两步，扫了眼身边的这个谋士，不紧不慢地开了口：“外交部方面并没收到日本人明确的意思。不过话得说回来，近卫一月份的声明本来就不高明。他们以为一两声威胁就能叫我让步？须知，中国已非昔日军阀混战之中国，我蒋中正也不再是20多年前东渡日本时的蒋中正。今天人们推举我为‘总裁’，人心公理明昭天下。日本人想避开我国民政府解决中国问题，那是根本行不通的”。
蒋介石顿着手杖，声音又尖又高，却不无得意。他觉得有点儿象在拳台上击倒对手一般的痛快舒畅。张群虽觉得这话有股自欺欺人的味道，但脸上却极其自然地堆满了笑，连声附和：“那是、那是！＂
“至于和谈，我当然不拒绝，中国并不要打仗。我也希望能与日本人携起手来，共同防止祸乱，维护东亚之和平。可这种和平，决不能以出卖中国主权为前提”。说着，他叹了口气，“上海丢了，南京丢了，我怎么会愿意看着中国毁于战祸呢？可如果日本人执意要打，就是再丢个武汉又有什么呢？”
蒋介石说着说着，激动起来：“娘希匹，日本军人、政府鼠目寸光，只知道打仗。我看他们那里根本就没有战略家，没有政治家。要知道，在中国真正要打的不是我，而是延安，是共产党！”
这一下，张群算是号准了蒋介石的脉搏。略一沉思，他小心地开了口：“总裁率全国抗战，已近一载，公心伟绩，世人皆知。何不借宇垣出任外相之机重新言和？”
“岳军，这个你就不懂了。言和必须双方都有诚意，眼下，他们要价这么高，我们怎么答应？！共产党煽起民族情绪，是要我们继续打下去。可日本人不给我们台阶，我们想撒也是没法撤下来的”。
“那为什么不再说服日本人降低条件？他们也是一向标榜反共的。”
“这个我清楚。日本人反共不假，但他们决不仅仅是反共。我们北面的苏俄是共产党，他们为什么不去打？南京没共产党，他们不是照样打了。我现在怀疑宇垣能不能完全代表日本。要知道，日本的一些军人，财阀是在极力扩大战争的”。
说完，蒋介石长叹一口气。张群也是一时无语。
好一阵，蒋介石才缓过神儿来，扭脸问道：“岳军，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儿吗？”
“哦，总裁，一点儿小事。前几天一旧友从成都来汉，说川军部分将领在王铭章葬礼上出言不逊，毁谤中央。说中央军见死不救，才致王师长腾县殉国。会后，有人还煽动军民，静坐、游行，弄得个乌七八糟。”张群甩出话题，既痛快又紧张。
“王师长？我不是命令褒奖追赠上将，还在码头宣读祭文了吗？他们究竟想怎么样？”蒋介石本来看川军就不顺眼，火一煽就窜了上来。
“他们实际上是想抬高价码。他们说战前川军无人照管，粮弹枪械没保证，而中央军却有专人、专车负责补给。另外，他们说王师长死守腾县，汤军团见死不救，是中央在有意削弱地方部队。看来，川政……”
蒋介石不是省油的灯，黑白道上都混过，从张群的这里他已经听出了味道。一阵厌恶从他心底涌起。他盯了张群一眼，坦然地说道：“让他们说好了，他们要是再在这件事上纠缠，就让他们去问李德邻（李宗仁）好啦。李德邻才是他们战区的司令官。”
从心里说，张群入川受阻，最受刺激的还是蒋介石。本来川军对他就是阳奉阴违，眼下近卫发表声明，他对一切都敏感得不得了。非常时期，川军这一非常之举怎能不让他恨人骨髓。但他一生中，最恨的就是乘人之危，跑来饶舌卖乖讨便宜的人。当下，他不耐烦地冷冷说道：“岳军，你要有耐心，对付川军我是会有办法的”。
张群大惊，忙不迭表白：“总裁，岳军在军委会工作顺手，决无他图。”
蒋介石此刻也离不开张群这么个能笼络四方，尤其能和日本人说得上话的人。当下冷冷一笑，绘了他一个台阶：“那就好，眼下武汉更需要人。”说罢，又把目光投向远方，轻声问道：“岳军，你们政学系认为目下对日本人采取什么策略好呢？”
“总裁，岳军之意，还是那十四个字：‘战必败，和必乱，战而后和，和而后安’。京沪、华北，我们已经跟日本人刀枪相见了，损失也不小。如今宇垣出任外相，我认为是个绝好的机会。”说着，话锋突然一转：“可近来，陈辞修（陈一诚）他们一伙大喊大叫速胜不说，还纵容共党分子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在武汉大搞什么救亡活动，弄得满城风雨。这对一今后恢复和谈恐怕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吧？！”
蒋介石微微一笑，并未表态。他对张群的一些观点虽然欣赏，可想的、做的都比张群要远得多。不大造舆论，焉能遮人耳目，保证与日本人的接触顺利进行。不这么做，他又怎么能被全国拥戴为总裁。再说，陈诚的做法他也并非从根本上反对。眼下局势扑朔迷离，谁能保证日本一定接受他的条件。把宝都压在与日本人的和谈上，万一日本人转身动手打起来，那他何以招架。民心士气垮了，日本人倒是真可能抛开他，另打中国的主意。这种风险他绝不会冒。
在动荡中起家的蒋介石，深谙旧中国的统治之道。逢到凶险，他总是跳进池中，先把水搅个混沌不堪，尔后远交近攻，各个击破。对手下人的相互之争，他从不介意，甚至喜欢这样。他知道这么些年来，中国再难冒出个与他抗衡的军政巨头，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对陈诚，他鼓励打气。对张群，他也极力纵容。几天前，他还授意张群以私人名义给日本新任外相发去贺电，暗送秋波。总之，一切对他有些价值，哪怕这价值是一时的人，他都不放过。一切能走的路他都不想堵死。这一切，张群无从知晓。
“兆铭（汪精卫）他们近年来忙些什么？”
蒋介石把眼光移开，轻声问道。汪精卫是蒋介石多年政敌，资历比他高，眼下虽居国民党副总裁，但却绝非安于现状之人。汪精卫韬光养晦，蒋介石心里十分清楚，而且，他还知道，张群与这伙人勾勾搭搭，关系也不错。但他对此并未太在意，原因很简单：张群离不开他蒋某人。相反，他却能从张群口中更多地了解到汪精卫这帮“主和派”的行踪。老蒋没在意，可张群却象个在外面偷情养汉而被发现了的妇人，浑身的不自在。他偷偷翻起眼皮，溜了蒋介石一眼，说道：
“汪副总裁是坚持主和。只是近来我与他接触也不多。不过，听说他把高宗武等人弄到了香港，想与日本人搭上线，具体情况不太了解。可中共象是闻出了什么，也在抓他们这方面的把柄。”张群闪烁其辞。
蒋介石听着听着，眉头蹙成一团：“岳军，你要提醒兆铭他们注意一些。这件事如果让延安抓住什么，那他们是要惹麻烦的！”
“总裁，岳军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张群萎萎缩缩地问道。
“你说好了。”
“总裁。我总以为中共驻汉办事处近来有些活跃得过份，这恐怕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对他们还是要严加限制，必要时关闭他们在武汉的这个点儿也不为过。”张群狠狠地说着。
“这件事恐怕没这么简单呢？我问你，你们政学系研究过中共，研究过毛泽东吗？”蒋介石不以为然地反问道。
“如果总裁您下令，他们只有服从，您是全国的领袖啊！至于毛泽东，他蜇居陕北穷山恶水，能掀起多大的浪。”张群言不由衷地拍着蒋介石。
蒋介石摆摆手，说道；“你对毛泽东根本就不了解。过去，人们老爱拿我的下野和他的下台来比。其实你们并不知道，毛泽东被共产党打倒，和我的主动下野那是根本不同的。他的东山再起，自然与我的复出又有天上地下之别。他这翻身，靠得是他自己。他这一下一上，共产党人就死心踏地地聚在了他的身边。周恩来你前几天也见到过，那是个天才，可惜我国府上下能与他相较者少之又少。但就是这么个天才，身为共产党的副主席，还留过洋，却对毛泽东推崇至极。”说着，连连摇头，叹息道：“你们政学系不研究毛泽东，实在是一大错误！”
“可眼下您是全党、全国的领袖、中共不过控制了几万八路军、新四军，权势、民心怎能与您抗衡呢？”张群还不服气，申辩道。他弄不明白，平日里提到中共便皱眉头的老头子，怎么今天例如此高抬他们。
“我最怕的就是全党、全军对这个问题掉以轻心。近来，各战区都有报告，说中共八路军、新四军四处扩大地盘，蛊惑民心，强行拉民为伍。可我们都采取了什么措施？要记住当年项羽鸿门设宴，就是没想到会有日后的垓下自刎。小患不堵，是要虽出大患的！”蒋介石气恼不已，叹喟连天。
“总裁。一明天最高国防会议上可否提出动议，促请各地将领注意此事？”
“暂时不必，岳军，这件事还得考虑仔细。眼下局势极其复杂，在外面说话、办事一定要慎之又慎。既术能给日本人以借口，暂时也别惹恼了共产党。再说，让他们在沦陷区与日本人周旋周旋也好。”
这时，蒋介石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转身盯着张群问道：“曾琦你见过了吗？青年党方面下一步到底有什么打算？”
张群凑近一步，说道：“总裁，您放心。曾琦仰慕总裁已久，表示青年党愿团结在中央周围。只是他们……”
“岳军，当此非常时期，我们也要讲讲民主。我相信，青年党今后会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该花的钱一定要花。经费一事，你找子文商量解决。”
蒋介石满心欢喜地笑了。张群拉皮条的事又干成一桩，心中也不免得意。
军委会上，陈诚向何应钦发难
“火炉城”武汉，6月里已是热浪蒸人。武昌军委会作战室里，门窗紧闭，空气火爆。战场上的火药味，随着从前线赶来赴会的众将军的到来，在会场上弥漫着。
徐州失守，武汉血战已无法避免。蒋介石虽然心中“惦念”着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可正面战场的责任他必须承担，武汉他不能不守。再说，日本人将的是他的军，要挽回残局，他就必须在武汉干得漂亮些。为此，徐州会战一结束，他就匆忙召来各地高级将领，召开最高军事会议。
会前，他决定抽出几天的时间，开个“徐州会战军事检讨会议”，本想总结总结徐州一战的成败得失，触动一下手下的这些文臣武将。可会开着开着，却被他的得意弟子、有“委员长第二”之称的武汉卫戍司令陈诚弄走了调儿。
陈诚今天显然是有备而来，他早已瞄上了他军事生涯上最大的一块绊脚石，参谋总长何应钦。会前，他联络了一批黄埔的少壮军官，准备在会上向何应钦发难。何应钦对此却毫无准备。结果陈诚一开口，何应钦便大惊失色。
“请问何总长，台儿庄大捷之后，五战区几十万人马为何不乘胜追击？当攻不攻，致使良机错失。但是，在敌重兵扑向徐州外围时，几十万人为何又当退不退？大本营参谋部战前不是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吗？对对看，究竟有多少符合战场实际？”说着，他会意地扫了眼在座的一些年轻将领，继续发难：“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只有参谋部缺乏远见，遇事犹豫不决，导致指挥混乱。若不是委员长决策英明，李长官临机指挥得当，几十万人将如何脱险？对此，我希望何总长能多加考虑，改善参谋部的指挥效率，以利再战。”
陈诚颇有心计，会前就已弄出个徐州会战的详细报告，列举了参谋部一系列不当之处，矛头单指何应钦一人。弄得何应钦大汗直冒，狼狈不堪。
蒋介石戎装笔挺，一言不发地坐着。他既没为陈诚推波助澜，也没为何应钦说句话，只是用眼光在手下将领的脸上睃来睃去。
他的目光投向李宗仁。这位台儿庄的英雄、徐州会战的主角却低头不语，面无表情。正用手指在桌上有节律地轻叩着。他把目光又移向白崇禧，这个人称“小诸葛”的聪明人，脑瓜里也不知在转些什么，面目深沉不露。只有何应钦，虽然也不动声色，但他在坐椅上尽量不引人注目的轻挪，却透出内心的烦躁和不安。这时，他把目光又投向了陈诚。
瘦小、精悍的陈诚落座后，观察着众人的反应，揣摸着会场的风向。他的内心里自然也紧张。何应钦身为参谋总长，又曾与蒋介石平起平坐过，自然是国民党军中的一棵大树，扳倒他绝非易事。可陈诚的心计，他的为人处事，远不象他的外表那样老实厚道，他所以敢向如此强大的对手发起反击，就在于他抓住何应钦的一个弱点：亲日倾向严重。而这是大部分国民党将领所鄙视的。果然，会场上并未掀起风浪，接着发言的，是陈诚事先联络好的几个少壮军人。眼见出手顺利，陈诚的嘴角止不住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十多年来，陈诚是笑的时候多，愁的时候少。从黄埔一个小小的上尉区队长到今天叱咤国民党百万大军，陈诚感到春风得意，又时时有种压抑感。很久以来，他一直相信成事在天，谋事在人。他自认上天待他不薄，尤其是1924年9月那天清晨的奇遇。
那时他初在黄埔供职。一日随邓演达访友归营，见天将黎明，无法再睡，便读起了《三民主义》，恰巧蒋介石巡视路过，见他正襟危坐，读得聚精会神，便停下了脚步。
蒋介石也有早起晨读的习惯，所以对早起的人有一种偏爱。当下，他面露欣赏之色，轻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陈诚抬头见是校长，忙起身立正，回答了问话。蒋介石见他读的是《三民主义》，便就书中一些问题连问了几句，陈诚对答如流。末了，蒋介石点点头，拍拍他的肩说：“好的。好的。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
这以后，陈诚随蒋介石东征西讨。枪林弹雨中，他象是着了魔一般势不可挡。官运、权势随之接踵而来，他成了蒋介石手中的一张主牌。没几年，他的成就，不仅令同窗望尘莫及，就连军中一些元老也为之眼红。精明的陈诚心里自然清楚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得来的。那年月，能征惯战的将军有的是，唯独他的每一次胜利总能给他带来令人惊讶的荣誉。
几年后，他成了蒋介石的左膀右臂，军事上的接班人。可就在他将要冲到仕途的顶峰时，他突然发现面前横起了一座高山，几经冲越都没能成功。这人就是何应钦。按说，何应钦是军界元老，当年又是黄埔的总教官，陈诚适可而止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可陈诚偏不服输，权势利欲已使他欲罢不能。
西安事变，何应钦“逼宫”不成，引起蒋介石嫉恨。蒋介石一度曾想以陈诚接何应钦的班，无奈陈诚还是嫩些。到头来，陈诚的梦想化为泡影，何应钦还是军内第二号人物。从这以后，他变得更爱出风头了，尤其爱与何应钦较着劲儿干。这引起了国民党内一些人，尤其聚集在何应钦羽下那伙人的嫉恨。但他全然不顾，依然我行我素，兼职也越来越多。他在等待时机。
督理武汉后，他又兼任了军委会政治部长。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也显示他的不同凡响，他大胆地起用了周恩来、郭沫若等一批中共人土。政治部工作一时有声有色，武汉的抗日宣传重新充满生机。各种舆论，甚至中共方面也对他投来了赞赏的目光。名声鹊起，他开始向何应钦发难了。
徐州会战战败，他明知蒋介石并不清白。可战前，蒋介石曾当面允诺李宗仁，决不插手五战区军务。陈诚抓住这一点，把一桶桶脏水泼向负有指挥之责的何应钦，既拍了蒋介石，又损了自己的这个老对手。
何应钦望着面带微笑的陈诚，羞忿、气恼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事实上，他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今天陈诚一开口，他就觉得是蒋介石在背后动了手脚。起来辩驳吧，驳来驳去肯定又得驳到委员长身上，他不敢如此。自1936年“西安事变”，他在南京的那场“逼宫”把戏失败后，惊觉惹恼了蒋介石自己身后无路。“没有我蒋中正就没有他何应钦”，蒋介石挂在嘴边的这句鉴语时常回荡在他的耳边。从那以后，他乖多了，处处仰鼻而息，不敢造次。眼下心了哑巴亏，何应钦更是认定这一定是蒋介石的主意。他只是想不出，究竟什么地方又得罪了老头子。
与何应钦相反，蒋介石对这场节外生枝却颇感惬意。“辞修到底聪明伶俐，胜人一筹，没枉我一番栽培。”蒋介石心里赞道。
这一阵子，蒋介石心里一直背着个包袱。台儿庄战后，他一时犹豫，阻止了前线部队的乘胜追击。过后也觉失当，又把些重兵调向徐州，但这时战机已逝，调入大军等于往日本人口中喂食。战略上频频失误，已引起军委会和前线将领私下里一些非议，可这时他没勇气把这责任揽过来。为此。他一直深感不安。
今天陈诚当着众将的面把矛头转向了何应钦，顿时使他轻松了不少。见时机有利，他息事宁人地开了口：“诸位将军，徐州会战虽然失利，但较之去岁淞沪、南京之战，进步斐然。台儿庄一役，赖诸将指挥有方，将士用命，获空前之大捷。我党国军威远播四方，倾倒中外。当然，我们指挥上尚仍嫌不足，需进一步检讨，加以改进。当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诸位将军还是要以大局为重，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这个，这个，参谋部工作还是出色的嘛。他们工作勤勉，乃有目共睹。至于一些技术性问题，下去还可以进一步研究。”
说着，他转向何应钦：“敬之，这个，这个徐州会战之检讨还要更进一步。另外参谋部可考虑印出专册，下发各军、师，以供借鉴。”
何应钦听着，心中更加苦涩。
台上，蒋介石又开始夸起政治部的工作来。李宗仁这时已没心思再听下去。今天一入会场，就有人私下告诉他：“德公，今天是戏中有戏，你留心看吧。”
当陈诚锋芒毕露地对何应钦大加讨伐，当蒋介石强压喜悦对身边众人的这种自相攻击、内讧又是指责，又是安抚时，他便把这幕戏的前前后后看了个透。他仍是面露微笑，但感情的复杂连他自己都难以说清楚。对何应钦，他并无半点同情。一个手握军事大权的人，与日本人不干不净，仰他人鼻息而活，什么时候想过前线官兵的死活。代人受过那是活该。对统帅部内部这些勾心斗角的恶心事，他更懒得过问。他只是为前线官兵，尤其那些已在硝烟中化作腐土的忠魂感到悲哀。要是他们看到最高长宫部里发生的这一幕，看到他们的父母官为个人的一点私利而抛弃他们时，他们会作何感想？他们还会不顾死活地往死人堆里扎吗？他想不明白。他只觉得手下官兵，用血和泪，用身躯和信念换来的胜利，被面前这些身着笔挺呢军装的军人政客玷污、出卖了个干干净净。
会后，李宗仁以医病为名，向蒋介石告了假。虽然他相信武汉外围的山川谷地、江河湖沼远胜于台儿庄的中原平地，在这儿他能创造出远胜于台儿庄的辉煌。可一想到武汉这块政治潜流湍急的是非之地，便不由锁紧了眉头。牙床上腭的疼痛也确实要治。他脱下上将军服，进了张学良早年捐资修建的东湖疗养院。恶噩传来
东湖湖滨，李宗仁医病疗养，聚会聊天，十分自在。可湖西珞珈山上的蒋介石却象被搁在了滋滋作响的油锅上，日子难熬。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从前线传来。继6月12日安庆失陷后长江重地马珰要塞又于6月27日陷落敌手。消息传至武汉，蒋介石沉不住气了，连夜召来了陈诚。
“校长，深夜叫我来，有什么急事嘛？”陈诚一进门，便急忙问道。
蒋介石正背手驻足窗前，望着漆黑的夜空。听到说话，慢慢转回身。这时他倒象不着急似地，眼光在陈诚身上停足有半分钟。陈诚有些不安起来。
“马垱要塞失陷是怎么回事？我记得你说过，要塞至少可以守一个月的？”蒋介石座也不让，沮丧却不无威严地问道。
“校长，消息刚刚传到军委会，具体详情尚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