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修，这一阵子你忙什么我不知道。可我知道你是江防要塞司令，马垱失守你是有责任的，你也是要负责的。”
蒋介石余怒未消，气乎乎地在陈诚面前踱起步来。陈诚一时惊恐不安，大气都不敢出。
“你说说，你说说、马垱要塞战备措施到底如何？”
“校长，学生失职。”陈诚头都不敢抬，嗫嚅道：“可要塞确实是按一级战备指标施工的，而且确已完工。”
一通火后，蒋介石心里平静些了，他指指沙发：“坐吧，慢慢说。”
“马垱方向自前天传去通电令，通信就中断了，派出的联络员也还没回来。依学生之见，如无意外，马垱决不会这么快就落入日本人手中。那里，山上以要塞堡垒为核心，并有数道外壕，派有江防大队和一个军的步兵。江面，有沉船、礁石和混凝钢同组成的上、中、下三层阻塞物，并布有水雷，怎么会……”
蒋介石伸手打断了话头，面部也平和多了，“辞修，不要说了。要塞已失，重要的是找出失守之原因，最好你弄出个报告。对失职者，一定要严惩不贷。将不威无以服众。娘希匹，年初处决了韩复榘，才有了台儿庄之大捷。今日武汉之守卫，更甚于徐州的数倍，必要时牺牲三两个将领，换回军纪也是重要的。”
说完，蒋介石干瘦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转向陈诚问道：“近来政治部情形怎样？听说一些人对共产党有些看法，你在会上也有所表示，是吗？”
陈诚脑子飞快地转着，马上明白过来。他没想到消息会这么快就传到蒋介石这来。
近一个时期，武汉上上下下流传着一句话：“八路军英勇善战，共产党埋头苦干。”起初，他不置可否。自周恩来、郭沫若等中共党人进驻汉口的那幢青灰色三层小楼后，他多少受到些影响，尤其周恩来给他的影响更大。10多年前，当他还在黄埔军校当一个小小的上尉区队长时，周恩来就已是该校中将级的政治部主任。昔日的老上司今日甘当他的副手，见面还极有礼貌地一口一个“部长”，工作又干得有声有色，这不能不让他感慨万千。周恩来的坦荡、才华和敬业精神，使他为国民党内争权夺利的糜烂之气深感忧虑。
谁知这股沉沉腐气竟刮到了他的政治部中。一些庸碌之辈或不应时尚的顽固分子，手中挚起一顶顶红帽子，见谁工作认真，有些成绩，便四处造遥，还把小报告打到他手里，硬说这些人是“共产党”。这使他惊恼异常。他自认自己没日没夜的苦干精神也不逊于共产党，国军中也不乏能征惯战之师。在这些人眼里，难道国民党就没有能人了吗？
憋着一股火，在军政联合扩大纪念周会上，他怒道：“现在我接到不少报告，从中得出这样的印象，在军政机关中，凡是敢说敢做。积极肯千的人，都是与‘异党’有关的人士。在部队中，凡是能打仗，不贪污，爱兵亲民的军官，都是接近共产党的‘左倾人士’。照这样说，我们国民党军政干部中就没有好人么？真是荒唐。今后再有人打这样的报告，我倒要查查他是什么人？他究竟想干什么？……”
想不到这才几天，他这番原本为维护国民党形象的话，就被人添油加醋地拍成一份小报告，打到了蒋介石这里。
“不可救药”，陈诚心里哀叹，也越发感到有些事不能就此了结。他略一沉思，挺直腰进言道：“校长，近查有些人心术不正，对政绩突出、吃苦肯干的人以‘共党’之名栽赃，陷害打击。这些人不思抗战建国大业，不顾党纪军规，实际上仅为徇私情，泄私愤。学生认为，此风绝不可长。否则既误抗战建国大业，又毁党国声誉威名。学生正是出此目的才即席而言的，当与不当请校长明察。”
“那么，政治部里的中共分子是否有宣传共产、蛊惑民心之事，或借机扩大影响的越轨行动呢？”蒋介石表面上虽然平静，但十几年的死对头，今天放在他的眼皮底下，还是政治部要害部门，他自然不会高枕无忧。
“校长放心。学生聘用周恩来、郭沫若等中共人士，旨在在利用。但学生一刻也没放松监督职责。他们的计划、行动及所有措施，都必须经过政治部常委审议。另外，共党分子活跃的第三厅中，也有我指定的心腹数人，不可能掀起大浪。如果校长认为必要，我可以收回他们部分权限。”陈诚知道老蒋的心思。若不是非常时期，他岂会象今天这样容忍共产党。所以既表白自己，又投其所好。
蒋介石脸上舒缓下来，他轻轻地摆了摆手，“不必，让他们继续干好啦，在宣传、鼓动方面，他们是实干家。”
蒋介石酸溜溜地说完，站起身，踱到窗前。陈诚正襟危坐，眼睛随着他的脚步转动着。蒋介石眼望着窗外被夜幕笼罩的武汉，口气乎缓地说道：“现在国际社会对武汉的气氛还是很欢迎的，他们就是喜欢这一套。我们长期抗战，离不开西方。斯大林的红色共产主义毕竟靠不住。民主，哼！如今我蒋中正能容共产党，天下还有什么人，什么事不能容吗？”
这时，他抉住椅背站定：“辞修，我们和日本人已无周旋的余地了，武汉之战很快就要爆发。你和敬之，健生他们，要加紧战备。前线部队一定要准备充分，补足弹药，早做大战的打算。”蒋介石说：“我们要守武汉，但不能战于武汉”
武昌军委会会议室里，蒋介石正端坐在宽大的地图前独自出神。近来他在这里呆的时间比过去多了不少，有时甚至就在这里过夜。他的出现，使陈诚、何应钦都感到了压力，计划的落实情况加快了。每天，从前方发来的各种电文、通报源源不断送到他这里。蒋介石呢装笔挺，金星闪亮，一会儿仄着脑袋听参谋人员分析敌情，态势，一会儿看着参谋们紧张地在图上标绘、记录，一副全身心投入的样子。
两个月前，还是在这里，他曾组织了武汉会战军事准备会。过去的几次大战，他都失败了。国民党各军、师高级将领在战场上发现，委员长的胃口倒是不小，可就是战前制定的计划、方案在战场上根本行不通。仗一打响，不是主要方向被日军突破，就是友邻先自溃败，什么反击啦、合围啦到头来都只是一场虚梦。
手下几十万精兵的牺牲使他清醒了。蒋介石意识到他的人海战术需要空间，需要巨大的周旋空间。他盯着地图上的武汉，却发现这是块被湖沼江河紧紧拥抱的死地。可再往外看，他的心胸不禁豁然开朗起来。
苦思数日，四下征询，蒋委员长终于在军委会上得意地抛出自己的想法，“武汉三镇必须守卫，‘惟守卫的不易。武汉近郊，尤其城北根本无险可守。而城区又被长江隔断，城外遍布湖沼，绝非久战之地。那么武汉如何守卫呢？我想请各位将军把眼光放远些。东北遥望潜山、太湖，北面不要错过双门关、武胜关诸险。事实上，武汉外围之幕阜山、大别山和长江，乃我最佳之天然屏障。”
蒋介石打住话头，喝了口水，看了看众人的反应。远道而来的李宗仁、薛岳、张发奎等将，闻言长吁一口气，绷紧的脸上终于现出一丝笑容。这笑是发自内心的、实实在在的笑。到会的大部分将领都在上海吃过地域狭窄、优势兵力成密集轰击目标的苦头。会前，人人都怕“高明”而固执的委员长再来个死守武汉城的计划。
会场一下轻松了不少，有人窃窃私语起来。蒋介石象是受到了鼓舞，更加神采飞扬，滔滔不绝：“诸位可以设想，如果我军据三镇而战，则战火势必殃及城区，武汉之政治，经济重要必失。被围城中，我军也尤如瓮中之鳖。南京教训前尤未远，切不可忘！所以武汉要战，就必须战于远方。概括之，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乃上策。”
蒋介石用眼光扫了扫众人，又故作神秘地说：“诸位也许不知道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一仗，形势与今日武汉极其相似。”说着，他转向“小诸葛”白崇禧：“健生，你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参谋副长白崇禧似乎早有准备，他缓步走向挂图。值班参谋忙拉开布帘，一副早已标绘完好的德国东部地区图展现在瞪大了眼睛的众将军面前。
“诸位，这是发生在1914年秋欧洲东战场上的一个著名战例，各位想必早有耳闻。当时德军兵力有限，为确保首都柏休，起初有退守外克塞尔河之计划。可兴登堡将军接手指挥后，不但没采取这种消极战法，反而决心利用俄军第一、第二两方面军被湖沼分离的弱点，转守为攻。当时虽有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但德军坦能堡空前的歼灭战证明兴登堡是对的，这以后，俄、德两军大、小百余战，德军东战场始终居于有利地位。两战场后顾之忧既除，柏林自然无恙。”
放下教鞭，白崇禧走回桌边，说出了下文：“今日武汉，的确与当年柏林太象了。长江、大别山把日本人隔成两路、甚至三路，这就给我军提供了分而攻之的良机。情况就是如此，只要我军能充分发挥战斗效力，昔日之兴能堡就会出现在今天的武汉。”
台下静静的，众人似乎还未从白崇禧鼓舞人心的话语里醒悟过来。蒋介石也没再开口，但脸上却漾出抑制不住的笑容。
蒋介石虽来完全摆脱消极防御的旧胎，但一年来国民党几十万官兵的鲜血多少触动了他。能利用武汉外围广大的地区和无数天然地障，应该说他在军事上迈出了更高明的一步。
7月，国民党百万大军已在长江两岸、大别山麓部署完毕，蒋介石这才重重地透出一口气来。这一天午后，他邀陈布雷同车来到汉阳的伯牙琴台赏景散心。
俞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神奇传说，令蒋介石浮想联翩，却心神暗淡。今天，他苦苦追寻的权势、地位都有了，可他有知音吗？手下的文臣武将，个个对他唯唯诺诺，不可谓不恭，不可谓不顺，但这能算知音嘛？
可一转念，他想到了自己的特殊身份，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豪迈感，把心底涌起的淡淡的愁云抛到九霄云外。他扫了陈布雷一眼，解嘲似地说道：“布雷，很多方面你就象钟子期，啊，哈，哈，哈……”
老实、厚道的陈布雷闻言一愣。少顷，脸上浮起一缕不自然的笑。宋美龄出语惊人
武汉，就像个即将分娩的孕妇，怀着一种对痛苦的恐惧和对胜利的希冀，在不安地躁动着。各种各样的人，从难民、商人、士兵、官吏，到学者、流亡学生，都在为国事、家事，为公事、私事而四处奔波、忙碌着。街面上、长江里，无数的人潮南来北往，东西涌动。各种车辆，从进口的小轿车到卡车、炮车甚至畜力车，夹杂在拥挤的人流中左避右闪，缓慢地挪动着。一车车食物、药品和枪炮弹药，从四面八方运到这里，再从这里运到前线。而从前方溃败下来的部队，又必须经过这里转向后方整训。武汉象是要爆裂开来，承受着一种远远超过其能力的重荷。
这天傍晚，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引领着英国记者弗雷特·厄特利女士来到蒋公馆。蒋介石一身青砖色呢长袍，在夫人美龄的挽抉下，笑着迎接了这个来自英伦岛的中年女记者。
蒋介石记忆不错，一见面，他几乎马上就忆及这位看上去心慈面善却极固执的英国女性。几个月前，她曾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如何使用外援经费一事，追问个不休，令他十分厌烦。
“但愿今天别再找什么麻烦。”蒋介石心里念叨着。他最怕西方的女记者，对付男人他自认还有办法，但却不愿在女性面前失了风度，尤其这女性还是来自对中国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大英帝国。
起初，会谈气氛还是十分融洽的，这得归功于能言善辩却又不乏魅力的夫人。厄特利女士兴奋时，索性扔掉记录本，即兴与总司令夫妇闲聊起来。从欧洲风云到远东战火，从蒋介石夫妇到普通中国人，从武汉到中国的未来，女士的兴趣似乎十分广泛。而蒋总司令夫妇有问必答，十分谦和，又十分默契，一时颇得女记者的好感。
这时，女记者似乎想起了什么，转口问道，“总司令，有件事不知你知道不知道。来汉口这段时间，我发现了一个令人十分不解的问题。伤员们三三两两地被抛弃在大街、车站和码头上，无人照管。他们的伤口在化脓，有的已经长了蛆虫，他们的生命时刻都有危险。汉口市内情况还好些，郊外情况更糟，这类事几乎根本没人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西方的道德观念中，士兵作为人，是战争中最宝贵的财富，所以女记者对这件事的关注，甚至远远超过了依靠士兵支撑的总司令。
其实蒋介石并没把这件事完全放在心上，也许在他眼里，这种事本来就微不足道。他想了想，还是说起了官话：“各部队有医疗救护队，我想他们会管这些事的。当然，0良下前线战况紧急，有照顾不过来的地方也是完全可能的。”
宋美龄流利的翻译，并没能消除厄特利女士心中的疑惑；“那么政府有没有采取什么紧急措施来帮助这些可怜的孩子。他们可是为国家流血啊！”
蒋介石听罢，咧嘴一笑，道：“女士，中国不似大英帝国。这个，这个，我们缺的是钱，而不是士兵。中国的青年壮丁人数比日本人总数还要多。有些小事我是不可能都过问到的。当然，如果贵国政府能给我国一些实际的援助，这方面情况是会好些的。”
女记者闻言算是眼界大开。可宋美龄翻译完后，不识趣地又发挥道：“其实，我们招年轻的壮丁，只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就能送上前线。而这些伤兵，不知要花去多少钱，多少时间，才能重新回到部队，有的也许根本没法再去打仗了。所以从国家角度来考虑，后者更合算些。”
凭直觉，女记者相信夫人说的是实话，可这件事本身就不是一笔经济帐。望着眼前优雅、高贵的中国第一夫人，她的眼前这时浮现出一双双呆滞、绝望的黑眼珠。
半月前，女记者和另一位美国同行结伴去前线部队采访。在武汉近郊的一个废弃的农舍小屋里，他们发现了5个受了伤的中国士兵。5人挤挨在一起，身上的灰军装一条条的，加上烟黄火燎、血渍灰土，简直变了色。更惨的是，发黑的伤口这时脓血混流，蛆虫在上面爬来爬去，一股股腥臭气直冲脑门。尤其令这两位西方记者难忘的，是那苍白的面孔上的一双双呆滞、绝望却还在转动的黑眼珠。“他们怎么被丢弃在这里？负了伤的士兵没人照管，这么下去不是等死吗？”一团团疑虑在两位记者心头升起。这几个伤兵显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归宿。
更令厄特利大土震惊的是，门外奔忙穿梭的人们对这幅令人恐怖的地狱惨景熟视无睹，毫不动心。厄特利叫住了。门外匆忙而过的一个下级军官，把这5个伤兵交给了他。
10天后，厄特利采访归来，专门绕道这里，想探个究竟。但她所能看到的，是5具僵尸仍保持着她走时的姿势，显然没人碰过他们。那一双双仍然大睁的眼睛，把这两位西方人震撼得呆住了，半响说不出话。
眼下，总司令夫妇的谈话。却比那5个伤兵的死给女记者带来的震动还要大。她想不通究竟是什么使总司令对这种无谓的牺牲无动于衷。面前的这位第一夫人面目恬静、柔情似水，怎么内心里却无半点体恤、怜悯。这难道是东、西方道德观念的不同？难道是价值观念的差异？是，似乎又不是。
这时，一名侍从官走了进来，轻轻报告了一声。蒋介石笑着对女记者道别后，便走了出去。可厄特利女士这时还未完全清醒过来。宋美龄在不远处静静打量着这个年岁不比自己大多少，戴着一副蹩脚眼镜的西方女人，不好好守在英伦岛上，却跑到硝烟弥漫的中国，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这时，她想起了自己刚才的翻译，感到有些不得体。她端起茶碟，捉了一口，轻声说过：“女士，你可能还不知民中国士兵中，有很多是盗匪和流氓。他们上前线，对国家的好处有很多啊！”说着，玉齿微露，颇有些神秘地笑了。
可怜的英国女记者，头脑更加混乱不堪。有如坠入五里云中。张国焘叛逃武汉
另一间屋里，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日后成为汪精卫汉奸死党的周佛海，给蒋介石领来一个特殊的人物：张国焘。
张国焘才从陕北叛逃到武汉不久。此前，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身为中共高级干部，他的叛逃，当时确也曾在武汉国民党上上下下引起过一阵轰动。
张国焘这一出人意料之举，曾令中共党人深感惊讶。但他自己却并不觉得突然。事实上，自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挫败他的分裂阴谋，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那颗窃据中央的野心才算最后破灭。毛泽东对他可算是仁至义尽，不但没再追究张国焘本人，而且说服了中央各委员，仍把他留在了政治局中。可人心隔肚皮，毛泽东一片苦心，他却无半点感激之意。刚到陕北时，他也是国民党四处通缉的对象。纵使他有意，也没胆量背弃中共和红军。自1937年国共再度携手，戴笠在西安的特务把“招贤”的口风放出去时，他那颗压抑着的野心终于又膨胀开来。他自认是个能干番惊天动地大事的人，在陕北，他永无出头之日，便动起了投向国民党的念头。
4月初，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将至。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南出洛川，直奔黄陵，祭饲炎黄先祖。但他的兴趣，很快便转向了旅馆隔壁间的国民党特务身上。一天的密议和思考，他最后定下了出走西安的决心。4月5日晚，他在国民党特务的掩护下，伴着夜幕，直奔西安。
西安城里，与军统头子戴笠称兄道弟的“西北王”胡宗南大喜过望。在他眼里，张国焘算得上中共首脑，送到武汉，将是一份不薄的厚礼。当下高兴地在西安城又是设宴接风，又是豪言鼓励，弄得张国焘欣喜有加，大有种“重见天日”的快感。而这时，中共驻西安办事处的人员正奉中央之命，全体出动，四处寻找他。但一切都晚了。
4月7日胡宗南亲派副官处长及数名警卫，护送张国焘去了武汉。
武汉蒋公馆。张国焘一副迷途知返、痛心疾首的模样。蒋介石越是给他宽心顺气，他这种感觉越强烈，弄得委员长哭笑不得。蒋介石想了想，指指坐在一旁的周佛海说道：“你不必多虑，他也是从你们那里过来的，他今天在我这里不是很好吗？只要你有报国之心，我蒋中正不会亏待你的。过去的已经是历史了，往远看，你仍然会有远大前途的。”
张国焘抹把泪，卖乖道：“委员长胸怀坦荡，令人感戴不尽。我在外这么多年，咳，真是糊涂啊！今后为委员长效力，当万死不辞。”
“好，好的！你的生活方面，我已吩附下去，一切予以优待。你在陕北吃了不少苦，回武汉先调养调养。工作吗，这段时间会给你妥善安排的，你放心就是了。”
蒋介石当时挺看重张国焘。分化共产党阵营，增加自己及国民党的政治影响，张国焘都是一张颇有份量的牌。尤其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部下，仍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担任要职。所有这些都是他极感兴趣的东西。另外，张国焘的叛逃，还给他带来种领袖感召的愉快感。都说共产党好，共产党的干部清廉，可如今陕北的副主席都过来了，到底哪个有吸引力呢？
善玩政治游戏的蒋介石自然不会错过这送上门来的良机。张国焘还没出屋，他就想好了该怎么在这件事上做文章。
很快，蒋介石开动宣传机器，对党政军内外，对武汉、对全国好一通吹嘘、宣传。张国焘也四处活动，显得异常活跃。4月17日他不仅登报声明脱党，甚至还发表《敬告国人书》，狂泄自己的怨气，对我党滥加攻击、咒骂。蒋介石在一旁高兴地看着，异常激动。他希望有第二个、第三个张国焘能投身国民党怀抱，但他失望了。
中共针锋相对，据理反击。武汉《新华日报》不仅谴责了张国焘的卖身求荣，还向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社会贤达阐述了我党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的正义立场。全国各地八路军、新四军及设立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办事机构采取了紧急行动，声讨叛徒，划清界限。漏洞被堵住了。张国焘的一些老部下，经过耐心地说服工作后都站了出来，表明立场，谴责张国焘。张国焘在我党、我军内部最后的一点儿影响力这时已消失得干干净净。蒋介石也很快发现，自己手中的这张牌，转眼间便失去了份量。犹如昨天还被视为奇货的珍珠，一夜间就突然失去了光泽，那份懊丧、失落就没法提了。
这以后，张国安虽然偶尔还能出现在蒋公馆里，但他自己都明显地感到一切在变。接见时作陪的要员越来越少Y档次越来越低。到后来，几乎就再没什么人出现过。蒋介右对他的客气、寒暄也不见了，有什么事便毫不通融地命令下来。蒋介石也一直没给他什么象样的差事。
事后多少次，张国焘都在回忆着当初之举是否明智。这时的他，除了生活上得到了一些奢华外，几乎一无所有，甚至还丧失了最后一点自尊。他痛悔当初长征途中为什么就不能退一步，就是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哪怕屈居第二也行啊！但清醒时，他又真真切切地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船到江心岂能掉头。果真如此，那他就不是张国焘了。这时他的内心里，对毛泽东既充满怨恨，又充满敬畏。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东湖，李宗仁会友论天下
珞珈山下的东湖，环境清幽，空气凉爽。尽管武汉城内已是热浪翻滚，暑气逼人，可这儿30多平方公里湖面送出的阵阵清凉，却使东湖成了武汉少有的避暑胜地。
6月的一天，台儿庄功臣李宗仁上将邀了前来探访的广东籍故友黄绍hong来到湖边，散步纳凉。
黄绍hong外表虽憨厚，却好交朋友，处事圆滑。几年前，他感到两广湖小水浅，难施作为，便投靠了蒋介石。但他不但在蒋介石面前讨到了好处，又没伤了旧友和气。为人处事他太精通了。与李宗仁，他一直保持着友谊。
“季宽，你不在浙省当你的父母官，跑到武汉来干什么？”作为主人，李宗仁先开了口。
“咳，一言难尽。德公，不瞒你说，我此番来汉，是向老蒋辞职的。”
“噢？有这么严重？究竟为什么？”
黄绍hong摇着头、叹着气，道出了事情原委。
原来，4月间黄绍hong赴汉出席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会间，中共驻武汉代表周恩来找到了他，商谈解决闽浙边区问题。黄绍站与周恩来是老相识，大革命时期两人就共过事。年前山西抗日前线，又有过几次接触，私交一向不错。两人谈得十分投机。
几个月来，浙省局势也确实令黄绍hong头痛。此时，杭州已落入日军之手，他把省府向西迁到了金华。可坐镇浙省的第10集团军司令刘建绪不顾钱塘江岸防兵力空虚，反倒抽兵包围了粟裕、刘英的闽浙边区新四军。他虽对此提出了异议，但刘建绪显然有人撑腰，并不买他的帐。
当时周恩来找他，只是想买条路，请国民党军网开一面，让粟、刘部新四军能调敌后战场。黄绍hong对此当然没异议。从大的方面讲，新四军要抗战，没道理阻拦，国共合作他也有义务维护。从小的方面说，中共军队离开浙省，他少了一块心病，还能名正言顺地让刘建绪的国军抽出身来，专门对日作战。
他当下拍着胸脯就答应了。回浙后，他通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与刘建绪达成了默契，由他作中间人，亲自跑到平阳与中共代表吴毓、黄昂等人商谈，最后达成四项协议：一、所有闽浙边区的武装部队全部撤走，到苏皖敌后去担任游击工作；二、刘英、粟裕的部队由浙赴皖时，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团队不予为难，并予以补给上之方便；三、该部留在后方的家属，政府保证其安全，但不能有政治活动；四、准许该部在丽水或温州设立办事处。
大功告成，黄绍hong高高兴兴地返回了金华。不久，刘、粟率部由平阳、瑞安、丽水各县边境抵达丽水上游的大港头镇集中。准备深入苏皖敌后。在粟裕的盛情邀请下，黄绍hong还亲自前去作了番热情激昂的讲话。但他作梦也没有想到，他的此举却没能逃过一个重要人物的眼睛。
6月，蒋介石一封电报发到金华省府，指责他的浙政“声名狼藉”，并要他好自为之，“切实注意”。他想不通究竟有什么地方得罪了老头子，自然不服气，更不理解。当下驱车来到武汉，向蒋提出辞呈。职未辞成，但蒋介石的一番话却使他茅塞顿开。
“你自去山西作战回来，逢人就说八路军纪律好，长于游击战，共产党如何动员民众、团结民众、军民配合等等好话。各级党部、黄埔学生、地方士绅听了自然不服气，要说你的闲话。此外，你的战时政治纲领和用人方面，都有令人指责的地方。我打电报给你，无非是使你知道说闲话的人多了，要你注意。”蒋介石对他指责归指责，可暂时还不想要他辞职，只能给他说说宽心话，解释一番。
但黄绍hong还不至于呆得连这话的余味都听不出来。“原来是嫌我说了共产党的好话，嫌我与他们交往多了。可你蒋中正不是四处吹嘘着党派之争已不复存在，夸你和中共如何携手合作。原来这一切不过是官面文章？！”
黄绍hong越想越觉得可悲，既为蒋介石，也为自己的幼稚，见蒋介石没给自己个明确的答复，便索性赖在武汉不走了。
李宗仁听完这一切，半响无话。末了，他开口问道：“季宽，你觉得有错吗？”
“谁都没错，错就错在老蒋心中有心，我看他一刻也没忘了共产党。”黄绍hong颇为感慨。他原以为事过年，又值大敌当前，委员长会忘了过去的那些干戈对手。可现在不得不承认事情远没他想的那么简单。
李宗仁象是看穿了这位同乡的心事，苦笑着摇摇头说道：“这一点儿不奇怪。事实上岂止是中共，我在东湖疗养治病，不过是一些新朋旧友、军界同仁来看看，聊聊天，就有人受不了啦。陈辞修自己常常亲临不说，还安插个漂亮的女护士。真是庸人自扰，无聊！”
两人一时无语，心情显然已不似出门肘那般透彻畅快。
西天，太阳已坠人地面，岸边的柳林杨木已暗淡下来。湖面上，一片片荷花在暮雹里仍透着谈淡的红色。“出淤泥而不染，谁能呢？这种人我看少之又少。”李宗仁想着，感叹道。
黄绍hong突然想起自己为客的身份，不该让病人为自己的这点儿事烦心。于是，便以一种轻松的口吻说道：“哎，不谈这些了。德公，你脸上吃这一刀，可有什么效果？”
“嗯，这倒是件令我欣慰的事。龙济光的这一颗流弹，可折腾得我不轻。这儿的一个美国外科医生，就是这个疗养院的院长，从口腔上腭弄出了一撮碎骨。哎，二十来年，都发黑了。结果真不错，第二天，红肿、疼痛都没影了，真令人舒坦。”
说完，叹口气补充道：“季宽，这科学不服不行啊！美国人的先进决不只在枪炮上。这么些年，枪炮可是把中国毁啦。”
“哎，这不是德公、季宽吗？”
一个意外的声音象是从地下冒出来，惊得两人抬起了头。中共驻汉代表周恩来笑吟吟地迎面走来，身边立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壮年汉子。
“恩来兄，久违，久违！”两人见是周恩来，略显惊喜。李宗仁笑着伸出了手。
“啊，介绍一下，这位是从鲁西北敌后来的张参议。”寒暄完，周恩来指了指身边一身灰军装却没任何标记的壮年汉子。
“啊，从敌后而来，敬佩，敬佩。”李宗仁、黄绍hong客气道。
“哪里，李长官台儿庄一仗打出中国人声威，更当敬重。”壮年军人诚挚地说着。
“过奖，过奖，德邻台儿庄小胜，全仗将士用命，也得感谢你们的侧翼牵制啊！”
“抗战既然不分彼此，那么德公的胜利今天我们也就共享吧！”周恩来一句话，引来四人一阵开怀大笑。
这时，周恩来突然想起了身边的黄绍hong：“哎，季宽。你不在浙江当主席，跑来武汉干什么？”
黄绍hong一阵苦笑，略一沉吟，顺嘴说道：“啊，地方上一些事要办就跑来了。再说，也想顺道看看德公。”
“季宽，前些日子多亏你从中斡旋，网开一面，粟裕他们才能深入苏皖敌后，前几天他的前卫部队在镇江城外牛刀小试，初尝胜果。消灭了日军少佐以下官兵数十人，还缴获了一些车、炮。”周恩来笑着说道，话语中透出感激之情。
“入敌后就传捷报，可喜，可贺！”李、黄二人听罢，连声称赞。黄绍hong看上去更高兴些，这几日的不快也象是减轻了一些：“嗯，粟裕文武双全，真是个难摇的将才啊！在日本人几面包围之中，硬是敢用掏心战术，令从佩服！”
“季宽，粟裕东进途中曾有电来，说如有机会请我们当面表示谢意，我今天就一并代劳啦！另外，浙江留守的一些新四军家属，还望季宽见日后多多关照啊！”周恩来拉着黄绍hong的手，真诚地恳求道。
“恩来，这个你放心。他们在敌后流血抗日，我们如果连这点小事再办不好，那就太对不住啦！”
“那好！我再次代表他们，谢谢你啦！”
说完，周恩来两手一抱，转身告辞。
望着周恩来远去的身影，黄绍hong忽然感慨起来：“我越想越觉得这次来武汉不是滋味。我老觉得武汉就象大上海的戏园，几个对台戏同时在演。你就是知道哪台是主戏，可场子一开，你就懵懵懂懂地不知到底在唱什么了。”
“季宽，常言道：林子大了鸟儿多。眼下武汉自然不是只开一台戏。汉口日租界里，汪精卫一伙鱼虾之流一天到晚神神秘秘，搞些什么谁都知道。一些实足的败家子儿。”李宗仁一直对汪精卫一伙“主和派”看不上眼，当下气愤地说道。
“是啊！听说年初，陶西川在《血路》杂志上提出：‘和而不屈服可以不亡，我们似乎不应无条件地反对。’难道老蒋对此没有表示？”
“表示？现在他不但容许张岳军（张群）在军委会四处散布所谓的‘战必亡，和必乱，战而后和，和而后安’谬论，好象还很欣赏。这群文人，就象三国时孙权身边的那些文人食客，一心只想自己，从不为国家、民族着想。”
“可老蒋会见伦敦《每日快报》记者时，不是声明抗战到底，不欢迎任何国家出面调停吗？”黄绍hong还是满心疑虑。
“老蒋鬼就鬼在这里。他这是说给西方政客和中国老百姓听的，也给自己打气。你没注意到他的话有些名堂吗？他是说‘非能将主权完全恢复’，才不接受调停。换句话说，只要日本人承认他是中国的领袖，给他名义上的主权，他就能接受调停。”李宗仁越说越气，越说越激动，“‘主权’，单单主权就够了吗？难道东北、华北、京沪就不要啦！收复失地就这么一笔勾销了？！这种文字游戏他就是大爱耍弄，可到头来又能骗得了谁？”
黄绍hong越听越觉得有理，心中的迷雾在渐渐散去。他没想到武汉平静的表面下，道道潜流却在交迭撞击，充满险滩。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卷人共中，粉身碎骨。这时，他感到武汉不再那么选人，充满诱惑力了。
“德公，不临其境，不知其险啊！难怪你今天也贪图起世外桃源的安逸了？！”黄绍hong笑着逗起李宗仁来。
“哎，咱们话可说清楚。我在武汉是为养病，仅此而已。病一痊愈，我马上返回战区。苟且偷安可不是你我所能干的啊！当然，武汉我是不会再呆下去的，还是上前线更轻松些。”
“谁说不是。我在武汉再赖下去了没意思，赌这口气干什么？！我准备把地方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写成书面报告，老蒋一批，我马上回返。”黄绍hong来了情绪，快言快语。
“嗯，挟天子以令诸侯。你不能挟他，这时候拿他一把还是可以的。武汉是块是非之地，早走早好。再说不用很久，日本人就会向武汉发起进攻了。”李宗仁盯着渐渐变暗的湖面说道，远处，巴有点点灯火燃了起来。
“走吧，回去。你沉道而来今天我请你再吃一回武昌鱼。吃了这顿，下顿可就没准喽。”李宗仁以东道主的身份，豪爽客气地相邀道。可黄绍hong却从这话中品到了一丝苦涩。史迪威眼中的中国抗战
武汉，随国民政府迁来的美国大使馆里，一位神秘的人物也在密切注视着中国形势的发展，关注着东方两个巨人的这场生死较量。他，就是当时的美国驻华武官、日后盟军中国战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史迪威上校。
上年底，当他绕过胶东半岛来到武汉肘，一切都使他那饱受西方熏陶的大脑混池不堪。他觉得自己眼中这个神秘古国和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就象他第一眼看到的武汉一样扑朔迷离。混乱的码头、街区，挤满成千上万象热锅上蚂蚁一般的人。大小官吏、投机商人、难民挤在一队队即将赴死的军人和宣传救国的热血人士之中。在这里，他既能看到一种不屈民族团有的献身精神和充沛精力，也能看到一幕幕令人沮丧的懒散和冷漠。虽然他断断续续在中国已呆了20多年了，但他还是认为，要真正了解中国，解开其中错综复杂的网结，比学中国话甚至更困难。
但聪明、固执的史迪威不会裹足不前。他充分利用了自己在中国20余年的经历，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从武汉城到前线战场，从战略大后方到日本占领区，他到处走，到处看，到处问。政府官吏、新闻记者、中日双方将领都是他重点盯住的目标，而普普通通的中国百姓、士兵、学生也是他谈话的对象。他观察着、思索着、探寻着这场战争的方方面面，预测着中国遥远的未来。自然，他也在琢磨中国人所做的这种牺牲，对他的祖国美利坚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他确实难。国内，总部军事情报处的顶头上司麦凯布上校处处与他作对，百般刁难，使他即使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也深感掣肘。在武汉，蒋介石对他的请示也是一推六二五，再不行就拖。他觉得自己象只被一道道绳索捆住了手脚的饿狼，眼看着别人忙着四处撒网，而自己却只能干吼。他呆在武汉觉得要发疯了。
可史迪威毕竟是史迪威，他的倔强和对事业的狂热追求使他从不服输。他一生的座右铭别出心裁。但眼下对他却再用了国内军界所有的关系，包括同窗好友马歇尔将军，才收拾住“迂腐的小官吏”麦凯态。他又巧妙地利用罗斯福对中国战场的关注，通过美国政府对落介石施加压力。他终于获得了成功，他领到了一张能在中国各地四处“旅行”的通行证。
4月中旬，当他在兰州结束探查苏联对中国的军援情况而返回武汉时，觉得这座城市有了令他吃惊的变化。中国人的情绪随着台儿庄的胜利，一夜间振奋、高昂起来。用他的话说就是“举国上下欣喜若狂。”人们不再怀疑日军也是可以战胜的了。武汉，史迪威在军界、新闻界的一些同情中国的西方朋友，这时都说中国最后能胜，他虽未必赞同，当下却也点了头。
兰州之行，使他错过了随汤恩伯军团观察台儿庄战场的良机，他本有这个机会，但麦凯布却严令他这时去兰州。为此，他对麦凯布更是恨入骨髓。“多事的杂种！”他心里狠狠地骂道。错过了头班车，他不会再放走末班车。他匆匆向副手卡尔森上尉作了交待，便径直奔向了徐州。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错过台儿庄大捷观战的良机，他却在徐州见到了使日本现代化部队诞生以来第一次在举世瞩目的情况下遭到惨败的中国将领李宗仁。
5月的一天，史迪成上校与李宗仁上将在徐州城外的一块草地上进行了一场推心置腹的长谈。日军飞机空袭徐州，给了史迪威这样一个机会。离开电话响个不停、报告没完没了的司令部，史迪威大喜过望。
他饶有兴致地打量着面前这个使日本人大吃苦头的中国将军。在他眼里，这个瘦小精悍的中国司令官并不象他听说的那样魁伟神勇。高耸的颧骨，使他看上去与中国任何一位南方将领并无多大区别。只是瘦削的脸上那一对灵活转动的大眼珠子，透出智慧和活力。他看上去不象50上下的人，言谈举止的沉稳中分明有股年轻人的朝气。最让他难以忘记的，是对方微黑的面孔上浮出的坚毅、镇定和自信。“他与武汉那些毛皮军大衣裹着的国民党新贵是不同类型的人。”史迪威暗付，对李宗仁颇有好感。
“武官先生，听说你对我们的战术颇有看法，能否谈谈？”李宗仁盯着史迪威问道。面前这位略显老态的美国军人同样象个谜一样吸引着他。粗糙的桔皮一样的老脸，皱皱巴巴的。一对眼睛都蓝得出奇。他有些不理解，这把年纪的一个老军人怎么竟只是个上校，而且还卷进了东方充满硝烟的战火中。外界盛传这位美国武官脾气乖戾、暴躁，可眼前这张刚毅中透着慈祥的面孔，使他无论如何也与外界的传言对不上号。
史迪威开了口：“将军，你的胜利使我深表钦佩。但就一般战术角度而言，我认为你们更需要进攻，向敌人发起攻击。只有积极的进攻，才能有效地消灭日本人。”
李宗仁对谈话能从两人相同的职业上展开，显然很有兴趣。这么些年来，中国虽然不乏战争，但无论南京还是武汉真正就战略战法而引起的争论太少了。昂首阔步的将军们似乎个个登峰造极，厌倦了这个话题，却对政治着了迷。可一上战场与日本玩起真的，这些“政治家”们又都失去了谈论政治时的自负。“畸形的中国军人”。他很想对那些家伙吼几声，可这声音在腹腔里滚来滚去，总冲不出来。今天，一个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上校却单刀直人地勾起了他的话题。
“上校，你的坦率令我欣赏。可是你知道我们的对手吗？了解我们的部队吗？进攻在一般意义上说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可在中国战场上，它的地位也许就得与防御调过来。”
“不，绝对的劣势是不存在的。日本人装备上比你们强，可他们宽广的战线而引起的兵力分散，战场上的山川水地，削弱了他们机械化装备的优势。而你们数量上占较大的优势，又有最优秀的士兵，所以我认为，在中国战场上，中国军队是不该放弃进攻的。关键是中国指挥官的素质，效率不高。”史迪威一着急，便暴露出尖刻、固执的本性来。
李宗仁倒是不急不恼，反而哈哈一通大笑：“上校，你知道吗？你并不是第一个向我们建议发动进攻的西方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