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一阵一阵传来，令人晕眩。
21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有时候，在最悲壮的事情发生时，你六十年后最记得的，反而是——听起
来如芝麻蒜皮的小事。
退休以前在荣民工程处负责数据的陈麾东，跟着部队进入越南时，才十一
岁。这十一岁的小男孩，注意到，法国人沿着中越边境满插法国国旗来标示国
界。三万国军过关卡时，法国军官指挥着国军，身上的武器全部卸下，步枪一
堆，轻机关枪一堆，手榴弹另外一堆。
在这个时候，突然轮到一整个军乐队要过卡了；他们身上背的、抱的、拿
的，是大鼓小鼓、大小喇叭、大号小号 这军乐队也在战场上跑了一千公
里，翻过十万大山。
一个乐手正要卸下他巨大的法国号，只是不知他的法国号应该属于步枪、
机关枪，还是手榴弹的那一堆，正在犹豫，那个一直在旁监督缴械的法国军官
一步踏上前来，指着乐器，说，﹁这不是武器，可以带走。﹂
一个完整的军乐队，带着他们所有的鼓、号、喇叭，就穿过了关卡，进了
越南。此后的三年半里，集中营内国歌照唱、进行曲照奏、激励士气的歌声不断，这个军乐队在乱世中维持礼乐。
小小的陈麾东后来虽然受苦受难，但是他不怨恨法国人。
礼让军乐队进入越南的那个片刻的决定和动作，在他心中留下
了无法忘怀的一种价值意识：那是文明，那是教养。从战争的
地狱中走出来，一个法国号，像是天使手中最温柔的武器。
以后在铁丝网圈里生活的三年半，国军胼手胝足建起了房
舍，技术一成熟，就用木头和茅草在金兰湾营区建筑了一个
﹁宏伟﹂的﹁中山堂﹂，各种戏曲的表演，在里头﹁盛大公
演﹂。
你绝对不会想到，在每天靠配粮、四面站卫兵的收容营
里，还有人会认认真真地成立剧团。河南出来的豫剧演员跟着
国军流离到越南，在富国岛暂时安顿下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设﹁中洲豫
剧团﹂，用最克难的方法，表演给患难同胞看。一九五三年三万国军被送回台
湾，中洲豫剧团继续发展，培养了王海玲这样一代又一代的艺人，就是今天台
湾豫剧团的薪火传递者。
还记得那本︽古文观止︾吗？十七岁的马淑玲在湖南津市留给赵连发同学
的书，被赵连发一路带到永州柳子庙，一路带进十万大山，一路带进越南集中营。三百个师生和从前五千个师生一样，坐下来就读书。在没水没电的越南煤
矿区空地上开学，这本从河南南阳带出来的︽古文观止︾，成为唯一的教材。
校长张子静要全校学生分页相互抄写，人手一份，然后严格要求：每个人背下
三十篇。
有一次，夜里营房失火，一团惊慌中，学生们看见校长从草屋里急急奔出
来，怀里只抱着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海外孤本︽古文观止︾——他还穿着睡
衣，赤着脚。
这些河南的孩子们，在永州柳子庙时，读的是书里柳宗元文章，现在在异
国异乡的寂寞蛮荒里，虽然晚上睡觉的稻草垫一翻开就有潮湿的蛆在蠕动，白
天，他们却坐在地上跟着老师朗诵：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
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从乌坵采访反共救国军飞回台北的航程上，和陆军司令杨天啸比邻而坐。
我已经习惯要问人祖宗三代的出处了，于是探询他的出生地，他谦抑微笑答道：﹁越南，富国岛。﹂
我吃了一惊：这位上将，是富国岛铁丝网里头出生的小孩？
我很快找到杨上将的父亲，追问细节。
杨景龙，是当年九十七军的一位营长；九十七军的二四六团，就是在金城
江车站慨然允诺带着豫衡联中的孩子们继续南逃的部队。从长沙出发时，九十
七军有完整的六万人，边战边走到了中越边境时，杨营长身边只剩下一百多
人。妻子怀着身孕，还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失散。一家人的偶然团聚，是在越
南的集中营里。
铁丝网里头的孤军，三年半的屈辱和艰苦，在这样风雨动荡中出生的一个
婴儿，六十年后，变成中华民国国军的陆军最高统帅——这个民族和个人的剧
本，究竟怎么写的啊？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中、法、美的国际交涉终于有了结果，因内战而孤
悬海外三年半的国军、难民、学生，在海防港搭上了军舰，八天以后，在高雄
港上了岸。
两百零八个豫衡联中的学生，其中还包括后来写了︽野鸽子的黄昏︾的王
尚义，在高雄港落地，然后被送到员林实验中学入学。
在台湾员林，河南南阳的孩子们，和山东各地的孩子们，跨过大江大海惊
涛骇浪，终于走到一起来了。陆陆续续地，更多的少年们来到这里：香港的、
澳门的、缅甸的、舟山群岛的、大陈岛的 内战中被机器﹁绞﹂出来的多股
残军、孤军和整批撤出或零散逃出的难民，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如涓涓细流，
慢慢都汇入了员林实验中学。
我偶然看见新闻，国防部长陈肇敏去了豫衡中学六十周年的同学会，心
想，慢点，陈肇敏不是个地道的南台湾孩子吗？怎么会是那个学校的学生？从
香港打电话问他，他笑说，是的，因为家住得近，他就去上了那个学校，所以
是在那样一个多难兴邦、带点﹁孤臣孽子﹂的浓厚历史情感中长大的没错。
﹁否则，﹂他说，﹁我一个草地小孩怎会去投考空军官校呢？﹂
有些轨迹，不知怎么最后会自己﹁圆﹂起来。三十年后，从火灾中抱着
︽古文观止︾赤脚往外跑的张子静校长，在台湾将书亲手奉还当年的少年学生
赵连发，说，﹁将来两岸开放后，你回老家时，把书带回去给马淑玲，告诉
她，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向她表示谢意。﹂校长流下了眼泪。21
六十年后，赵连发真的回到了河南，找到了马淑玲，一本︽古文观止︾，
双手奉还。
完整的一本书，没少一页，只是那书纸，都黄了。
22
魔鬼山上
香港人不太谈自己的来历。如果台湾人在一个晚餐桌上，闲聊时还可能偶
尔提及﹁我爸是民国三十八年从青岛过来﹂这样的话题，因而透露了自己的出
处，香港人很可能彼此在一个办公室同事三十年，不知道彼此都是宁波人，会
说上海话，而且都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前后抱在妈妈怀里过了罗湖口岸的。
他们工作的压力太大，工作的时间太长，现实的滚动速度太快，每个人，
都在当下的轨道上专心一意地拚搏向前。经济的成就、专业的高标准、现代化
的领先，是靠一种力争上游的拚搏意志得到的。
粤文化生命力强韧，像海洋里的漩涡一样有巨大的吸力和同化力，一九四
九年流过来的百万人潮，一过口岸，就进入这个文化和语言的大吸器、大熔炉
里。无法融入的，或者设法离开，或者就被淘汰。融入的，六十年后，你完全
看不出他是一九四九的迁徙者。
于是，从外面看起来，七百万香港人，就是一个整体，都是说广州话的香
港人。
你要跟他们坐下来，一个一个几近不礼貌地打破沙锅问到底，才赫然发现，原来每一个香港人都深藏着一个身世的故事；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来自
江海动荡的一九四九。
战火像一团一团燃烧弹一样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炸开，从东北、山东到河
南，一片焦土，几千万的难民流离于途中，香港，自然成为一个生命阀。北方
每爆发一波战争，香港就涌进一波难民，一波一波进来。一九四九年的上环，
西营盘一带，九龙的钻石山一带，满街都是露宿的难民。
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撤走时，香港剩下六十万人，一百万人避难离去；一九
五一年，岛上已经有了两百零七万。22那突然冒出来的，一部分固然是逃避日
本人的如今回笼，一部分，却是国共内战的新难民，有上海纱厂的大老板，把
整个工厂的工人都带了来；有国民政府中曾经身任要职的高官、国军中曾经是
抗日英雄的将领和军官，有地方政府的县长、局长和大学的校长，有不愿意继
续跟蒋介石去台湾的立法委员、国大代表，有媒体主笔、学界泰斗、作家和艺
术家，有知识界的清流，有高僧大儒，有神父和修女。然而更多的，当然是无
家可归、流离失所的普通人，携儿带女，还有成千上万的伤兵，在某一次战役
中变成残废。
那是一个多么熟悉的情景：断了腿的伤兵，腋下拄着拐杖，衣服肮脏，独
自站立在陌生的街头，不知往哪里去；很多，还是少年。
救急救难的东华医院出面收容难民，消息一传开来，闯过了罗湖的人，潮
水一般涌到东华。一九四九年冬天，也就是黄杰的残部和豫衡联中的孩子们被
逼进十万大山和越南边境的时候，东华医院开始照顾难民。半年之内，收容了
八千两百多人，其中残废的人占极高的比例，将近两千。23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刚好是韩战爆发后的一天，七千个难民被送到
吊颈岭。极有效率的港府，一天之内全部运送完毕。
吊颈岭在九龙半岛的东端﹁魔鬼山﹂的一片荒凉山坡上。这个无人的荒
地，有一个废弃的面粉厂；一九○五年，加拿大籍的香港公务员伦尼，买下了
这片荒地，建了一个面粉厂，没想到三年之后破产，伦尼就用绳子吊着自己的
脖子，绑上巨石，然后还跳海。工厂所有的机器被债权人搬走，原来运货的小
码头荒废，山坡上的厂房逐渐变成狰狞的废墟，从此以后，魔鬼山本来叫﹁伦
尼面粉厂﹂的这片山坡，就被称为﹁吊颈岭﹂。
港府聪明的公务员，将﹁吊颈岭﹂正式改名为﹁调景岭﹂。
七千个人只是登记领饭票的，其实还有没登记的五、六千人，最高峰时，
近两万人住在调景岭营区内，包括八百个孩子。国军和眷属大概占一半以上，
湖南和广东籍的最多，但是也有来自青海、西康、甘肃和热河省的，东北的伤
兵和难民也不少。
这是一个没水没电没路的荒山，一切从头开始。港府已经在山坡上筑构了
上千个A字形油纸棚，一个棚住四个人；三十个大葵棚，分妇女组、医务组、
平剧社、自治纠察队等等单位进驻，一个大葵棚容纳七十个人。社会局供给难
民的配额是每天每人白米十八盎司、肉和鱼二盎司、青菜八盎司、腐乳或咸鱼
二盎司。每隔一天，民福电船运送面包过来，汽笛一响，赤脚的孩子们就飞奔
到码头上，兴奋地喊着﹁面包船来了！面包船来了！﹂
大人则十人一组，每天两次，排队去领饭。饭领回来，坐下来同吃的却有
十四、五个人，那没有饭票的，也是同乡同学同是天涯沦落，难民互相扶持。
和一般难民营不一样，调景岭难民里头，真正的卧虎藏龙。随便看过去，
在山路上扛着一袋面粉正迎面走下来的，可能就是个﹁营长﹂。譬如一九二○
年出生在广东增城的陈宝善。
宝善十八岁读高中时，日本人已经快要打到广州了，不顾父亲的反对，毅
然决然去报考中央陆军官校，考取了，跟其它几个同学从广州沿着溪谷，翻山
越岭，一路徒步，足足走了两个多月，走到贵州独山。到了独山之后，这满腔
报国热情的青年人才发现，报国的开始就是在荒山里建营房。上山伐木，从山
上把巨大的木头扛下来，盖教室、宿舍。没有米，他们就走三十公里的山路，
去扛米，如同劳役营一样的艰苦。一九四二年，坚持下来的宝善成为正式的军
校十七期毕业生。蒋委员长发给每一个毕业生一把剑，上面写着﹁成功成仁﹂
四个字。
陈宝善开始和日军作战，在枪林弹雨中实践他的爱国抱负。抗日战争之
后，国共内战爆发，他从山东的战场打到徐蚌会战。碾庄被包围时，天寒地
冻，伤兵遍野，他自己也受伤了。
这就是五十五万国军被﹁歼灭﹂的战役。陈宝善带着伤，辗转到南京，然
后是广州，最后是香港。在调景岭，那么多年之后，他还会跟你说：
这几十年来，我一幕幕回想，真是作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落败到
这种程度！我们在徐蚌会战以前一直都没打败仗的 他们的训练不
如我们，补给也不好。我轻视他们，我会以一个营打他们的一个兵团
二万多人 我们仗打得很好，为什么会跑到香港来呢？我能说出的
原因是，军心变了。不然怎会垮得这么厉害呢？24
一九四九，在华东医院和调景岭，每天上午和下午分两次，难民排队领
饭，你可能看见陈宝善在行列里，他二十九岁，眉宇间有股掩藏不住的英气，
但是神情抑郁；如果你不细心，你就不会想到，他曾经怀抱着多么大的热情，
把自己奉献给他的信念：国家。__
23
山岩岩，海深深
调景岭外头，香港的街上，每年涌进来二十万人。难民潮里，有很多、很
多的孩子和少年。
蒙古族的席慕蓉在湾仔上小学，多年以后，像古时候的词，有水井的地方
就有人唱，她的诗，在华文世界里到处被人传诵。人们问她，你的古典诗的基
础在哪里形成？她不直接答复你，只是淡淡地说，她在香港读小学的时候，老
师就教会了她背诵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会讲广东话，但是六十年以
后，她还可以用漂亮的广东话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来。
白崇禧兵退海南岛之前，十二岁的白先勇已经被送到九龙避难，文静早熟
的白先勇上喇沙书院。原本沉浸在中国古典戏曲及文学的白先勇在香港第一次
接触英文世界，也开启了他对现代文学的兴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国孩子，
幼年和少年都是流离。他看过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过南京首都的上层生活，
看过上海的繁华与崩溃，如今看见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见战争的荒凉：﹁家里
住着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顾的亲戚和从前的部属。大楼外面骑楼里、走廊下，
全睡着人，街上也到处是难民。﹂
一九五二年才到台湾，白先勇成为台湾现代文学的先驱作家。
同一个时间里，半岁的林百里被带到香港。他在解放军攻进上海前一个月
出生，营养极度不良。被母亲抱在怀里逃到新界，一家人租了大埔﹁将军府﹂
宅院里头的佣人间，后面的弟弟妹妹陆续出生在这狭窄的石头房里。石头房太
热了，父亲就在屋角里种爬藤，藤的青叶盖满了屋顶。
﹁将军府是谁的？﹂我问。
﹁翁照桓。﹂
我睁大了眼睛，﹁百里，你在大埔家的房东是翁照桓，一九三二年淞沪血
战中发出第一枪的国军旅长翁照桓？﹂
是的，林百里说，他还清晰记得小时候，翁将军把他叫到面前，给他糖
果，摸摸他头，要他努力读书，将来好好报效国家。
林百里在一九四九年后难民充塞街头的香港长大。父亲和一百万其它难民
一样，艰难地维生，在中环的香港俱乐部做会计。俱乐部大厅挂着水晶吊灯、
铺着华丽的地毯，白人绅士淑女从大门潇洒地进出用餐，华人用旁边的小门。
父亲告诫他，﹁你不可以到前厅去，那个门，是白人走的。﹂
父亲就在侧门后面那个只能放下三张小桌的房间里工作。为了儿子的前途，父亲让长子百里跟在身边。白天，百里去上学——搭天星小轮过海到尖沙
咀，然后改搭巴士到德明中学。大半的时候，为了节省那两角钱的巴士车资，
十三岁的林百里宁可走路四十分钟到学校。
晚上，父亲看着百里做功课；夜静了，就从办公桌底下拉出两张折迭行军
床，在三张写字桌之间勉强撑开，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里。灯
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华丽的光，就从门缝里泻进来一条细细的线。
这个一九四九年战火中出生、流离中长大的孩子，六十年后，开创了全世
界最大的笔记计算机制造公司。
我问他，﹁十一、二岁的时候，住在香港俱乐部的﹃后门﹄里，不准进入前厅，一出门又总看见中环光艳夺目的精品橱窗，你有﹃难民小孩﹄的屈辱或不平感吗？﹂﹁有屈辱感，尤其是看到白人和华人之间地位的差别，所以我的民族情怀是很深的，但是看到美丽的橱窗，我没有不平感，﹂林百里笑笑地说，﹁我只有想：有一天，我要买得起它——如果我要的话。﹂
秦厚修是从澳门上岸的，海上很黑，大船在海上剧烈地摇晃，等小船过来
接驳；从大船踏上摇晃得更厉害的小船时，踩空了，差点摔进海里。秦厚修带
着一个还没上小学的女儿，肚子里还怀着一个，踏上澳门，马上转香港。丈夫
马鹤凌在码头上焦急等候。
秦厚修得马上找工作。她和亲友合伙在青山道附近顶下了一丬洗衣店。然
后又在一九四九年新开张的大型游乐园——荔园，找到一份工作：收门票。
荔园开张，是一九四九的香港大事，付港币五角，可以入场，摩天轮、碰
碰车、哈哈镜、遥遥船、过山车，还有一个香港唯一的真雪溜冰场。
﹁可是，应台你要知道，那时没有票的，你丢钱进去，有一个闸门，我就
坐在闸门旁边用脚踩一个控制，一踩，缴了钱的人就可以进来，每天就做这
个。一个月薪水三百块钱，要养好多人。﹂秦厚修说。
荔园月薪三百块？我想到，同一个时间点，钱穆创了新亚书院，自己的月
薪是两百块——现在我知道那是多么微薄了。
﹁满辛苦的，﹂我说，﹁马妈妈，可是那时你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出生了，
你出来工作，谁管那吃奶的婴儿呢？那时你先生也在找工作吧？﹂我问。
﹁家里还有一个奶奶帮忙，还有姑爹，而且，逃出来的亲戚那么多，每天都有人来借钱，他们也帮忙。﹂
厚修的孩子在东华三院之一的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
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
他为孩子取名﹁英九﹂。
这孩子长大以后，成了中华民国总统。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会笑说，我是
﹁大陆酝酿、台湾制造、香港交货﹂。
﹁我也记得，﹂秦厚修说，﹁有一天马爸爸说要去调景岭，听说救灾总会
的人到那里发救济物资，结果回来了，也不过
发了几块肥皂吧？那时候，也有﹃第三势力﹄
来找他，但是他没去。﹂
﹁第三势力﹂这个词这么顺溜地从马妈妈
嘴里冒出来，让我吃了一惊。很少人知道这是
什么了，向来对政治没兴趣的她竟然记得。
一九四九年落脚在自由的香港，有很多关
心国是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无法接受共产党的
意识型态，也不欣赏蒋介石的领导，这时美国已经开始在亚洲做大规模的反共布局，提供资源，于是一个名为﹁自由中国运
动﹂的﹁第三势力﹂，就开始酝酿了。中情局结合流亡人士，有计划地训练独
立于台湾之外的反共游击队。
调景岭有很多年轻的国军官兵，也有很多失学失业的青年，不管是为了生
活的基本维持，还是因为胸中怀抱着经国济世的热情，当他们听说有个学校招
生培训，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自由中国﹂，很多人去了。
学校设在塞班岛；﹁塞班﹂，是残酷血战的代名词，在关岛附近，面积比
香港岛略小，战前是日本领土。一九四四年美军强攻塞班，日军战死三万多
人，守将南云忠一自杀。三万居民中，两万多人死于战火，另外四千多个老弱
妇孺跳悬崖自杀。
受训的年轻人学习爆破桥梁、抢滩登陆、打阵地战等，还有跳伞。在塞班
干校训练一年零两个月以后，学员就被送回日本基地，最后的主要任务是：空
投大陆。四人一个空投小组，选择的空投点通常是游击队员的家乡。山东流亡
出来的，空投山东；湖南出来的，空投湖南，因为你必须对那个点的周遭环
境，了如指掌。
在港大的教授餐厅里与蒋震闲聊一九四九——对于像他这样从一九四九年
的艰辛中白手起家的人，我有一种特别的尊敬。不知聊到了哪里，我随意说，
﹁我发现关于香港的﹃第三势力﹄的资料特别少，问了很多香港人，也问不出
个所以然来，好像谁都不知道似的。﹂然后我给自己加点咖啡。
蒋震接过去说，﹁是啊，自由中国运动。﹂
我吓了一跳，咖啡壶在我手上悬在半空——会把﹁自由中国运动﹂这几个
字这么不经思索说出来的，历史学者除外，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蒋先生知道内情？
他看着我吃惊的神情，笑了，说，﹁我就去了塞班岛！﹂
蒋震是香港极受尊敬的实业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山东河南交界的荷泽，
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和千万个与他同时代的爱国青年一样，他也当了兵，从
山东一路打到广州，部队溃散，他就随难民潮来到了香港。
所有的苦工，他都做过，在码头上扛重物、在纱厂里打杂、在矿场里挖
地。一九五八年，三十五岁的蒋震拿出仅有的两百港币，和朋友创设机器厂，
发明了全世界第一部十盎司螺丝直射注塑机，奠定了他的实业王国。为了回馈
乡土，他又成立基金会，专门扶植中国大陆的工业人才培训。
蒋震说，要从调景岭说起，因为他也进了调景岭难民营。
﹁啊 ﹂我看着他，﹁没想到。那——您原来属什么部队？打过什么战
役？﹂__﹁整编十一师。打过很多仗，譬如南麻战役。﹂
我看着这位极度朴实的霭霭长者，简直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一说﹁整编十一师﹂，一说﹁南麻战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经历过了什
么。我一时无法把﹁香港实业家蒋震﹂与胡琏将军的彪悍十一师和可怕的南麻
血战做连接。
一九四七年七月，整编十一师在山东南麻就地防守，广设防御工事，周围
建筑了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子母地堡，纵横交错。解放军的名将陈毅和粟裕以五
倍于国军的兵力主攻。激烈的炮火交织七天七夜，战役结束之后，解放军损失
惨重，宣称一万四千人阵亡，国军方面则公布﹁歼灭﹂两万人，﹁生俘﹂三千
人，自己牺牲了九千人。这是粟裕少有的挫败，从此役开始，解放军严肃地检
讨应付国军子母地堡的作战策略。
南麻七天战役结束，荒野中留下了三万个青年人的尸体。
实业家蒋震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塞班岛的结业学员在空投任务前，每人发配的装备是：手枪、冲锋枪、弹
药、发报电台、足够一月吃的干粮、人民币，然后就被飞机秘密地送到某一个
省的山区，跳下去。
有的人，降落伞没打开，当场摔死。大部分的人，一落地就被当地的居民
给绑起来，送去枪毙。
我看看蒋震——他如果被空投到山东，怎会今天坐在我面前，后面是一片
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景？
蒋震笑了，他看出我眼睛里有一百个疑问。
﹁我一直以为﹃自由中国运动﹄是个爱国的运动，也不知道后面有美国中
情局，﹂他笑着说，﹁轮到我要被空投的时候，韩战打完了，这个空投计划，
也叫停了。我差一点点就上了飞机。﹂
啊 原来韩战还决定了蒋震的一生。
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乱
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价值，然后就笃定地坚持。在大动荡、大离乱中，钱穆
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头，看见满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从的
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学，开创了新亚书院。
每晚从外面回到九龙深水埗的新亚书院克难破楼前，钱穆很难上楼，因为
骑楼下、楼阶上，全是蜷着睡觉的人。新亚的青年学生，也蒙头睡在走廊上。
在睡着的人与人之间，钱穆小心翼翼地寻找可以踩脚的空隙。
学生交不起学费，老师买不起食物，学生和老师就拚命写稿挣钱。当时的学生中，有一个特别聪颖沉着的，叫余英时。二○○六年得到美国克鲁格人文
与社会终身成就奖时，余英时追忆一九四九年的新亚书院，特别记得，为了生
活，他自己十几岁就开始写稿，创办新亚书院的恩师钱穆，也拚命写稿，﹁龚
定庵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余英时笑说。26
每一个香港人都有一个故事。那辗转流离的一代，自己历尽艰辛，但总是
想方设法在动荡中找到一个给孩子避风遮雨的地方。
于是你就有像梁安妮这样的发现。安妮是香港公关界
的﹁大姊大﹂，我问她的﹁来历﹂；她能说的，不多，但
是，慢点，父亲好像有一个日记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写的，从出生到一九四九来港，是一个
完整的回顾和纪录。安妮一夜读完，无比地震动；父亲过
世二十五年之后，她才知道父亲的一生，他如何亲身经历
抗战中的桂林大轰炸，他如何飞越喜马拉雅山参与了中国
远征军的对日战争。
在香港，程介明这样的孩子长大，成为有名的教育理
论专家，但是他清楚地记得﹁流离﹂的感觉。即使年纪很小，他看得出父亲在为养家挣扎，他记得，父亲终于找到工作，第一天工资是
七分钱。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换一个学校。而房子，总是愈搬愈小，
愈住愈远，上学的路，愈走愈长。
我和程爸爸说话，谈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讲到当年的艰辛，稍稍顿了一
下，说，﹁介明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体贴。﹂
小孩子懂事、体贴，其实就是苦难让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语气中充满
心疼。
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记得一个小阁楼，在一个狭窄的﹁士多﹂︵store︶小
店铺上面，全家人就挤在这样一个无法动弹的阁楼里。后来生活实在太困难
了，母亲只好带着小妹重新回到当初离开的大陆老家，因为那里生活开支比较
小；相依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现实拆散。
立之的父亲，在﹁保险公司上班﹂，其实就是﹁失业﹂的意思。
﹁那，父亲本来做什么呢？﹂我问立之。
他犹疑了一下，说，﹁原来家境极好，父亲的毛笔小楷在浙江杭州很有
名，所以蒋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谱是他亲手抄写的。﹂
我飞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像小学生一样坐在一群皓首穷经的历史学家后面，看刚刚开放的蒋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日记。极端重视家谱
的蒋介石，在东北和徐蚌会战最惨烈、国事蜩螗的时候，仍旧在日记中不断追
踪家谱修谱进度；徐立之父亲的名字，真的在日记里出现。
所以在四九年后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龙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
能在浅水湾的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再怎么穷，水和
沙是上帝送的。这个﹁士多﹂小阁楼上长大的孩子，也上了钱穆创办的新亚书
院，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分子遗传学家，回到香港来，做了香港大学校长。
二○○九年了，上环老区还是有些小阁楼，就在狭窄的﹁士多﹂上；每次
经过，我还忍不住多看两眼，想起钱穆在一九四九年为新亚书院所写的校歌：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第 三 部
在一张地图上，和你一起长大
24
我的名字叫台生
我的名字里有个﹁台﹂字，你知道，﹁台湾﹂的﹁台﹂。
我们华人凡是名字带着地名的，它像个胎记一样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
细。当初给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单纯地想以你的名字来纪念他们落脚，一不小
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长大以后，人们低头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
本地人，因为本地人，在这里生生世世过日子，一切理所当然、不言而喻，没
理由在这地方特别留个记号说，﹁来此一游﹂。纪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
一件超出原来轨道、不同寻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辈人里，你会碰到不少女孩叫﹁丽台﹂或﹁台丽﹂，不少男孩叫
﹁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这﹁台﹂字一亮出来，你
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中，陆陆续续
流浪到这个岛上的外地人。婴儿的哭声，听起来像雨后水沟里牛蛙的鸣声。那
做父亲的，把﹁台﹂字整整齐齐用黑墨写在红纸上，你可以想象那命名和写字
的手，在一个勉强遮雨的陋屋里，门外兵荒马乱，一片仓皇，写下﹁台﹂字，
既透露了一路颠沛流离的困顿，也表达了对暂时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出租车，一定要留意一下司机的名字。有一回，碰见一个
﹁赵港生﹂。哎呀，﹁港生﹂，你怎么会跑到台湾来开车呢？
只要你开口问，他就给你一个流离图。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动乱
中，从滇缅丛林里走了一个礼拜不见天日的山路，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
到调景岭难民营去，他就出生在荒山上那A字形盖着油布的破棚里，因此叫
﹁港生﹂，两年以后来到台湾，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龙的本名是什么吗？如果我告诉你，他叫﹁陈港生﹂，
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吗？稍微打听一下，你就会知道，他的父亲房道龙，
在战乱的一九四七年只身离开了安徽和县沈巷镇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儿女，辗
转流离到香港，改名换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婴取名﹁港生﹂。
和他安徽妻儿的那一边，这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悲剧，和成龙这一边，这是
个患难兴邦的传奇。
今天我从台北的青岛东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机，名牌上写的是﹁问中
原﹂。
﹁问中原﹂？
飞力普，中原，是一个地区，指的是中国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个概念，
指的是中国的文化和统治政权。姓﹁问﹂名﹁中原﹂，激发的想象就是一个气
势万千、跃马中原的光复图腾。他的父母是江苏高邮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乱流
中挤上了船，渡海来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
新收复故土的悲壮期待，织进了小小孩儿的名字里。
在台北街头，你只要有一点好奇和放肆，开口敢问，一问就是一个波澜涌
动的时代传记。战后这一代﹁台生﹂，你几乎可以说，整个人就是一枚会走路
的私章，是一本半打开的历史地理课本。
我这﹁台妹﹂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叫做﹁台北﹂，更绝了，它是一张大大
摊开的中国历史地图。地图有多大？横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张
两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图。
为什么称它﹁历史地图﹂？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欧洲全图，就是
一张﹁历史地图﹂，它里头的﹁奥匈帝国﹂，现在没有了。台北城这张街道大
地图上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时钟停摆在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地图。
你把街道图打开，靠过来，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东西向的忠孝路画出一个大的十字坐标，分出上下左
右四大块，那么左上那一区的街道，都以中国地理上的西北城市为名，左下一
块，就是中国的西南；右上那一区，是东北，右下，是东南。所以如果你熟悉
中国地理，找﹁成都路﹂、﹁贵阳路﹂、﹁柳州街﹂吗？往西南去吧。找﹁吉林__路﹂、﹁辽宁路﹂、﹁长春路﹂吗？一定在东北角。要去宁波街、绍兴路吗？你
绝对不会往﹁西藏路﹂那头去看。﹁凉州街﹂、﹁哈密街﹂、﹁兰州路﹂、﹁迪
化街﹂，嘿，猜猜看他们在哪里？
对国民党的统治有反感的人，说，你看，打仗打败了，逃到这个岛上，便
掏空了本地人的记忆，把中国地名强加在台北城上，满足自己﹁光复大陆﹂的
虚幻想象，既可笑又可恶。
我一直也以为统治者把台北变成一个中国地图，是一九四九年的一个伤心
烙印。失去了实体的万里江山，就把这海角一隅画出个梦里江山吧，每天在这
地图上走来走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也用来卧薪尝胆，自勉自励。
做了一点探索之后，我大吃一惊，哎呀，不是这样的。你认为理所当然的
东西，竟然会错。
原来国民政府在日本战败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颁布了﹁台湾
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在两个月内把纪念日本人
物、宣扬日本国威的街道名改正。学者还会提醒你，其实用﹁改名﹂来称，是
错的，因为日本人的都市规划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一九四五年光复以
后，台北的街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
新的命名的最高原则，就是要﹁发扬中华民族精神﹂。27
一九四七年，是一个上海来的建筑师，叫郑定邦，奉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
名。他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来，浮贴在台北街道图上，然后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
上的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28
郑定邦又是哪儿来的灵感呢？
不奇怪，因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国省分和都市来命名的；南北纵向用
省分，东西横向用城市。河南路、江西路、浙江路、山东路会是直的，成都
路、福州路、北京路、延安路会是横的。当然，也有一些例外。
把整个中国地图套在上海街道上的这个﹁灵感﹂，又是哪里来的呢？
那更好玩了。一八六二年，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各区的街道要改
名，英美法几路人马各说各话，都要坚持保留自己的街名。英国领事麦华陀于
是订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干脆用中国地名来命名，以免白人内讧。上
海街道，从此就是一张摊开的中国地图。
让我意外的是，甚至连﹁建国路﹂、﹁复兴路﹂这种充满政治含义的命
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国民政府给上海街道的名称，而不是为一九
四九年以后的台北所量身订做的。所以台北城变成一张中国大地图的时候，国
民政府根本还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中华民国的江山。
地图大大地张开着，而一切竟然是历史的意外布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__权崩溃而撤退到这个岛，以这个岛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把﹁光复河山﹂变成
此后最崇高的信条，而台北的街道刚好以完整的﹁河山图﹂摊开，承受了这个
新的历史命运到来。
我，和我的同代朋友们，就在这样一个不由自主的历史命运里，在这样一
张浮贴扫瞄的历史地图上，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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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趟吉林路
跟朋友的约会，我常约在亚都饭店一楼的巴赛丽厅。一个人的时候，喜欢
坐在远离热闹的靠窗那个高脚凳。透过小格木框看出去，微雨，车灯由远而
近，雨丝在光圈里晶莹滚动像动画；车慢慢停下来，在吉林路的路口等红绿
灯。走路的人进入饭店的骑楼，暂时收起手里的伞，放慢了脚步，经过窗边不
经意地和你视线相接，又淡淡地走过。
他若是一路沿着吉林路走，我知道他已经走过了德惠街，如果继续往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