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儒家两千年传统如何如何，在这个问题上，“说”的传统归儒家，“做”的传统却是要归法家的。
儒法不两立，他们常常会为了“立”自己而先“破”对方。董仲舒在对策里继续说道：周朝开国大搞德治，于是乎天下太平，而秦国却搞法家那一套，社会风俗迅速败坏，“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看，董仲舒后来搞的“《春秋》原心定罪”正是直接反动秦法的。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怀疑：“古代学者们经常虚构历史，既然儒家可以把尧舜禹美化到无以复加，是不是也同样地把秦国贬低得一无是处呢？秦国，乃至秦朝，当真这么差劲吗？”
当然不可能真差劲到这种程度，不然毛主席怎么会盛赞秦始皇呢。他还写过这样一首诗送给郭沫若：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高名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诗里有两句话尤其值得注意，一个是“祖龙魂死业犹在”，一个是“百代多行秦政治”，似乎是说秦始皇虽然死了，但他的核心政治精神却永远活在后代皇帝的心中。——如果往下继续讨论的话，就会进入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比如钱穆就认为中国专制传统绝非一成不变的。所以，为了谨慎起见，我们还是把这句话的涵义苛刻地局限在“核心政治精神”上好了。
那么，董仲舒所谓的秦国在法家精神的指导下社会风俗急骤恶化到底有没有可靠的佐证呢？感谢考古发现，睡虎地出土的竹简向我们展示了秦国的一些法律条文，里边居然详细写出了对儿子和父母之间偷窃财物的处理办法；还有：作妻子的如果举报了干了坏事的丈夫，自己的财产可以免于充公；如果是丈夫举报妻子，妻子的财产可以用来奖励丈夫。看来即便是父子夫妇这样的至亲关系，也都各有各的财产，睡觉的时候还要睁着一只眼留心对方！
儒家知识分子对这种情况是最为痛心疾首的，贾谊《新书》里有一篇“时变”，描写秦国法家当道下的社会风俗，说：商鞅这坏小子违背伦理，治国方针全部就两个字：一个是“耕”，一个是“战”，老百姓全都成了国家大机器里的一个个螺丝钉，只知道种地和打仗，多收了粮食能拿提成，多斩了人头也能拿提成，全部生活就只有这些了。也就是两年的光景，秦国的风俗变得惨不忍睹。秦国人生了儿子，如果家境富裕，儿子长大之后就要分家独立；如果家境贫寒，儿子长大之后就得入赘到老婆家去。如果父子之间借把锄头啥的，换了咱们，还提什么借呀，直接拿过来用就是了，用坏了也无妨；可在人家秦国，儿子要是借给亲爹一把锄头，马上就会面露得色，好像施了多大的恩德似的！还有哦，儿媳妇给婴儿喂奶，能毫无芥蒂和公公坐在一块儿；婆婆和儿媳妇很少能有和睦相处的，摔摔打打已经成了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现在常有人说陕西一带民风淳朴，看来这得感谢新社会，两千多年前的秦地风俗想想也让人脊背发凉。不过呢，贾谊这话也不知道写实性到底多强，他前边才说了儿子长大之后就离开父母，后边紧接着却说儿媳妇和公婆相处的事，好像有点儿矛盾哎。
儒家千载说商鞅，几乎只有一个骂字，但《史记?商鞅列传》却持截然相反的说法：商鞅的改革搞到十年的时候，秦国人民都很满意，社会上路不拾遗，山无盗贼，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 ——那么，到底谁说得对呢？
我也不知道谁说的对，但苏轼在《东坡志林》里有一篇《司马迁二大罪》，说司马迁有两大罪状，就是论商鞅和桑弘羊之功，而这两位仁兄都是自汉代以来的学者们一致耻于讨论的，至于说商鞅的改革成果，诸如“路不拾遗，山无盗贼”云云，分明是战国游士的邪说诡辩，却被司马迁道听途说之后载之史册。
——苏轼此论，似乎有他借古讽今的一面，矛头应该是指向王安石变法的。但从语气上看，苏轼倒也不像是在编造历史来迎合己意。那么，到底商鞅的改革成果是怎样呢，到底事情的真相如何呢，反正我是没法判断的，惟一能说的是，无论正方还是反方，字里行间都在强调着“风俗”的重要性。
儒家是非常重视“风俗”的，他们认为风俗具有极高的政治意义——想想杜甫诗句里的“致君尧舜上，但使风俗淳”。商鞅的法家之道看起来让人心寒，好像这是和“风俗淳”南辕北辙的。孔子讲过一个故事，说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不但不检举，反而包庇，这就是“直”啊，社会风气就应该这样才对。 可在商鞅政策下的秦国，具有代表性的画面却是“儿子要是借给亲爹一把锄头，马上就会面露得色，好像施了多大的恩德似的。”（假父耰鉏杖彗耳，虑有德色矣。）——一个是“证羊”，一个是“借鉏（chu-2）”，对比鲜明，陈寅恪曾经用这两个典故作了一首七绝：“证羊见惯借鉏奇，生父犹然况本师。不识董文因痛诋， 时贤应笑步舒痴。”诗中第三句“董文”之“董”恰是董仲舒，而最后一句的“步舒”则是我们前文讲到过的董仲舒的高足吕步舒——这三个字也正是陈寅恪这首诗的题目。
恐怕一般老百姓都会同意，作为风俗来说，“证羊”总比“借鉏”要好，而儒家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让统治者也能有这种认同感。果然，贾谊还在另外一篇《俗激》当中议论过移风易俗对于国家政治的重要性：
夫邪俗日长，民相然席于无廉丑，行义非循也，岂为人子背其父，为人臣因忠于君哉？岂为人弟欺其兄，为人下因信其上哉？陛下虽有权柄事业，将何寄之？管子曰：“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丑。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愚无识人也，则可；使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不可为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丑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乎否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刭大父矣，贼大母矣，踝妪矣，刺兄矣。盗者虑探柱下之金，掇寝户之帘，攓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拾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诸侯，此其无行义之尤至者已。其余猖蹶而趋之者，乃豕羊驱而往，是类管子谓四维不张者与，窃为陛下惜之。
以臣之意，吏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时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弗为不立，不植则僵，不循则坏。秦灭，四维不张，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乱僭而无差，父子六亲殃僇而失其宜，奸人并起，万民离畔，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冀幸，而众下疑惑矣。岂如今定经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无所冀幸，群众信上，而不疑惑哉。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渡江河无维楫，中流而遇风波也，船必覆矣。悲夫！备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贾谊忧心忡忡：哎呀呀，世风日下啊，笑贫不笑娼，礼义何在啊！我们一定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可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国家要乱的呀！在家是逆子，在朝必定是奸臣。管仲当年提过“四维”的概念，我觉得很好，值得提倡。所谓“四维”就是“四个纲领”，即：礼、义、廉、耻。我建议组织各级政府深入学习“四个纲领”，对“礼义廉耻”我们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还要组织群众学习讨论，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礼义，什么是廉耻！看看现在，啊，看看现在，太令人痛心了，大家都在追逐私利，根本忘记这世上还有道德了。刑事案件里有杀害祖父母的，有伤害养父母的，有刺伤兄长的，小偷们也比以前更有胆色了，敢偷帝王陵墓了——那天抓着一个，这小子居然还敢嘴硬，扛着把洛阳铲硬说自己是考古工作者！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你考古也没人说什么，可你挖的那坟，那是古墓吗？呸，先皇才死了半个月不到啊！唉，还有光天化日在闹市抢劫官吏的，这些老百姓也不知都是从哪儿听说的，以为是个当官的至少都趁几百万！还有更离谱的，有人诈称朝廷之令，从国家粮仓诈骗走了十万石粮食，粮仓主管都给气哭了，说：“我这个官仓鼠两年了才贪掉八万石，我不平衡！”还有喜欢现金的，骗走了朝廷六百多万税款，查都没法查，因为朝廷的统计数字从来就没有真实过——主管官员都习以为常了，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小孩缠着老师非要改考卷的分数，这孩子考得不错，一百分，可他非让老师给改成八万分，我好奇一问，这孩子说拿一百分的卷子回家他爸爸会打他，他爸爸是管统计的。——唉，这个动荡的世界呀，礼义廉耻全都不见了，实在该是号召全国来学习“四个纲领”的时候了！
——贾谊说话简直像个愤青，可是，我们如果仔细一想，这里面好像有问题呀：贾谊在《时变》里斥责的是秦国的法制，反正被推翻的政权全是坏的，屎盆子可以随便扣，可在《俗激》这篇里，贾谊怎么说的全是他本朝的事啊？汉朝政治号称反秦之道而行，可从这里看来，社会风俗怎么竟和秦国相差不多呀？
政治的两面性开始露头了。改朝换代的一般原则是：被推翻的那个朝廷罪大恶极，而新朝则反其道而行之，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汉朝这个时候可供参考的历史经验并不太多，大家很奇怪为什么庞大的秦王朝仅仅十四年就土崩瓦解，这可真是史无前例的。学者们深入研究，发现秦朝实行法治，不行仁义，既然认清这是祸根，那我们汉朝就多行仁义，少搞法治好了。贾谊和董仲舒就全是持这种观点的。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汉朝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这是不假，秦朝尽搞国家工程，劳民伤财，又打了那么多年仗，老百姓实在吃不消了，好好休息吧；可事情的另一面是，在“休养生息”之外还有一个词叫做“汉承秦制”，顾亭林在《日知录》里就说：“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古人这类说法很多，话比较重的还说汉朝延续了秦朝的弊政，总而言之也就是说，汉朝自己没搞过什么原创性的政治改革，而是拿来主义，全盘秦化。比如，当年针对老百姓苦于秦朝的繁密刑罚，刘邦提出了深得人心的“约法三章”，而实际上，这“约法三章”并没有实行太久，萧何后来给汉朝编制法律，直接就把秦朝的法律条文拿过来稍加修改就用上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汉朝前期法网真有多宽，有宽的时候那也是因为放松执法的关系，而不是说立法上有多么宽疏简单。钱穆评论秦汉两代，说过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雄主，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严禁有人以古讽今，而汉武帝恰恰相反：表彰六艺，追慕尧舜，尊行上古圣王之法。可这种“恰恰相反”只是表面上的，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这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性质是一样的；汉武帝求仙、封禅，和秦始皇如出一辙。汉武帝把尧舜当作偶像，很瞧不起秦始皇，可所作所为和秦始皇却并无二致。汉武帝以为自己上承三代圣王，却不知自己正是亡秦的延续。原因在哪儿呢，汉朝自从刘邦以来，恭俭无为，搞的全是拿来主义，照抄秦朝。汉武帝虽然发愤图强，想像上古圣王一般有一番伟大作为，平治天下，其实还没脱离照抄秦朝的老路。学者们推崇尧舜，痛斥秦朝，可眼光也都限制在秦朝的历史局限性里。因为说来说去，上古的事情到底全是虚的，而秦朝的事却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的，秦汉同是大一统王朝，相似之处很多，一不小心就学上了。
这么看来，汉朝初期所谓的“无为而治”倒有两层意思，除了“休养生息”之外，却是自己在政治上并无创新，只是照抄秦朝，投机取巧。至于个中原因，钱穆以为是刘邦那伙人除了张良具有贵族血统之外，其他人全属草根阶层，让这些人制订国家法典什么的那可真是难为他们了。现在把贾谊方才那两篇文章拿来一加对照，这可着实露出了他的马脚：好你的贾谊，把你说的那些坏人坏事抹去时代背景，嗯，怎么看不出来是秦是汉呀？——难道是近似的政治框架终于搞出了同样近似的不良后果？
还得说董仲舒把握得住，在“天人三策”的第二策里大谈秦朝苛政，把批评紧紧地绑住秦朝：“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和贾谊说的那些都差不多，反正就是秦政府乱搞法治，不体恤百姓疾苦就是了。董仲舒随后转而表扬本朝，以作为和暴秦的鲜明对照。
董仲舒说：“皇上您如今一统天下，四海无不顺服，太牛了呀！”——其实这话如果不作为转折，直接放在坏典型秦始皇身上也是一样合适的。
董仲舒接着说：“皇上您太了不起了，万里之外的夜郎、康居这样的国家都被您的德政感化，向您归顺！”——这是儒家“以德服人”的政治思想，前边讲过萧望之就是拿这种思想用在匈奴身上的，结果赢得了空前的政治胜利。但现在的问题是，董仲舒这句话可能有假，因为夜郎和康居这时候还没归附汉朝呢。所以有专家怀疑“天人三策”存在着被后人篡改的嫌疑——这倒不是没有可能，古书尽是被篡改的，所以后世写历史的家伙里边，有些人写推理小说也很擅长。^_^
我们先不必去纠缠文献真实性的问题，反正，即便这里遭到篡改，篡改者也必是儒家无疑，出发点大概是要把这篇汉儒经典点缀得更加完善吧。我们不妨糊涂一下，把它当作董仲舒自己的话好了。董仲舒在举了夜郎和康居的例子之后，话锋突然一转，说：“海外都纷纷归附了，这充分说明了皇上您德治光辉普照四方、充满天地，但是，国内老百姓怎么没得着您什么好处呢？”——董仲舒对这个话题没有深入，其实他已经点出了一个专制朝廷的通病：对内对外两副面孔。
专制体制的特点是：全国所有土地、所有人口、所有物品，全是皇家的，虽然政策上可以允许私有权，但这是出于皇帝的恩赐，皇帝予取予夺，看谁不顺眼就可以剥夺谁的私有权。所以，全国之人谁都不具备和皇帝的人格平等性，他们都是皇帝的私产，要像狗一样无条件地忠于皇帝。而外国领导人却是和我们的皇帝有着人格上的平等性的，即便是个小国领袖也是如此，大家坐在一起就像大财主和小财主坐在一起，大财主尽可以财大气粗，小财主尽可以卑躬屈膝，但两人都是财主，都有自己或大或小的一份产业，是可以坐在一起说话的。而再小的财主也是财主，再大的家奴也是家奴。某个财主觉得自己经营有方，家大业大，很想炫耀一番——这是人之常情——但财主的苦恼是，家里虽然有无数家奴，虽然有无数忠狗，但总不能向他们炫耀吧，真要显摆显摆泱泱大财主之风，也只能在那些小财主面前炫耀，而在一个财主社区里，大财主也往往更希望有更多的小财主拥着自己。大财主既然家大业大，自然给得起好处，金钱乱抛之下，小财主纷纷拥来，不亦乐乎。赵翼就曾经笑话郑和下西洋主要就是给明成祖挣面子去的：毕竟万国来朝方显大国威仪。
所以说，国际外交就是大财主的社交活动，国内政治就是大财主的家内事务——家再穷也不能在外人面前丢了面子！大财主有时会勒令或哄骗家奴们勒紧裤腰带，挤出钱来供自己在外边一掷千金，而小财主的作为也往往会像穷光蛋借钱请客一样，这种事在历史上绝不罕见。理解这个道理并不需要依靠什么深奥的理论，这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常识罢了。既然我们知道专制体制是“家天下”，就应该更多地去从“家庭行为”和“家长行为”的角度来理解当时的历史事件。但这个常识是常常被人忽视的，因为人们很容易忽略“家天下”的特性，而去思考什么国家民族利益之类的宏大主题。
老百姓对这种作风有时是深恶痛绝的，而民间的好恶常常在俗文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隋唐演义》痛斥隋炀帝在扬州接待外国使节，为了显示国家繁荣，不但花大价钱假装出一副歌舞升平的气象，甚至嫌树叶凋谢影响美观，竟着人把扬州城里大小树木的枝桠上扎满绿色丝带，这还真把一众外国使节唬得不轻。可隋炀帝也有百密一疏，忘记把使节们从边境进入扬州的沿途路线上也照方抓药布置一番了，结果被人家看出了破绽。
但要注意的是，我说的是“老百姓对这种作风‘有时’是深恶痛绝的”，为什么要独独加上“有时”这个限定，因为统治者只要弄些障眼法，老百姓还是很容易就被糊弄过去的。“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吗？如果真是，皇帝们天天都得冒冷汗了。好在障眼法是很少失效的，呵呵，就连“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本身，不也是一个美妙的障眼法吗？
“国家民族”这些高尚的字眼也常常会被作为优美的口号鼓舞着士气人心，但正如我在《孟子他说》里分析过的，爱国是个现代社会的观念，而先秦时代并没有什么爱国观念，爱家先于爱国；专制时代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爱国观念，爱国只是作为忠君的附属观念，而其意义实质上只是“维护主人的私有财产”。对于家天下的家奴们来说，理论上应该无条件效忠当前的主人以及主人的合法继承人，一些脑筋灵活的家奴则有时会想：效忠这个主人还是效忠那个主人，或者干脆找机会自己作主人？家奴只有主人，没有国家，任何高于主人之上的价值标竿都是被严厉禁止的。而主人是有权任意处置自己的财产的，包括国土和人民——正如我们无法要求一个财主不得把自己的土地割让给别的财主，我们也同样无法要求财主不得杀掉他自家的牲畜。
自然，家天下里的家奴也好、忠狗也好、牲畜也好，有时也会过上美满的生活，但这一切都是来自主人的恩赐，主人既然可以恩赐给他，也有权力随时把恩赐收回。家奴们会因为美满或自以为美满的生活而由衷地歌颂主人的恩赐，这无可厚非，但他们可曾想过：靠恩赐而来的幸福是不可以安心地揣在怀里的——这次第，像极了皇宫里的那些女人们。
从法家的观点来看，主人是切忌让家奴们收入过高、生活太好的，因为人富了也就不好管了，所以法家追求的并非我们熟知的“国富民强”，而是“国强民弱”，只有做到“国强民弱”了，朝廷才可以轻易压得住人民，可以充分用赏罚来操作众人。人民越是愚、越是弱，朝廷操纵起他们来也就越是顺手。这就好比现代企业，高级技术人员往往并不好使，但流水线上的小工却是最容易控制的。
法家这种论调是完全站在君主立场上的，是真真切切地为君主着想，自然也就深得君主的喜爱。儒家的以民为本的想法就越发显得不合时宜了——如果当真“以民为本”，皇帝不就成了给人民群众打工的了么？
不过，皇帝常常还真以打工者自居，也还常常能骗得大家的信任和感动。是的，统治者会使老百姓们把统治者本人的奋斗视为全体人民自己的奋斗，“并且要求他们作出必要的牺牲”。 呵呵，看来愚民并不是件太难的事哦。
再来回顾一下董仲舒方才那个问题：“海外都纷纷归附了，这充分说明了皇上您德治光辉普照四方、充满天地，但是，国内老百姓怎么没得着您什么好处呢？”董仲舒自问自答：“国内老百姓之所以没能像海外小国那样感受到您的恩德，那是因为您的心思没在老百姓身上啊。”
按照“以德治国”的逻辑，如果皇帝想要恩加于百姓，先要端正自己，然后把自身的光芒辐射到一众官员身上，官员们受到了圣光的感染，便也越来越道德，越来越圣洁，最后再各自在各自的地盘上发出圣光，辐射到老百姓的身上。这用禅宗的诗境来说，就叫做“一波才动万波随”。
所以，董仲舒继而提倡教育，提倡道德的吏治，他给地方官下的定义是：从省级干部到县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导师，是人民的表率，秉承皇上的恩泽进而宣化下民；如果导师是坏导师，表率是坏表率，那么皇上的恩泽可就遇到瓶颈了。董仲舒感慨现实：“现在这些地方官呀，既不好好担负起教化人民的责任，又没有认真执行皇上的法令，暴虐百姓，专和坏人扎堆，从中牟取私利，致使弱势群体中常常有人流离失所，被屈含冤。于是乎阴阳错乱，天地间充满怨气，老百姓越来越难活了。这都是因为地方官不地道啊！”
董仲舒指出了办教育和选拔人才的办法，建议让诸侯和地方高官定期推荐贤才，这一招可开了后世科举制度之滥觞。董仲舒说：“皇上您就照我说的去做，过不了多久您就是当代尧舜了。”
——大臣谏君经常拿出尧舜的大帽子，皇帝们也不知一代代地听厌了没有，我们这里倒值得关注一下地方政府的特殊角色，以便更好地体会一下“以德治国”的特殊逻辑。
地方官们不但是地方的君长，还是地方的导师，有时候也要兼一下地方的宗教领袖。让郑振铎来替我说两句吧：“每一个县城，我们如果仔细考察一下，便可知其组织是极为简单的。在县衙的左近，便是土谷祠；和县长抗颜并行的便是城隍，也是幽冥的县官。还有文昌阁、文庙，那是关于士子的；此外，还有财神庙、龙王庙、观音阁等。差不多每一县都是如此的组织或排列着的。这还不和帝王之都的组织有些相同么？一县的县官，其责务便俨然是一位缩小的帝王。他初到任的时候，一定要到各庙上香。每一年元旦的时候他要祭天，要引导着打春牛……他们是具体而微的‘帝王’；‘帝王’是规模放大的‘地方官’。他们两者在实质上是无甚殊异的。”
郑先生把事情讲得过于绝对了些，但这段话仍不失为帮助我们理解德治逻辑的一把结实的梯子。
（三）“天人三策”之三——“问鬼神”和“问苍生”并不矛盾——《搜神记》的怪力乱神——汤祷——龙图腾和龙王——端午节到底纪念谁？
汉武帝继续提问，这一回详细问道了天人感应之事。我们很多人都熟悉李商隐一首咏叹贾谊的七绝：“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是感叹政治新星贾谊好容易又得到了汉文帝的召见，本拟有机会施展抱负，可汉文帝关心的却只是鬼神之事，并非天下苍生的福祉。
其实若说起大搞“封建迷信”，汉武帝比汉文帝可强出太多了，汉文帝再怎么着也不过是请个高知来问问情况，汉武帝却是把特异功能大师接二连三给弄到宫里，金银财宝不说，还把女儿往外赔。但是，从另外一层意义来看，“问鬼神”和“问苍生”并不矛盾，甚至还可以说是一事的两面，因为天和人是互相感应的：人世好了，就会天降祥瑞；人世坏了，就会天降灾异。这也就是说，当你发现UFO满天飞、麦田怪圈无处不在、妖魔鬼怪四处显灵、到处都有灵异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这都是国家政治没搞好闹的。
——反正董仲舒就是这么解释的，他一本正经地说：“这可不是我拍脑门拍出来的哎，我是有理论依据的。”他的这个理论依据，自然就是孔圣人的《春秋》。
董仲舒说：“孔子作《春秋》，上查天道，下验人情，网罗古事，考察现实。所以《春秋》所讥讽的，也就是灾害所侵犯的；《春秋》所憎恶的，也就是灾异所降临的。”
有人读到这里可能会大为不屑：“《春秋》怎么这么写呀，这还哪像是正史所为呀，还什么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呢，哼，说野史还差不多！”
从历代官方说法来看，《春秋》原本还当真是部野史，因为孔子不过是个私立学校的校长，是没有权力来修治史书的。修史书是史官的职责，是官方的行为，从古至今都是如此，这也表现了历代官方对历史的重视。如果放任私家修史，你这么写，他那么写，一个人一个说法，也没有人来给敏感事件统一口径，这样的历史哪还有严肃性呢！所以，《孟子》里边提到孔子作《春秋》，说孔子感叹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原因很可能就在这里，就是因为孔子自己也清楚自己这种私家修史的做法是一种僭越行为。
那么，如果真拿私家野史的标准来衡量，《春秋》大谈灾异似乎倒也说得过去。可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成为一个区分正史与野史的合理标准，因为在官方正史当中，灵异现象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当然，这也许是因为《春秋》对后世的影响力实在太大的缘故吧。
赵翼的《廿二史箚记》里专门有“《晋书》所记怪异一条”，说：“采异闻入史传，惟《晋书》及《南》、《北史》最多，而《晋书》中僭伪诸国为尤甚。”这好像还真呼应了董仲舒的说法，在乱世最乱的时候，在三天两头有坏蛋僭越称帝的那些时代里，灵异现象总是在全国风起云涌。赵翼提到刘聪时代里，天上掉下来一块大陨石——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地球上每天都得掉个一吨半吨的陨石，这没什么稀奇，可这块陨石稀奇的是：大家以为它是石头，走近一看，却是一大团肉？！哎呀，都说天上不能掉馅饼，这还真就掉下一个来，看来馅饼的皮儿是在和大气层的摩擦当中燃烧掉了。这一大团肉，长有三十步，宽有二十七步，几里之外都闻得见味道，更有奇怪的，这肉旁边还有哭声！
一件怪事的降临也许只是一系列怪事的开端，就在这个时候，刘聪的皇后生孩子了，生的是一对双胞胎，可惜不是人，而是一蛇一虎。这一蛇一虎伤人而走，大家去找，却在怪肉旁边找见它们了，而怪肉的哭声也奇怪地停了下来……
赵翼又举一例：干宝的《搜神记》，尽人皆知书里全是怪力乱神，可干宝其人在晋朝却是位出色的官方知识分子，他曾被皇帝委任编修国史，成就出一部《晋纪》，颇受好评，时人称之为“良史”。可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史家，家里边却出了一桩史笔难以描绘的灵异事件：干宝的爸爸很宠一个婢女，等爸爸死后下葬的时候，失去了靠山的婢女被妒火中烧的干家老妈活活推进墓中，就这么连活人带死人一块儿埋了。干宝那时候还小，不大懂事，也就没受太大的刺激。又过了十多年，老妈也死了，干家人安排合葬事宜，挖开了当初埋干宝爸爸的坟墓。这一挖，只见地底下场面骇人，那个婢女栩栩如生地趴在棺材上，就像活人一般。大家用车把婢女载回了家，过了一天，婢女竟然醒过来，回忆墓中生活，说干宝的爸爸对她很好，给她好吃好喝，两人恩爱非常。后来，干家把这婢女嫁了人（也许是不敢把这么一位奇人留在家里吧），她婚后居然还生了孩子。
单是这么一件事，倒也没什么太让人奇怪的，也许这婢女是个特异功能大师呢。可让赵翼感觉奇怪的是，这事居然是堂堂正正记载在正史《晋书》里的？！赵翼说：这事怎么想怎么不可信，但干宝正是因为自家出了这件怪事，这才四处搜罗灵异事件，编写出了《搜神记》来的。如果这是干宝瞎编的，他这不是自曝爸爸的隐私和妈妈的妒忌么，念过书的人是不会做这种事的呀。也许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吧。
赵翼举例只是随手点检，而《晋书》里紧接着还记载了干宝家另外一桩奇事：干宝的哥哥曾经断了气，一连好几天，身体都僵硬了，后来却奇迹般地醒转，述说自己见到了鬼神，宛如一场大梦，不记得自己曾经死过。
——我现在深夜写字，写到这里也仿佛见了鬼：赵翼说的婢女复生事件确实《晋书》有载，可在《搜神记》里却没有这篇呀，只有两三个类似的故事而已。如果不是版本问题，那就真是见了鬼了！咳咳！
两晋南北朝天下大乱，正史里居然也鬼怪满街跑了，也许老天和人世当真有着什么奇妙的感应吧？当然，也许是写历史的人出于安全第一的考虑，不大着墨于人世而更多地着墨于鬼怪了。世界名著《鬼家村》也许就是这么写出来的吧？^_^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说他写作《史记》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排比荡气回肠，很容易稀里糊涂就读过去了，如果细看一下，这个“天人之际”还能是什么意思呢？——要知道，司马迁可是在董仲舒门下听过课的，而且，以前的历史学家同时还得是天文学家。
进一步来说，很多人都知道“天人感应”是董仲舒提出来的，而事实上，这种观念由来已久，董仲舒不过是在一个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作了一次恰当的阐发而已。那么，这种观念到底由来多久呢？嗯，至少在《春秋》里就已经有了。董仲舒在“天人三策”里论道：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
这段是说：孔子作《春秋》，上查天道，下证人事，参考历史，分析现实。所以《春秋》所讥讽的，也就是灾害所侵犯的；《春秋》所厌恶的，也就是怪异所降临的。孔子是把国家的过失与灾异现象写在一块儿的，以此来彰显善恶。古代掌管文教的官员致力于以道德感化万民，人民全被感化之后，监狱里也就一个人都没有了。而现在，古风不存，人民得不到教育感化，心里已经没有仁义了，为了赚钱可以连命都不要，所以犯法的人才这么多，一年里边摊上刑事官司的人就有成千上万。这样看来，古法是不可不用的，所以《春秋》对改变古代制度的事情总是大加讥讽的。
董仲舒在这重要的一段里暴露了三个问题。一是他的“天人感应”理论来自《春秋》；二是《春秋》的核心精神之一是“复古”；三是露了狐狸尾巴——前边一直都说秦朝法制横行，刁民逐利犯法，结果一不小心说漏了嘴，敢情汉朝如今也是这样啊！
还是着重说说第一个问题好了：《春秋》当真是大讲“天人感应”吗？既然都说《春秋》是孔圣人所作，而孔圣人又一贯“敬鬼神而远之”，一贯“不语怪力乱神”，那《春秋》难道真会讲什么灾异吗？
——这还的确是真的。
《春秋》记事非常简略，一年的事情也统共不过几句话（前边咱们已经见识过了），全书一共也不过一万多字，可对日蚀就记了好几十次，另外还有不少对彗星、流星雨等等“怪异”天象的记载。天上如果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人间可就真得好好得捉摸捉摸。
那么，《春秋》就是“天人感应”的源头么？
——也不是。我们看看《论语》最后一篇“尧曰篇”里有这样一段：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这里的“予小子履”就是商朝的开国之君商汤，这段话是他在一次祭祀活动当中的重要讲话：“我用黑色的公牛献祭，告诉伟大的上帝：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您的仆人我对您老人家不敢有任何隐瞒，这您是知道的。我如果有罪，您就惩罚我一个，别牵连天下人；天下人如果有罪，都由我一个人承担！”
对这段话的解释历代专家们是有些分歧的，我这里姑取一说，大意不差。虽然有人怀疑“尧曰篇”晚出，但这里的思想似乎倒也与孔子相合。《论语》这种语录体的东西有一点很讨厌：经常不给出上下文，只是孤零零一句话拿出来让人去猜。好在这事在其他书里另有记载，让我们可以一窥端详。
——有趣的是，如果说这事《论语》有载、不属于“怪力乱神”吧，可偏偏《搜神记》这部“怪力乱神大全”里也有收录：
汤既克夏，大旱七年，洛川竭。汤乃以身祷于桑林，翦其爪、发，自以为牺牲，祈福于上帝。于是大雨即至，洽于四海。
《搜神记》讲得非常简洁：商汤灭了夏朝之后，连续遭逢七年干旱，洛水枯竭。商汤剪掉指甲和头发，以自己的身体为牺牲，在桑林中向上帝祈祷。大雨立刻降下，全世界都得到了滋润。
其实这个故事在古代文献里非常常见，《搜神记》是比较晚的，早些的还有《墨子》和《国语》等等。也许正因为商汤也是儒家吹捧的圣王之一，而天和人又可以如此感应，所以流风绵延到秦、汉以后，直到晚清、民国，皇帝要祭天、祭地、祭祖，也要这样作作自我批评——“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句话成为了皇帝们的经典台词。当然，皇帝如果这么说，大家听了自然也会舒舒心，可皇帝心里是否真这么想，这却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
可能有人早就怀疑了：“旱灾就旱灾好了，不过饿死一批草民罢了，只要加强管制、加强宣传，连哄带打别让他们闹事就行了。商汤一国之君，难道一遇到自然灾害还真拿自己当牺牲啊？！——什么是‘牺牲’，就是献给神的祭品，一般都用猪、牛、羊，是要活活杀掉的。商汤这要么就是当真感动上帝了，要么就是运气好，可如果在他祈祷完毕却还是没有下雨，他这一国之君的小命难道还真会丢在这里不成？董仲舒对汉武帝大谈天人感应，如果哪天汉朝也闹旱灾了，汉武帝也学着商汤的榜样去祈祷，万一不灵，难道汉武帝就这么死了？两千多年来这么多皇帝，到底有几个是真把自己作牺牲而死在祭坛上的？！”
是呀，这事仔细一想，确实处处透着荒诞。商汤的事迹渺茫难考，随便那些知识分子们怎么说就怎么是，看来我们也只能拿它当故事听了。这也就是说，在后世如此重要的一个理论/行动，竟是部分地扎根在一则虚构的故事之上？！
事情也许并非如此。在那个遥远的年代，这个故事也许确实是合情合理的。郑振铎有一篇《汤祷篇》，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
郑先生不愧是搞文学出身，在《汤祷篇》的一开始，就以文学的笔法渲染了全部的汤祷场面，说连年干旱，搞得人心惶惶，于是——
没有下田或采桑的男妇，他们都愁闷的无事可作的聚集在村口，窃窃的私语着。人心惶惶然，有些激动。左近好几十村都是如此。村长们都已到了城里去。
该是那位汤有什么逆天的事吧？天帝所以降了那末大的责罚，这该是由那位汤负全责的！
人心骚动着，到处都在不稳的情态之下。
来了，来了，村长们从城里拥了那位汤出来了。还有祭师们随之而来，人们骚然的立刻包围上了，密匝匝的如蜜蜂的归巢似的，人人眼睛里都有些不平常的诡怪的凶光在闪露着。
看那位汤穿着素服，披散了发，容色是戚戚的，如罩上了一层乌云，眼光有些惶惑。
太阳蒸得个个人气喘不定。天帝似在要求着牺牲的血。
要雨，我们要的是雨，要设法下几阵雨！
祷告！祷告！要设法使天帝满足！
该有什么逆天的事吧？该负责设法挽回！
农民们骚然的在吵着喊着；空气异然的不稳。
天帝要牺牲，要人的牺牲！要血的牺牲！我们要将他满足，要使他满足！——仿佛有人狂喊着。
要使他满足！如雷似的呼声四应。
那位汤抬眼望了望；个个人眼中似都闪着诡异的凶光。他额际阵阵滴落着豆大的黄汗，他的斑白的鬓边，还津津的在焦聚汗珠。
诸位——他开始喊叫，但没有一个听他。
抬祭桌——一人倡，千人和，立刻把该预备的东西都预备好了。
堆柴——又是一声绝叫，高高的柴堆不久便竖立在这大平原的地面上了。
那位汤要喊叫，但没有一个人理会他。他已重重密密的被包围在铁桶似的人城之中。额际及鬓上的汗珠尽望下滴。他眼光惶然的似注在空洞的空气中，活像一只待屠的羊
………………
七十年前的白话文现在读起来倒别有一番风味。郑振铎“逼真再现”了商汤的那一次影响深远的桑林祷告，我就简洁一些来复述好了：后来，商汤被推上了柴堆，诚心诚意地向上帝祷告——这时候他没法不诚心诚意，因为当真若再不下雨，祭师和村长们就该在柴堆上放火了。
也不知道是商汤的诚意感动了上帝还是事有凑巧，就在千钧一发之际，终于下雨了，商汤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祭师和村长们护拥着走下柴堆，享受着人们的欢呼。
——这事在我们看来实在匪夷所思，难道帝王祭祀就是这么搞的吗？真要是下雨下得再晚一些，商汤还不就真被烧死了？可没听说过秦皇汉武们这么搞过呀！这样的领导谁敢作呀？试想一下，如果董仲舒这么样让汉武帝去搞“天人感应”……
但是，郑振铎这里绝非小说家言，在“逼真再现”之后就是详实的考据工作了。我们也跟着他的考据来看看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郑老师先是讲了历代专家对汤祷一事的分析质疑，质疑得最为有力的要算清代的辨伪大家崔适。崔适广征博引，认为此事太过不合情理，他赞同明人李九我的逻辑：“商汤是位著名的圣王，兢兢业业治理国家，难道上帝看不见他终日的辛劳，却只相信他两句话的祈祷词？上帝这也太没头脑了吧！”
李九我这番话非常有力，但这在解决了旧问题的同时，却带来了新问题：既然上帝是有头脑的，既然“天人感应”是确实存在的，那么，像七年大旱这样的超级自然灾害只应该降临在暴君当政的时代，却怎能出现在圣王统治的时期呢？
是呀，这可真难回答了。我们想想，刚才讲过两晋南北朝灾异频频，分明是昭示乱世；如果大臣向皇帝进谏，也常会借灾异来说这是老天爷在发警告了。所以，“天人感应”理论的逻辑分明是：圣主有祥瑞，昏君有灾异。可到商汤这个例子上，怎么却讲不通了呢？
照理说，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不可能留到明清才让人研究的，董仲舒要圆上自己的理论，必然要对这个问题作一个完满解答，不然的话，一经其他学者问难，张口结舌答不上来，这个面子可就跌大了。
董仲舒自然给过解答，崔适自然也没有忽略，他说：“董仲舒当年是这么说的：商汤时期的超级旱灾不是商汤招来的，而是上任夏朝暴君夏桀留下来的余虐。”
——这么说也很有道理哦，我们都知道上古时代有两个著名的暴君，一个是夏朝的末代君主夏桀，一个是商朝的末代君主商纣。夏桀实在太坏了，搞到天怒人怨，所以，商汤虽然推翻了他，建立了全新的商朝，可夏桀留下来的烂摊子不是一下子就能清理干净的。
我还得再插一句：古人的引述一般并不像现代人这样严谨，经常不核查原文，只凭记忆一写，大意差不多就行。所以呢，崔适这里引的董仲舒的说法并不是人家的原话，在《春秋繁露?暖燠常多》，董仲舒说的是：
禹水汤旱，非常经也，适遭世气之变而阴阳失平，尧视民如子，民视尧如父母，《尚书》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四海之内，阏密八音三年。”三年阳气厌于阴，阴气大兴，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桀，天下之残贼也，汤，天下之盛德也，天下除残贼而得盛德大善者，再是重阳也，故汤有旱之名，皆适遭之变，非禹汤之过，毋以适遭之变，疑平生之常，则所守不失，则正道益明。
这段是说：商汤时期的大旱只是特殊情况罢了，与此相同的还有大禹时代的洪水，都是起因于世道变化而产生的阴阳失调。话说尧圣人当领导的时候，把人民群众当成儿女一样，人民群众也把尧当成父母一样。《尚书》里说：“尧死的时候，老百姓们都悲哀得像死了亲爹亲妈一样。这悲哀的情绪弥漫在四海之内，没有了音乐，也没有了娱乐，就这样一连过了三年。”——看，一连三年啊，这三年里，阳气一直被阴气压抑，阴气盛行，所以后来才有全国范围的大洪水了，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大禹治水。商汤大旱的道理也是一样：商汤改朝换代，灭了夏桀，而夏桀是天下头号大坏蛋，灭了他就导致阳气旺盛；商汤是天下头号大好人，他掌了权，使盛德布满天下，这也是促使阳气旺盛的。而同一时间里阳气全都旺在一起了，这就像人上火一样，所以就有了大旱了。（熊逸按：这两句原文有些费解，加之我的水平有限，解释得不一定准确，但想来大意应该不差。）所以呢，大禹时代的洪水和商汤时代的大旱都是事出有因的，偶然而已，并不证明大禹和商汤不够圣王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