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董仲舒的经典解释。看似说得很圆，可如果较真一下的话，如果汉武帝的时候天降灾异，完全可以托词说那是秦始皇暴政的余虐呀。这天人之间的感应如果不一定是即时生效的，很多事情可就真都说不清了。
崔适可惜没和董仲舒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不然的话，他去问难一番，肯定很有看头——崔适对董仲舒的解释明显抱持不屑的态度，他说：“按您董老这个逻辑，嗯，商纣和夏桀可是同一个级别的坏蛋，那为什么武王伐纣那次改朝换代就没有商纣的‘余虐’呢？那时候可是丰年啊！看来这事不可信，商汤以己身为牺牲的说法尤其不近情理。”
崔适的问难似乎言之成理，但郑振铎批评崔适说：不该以后人的常识来判断古代事情的有无。
郑振铎这话很是在理，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社会风俗和道德观念，文明开化程度也不相同。郑振铎举了两个《史记》里以活人来做牺牲的事情：一个是妇孺皆知的魏国西门豹治邺为河伯讨老婆，一个是“六国年表”里的“秦灵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
可郑先生的这两个例子似乎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以活人来作牺牲，这在古代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后世打仗还常有杀人祭旗的呢，要举例子一定得举以国家领导为祭祀牺牲的事情才好。
那么，“初以君主妻河”，好像有点儿这个意思，是不是说：把国君扔到河里给河伯当老婆？——怪怪的哦？
同一个词，古代也有，现代也有，可意思不同，读起来最是让人糊涂。古人说“君主”通常并不是在说国家最高领导人，而是说“公主”。所以，“秦灵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意思就是：在秦灵公八年，开始以公主作河伯之妻。估计就是把公主给沉到河里去了。
郑振铎给出的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却是外国的事情：
希腊古代神话里，曾有一个可怖的传说：Athamas做了achai地方的国王。古代Achai人在饥荒或瘟疫时，常要在Laphyatius山的高处，把国王作为牺牲，献给Zeus。因为他们的先人告诉过他们，只有国王才能担负了百姓们的罪：只有他一个人能成为他们的替罪的，在他的身上，一切毒害本地的不洁都放在他们身上。所以，当国王Athamas年纪老了时，achai地方发生了一场大饥荒；那个地方的Zeus祭师，便将他领到Laphyatius山的高处而作为Zeus的牺牲……我们的汤祷的故事和此是全然不殊的。汤的祷词：“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的云云，也可证其并不是什么虚言假语。
后来的帝王，无论在哪一国，也都还负有以一人替全民族承担的灾患的这种重大责任。我们在希腊大悲剧家Saphocles的名剧《Oedipus the King》里，一开幕便见到Thebes城的长老们和少年人，妇人们，已嫁的和未嫁的，都集合于王宫的门前，有的人是穿上了黑衣。群众中扬起哭喊之声，不时的有人大叫道：
“奥狄甫士！聪明的奥狄甫士！你不能救护我们么，我们的国王？”这城遭了大疫，然而他们却向国王去找救护！但在比较文化进步的社会里，这一类的现象已渐渐的成为“广陵散”。国王也渐渐的不再担负这一类的精神上的或宗教上的大责任了。然而在我们的古老的社会，却还是保存了最古老的风尚，一个国王，往往同时还是一位“祭师”，且要替天下担负了一起罪过和不洁——这个不成文的法律到如今才消灭了不久！
回顾一下郑老师的意见，嗯，他有些话说得不够严密，比如商汤时期未必就真有什么城乡之别，但他的意见确实给人以很大的启发。这样看来，董仲舒在文明社会里提出的“天人感应”理论，其源头竟然有可能是原始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虽然时代早就变了，世界早就变了，但人的思想上总还有些胶柱鼓瑟的意思。更加要命的是，当事人往往对此浑然不知。——这样的事，无时无刻不在历史和现实当中发生着。
郑振铎很好地解答了汤祷问题，但作为读者的我们，很容易又从此产生出一些新的疑问。比如说吧，疑问之一：传统上，求雨不都是向龙王来求吗，为什么商汤是向上帝来求呢，这时候龙王在干什么呢？疑问之二：郑先生的这句话“因为他们的先人告诉过他们，只有国王才能担负了百姓们的罪：只有他一个人能成为他们的替罪的，在他的身上，一切毒害本地的不洁都放在他们身上”，读着虽然不太通顺（可能是编排有误吧），但猜想其中心意思应该是说国王身上担负了全部老百姓的“毒害本地的不洁”——如果这样的话，国王岂不是成了麻风病人的角色，人们的合理逻辑应该是：既然我们所有的“不洁”都在他一个人身上了，那么，把他给烧死（或者用其他什么类似的办法处死）不就同时也把所有的“不洁”都消除了吗？疑问之三：等社会发展了，国王的权力更大了，国家机器更厉害了（比如董仲舒及其以后的时代），国王（或皇帝）如果也面临商汤当时一样的巨大灾异，并且祭祀无效的话，那又会面临怎样的结果呢？反正肯定不会真被扔到柴堆上烧死的吧？（至于商汤为什么要剪掉头发和指甲，深究起来也颇有一些意义，不过我就不扯那么远了，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江绍原的《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
先来说说“疑问之一”。
如何求雨，这在古代农业大国可当真是件大事。商汤的求雨看上去并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可到了董仲舒这里，运用《春秋》精神，杂糅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专门写了一篇“求雨篇”（《春秋繁露?求雨》），整个儿就是一篇《求雨实用操作技术手册》。因为内容太多，我只好简要讲讲：
原则上说，求雨一定要闭住阳气、释放阴气，在人间搞出阴盛阳衰的效果，上天被人间的阴气感应，就该下雨了。这个原理如果应用到现代社会，我们可以说，为什么这些年总有大雨，总有洪水，都是因为女子体育项目经常出彩，可男足总也踢不出亚洲。
董仲舒的求雨方法在操作上是极其复杂的， 比如，春天在求雨期间禁止砍伐山林，把侏儒聚到一起，把女巫暴露在太阳底下晒着，建坛挂旗等等，祭祀共工，找来三岁大的雄鸡和公猪，烧烤完后放在神庙里，关南门，在门外放好水，开北门，门外放一头公猪……如果真下了雨，就以一头猪来答谢老天爷。（看来老天爷也真够没出息的，闹了半天原来就是贪一头猪吃？！）
那，龙王呢？为什么是祭祀共工，而不是祭祀龙王呢？
答案是：龙在这时候还没有成为“王”呢。
当然，求雨不是单单祭祀共工，而是春天祭祀共工，夏天祭祀中霤，秋天祭祀少昊，冬天祭祀玄冥。——反正说到底也没有龙王什么事。
没有“龙王”却有“龙”。在董仲舒的求雨设计里，确实有不少工作是要龙来担纲的，但龙只是被用来舞的，并不是被高高地供奉起来的，这也就是说，那些酒肉祭品龙是一点儿也吃不着的。
春夏秋冬舞的龙各不一样，哪一天开始舞、舞多长时间等等，这里边有很多繁琐的技术细节和规矩讲究，搞仪式正是儒家之所长啊。
我们现在熟悉的龙的形象基本就是在这个时候确定起来的。据阎云翔反驳闻一多“龙图腾”的说法：“……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生蛇氏族在不断的征服过程中也不断地将被征服者之图腾融于自己的图腾物上的事。这是现代人想像出来的征服者历险记，缺乏人类学报告的证明。……所谓具有多种动物特征的龙之定型不会早于汉代。只是从西汉开始，龙的形象才逐渐趋于统一，而在此之前，除了长身之外，龙的其他部分变化万千，互不相同。” （顺便一提，在2006年末，有所谓专家否定龙图腾的事成了热点新闻，其实正如“引子之一”所说的，新问题常是老问题，阎老师在他这篇文章里就详细论证过这个问题，其中讲到：“在远古时候，中国的土地上由一个龙图腾的华夏民族代表着中国文化，这种说法可能适应现代人的心理，但并不符合事实。” ——这篇文章原载于香港《九洲学刊》1988年第2卷第2期，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旧事了。谁想拍砖尽管去找他。^_^如果前推一百年，还有更能激怒大众的说法呢——“章鸿钊先生认为中国的龙就是西方文化中的毒龙（Dragon），约在黄帝时期传入中土。” 章文详见1919年北京法轮印刷局（别误会哦）出版的《三灵解》。当然，这个说法现在已经不被专家们当真了。）
看来西汉时代对于龙来讲是一段重要的日子。及至东汉，富有刺儿头精神的大学者王充论证黄帝不曾升天仙去，所着力攻击的一个重点就是黄帝乘龙的传说。王充说：“龙是不能真正升天的，它们只是随雨云而起，又随雨收云散而落入深渊罢了。如果黄帝当真骑上龙了，那等雨停的时候还不和龙一起落到深渊里了？”
龙终于变成操纵降雨的神物而获得官方的祭祀，这大概始于六朝隋唐，到了宋朝就相当普遍了。龙忍了这么多年，总算可以吃上丰盛的祭品了，地位提高了就是不一样呀。这真是货真价实的“多年潜龙勿用，一朝见龙在田”。但饱餐祭品的龙未必就真的快活，因为宋朝人祭祀的神灵实在太多了，龙混在芸芸众神里边毫不显眼。这就像我们的小学生争取入队，好容易戴上红领巾了，却发现全班已经成为“红领巾班”了。——单说求雨要祭祀的神灵们，说出来简直就像开玩笑，比如有子张和子夏，这两位都是孔子的学生，还有神医扁鹊，也不知道这些人和下雨究竟有什么联系，最搞笑的是，这里边居然还有单雄信，听过评书《隋唐演义》的应该都熟悉这位英雄吧？
后来，历元、明、清三代，龙的地位越来越高，而龙的地位到达顶峰还得说是在近现代：闻一多率先提出龙为图腾 ，但他的论证并不足够有力，自然也没有成为定论，直到很近很近的时候，归功于一首歌曲的流行，国人普遍认同了“龙的传人”这一充满感情色彩的说法，龙也许终于算是修成正果了。至于董派的求雨技术，也一直沿用到近代——1927年6月，北京某地绅商联合各界求雨三天，《世界日报》的报导是：“是用寡妇二十四名，童男女各十二名，并用大轿抬了龙王游行，用人扮成两个忘八，各商家用水射击他，鼓乐喧天，很是热闹。”当时周作人看着这个消息，大惑不解：“……那些家伙是什么用意呢？水淋甲鱼，大约是古时乞雨用蛇医的遗意，因为他是水族，多少与龙王敖广有点瓜葛，可以叫他去转达一声。那个共计四打的寡妇童男女呢？我推想这是代表‘旱’的吧？经书上说过‘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或者用那一大批人就是表示出这个意思来的？” ——我们对照一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求雨》， 就能解一些周作人之惑了。不过，周作人的困惑正好说明了古老传统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之后，很多本意都已经湮灭不清了，在细节上也慢慢发生着变化，比如，汉朝可没有什么龙王敖广的——舞龙求雨虽然不假，可龙只是一个配角，真正的主角当是女巫，而当女巫退出了社会主流之后，龙的地位就开始上升了，毕竟一出戏总是得有人唱主角的。
再来看看疑问之二，回顾一下问题先：郑先生的这句话“因为他们的先人告诉过他们，只有国王才能担负了百姓们的罪：只有他一个人能成为他们的替罪的，在他的身上，一切毒害本地的不洁都放在他们身上”，读着虽然不太通顺（可能是编排有误吧），但猜想中心意思应该是说国王身上担负了全部老百姓的“毒害本地的不洁”，如果这样的话，国王岂不是成了麻风病人的角色，人们的合理逻辑应该是：既然我们所有的“不洁”都在他一个人身上了，那么，把他给烧死（或者用其他什么类似的办法处死）不就同时也把所有的“不洁”都消除了吗？
——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逻辑，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五月初五端午节的龙舟竞渡。
先提一个小小的、或许不是问题的问题：龙舟竞渡是为了什么？
呵呵，这问题如果是一个白痴来问，那就是一个十足的白痴问题，可是由我来问，必然是有缘由的。^_^
龙舟竞渡源出屈原投江，最早的记载应该是南北朝时代的一本笔记，叫做《荆楚岁时记》。人们引述龙舟出处往往会追溯到这本书，说当年荆楚百姓划船去寻屈原，于是留下了这个风俗。但《荆楚岁时记》并没有把这个说法当作定论，书中还谈到了另外一个说法，说事情不是源于屈原，而是源于伍子胥。
——对这个问题很多专家都作过考证，我这里只简要谈谈江绍原的《端午竞渡本意考》。
江先生说，端午竞渡的来历在文献里有很多不同的记载，吴人认为是源于伍子胥，楚人认为是源于屈原，越人还认为是源于勾践，都拿自己地方上的名人说事。——看来这种风气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古已有之呀！
认真考证一下，竞渡风俗可能和以上三位名人都没什么关系，而是为了穰灾。江先生的重要依据是《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武陵竞渡略》，书中说道：划船直奔下游，烧祭品，把酒倒进江里搞仪式，诅咒一切灾害、瘟疫、妖孽，煞是热闹。竞渡完后，人和船还是要回来的，可回程的景象却和竞渡恰成对照：也不张旗，也不打鼓，偷偷把船划回来，拖上高岸，还要拿东西给盖住。今年的事就算完了，再搞就要等来年了。如果有人生病，还会用纸做成龙舟的样子，拿到水边给烧了。
配合龙舟竞渡的，还有一大堆的巫术活动，所作所为怎么看怎么都像穰灾，却看不出纪念活动的样子，更看不出和屈原有什么关系。 至于五月初五这个时间，事实上也并非各地普遍遵守的，还有五月初一、十五、十七，或者其他日子，惟一相同的是：全在五月。
再往下考察，发现五月在传统上一直被认为是个不好的月份，禁忌很多，究其原因，大概是人们发现夏至以后白昼渐短、黑夜渐长，是谓阴盛阳衰，于是心存畏惧。再往下推论，如果五月是个“恶月”，那么，也许“五”这个数字不大吉利，那么，两个“五”叠在一起应该更不吉利才对，于是，五月初五尤其为人所忌。（哦，五十五可明明是大衍之数哎！）——江先生没有讲到的是，第一，还有一些地方把五月初五当作介之推被烧死的日子而加以纪念，风俗是一连三天不生炉子，只吃冷饭，这看来是和寒食节的传说混在一起了 ；第二，把五月初五视为不吉，在史料里不乏例证，比如孟尝君据说就是这一天出生的，所以一直不受爸爸待见，晋朝有个将军叫王镇恶，为什么爹妈给起了“镇恶”这么个名字，就是因为他生在五月初五，《风俗通义》明确记载，说这天出生的孩子，男孩会害爹，女孩会害妈。
王充《论衡?四讳》也说过这事，拿孟尝君举例子，说俗传在正月和五月出生的孩子会杀父母，又说这传说由来已久，并给出了一个尝试性的解释。 我还曾见《南社诗集》里郁庆云《东京柳枝词》，其中有“五月蒲人解辟邪，更开黄屋建高牙。生儿不相淮阴背，赤帜分明属汉家。”词下小注：“俗生儿于五月五日，张大帜曰五月帜。”看来近代日本竟也有这个风俗，却不闻纪念，只见辟邪。
——如果你自己或是你的孩子恰好也是五月初五出生的，那你就当我前边这些话没说好了，只要记得自己生在满怀伟大爱国主义情操的端午节就好。呵呵，不过严格来说，即便说屈原是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也该算是个伟大的“外国”爱国主义诗人。（因为楚国原本只是加入过周人的“邦联”，后来又退出，最高领导人自称为王，和周天子平起平坐，和中原诸国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关系。）
不过呢，如果我们较真一下，这个五月初五的传说，当初从风俗传说上或许当真属于不祥的日子，但从历史查看却未必如此：孟尝君不就是一个典型的反例么，还有汉朝的王凤，也是这一天出生的——据《西京杂记》说，父母本来顾忌风俗传闻，不敢养他，是王凤的叔叔举出了孟尝君的例子，这才把孩子抚养起来，结果这位王凤后来非常发达，权势和地位就像是包青天故事里的那位著名的庞太师。
我还曾不止一次地在国外人类学作品中看到过以下的说法，或许多少也有一些参考价值：部落里的人因为生活资料匮乏而不得不杀死婴儿，这到底是个残忍的做法，于是他们发明出来一些折衷的办法，比如规定出吉利的日子和不吉利的日子，在吉日出生的孩子就让他活下去，在不吉利的日子出生的孩子就被杀掉或者被抛弃在森林里。而即便社会已经发展得使杀婴或弃婴行为变得毫无必要了，这类行为还是会顽固地以风俗或仪式等等形式被虔诚地传承下来，虽然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嗯，这或许正是“路径依赖”的强大作用——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里这样说到：“遗弃婴儿，即杀害新生婴儿，是几乎在全希腊、甚至在最有教养和最文明的雅典人中间都被允许去做的事；无论什么时候，父母的境况使他们难以把这个婴儿养大，从而把他遗弃在外任其挨饿，或者被野兽吃掉，都不受到责备或非难。这种做法可能始于最野蛮的未开化时代。人们在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已熟悉了这种做法，对这种习惯做法始终如一的承袭，妨碍了后代的人去察觉它的残暴。” ——“习惯做法始终如一的承袭”，这是后文将要说到的一个重点。
——好了，对第二个问题的解答只能到此为止，很难更进一步了。但以此来反溯汤祷的传说，似乎也能够给我们一些隐约的启发，虽然我们无法确切地说出如此这般或是如此那般。
再看疑问之三：等社会发展了，国王的权力更大了，国家机器更厉害了（比如董仲舒及其以后的时代），国王（或皇帝）如果也面临商汤当时一样的巨大灾异，并且祭祀无效的话，那会面临怎样的结果呢？反正肯定不会真被扔到柴堆上烧死的吧？
——简单来说，这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事情当真如此，谁还敢当皇帝呢！
如果深究个中原委，却也值得多费一些口舌。
先别说“等社会发展了”云云，只说商汤其人，他老人家当真那么窝囊吗？
《尚书》里边有一篇《汤誓》，是商汤准备讨伐夏桀时对手下人发布的总动员令，这可是真正的“重要讲话”：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従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翻译过来就是：大王说：“大家都过来，听我讲话。不是我胆敢发难，实在是夏朝作恶太多，上帝命令我去消灭它。你们当中有人会说：‘我们的大王不体恤人，为什么要我们荒废农活儿去打夏朝呢？’你们的想法我不是不知道，可这不是我想打仗，是上帝派我去打仗，我不敢违背他老人家的命令啊！
“你们当中还会有人不理解，说：‘夏朝犯什么罪啦？’我来告诉你们吧，他们的领导夏桀驱使民力为自己建设都城，他们的人全都怨声载道，气愤地赌咒说：‘你这个日头呀，赶紧完蛋吧，我们宁可跟你同归于尽！’啊，你们看看，夏桀够不够坏，所以我们非出兵不可！我们要解救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夏朝人民！
“你们都得帮我才行，执行上帝的命令去讨伐夏朝。你们不会白辛苦，大王我是不会吝惜赏赐的。你们也别不相信我，我这人说话算话。当然，丑话也得说在前边，如果你们不守誓言，嘿嘿，我会让你们去当奴隶，我还会大开杀戒！你们掂量着吧，我是不会手软的！”
——嗯，大家看出疑点了没有？
在这篇《汤誓》里，商汤不但公然谎称上帝的命令，对手下人还有着相当大的生杀予夺大权，如果这篇“重要讲话”属实，汤祷一事就显得可疑了。反正，这两者实在难以并存。
而事实上，汤祷的传说和这篇《汤誓》其实都很可疑，张飞和李逵谁也别说谁黑。郑振铎对汤祷传说的结论是：“虽然‘旱’未必是‘七年’，时代未必便是殷商的初期，活剧里主人公也许未必便真的是汤，然而中国古代之曾有这幕活剧的出现，却是无可置疑的事。——也许不止十次百次！”
至于《汤誓》，专家们从文字的风格上觉得，这东西不大可能是商朝的货色，尤其不可能是商朝初期的，而且，从周代文献里看，《国语》引述《汤誓》，引的句子是“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 正是汤祷传说里商汤的祷词，却不载于《尚书?汤誓》，而见于《尚书?汤诰》；《墨子》里引述《汤誓》，引的句子是“聿求元圣，与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 也是《尚书?汤誓》所无，却和《尚书?汤诰》里的“聿求元圣，与之戮力，以与尔有众请命”很是相像。
这时候却看出郑振铎的“不厚道”了，他考释汤祷传说，连《尸子》这样的冷门书都检索到了，却放着《尚书?汤诰》这等醒目的文献不予理会，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我们查一下《尚书》，会发现“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这句话在这里根本就不是商汤求雨的祷词，而且和求雨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整篇“重要讲话”，是商汤灭掉夏朝之后返回首都，向同盟诸侯作的总结，说：“凡是归顺我商朝的诸侯，不能无法无天，要以遵纪守法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如果你们做得好了，我不会隐瞒；如果我有了过错，我也不会原谅自己，上帝全都看得一清二楚呢。”紧接着的话就是那句“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联系上下文，这句话应该翻译成：“如果你们四方诸侯有了罪过，这是我的罪过；如果我有罪过，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不会连累大家。”
唉，先秦文献可真是一团乱麻呀。
乱子还没完，继续深究一下，又会发现《汤诰》似乎也不大可信，因为这篇文章仅见于“古文《尚书》”，却不见于“今文《尚书》”，八成属于伪作。
这笔糊涂账咱们暂且放过不论，反正专家们的基本意见是：《尚书》里的《汤誓》绝非原文，至于真假成分各占多少，那就真不好说了。“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之别，背后是古文经系统和今文经系统之争，可谓是从汉到清两千年学术史上的第一大案，这里先放个话头，容后再讲。
话说回来，我们眼下的疑问是，商汤他们到底只是个大的氏族部落呢，还是已经有了比较成型的文明国家，这也不大好说。有一句流传极广、脍炙人口的格言，在现在的小学课本里我还见过，叫做“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话是“四书”中的《大学》引述的商汤一件器皿上的铭文。如果商汤时代能有如此深刻的道德箴言，想来文明程度已经相当之高了。可郭沫若对此起过疑心，他是金文专家，觉得商周两代金文多多，可拿道德箴言来作铭文的却绝无仅有。遗憾的是，这件器皿早已失传，没法拿实物来作验证了。郭沫若想来想去，终于发现，《大学》作者看到的那件青铜器应该是件残缺的东西，缺了顶上的一小部分，所以文字也就跟着残缺了，如果补上顶端的话，这句箴言就变成了“父日辛，祖日辛，兄日辛”，这就顺理成章了。 另一位专家徐宗元则认为这三句话是历代大儒读了错别字，应当是“考日辛，且日辛，兄日新”。总之，无论郭说还是徐说，这句古话读出来都是商王的世系，而绝非道德箴言。——呵呵，这可不怪我们见识浅，要知道，从东汉顶尖大儒郑玄到唐代顶尖大儒孔颖达，再到宋代顶尖大儒朱熹，对这句话全是按照道德箴言来解读的。还有一点要说的是，这件青铜器（如果当真存在的话）只能推断出是属于商代的，却不一定就是商汤本人或商汤时代的。
把时间再往后推，商周两代之中，高宗雉雊、帝乙慢神、宋景守心，这几个著名的故事我在《孟子他说》里都已讲过。再往后看，滑过十四年的短暂的秦朝，就到了汉朝了。现在我们知道，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阴阳五行学说，在当时并非全新的东西，并非突然间横空出世，而是早有了至少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铺垫，只有如此，董氏理论才能够水到渠成——这正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在我们的传统当中，总是把发明权归到少数名人的身上，比如周公制礼作乐，而像礼乐这样的复杂的社会行为规范和政治框架，如果当真是全新的东西，恐怕一经使用就会全盘砸锅呢。
（四）在老天爷的英明领导下……——最怕是日蚀——日蚀三十六，弑君三十六——学习汉明帝的重要讲话
刘邦的儿子汉惠帝刘盈死得很早，结果就造成了吕后专权的局面，这让刘姓贵族和老臣们颇为不满。吕后虽然是个女强人，手腕强硬，但她心里也知道自己理亏，更要命的是，吕后没受过系统的唯物主义教育，思想当中缺乏无神论观念，这一做了亏心事，最紧张的就是鬼敲门，何况她毕竟是个女人。
但鬼敲门的事情是防不胜防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这一年，发生了日蚀。吕后紧张坏了，不断念叨着：“坏了，坏了，老天爷这是冲我来的，是冲我来的啊！”
日蚀这种天象，怎么看怎么都不像好兆头，加上人们一代代的渲染，搞得领导们看见日蚀就紧张。那么，日蚀到底预示了什么呢？
有些问题，如果你不去理它，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可你一旦捉摸上它，越是捉摸，结论就越是骇人，日蚀正好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万物生长靠太阳，太阳又是天空中最大的发光体，所以很早以前人们就把太阳和君王联系到一起了。如果继续深究的话……
汉朝人研究《春秋》非常透彻，从《春秋》文本当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巧合”：《春秋》记载弑君事件有三十六起，记载日蚀恰好也有三十六起， 这恐怕不能说是巧合吧，孔子一定是在其中蕴涵着什么深意的……哎呀，难道说，日蚀就是弑君的征兆吗？
——想像一下，如果是你我生活在汉朝，听专家学者们研究出了这样一个学术成果，怎能不吃惊呢？
但是，我们必须要向这些专家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这两个‘三十六’，当真是从《春秋》文本当中挨个儿数出来的吗？”
——如果在清朝以前我们听说了“三十六”的这个学术成果，可能还真不会这么较真，估计也就信了，可到了清朝，汪中写了一篇《释三九》，专门分析古代文献里“三”和“九”这两个数字的用法，结论是：这两个数字经常是被当作虚数来用，表示“好几个”、“很多个”这样的意思，而不是切实地表达字面意思。
我们可以马上联想到的就是《论语》里的这句话：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意思是：曾子说：“我每天要反省自己好几次——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心负责了呢？和朋友交往是否诚实守信呢？老师教我的东西是否温习实践了呢？”
这句话前边说“三省吾身”，后边紧接着的恰好正是三件事，这是最容易迷惑人的，让人以为“三”是当实数来用的。杨伯峻就以汪中的研究为基础，说“三”在这里依然是个虚数，之所以配合上了后边的三件事，实在是碰巧了，而曾子如果当真想说实数“三”，这句话按照当时的语法就应该说成“吾日省者三”。 这么看来，“三顾茅庐”什么的也不能太当真哦。
在汪中之后，刘师培又发展了这个的观点，认为古代文献当中不仅“三”和“九”常作虚数，就连和这两个字有关的一些数字也常作虚数，比如三百、三千、三十六、七十二。
看，这里边可有一个“三十六”，正是汉朝专家们说的《春秋》所载的日蚀数和弑君数。他们真是自己数出来的吗？
关于这个“三十六”，汉朝大学者刘向在他的《说苑》里引公扈子的话，说：“公扈子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说《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再多翻翻书——《淮南子》里也这么说，《史记》里也这么说，看来这是汉人的成说呀。
凡事最怕“认真”两字，如果当真要检验一番，我们就得辛苦一番，把《春秋》里的日蚀数、亡国数和弑君数挨个儿数数。——注《汉书》的颜师古是个实诚人，还真挨个儿数过，把“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给一一罗列出来了。可时至现代，又真得感谢杨伯峻前辈，他也替我们数过了，而且数出来一个新结果。 杨先生说：我都替你们数过啦，《春秋》里边的弑君数和亡国数都不够三十六和五十二，日蚀记载倒真是实实在在的三十六次，可是，这三十六次当中有两次可能有误记和错简，再以现代的天文手段来作考察，发现还有一次也是不可靠的，所以真正可靠的只是三十六次中的三十三次。（我也不知道谁说的对，唉！） 这还没说完，《春秋》记事一共二百四十二年，其间在鲁国国都可以见到的日蚀应该在六十次以上，《春秋》只记载了一半，这是为什么呢？再考察古代学者对《春秋》篇幅的记载，曹魏时的张晏说全书总字数为一万八千字，南宋时的王观国说他那个时代里流行的《春秋》是一万六千五百多字，同为南宋时的李焘仔细数数，数出张晏少数了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当时可没有现在word的“字数统计”功能哦。
嗯，这样说来，也许刘向他们看到的《春秋》版本更加完善也未可知，我们还是把人多往好处想，相信他们是挨个儿数过好了。那么，《春秋》一书中记载日蚀和弑君都是三十六次，或许当真别有深意吧？
致力于探究这层“深意”的可绝不是个别人，而是一众儒家经师——尤其是《春秋》学家——的普遍学风。比如孔光说：太阳是所有阳性物质的宗主，代表着皇帝，如果君德衰微，那么在天上就会表现出日蚀。马严说：太阳是所有阳性物质的领袖，日蚀的出现说明了是有阴性的东西在侵犯阳性，是阴气太盛而凌驾于阳气之上的表现。——看来武则天和慈禧的时候都没少发生过日蚀才对。
话说回来，单就现在的吕后来说，她老人家紧张归紧张，却也没有因为日蚀就退了位。现代有人说“天人感应”之说虽然迷信得很，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约君权的作用。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皇帝多了老天爷这么个婆婆，做事多少也会有些顾忌。可这种制约作用到底有多大，这就真不好说了，至于是否被一些聪明的皇帝将计就计，那就更不好说了。毕竟从历史上看，就连骨肉至亲之情在权力面前都要退避三舍，何况其他？
确实，在《春秋》灾异理论流行的整个两汉时期，皇帝们经常因为日蚀等等“灾异”的降临而发布诏书作一些“恳切的”自我批评，这里边有几个例子值得一看。
东汉明帝的时候，有一年发生了日蚀，皇帝下诏书说：
朕奉承祖业，无有善政。日月薄蚀，彗孛见天，水旱不节，稼穑不成，人无宿储，下生愁垫。虽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昔楚庄无灾，以致戒惧；鲁哀祸大，天不降谴。今之动变，傥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职，以匡无德。古者卿士献诗，百工箴谏。其言事者，靡有所讳。（《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
咱们现在开始深入学习汉明帝的重要讲话。
汉明帝说：我继承了祖业，却操持得不太好。最近又是日蚀、又是扫帚星的，唉，水旱不调，庄稼收成很糟糕，地主家里也没余粮了！我很努力想办法，可智商低也不是我的错（虽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想当年楚庄王的时候，风调雨顺，可楚庄王却担心害怕；鲁哀公把国家搞得哀鸿遍野，可老天爷也不降什么灾殃。这样看来，今天我任上的这些天变倒也不算最坏，应该是有解决之道的。你们当官的都要尽职尽责来辅佐我这个缺德的皇上（有司勉思厥职，以匡无德）。古时候，大小贵族和各行的手艺人们都会向国君献诗，这是个好传统，咱们得学学人家，大家也多给我提提意见，别有什么顾虑，敏感字符也不用打叉叉。
这份诏书很是值得捉摸。开头这句“朕奉承祖业”，堂而皇之地表白：这汉朝江山是我们老刘家的私人产业，是祖宗传给我的。——我前边讲过古人没有明确的爱国观念，在先秦封建时代，重点在于爱家；到了秦朝以后的专制时代，重点在于忠君，而爱国仅仅是忠君的一个附属观念，其意义基本等同于“爱护皇帝主人的私有财产”。
再看诏书里描述的那些灾异，天变倒也没什么，我们现在都很清楚那只不过是再自然不过的天象，可水旱不调、庄稼收成不好，这可都是实实在在影响人们生活的事情。汉明帝这时候为什么突然脱离了现实语境而掉书袋讲起古了呢？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昔楚庄无灾，以致戒惧；鲁哀祸大，天不降谴”，这一句话，从文学角度来看，论用典之妙，论对仗之巧，都堪称典范。前半句说的是楚庄王的事情：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是楚国的一位有为君主，据刘向的《说苑》，楚庄王在位期间风调雨顺，天象正常，UFO从未出现，妖魔鬼怪也不显形，按《春秋》经师们的说法，一点儿灾异也没有，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可楚庄王却不这么想，他越捉摸越觉得不对劲，终于有一天，他诚挚地向天祈祷：“喂，喂，是老天爷吗？哎，我心里一直不踏实，嗯，我这么问您，您可能觉得我是吃饱了撑的，不过我还是忍不住要问问：我在任期间，既没日蚀，又没扫帚星，什么灵异现象都没有，您，您，您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呀？”
——《说苑》称赞楚庄王是个模范君主，没灾没难的都知道戒惧，这就叫“安不忘危”，很难得，很难得！
下半句说的是鲁哀公，他是《春秋》记载中的最后一位鲁国君主，在位二十七年。鲁哀公比人家楚庄王可差太远了，国事一团糟，但有一点却和楚庄王一样：没遇上天灾。这很奇怪是吧，按照《春秋》经师的理论，像鲁哀公这样的坏典型，老天爷肯定少不了对他的警告，可是，事实居然相反，这是怎么回事呢？
对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老天爷就像班主任，君主们就像是班里的学生，学生表现好了，班主任就会表扬（降祥瑞），学生淘气捣蛋，班主任就会批评（降灾异），可也有个别学生，表现实在太差太差了，而且怎么管教都没用，死硬到底，班主任实在没辙了：算了，你算无可就药了，我也不管你了，随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鲁哀公就是这种情况，老天爷干脆不搭理他了。对了，还得说明一下，这个标准答案可不是我胡乱发挥的，出处见于《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唐人注引《春秋感精符》。 （这个很牛的书名一会儿我们还会遇到。）
汉明帝如此用典，意思是说：现在虽然灾异很多，这说明我还没有坏到家，老天爷还是愿意管教我的，再说了，真要没有一点儿灾异那也不见得就是好事。
过了一段时间，汉明帝又遇上日蚀了，这一回的诏书是：
朕以无德，奉承大业，而下贻人怨，上动三光。日食之变，其灾尤大，《春秋》图谶所为至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髃司勉修职事，极言无讳。
意思是说：我这个缺德皇帝接下来一份丰厚的祖业，却操持得不太好，老百姓肯定尽是说我坏话的。大家的怨气太大了，感应了上天，造成日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春秋》图谶把日蚀说得怕死人啦！我反躬自省，唉，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一个人惹的祸啊！大家敞开了给我提意见吧，别有什么遮着掩着的，狠狠地批评我吧！
——现在咱们已经连续看了两份应对日蚀的诏书，隐隐能见到一些套路了，如果读上十份，绝对可以设计出一个诏书模板来，等哪位皇帝临时要用的时候，只要把几个关键词一换就万事大吉。只要专制体制不变，那么，凡是领导讲话、官样文章，就都是那些个模子，千百年来没什么太大的改变。某个朝代里有过外交人员感慨说：给高级领导作翻译其实是很容易的，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套车轱辘话。——正是这个道理。
我就不罗列十份诏书了，单从这两份来看，文风上和《尚书》里那些圣王讲话有的一比。比如，用古色古香的“厥”字而不是用通俗的“其”，尤其是，“永思厥咎，在予一人”，这分明是承着商汤那句经典台词“万方有罪，在予一人……”来的。如果我们细心的话，会发现商汤的这句台词已经成为历代帝王诏书模板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在千百年间，它的出镜率相当之高。为何如此？我们还是先来听听郑振铎的意见：
我们可以说，除了刚从流氓出身的皇帝，本来不大懂得做皇帝的大道理的（像刘邦之流），或是花花公子，养尊处优惯了，也不把那些“灾异”当作正经事来看待（像宋理宗时，临安大火。士民皆上书诉济王之冤。侍御史蒋岘却说道：火灾天数，何预故王。请对言者严加治罪）之外，没有一个“为君”“为王”的人，不是关心于那些灾异的；也许心里暗笑，但表面上却非装出引咎自责的严肃的样子来不可的。天下的人民们，一见了皇帝的罪己求言诏，也像是宽了心似的；天大的灾患，有皇帝在为他们做着“挡箭牌”的；皇帝一自遣，一改过，天灾便自可消灭了。这减轻了多少的焦虑和骚动！
郑先生这番话使我们煞费脑筋：正史里那么多灾异，皇帝们那么多自我批评，到底有多少是因为怕了老天爷这位高高在上、明察秋毫的婆婆，又有多少仅仅是权谋的手段，或是走走过场的形式主义？
（五）纬书和伪书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由此引申，来看一段《老子》。
汉朝初年号称以“黄老之道”治国，励行“无为之治”。到底这“黄老”和“无为”是怎么回事，前文已经讲过一些，后文还会详细再讲。这里只先摘引《老子》当中的一个章节：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这是《老子》通行本的第六十六章，是那句名言“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出处。翻译一下：江海之所以成为百川汇流的地方，是因为它比百川要低，水往低处流，这不就全流到江海里去了么。所以说，圣人若想高踞万民之上，嘴里一定得尽拣谦卑的词说，比如什么“我就是大家的公仆啊”，“我是为大家服务的啊”等等；圣人若想领导万民，就得把自己的位置摆在万民之后。于是乎圣人虽居上位而大家不感到负担，圣人虽作了领导而大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因此，天下人便拥戴圣人而不会厌弃他。圣人正是因为不与人争，所以天下没人能和他争。
要谈《老子》，首先必谈版本。大家可千万别以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通行本《老子》就是《老子》自古以来始终不变的样子，事实上，这个通行本是晚到唐朝才基本定型的本子，如果拿这个本子来揣测汉代的黄老思想那可就有些偏颇了。唐朝重视《老子》，这部书甚至曾作为唐朝科举考试的必读教科书——科举要考的东西可不仅仅是儒家典籍哦。现在我们看到的《老子》，所谓“道”为上篇、“德”为下篇，五千言，八十一章云云，这都是唐玄宗搞出来的，圣旨一下，古籍原貌尽失，再等时间一长，人们忘记了当初这个缘由，就以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老子亲笔写下的完整版本的原貌，而在这种张冠李戴的基础上大谈老子如何如何，这种事居然还很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