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蒋介石通过种种政治手腕而攫取了政务和军队的统治权，俨然以“领袖”自居，成为国民党内部的一颗“政治新星”和“军事权贵”。
政治地位的变化和权力欲的膨胀，使蒋介石的择妻标准又有了新的变化。陈洁如尽管有修养有学识，大大胜过了毛氏和姚氏，但她出身于一般的市民家庭，缺乏高贵的社会地位和名门望族的家庭背景，经济实力和政治背景就更无从谈起了。蒋介石的择妻标准经常变化是实，但有一点却是从来没有改变的，这就是，他的妻子必须有助于他的“事业”。所以，当陈清如在他夺取更高权力的道路上无助于他的时候，他就开始谋划着抛弃陈洁如，而把目光盯在新的“助手”身上。现在，他心目中最好的“助手”就是宋氏三姐妹中的老三，孙中山先生的妻妹宋美龄小姐。
蒋介石结识宋美龄始于1922年。他对宋美龄一见倾心，很快就向孙中山提出想娶宋美龄为妻。而这时，距他以血书向陈浩如表示“海枯石烂、永不变心”才不过半年的时间。
孙中山对蒋的请求表示爱莫能助，因为当时宋美龄已经订了婚。
宋美龄的姐姐宋庆龄也表示坚决反对，她说：“我宁愿看到小妹死掉，也不愿她嫁给一个光是在上海就搞了两个女人的男人！”
除了孙夫人宋庆龄之外，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和美龄的哥哥宋子文也表示反对。在如此强大的阻力和宋美龄已然订了婚的事实面前，换了任何一个男人也会就此放手的。倘若从一个已婚--并且是已经结过三次婚--的男人的角度来考虑，那么，任何一个这样的男人都根本就不该有那种欲念。但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无论蒋介石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单单是他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换而不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性格，就足以令人钦佩！蒋介石的这种性格的确是其束有渐，自幼年起一点一点逐渐形成的。关于这一点，容后再述。
蒋介石认定了的事，就一定要实现。哪怕希望极其渺茫，哪怕根本就没有希望，他也一样竭尽全力去争取。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蒋介石未尝有一日忘记他的“远大目标”--今生今世一定要娶宋美龄为妻。而这时，正是他与新婚的妻子的陈洁如双飞双栖，鱼水欢悦，如胶似漆的时候。
1926年，蒋介石终于从一个普通军事将领成长为一颗“政治明星”，脐身于军政两界的首脑人物当中，成为广州国民政府的核心人物。蒋介石炙手可热了，权倾一时了，他终于引起了宋氏三姐妹中的老大宋蔼龄的注意，这位被外国人评价为“意志坚强，具有超凡的能量和强烈的支配人的欲望，精明强干、狡猾奸诈、野心勃勃，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人之一”的宋家大姐大，对蒋介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料定蒋介石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于是就想方设法笼络他。这位宋家大姐大不愧为理财圣手孔祥熙的“贤内助”，她对政治的理解，似乎完全依附于“生意经”，她以生意场上的逻辑思维方式来考虑和预测蒋介石这个政治人物的“行情”的涨落，断定“有得赚”，于是就“买进”，把她的三妹作为惟一的“赌注”，押在了蒋介石身上。
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蒋介石突然以兴奋的口吻对陈浩如说：“明天孔夫人请我们吃晚饭。”
陈洁如在她的《回忆录》中曾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蒋介石当时的情状：
他边说边在室内来回踱着，好像兴奋。他的喉咙似乎因为紧张而收缩了。“请客！”他自言自语，“我从来想不到会有这件事。而现在，这么久了，你我终于有缘跟这位大人物同席共进晚餐了。这真是太妙了，妙得难以置信。”
他像一只孔雀一样，在地板上昂首阔步，趾高气扬，不肯坐下。他很少这样举止失常。
“何必这么兴奋？”我轻松地问，“只是一餐晚饭。天气这么热，我还真不想出门呢！你何不一个人去放怀开心一下？你可以为我设词婉谢。”
我从热水瓶中倒了一杯开水给他，他将杯子放在桌上，没有喝。
“你怎么还没有搞懂？”他一下子就责备起我来，“你必须要体会了解，对我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更接近宋家。你应该知道这几年来我都未能如我所愿地接近我们的总理，而这次吃饭就是一个机会，可以更接近总理的亲戚，这--你懂了吗？”
当然，我不能否认他说的是事实。
“你同我一样了解”，他耐心地再说，“广州的军事专才多的是，可是，我完全是因为走了点运，才当上军校校长。我有了地位，但缺少声望。因此，我要走的路线是培养与总理身边的亲人间的友谊。我要把孙、宋、蒋三家紧密地连接起来，要越来越紧密。”
介石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满面爱意地牢牢握着它，以哄劝的口吻对我说：
“我们就要跨过重大成就的门槛，在我们革命事业方面和在培养友谊关系方面，你都必须同我站在一起，争取成功。你知道这对我是何等重要。你千万不要不肯去参加晚宴。”
蒋介石所说的这个“重大成就的门槛”，不过是宋蔼龄刻意安排的一次“鸽子宴”--吃鸽子而已。然而，正是这次的鸽子宴，成为了陈洁如与蒋介石婚姻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门槛”，蒋介石从这个“门槛”跨了过去，从此对陈洁如的“柔情蜜意”就一去不复返了。这个鸽子宴，纯粹如陈洁如后来所说，是一次“夺夫宴”。这是蒋介石和宋蔼龄这两个权欲熏心的人精心策划的一个“计谋”，是宋蔼龄摸准了“行情”，下决心“吃进”蒋介石之后的一个重大举措。
这次晚宴的参加者，除了蔼龄、美龄两姐妹之外，还有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及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等。宋蔼龄要求客人们下午三点钟赴席，可是蒋介石声称要下午五点以后才能到。这样一个“时间差”，使陈洁如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她不得不枯坐在客厅里，听那些贵族们大侃生意经，什么流通货币的价位、证券股票、盈利额度、不动产，还有数达几千几万元的红利等等。这样把陈清如“晾”了一会儿之后，宋蔼龄便指使陈友仁陪陈洁如去“参观一下这房子。”
陈友仁十分乐于听命，当即起身陪同陈洁如离开了客厅。陈浩如是这样回忆以后发生的令人难堪的一幕的：
当我们走到房子旁边的时候，客厅中的快活笑声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宋蔼龄高亢的声音，我听到她说：
“她只能做一个中等人家的主妇，怎么配做一位新兴领袖的妻子？一定要想个法子。”
“是的”，宋美龄表示同意，“她就象象征我们国家生活中一个宽阔的社会鸿沟。”然后，她带点讽刺意味，又说：“不过，我必须说她也有好的地方，她可以做一个宁波乡下人或农人的好主妇。”我可以意识到这些话所蕴含的尖刻轻蔑之意。
可以设想，当时的陈浩如，“偷听”到这样的谈话之后会作何感想！
直到这场刻意安排的“夺夫宴”结束之后，陈洁如才终于品出了一点“味道”：
我从介石的神态上，看出一项重要的事实。他此来孔夫人家中作客，心花怒放得无法以文字形容，而孔夫人则不时将她妹妹捧到天上。她说宋美龄是天下第一聪明人。
对于这次“夺夫宴”，廖仲恺先生的遗孀何香凝女士是一眼就看穿了的，她第二天就特意提醒陈洁如：“你必须小心，不可太轻信别人！’并且要她“离开那个女人（指宋蔼龄）远远的，不要让介石落入她的圈套。”
对于何香凝的话，陈洁如开始时只觉得不大可能，因为她始终记得蒋介石写血书盟誓的情节，这样忠诚的丈夫，难道还怕被别的女人抢走吗？
事实上，正如何香凝所说：“陈洁如还是个孩子”。陈洁如对蒋介石表面上的“痴情”大当真了。她不知道，蒋介石当初的所有“海誓山盟”都不过是因为一时之需而开出的“空头支票”而已；她更不会明白，政治是不对誓言负责的。蒋介石在与陈洁如结婚尚不足半年的时候，就已经决心要抛弃她了。那时候，蒋介石“及与宋女士相捻，知其为理想之终身良伴，而向所求之不得者，故不稍犹豫，露求婚之意。”只是由于宋母的反对，蒋介石未能得手。这一切，陈洁如都是被蒙在鼓里的。
1926年底，蒋介石与汉口政府的矛盾加剧，同时，追求宋美龄的计划也开始进人“政治谈判”的阶段。蒋介石写信邀宋蔼龄到九江晤谈，两个人在船上长谈肥金钱、政治、婚姻这三件事巧妙地联系到一起，达成了一个“协议”：宋蔼龄负责把她的胞弟宋子文从汉口政府中“分化”出来，然后姐弟联手，向江浙财团筹措大笔军费支持蒋介石；而蒋介石所要做的就是同宋美龄结婚，并保证一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即任命宋家大姑爷孔祥熙为阁首，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
金钱美女一手兼得，同时还可以摆脱政治上的四面楚歌的困境，蒋介石当时乐得就差蹦起来了。他当即向陈浩如摊了牌，提出：“避开5年，让我娶宋美龄，获得不理汉口、继续推进北伐所需要的协助。”并且假惺惺地开导陈洁如说：“这只是一桩政治婚姻，你先到美国去攻读5年，你返国时，南京政府将已成立，那时我们恢复共同生活，我们的爱情将始终如一，我可以发誓……”
陈洁如抬起头来望着蒋介石，一脸讥讽之色。蒋介石打住了话头，情知再发什么誓也是没用了，便又换了另一种口气：“我的处境不稳，这你是知道的。如果我能干下去，中国就会有救，我自己也可以存活下去；否则，我将因为失败或失望而死去。你不愿看到我这样吧？现在正是我实践愿望的大好时机，我必须把握这个时机。我有野心，我要登峰造极，而且留在颠峰！不如此的话，我宁愿死去！”
陈浩如无话可说了，她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忿忿地只身返回了上海。
蒋介石去陈娶宋之意已决，遂亲赴上海做陈氏母女的工作。陈清如对此曾有详尽的记述：
1927年8月1日，烈日当空，暑气逼人。这天早晨，蒋介石驾临上海母亲家中。他单独进宅内，将卫士和蓝衣侦探留在院中位候。在正常情形下，一位大人物惠临家中，当然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但事已至此，我竟然不屑请这位不速之客就坐。这种情形，无论如何，都显得有违待客之道。我望着他，以讥讽的口气说：
“大驾光临，有何贵干？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那么，你今天突然来，一定是有所求？”
“你猜对了，我亲爱的洁如，”他以关爱的神态说，“我是来同你谈谈赴美之行。我已跟张家的黛瑞莎和海伦谈好，请她们两人一路陪伴照料你。你只要离开五年。这是你的船票。”
我没有理他那双伸出的手，答道：
“我已经让开，让你去实现你的雄心，你还要怎样？你常说我容易受别人的左右！你是存心要逼我流亡吗？”
“别这么说！”他走近我，作恳求状，这次出国旅行对你自身有益。我要你去进修，增加你的知识。以后，你回国之时，可为政府工作。你曾经答应与我并肩工作，记得吗？”
“过去已成过去”。我意兴阑珊地说，“我同母亲一起住在此地，已很心满意足了。”我望着他，感觉好笑。而今这位伟人蒋介石又来求我出国去，我知道其中缘由。我在政治圈中已小有名气，只要我以蒋介石夫人的身份住在上海，宋美龄必然寝食难安。她要于成婚前，把我撵走。我的自尊心，叫我不可轻易同意。我就无精打采地说：
“我不想听你那些花言巧语，好像什么事都是为了我好。我已经为了你的方便，默然让贤了，因为你说过，‘爱情是要以一个人所愿承担的牺牲之大小来衡量’，我之如此做，是一心为了中国的统一。换了别个女人，会把宋美龄的眼睛都给挖出来。”
“但是，你不了解，”他紧张兮兮地恳诉，“你之必须远走美国，是宋美龄的条件之一。洁如，我明知请你这样做，是过分了，但我也是完完全全为了中国之统一，才敢请你拿出你的爱国心来帮助国家。你如留在上海，这全盘交易就会告吹。你还不了解我的苦楚吗？”
我轻蔑地望着他，心中对他却油然生出测隐之情。他脸色非常苍白、紧张、憔悴。气色既坏，表情也狼狈不堪。这样熬了阵子，我不理睬他，走到神坛那边，在悬挂佛像前面的灯中，加些灯油，点燃几柱香，插在香炉中。此时，阿本采买归来，看见来客，不免一惊。
母亲请他坐下，阿本端给他一杯茶，阿本另拿了一壶茶和几个杯子到院中，请卫士和蓝衣队员们饮用。
介石和母亲礼貌地谈了几分钟，谈及全国形势的复杂情形。然后，他鼓起勇气，向母亲解释说，要我出国5年，研究政治学和公共行政，以便回国后，可以为南京政府服务。
这里有三张船票，一张是洁如的，另两张是给张家姊妹的。他一边看船票，一边这样说。他那拿着船票的双手好像有点畏缩不稳，然后将票递给母亲。预订的船是杰克逊总统号，是一艘四万吨级的巨大豪华客轮。
母亲望着我，问道：
“女儿呀，你有意出国吗？”
“我不要去。”我急急地说，“为什么要我去那么远？那就像是流亡异域似的！”
“只要5年。”他轻快地大声说。
“你所有的承诺都一文不值！”我也大声说，“你还记得你要切断手指头，以使我相信你对我之爱吗？而现在呢，竟连这种事都会发生！你怎可期待我再相信你的任何话！”
母亲是一位了不起的妇人。她坐着倾听，很明白我的处境，认为我应对得宜。她也了解介石的困境。她转身向他，一语道破地问道：
“你说5年，是真心话呢？还是说来骗我女儿的？”
“我当然讲的真心话！”他恳切地说。
“不要口是心非，”我以严肃的声调说，“我们不习惯你那套搞政治的敷衍说词。”
“我发誓！”他急急地说，“我说5年，就是5年！”
“你知不知道，发誓就是祈求神明见证你的誓词？但是，如果你故意说谎，那就当心天打雷劈！”母亲说。
“当然，我心口如一，我可以为此发誓！你还不相信我吗？”他争辩似地问。
“好，那么我们听你在佛前立誓！”母亲说，同时走向佛坛，她拿起三炫香、一对蜡烛，点燃它们，插在香炉中。香炉发出闪亮的光。介石毫不犹豫，走往佛坛，在佛像前立正站着，起誓说：
“我发誓：自今日起，5年之内，必定恢复与洁如的婚姻关系。如果违反誓言，没有将她接回，祈求我佛将我毙，将我的南京政府打成粉碎。如果10年20年之内，我不对她履行我的责任，祈求我佛推翻我的政府，将我放逐于中国之外，永不许回来。”誓毕，他看着母亲问道：
“您现在相信我了吗？”
“好”，母亲凄怆地叹一声气，“我相信你”。
然后，他从桌上拿起那三张船票，交给母亲，又说道：
“洁如不会感觉孤独的。她的一切费用都将由政府给付。她有两位同伴，会照料她。您必须切记；她此行出国，是为了增广她的知识，使她更趋成熟，而不是如她所说的去流亡。所以，请不要为此事如此伤感。”
介石离开我家之后，我那股悲楚之感仍然绵延下去，一股椎心刺痛袭上的心头。我哭泣起来，说道：
“哦！母亲，我再也不相信他。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婚姻终点！”我靠近她坐着，她双臂抱住我，安慰我说：
“他起了一个重誓。如果他不守誓言，就让他终生承受咒诅吧！”
我无助地倒在她身上，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我们这样坐了很久，望着哪香柱上烧过的香灰和那投影在拂像面上的曳曳烛光。
1927年8月19日，陈洁如在张静江的两个女儿的陪同下，乘坐美国“杰克逊总统号”豪华客轮启程赴美，同行的还有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陈舜耕。
陈洁如赴美的消息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国通讯社纷纷予以报道。但是，蒋介石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口否认曾与陈洁如正式结婚并共同生活多年的事实，“宣称本月稍早自中国搭乘杰克逊总统号前往旧金山之妇人并非其妻。蒋对指迷此妇为其妻之讯息，认之为‘政敌之虚构’，旨在以任何手段，使其难堪。蒋并称，他不认识该电讯中所述及之‘蒋介石夫人’”。
这种公然“不认帐”的行径，是蒋介石的一大专利，也只有他才做得出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事情来。
陈清如人还在客轮上，就听到了蒋介石公开背信弃义的所谓《蒋中正家事启事》，在残酷的事实面前，陈洁如气愤不已，痛不欲生，曾数度打算投海自杀，均被职陪伴他赴美的张家二位小姐所劝止。
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正式结婚。次年春天，经上海帮会头目虞洽卿从中劝解，陈浩如被迫同意与蒋介石离婚。五年誓约，几个月就又被践踏了。
陈洁如与蒋介石正式离婚时，才只有22岁，但她从此未再嫁人，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学业上。其间，她也曾因为梦幻破灭、万念俱灰而试图自杀，但都被劝阻了。
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当时已回到上海居住的陈洁如深居简出，深恐因为自己历史上的特殊身份而招灾惹祸。1940年3月，汪精卫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建立了南京汪伪政权，陈清如想到当年在广州时曾与汪精卫夫妇极为熟络，为避免汪伪政权的纠缠，遂只身一人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陪都重庆。
陈洁如到了重庆之后，被蒋介石秘密安置在离自己的官邱不远的吴忠信公馆里。一别十余年，蒋介石又见到了当年“血书盟誓”苦苦追求的陈洁如，物是人非、旧情犹在，时年已是55岁的蒋介石鸳梦重温，经常轻车简从悄悄去与陈洁如幽会。这件事原以为十分隐秘，却不料早已被宋美龄的耳目知悉。宋美龄醋劲大发，与蒋介石吵了个天翻地覆，盛怒之下，顺手拿起花瓶就朝蒋介石脸上扔了过去，一瓶击中，致使蒋介石颜面受损，只得称病不出，中外客人一律免见。
1949年，国民党败逃到台湾岛上，陈洁如情知宋美龄容不得自己，在陆久之的劝说下，执意留在了上海。她的这一明智选择，受到人民的欢迎和尊重，曾被选为上海市沪湾区政协委员。1961年12月，陈洁如被请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亲切接见了她，并设宴款待。
1962年，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批准，陈浩如移居香港。蒋介石闻讯后，立即命蒋经国出面，为陈洁如买了一套房子。不过，陈洁如始终没到蒋家为她购置的新楼中去居住过，而是将其出租，自己仍住在香港铜锣湾百德新街的房子里，改名陈潞，闭门隐居，并开始着手撰写《陈浩如回忆录》。
台湾方面得知陈洁如在写《回忆录》，十分惶惧。因为蒋介石自从与宋美龄结婚后，从来否认与陈浩如的婚姻事实，所有记载蒋介石行藏的传记文章中，均对此事讳莫如深，一字不提。因此，当得知陈洁如撰写《回忆录》的消息后，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曾写信劝止：“我恳求你不要出版你的回忆录……它将只会伤害最高统帅及国民党”。但陈洁如一意坚持出版《回忆录》，国民党方面无奈，就扬言要起诉为陈出版《回忆录》的美国经纪人，并采取卑劣的特务手段，殴打、恐吓经纪人，致使《回忆录》一书在美国无人敢出。
《回忆录》不可以出版，但当年的旧情还是要续上。晚年的蒋介石与陈洁如书来信往，蒋介石说：囊昔日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拂，未尝须臾去怀。”陈洁如则称“三十多年来，我的委屈唯君知之。然而，为保持君等家国名誉，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至死不肯为人利用。”
陈洁如22岁即被蒋介石抛弃，此后一直过着孤独的半隐居式的生活。虽然她有一个养女相伴，但晚景仍是十分凄凉的。她为了蒋家王朝，为了蒋介石个人，的确忍受了一般女性所难以忍受的委屈、痛苦和孤寂。而且，在重大历史关头时，陈浩如表现了一个中国妇女所应有的气节和操守，在蒋介石公然背信弃义与之绝情的情况下，阵洁如不计个人恩怨，断然拒绝了汪精卫伪政权要她出任伪职的要求，这一点，绝不是普通的“弃妇”所能够做得到的。
所以，我们说，陈清如女士是一位值得人们尊敬的女士。
1971年2月11日，陈洁如孤零零地死在了她在香港的寓所内，享年65岁。
远在海峡彼岸孤岛上的蒋介石闻知此讯，不禁黯然神伤。公允地说，在没有政治因素的前提下，蒋介石还算不上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从他事母至孝、舔犊情深、发迹后对家乡亲友均有照拂、对曾经资助过他的人均有所回报的事实上看，都可以证明他也有“人性”的一面。
陈洁如的悲剧，是蒋介石造成的，也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造成的。是为公允之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