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反共思想其来有渐
在经历了陈炯明的叛变之乱后，孙中山先生已经觉察到新旧军阀都不可信任，于是逐步改变了原来的方针，开始倾向于联俄联共的政策，决定依靠苏联，重整旗鼓。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联合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双方一致认为，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实现共产主义或按照苏联模式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主权。
孙中山同意苏联共产党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并决定立即派遣党内干部赴苏联进行实地考察。其实，孙中山早在1919年就曾计划派人赴苏考察，他选中了廖仲倍和朱执信等人，后来因为廖仲倍于国内事务而无法脱身，朱执信又于1920年9月遇害，所以，孙中山先生的这次计划未能实现。
到了1923年，由于苏联的积极参与，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势已经明朗，孙中山遂决定派蒋介石以“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的身份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进行考察。这个考察团的目的是考察苏俄的政治情况与党的组织，毛思诚所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曾对这次考察有如下记述：
蒋介石“实承总理意旨约会苏俄代表马林及张继、汪兆铭、林业明等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政治及党务。”“八月十六日率同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等由上海趁“神九”启程赴俄。”九月二日，到达俄京莫斯科。九月十一日，往访教练总监彼得禄夫斯克，知俄国军队组织之内容。每团部由党部派一政治委员常住，参与主要任务，命令经其署名，方能生效。党员之为将领及士兵者，皆组有团体，在其团部活动为主干，凡遇有困难勤务必由其党首负责躬先之。”九月十七日视察步兵第一四四团，公称其优点在全团上下亲爱、团长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知识上事务，与精神讲话，则由党代表任之，权责甚明。晚，与马林商议提案。”九月“十九日上午，马林与胡定康过谈。下午，参观步兵第二学校。”九月“二十日，参观军用化学学校，研究毒气之施用及防御法，并往应中国共产党青年团欢迎会。”九月“二十二日，往高级射击学校参观。自十五世纪以来各式枪械约数百种，皆储藏于此。最新式之福德来夫骑兵用机关手枪，每次可发三十五响，且轻便异常。俄国武器之研究及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竞，非若我国之成败也。为之感啼不置。”九月二十七日，参观海军大学及海军学校、海军机器学校。”十一月十六日往见苏维埃议长加利宁。”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审阅第三国际对国民党决议文，佛然日：吁，观其论调，不认识友党如此，应愧自居为世界革命之中心，前日晤其领袖徐维诺夫，殊无振奋气象，外强中干，其成功盖可知已。下午诣第三国际勉为辞行……谈次馨所欲言者，六时送邵元冲登车游学德国，晚与赵世贤述此次来俄经过情形，戒其毋为外人支配。”十一月“二十九日趣装辞别越飞夫人，下午二时启程归国。”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七时船入吴漱口，九时抵沪。
这次考察历时三个多月，蒋介石在注重考察苏联军事的同时，也考察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苏联社会概况。因为当时列宁已病势垂危，无法接见来客，蒋介石就拜会了托洛茨基和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及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返回国内后，蒋介石在12月16日《致俄外长齐采林书》中写道：
“星期天的晤谈，虽然没有讨论到什么具体的问题，我们很感激你抽象的给我们的教益。昨日孙先生来电说：“谁是我们的良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胸中，都有十二分明了。”
孙先生未电又称谢‘友邦政府及政党派代表鲍罗廷到粤援助之热心与诚意’，又嘱‘吾等与诸同志从长计议等晤。……
“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茨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为托洛茨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最后与托氏告别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及土耳其。他又特别提起在德国与波兰革命失败的经过情形，加以分析；最后再谈到援助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托洛茨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一九二0年对波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所以他又郑重的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他并且代表列宁对我国父致敬。他这一段话，使我特别注意。”
蒋介石归国后，在上海看望了一下张静江，就立即偕同陈洁如回溪口老家去了。
在溪口，蒋介石开始起草此次赴苏考察的报告，将三个多月在苏联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整理成《游俄报告书》。这个报告书长达40余页，写得十分缓慢艰涩。如果说蒋介石在赴苏考察之前还对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表示一种盲从式的支持的话，那么，这次亲身赴苏考察之后，他对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思想已经开始有所怀疑了，这就是他的这份报告书写得缓慢艰涩的重要原因之一。
报告完成之后，蒋介石将报告书寄给了孙中山先生。其间，孙中山曾电催蒋介石赴粤，以便当面听取汇报，但蒋介石迟迟不动，直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他才动身赴粤。其后不久，又返回了溪口。当年3月中旬，蒋介石又致函廖仲他，直言他的观点：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 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低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请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霉，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不于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
“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为不郑重其事，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此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不逢也。然弟在俄行动，自觉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因强入共产党问题，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以弟为个人忠臣相讥刺，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非笑。然而忠臣事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汉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宁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冀与兄共勉之！”
由此观之，蒋介石赴苏联考察的一个重要收获是：他从此对共产主义学说产生了极度的厌恶，对苏联共产党帮助中国革命的诚意产生了极大怀疑。在其后所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蒋介石则公开了他的这一观点，说：“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由奉化致廖仲供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在此书中，他更露骨直言：
“在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至此，蒋介石的反共思想已经形成。而尤其具有危险性和危害性的还不是他的反共思想本身，而是他以政治两面派手法对公众进行的欺骗。蒋介石很明白当时的局势，很清楚他自己当时的地位和实力，他知道，如果这时候赤膊上阵，公开反对联俄容共， 那无疑要背上个“反对孙中山。破坏中国革命”的罪名的。所以，他敛锋藏锐，换了一副“极左”的革命面孔，大唱国共合作以及共 产主义的高调，旗帜鲜明地表示赞同共产主义，拥护共产党，并且 口口声声说要“仿效”苏联。
例如，1925年4月9日，蒋介石在对黄埔军校入伍生的训话 中说：“我们的三民主义，是整个的，在社会学名词中，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并声言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为无产阶级奋斗以求生存的，”又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党员的责任、本分”。“我们要实现三民主义，非仿效他们不可。”
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左派小生”戏演得活灵活现，唱得字正腔圆，1925年9月9日，他在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大会上发表训词说：“除了共产党之外，其他团体肯定我们本党真正合作革命事业的，就很少了。”9月13日，蒋介石又说：“国民党员也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反了总理定下来此方针和主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各地群众运动发展很快，第一次东征时，由彭湃同志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就曾极大地支援了东征军，这一点，蒋介石当然是看得明明白白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又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大会结束后，全国各地工人运动日益发展，形势喜人。蒋介石也见风使舵，不失时机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勇士”，在各种集会上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革命口号。
蒋介石是做过股票生意的，他的政治品质大多来源于十里洋场上的“生意经”。从这一角度上看，蒋介石确实是在做一种“投机革命”的买卖。以当时的局势而论，他认为这种生意是稳赚不赔--唱几句高调，又不会损失什么东西，得到的却是一个“革命左派”的桂冠，对他攀登权力顶峰大有稗益，何乐而不为呢？
可惜蒋介石忘记了一点：任何“生意”都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戏”演得太逼真了，自然有好处--可以蒙骗“观众”包括蒙骗真正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但也有坏处--把革命党人的对立面们也蒙蔽了。他的一些过激言行，引起了当时在广州的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分子和旧军人的反感和憎恶。这些人代表着当时的反动势力，暗中勾结，密谋策划，企图置蒋介石于死地。
这是蒋介石所始料未及的。
2．恶人命大 履险如夷
蒋介石一生当中面临过多少次生命危险，恐怕很难统计。从他幼时以著人喉、身落水缸、失足落崖算起，直到在台湾时因一场车祸导致健康状况恶化，他这一辈子所遇到的大大小小的生命危胁大约不下十数起。而每一次遭遇危险，他都能幸运地脱逃。例如陈洁如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曾提到过蒋介石险遭不测的一件事；一天，蒋介石去参加一个会议，当他被卫士们族拥着走向会场时，突然迎而走来一位年轻人，手捧一送报纸，临近蒋介石时，这位年轻人突然从报纸下面伸出一只手枪来，面对蒋介石举枪便射，所幸蒋介石的卫士手疾眼快，立即扑上去夺枪，致使子弹射偏，蒋介石乘此机会迅速退避到安全地带，眼看着刺客被卫士拔枪击倒在地。
在长沙，蒋介石也曾有过一次出丑涉险的经历。那是北伐军誓师出征后，蒋介石指挥部队作战到了长沙。8月上旬的一天，蒋介石在检阅出征部队时，因跨下坐骑突然受惊，蒋介石种不及防，被惊马颠翻坠地，但右脚却被鞍橙套住，惊马拖着蒋介石跑了七八公尺。蒋介石虽然性命无虞，右脚却受了伤。而且，在士兵面前，将军坠马，主“出师不利”之兆，又出了个大洋相，所以蒋介石心理上所受的刺激甚至较之右足之伤为甚。倒是当时随军侍奉的陈洁如会安慰他，说：“你从马上跌下，竟能保全性命，说明你命大。有道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尽管放心吧厂一番宽心话，说得蒋介石转忧为喜，足伤也很快痊愈。
陈洁如说得不错，蒋介石的确是“命大。”
早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被袁世凯悬赏三千元通缉，在上海无立足之地，只好连夜潜回奉化，跑到萧王庙孙家舅父孙琴风家里躲藏。他的舅母遂让他躲在家里的阁楼上避祸。
次日奉化县衙得线人密报，知道蒋介石逃往萧王庙孙家，立即派武秀才丁志国率领兵丁前往萧王庙搜捕革命党。
兵丁们径直来到孙家，四处搜索，均不见革命党的影子，这时，有人发现了阁楼，便想登上去查看。武秀才丁志国暗中同情革命党，料定蒋介石多半躲在上面，便对兵丁说：“那是人家的卧室，咱们不能胡来，我一个人上去搜一搜就成了。”丁志国上了阁楼，果然见到蒋介石正直延挺地坐在床上瞪着他。丁志国视若无睹，转身下去对众兵丁说：“上边没人，咱们再到别处去搜搜吧！”他临出门又对蒋介石的孙家舅母说：“此处不可久留，让他赶快离开奉化吧！”
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蒋介石果然是“福大命大。”
蒋家王朝的御用文人们会拍马屁，说蒋介石是“真龙天子”，自有神明护佑，所以才吉人天相，屡屡大难未死，每每化险为夷。
蒋介石虽然声称信奉“三民主义，又皈依基督教，成了一个忠实的信徒，但他骨子里却依然未脱传统中华文化中封建迷信的巢臼，对“神明护佑”一说是笃信不疑的。他迷信神门“仙道”，迷信阴阳风水之学，也热衷于抽签算命测字看相之术。因此，每次罹险脱身之后，蒋介石都要默默静坐，祷告列祖列宗、各路神仙，感谢他们暗中保护，使自己有惊无险。
而实际上，蒋介石之“大难不死”，每一次都是客观条件围限的结果，关键时刻，若没有卫兵挺身保卫，蒋介石有10条命怕也早就丢了。即以在长沙阅兵时被颠落马下的事为例，当时幸亏蒋介石穿的是马靴，当那惊马拖着蒋介石狂奔了一段之后，马靴从蒋介石的脚上脱落下来，这才使他保住了一条命。若说“护佑”应当说是“马靴护信”，若说感谢，倒是说该谢谢“马靴”。
除了前述的几次罹险之外，蒋介石还有两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请看蒋介石的侍卫队长殓熙的回忆：
从东征到平定杨、刘，蒋介石的身价抬高了；但在国民政府成立时，他并未居于重要地位。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悄。谭延间等的地位，都比他高，在军事上他仍然受许崇智的指挥。但由于他的声名不断提高，锋芒渐露，不甘居于人下，人亦生有忌心。他日常办公，仍以黄埔军校为主，城内有个军校办事处，他经常坐着汽车来往。有一天，我清楚地记得是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的夏天，蒋介石由广州北教场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部回到城内军校办事处。他所乘的一辆小汽车，插有一面青天白日小旗子，当这辆小汽车开动时，发动机发生故障月机进行修理。蒋介石不耐久等，即改乘随从的另一辆没有插青天白日小旗子的汽车，叫我带四名卫士，乘插旗的汽车，随后赶来。不料这辆插旗的汽车驶近东坡楼附近时，东坡楼附近的驻军对着它猛烈地开枪射击，油箱破裂，汽车打翻，两名卫士被打死，排长黄文友手臂受伤，从汽车里爬出来，逃至办事处向我报告。我大为惊讶，心想这下子好险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人干的呢？其中大有文章！便急忙将此情形报告蒋介石。他一听，也很惊讶，似乎想克制而按捺不住，遂大发雷霆，立即打电话向东坡楼附近驻地查询。该军代理军长梁鸿楷很快就来到。蒋介石即将东坡楼发生的流血事件告诉他，命他查明真象。梁鸿楷非常惶惑，这件事不是他自己干的，自已却有嫌疑；是自已部下做的，自己就有责任。他局促不安，十分紧张，当即带领入伍生总队一中队长黄埔军校旧卫兵连连长胡公冕等，枪上膛，刀出鞘，如临大敌，直奔东坡楼驻军部队，进行查究。约一时许，他们回来向蒋介石报告说：“报该驻地两个连长说，他们是泰旅长杨金龙的命令，叫他们如发现插青天白日旗的汽车，即集中火力将它打翻，把里面所有的人都打死。他们看见后面来的汽车，插有青天白日小旗子，便开枪射击，这是执行上面命令这样做的。”还说，上面命令：‘把这辆汽车打翻，把人都打死，就有重赏！’蒋介石听了，表现出既恐慌，又愤怒，他极力克制，对梁鸿楷说：“这件事由你负责处理，首先将杨金龙扣留查办，并将他的部队限四小时内全部撤离广州市区；驻在东坡楼附近的两个连长，也扣押查办。”梁鸿楷当时很紧张，此事他有责任，引起什么样后果，难以预料。所以很快地接受下来前去执行。他走后，蒋介石即对入伍生总队长陈复说：“你暂时不要回总队部，在这里待命，担任警戒，等待杨金龙旅撤离广州市区后，再回总队部。”这时蒋介石力持镇静，照常办公。有时踱来踱去，不作声，而整个办事处，处于紧张状态。
当天下午两点左右，第四军代军长梁鸿楷来到军校办公室，向蒋介石报告：“已将旅长杨金龙和东坡楼驻军两个连长都扣押，所有该旅的部队，已撤出广州市区。”蒋介石点点头，也嘉勉了几句，梁鸿楷走了。入伍生总队也回到北教场总队部去了。当天晚上，我们由军校办事处回到黄埔校本部。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这件事被称为“东坡楼刺蒋案”，曾经被作为蒋介石“有神明护佑”的有力佐证而大事宣扬。“东坡楼”案后不久，又曾有一次刺蒋未遂案发生，密熙对此详述如下：
在东坡楼事件后不多天，就是黄埔军校第二期举行毕业典礼和第三期开学典礼举行之后，他不在住在军校，而住到长洲要塞司令部去了。原来蒋介石是兼这个长洲要塞司令的，东征出发时，他保举林振雄代理司令职务。林是广东香山人，是孙中山先生的旧部，在日本士官学校时与蒋介石同学。由于这种关系，蒋介石认为住在这里比较安全，他每天乘汽艇到省城办公，晚间回长洲要塞。不久。他的第三个老婆陈洁如听说蒋介石东征回师，由上海来到广州，先也一同住在长洲要塞司令部。这时，廖仲他和夫人何香凝在东城门外山脚下--东山建有两幢小洋房，自住一幢，另一幢让给蒋介石带着陈洁如去住。蒋住了进去，一个大门进出，一起吃饭。蒋介石每天早饭后到省城办公，中午有时回来吃饭，晚饭总是回来吃的，时间不一定，有时开会，有时还被别人约去吃饭，回来就迟。有一次同廖仲饱一起在汪精卫家里吃饭，饭后便一起回来，大约每天吃晚饭的时间不固定，或迟或早，或两个人一起回来，或有先有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都是如此。也没有见到谁来访，他也很少去访别人。东山这个地方，距离热闹市区比较远，很清静，来往人等也容易注意。
1925年 8月间，有一天，我跟随蒋介石在外面开会，回东山吃中饭。便衣卫士告诉我说：“今天早晨在你们进城之后，这里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一个穿长衫，一个穿短装，不像商人，也不象工人，鬼头鬼脑，来去徘徊三次，不断向蒋介石的住房注目，东张西望，一连两天都发现这种情形。”我听后，即到住地警察派出所了解，据警察说：“是有这么两个人，我们已经注意！”我回来便同卫士排长和全体卫士说明了这种情况，并说：“我们每个人随时随地都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注意周围能接触到的人的一切行为。”自从东征胜利后，原来的宪兵排即扩编为卫士连，我担任卫士连长。平常蒋介石出入行动，都由我带一个班和一个卫士随从，在东山住的时候，也是如此。
在发现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之后的第三天，当蒋介石由省城办事处回东山吃中饭时，我同他坐一辆汽车，我坐在前头同司机并排，还有一个卫士。后面一辆卫士汽车，卫士排长带着卫士坐着。当我们汽车开进城门约一百米的时候，我和卫士都发现一个穿长衫的，一个穿短装的两个人，向我们汽车注视。我立即转脸向蒋介石轻声报告说：“发现两形迹可疑的人，我已作警戒准备。”同时迅速地把汽车门上层的玻璃板摇下来，把二十发的快慢机盒子枪作好射击准备。时间只有几秒钟，当汽车开进城门洞约三十步的时候，我看见那个穿长衫的，对着汽车举起手来，我迅速而敏捷的先发制人，举起盒子枪伸出玻璃门外，对准那个穿长衫的连续发射，卡！卡！那个人就倒在地下。我不叫停车，继续开出城门洞，风驰电掣地开回东山。同时后一辆卫士车听见我的枪一响，他们马上停车，卫士们蜂拥而下。当那个穿短装的人举起手来，还未来得及发枪的一刹那间，被一个卫兵一脚正踢在中膝盖后面，另两个卫士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他动弹不得了。卫士排长把他拖到汽车上，那个被打伤已经垂死的穿长衫的人，也一同拖上汽车，很快也开到东山，立即审讯，供称是以前商团陈廉伯的人，来行刺的。蒋介石即命令将该犯押交军法处查究。其中内幕究竟如何？以后怎样处理？我就说不上来了。当天晚上，陈洁如嘉奖我卫护有功，赏我硬币二百元；对其它人也有奖赏。
这两次遇险，倒真可说是蒋介石命不该绝了。在“东坡楼”一案中，假使不是那头一辆汽车鬼使神差般地出了故障，则蒋介石很可能就“当场殉难”了；“城门口”一案，是陈廉伯用人失当。若是请几位老谋深算的杀手，也不致于因为事前太着痕迹而引起卫士们的警觉。倘若卫士们事前毫无觉察，则“城门口”也许又蒋介石“为国捐躯”的所在了。
世界上的事情，千变万化，往往受限于某个极微小、极容易被忽略的主观或客观因素而改变事物发展轨迹。前述的几次蒋介石“逢凶化吉”的事例，基本都是因了某种微小的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使蒋介石化险为夷的。马屁文人们事后极尽渲染，把一切都归于蒋介石“命大”，纯属无稽之谈--这是就“道理”而言。
然而，就“事实”而论，又不能不承认蒋介石的“命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恰恰是当时的中国需要有一个“蒋介石”，假如蒋介石不合时宜地夭折了，中国的历史也许就要重写--或者更好，也许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历史车轮的转动使蒋介石“命不该绝。”
用中国民间的传统说法，蒋介石屡屡大难不死，叫作“恶人长寿”，或谓“恶人命大”。这种唯心色彩较重的解释是难以服人的。蒋介石作为一个人，他也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有人怕他，有人喜欢他，有人深恐他身陷险境，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他，这也许是蒋介石“恶人命大”的另一个原因。陈洁如在她的《回忆录》中曾透露过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蒋介石有过一次自杀的念头，但被陈洁如成功地预先制止了。
那是北伐军占领南昌以后，蒋介石为了独揽大权，要求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办公。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联合挫败了蒋介石准备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并通过了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系列决议。
会后，廖仲他先生的遗幅何香凝女士专程赶到南昌，向蒋介石转述了二届三中全会上大家对他的批评，并传达了有关限制蒋介石权限的有关决议。何香凝向蒋介石介绍了大会的有关情况，并说明汉口政府是合法组成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已经宣布，汉口政府是孙中山先生思想的正当诠释者。也就是说孙夫人是支持这个政府的。同时，何香凝给蒋介石看了一份传单，上面印着：
“革命若要成功，须先打倒蒋介石”。
当时的蒋介石，本已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他本来是想在北伐军攻克南京后，成立一个以他为首的南京政府的。突然间，汉口政府宣告成立，并对他的独裁行为进行了批评，将他已有的权力剥夺了，蒋介石经此骤变，气得面色苍白，双手抽搐。
目睹蒋介石的表情变化，心细如发的陈清如忽然预感到了什么。她悄悄走进卧室，把蒋介石的手枪从枪套中取了出来，藏在了蒋介石的长筒马靴里面，又偷偷提醒卫士和仆从们，让他们留意蒋介石举动。
何香凝在客厅里继续同蒋介石谈话，她把已经当选为汉口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写的一封公开信交给蒋介石过目，这封信中，首次提出了蒋介石是人民的“公敌”的说法。接着，何女士又告诉蒋介石：“汉口政府已下令撤除你的所有公职，并将你开除党籍！”
关于蒋介石盛怒的情况，陈洁如曾作如下描述：
他看得出他已大难临头。他看得出他的地位、前途、名
誉在迅速滑落，离他而去。原本，他还以为国家如果没有他，
绝对搞不下去。他是继承孙先生衣钵之人，本党本国需要靠
他领导，以求实现孙先生的主义。而如今呢？他就如一只旧
鞋子一样，横遭抛弃。一切都完了！他走向我们的卧室，我
感觉到他万念俱灰、绝望透顶。如我刚才所虑，他进去找他
那支手枪，但它却不在平常放置地方。他像一个梦游人似的，
将抽屉一个个拉开，又搜查衣柜，仍找不到那支枪。
如此饱受折磨，他全身迸发强烈．的恨与怒，已经完全乱
了方寸，他魂不守舍，怒气冲天，把两只旅行箱从椅子上拉下
来，将箱子里的东西统统倒在地板上，然而还是没有枪。廖
夫人和我立在门前，身子颤抖不已。他狂吼起来：
“我的手枪呢？”
我看见他双眼正射出一股奇异之光。这时，我已在哭泣，
廖夫人则在设法使他镇静下来。
“我的手枪哪里去了？”他失望地又说一遍。这里我看见
他的脸像猪肝一样红，他的手在抖。
“它应该在平常放的地方。你把它放在哪里？”
“我最亲爱的，你没有把枪交给我呀！”
此时，他真的发疯了。他桌上的东西统统扫落地上，打烂
椅子、推翻桌子，大吵大闹起来。
廖夫人拉他臂膀，想制止他。她厉声喊道：
“不要像个宠坏了的孩子！只有耐心和容忍才能使你转败
为胜。这里不是你的家，你怎可毁坏别人的财产？不要失去理
性！”
他经此训斥，就像个婴孩一般，整个崩溃了，嚎陶大哭起
来。
设想，若不是陈洁如事先把蒋介石的手枪藏了起来，蒋介石盛怒之下丧失理智，很可能会一枪毙命，把中国现代史自1927年以后的所有页码全部改写！
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在那怒不可遏的情况下，我真的可能举枪自杀”。他对陈洁如说：“恐怕果真是天意使你想到藏起我手。枪，因而救我一命。我如今已是一个重生之人。”
天意也好，人意也罢，蒋介石屡遭大难而未死，也许正是应了老百姓那句话--恶人命大。
3．磨刀霍霍 小试锋芒
第二次东征取得全面胜利之后，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由此，他的权力欲开始恶性膨胀。
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曾对当时形势有过如下概括：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广东政局内即发生新的酝酿，原因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大会时采取了对于新的右派的退让政策，以致新右派得以纷纷返粤活动，于是左派的政权隐隐发生动摇。蒋介石以左派的资格一变而为新右派的领袖。”
邓中夏提到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退让政策”，系指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未批准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对国民党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从而使国民党右派限制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得以成为现实。陈独秀错误地认为当时的革命活动在全国各处都遭受打击，力主向国民党右派让步，与西山会议派的孙科、叶楚化邵元冲三人进行谈判，甚至同意了右派提出的两项议案：其一，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数；其二，由中共中央命令广东党部延迟召开二大。在此前提下，一部分右派人士回到了广州，如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萧佛成等，这些右派代表竟进一步当选为执委，把蒋介石“向右转”的腰撑了起来，终至酿成“中山舰事件”。
用周恩来的话说，中山舰事件“完全是蒋介石制造的。”
中山舰是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曾避难的永丰舰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名的，是当时国民政府推一的一艘装备完全的兵舰。蒋介石深知军权的重要，而要掌握军权，必须在这个方面打击共产党，扩张自己的实力。蒋介石与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右派经过多次的策划，事先散布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说是奉蒋介石的命令，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即派中山、宝壁两舰前往。但19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蒋介石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其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军舰，李之龙经请示蒋介石后，又将中山舰调回，于19日下午6时半该舰驶抵广州。中山舰的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介石却说这是“无故升火达旦”，是“扰乱政府之举”，诬蔑共产党阴谋举行暴动。更为离奇的是，蒋介石在后来说：“我知道共产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军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就，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
19日夜里一时（即20日凌晨三时），蒋介石到造币厂开始行动，命令陈肇英、王柏龄执行逮捕李之龙的任务；刘峙执行扣押第二师各级党代表的任务；第二师第五团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的武装；陈策、欧阳格执行占领中山舰并解除中山舰武装的任务，吴铁城所部监视汪精卫、季山加及苏联代表团与全市著名共产党员的住宅和共产党的机关。他们预定，只要任何方面的共产党一开枪反抗，他们就动用第二师，新编第一师（吴铁城兼师长）及公安部队来一次大屠杀。
事变发生之后，帝国主义者异口同声一致欢呼，恭贺，大肆宣扬。香港总督金文泰，在西商会议上喜气洋洋地说：“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就是20日广州政治已上轨道了。”与会者纷纷喝彩狂欢，高呼万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工具--香港、上海、天津等处的英文、中文各报，都以显著的地位、醒目的标题登载这个事变，并以各种方式连续编选各色各样的有利于蒋介石的消息，给蒋介石以表扬和鼓励。美国联合通讯社更以喜悦的心情庆祝3月20日事变的发生，说：‘“蒋介石借伍朝枢等名人力助，在广州变制成功。”东方通讯社以称赞的口气在香港报道说：“二十日对于共产党之非常手段，乃蒋介石部下孙文主义学会派拥蒋氏而施行者。”
中国共产党怎么对待这次事变呢？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张予以反击，以革命的“三·二O”来对付反革命的“三·二0”。当时进行反击是完全有条件的：第一，革命的力量很强，第二，国民党内部和国民革命军中，有很多人反对蒋介石制造这次事变。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高级将领都很不满意蒋介石的作法，正如周恩来回忆说：“当时谭延间、程潜、李济深等都对蒋介石不满意，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对干一下。”第三，蒋介石也非常害怕共产党人对他进行反击。在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发表一连串讲话，反复进行解释。3月22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发表训话说：“前星期发生一件事，我想大家都想要赶紧明白的，便是中山舰无故移动的事。该舰刚才修整好，忽然开到黄埔来。当19日正午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打电话给我说中山舰可否开回广州。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山舰已经开来了黄埔，我就问他，是谁的命令开去的。他回答的话，是很含糊的，答不出所以然。我当时就很奇怪，我就说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后来我研究中山舰为什么开来黄埔？究竟有什么作用。我当事出之后来问他，竟和昨日的话完全不同。他又说是教育长的命令，又说是校长的命令。我要他把命令拿来看，他说是电话。后来中山舰当夜开回省城，通宵不息火，戒备甚严，我料他必有不法的行动，所以即时派了兵登舰监视。这件事，是否是不利于我们黄埔。或不利于政府。本党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但社会上一般不明了的人，有很多的猜测、很多的谣言，弄得满城风雨。李之龙他自家说是个共产党的党员。他是本校第一期的学生。但是这回事情，现在尚未审问明白，即使他真正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李之龙这种行为，如对于本校和本校长有不利，或者是有什么阴谋的话，我倒以为不是本校的悲观，并且是一件很可能乐观的事情。因为我教育学生的方计，是要他们来监督我的，并且是要他们来干革命的。如果学生之中，有了要来革我命的学生了月p我的教育方针可以说是达到了；并且我本人自己也可以借此来反省，我果有违反三民主义的地方没有？我是否已立在被革命的地位没有？这些事，都是于校长革命事业上是有很大的益处的。所以我对于此案只有乐观。”
25日，蒋介石又给军事委员会送上了《为处置中山舰事件自请处分呈》说：“惟此事起于仓卒，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26日，蒋介石又就关于中山舰案答中央通讯社记者问。蒋介石回答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日前3月20日省中戒严之事缘何时起？”蒋介石说：“在3月19日夜中，余得有中山舰异动报告。因其犯有重大嫌疑，又事起仓狡，不及报明政府，当由余以非常处置，捕获嫌疑犯数人，嗣经查究，其中无嫌疑者一律释放。余现因办理此事先未得政府命令，近于专擅，已呈请政府严予议处。至于种种谣言，纯系帝国主义走狗及奸人所造，乘机煽动，以遂其倾覆政府、分裂革命势力之阴谋。”第二个问题是“当日举动是否牵及省港罢工委员会？”蒋说：“政府对于罢工抵制帝国主义，始终处于赞助地位。余更为拥护罢工政策最力、反对帝国主义最烈之一人，当然绝无摧残罢工，破坏工人运动之理。不过当日因追究中山舰行动，适扎军于罢工委员会门前，致碍及会中人员交通，一切谣言遂由此起。……余甚望工友要心勿为所动，军民一致，最后之胜利终属吾人。”第三个问题是“东山之警戒情形又为何？”蒋说：“东山适亦在警戒区域，乃因部下误会，致有妨俄顾问出人，此亦余所深致不安者。”第四个问题：“外人有因此疑及联俄政策有变更者，果何如？蒋说：“苏俄已成为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国国民革命又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吾人即尽力于国民革命，自当努力促成世界革命。若谓革命同志而竟互相伤害，而竟不相联合，宁有是理？实则此亦敌人故散此谣言以惑我革命民众。吾民众果已认识革命主理，则决无受骗之可能。”当3月29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举行所谓国民党二大并致电“训勉”蒋介石等，夸奖他们制造中山舰事件为“功在党国”，鼓励蒋介石努力“清理党籍”的时候，蒋介石即于4月3日发表为中山舰案驳西山会议派通电。电文说：“3月20日镇压中山舰一案，全系个人局部问题，已由中正个人完全负责，呈明政府，自请处分在案。……今又接上海西山派所谓全国代表大会通电希图破坏本党，摧残革命，不使吾同志同归于尽不止。其煽惑挑拨之技俩，已图穷匕见。此种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下之行动，不自愧其为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竟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殊堪痛心。今特敬告本党同志与全国人民，曰中正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惟革命是从；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或障碍革命之进行者，必视其力之所及，扫除而廓清之，巩固党国，而慰我总理与已死请同志在天之灵。耿耿此心，惟共鉴之。”4月9日，蒋介石在给汪精卫的复信中，不仅把中山舰事件引起的责任推给汪精卫，而且认为这是“自卫”性行动。蒋说：“当3月初旬，吾兄召集孙文主义学会及联合会员训话时，闻兄有土耳其革命成功，及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又欲杀共产党乎？此言也，不知兄何所指？而军官听者，无不惊骇，皆认兄此语，是引起共产党与各军官之恶感，无异使本军本校自相残杀也。所以3月20日之事，一触即发，以为共产党员闻兄之言，必有准备，所以各军官亦不得不出于自卫之一道。盖本出身之军官，对于共产党员幼稚者之行动，固多不满意，而谓其有杀共产党之心，则弟保其绝无之事。盖一般军官皆现在革命战线之不能撤散，与其杀共产党，不知谓自取灭之也。且当时事实，可证明其动作皆出于自卫，无攻人之行动也。”20日，蒋介石又就中山舰案发表演说，认为在事件发生前，“就有一派人想诬陷我，并且想拆散本校，就造出一种空气，说校长是不革命的”。他还故弄玄虚地说：中山舰事件的经过情形，“要等我死了之后，才可以完全发表。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所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如果我不是当着这件事的人，我亦不相信会有这件事情。”蒋介石还就李之龙看管的情形回答了大家的提问。他装模作样地说：“李之龙的事情，你不间我，我就忘掉说了”，又说：“他是代理海军局长不能不负责任。这就是当时的情形。其余的话，现在还不能发表。总之现在这事情还没有十分明白，我亦不愿意十分追究……李之龙究竟是自己的学生，如果我的学生不好，就是我自家不好；然而现在一时是不能释放的。”到了6月，蒋介石在一次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上说：“我绝不承认3月18日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我可明白：3月20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蒋介石除了发表这一连串讲话外，行动上也将王柏龄免职，限令立即离开广州；陈肇英也被免去虎门安塞司令，并责令离开广州；吴铁城被免去本兼各职，送虎门要塞监禁；欧阳格、陈策、徐授等都受了处分。蒋介石还亲自到汪精卫家里，好象是负荆请罪的样子。总而言之，鉴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是完全可以反击的。但是陈独秀却反对反击，而是采取让步。1926年4月3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进而，在6月4日，陈独秀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发表在《向导》上。信中写道：“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表示，中国共产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枪毙。由于陈独秀把持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承认既成事实，蒋介石就成为当时的核心人物。周恩来总结这一次让步说：“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是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乘机立刻放了人，表示误会。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