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指挥北伐军作战过程中，的确表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同时也逐渐暴露了他的军事独裁，独断专行的蛮霸作风。如9月3日晚，蒋介石乘车抵达武昌附近的涂家湾指挥攻城。在次日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他毫不考虑当时的敌我态势，直接下达攻击令，并“限于四十八小时攻下。”结果，攻城部队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虽然个个奋勇，却终未能攻破城池。在北伐将士伤亡惨重，破城无望的情况下，蒋介石才无奈地下令停止攻击。
北伐中，蒋介石已明显暴露其培植党羽，排斥异己，偏袒“嫡系”的作风。如对王柏龄，蒋屡次轻怒其咎，姑息纵容。蒋介石办黄埔军校时就任命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主管学生训育。北伐时，又任命王为代理第一军军长（辖第一、第二师），但这支被蒋介石视为嫡系中的嫡系的第一军进入江西后“即已堕落”。8月初，蒋介石曾“严电三通申斥其主帅”王柏龄。据说第一军官兵还有吸鸦片的，官长“冒名顶替吃空额”，“空闲时候就去嫖去赌”。为此，蒋曾痛诫一、二师官兵：“如果不能照我的话做到，我不再讲什么话，只有多预备几颗子弹，来枪毙我自己的学生。”蒋介石虽然讲得“声情激越，喉为之情’，但第一师进南昌后，王柏龄竟夜宿妓馆，致使孙传芳军反攻南昌时第一师军无主帅，全师覆没。王柏龄犯下如此大罪，事后蒋介石不但未予惩罚，反而继续重用。这就是蒋介石的治军之方案。
当北伐军逼进武汉时，孙传芳虑及唇亡齿寒之虞，遂乘北伐军与吴佩革相持之机挥兵援赣。北伐军立即兵指南昌，中央军除以一部巩固武汉及封锁武胜关，并协力左翼军肃清鄂西之敌外，主力即由鄂南转向赣北，进攻南河路之敌，以利南昌之攻略。1926年9月23日蒋介石的总司令行营移到宜春，策定了收复江西的作战计划，其要点以第三军全力及第一军之第一师协力攻南昌；以第六军主力攻永修，一部策应南昌之攻击；以第二军之一部向峡江方面警戒，该军主力与第一军之第二师攻取樟树；以第七军一部沿长江南岸警戒，该军主力攻占九江；第十四军及第二军之第五师，攻击吉安。至9月底，基本上将赣江上游及赣西，鄂南东部地区内之敌荡清。10月2日又将万寿宫之敌击破。当时蒋介石由清江移节高安，亲自到前线督战，向南昌进攻，与此同时又派白崇禧前往樟树方面督战。4日，蒋介石在奉新行营下达了攻击令，命令大意说：综合南行路方面的敌情，估计在南昌车站的敌军约有二千余人，乐化附近约有一个团，涂家埠附近大约有两个团，德安附近新到达的敌部队约有一个旅。南昌城的防守仍为邓如琢残部担任。我第七军于9月30日早晨，在筹溪附近将谢鸿勋的一个师全部歼灭，谢鸿勋和他的旅长庞广荫阵亡，于是我军10月1日又开始向德安前进。
第三军于10月2日在击溃万寿宫地区的敌人之后，又向嘉塘附近推进，并严密监视南昌之敌。第六军及第一军中的一个师，正在奉新及其以东的大路洪、长埠街、石宁街地区集结，要对乐化、涂家埠、安义、清安等地区进行严密地搜索和警戒。二我军为了将南洛铁路一带的敌军消灭掉，随决定于10月6日发起向南得路之敌总攻击。三，第三军抽调一部分部队在赣江西岸，对南昌的之敌人严密监视，主力部队于10月15日由驻地开始行动，攻击南昌车站（牛行）至禾化（含车站）之敌人，右翼在包抄之时须注意南昌方面之敌，左翼部队须与第六军取得联系，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四，第六军及第一军中的第一师，要于10月5日由现驻地开始行动，向禾化以北亘涂家埠之间的敌人展开攻击，右翼与第二军、左翼勺第七军要密切取得联络。五，第七军要继续向德安及九江方面的敌人发动攻击，左翼与第六军取得联络。六，其余部队在奉新，于当晚急赴高安。5日和6日进攻樟树、丰城。10月10日肃清四郊地区溃散之敌人，并将南昌包围起来。由于据守南昌之敌顽强抵抗，所以激战数日，都未能攻克，敌我两方均有重大伤亡。因此，不得不在门日下令撤出对南昌的包围，对部队进行整肃，之后又重新进行部署，随后又拟定了新的作战方针，就是：“我军在肃清江西，完成本阶段之作战任务，以主力集中于南行路以西地区纵行整顿，并抽调一部份军队先肃清抚州方面之敌，然后再集中力量再将南行路敌人之主力攻击而歼灭之。”27日．蒋介石在高安行营又下达了对南行路总攻的命令，要求各军种部队，要奋勇前进，“计划于本月29日开始运动，务于10月31日以前驱逐当面之敌，向前推进，到达准备位置。”到了引日各军都如期完成了任务。右翼军右纵队之第二军已到达谢埠市、邓家铺之钱，并开始向南昌逼近；第十四军的主力部队抢先占领进贤，并扫荡残敌；其左翼纵队亦推进至赤塘南北之线，准备肃清牛行车站外围之敌。同时中央军也已进抵店前街，正准备向禾化进攻。左翼军之第七军已到达抱桐树；第四军到达曹村；独立第二师也到达了宏家铺一带，并随时准备向德安、马回岭攻击。当时，蒋介石为了激励和鼓舞士气，激发军政部属等，以期一鼓气荡平孙传芳残部，达到本阶段作战之目的，就在高安又颁布了一道给各军将士的训令。训令说：“国内军阀，冀图苟延残喘，遂合力以谋我，复勾结帝国主义者阴谋援助，狡焉思逞，日甚一日。孙传芳尤为军阀现时重心，党国前途之障碍。故我军此次总攻击，务将孙贼势力迅速扑灭，使军阀余孽不至蔓延，即帝国主义者亦必震慑而不敢发，则时局方可报转，革命方可成功。凡我革命军人，须知我不杀贼，贼必杀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能抱最后之牺牲，方博最后之胜利，若纵寇长乱，功败垂成，不独贻羞天下，死且无葬身之地矣。”
11月1日，部队向南昌及南行路一带发起总攻，右翼我军将敌围于南昌，中央军在牛行、乐化与敌厚战，左翼与敌血战于德安、马回岭。只数日，就将南行主力之敌击溃，7日即攻克南昌。孙传芳援赣之师到此丧失殆尽，其残余部队逃窜到皖南、鄂东，已不堪再战。北伐军遂底定江西，蒋介石于11月9日移驻南昌，又策划进军东南，以肃清孙传芳残部，以利渡江北上，直捣南京。
就在这时，蒋介石拥兵自重，与汉口方面发生了争执。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由于当时全国革命的重心，已经转移到长江流域，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于1927年1月正式在武汉办公。然而，蒋介石却坚决反对迁都武汉，竭立主张迁都南昌。他的理由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而总司令应设在前线南昌。实际上蒋介石是企图把党政军控制在他一个人手里。当时，武汉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人民群众对蒋介石的这种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使蒋介石未能得逞。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回顾这段历史说：
十一月，本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到南昌
集会，决定中央机关暂驻南昌，主持激定东南的军政大计。
但是十二月十三日，鲍罗廷竟在武汉集合一部分中央委员和
国府委员会开会，决定组织所谓‘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
执行其所谓‘党的最高职权’。这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对党
的分裂行动，我为了保持本党的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不能不
极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两电武汉，对于武汉
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南昌的中
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迂移武汉，使三中全会得以举行。
而事实上，蒋介石的行为只是一种被迫的举动。当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后的当月初，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鲍罗廷等十多人到了南昌，蒋介石亲自接待。7日在庐山开会时，没有议出任何具体方案，大家就下山回武汉去了。这些人一走，对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是一个打击。12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开会决议组织“联席会议”，在政府未正式迁来武汉之前，执行最高职权。1927年1月1日，武汉宣布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武汉执行职务，而蒋介石却在1926年12月31日在南昌宣称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已迁至南昌。1927年1月3日，武汉政府举行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的庆祝大会，同日，蒋介石致电武汉称，根据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以及北伐军发展情况，主张国民政府暂设南昌。武汉复电不表赞同，于是蒋介石亲自到武汉，想说服武汉的国民党人。对此，李宗仁在回忆中说：“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蒋总司令曾亲赴武汉视察，渠见武汉风色不对，恐发生意外，稍留即去。”
当时的“风色”确实不利于蒋介石。蒋介石后来说：“1927年1月n日，他到武汉时，鲍罗廷当面对他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由于迁都武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介石也只得表示拥护。1927年2月20日和3月5日，他在南昌先后两次在欢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鄂的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武汉是全国的中心，也是政治变迁的策源地。我们党部和政府到了武汉，一定比在南昌发展得更快。我们今天可以代表在南昌的同志，明白的告诉谭主席和各位委员：我们的政府虽然迁都武汉去了，我们在南昌的同志，对于拥护政府、拥护本党的热忱，比现在还要增加几倍。”
蒋介石的两面派手法，在这一时期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早在1月u日，他在武汉参加群众大会时，就有人当众质问蒋介石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其后，鲍罗廷的讲话又更深地刺激了他，以致他恼羞成怒，跑回南昌，于1月19日给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发了一份电报，说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并再一次重申了迁都南昌的要求。
徐谦见到这个电报，深恐大敌当前先起内江，于是又在2月初举行会议。会上，中共人士及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迁都逐鲍”的主张给予坚决回绝，蒋介石迫于压力，又不敢在这时公然叛变革命，所以，才不得不于2月8日在南昌作出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决定。
蒋介石表面上服从了会议决定，放弃了迁都南昌的主张，这只不过是他的缓兵之计。‘他一方面做了一副服从党中央的老实相，发表“拥护政府，拥护党”的演讲，一方面却加紧向国民政府占领的省份委派自己的亲信去做党的特派员，掌握基层的党权。同时，他制造各种借口，压迫农会，解散农民自卫军，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军事上，他调集部队，摆出向南京、上海进攻的态势，准备攻下东南沿海一带民丰物阜的地方，以期获得江浙财团的支持。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公开表示要求得到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1927年初，各帝国主义买办、北洋军阀的政客云集南昌，进行所谓的“政治南伐”。蒋介石的把兄弟张群、黄郭等也混迹其中，张群还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司令部总参议。英、美在上海的买办代表人物虞洽卿也亲赴南昌游说，以同意增加关税、从财政上支持蒋介石为诱饵，条件是取消“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北伐口号。在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叛心陡生，胆子也大了。
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长篇演讲。他说：“现在武汉的本党一部分同志，有一种运动，有一种宣传，所谓要提高党权。集中党权。……今日提出这集中党权、提高党权的口号，不过拿一个口号来排除异己的同志，做他们真正要想把持党权的武器就是了。”进而他更露骨地说：“现在共产党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更不能照从前一样的对待共产党员了。”他还说：“我亦曾附带的有一句话，就是说：‘将来共产党强大起来了，如共产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训正他们，并且一定要制裁他们，也要以今日对待本党同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向导》当时发表文章评论了蒋介石的这次讲话是：“特别是看重共产派，差不多演说中十分之六七是对共产派说话的，说共产党员如何强横，他要如何制裁共产党。”蒋介石的这次演讲发表以后，南京、上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通讯社和报纸如东方社、通电社、路透社、匝天时报、宇林西报等，都大吹特吹，语句之间都表现一种极兴奋的样子，差不多异口同声地说：“蒋介石已起来反对左派，抑制共产派了。”孙传芳、张宗昌在上海办的《新申报》和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办的《江南晚报》，也先后发表社论，登出蒋介石的演讲，并大加赞扬说：“到底蒋介石不错，还能起来抑制共产分子。”3月7日，蒋介石又借南昌总部第十六次总理纪念周之机，再次发表长篇演讲，痛骂武汉政府对他反共反人民的行为的制裁是：拿一种压迫的手段对待本党的领袖，或有侮辱我们本党的行动”，是反对革命领袖，破坏国民革命，”而且说：“如果有反宣传，阻碍我们的革命，那我们就要当作他是反动派，当作他是我们的敌人看待。”蒋介石还说：“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别的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的反对他们。”不言而喻，这里的客观标准就是对蒋介石的态度，拥蒋者即为“平等待我”，反蒋者即为“不以平等待我”。这种言论同西山会议派当时反对联俄和论调一模一样。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大会宣言就是这样说的：“吾人尝以‘平等待我’为民族间之量尺矣，凡言行一致，合乎此量尺者皆吾友，否则不惟非友，甚至为仇”。
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上述反共反人民言论的同时，也在暗中加紧与帝国主义进行联络。早在1926年底，日本国即已派佐分利贞男（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前往汉口、南昌分别会晤了陈友仁和蒋介石。
1927年1月8日，佐分利贞男向日本外相报告：在南昌的蒋介石派与武汉的共产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l月底，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在庐山会晤蒋介石，电告外相说：蒋介石谈话明确表示，他非但不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同时，蒋介石又秘密地派戴季陶赴日本，向日本当局要求援助，其交换条件是答应镇压上海工人罢工。
蒋介石说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的两面派手法引起了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高度警惕。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防止他叛变革命，国民党左派于2月9日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推举吴玉章、邓演达、徐谦、孙科。顾孟余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 专门同蒋介石的军事专制独裁做斗争的领导机关。会议针对蒋 介石的独裁，发表了宣言，指出：“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 于党是目前党的第一标准”，主张“军队在党的指挥下统一起来，并准备与某系武装决斗！”
在“行动委员会”领导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全国范围 内发动了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的运动，同时发动了“欢迎汪精卫回国复职”运动。对此，蒋介石深感恐慌，曾先后两次派人到上海与中共中央谈判，并以最后通碟式的态度要求停止迎接汪精卫回国复职的运动。但谈判和恐吓都没起作用，汪精卫终于回国了。
汪回国后，国民党中央决定1927年3月7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各地中央委员陆续抵汉，只有蒋介石和留在南昌的中央委员们迟迟不来。会期临近，国民党中央主席张人杰拒绝参加大会，到上海去了。而蒋介石则主张要把会期改为3月12日他才能到会。这是明目张胆地蔑视中央的一种挑衅，遭到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激烈反对。但因为少数人有顾虑，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争取团结蒋介石，决定把3月7日如期召开的会议算作预备会，3月10日再正式开会，以便等待蒋介石赴会。但蒋介石却始终未来出席会议。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大会闭幕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常委会不设主席，由9人组成常委会主席团，对党务、政务、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这个新规定，实际上等于撤销了蒋介石在党内的领导权。
会议还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军事委员会也不设主席，而由7人组成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团之议决及发布命令，须有主席团委员四人签字方生效力”，“总司令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军官任免和出征动员，须经军委会议决议，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方可交总司令部执行。这些规定，大大缩小了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的权力，实际上等于把这位总司令降职为一个“传令兵”。
会议还通过了“对全体党员的训冲案”，针对蒋介石的独裁行径着重指出：“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集中个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党的领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为害甚多”。所以“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
这实际上等于把蒋介石自北伐开始后所取得的党政军大权悉数剥夺了，只给他留了个“总司令”的虚名。前文曾提及蒋介石于盛怒之下寻枪自杀未遂一节，就是在他听到上述决议后发生的。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南京才是日后的国民党中央以及国民政府的所在地，他之主张迁都南昌，不过是为了进一步控制党政大权。誓师北代以后，蒋介石制下的军队迅速扩张。北伐出师前，蒋介石的嫡系只有6个师，北伐部队8个军中，他只有一个军。但当北伐军打到南昌时，国民革命军已经发展到40个军，其中大部分是蒋介石一手收编的军阀部队。蒋介石以高官厚禄收买了不少旧军阀，使他们忠实于自己。军事实力的迅速扩张，也膨胀了他的野心，所以他拥兵自重，独断专行，对武汉方面的决议嗤之以鼻，他认定：没有他的参与，是不可能组织一个合法政府的。何况自从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一直认为自己是孙中山的惟一的真正的继承人。因此，他视武汉政府为“伪政府”表面上虚以委蛇，暗地里却包藏祸心。他调动军队，加强九江、南昌的防御，以应付 武汉方面可能的军事突袭。他紧张地忙了大约一个星期，却不见 武汉方面有什么军事行动，遂更坚定了他的决心：表面上听命于武汉，暗中积蓄力量，一俟占领南京，取得英、美及江浙财团的财 政支持后，再看我如何施展“雄才大略”。
5．嗜血的快感--“4．12”大屠杀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这标志着蒋介石时代的开始，5月2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组织总司令部大纲》，决定组成超然于政府之上，由各部人员参加的“战地政务委员会”，受总司令指挥，全权统筹一切。至此，蒋介石已初步实现了夺权的目的。这一年蒋介石正好40岁。
蒋介石为了巩固到手的权力，独掌民国权柄，在政治上耍尽了花样。
花样之一：“移花接木”，将自己树为孙中山的惟一继承人。
蒋介石与孙中山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的前夕。
1924年间月13日上午，孙中山一行20多人乘永丰舰启程北上，船经黄埔港时，孙中山特地登岸，赴黄埔军校巡视。
巡视完毕，孙中山与蒋介石有一番谈话。
孙中山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可言耶？况余年已59岁，虽死亦可安心矣！”
蒋介石问：“先生今日何突作此言耶？”
孙中山答道：“余盖有所感而言也。余所提倡之主义，冀能早日实现，今观黄埔军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吾之革命实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则可死矣！”
蒋介石一听，当即表示要遵照总理的嘱托，继续奋斗，完成革命事业。当天傍晚，孙中山一行离开黄埔登舰北上。
不料，此次离别，竟成永决。1925年3月！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当时，蒋介石正率东征军与陈炯明部摩战，因怕影响士兵的战斗情绪，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第9天，即3月21日，胡汉民才电告在前线的将士：“总理逝世”。
孙中山逝世，蒋介石心中悲戚，到也在情理之中；但在随后的一系列祭奠活动中，蒋介石却处处表现出以死人压活人的心理动机。
3月30日，蒋介石在东征军追悼孙中山的大会上，宣读了自己亲撰的《祭总理文》，在这篇悼文中，蒋介石首次提出孙中山为“国父”的说法。并作誓：“敬遵总理遗嘱，继承总理之志，实行国民革命，至死不渝。”
但是时隔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际上已公开背叛三民主义，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政策。但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欺骗国人，蒋介石继续将自己打扮成孙中山的忠实信徒。
！928年，国民党军完成“北伐”。蒋介石遂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决定在北平举行了祭奠孙中山灵枢的盛典。7月3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到达北平，会同国民党军政大员聚首香山碧云寺。蒋介石为主祭。祭奠上，蒋介石再次公布一份祭文，将自己吹嘘成力挽狂澜、再造民国的中流批柱和革命的大功臣。
当日，在祭堂中，当哀乐之声一起，蒋介石便痛哭失声，引得全堂一片呜咽之声，与会者无不泪下。当晚，蒋介石即留居碧云寺中含青舍，言称：“不忍远离我师之灵体也。”
蒋介石精心设计导演的这场祭灵哭棺，无疑是想借助孙中山的在天之灵，把自己抬到孙中山惟一继承人的最高位置上，以死人压活人，便于以后慑服众人。
蒋介石以后也确定是这样做的。每当出现有碍于他的独裁统治的人和事，他便要拿到“总理纪念周”上，在孙中山的像前，大骂一通。仿佛惟他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而别人则是“乱臣道子”。
花样之二：“文功武斗”，剪除异己。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所面临的处境并不太妙。其时，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武人称雄割据，各霸一方；政派各立门户，不相统属。这其中对蒋介石独裁妨碍最大的，在军事上有冯玉祥的西北系、阎锡山的晋系、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军三大集团；在政治上主要有汪精卫、陈公博的改组派，和国民党元老胡汉民。
为了削弱各地方实力派的实力，蒋介石首先采纳了政学系政客杨永泰提出的“削藩”策，对各实力派首领加官进爵，调至中央任职，然后进行编遣裁员，“杯酒释兵权”，剥夺各实力派赖以生存。竞争的资本。蒋介石视这一策略为治国安邦的神丹妙药。
但蒋介石的调虎离山之计普未奏效。冯玉祥托辞由鹿钟鲜代行军政部长。阎锡山保荐赵戴文行使部长之权。李宗仁不恋军事参议院院长之位，离宁返汉。李济深也避而不就参谋总长职。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1929年，由蒋介石主持，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成立了以蒋介石兼任委员长的“编遣委员会”，规定全国一切权力收归中央，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司令部、海军司令，各集团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驻扎原地，听候整编。至此，蒋介石借整编之机，削弱异己之心，昭然若揭。因此，遭到了冯、阎。桂军各地方实力派的一致抓制，一切军事倒蒋运动骤然掀起。
自1929年至1930年间，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唐（生智）战争，以及蒋冯阎桂的中原大战。
这场倒蒋运动来势汹涌，阵营庞大。无奈，蒋介石财大气粗--手握中央政权，腰缠江浙财团的援助；且计高一筹，通过高官厚禄、分化瓦解、军事打击等手段，竟-一击败对手。
硝烟散去，冯玉祥西北系土山崩瓦解；阎锡山晋系龟缩山西；李宗仁桂系偏处广西一隅。从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民党内部地方实力派失去了问鼎中原，与蒋介石决一雌雄实力。
在政治上，蒋介石对于反对派采取的手段，亦复粗暴。
1930年2月28日，改组派中央秘书长、实际领袖王乐平被国民党特务刺杀，致使该组织瘫痪。
时隔一年，1931年2月18日夜，蒋介石又将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扣押，软禁南京郊外汤山。
蒋介石正是通过这种种蛮横的做法，实现其独裁的目的。
当然，熟悉民国史的人都知道蒋介石曾有过三次下野的经历。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1949年1月对日，蒋介石第三次下野。
但每次蒋介石的下野，都是人退心不退。避过风头之后，很快便再复出。联系蒋介石早年在粤军中频繁辞职的历史，便不难看出，“以退为进”是蒋介石的惯用权谋，下野是为了复出后能够独裁而已。
花样之三：推行特务政治。
特务政治历来就是独裁统治的伴生物。蒋介石当政后，对异己势力和反对派一直心存防备和嫉恨。为了进一步惟系其独裁统治，蒋介石大肆培育特务组织。
蒋介石手下有两大特务系统。一是“CC系”。这是由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组建，并以其为核心的特务组织，重点在党务调查。此系即“中统”前身。
二是“复兴社”。这是蒋介石亲自审批，由贺衷寒、戴笠等人组织的，其核心成员有13人，即所谓“十三太保”。他们中部梯、贺衷寒、潘信强、桂永清、邓文仪、葛武镇、梁干乔、肖赞育、膝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曾扩情，复兴社重点在军界活动，专司搜集情报、策反政敌、镇压进步势力之职。复兴社的一支，后衍变为“军统”，由戴笠主持。戴笠公然宣称，他的职责就是要做“领袖的耳目”，只对蒋介石一人尽忠尽孝。
蒋介石正是通过这庞大的特务组织，在全国编织起严密的政治网，以推行其蒋家王朝的统治。
上述一段文字，是后世良家对蒋介石夺取政权之后为树立自家“光辉形象”和巩固手中权力所施手段的一种纲要性的总结。文字的总结是简约而精当的，但血的事实却是繁杂而曲折。诚然，历史车轮的每一次转动都不免有血腥气味，血，是历史车轮向前滚动的润滑剂。但是，当历史的车轮转动到1927年4月12日这一天时，它已不是在血腥气中前进，而是深陷于人血粘稠的河流中滞涩、扭曲，以至于停顿了。
历史在这一天停顿了一下，为的是让人们记住这一天--1927年4月12日。
1927年3月，中国革命进入了最紧急最关键的时刻。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革命烽火迅速向长江下游蔓延，直指西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核心地带--上海。
为保护在华利益，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派遣军舰开到上海，总兵力达到万余人，兵舰达90余艘。他们公开叫嚣要以武力“保卫上海”，试图吓阻北伐军的进攻。
恐吓的效力虽然有限，然而也有用。按照北伐军的作战部署，负责进攻上海的是何应钦的第四、五、六纵队和白崇禧的东路军第一、二、三纵队。白部挺进湘沪，何部进攻上海市达北的外围地区。这两位北伐将领一路厮杀过来，势不可当，可是到了上海附近却迟疑起来，不敢沿沪宁线正面进攻上海，却一味在上海周围与北洋军阀的部队“游斗”为一些小城镇杀得难解难分。
为了配合北伐军进攻上海，中国共产党曾于1926年10月24日和1927年2月22日组织上海的工人阶级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其中，第一次起义因仓促举事而告失败，第二次起义是在白崇禧部已经占领了嘉兴之后举行的，嘉兴距上海仅有60公里，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共产党人一致认为，只要上海一举事，白崇禧的北伐军肯定会挥师配合。但是，所有的人都没想到，起义开始后，近在飓尺的白崇禧却按兵不动，作壁上观。手中武器极度匾乏的上海工人民众惨遭屠杀，孙传芳的大刀队把砍下来的人头血淋淋地挂在电线杆上，向上海工人阶级示威。
在两次起义均遭镇压之后，上海的工人阶级既没有气馁，也没有被吓倒。周恩来等人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再一次制订了新的武装起义计划。3月ZI日，北伐军的白崇禧部的前锋部队占领了上海附近的龙华，同日，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经两昼夜激战，击溃了直鲁军阀张宗昌的部队，起义取得了全面胜利，一小时后，北伐军不战而“胜”，开进了上海。
3月23日，程潜率北伐军江右军占领了南京。同日，隶属北洋军阀的长江舰队反正。至此，整个长江流域均落入北伐军之手，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北伐军本来可以挥师北上，直驱北京，完成北伐革命统一全国的大业。可是，就在这革命即将成功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却背叛了革命，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事变前，蒋介石把上海“分共清党”军事方面的部署工作交给了白崇禧，白崇禧奉命将驻沪的亲共部队调离沪宁一带，而以反正过来的北洋军阀周凤歧的二十六军来接防上海。同时，蒋介石又把李宗仁的第七军从安徽调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线的有“左”的倾向的部队，最后又把他的嫡系部队第一军中的左倾军官全部调离。
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即与上海滩上的帮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进行接触，指使他们织织了一批流氓、成立所谓“中华共进会”，预备充当屠杀上海工人的杀手。
实际上，北伐军占领上海之前，蒋介石的叛变已露征兆。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授意其党羽杀害了江西全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陈赞贤；3月16日，蒋又令其爪牙解散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解散了江西省学生联合会；3月17日，在九江，蒋介石授意他的爪牙纠合青红帮流氓在街头“游行”，大呼“蒋总司令万岁”、‘“新军阀万岁”。“打倒赤化分子”等口号；并围攻、捣毁了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打死职员及工人4人，重伤多人。当工人纠察队准备干预时，蒋介石却派兵弹压，将暴徒掩护出城。当晚，蒋介石成立戒严司令部，以“保护”为名，派军队强占了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准备镇压工人们的反抗。3月20日，在安庆，蒋介石又利用当地流氓组织了所谓“安徽省总工会”，3月23日，安庆市召开欢迎蒋介石的市民大会，蒋介石却暗中以每人4元大洋的身价，收买流氓，组成了百人敢死队，准备在欢迎大会时由敢死队举行暴乱，并约定：敢死队在杀害革命者时，受轻伤者赏大洋100元，重伤者500元，亡命者赏其家眷1500元。就在欢迎蒋总司令市民大会举行的当天，这些流氓敢死队成员纠合青红帮分子，捣毁了省、市的一些革命机关，并打伤数十人，重伤多人。
在策划并指挥了上述一系列反革命破坏、屠杀活动后，蒋介石于3月26日抵达上海。此前，当北伐部队兵不血刃地进入上海时，蒋介石为了实现对列强的承诺，密令进城部队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国”，他一到上海，就首先受到了帝国主义势力的欢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于当日就送给蒋介石一张特别通行证，允许也随带10名卫士通过租界，直接与列强密谋叛变革命的计划。列强答应以其驻扎在上海的军队全力支持蒋介石镇压革命群众，又会同上海的买办阶级送给蒋介石1500万大洋，并同意在大开杀戒之后再奉送3000万元。
3月30日，蒋介石授意白崇禧在杭州袭击了杭州总工会，屠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同时将攻进南京的由李富春、林伯渠分别担任政治部主任的第二、六两个军调到江北去作战，只允许第六军留下3个团维持南京治安。
与此同时，蒋介石一只手为大屠杀做准备，另一只手却高高地举起了“革命”大旗，口口声声表示：“工人纠察队乃是人民的武力，革命政府断无加以摧残之理，如有流氓捣乱，一定从严究办”，并虚情假义地派军乐队吹吹打打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送去由他亲题的“共同奋斗”锦旗一面，以此麻痹工人阶级。
为了使“反共清党”的叛变行为“合法”化，蒋介石又邀请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胡汉民和军事将领李济深、黄绍站、何应钦等人到上海，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形式，诬蔑共产党“逆谋昭著”、“应予查办”，并开列了包括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等人在内的“应先看管者”名单，计有197人，要求对这些人进行“非常紧急处置”。同时，蒋介石盗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出布告，要“看管监视共产党员，免予活动”。
4月1日，蒋介石下达了命令，命刘峙的部队于当晚包围上海闸北工人纠察队，收缴枪械。可是，恰恰在这一天，汪精卫到达上海，蒋介石未敢擅动，又把发出去的命令收回了。
汪精卫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发动的“迎汪回国复职”运动中，从莫斯科回国的。以汪精卫的资历及其当时的威望而论，他此时若是到武汉政府去上任，对蒋介石这一边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汪一到上海，蒋介石就对他说：“你切不要到武汉去”，“总要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讲。”他企图让汪精卫留在上海帮助他“清党”，然后拉着汪精卫到南京去共同组建南京政府，与武汉分庭抗礼。但汪精卫对蒋介石的挽留不以为然，当蒋介石集团中的军政大员们一致向汪“抱怨共产党，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的责任”时，江还表示：“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4月2日，蒋介石召开秘密会议，筹划制裁共产党。汪精卫也被邀出席会议，但他在会上“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客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由于汪精卫一意坚持不同意见，与会军政大员们同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吴雅晖甚至当众向汪精卫下跪，弄得汪精卫尴尬至极，“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
在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压力下，汪精卫妥协了。4月3日，蒋介石再次召开秘密会议，决定：
一、4月15日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问题。由汪精卫通知陈独秀，在开会之前，各地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命令一概无效；三、由各军队、党部、民众团体、机关的最高长官和主要负责人对“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反对政府的’阴谋团体，不准存在。
同日，因为汪精卫作出了让步，蒋介石发表通电，表示拥护汪精卫。
4月5日，汪精卫与陈独秀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公开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进行辩解，要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湘互尊重，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既不尽同，然如兄弟般亲密”。这个宣言，实际上等于解除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思想警惕。
4月5日，汪精卫启程赴武汉。这时的汪精卫虽然对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思想有所妥协，但他毕竟深知蒋介石的为人，不敢在这“老虎嘴”里多作逗留。此外，武汉方面有苏联的支持及共产党的合作，武装力量和工农群众的力量也相当可观，因此，他意欲依靠武汉的力量与蒋介石一争高下。所以，4月10日，汪精卫一到武汉就立即发表谈话，要与共产党同生死共存亡。
汪精卫一走，蒋介石也加紧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4月9日，蒋介石发布了上海戒严令，任命白崇禧为戒严司令，一切布置妥当后，蒋介石亲率已经整顿成为“可靠的”第一军第一、二两师兵力，赶往南京去了。
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将南京附近的所有铁路切断，使在长江以北的第二、六两军不能回师南京，然后蒋介石以两个师的兵力，解除了林伯渠所辖三个团的武装，林伯渠侥幸脱险。随后，蒋介石的部队包围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和总工会，逮捕了全部中共干部，并于次日开始在全城搜捕共产党员。
4月11日，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以“上海工商界联合会”的名义，邀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赴晚宴，将汪寿华诱至杜府加以杀害，使上海工人运动失去了一位重要领导人。
同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出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
4月12日，凌晨一时，上海的青红帮流氓全副武装，每人领赏金十元，身着蓝色短裤，臂缠“工”字符号，冒充工人，从法租界分散出发，四处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发生激战。此时，早已埋伏在各区工人纠察队附近的蒋介石的军队趁机借口“工人内江”，冲出来收缴“双方”的枪械。至晨5时，上海2700余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了武装。当时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人；受伤180人。当日上午，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开始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同时，列强驻上海的军事力量也直接帮助蒋介石疯狂搜捕共产党员，总计抓捕1000余人，交给蒋的军队。
同日，上海总工会发出罢工命令，以示抵抗。中午，数万名工人徒手冲向总工会机关，夺回了总工会会址。南市区召开50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并以市民代表大会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将所缴枪械悉数发还，并予确实保障，此后不再发生此类事端。”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广大工人仍对蒋介石心存幻想，没有意识到蒋己背叛革命。4月13日上午，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会后整队到周凤歧的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二师司令部已经接到蒋介石下达的密令，预先部署妥当，当请愿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反动军人即以机关枪狂扫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当场击毙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同时，在南京游行的工人也遭枪击，死伤数十人。当时天降大雨，现场血流成河，尸横遍地，惨不忍睹。
从4月12日至15日，上海变成了血腥的世界，300余工人惨遭屠杀，500余人被捕，失踪，逃亡者达5000余人之众！其后不久，中共党员赵世炎、陈延年、汪寿华等英勇牺牲。
“4·12”上海反革命政变后，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也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10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