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初，蒋介石由洛阳返回南京时，当时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将军去浦口迎接蒋介石，曾趁机向蒋介石进言：“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立即表示：“很好。”并关照何应钦调动备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两个师合成为第五军，归张治中辖制，率军参战。蒋介石之所以同意由张治中率部参战，是有两种原因的。此前，面对淞沪抗战已经爆发的局面，在南京开会商议对策时，陈友仁、于右任、冯玉祥等都在会上发表了一番激昂慷慨的讲话，主张要珍惜十九路军救国家爱人民的抗战精神，要求中央出兵参战。蒋介石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致使这次会议没有形成任何决议。那么为什么他又同意张治中的意见了呢？宋希濓曾就此回忆说：“此刻他知道如果不于这一紧要关头，酌派部分嫡系部队参加，不仅说明他的通电的虚伪，而且将会严重地影响他的地位和领导权。
第五军协同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战了33天，抵抗了日军六、七万兵力和两百架飞机的进犯。在此期间，蒋介石曾在2月18日电勉第五军全体将士与第十九路军团结奋斗。电文说：
抗日为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辱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因为敌人之所畏忌，且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军战斗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陈布雷在日记中，也说及：
当时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鼎、蔡延谐、翁照垣等之宣传，均以为只有十九路军能抵抗，慰劳之仪物，亦只送十九路军各部，然后第五军艰苦作战，绝不自暴，蒋公曾电张治中军长日：在前线必须让功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争竞，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今日之事，汝等与十九路军同一命运，生死与共之，况于荣辱何与。（此电文抵记其大意，词意与原文或有出入。）如此精诚，其堪泣天地而动鬼神者。
2月23日，蒋介石再一次电勉淞沪抗敌各壮士。电文说：
日军倾力进犯，连日江湾、庙行镇、闸北一带，冲击激烈，开未有之激战，我军卒能拼死抵御，肉搏苦战，气吞山河，屹若金汤。我革命军之勇武、大无畏精神，足以表现于世界，而震惊全球。庙行镇一役，予日军以重大歼灭，尤属难能可贵。各将士不屈不挠，精诚卫国，放革命之异彩，争取民族之生存，胥于此积极奋斗争，达成其使命，愿与诸将士共勉共历，奋斗到底。”
25日，又致电蒋光鼎谈及部队部署。电文说：
“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冬各日，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日不能参加战斗，务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全线兵力，抽调部队厚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以上之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撅，对于浏河方面，尤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
上海抗战一开始，日军第一舰队司令官盐泽曾经狂妄地宣称：四小时内即可占领上海。然而，在十九路军官兵的奋勇抵抗和上海以至全国人民的一致支援下，日军的进攻连续受挫，遭到重大伤亡，非但没能在“四小时内”占领上海，反而因初战惨败，盐泽被撤了职。
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浴血抗击日寇，蒋、汪合流的国民政府却在准备着迁都洛阳，临阵逃跑了。
l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其悲观的态度和逃跑主义嘴脸自曝无遗。可见他早有妥协之意，而无抗日之心。
“-·二八”事变前几天，杜月笙和史良才一同找到蔡廷谐，说张静江有要事要和蔡面谈，要蔡到杜宅一晤。蔡廷谐到杜家后，张静江对他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昆，最好撤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蔡廷谐当即对张静江说：“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张听了蔡的话，一时面红耳赤，无法下台。杜月笙和史良才见势不妙急忙从中缓和，这次晤谈遂告不欢而散。很显然，张静江的此举肯定是蒋介石所授意的。若非奉蒋之命，张静江多半不会出此下策。据说，当“-·二八”抗战爆发时，张静江正在吃饭，他当即投箸而起，发誓从此戒腥茹素，以视对日寇的厌恶。以他的态度，是不可能主动劝退的。
事变发生的前一天，即27日夜，何应钦、朱培德（当时任参谋总长）给蔡廷谐连发了三次急电，“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害国防大计。”蒋介石还密令宪兵第六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从北站下车，准备接替十九路军在闸北的防务，后经蔡廷谐严令十九路军闸北驻军拒绝交防，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才未得逞。
战事展开后，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曾质问参谋次长黄慕松，为什么不计划调兵授沪。黄慕松说上峰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如挖肉补疮，将招致沦亡大祸。”全国各地不少部队长激于爱国热情均纷纷请缨，何应钦竟发电警告说：“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而擅自开拔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令处分。”与此同时，何应钦奉蒋介石的旨意，同日寇进行和谈。2月10日，陈铭枢给蒋光鼎的电文说：“介公召何、罗（文干）两部长在浦镇指示：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胜利，趁此收手，避免再战为妥。应即进行停战，转入外交途径，具体由公侠（陈仪）、达天（王俊）办理之。”13日夜，何应钦也致电蒋光鼎、蔡廷谐说：“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终难达目的，已派陈次长与日武官原田及第九师团参谋长田代少将接洽，先谈双方停止射击若干时间，为办理调停余地，然后进一步商谈如何撤退等问题。”
在一片妥协、和谈的鼓噪声中，陈仪、王俊到沪向日乞和，由于日寇坚持要中国军队先撤，谈至18日下午，和谈破裂。此前，第五军已于15日奉军政部令开拔，宋希溓的部队在14日已进入阵地。到了3月3日，日寇向国联宣布停止战争行动，蒋介石在英、美策划下，即派郭泰棋（当时外交部次长）、黄强（当时十九路军参谋长）为代表进行和谈。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7日，蒋介石发表了《淞沪停战告各将领电》，说：
“淞沪停战撤兵协定已于歌（5日）日签字，全文业已公布。此次协定成立，实依照国联之决议，关于协定内容，我方所始终坚持者，为限于日军撤退，不得附带政治性质之条件，此点已完全办到。至于日军撤退，由共同委员会负责监视，对于违背协定随时可以提出制裁。自昨日起，日军已依照协定开始撤退，我方开始接收地方矣。
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驻在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驻扎设防；另则将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停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英、美等帝国主义共管。蒋介石坚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以交涉与抵抗并行”，所谓交涉，实为妥协的代名词。
1932年下半年，热河形势日趋紧张，蒋介石在7月8日、8月8日、8月9日和8月17日，连续致电给张学良，“从速驰援热河”、“进兵热河”、“悉心考虑进退大节”并“注意日军行动”。
1933年初，日寇为了完成建立“满洲国”的计划，开始向热河发起进犯。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东北军何柱国部队予以还击，长城抗战就此爆发。
张学良既放弃了东三省，犹冀得保留热河、河北，苟延残喘，静候蒋介石同日本交涉。山海关的形势一紧张，他知道再不抵抗，连热河、河北都保不住，就把驻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四万人开始调入热河布防。但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单独抗战是无把握的，他只有求援于蒋介石，虽然名义上他是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理委员长（蒋介石兼委员长），可以指挥华北各省军队，但华北的军队如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在中原大战中由于张学良帮助蒋介石而致使阎、冯失败，所以怕阎冯宿怨未消，不听指挥，不肯协助。1933年1月10日、2月6日、2月25日和26日，蒋介石义四次复电、致电张学良，指出“集中（热河）计划，顺积极进行”，“北方军事已全权托付”，“北票即失，我军宜专力固守于凌源、平泉、赤峰三据点”，“倭寇攻热，业经开始，时至今日，吾辈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尽责任，惟有牺牲一切，以报党国。”
当时蒋介石对长城抗战是采取一箭三雕的做法：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引诱两个部队参加“剿共”；一方面可以派少量兵力北上参加抗战；一方面迫张学良下野。
3月9日，蒋介石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蒋介石不待张学良开口，抢先故做作严肃地对张学良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于次日即飞赴上海，以免部下鼓噪，夜长梦多，并嘱张学良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出洋的名义和手续，他已妥为安排。
礼送蒋介石登车返回石家庄，张学良失声痛哭，对手下的人说：“蒋先生对日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郭（亲日派）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面见蒋介石之前，张学良是抱着蒋介石可能决心抗日的希望从北平赶往保定的，没想到得来的却是对他的辞呈的“批准”--真正成了“不抵抗”的替罪羊。
张学良于3月11日通电下野，4月11日出洋。张学良辞职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职务，由何应钦代理。蒋介石实现了由他的嫡系控制平津及华北地区的目的。
蒋介石3月9日在保定推张学良“下舟落水”保住了自己之后，3月10日又回到石家庄，指示取张学良而代之的何应钦在平津执行他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蒋介石的所谓一面抵抗，不过是应付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国民党的精锐部队，蒋介石都调到“剿共”战场上去了，他的中央军只有十七军的两个师调到了长城一线，其余兵力大多是溃败下来的东北军各部在防守长城各口。蒋介石又不补充枪支弹药，惟一的工事就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万里长城。整个长城防线，完全是防御性的到处挨打的作战计划，根本谈不上进攻的收复热河，也就更谈不上收复东北失地了。
但是，面对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等现代化武器的日本侵略军，守卫长城的中国军队却表现得异常英勇。西北军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保卫长城喜峰口的几次战役中，作战英勇，予敌重创。3月间日，冯治安、张自忠两位师长会商决定，派出两个旅，分路迂回夜袭日寇。当时天降大雪，路面结冰，敌人万万想不到我军竟敢雪夜袭击“皇军”，正在高卧酣睡，我军不用火器，而使用中国式大刀砍杀，敌人猝不及防，多数被砍杀。捷报传来，全国军民人心振奋，大刀队威名震动中外。3月23日，蒋介石从石家庄秘密来到北平，听取各方面的汇报。这时日寇正向长城大量增兵，蒋介石却作了最后的指示，肯定地说，要以现有的兵力“竭力抵抗”，不能希望再增加援兵。然后蒋介石又回到南昌“剿共”去了。但是，也有敢于违抗蒋介石命令的部队，奔赴长城战场。4月下旬，方振武的部队响应冯玉祥的抗日号召，由山西介休县开到了河北邯郸。可是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不拨火车给他们北上，并借口统一军令，防止自由行动为名，下令将所有在察哈尔及河北两省的抗日救国军及义勇军等名目的军队一律取消，规定将其中人马充足的部队准予改编为正规军参加抗战。其实何应钦的这道命令是想破坏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的计划。但是，方振武、鲍刚等部队仍继续徒步北上抗日，并到达张家口参加长城抗战。
由于蒋介石热衷于反共内战，使防守长城各口的中国军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作战。但是，守卫长城的中国军队在抗击日寇作战中，是十分英勇的，除了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给予日寇以重创外，守卫古北口的第二、第二十五、第八十三等三个师，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三分之二的将士在战斗中为国捐躯。3月12日古北口被日寇攻破，但日寇付出了不下二千人伤亡的代价。我军退守南天门与敌军对峙。虽然我军努力抵抗日军的进攻，但由于得不到后继部队的支持，武器装备又极差，经不起日寇飞机、大炮、坦克车的进攻，4月11日，日寇从商震所部三十二军防守的冷口攻破长城防线，使守卫喜峰口的二十九军腹背受敌，不得不放弃喜峰口，撤退到三河、平谷以东地区。日寇逼进通州后，又于5月14日，攻占了南天门。十七军退守怀柔、顺义一线。震动一时的长城抗战失败了。
早在5月初，长城战斗愈来愈不利的形势下，蒋介石便开始谋求又一次对日妥协了。5月3日，他令黄郭在上海和北平与日方秘密交涉，同时，又派何应钦与日本关东军方面商议和谈及停战条件事宜。5月27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说：“停战协定不形诸文字，此节最所企盼。如万不得已，则于成文之内容，应参照国防会所议之案，及中选此复电……”按照蒋的旨意，中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军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
3．“安内”乏术
蒋介石对日一再妥协，却把全副精力用于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上，请看他对红军是何态度：
“这一次要大家到军官训练团来训练，最要紧的就是要恢复我们的革命精神。具体地说，就是要恢复我们民国十三年那种奋发向上，猛勇精进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的精神，从何而来呢？一言以蔽之，是由做人的道理，即革命的人生观，发生出来的。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学着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轰轰烈烈的来干一番做人的事业，为我们的国家民族，为我们的祖宗父母争一口气！现在我们要剿灭赤军，抵御倭寇，也就是为此。…… 这就是剿匪的目的和我们军官团的宗旨与精神。”
蒋介石的这番话，是在他开办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开始时所作的开学训词，题为《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这个训练团，是为了集中训练国民常的军官，为“剿匪”培养军事人才而开办的。训练团的另一重要作用是将过去曾相互攻击相互为敌的所谓中央军与各地方系统的军队加以统一。这个训练团围绕着对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1933年1934年分两个阶段共办了三期。蒋介石在训练团中前后共讲了25次话，还亲自编写了题为《剿匪手本》的小册子，并向参加训练的各部队军官们阐述内容讲解精神。
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主权大肆进行侵略的危急时刻，不顾人民的强烈呼声，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方针，拱手让出了祖国的大片河山，却把大部军队用来对付红军，把大部分精力用在研究怎样“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这件事上。
1933年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进而冒犯长城。在紧迫的华北情势之下，蒋介石不得不于3月6日离开南昌行营，前往河北保定。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弥漫全国，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也受影响，要求北上抗日者颇不乏人，不但在下级军官，就是在师级以上的人员中也有其人。第一师的师长萧乾就曾愤慨地说：“在江西‘剿共’负了伤，到后方去医院就医，不敢抛头露面，而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在古北口负伤，住在北京协和医院里，天天有人民团体代表去慰问他。相形之下，谁愿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是，到了这一年四五月间，华北的形势相对地趋于稳定，蒋介石马上赶回南方，筹划新的对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围剿”。4月24日，蒋介石在南昌讲武堂扩大纪念周上作了题为--《剿匪要从精神、组织与纪律来奋斗！》的讲话。25日，在南昌科学馆对各军事长官与参谋人员，发表了题为《剿匪技能之研究》的讲话，对以往四次“剿匪”的失败与今后的作法谈了一番看法。他说：“我们现在和赤匪打仗，并不是打军队数目的多寡，也不是打枪炮弹药的精粗和胸械粮服的接济，如果是打这几项，那么，我们都胜过赤匪，我们早就应当剿灭赤匪了。须知我们和他打的，第一是组织，尤其是军队的编制和民众的组织；第二是训练，就是训练士兵和民众的方法；第三是宣传，就是宣传主义来鼓动军民的精神；第四就是纪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怕死，不扰民；第五是战术，就是如何运用原则因地制宜，相机应变，知彼知己，取长补短，夺得最后胜利。大概土匪比我们长的地方也就在这几点，……现在我们就可以就几点来研究我们的今后剿匪的战术战略。”蒋介石还特地跑到江西崇仁，召开了驻赣部队副团长以上的军官大会，陈诚、罗卓英、吴奇伟等嫡系将领都参加了会议。在会上，蒋介石作了题为《统军作战制胜之道》和《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的两个报告，还解释了所谓“得胜歌”。在“制胜之道”中，蒋介石讲了七件事，着重讲了“对剿匪被俘而放回的官兵处置办法应加研究”，极力鼓吹：“现在我提出四句口号，望我们一般官兵，大家牢记：“一、受伤不退，被俘不屈。二、生而辱，不如死而荣。三、不成功即成仁，这是随时应当记诵的。四、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果真被俘，更要切记这一句话。”在“安内与攘外”中，蒋介石说：“现在，我们国家正是内忧外患相逼之时，一方面国内有狂暴的土匪，天天拼命的杀人放火；一方面是国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天天向我们猛烈地侵略。日寇敢来侵略我们的土地，甚至公然要来灭亡我们整个国家，就是我们国内有土匪扰乱，不能统一。”“我们由内乱而招致外侮，是必然的。反转来说：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个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末外面的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各位都知道，无论我们有怎么强大的武力，若是遇到腹背受敌、内外夹攻、前后方都共危急是没有不失败的。所以我们不先安内而要求攘外，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蒋介石在报告中还十分露骨地说道：“日本入侵略是外来的，好像是从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病毒；土匪捣乱是内发的，如同内脏有了毛病，这实在是必腹之患。因为这个内疾不除，外来的毛病就不能医好，而且即算医好，也还是无济于事，到了最后，病人还是要断送在这个心腹内疾。”会毕，蒋介石还同军官们拍了电影。这次崇仁会议，是蒋介石的心理战的一次会议，目的是以他独裁者的影响，来压制军队中的抗日情绪以及畏共而厌倦“剿共”的情绪。5月13日至17日，蒋介石在南昌召集了政治训练会，作了题为《政治工作人员的责任与今后应有之努力》的开幕词与闭幕词。其间，蒋介石在所谓国父纪念周年上又作报告说：“江西完全赤化者共计有六县，人口计有30万，民国十八年以来，战死者十万，被匪杀死者五六万。匪在经济、武器及其他方面均败坏，惟组织严密。剿匪战争非武器战争。”政治训练会议后，蒋介石在南昌科学会馆对在 “围剿”我革命根据地中遭到惨败的第五十二师“官兵”作了打气性的讲话；随后又传见了“剿匪”部队军官，讲了“带兵要领”。ZI日，蒋介石在南昌重建了行营，总管江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五省及“剿匪”总指挥的任务。蒋介石先令控制崇仁、乐安之中路军主力及赣粤边境之右路军，与赣间边境之右路军，严密堵剿，从而便利全盘“围剿”部署。6月2日，蒋介石在庐山主持了枯岭会议后赴南昌。8月在南昌行营召开了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研讨剿匪战争经验，分析匪军状况，指示对匪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在会议期间，蒋介石差不多是一天一个讲话，甚至一天两个讲话，先后作了题为《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的使命》、《剿匪战机述要》、《参谋业务与剿匪要决》、《健全组织与宝贵时间X《参谋业务及其应有修养》、《此次会议之心得与今后应有之努力》、《信仰统帅及战斗心理之重要》和《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重点》等8个报告。在这连篇累犊的报告中，蒋介石讲了这么几点：第一，关于这次会议的目的。蒋称“这一次在预备的清剿时期中间，还有一个功夫抽出来，我们要以来讨论来研究，要希望各位将领和各位参谋长大家共同一致的来彻底讨论一个消灭赤匪的很中肯的恳切的一个计划，所以这一次请各位来开这一个会，不是平常普通的一个会，就是我们生死存亡，我们全军的生死存亡，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统统在这会关头。”第二，关于这次会议的内容。蒋介石作过一个概括：“在这很短的会议中，我们以剿匪为核心，已经就军事、政治、党务各方面将各种问题详细剖说并共同作彻底的研究。”在这里，有具体怎么进行“剿匪”的十五条意见和“剿匪的要诀”，有从战争观上谈“剿匪”，有将领们如何带好部队来“剿匪”，有“剿匪必须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阐述，等等”。
五省“剿匪”会议之后，在新的一次“围剿”我革命根据地的种种部署紧锣密鼓之中，蒋介石为了集中训练他的军事指挥官，专门在庐山开办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任团长，由陈诚任副团长。这个训练团的始末，黄绍妨在《五十回忆》中说：“庐山训练团成立于二十二年的夏天，甘三年仍继续办理。甘四年蒋先生人驻四川，就改在峨嵋的训练。甘五年夏天，两广事变发生，蒋先生赴广州，暂停了一年。到了甘六年，重新恢复。甘六年以前，我虽时常往来这些地方，但没有直接参加过训练工作。而且以前的训练，完全以军队重要的干部为对象，它的作用，是将过去曾互相攻击互相对抗的所谓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四川军、两广军等等，会合一起，在蒋先生精神感召及恳切训导之下，加以国家民族意识的陶铬，惕以敌国外患侵凌的危险，使得他们把以前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倂的夙隙前嫌，不期然而然的消洱泯灭。同时，更积极的造成了精神团结一致对外的新意识、新力量。所以训练的时期虽极短促，受训人员在学术上的收获，虽未必甚大，而就其作用和效果而言，可以说是未来抗战建国的一种原动力。成功之伟大，可以想见！”这个训练团围绕着新的一次大规模的对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在1933年和1934年分两个阶段各办了三期。
第一个阶段是“围剿”开始前夕办的，从1933年7月开始，9月结束，先后办了三期，每期三周，共受训了7500多人。
这三期的中心内容是非常突出的，蒋介石在7月11日对教官顾问说：“这次训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 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训练内容，有“剿匪手术”、“剿匪训练要旨”、“民众组织”、“战时政治工作”等要目。
1933年7月18日，训练团“开训”。蒋介石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题为《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的演讲。他说：“我们这次召集大家到这里来训练，其目的是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并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国家。”“我们要想到剿灭土匪，雪大家的耻辱，唯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培养全军的信仰。所谓信仰，即我们做一个革命军人，一定对自己要能自信，对部下要能信任，对主义和上官，尤其统帅，格外要能信仰。”“所以，这次训练期间，一定要注意恢复并培养大家的‘自信力’、‘信任力’与‘信仰力”’。蒋介石当时是“再三亲临讲堂，对学员们耳提面命”。就在“开训”的第一天，又作了《革命军官须知》的讲话。7月22日、23日、24日、31日和8月3日、4日，连续作了六个讲话。8月13日，第二期开始，蒋介石作了《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的开学训词。9月3日，第三期开张，蒋介石作了《国旗与军乐之意义》的训活和《庐山军官团与黄埔军校之前后两大使命》的开学训词。他说：“我们现在在庐山训练革命军军官，是先要消灭‘赤匪’，先扫除我们国民革命的障碍，再来收复失地，完成安内攘外之大业。”接着，在9月10日、12日、17日、18日、21日五天作了七次专题讲话。
在这先后的二十五次讲话中，蒋介石着重阐述了他亲自编写的《剿匪手本》。他讲到《手本》的绪言说：“绪言就是本书起头最紧要的话头：这‘剿匪’手本绪言以下还有六篇，这六篇都很重要，统统都要明白，但是全书最基本重要的东西，还是最前面这一篇绪言，我相信你们各官长学员如果真能彻底了解这一篇绪言，常常拿来看，无论是遇到什么危险困难的时候，凭你们自己革命的精神和能力，一定能够打破一切！”他又作解释说：“我们剿匪四年，不仅于匪没有损失，而且牺牲了许多官长士兵，匪势一天天猖撅起来，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一般革命军人‘主义不明’，‘心志不坚’，如果能够明白主义，能够心志坚定，抱着有我无匪、有匪无我的决心，本着‘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来共同奋斗，匪一定早已剿灭了。所以今后要剿灭土匪，一定要我们一般官长能增进自己对于主义的真认识，从而发生真信仰，如此则必能心志坚定，百折不挠，则剿匪之功，可立而待。”在第一个阶段训练的讲话中，蒋介石将《手本》的前四篇作了解释。第一篇名日“救民”，《手本》写道：“今赤匪乱国害民，招致敌寇外侮之侵略，吾革命军人责在救国，惟救国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清匪，匪清则民安，民安则国强，国强则外侮自息，倭寇不足平矣！”蒋介石解释说：“目前我们中国已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了，如果不能抵抗帝国主义，我们的国家，就没有独立生存的余地。但是如果国家的内乱不能平息，土匪不能剿灭，我们国力就无法集中，而政府的行动必为匪所牵制，不能低抗外侮。因此我们要抗日，必须先消灭赤匪，安定国本，然后才可以集中我们全国的力量，一致地来抵抗外寇，以挽国之危亡。所以剿匪是抗日的基本，安内是攘外的前题，而剿赤匪即所以安内，安内即所以攘外，亦即所以救国也。”第二篇名日“气节”，《手本》写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今日赤匪，邪说充塞，故人欲横流，廉耻道丧，若不急起挽救，则国固不国，而人民且将沦为禽兽矣。”蒋介石解释说：“如果我们不把土匪打完，我们的国家，要变成为一个禽兽世界了！所以我们非剿灭赤匪，不能维持从前祖宗遗下来的固有的道德，固有的知能；和继续发扬我们固有的历史文化！”第三篇名曰“纪律”，《手本》写道：“纪律为军队命脉，故遵守纪律，与服从命令，乃为军人惟一之天职。”“如此，全军畏威，法立令行，军事方能日起而有功，庶几同心一德，并力向敌，而谓匪之不灭者，未之有也。”蒋介石解释说：“要我们有‘过则相承；功则相让’的精神和能耐，因为必须如此，然后才能够精诚团结，上下官兵共同一致来剿灭这个赤匪，完成革命的事业。”第四篇名日“智勇”，《手本》上引了胡林翼、陈几亭的话，写道：“今日‘赤匪’嚣张，我军失利者，皆非斗力而败，实在我谋之不精，智之不足也，故以后本军‘剿匪’，尚勇之外，必须重谋。”蒋介石解释说：‘剿匪’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冒险犯难，维兵钻隙；军人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成功与成仁。
在训练期间，蒋介石又在庐山校阅了各师的射击手，两次讲了话，他一再说：“我们这一次‘剿匪’，不仅是我们革命全体官兵的荣誉和耻辱，成功和失败所关，而且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土匪不先剿清，不仅是我们的国家从此没有希望，就是我自己，也要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
第二个阶段是“围剿”进行的后期办的，从1934年7月开始，9月结束，先后也办了三期，每期仍为三周。
这三期的中心内容仍然是“反共”，不过着重进行精神教育，进行所谓“军人魂”的教育。因为这个时候，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已基本得手，所以不再是满嘴的“反共”词句，而且从更高的角度开展精神教育。1934年7月9日，第一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做人的根本大道》的开学典礼训词。他说：“本团长此次之所以要召集我们全国的高级和中级官长到此训练，就是要将这个做人的道理与做革命国人的道理，传授于大家。”“这个做人的道理，就是我们各人的灵魂，也就是军队的灵魂，而且是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进而他说：“这个做人的道理，当然是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我们国家民族和军队的灵魂，当然亦是总理唯一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总理在三民主义内所指示我们的中华民族固有的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实践八德的门径，就是实现主义的着手之处，这个门径和着手之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新生活运动中所提出来的革命行动，最高原则--“礼义廉耻””的四维。唯有照着这个礼义廉耻的四维来做，才可以实践八德，才能够实现主义。”接着，蒋介石在9日10日、11日、16日、23日、24日和25日，作了十次讲话。8月6日，第二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军官训练的目的和方针》的开学典礼训词。他说：“我们各位学员到军官团来受训练，其唯一的目的，是要先寻着我们军人的灵魂，再来挽回我们整个国家的人格！换言之，就是要创造我们军人的新生命，来创造我们新的中华民国！”国家和军人的灵魂是什么呢？蒋介石说：“就是总理所首创的三民主义。”从6日至8日，蒋介石就《军事教育之要旨》作了5次讲话。8月25日，蒋介石在第二期毕业典礼上说：“在第二期的训练期间，本团长因为自己身体不适，以致在最后两周，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凡要想交给你们的一切精神和重要的讲话，不能-一讲授，这是对于各学员觉得很不安心的一件事！”接着，谈了所谓“作战的要诀。”9月9日，第三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总理首次革命纪念暨本团第三期开学之意义》的开学典礼训话。他说：“我们此次到军官团受训练意义，就是要使我们全国的革命军人真正能够统一意志团结精神。”“我们此次来受训的目的，简单的讲，就是要听到做人尤其是做革命军人的道理，发扬军人的道德，以增进民族的道德；恢复军人的人格，以提高国家的人格，要回军人的灵魂，以光大国家的灵魂！总之，就是要创造军人的新生命以创造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我们此次来到军官团受训所应抱定的宗旨……就是古人所讲的两句话：‘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接着，蒋介石在10日、11 日、15日、17日、18日、23日、24日、26日和27日相继作了九次讲话。
蒋介石在第三个阶段三期的二十九个讲话中，主要讲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鼓吹军人要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就是蒋记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实践“八德”的着手处，就是“明礼义，知廉耻”。当时，蒋介石是想通过这种所谓“灵魂”的教育，来改变军队的政治思想面貌，要树立一个所谓总的奋斗目标。第二，鼓吹“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这就是要绝对服从蒋介石的领导与指挥。所以，听到“蒋委员长”，马上一个立正，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第三，鼓吹“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这就是要人们全力以赴为蒋介石卖命。蒋介石在讲话中，还专门分析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从中国学去的，我们要超过这种精神。第四，鼓吹“将过去的一切颓风恶习和一切不好的思想行动，彻底改革，一扫而空。”这种“颓风恶习”是指：“自私自利，贪污卑劣，骄奢淫佚，偷生怕死，互相欺诈，夺权夺利。”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改善军队的面貌，使官兵能结成一体来为他卖命。当然，在精神教育中，他是把反共作为一个主要内容的。蒋介石在多次讲话中，总结了他历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要军官训练团的军官记取。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第二阶段的精神教育中，并不像第一个阶段的二十五个讲话那样咬牙切齿满嘴的“反共”语言。而这次更多地讲了“攘外”的问题。
庐山训练的结果，使蒋介石的军队在作风上有了一些改观。当时的第十八军各师，军官的生活和士兵接近了，军官无论职级大小，一律不佩武装带，而与士兵相同，在腰间扎一小皮带，身着布制军装，脚穿草鞋或胶鞋，吃大锅饭。这不仅表示与士兵同甘苦，骗取士兵的卖命，同时也为了减少在战场上的目标，以避免遭到我红军的阻击。周恩来在1936年7月9日同斯诺的谈话中也认为：“ 1934年，蒋介石的势力发展到了顶峰。”“蒋在江西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五十五万军队发起进攻，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
当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主宰全军，实权在握，仍然是大权独揽。而名义上“主持政务”的汪精卫手中没有一兵一卒，也就没有了实权，因此，处处受制于蒋介石。这样，蒋、汪联合很快又变成实际上的蒋介石独裁。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始终无改的情况下，独裁后的蒋介石得以调动全国各地的军队，继续对工农红军实行大规模的“围剿”。
还在中国工农红军转战赣南闽西时，蒋介石在1929年6月22日，就令国民党驻漳州的张贞部，“望如期遵令进驻龙岩、连城围剿残匪，以期一劳永逸，一俟该股剿灭，即派第十师入延平助史肃清全闽。”第二年1月23日又致电驻在汀州的金汉鼎，说：“现朱毛窜赣，抚州告急，请兄速派有力部队追剿，先肃清朱毛，而后澄间可也。”
1930年8月2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转告何键，“速集所部，近期进剿，得早日恢复长沙，以挽危局。”这时蒋介石已在全国各地设立了镇压革命的机构，在鄂豫皖边区设立“绥靖”督办公署，以李鸣钟为督办；在冀鲁豫设立“巢匪”总指挥部，以韩复菜为总指挥；在江西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孙连仲为督办；在湘鄂赣边区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王金近为督办；在湘鄂西的边区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徐源泉为督办；并以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统辖湘鄂赣三省反共军队，筹划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特别是对赣南红军主力进行围攻。
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在所谓“共匪攻陷长沙，湘、赣。鄂、闽、粤各省匪祸蔓延”的情况下，急忙从中原大战前线赶到汉口，亲自召开湘鄂赣三省“会剿”会议。1930年11月2日，蒋介石命令参谋总长朱培德，在《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计划大纲》确定后，“必须规定开始与终结日期，各部队开始行动日期与所经过地点与日程，亦须在命令上规定，湘鄂赣区亦须如此，请电告该两区。”
1930年11月4日，蒋介石又复电朱培德令江西部队限期收复吉安：“无论湘鄂部队进行迟速，而江西部队应迅即限期收复吉安，不可延缓，坐失时机。限鲁主席于日前收复吉安，肃清赣江上下游，限五十五师于删日前克复景德镇，勿误。”12月2日，蒋介石致电南昌鲁涤平、汉口何成浚、长沙何键：“中定鱼日由京出巡，希严督各部如计进剿匪共，务限于此一个半月内，将所失各县一律收复，不得有延误。”
1930年12月5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告误人共产匪党民众书》，同时由南京出发，“视察各地匪军叛乱情况。”
1930年12月9日，蒋介石抵达南昌，立即召集“剿匪军事会议，”策定第一次“剿匪”作战计划，调集第六、第九、第十九三支路军及航空队，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直接投入的兵力约有四万四千人。这三支路军中，以第九路军为主，由鲁涤平任总指挥，督率第十八师（张辉被）和第五十师（谭道源）负“围歼”之责。同时，在南昌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由鲁涤平兼行营主任，统一监督作战地区的党政事宜。第六和第十九两支路军分由陇海及广东人赣“协剿”。早在7日蒋介石就下达了第一号作战命令。这个命令有三个内容，第一是军队区分：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下辖第八师（师长毛炳文，有六个团）、第二十四师（师长许克祥，有四个团）、第四十九师（师长张贞，有六个团）。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有六个团）、独立旅（旅长周志群，有二个团）。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下辖第十八师（师长张辉浪，有六个团）、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有六个团）、第七十七师（师长罗霖，有六个团）、新编第五师（师长公秉藩，有四个团，该部12月20日改称为第二十八师）、新编第十三师（师长路孝忱，有四个团）、独立第十四旅（旅长刘夷，有三个团）。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鼎，下辖第六十师（师长蔡廷谐，有六个团）、第六十一师（师长戴戟，有七个团）、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旅长马昆，有二个团）。第二是战略目标：认为“红军朱、毛各部退居赣之招携、藤田、沙溪、东固。万安一带；黄公略一部退居永丰、安福一带；东固附近之红军有构筑工事企图顽抗之势”，为此，命令指出这次“围剿”的战略目标是“为消灭各部红军之目的，决定于吉安、太和、赣州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地区，向东团红军根据地包围而聚歼之”。第三是各路军进展地区及到达日期：1．第六路军第八师集中黄破后，限20日（1930年12月下旬）推进至宁都。第四十九师、第五十六师及周志群旅由闽省限25日推进至石城、瑞金、会昌之战。2．第九路军之第十八师集中永丰，第五十师集中乐安、“清剿”招携藤田、沙溪的小部分红军后，限20日到达东固附近。第七十七师及新编第五师一部在吉安、吉水、余向太和“进剿”，限20日到达。新编第十三师在抚州、崇仁，独立第十四旅在南昌、樟树备任后防。3．第十九路军由萍乡以第六十师向万安，第六十一师向太和，均限20日到达。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任赣县的城防。
当时，蒋介石自恃在数量上和物质上的优势，同时又掌握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有利形势。所以，他一方面对我红军力量相当低估，他在中原大战结束，将谭道源调回江西参加“围剿”时对谭道源说：“你马上开回江酉，江西之匪羽翼未成，算是地方事件，问题不大，请你帮助泳安（鲁涤平的别号），负责肃清”。另一方面没有等蒋光鼎、蔡廷谐的后续部队集中完毕，就开始进犯。
1930年12月16日，蒋介石指定为攻击开始的日期。他们将攻击军战略展开于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南丰一线。罗霖的七十七师在吉安、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在吉水、张辉坡的十八师在永丰、谭道源的五十师在乐安、毛炳文的第八师和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在南丰，正面有三个纵队的作战态势，即：右纵队张辉港（公秉藩归他管），中央纵队谭道源，左纵队毛炳文。同时，胡祖玉的第五师和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控制南城为第二线部队，防止红军的东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