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仗打响后，国民党的部队是怎么败下来的呢？
在右纵队，张辉被师由吉水、永丰向前推进，按预定进度应于12月20日到达东固附近。公秉藩师如期到达东固，我红军已主动撤离，公师扑了空，却通电报捷，夸大战果，得到蒋介石的嘉奖和各方面的贺电。张师在ZI 日方迫近东固，适遇大雾，误认公秉藩师为红军部队，发起攻击，双方激战四个小时之久，互有死伤。事后，虽经解释，但公秉藩认为张辉港系功不相让，事出有意，即率部自由行动到固富，脱离张的掌握。张辉港也负气不再与之联络，并留下朱耀华旅守东固，自己率戴岳、王捷俊两个旅向龙岗冒进。26日到达龙岗，又错误地判断我红军主力尚在百里以外。27日继续东进，戴旅先行，离开龙岗行五六里路即遭我红军主力部队的阻击。戴旅全部展开应战。此时，张辉鲢和王捷俊旅、直属部队仍在龙岗，却不适时增援戴旅，对侧翼也不防备。我红军就由戴旅左翼迁回，直趋龙岗，王旅及师直属部队都未进入阵地，即全部遭到歼灭，张辉港、王捷俊及所属官兵全部被我红军活捉。此时，戴旅更陷于四面包围之中，突围不得，副旅长洪汉杰、团长李月峰被我红军打死，到了黄昏，也全部被歼灭，戴岳混在士兵中逃出。留在东固的朱耀华闻听败讯也后撤。蒋介石在南京得到张辉港被我红军打死的报告后，写了八个字表示对张辉港的“悼念”：“呜呼石侯（张的别名），魂兮归来！”
在中央纵队，鲁涤平一听张辉港在龙岗的败讯，即电令谭道源的中央纵队向左路纵队靠拢，免再被我红军各个击败，谭道源按指定路线进据源头后，因我根据地坚壁清野，无法采购粮食，也找不到一个向导，如谭道源在战报中说的：“到了赤区作战真是漆黑一团，如同在敌国一样”，因此，在源头停顿未动。后奉命，于12月31日由源头移动，行抵牛头湾，后卫团即被我红军追上，打了两个小时就被我红军解决了三分之二。第三天，在东韶发生激战，谭师是饥疲参加，仓促应战，师部完全处于我火力网之下，指挥系统陷于混乱，到了下午四时许，便全线崩溃，官兵四野乱窜，如鸟兽散。谭道源虽打仗经验丰富，也只有单骑逃遁。谭派专人驰抚州于1931年1月5日发电南京、南昌报告战况。电文说：“职师江晨在东韶遇朱、毛、彭、黄全部号称八军之众，孤军重围，作殊死战，自辰至西，黄团长敬及营长某等相继阵亡，初级官兵死伤尤众，战斗之烈，从来未有。职随从官员或死或伤，势穷力竭，几难幸免。除将突围官兵移驻抚州整理外，所有损失数目容详查实报。”蒋介石接此电后，在6日即给谭道源打了一分回电。总算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和谭道源还有一些交情，谭在当时是卖过力的，曾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蒋介石在回电中说：“微电悉，贵师此次失利，殊深惋惜，尚喜兄等均能脱险归来从此加以整理补充，惩于前而毖其后，则东韶之失，未始非吾人之顾她。”谭道源败后，移驻高安，不久便辞去师长职，过不久得军长虚衔，并无军权。
在左纵队，毛炳文师闻败讯也就悄悄地收了兵。
为了挽救战局，蒋介石同“围剿”我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将领电文频繁。1931年1月2日，蒋介石复林蔚电说：“电令朱蒋两路迅向龙岗急进会剿。戴蔡两师更应乘此匪共骄横之时急进求战。不可应此撤退，以张匪氛。戴蔡两师归朱逸民之指挥，令朱晋除（进驻）宁国或兴都，居中指挥可也。”3日复鲁涤平电说：“已令蒋朱各路如常向龙岗急进围剿朱毛，前方情形，中不能遥制，应由兄独断专行负责挽救，不得推倭，以一挫自馁也。”同日，蒋介石又致电鲁涤平、朱绍良。陈铭枢、蒋光鼎、蔡廷谐说：“张辉港师在龙岗附近失利损失颇大，泳安兄拟令戴师撤泰安，蔡师撤万安，毛许谭三师暂在原防云。此万不可，我军更应剩匪共得意出动之时，向其巢穴龙岗进剿，切勿因此撤退，以张匪氛。现定部署如下：一、鲁总指挥率公师罗师谭师在赣江以东扼要布防堵截。朱总指挥率戴师蔡师以及毛许各师即由原地向龙岗匪巢进剿，并令朱总指挥进驻宁国或兴都居中指挥，以期一鼓荡平，勿使一挫以自馁也。切望憬然贤初二兄速乘飞机至赣州万安指挥所部，希勿延误。”结果，蒋介石这些命令起不了救命符的作用。第一次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失败而告终。鲁涤平亲拟电文向蒋介石报告说：“龙岗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很伤心。蒋介石在回电中说：“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于是鲁涤平只好移驻吉安，收拾残局。不久，蒋介石将鲁涤平调到浙江，派何应钦接替鲁涤平。
1931年2月10日，何应钦兼任了南昌行营主任，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部署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蒋介石特地增调第五路军（王金钰）和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参加这次“围剿”。名义上投入的部队有第六路军（朱绍良）的五个师。第九路军（鲁涤平）的两个师、第十九路军（蒋光鼎）的三个师和第五路军的五个师、第二十六路军的两个师、加上四个直属师。三个直属旅和三个队的空军，实际上直接参战的有十一万三千人，主要是第五和第二十六两路军。蒋介石深知这两支部队是杂牌，就采取了两手：一是封官许愿，分头答应过让王金或、孙连仲任江西省主席（后来到1931年5月下旬，国民会议闭幕后宣布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主席，王、孙都落了空）。二是制定奖惩条例，规定进攻我革命根据地的部队，成绩卓著者，分别提高番号，发给奖金，记功和传令嘉奖；其因服从命令奋勇战斗，招致损失者，兵员武器优于补充；凡进攻不力用，徘徊观望，贻误戎机者，予以惩罚，取消番号，撤职查办，或降级记过。同时，要戴岳写了一份《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印发给在赣的各部队。戴岳在这份意见书中采用问答式写了五个部分28条。戴岳回忆说：这份意见书“其内容，除了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进行恶毒诬蔑毁谤的一般反共滥调之外，有一部分也反映出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不能不改变前此对红军的估计。”于是在关于“进剿”红军的办法中，提出不能单靠军事取胜，必须党、政、军、民通力合作，以军事、政治及各方面加强协作，共同发挥战斗力；必须建立和加强地方团队武装，紧密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作战，以减轻正规部队的负担；必须厉行清乡，彻底破坏工农革命组织，孤立红军；国民党进剿部队应分为堵击部队和追击部队两种，分区进行“清剿”以及严密封锁苏区的政策及措施。
1931年4月1日，南昌行营命令各部队按计划开始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犯。
这一仗打响后，国民党的部队又是怎样败下来的呢？
接战地区包括永丰、南丰之南，兴国、石城以北地区，以东固、黄破、广昌、建宁为主要作战地带。先后经过东固、东韶及广昌第三次主要战役。
东固战役是王金任的第五路军打的。该部几个师分别驻在吉安、太和、吉水、永丰，分三路纵队向东固地区推进，以右路纵队公秉藩师为主，中路和左路配合。在进犯中，“进入苏区愈深，困难愈甚”。公秉藩回忆说：“反动军队经过的地方，看不见人民，房屋一空如洗，没有粮食，没有锅碗瓢勺，没有坛坛罐罐，游击部队到处鸣枪示威，利用熟悉地形，隐藏在地形复杂的要害地方，伺机袭击队头，截击队尾，捕捉掉队士兵。反动军队进入苏区，就被搞得昏头昏脑，迷失方向。”尤其是第一次进入我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对红军谈虎变色”，于是“深沟高垒，筑城堡塞”。1931年5月16日，公秉藩师进至东固，遭到我红军突击，溃不成军。公秉藩呼救无效，化装逃到吉安，分别电告南昌何应钦和南方蒋介石。何应钦复电要公秉藩速去南昌面谈。蒋介石一面复电，说是发收容费五万元，补充步枪二千支，并要公秉藩到南方面谈；一面电令王金或等调部增援，门日电令王金或等说：‘“今蒋蔡各部已由岗城向东固驰援猛攻。则郝郭两师应即向东固猛进，不可延留直下，使蒋蔡孤立难支也。希即急进勿延，盼复。”19日又电令蒋光鼎说：“昨电谅达，公师及唐师之一部虽失利，但郝郭二师尚未加入，故已严令郝郭向东固前进反攻，兄等务照昨电定计划急进，切勿因公师稍受影响，免中赤匪之狡计。此次我军围剿之实力甚厚，即使一部失利，被匪冲破一点，是正可使我主力各部袭击匪军之侧背，以为一鼓剿灭之机。万望兄弟合力进出，有进无退，非有死中求生之决心，则党国与官兵皆将不能幸免也。务希奋进勿延，盼复。”
东韶战役是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打的。孙部是中原大战中被蒋介石所收编的原冯玉祥的部队。当时蒋介石将孙部调去参加“围剿”我革命根据地，孙连仲是进退两难。若参加“围剿”，既怕被蒋介石以调往江西为名，中途解决；又怕到江西后，被歧视遭到失败，落个“战败法办”的不好下场。若不参加“围剿”，又无别的路可走。终因形势所迫，硬着头皮率部去江西。部队到了浦口，受到蒋介石和高级文武官员的热烈欢迎，孙是受宠若惊。孙到南京后，蒋介石除任孙为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外，还令孙兼任江西省清乡督办。1931年4月1日，孙别分别由宜黄、乐安向南推时，很得意，认为：“再前进，红军不就完了吗？”当接到要增援东固的命令时，不知东固败退的部队在何处，结果自身遭到我红军截击，受重创。孙部在败后撤到宜黄，总部召开干部会议，商讨如何谎报军情，结果捏造了一个情报，说“我部奉命后，正准备向广昌增援，忽接红军向招携急进的报告，考虑结果，为了不让红军逼近南昌，顾全大局，乃擅撤宜黄，高师中村战败，由于指挥无方。两者罪责，请予处分。”这样一上报，不仅何应钦嘉勉，说孙的处置顾全大局，是符合他的心意的，并答应所有损失，立即全部补充。而且蒋介石也慰勉有加，批准所有损失全部补充，计步枪一千支，重机关枪二十挺。
广昌战役是朱绍良的第六路军打的。该部除一个师在福建，余下的三个师由南丰方面出发，分三路向我革命根据地进犯。
1931年5月10日，其占领了广昌、头破、白水镇，在闽的一个师也人赣协击。此时，第五路军和第二十六路军相继遭受各个击破，于是朱绍良恐怕他的部队地位突出，就将部队撤回南丰，仅留一个师守广昌，5月27日我红军主力进攻广昌，击溃余部，师长胡祖玉受重伤毙命。30日我红军主力又由广昌东进攻击建宁，将由闽人赣协击的朱绍良部一个师打得只剩下五六百残兵败将。
第二次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失败后，蒋介石又马上部署第三次“围剿”。一面令其原在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的赣、闽各部分区扼守，一面增调嫡系部队人赣力图缩短战役间隔，尽快发动进犯。1931年6月7日，蒋介石致电朱绍良、孙连仲说：“中定旬日后来赣督师，陈主席铭枢昨已入十九路指挥，此时请兄等严督所部死守现在防地，切不可再望增加兵力，自馁其气。中来赣与诸兄共生死，自当能与诸兄同存亡。部队调遣与增减，一听中正之命令，必能转危为安，请勿过虑可也。”13日，蒋介石发表了《出发剿匪告全国将士书》。14日蒋介石致电陈铭枢说：“战斗序列仍以敬之为行营主任，兄为前敌总指挥兼右军团总指挥，孙连仲为中央军团总指挥，朱逸民为左翼军团总指挥，未知兄意如何？盼复。”20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熊式辉，提出了他这次“围剿”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作战计划”。蒋说：“中意赤匪主力虽向赣东闽北转移，而我军仍先洗扫赣南匪巢为第一步计划，对其主力则派相当兵力以监视之。故第十九路仍由吉安、东固、龙岗以达宁都。而以第五十二师一旅为后续部队，以留守所克各重镇。第六、第十、第二十三师为一路，仍由永丰、藤田、招携前进以达广昌。而以第四十五师与祝旅为后续部队，其主力不经乐安，即由永丰向招携进展，以留守该路所克之重镇。如此第十八军仍在抚州，同时协同第六、第二十六师各路进击匪之主力，第九师为总预备队。警卫第三旅由杭州开巨州，以策应赣东或闽北防务。此次作战主旨，第一、不在阵前集中，应预定 目标，纵长配备，相连续进，出匪不意，使其不能详悉我之部队与兵力为主。第二、主力部队专任进击，占其全力随地集中，不使分留后方，而另派后继部队以防剿各区，如此占领宁都广昌后对粤或援闽皆不致误时失机也。第三、先将其老巢击破，确实占领，再将其赣南各县城占领，然后再定第二步计划。”
1931年6月21日，蒋介石亲赴南昌，主持策划“进剿”事宜。22日，举行军事会议，部署了进犯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斗态势。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调集一百四十三个团（实际参战兵力十三万），分左、中、右三路（右路顺赣江往南，中路由永丰往南，左路便在东面）并头插入。总的方针是：“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人，先求击破红军主力，捣毁红军根据地，然后再逐渐清剿。”据次，部署大要：1．左翼集团军何应钦指挥各师及闽西北各部从左翼南丰方面进攻红军主力。2．右翼集团军陈铭枢指挥各师从右翼方面深入苏区“进剿”。3．总预备队策应左右翼集团军作战。4．四县（吉、泰、万、赣）守备军担任该地区的“清剿”和维持后方防务。可见，左翼是蒋介石这次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蒋的四个嫡系师都押在这一线。
7月1日，蒋介石下令各进剿部按计划攻击前进。结果是怎么败下来的呢？
接战地区包括永丰、黎川以南，瑞金、赣县以北地区，以南丰、宁都间及黄肢、莲塘、兴国为主要作战地带。当时国民党部队判断我红军主力已由闽赣边境移至广昌、宁都、石城地区，因此左翼集团军向广昌、宁都、石城地区进攻，结果扑空；又判断我红军主力在宁都西北地区，就突向古龙固、小布一带地区进攻，结果又扑空，这真是“累死陈诚，拖死赵观涛”（这二人是左翼集团军的第一和第二两部挺进军的总指挥）。以后，又认为我红军主力在兴国及其以北地区，妄图利用赣江障碍，实行四面包围，围歼我军于兴国以北地区，结果又扑了空。我红军主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千里回师，集中主力于根据地后部，整训部队，待机破敌；当敌发觉我迂回其侧后的计划时，即改用中间突破，向莲塘、良村、黄破方面突进。蒋介石给参加“围剿”的部队电报频繁，但无济于事。在6月22日，蒋介石致电朱绍良说：“中刻抵南昌，计划已定，决先恢复南丰与南城间水陆交通，请转告毛、许、周各师长、以次固守南丰，牵制赤匪主力，勿使猖狂，厥功甚伟。孤军奋斗，无任感慰，请为我代劳各将士为要。近情盼复。”29日，蒋介石对陈诚自抚州打给他的效忠电报（陈在电文中说：“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职当小心谨慎，以盛气临之。但求有补于党国，勿辱及钧座，寸心无悔憾，其他非所知也。”）复电说：“古云，战阵之事，恃强者是败机，敬戒者是胜机。又云：能战虽失算亦胜，不能战虽胜算亦败。请弟审慎出之。”7月2日，蒋介石致电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说：“中本午巡视左翼，拟先到抚州，再往南城，处置妥后，当来右翼。请兄如期进行，并望留精强一旅之众控置吉安，以防赤匪施行大迂回来袭打吉城。兄以常驻吉安往来于前后方之间，可也。”第二天，又致电左翼和朱绍良、孙连仲、陈诚，“告以我军左翼兵力部署并指示作战要领”，电文说：“中正刻抵临川，前来巡视，此次我军左翼兵力数倍于赤匪，对于测背之掩护兵力尤为雄厚，故我前方各路之进击部队，尽可能专心挺进，决无后顾之忧。且挺进部队以寻求匪军主力为目的，故进度愈急速愈为得机。但行军间之前卫部队如一遇匪军，即应停止，一面详察敌情之虚实，一面选择据点构筑工事。如遇强匪则暂取守势，列阵抵抗，切勿急攻散斗，免中匪军狡计也。惟运用之妙在乎一心，贵在相机应变，此乃特举所见，以期稳健而已。希各官长审慎之。”15日，蒋介石复朱绍良电说：“广昌之宁都大道正面重要，兄是在正面为宜，则派铭三到白水指挥可。敬之约今日到南城，中将于一二日回南昌一行，请兄督促各部如期进展。左翼前方务请兄全权负责办理，勿稍客气为要。”19日，蒋介石复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村庄告急电说：“请兄主持一切，共肩艰危。此间剿匪任务均月内可完，余容续洋。”同时，蒋介石又致电何应钦、朱绍良、蒋鼎文说：“第九师除留一旅守南丰外，其余两旅速向宁都前进，而康都、傅坊防备，即由第十师派水南或白水部队之两团接防。第九师派宁都部队务于22日以前到达。”23 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巢匪宣言》。宣言讲了他这次亲自指挥“围剿”的经过：“中正奉命剿赤，于6月20日由京人赣以来，即于本月2日由南昌出发，巡视前线，并进驻南丰，亲督各军，积极进剿。”吹嘘说对我红军“预计本月可全部歼灭。”宣言的中心点是公开打出“安内攘外”的旗号。蒋介石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台。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蒋介石又表示他坚决反共反人民的决心说：“必期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保全民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赤匪一日未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叛乱一日未平，则中正之职务一日未了。”30日，蒋介石给北平、南京、汉口、开封、洛阳、彰德等文武官员发了电报，说：“赣南各匪老巢东固、龙岗、黄肢、小布、古龙岗皆已为我军击破，确实占领，散匪不难于十日内肃清也。”末了，由于我红军主力发挥了打运动战的特长，先后与国民党军队周旋了两个月，将他们“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在莲塘、良村。黄破、老营盘、方石岭消灭了两个师、两个旅、击溃了一个师。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就在“九·一八”后以惨败收场。
蒋介石在第二次下台又上台后，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下，组织了更大的规模的对我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这次“围剿”蒋介石拟定的实施计划是“重点进攻、分区围剿”，以期达到各个击破我红军根据地的目的。
1932年5月25日，蒋介石亲自出马，担任豫鄂皖“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司令，曹浩森为参谋长。总司令部设在武汉，下设左、中、右三路军。左路军由何成浚指挥，对付我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右两路军则全力围攻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两路合计有30万兵力。6月7日，蒋介石由南京乘军舰出发，前往武汉。18日，在庐山召开了所谓五省（河南、湖北、安徽、及湖南、江西）“剿匪”会议，在这个会上，蒋介石宣布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剿匪”方针，“确定了第四次围剿计划，决定先从肃清豫鄂皖三省匪军着手。”计划第一步攻占我红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将我红四方面军主力驱出鄂豫皖边境；第二步东西夹击，进占以我金家寨为中心之皖西根据地，再由北而南，将我红军主力压迫于英山以南之长江沿岸而歼灭之。还采取编织保甲，厉行“连坐法”，强化各级反动党政机关和地方反动武装，动员外逃的土豪劣绅，“回乡执政”等措施，以配合其军事进犯。
7月上旬，各路纵队陆续开始“围剿”行动。蒋介石给参加“围剿”部队的将领是电报频繁，调兵遣将。7月15日，蒋介石致电林蔚转朱培德、李济深，“霍邱既克以后，皖省剿匪交王均总指挥负责处理”。8月20日，蒋介石致电王均说：“匪之主力全在鄂东，此次在黄安七里坪决战，据俘匪供称：几乎丧失十之七八，则皖西各部应乘机急进，如期占领指定地点，并严令督促勿延。”同日，蒋介石又致电曹浩森说：“七里坪匪既东退，则我军部署，拟以第三、第八十、第八十三各师，为一纵队，归陈继承指挥，向新集进攻；而以第二师调回开封，第十师调回武昌，整顿补充，第八十九师暂驻七里坪附近为陈纵队之预备队。第三十师驻黄安附近清乡。第十三师调麻城，第三十一师调武长路，第十一师仍调罗山集中，为豫南总预备队。如此布置较妥。希以此意转商经扶，并摧限期速占新集为要。”9月22日，蒋介石为了庆贺胜利，致杨永泰条示：新集县名准称经扶县，金家寨县名准称立煌县，”同一天，蒋介石向林森（国民政府主席）报告说：“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虞念。”
蒋介石在鄂豫皖“围剿”得手后，又到南昌主持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采取军事与政治并进的方针。军事上，划分地区，逐步“清剿”，先行消除各区分散的红军，夺占一地，即恢复其反动统治秩序，然后对赣南大举围攻。政治上，按其庐山会议决定，开筑公路，构筑碉堡，兴办保甲，封锁我根据地，加强地主武装，加强镇压和诱骗民众等。
这一年年底，蒋介石分别致电曹浩森、蒋光鼎、蔡廷谐、陈济棠，反复阐述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论调，督促“围剿”部队早日完成“清剿”任务。
但是，无论蒋介石“围剿”红军多么不遗余力，这次来势汹汹的“围剿”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了。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日军于1933年1月3日攻陷山海关后，又开始向热河进犯，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党许多爱国将领和部队官兵纷纷要求北上抗日，不愿再“剿共”。这样，导致参加“围剿”的部队军无斗志，将士皆不用命。二是国民党军队在“围剿”中连遭败绩，大量生力军被我工农红军歼灭。2月底至3月初，在黄破登仙桥地区，陈诚苦心经营的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被红军主力全歼。3月4日，蒋介石在给陈诚的电报中曾说‘“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旅团长以下各军官前仆后继，奋勇杀贼，冲锋陷阵，至死不屈，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惨事………
一方面是军无斗志，一方面是大量生力军被歼，内外交困中，第四次“围剿”又以失败而收兵了。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我们剿匪4年，不仅于匪没有损失，而且牺牲了许多官兵，匪势一天在狂撅起来。”于是，他痛下决心，整顿军队，开办训练团，准备发动第五次“围剿”。
1933年8－9月间，蒋介石完成了第五次“围剿”的准备工作，将进剿的部队分为北路军、西路军和南路军，其中北路军为主力，总司令为刘峙、前敌总指挥为蒋鼎文。9月10日，蒋介石致电熊式辉转蒋鼎文、卫立煌：“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举凡中正在抚州与南昌参谋会议以及此次庐山训练各讲义，皆应仔细察阅研究，均为缺一不可之要诀，尤其对于剿匪手本与剿匪训练要旨，更应时时实施。凡遇将领必时时以此为课问之本，以试其对剿匪有无决心也。”10月初，蒋介石在南昌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作战方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中曾记述说：“他（指蒋介石）采纳了德国顾问的建议，采用短促出击、在纵深处构筑碉堡、步步为营、集中兵力的战术，最后靠优势兵力逐渐缩小包围圈取胜。”
但与其说是蒋介石的“新战术”起了作用，无如说是红军内部的失误帮了蒋介石的忙--当彼之际，毛泽东同志失去了军事指挥权，运动战、游击战等战术被“阵地战”取代，兵力和火力均处劣势的红军与敌人展开“寸土必争”的正面对抗，大打消耗战。结果，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使红军主力蒙受了惨重的损失。1934年10月6日，石城失守；接着，古龙岗、兴国陷落，致使红色根据地的“首都”瑞金外围屏障皆失，蒋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合围之势。1934年10月中旬，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主力开始大规模转移，至此，拉开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序幕，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终于得手。
可是，“围剿”虽告得手，但接下来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却没有奏效。我中央红军仅以三万余人的疲惫之师，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左右夹攻之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甩开敌人，挺进陕北，实现了北上抗日的目标；使蒋介石“彻底消灭赤匪”的计划又一次成了泡影。
1935年9月末，蒋介石结束了他为“统一川军、困死共军”而开设的峨嵋山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沮丧地下山返回南京。他心情郁闷，暴躁异常，为自己“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而大发感慨。
4．终酿“西安事变”
自从《塘沽协定》签订之后，从1933年6月到1935年10月，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内，蒋介石一直奔波于赣、川、滇、黔几个省区，全力进行其所谓“安内”的反共内战，而对日寇的不断挑衅却不闻不问。这时，蒋介石已在全国各地和党政军各部门中布满了自己的亲信和特务组织，蒋介石就是靠这些亲信和特务分子维持其独裁统治的。
1935年5月，日本为实现其独霸中国的目的，制造了张北事件，将其侵略势力扩展到华北。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等人，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地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又借口天津日租界有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杀，是中国的排日行为，因此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了中国在天津、河北撤军，撤销党部和军事委员会，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职等无理要求；并由东北调遣大军进入关内，威胁平津。驻天津的日军派出装甲车和炮兵，到河北省政府和北洋大学示威，扬言如不接受日本的要求，就要采取“自由行动”。
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蒋介石仍是“不抵抗主义”。5月31日，国民政府电令河北省政府由天津移往保定，其后又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等人调离。
于学忠是东北军的将领，其河北省主席一职是张学良安排的。因此，免去于的职务之前，蒋介石不得不向张学良征求意见。他从成都给时任武昌行营主任的张学良打电报称“接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因对日外交关系，拟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吾兄有何意见，速即电示。”张学良立即复电反对，说：“中国的封疆大史，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所关孝侯（于学忠）的事小，而对于国家主权攸关的事大。”张学良的电报发出后，未接到蒋的复电，却收到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的询问电：“委座前为孝侯兄免去河北省主席职务一事，电询吾兄意见，为何迄今未复？”张学良未及作答，南京政府已经发布了免去干学忠职务的命令。蒋介石在这件事上耍了个流氓，弄得张学良无从插言。
然而，国民政府的退让，非但不能使日本人满足，反而更刺激了日本得寸进尺、侵战华北的欲望。6月9日，酒井又找到了何应钦提出：一、取消河北省境内一切党部，包括铁路党部在内；二、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三、解散国民党军分会政训处及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四。撤免日本指名的中国官吏；五、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以上条款，限12日上午答复，否则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6月10日，国民党就提前作了答复，发布了当禁止全国排外、排日的“睦邻敦交令”，命令“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其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同时，关闭了国民党在河北省的党部，并将长城抗战中的参战部队调离河北。
如此丧权辱国，日军仍嫌不足。6月门 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派人给何应钦送去一份“备忘录”，除写明中方已承诺的条款外，又附加了限期履行，由日方监督履行和妨碍日中关系的人员不得重新进入华北各级组织等条款，让何应钦签章后送交日方。对于如此击卖整个华北的协定。南京政府慑于全国人民的反对，也不敢让何应钦签章、但又拿不出抵制的办法来。无奈，何应钦只得跑回南京。但6月14日，日方又找到南京政府外交部，威胁说：“如果中国方面拒绝签署，因而发生严重情势时已有所准备。”国民党政府在日本的军事威胁下又一次卑躬屈膝了。7月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同意了日方的全部无理要求，使中国丧失了河北的全部主权。
河北事件风波未平，日方又挑起了张北事件，6月27日，又一份丧权辱国的协议--《秦士协定》出台了。至此，察哈尔的主权也被国民政府葬送了。
就在这种情势下，蒋介石仍然无动于衷，一心一意在四川峨嵋山筹办军官训练团，打内战。他于7月28日把归国述职的驻日大使蒋作宾召来，嘱其向日本政府“捎口信儿”。蒋作宾心领神会，遂通过报界表示：“中国政府不因一些不愉快的事件而变更改善中日邦交的政策。”
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一味退让态度，并没有使日本人的进攻停下来，相反，日方认为中国政府软弱可欺，继《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之后，又企图变华北五省为“第二个‘满洲国”’，成立“华北国”。他们公开策动汉奸们发动所谓“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不费一枪一弹就吞并整个华北。蒋介石深恐日本人在北方另搞一个政府来与自己对立，因此，他只好暂时放弃对陕北红军“围剿”战役的亲自指挥，转头去处理华北事件。
1935年10月12日，蒋介石飞抵开封，12日电召宋哲元去见他。当时宋哲元率二十九军驻扎河北，正处在日本人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拉拢之下，所以只派秘书到开封晋见。蒋介石为了稳住宋哲元，写了一封亲笔信交宋的秘书带回，并大加慰勉，对宋安抚一番之后，蒋介石又北上山西，一是劝说阎锡山不要参加“华北自治运动”，二也是想拉冯玉祥和阎锡山同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蒋介石的卖国行径，激动了人民的反抗，终于导致了“刺蒋误伤汪”案件的发生。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六中全会开幕，出席大会的中央委员一百多人，除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未出席外，反蒋派的冯玉祥、陈济棠、阎锡山等均出席了会议，蒋介石很高兴，说这是“显示国内趋于团结。”
早上7点钟，大会代表照例上紫金山中山陵谒陵，9点钟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由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致开幕词。开幕式完毕后，中央委员们步出大礼堂，集中到中央政府会议厅前等候摄影，但蒋介石却迟迟不到场，大家只好不再等委员长，开始拍照，9点35分摄影完毕。
正当委员们转身陆续走上台阶，打算登楼进入会议室接着开会时，突然从照相机、电影机旁半圆形的记者群中闪出一人，即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他从大衣口袋里拔出六响左轮式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向站在第一排正中，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击三枪，枪枪命中，一枪射进左眼外角下左颧骨，一枪从后贯通左臂，一枪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部位，汪精卫应声倒地。现场秩序顿时大乱，坐在椅子上的张人杰滚到地上，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破，慌忙钻到旁边的汽车底下。在慌乱中，第一个起而和孙凤鸣进行搏斗的，是站在汪精卫身旁的文官张继，他在第一枪响过之后就疾奔到孙凤鸣背后将他拦腰抱住，孙凤鸣挣扎着又射出二发子弹。紧接着站在第一排的武将张良奔上猛踢一脚，托起孙的手臂，孙凤鸣的手腕一松，手枪落地。这时汪精卫的卫士还击两枪，孙凤鸣胸肺中二弹倒地。
蒋介石听到枪声后下楼，走到斜躺在地上的汪精卫身旁，屈一条腿把住汪的右手，汪精卫一面喘着气，一面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罢。我死之后，你要单独完全负责了。”
汪精卫被刺的消息传出后，全国轰动。由于历来蒋、汪交恶，为争当第一把手进行死斗，江被刺时蒋介石不在摄影场所，因而引起人们的怀疑。广西的巨头李宗仁、白崇禧也来电责问。汪精卫之妻陈肇君还抓住摄影时蒋介石不在场这一点和蒋介石大吵大闹，对蒋说：“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
这次刺杀汪精卫，确实不是蒋介石干的，蒋对此事也是满腹狐疑，不知是哪一路人物来干的这件“我国历史上政治暗杀稀有之重大案件”。蒋介石特地把江派人物陈公博等人找到中央军官学校，告诉他们：“这件事不是我们自己人干的。”蒋介石还立即把特务头子戴笠召来训斥：“人家打到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每月花上几十万元，就让出现这类祸事吗？限你3天之内把指使者缉获，否则要你的脑袋。”
国民党六中全会行刺案，是华克之、孙凤呜、张玉华、贺坡光这四位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在一起组织策划的。他们的目的是刺杀蒋介石。他们一致认为，蒋介石是出卖民族利益的总头目，蒋介石一贯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攻城掠地、杀戮中国人民的日本帝国主义，不惜拱手作揖，把大好河山连同子女玉帛一律奉送，回过头来却露出一副狰狞面目，对处在水深火热中不甘驯服的民众进行血腥镇压。他们不能眼巴巴地看着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白白牺牲，需要行动起来。这四位爱国青年想出一条妙计，在南京组织晨光通讯社，充当新闻记者进入中央党部，以便刺杀蒋介石。
组织晨光通讯社刺蒋的主要负责人是华克之，他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曾任南京学联理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江被刺后，戴笠悬赏十万重金，沈醉亲自出马，也没有捉到他。1937年，华克之在海内外通缉追捕中进入延安，翌年经廖承志介绍加入共产党，此后华克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为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许多出色的贡献。
孙凤鸣，江苏徐州人，早年跟随父母到东北经商，建立起小康的家业，遭九·一八之变而倾家荡产。后他逃入关内投军，在淞沪战役中曾任十九路军排长。孙凤鸣接受刺蒋任务后，就下定了牺牲的决心，事前他先吞食了鸦片烟泡。在即将杀身成仁的前夕，他向战友们告别，慷慨而诵《易水之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孙凤鸣被卫士击中要害，流血过多，送医院后濒临死亡。南京当局为从孙凤鸣口中得到刺杀行动的线索，每小时给孙注射强心针10次左右。宪兵司令谷正伦、警察厅长陈体、内政部长陶履谦等都亲自守在病榻前，追究孙凤鸣受谁指使。孙凤鸣承受肉体撕裂的痛苦，迸发出最后几句凝结着正义和血泪的话：“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要亡，做亡国奴了。”孙凤鸣没有辜负战友们的重托，没有给战友们带来耻辱，他没有给敌人留下一句需要的供词，第二天清晨平静地死去了。
孙凤鸣刺蒋、汪壮举被公之于世后，大大伸张了正义，振奋了人心，对推进抗日救国的运动起了积极作用。国民党立法委员娄桐苏，在法官讲习所称孙凤鸣是当代民族英雄。1939年元旦时，冯玉祥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团拜会上曾感慨地说：“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那青年有先见之明”，可是，“我们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如今汪精卫飞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我们应当为姓孙的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
孙凤鸣目的在于刺蒋介石，蒋介石因何故未出现场呢？事后据军统方面透露，蒋介石未出现场摄影，并非偶然，而是出于他多疑诡诈的本性。这次大会，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龙云。陈济棠等各路诸侯云集会场，随身均带有随从二名，蒋介石自忖这些人中，不能保证没有异动者，因此决定不出场摄影。当时各中委已列队等候摄影，汪精卫久候蒋不至，即去会议厅休息室促蒋下楼，蒋介石对汪精卫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面露难色，表示：“各中委已仁立很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
因为蒋介石没有出场，孙凤鸣在行刺前已服鸦片烟泡，在一定时间内毒性即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孙凤鸣才临时决定刺汪的。汪精卫是替代蒋介石被刺，而蒋介石却幸免。
12月7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领导人。由于汪精卫被刺负伤辞职，出国治疗，蒋介石继任汪的行政院长一职，同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副主席（主席为胡汉民，但当时已被蒋排挤出国），至此，蒋介石成为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领袖”。
日寇的步步紧逼，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各阶层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抗日爱国运动，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国民党当局悍然施以镇压，百余学生受伤，30余人被捕。12月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宣告成立的日子，北平爱国学生冲破军警的封锁，与市民共同举行集会，反对汉奸政权的成立。国民党政府又一次进行镇压，打伤爱国学生和市民400余人，逮捕20余人。
蒋介石在全国抗日浪潮日益高涨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方面声称不抗日是“实力的问题、时间的问题”，一方面却集结大军33万人，以陈诚为总指挥，开赴山西，协同阎锡山阻截红军。同时，他又命张学良火速从南京赶回西安，指挥东北军继续“围剿”陕北的红军。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揭露了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甘、陕一带打红军的阴谋是旨在使东北军和决心抗日的红军都受到损失，以达到其消灭异己的目的；指出东北军只有抗日反蒋才是唯一出路。并建议互派代表，协商关于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拥护。3月初，中共中央派李克农前往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等人谈判，并达成口头协议。此前的1935年11月，毛泽东曾派汪锋为代表，持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西安面见西北军将领杨虎城。申明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就停止内战、互派代表、在西安建立交通站及准备联合抗日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4月9日，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会谈，双方就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守原则、互派代表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其后，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杨改造部队，准备联合抗日。至此，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
5月5日，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大局，主动将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的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以西并同时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表示愿同一切放弃进攻红军的武装部队议和停战。中国共产党正确地估计了今后形势的发展，颇具远见地在这个通电中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而改为“逼蒋抗日”的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