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抗战初期除杀掉韩复榘之外，还曾数度杀人以惩诫作战不力者。就在扣押韩复榘的当天，蒋介石当众宣布了一个《作战惩罚办法》，计10条。同时宣布了《作战奖励办法》，也是10条。他训示说：“这一个办法颁布以后，各位就要转告部下一般官兵，使他们个个都能透彻了解，大家从此格外惕励奋发，努力抗战。凡因忠勇战斗而牺牲的，本委员长一定本着至中至正大公无私的精神，转请政府，尽量补充以优奖励。”杀韩复榘后，确实“振奋了士气和民心”。韩伏法后，其职务由孙桐宣接任，第三集团军士气大振，在战斗中屡有上佳表现。
1938年3月，日军大举南犯，企图会师台儿庄，后攻徐州。台儿庄属山东峰县，扼运河的咽喉，清代曾有江淮糟米400万石由此北运，枣庄煤田靠此地出口，从台儿庄到徐州，走津浦铁路只有一百四十公里，走陇海铁路仅仅一百公里。由于临沂一仗，将日军两个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造成矾谷师团孤军深人。临沂战斗是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和庞炳勋的军团打的。先是庞炳勋军团在临沂据城死守，后张自忠赶到，“两军内外夹击，如疾风暴雨。板垣师团不支，仓惶撤退。庞炳勋，张自忠两部合力穷追一昼夜，敌军无法立足，一退90里，缩人富县县城内，据城死守。沿途敌军尸横遍野，器械弹药损失尤大”。冯玉祥在后来称赞这一仗说：
“张自忠将军在山东临沂打了胜仗，日本人的大队攻临沂城，守临沂的是庞炳勋。双方打得很厉害，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的勇敢！正从日本的右侧背用了一个拦腰截击的办法，把日本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这时，蒋介石又将第一战区的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队调来守卫台儿庄。
1938年3月24日，蒋介石亲自和白崇禧来到徐州和台儿庄“指示机宜”。自3月24日至4月3日，日军矾谷师团主力全被孙连仲部队吸引在台儿庄的附近。在此期间，围绕台儿庄的战斗极为激烈。日军全力以赴，倾其所有兵力，并动用它的优势之炮兵和机械化部队，对台儿庄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孙连仲部队的池峰城师以与台儿庄共存之之决心，奋勇抵抗，反复肉搏，虽然台儿庄城塞被日军占去了四分之三，但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屹然未动，死力支撑，以待机动兵团对日军实施包围。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对这段历史有一个生动的叙述：“孙总司令要求与我直接通话。孙连仲说：‘报告长官，第二集团军已伤之十分之七，敌人火力太强，攻势过猛，但是我们把敌人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孙总司令说得如此哀婉。但我预算汤恩伯军团，明日中午可进至台儿庄北部。第二集团军如于此时放弃台儿庄，岂不功亏一篑。我因此对孙连仲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连仲知我态度坚决，便说：‘好罢，长官，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孙总司令和我通话之后，在台儿庄内亲自督战。死守最后一点的池师长峰城，又来电向他请求准予撤退。孙连仲命令他：‘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运河者，杀无赦！”’
在这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的战场上，这些国民党官兵有血气的表现，是可敬可佩的。最后是汤恩伯的集团军赶到，李宗仁又亲临指挥对日军矾谷师团的歼灭战，台儿庄之战终于以我方的胜利而结束。日本军队全军魂飞魄散，狼狈逃窜，溃不成军。矾谷师团长带着他的残兵败将万余人突围逃往峰县，闭城死守，已无丝毫反攻能力。
这一战役，日军死伤二万人以上，李宗仁对这一仗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他说“台儿庄捷报传出之后，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新曙光。”
据日本方面的资料说，当时蒋介石对台儿庄胜利的宣传作了如下指示：
“一、台儿庄之战，不过第二期抗战的初始胜利，应力戒因此次胜利带来骄傲。
二、长期抗战主要在于消耗敌人之战斗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点应有深刻认识，以免对持久心理发生不良影响。
三、努力阐明本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等之重大意义。
四、所有宣传应努力报导事实，慎勿夸张。
五、对敌加以笔伐之时，应止于攻击日本军阀，决不可对日本皇室及日本民族有所诽谤。”
台儿庄战役，的确是我国抗战以来所取得一次空前的重大胜利。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当时曾在武汉举行了盛大的火把游行，全国军民的抗战精神为之一振。
但是，台儿庄大捷虽然是一项很大的战役胜利，却并没有起到扭转中国整个战局的作用。可惜，对于这一点，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军政人员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包括最高统帅蒋介石本人在内，他虽然嘴上说“台儿庄之战，不过第二期抗战的初始胜利，应力戒因此次胜利带来骄傲”，但那只是从宣传角度上讲的。实际上，台儿庄一战，也使蒋介石陷入了对当时形势的错误估计的误区中。他在向官兵的训话时说：“今敌在台儿庄大败以后，必忿而向我报复，但其实力有限，仍是投机战略。只要我能首先堵住，再予迎头痛击，终必更获大胜”。正是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蒋介石不顾实际情况，盲目地向徐州地区增兵20万，使这一地区的兵力合计达到60万之众，意在挟台儿庄大胜之威，进一步扩大战果。而这时，日寇却放弃了津浦路的正面进攻，以其强大的、机动性很强的机械化部队从两侧迂回包抄，使蒋介石“首先堵住，再予迎头痛击”的作战方略落空，60万大军一下子陷人极其被动的境地。无奈，只得于5月19日放弃了徐州，转入对武汉的保卫中。
徐州弃守之后，因第一战区主力有陷入日军重围的危险，蒋介石即命令第一战区主力部队向平汉路以西撤退。6月6日，中国军队弃守开封。
为了保住发发可危的郑州，蒋介石竟批准了掘开黄河大堤。使黄水泛滥以阻止日军进攻的方案。6月7日，黄河铁桥被炸毁。6月9日，郑州北面花园段黄河大堤由人挖、炮轰，打开了宽约两丈的缺口，一时洪水滔滔涌出，将堤口冲开百余米宽，黄河水汹涌咆哮，向东南泛滥，淹没了豫、皖。苏三省四十余县的1700余万亩平原耕地，计有90万人死亡，610多万人陷人了汪洋之中，由此造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
蒙受了如此巨大的损失，却没能阻挡日寇的进攻，日军调头转向南进，后又沿长江西上进攻武汉。蒋介石为阻挡日军沿长江进攻，将轮船装满石头，在马当附近沉入长江，堵塞了长江船道。可惜仍未起到阻挡日军的作用。6月15日，日寇攻占了安庆，7月15日，攻占湖口，25日九江沦陷。至8月初，长江北岸的日寇又攻占了宿松和黄梅。至此，日军完成了夺取武汉的军事部署。
武汉保卫战是从8月初开始的，双方在数千里的战场上，进行了近3个月的激战，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同仇敌汽，对日作战十分英勇。陆海空三军一齐参战，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蒋介石保卫武汉的决心是非常大的。7月18日，蒋介石在接见英国《每日先驱报》驻华记者史诺时说：“武汉必能坚守，而日军后方，因中国游击部队日益活跃之故，则将变为前线。”他又说：“纵令武汉将来有不能守之一日，殊亦无损于抗战之毫末，相信保卫武汉之战，必使敌人遭受重大之损失也。”
为了推动蒋介石抗战，增强国共两党合作，在武汉保卫战期间，周恩来曾转交毛泽东致蒋介石的亲笔信：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励，虽顽寇尚未戡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战争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
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保卫战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国共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精神空前高涨。撤退到武汉的各救亡团体，在保卫武汉的抗战中，更加积极地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广大市民支援前线。中国共产党参与其间，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在他们的支持下，抗战宣传和抗日文化运动得到了很大发展，对宣传抗战、鼓舞人民坚定胜利的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宋美龄在参加抗战救亡的工作中，表现也一直非常活跃。武汉保卫战期间，宋美龄领导成立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自任指导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38年10月，日军为策应武汉的攻势和切断中国海上的对外联系，发动了对广州的进攻。10月12日，日军自大亚湾和大鹏湾登陆，21日广州沦入敌手。广州沦陷后，中国失去了唯一通往海外的门户，武汉方面的防守也已陷人危机之中。虽然广州失陷后，国民党余汉谋集团转至清远、横石、良口圩一线，意在阻止正面日军，但对于武汉局势已根本不起作用了，因为日军可沿粤汉铁路直达武汉。
10月22日，即广州沦陷后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
10月24日晚，蒋介石偕宋美龄乘飞机离开武汉，中途因飞机迷失方向而返回汉口。当第二天早晨4时蒋介石的飞机再度起飞时，日军已迫近汉口城外15公里处了。
10月25日，汉口弃守。
这时，日本对中国的情况分析是：“武汉攻略后，中国将利用其残存之西部数省，努力恢复其战力……今后应重视政略的进攻，培植并加强新政权，使国民政府趋于没落，始克有效。”自此，日本对蒋介石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政策。
武汉失守之后，日寇主力进入湖南北部，蒋介石以为日寇必夺取湖南长沙，在长沙的一次会议上说：“火车和火车头都向西南退，把铁路都挤满了怎么办？都烧掉算啦。”在这种“焦土战术”的思想指导下，他决定，如果日军进攻长沙，则将市内一切重要设施纵火焚毁，然后撤退。为此并将军队组成放火组。当时的命令规定：见市内起火便是信号，放火组便在全市一齐放火。1938年11月13日凌晨，未料南门外的伤兵医院失火，士兵们误认为就是信号，便一起放起火来。最为可恶的是，政府当局在事前不向市民预告，又没有疏散措施。一夜之间，大火吞没全城，到14日大火才熄灭。长沙城大部分房屋被焚毁，居民被烧死2万余人。长沙大火引起中外谴责。11月16日，从武汉逃到长沙南岳山中的蒋介石来到长沙，视察火灾状况，只见全市一片瓦砾。他要举行茶会招待外侨，亲自向外国人表达遗憾之意。可惜全城已被烧光，连茶叶也买不到。为了平息民愤，蒋介石下令将指挥纵火的长沙警备司令叶梯（黄埔一期学生、曾任蒋的侍从室二组组长、属蒋的亲信）、警备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三人枪毙了。
当时日寇已无兵力继续内侵，在占领湖南的岳阳后，就停止了进攻，日本人既然不进攻长沙，蒋介石本想把统帅部迁回长沙。如今长沙已付之一炬，蒋介石只好于12月初来到战时首都重庆。
蒋介石的这一次杀人，实在杀得不够光彩。本来，焚烧长沙、搞“焦土抗战”的命令是蒋介石本人下达的，到头来却把忠实执行他的命令的部下们给杀了头，实是不能服人。10月12日，蒋介石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交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蒋介石发了电报还不放心，又让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直接给张治中打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当时，张治中的心情十分矛盾，他在解放后曾说过：“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不安。一年来的工作，使我对湖南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怎忍使长沙人民的财产付之一炬？所以思潮起伏，矛盾苦闷。不执行是不行的。蒋当时是最高统帅，我是省主席，理应服从命令。……所以我只好照办，就将电令交给长沙警备司令叶悌执行。”
蒋介石预料敌情非左即右，日军本已无力南犯长沙，而他却以为敌必攻长沙，慌慌张张下令烧了长沙，却又嫁祸于部下，杀替罪羊以平民愤，实是不够“中正”。
武汉失守后，抗战第二阶段开始。陈诚曾有概述：
“在抗战第一期各战役中，敌既未能歼灭我野战军，达到速战速决之目的，自武汉会战后，我军已转入山岳地带，地形复杂，交通不便g敌机动能力大为减削，且连络线延长，兼受我游击队之袭击，补给运输益感困难，既因其自身已达战略顶点，无法前进，不能不改为战略守势。更因我作战指导之适切，敌虽欲以战术攻势打击我军，亦不可能。乃不得不改弦更张，实施以战养战，一面扫荡我沦陷区游击根据地，一面经常抽调兵力流窜，以攻为守，而我之作战指导，则为策动敌后游击，化敌后方为前方，同时发动局部攻势或反击，以加大敌之消耗，而抽调部队积极整训，加强战力，以为反攻之准备。迄太平洋战争爆发，敌战术攻势，并因其南进而改变，我则以游击消耗战，施行持久攻击，不断打击敌军，牵制其大部兵力。国军为抵制敌之战术攻势，曾创一以劣势装备抵抗强敌之典型法，即阻绝前地交通，改变地形，延长敌后连络线，逐次消耗之，然后依正面之强韧抵抗，转移主力于两翼，围歼敌人于顾其之地点；所有自二十八年三十二年之历次会战，皆依此而获得极大之战果。自三十三年以来，盟军在太平洋上之攻势，逐渐加强，敌海运威胁日形增大，我驻印军，以打通滇缅路之目的，横断缅北原始森林，对敌展开攻势；滇西远征军亦西渡怒江，策应缅北作战，着着胜利。于是敌为打通其所谓大陆交通线，从事最后之挣扎，于是豫中、长衡、桂柳诸会战相继发生，且进窥黔桂，此时本不难调回缅北劲旅，以挽颓势，只因滇缅路之打通，仅功亏一篑，乃毅然贯彻缅北作战计划，未为所牵动；三十四年一月，滇缅路率告打通，我反攻之气势乃起，迄五月间，实行局部反攻，进展顺利，正于七月间，谋配合盟邦行全面反攻，而敌于八月十日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战乃光荣胜利。”
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敌我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此时把军事进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共领导的后方抗日根据地，以“共同反共”的口号引诱国民党，并辅以少量的军事进攻相威逼，期以挑拨国共关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汪精卫叛国投敌，当了可耻的汉奸。
3．汪逆叛国内幕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汪精卫就公开宣扬：“战必大败”，积极主张对日投降。他是个权欲狂，一向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然而在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中，屡处下风，忖度在独揽一切的蒋介石手下，永无出头之日。因而想通过中日和谈，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取蒋介石而代之，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他于1938年7月，派亲信、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秘密赴东京，与日本军政首脑会谈，商定由汪精卫出面“交涉和平”，“收拾时局”。
1938年 11月中旬，高宗武与国民党立法委员梅思平，受汪精卫之命潜赴上海，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和伊腾芳男，在江湾重光堂密商对日和谈的条件与推进办法。经8天讨价还价，双方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日华协议记录》。
26日，梅思平将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重庆向汪精卫报告。高宗武则留在香港，居间联络。
当时，汪精卫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曾仲鸣、陶希圣、陈璧君等开了六七次会。陈公博反对汪精卫单独与日方言和：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在国民党内，不可有两种主张，否则易为共产党所乘。再则，匆匆离开重庆，日方一旦变卦，我等将陷于进退失据的困境，如签订《塘沽协定》历史重演，汪先生将遭万众责备。
陶希圣则为安危担心：“军统暗探比比皆是，一旦泄漏天机，大事不成外，身家性命难保，还是从长计议为好。”
梅思平抬出日本人压众：“汪先生离渝，日本政府发表对华新政策声明，均报请日本内阁确定。如不烙守，日方便以为汪先生无诚意，久后再联系就难了。”
周佛海附和道：“是啊，汪先生如不如约脱离重庆，另组新政府也就不能。”
汪精卫咂咂嘴：“与日本人的交道，是不大好打的，当年日本副领事藏本明明自己走失，其大使却向我这个外交部长要人，一日数次咆哮汹汹，回想起来不免心有余悸。”
一心想当第一夫人的陈璧君，再也按捺不住了，瞪了丈夫一眼；“如此优柔寡断，畏首畏尾，能成得了大事？时不可失，机不再来，一定得离开重庆！老蒋也想与日本谋和，他若知你捷足先登，会放过你？你留在重庆还想挨黑枪吗？”
“让我再想想。”汪精卫叹了口气？这是关键的一步，不能不慎重考虑。”
以后几天中，汪精卫一直心神不定，如果不是一心想当中国最高领袖的政治野心，以及陈璧君、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的极力怂恿，他或许可能迷途知返了，最终决定不去跳火坑。
决定叛逃之后。汪精卫慌忙作出逃准备，他召集群奸商量从重庆去香港的路线、方法。
梅思平提议由重庆搭飞机直去香港，即被汪精卫、周佛海否定。原因是：汪精卫身为党的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会长，地位显赫，公开去香港太冒险。
“还是先去昆明，转道河内去香港保险。”陈璧君显得胸有成竹地说。
“龙云靠得住吗？”陶希圣惊异地问，“既然途经昆明，总瞒不过这个云南王。”龙云当时是云南省主席。“一百个放心，云南王早就被我拉过来了。”又是陈璧君满脸得意之色，介绍了拉拢龙云的经过。
蒋介石迁都重庆后，将云南地方部队调往前线，以抗战为名达削弱龙云势力之目的，龙云深为不满且与之矛盾日益加深。汪精卫利用矛盾，对龙云极力利诱拉拢。不久前，陈璧君以中央监察委员身份，两度赴昆明视察向南洋华侨募捐，为龙云开发个旧锡矿及提供军需费用。她又有意无意流露对蒋介石的种种不满情绪，龙云也知蒋汪素存芥蒂，又知汪精卫一派在中央很有些势力。决意依附汪精卫以增强与蒋介石抗衡的力量，所以直言指责蒋介石，无所忌惮。当下陈肇君心中暗喜，趋声附和。当时陈、龙二人一唱一和，愤满之情达于极点。当陈璧君说到，汪精卫在中央徒有虚名，想换换环境时，龙云慷慨而言：“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由昆明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
正因为有了龙云这个表态，汪精卫才敢放心地借路云南了。
对于如何走法．群奸议决：以分散出走为宜。具体安排是：梅思平日内先经香港去上海，向日方报告商讨的一切。周佛海本是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以视察宣传为名，于5日去昆明。陶希圣托词讲学尾随而去，此人身任艺文研究会总干事。陈公博系四川党部主任委员，常驻成都，于19日直飞昆明。汪精卫夫妇与曾仲鸣18日走。
离出逃的时间日近一日，汪精卫依然去中央党部办公，与平时一样衣冠楚楚、整齐且举止文雅，不失君子风度。汪公馆也显得很平静，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然而每至深夜，大门紧闭的汪公馆里，汪氏夫妇便忙碌开了；或是处理文件书籍，或是收拾家私杂物，以便于行动出发。他还以节省开支支援前线为名，辞退了几个靠不住的佣人。
当时处于战时非常时期，即使中枢要人离开重庆；均需最高当局批准。正巧蒋介石在前线视察，给汪精卫叛逃开了方便之门。他嘱交通部政务次长彭学沛，预订了10日飞昆明的机票，并嘱保密。彭学沛是汪派中人物，自然守口如瓶。
9日那天早饭过后，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汪精卫拿起一听，传来了蒋介石的文胆、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陈布雷的声音：“蒋委员长已从前线回了重庆……”
“啊？！”如遭五雷击顶，汪精卫脸色倏变，然而他立即镇静下来，“啊呀，外边汽车发动，听不清楚，你讲大点声。”
“委员长回来了，要汪先生下午2点参加会议。”陈布雷提高了嗓音说。
“知道了，我准时出席。”汪精卫放下听筒，用手背抹着额头的津津冷汗。随之将蒋介石回渝的事告诉了妻子陈璧君。
陈璧君一听也慌了手脚，武汉失守以后，老蒋一直在前线视察，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回来，一定是冲着我们的事来的。
曾仲鸣与陈璧君所见一样：“完全有可能，汪先生是副总裁，蒋介石回重庆，照理应先通知汪先生，为什么突然回来了？”
“下午开会决不能去，以免自投罗网”。陈璧君越想越怕。
“事情不一定那么严重。”汪精卫紧张的心渐趋平静，用手指敲着太阳穴分析说，“中央已作规定，中枢领袖乘飞机一不拍发电报，二不告诉航空公司，意在保密，故蒋介石回重庆似为突然，实属正常。再则，与谋和之事，只我们几个知道，均极端可靠，不会走漏风声。其三，若是天机泄露，必在泞不及防中被逮捕；岂容你我安然在此？”汪精卫分析的条条是道。
“话虽这么说，然防患之心不可无，去开会时把手枪带上。”陈壁导仍是放心不下。
汪精卫点点头：“小心一点是应该的。”他眼露凶光，“若有突变，叫蒋介石同去地狱！”
夜深沉时，汪精卫终于回到了家里，陈璧君如释重负，遂问丈夫明天能不能走。
汪精卫缓缓摇了摇头：“会上，蒋介石再三强调，抗战为即定国策，务必烙守，不容言和。这些话显然是针对我来的，似乎对我有所怀疑。再则，近几天都有重要活动，蒋介石均要我参加，故不能轻举妄动，且过两天再说吧。”他草写了两行字，递与曾仲鸣：“这是给佛海的电报，你快去拍发。”
紧接着，汪精卫又退掉了预定的飞机。蒋介石突然回渝，打乱了他的叛逃计划，一时无法脱身，他还担心行动有否暴露，因而惶惶然不可终日。
12月8日清晨，昆明金城银行二楼。
陈春圃人未到而声生到：“周先生，有电报来了。”
周佛海急忙下床开门，将密电码交与陈春圃；“快快译出来。”
不一会儿，陈春圃已将电文译出：
“兰妹因事不能如期来，秀妹出阁佳期不必等候。”
他左看右看，一时不解其意。这时，周佛海洗好脸拿过来一看，失声惊叫：“出了麻烦了。”一屁股跌坐在沙发里，呆若木鸡。
原来电文是隐语。“兰妹”是汪精卫的代号，“秀妹”指的是日方，“出阁佳期”是谓日本政府发表对华新政策声明的日期，总的意思是：汪精卫因故不能依原定时间离开重庆，要周佛海速告诉日方，不必等他而误了发表声明的日期。
周佛海苦苦思索：汪精卫不能如期离渝究竟出何原因？是气候恶劣不宜起飞？是身体欠佳？莫非出了纸漏？想到这里，他不由得不寒而栗！
汪精卫不能如期出逃，也使日本政府陷于被动，近卫首相以身患感冒为托词，取消了原定12日的广播演说，声称延至14日。两日之后，仍未得到汪精卫离开重庆的消息，便以重感冒未愈为由，暂时取消了演说。
蒋介石回重庆后，又是会议，又是视察，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汪精卫都必须陪同。
时来运转，机会终于来了。
17日傍晚，陈布雷打来电话，说明天上午，蒋介石将要给年轻的中央委员训话，问他是否参加。
汪精卫闻听，一阵惊喜。因为按惯例，此种会议，作为党的副总裁的他，是可以不出席的，遂以急于准备演讲稿去外地演讲为名推辞了。他决计趁蒋介石去训话之时，逃离重庆。
1938年12月18日上午，正当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礼堂全神贯注讲话时，汪精卫开始了他的出逃计划，一辆吉普车从汪公馆大门缓缓滑出，拐上大街，往珊瑚坝机场而去。
车至机场外停住，陈璧君拉开窗帘一角，观察四周动静，见无异样，招呼众人下车，闲话着向候机室走去。
她的前脚刚跨进候机室，似触了电般一怔，不由自主停住了脚步，脸露惊煌之色--
斜对面靠墙长条椅上，坐着空军司令周至柔，旁边站着四五个警卫，个个腰插快慢机，警惕地注视着周围，其中一个，似已看到了陈璧君。
是否蒋介石今周至柔来监督我们？陈璧君本能地后退了一步，继而一想：何必疑神疑鬼呢？他若发现我们来而复去，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成败只在今朝。于是满面春风走了进去，抢先招呼道：“哦，周司令也在等机，是去前线，还是另有公干广周至柔一见是陈璧君，忙不迭地站起：“汪夫人，您请坐，夫人是……”
“汪夫人有点公事，去昆明走一趟。”曾仲鸣抢先代为回答。
“那再好没有了，我也去昆明。”周至柔在陈璧君旁边坐下。
听说周至柔也去昆明，陈璧君暗暗叫苦。她佯作轻松地与周至柔闲谈起来，暗中留意对方言谈举止正常，心里才稍稍安定。离起飞时间只十分钟了，乘客已验票登机，周至柔起立请陈璧君上机。
“周司令先上好了，机上见。”陈璧君有意要把他支走。周却不走，大概出于对这位副总裁夫人的尊重，伸手做了个“请”的姿势，“不，还是汪夫人先上。”
这下可把陈璧君急坏了，也算是急中生智吧，她转身向曾仲鸣：“稍等一等，我去去就来。”说着径直向标有“女厕所”字样的方向走去。周至柔这才先行上了飞机。
几分钟又过去了，汪精卫仍杏无踪迹，陈璧君不时注望通往机场的公路，急不可奈。她再次看了看表，离起飞只有三分钟了，便要曾仲鸣通知机场，说汪精卫有事去云南，因批示紧急公文迟到，飞机暂缓起飞。
正在这时，珊瑚坝上一辆轿车飞驰而来，一转眼已到机场外，是汪精卫到了。陈璧君三步并做两步追上去，从丈夫手里接过小皮箱，悄声告诉他周至柔也在机上。
在机场上的军统特工，对汪精卫去昆明事前一无所知，不敢贸然上前查问。汪精卫见他们注视着自己，索性走了过去，道声“辛苦”，又亲热地与他们握手。然后与陈璧君指指点点，谈笑风生，故竟饶了一个大弯，慢悠悠地走向舷梯。
“江副总裁好！”周至柔瞥见了汪精卫，忙忙向机舱口迎接，还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汪精卫颔首还礼，笑容可掬：“刚才壁君告诉我，周司令与我们同机，好极了，多了个旅伴。”
飞机滑行一段后，头一昂，斜插云空。汪精卫轻舒了口气，与陈肇君相视一笑。
当时午后一时许，飞机飞临昆明上空，盘旋几圈后徐徐阵落。汪精卫向外一看，破口大骂：“龙云这个老滑头，搞得什么名堂。”
机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飘拂，军乐声锣鼓声大作。龙云一身新装，率文武官列队迎接，“欢迎副总裁莅临视察”的大横幅特别显眼。汪精卫怒不可遏：“谁让他搞这么大场面？仲鸣，你去告诉他，就说我身体不适，一律改日延见，把欢迎队伍撤去！”
待机场上人们尽行散后，汪精卫方才下机匆匆钻进汽车，去了下榻处。一路之上，欢迎标语到处可见，他越看越气，拉长着脸一言不发。龙云佯作不知，热情地向他指点街景。
送走龙云后，汪精卫把气都出在陈春圃身上：“饭桶，叮嘱你让龙云一个人来接，为什么来了那么多人？还贴了那么多的标语？”
陈春圃哭丧着脸解释：“我把汪先生的话转告了龙主席，他当时是答应了，事到临头突然变了，通知厅、署、局长迎接。我发现后要他改变，他说来不及了，汪先生怪罪下来由他负责。”
“这老滑头居心不良。”汪精卫益发生气：“我是托词来昆明的，知道的人越多，就越难对付，将来他们明白真相后，还不是群起攻击骂得更凶吗。”
龙云当然有自己的打算，他是在预留后路。汪精卫来昆明事秘而不宣，将来蒋介石追究起来，助江叛逃的罪名不可推卸，于是他才安排了盛大的欢迎场面。
傍晚时，龙云打来电话，说是晚上宴请美国大使詹森，欢迎汪精卫光临。汪精卫余怒未消，以机上受颠簸、身体疲乏为由一口回绝了。
汪精卫因与周至柔同机，待周一回重庆，自己到昆明的事即会传到蒋介石耳中。又昆明朝野都知他来此，所以不敢在昆明耽搁。当即他告诉陈璧君：“在昆明多留一刻，就多一分危险，明天一定离开。”于是打电话给龙云，要他于招待美国大使之宴会散后，前来商谈要事。
汪精卫与龙云密谈至深夜，向龙云托出了离渝推行“和平运动”的计划，末了他说，“该说的都已告诉了你，你如是不同意，即可电告重庆把我扣留，向蒋介石邀功请赏。”讲此番话时汪精卫形似镇定，心实紧张，不安地等待回答。
龙云笑笑说：‘“汪先生何出此言？汪先生的努力真能达救国之目的，我必赞同。不过有一点，希望汪先生与日方交涉，日军在一年内撤退。”
“我必向日方力争实现之。”汪精卫心定了，“既然你赞同我的意见，就请给我定一架飞机，明天飞河内。”
龙云当即拍板：“定机位的事包在我身上，由省府出面包一架专机，明天我亲自恭送。”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一行如漏网之鱼，钻进了龙云包租的欧洲航空公司客机仓惶出逃，飞往河内。为麻痹蒋介石，他在上机前发电重庆，意谓飞昆明时，以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拟在昆明多留一日，然后返渝。
从此，汪精卫背叛了祖国，沦为卖国投敌的头号汉奸。
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时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是当时中国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他的突然叛逃，立即引起国内外舆论的猜测，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件大事。
1938年12月20日，蒋介石在陕西西安接到龙云的报告大吃一惊。这一天，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12月24日下午，蒋介石由西安回到重庆。当天晚上，即通过顾问端纳转告美、英两国驻华大使说：“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想到和日本谈和，而且现在正准备大规模之抵抗。”因为汪精卫脱离重庆后，流传着这样的推测--“汪兆铭受了国民政府的密令，是和战两面工作的一个使者”，所以蒋介石才急忙发表了这个声明。与此同时，蒋介石秘密派遣谷正鼎携带着一份外交护照及旅费，飞越南面交汪精卫。26日，蒋介石发表《驳斥敌相近卫荒谬声明演词》指出：“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以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括，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这一天，恰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日，蒋介石到场并讲了话，批驳了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张。他说：“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并吞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而决不在所谓中日合作或经济提携等等的形势。”在这次的讲话中，蒋介石绝口未提及汪精卫叛逃一事。27日蒋介石致电汪精卫，劝他速返重庆。29日，汪精卫发表唁电并致书国民党中央，认为他的行动同原来蒋介石通过陶德曼同日本搞和谈是一致的。
关于蒋介石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谈判的事，汪精卫所说倒也不差。1937年 11月下旬，日军已迫近南京并多次轰炸南京。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和汪精卫分别住到了中山陵自己的房子里，冒着危险滞留南京，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秘密谈判，试图通过他与日本政府“议和”。后由于日方所提条件甚为苛刻，丧权辱国的条款太过明目张胆，故尔蒋、汪不敢冒天下之大不违，最终没有向日本妥协。在当时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击日寇侵略的情势下，蒋、江联手秘密求和，的确不是什么值得称颂的好事。所以，蒋介石当时曾要求陶德曼“一切都不要公布。”可见他也知道这种事是见不得阳光的。而汪精卫叛逃后，居然将此事捅了出来，这当然使蒋介石感到非常恼火。此后数年间，蒋介石一直命令手下的特务组织不惜一切代价刺杀汪精卫。出以公心，是绞杀汉奸；而出以私心，则多半与汪精卫“说话太多，知道的秘密太多”有直接的关系。
1939年元旦，蒋介石主持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了汪精卫的“唁电”并最后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
4．依旧跟共产党过不去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
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对内政的重要议题是“整顿党务”。会上，蒋介石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所谓“党魂”，则是被蒋介石曲解了的“三民主义”所谓“党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会上通过的“整理党务”决议，规定了国民党要以“防共、反共”为中心任务加紧组织的发展，“力谋新力量之增加与培养”，“力求乡村社会力量中之发展”；加强国民党内部的思想统治。即所谓“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以及对全体国民党员。尤其是下层组织的严格控制。会议还根据蒋介石的报告与讲话，决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会上，还作出了一些强化国民党独裁统治，加强蒋介石个人权势的重大决定。其主要者：决定设立党政军一元化的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规定“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权力。还规定了实施《国民抗敌公约》的办法，其中规定：全国人民以保甲为单位，宣誓“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尽心尽力，报效国家”；宣誓后如违犯誓言，要“依法治罪”，以此严加控制人民的思想、行动，禁止人民的革命活动。
根据会议精神，会后国民党有关部门即制订和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并且加派有力部队“前往冀鲁”，“以限制共产党之发展”，以“收复失地”为名，侵占解放区；经济上搞封锁，既不发饷，又以统一经济制度为名，不许自筹补给；政治上亦不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权，阻止青年奔赴解放区而且还要以特务手段破坏共产党组织。
这些事实说明蒋介石一刻也没有忘记消灭共产党，只要腾出手来他就要反共。在抗日战争中，战斗在敌后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壮大，对于抗击日寇、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是有利的，是符合整个国家民族利益的，但却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惧。他深恐共产党在抗日过程中“坐大”，因此当日寇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就开始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了，这标志着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向着退步、消极、反动方向转变。
蒋介石虽然同中国共产党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始终把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部队作为敌人来看待。蒋介石把“做了日军傀儡的汉奸”和“不服从命令的共产党”作为国民政府“面对两大内敌”。蒋介石在日记中一再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假抗日、真作乱”。甚至对中国共产党的根超过了对日伪的恨。当日本忙于制造汪精卫的伪政权因而在军事上暂时停止了大规模地侵犯时，蒋介石在日记上说：“军事如常，无变化，惟共产党作崇为可恨耳广
1939年5月7日，蒋介石又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作了任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蒋介石否定了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认为惟有三民主义“博大精深，能涵盖一切”，“无丝毫偏颇之弊”，最“充满无缺的革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并制作了一张“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表”，并具体解释了这张表。其核心就是主张由国民党一党独裁。蒋介石说：“一切要由党来负责。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其意义即是以党来管理一切，由党来负起责任。”
1939年12月，蒋介石又指使胡宗南率部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妄图扼杀抗日武装力量。当时，朱德、彭德怀等曾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进攻边区的罪恶行径。
在1940年4月召开的由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上，何应钦作了一个题为《冬季攻势开始以来晋冀鲁各省所发生之不幸事件》的军事报告，大谈所谓“国军自去年冬季攻势开始后，北方各战区连续发生不幸事件，自行对消抗战力量，并给敌军以抽调转用之自由。”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破坏行政系统，建立特殊名称”、“违背现行法令，建立特殊组织”、“利用军队，造成割据”、“利用抗战形势，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何应钦在回答董必武。梁漱溟的询问时说：“十八集团军在陕北造成一种特殊组织，即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继又造成‘晋察边区政府’、‘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均自委官吏，自成风气，自行征收粮税。此外，并擅设银行，发行纸币，至数千万元以上。似此破坏行政系统，违背现行法令，利用军队，造成割据，企图达成国家民族以外之利益，实属非是。至于军队方面……朱总司令等刚电谓其全军有23万众，在中央机关从来无案可稽。据调查该集团不但自由扩军，而且自由行动。”而且叫嚷“目前政府对于各地的不幸事件，在政治上，仍抱宽大态度，希望十八集团军凛于国难之严重，一致团结抗战，但在军事上必须严格要求。任何军队，均应严守军纪，绝对服从军令，如再有轨外行动，必照军纪，予以严厉制裁。” 1940年7月16日，蒋介石又提出一个所谓《提示案》，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及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这个《提示案》的要点如下：“一、拟定‘陕甘宁边区’的范围（此时准其包括十八县），改称‘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二，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其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三。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令后1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规定地区之内。四、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另再增加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很显然，这个《提示案》就是限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日，这是在抗战中反共的一个先声。同年10月19日，蒋介石又由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向第十八集团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说什么“历次不幸事件，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及新四军所属部队：①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②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③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④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于是就提出“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队，限于电到1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地点。第三问题所规定之作战地境内（黄河以北），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其它各问题之命令。”在“皓电”发出以后，顾祝同就积极制订“防堵计划”。同年12月9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下了手令。今文说：“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限”。“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于本年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即遵照参谋总长10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于是，在1941年1月，当新四军军部和一、二、三支队的部分武装1万人北移时，惨遭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袭击，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皆壮烈牺牲，酿成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而蒋介石在同年1月25日对苏驻华大使说：“新四军之干纪抗命，已非一日，由来已久。余可保证：新四军之种种宣传，纯为谣言，绝不可信……新四军违抗命令，伤害友军与妨碍抗战之事，自去年春夏以来，先后在江北袭击友军，指不胜数，中央一再宽容，冀其终所觉悟。”蒋介石把这次袭击新四军北撤的“皖南事变”与北伐战争时期的“中山舰事变”等同看待。蒋在1月30日的日记上说：“解决新四军案，撤销其番号，此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