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中统特务发现经济部某职员有共产党的嫌疑，徐恩曾得知，如获至宝，马上下令重庆区特务到经济部抓人。谁知特务行动受到经济部大多数职员抵制，逮捕行动失败。翁文濒也十分愤怒，认为不通过部长抓人太不尊重人格，马上到蒋介石那里告了中统一状。
蒋介石本来已对徐恩曾窥测经济部长职位、不安心本职工作十分不满，而且中统公开捕人亦不利于蒋的统治形象。蒋介石先下了手令，对徐恩曾大加申斥，警告徐恩曾不得滥加捕人，捕人应由有权机关办理，中统局只是党务机关。
确实，中统公开抓人违反了中统的一贯作法，这也可见徐恩曾欲倒经济部长翁文颁的急迫之心。蒋介石后来犹不解恨，又亲自召见徐恩曾，将其大骂一通，勒令他将执行这次任务的中统重庆区头目及具体人员一律撤职，扣押查办。
这件事的风波仅平息一、二个月，到1943年冬，一向与中统有矛盾的军统将徐恩曾第二个老婆王素卿在成都放高利贷、做投机生意、逼死人命的不法行为，一古脑密报蒋介石。蒋介石在中统、军统、宪兵等各单位召开的“甲种会报”会议，痛斥徐恩曾“你应该好好管教管教”。蒋一贯对部下不听指挥不务正业和贪污最为不满，这是借徐恩曾老婆的不法行为再次申斥徐恩曾。
1944年4月，又在一次“甲种会报”上，蒋介石向特务情报机关负责人询问河北、山东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及中共抗日武装情况，因徐恩曾精力都用到钻营官位上去了，事先没有充分准备，一时张口结舌，顾左右而言它。而戴笠则精心准备，口若悬河说得头头是道。蒋介石大发脾气，严责徐恩曾没有集中精力办事。
随后在国民党的一次中央全会开会期间，忽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现一条标语，赫然大书：“总裁独裁中正不中”。徐恩曾不敢怠慢，马上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严令徐恩曾必须彻查予以严办。虽然，徐恩曾动员了庞大的特务网，费时日久，始终未能破获此案，也无法向蒋介石交待。这更引起了蒋介石的愤怒，他又一次严厉斥骂徐恩曾：“在我们的心腹重地，出现这等事，既未能事先加以防止，事后又不能查出究竟，实在有亏职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蒋介石在1944年秋又在一次“甲种会报”上第五次严厉责问徐恩曾：“共产党造谣言，说我与护士同居，破坏我的威信，你为何不对我报告？”《新华日报》天天登载反对我、反对党国的言论，你为何不负责任，听任其发行传播？这充分表现了你的腐败无能！”措施之严厉真是前所未有。
当时重庆广为流传着蒋与某女如何如何的流言，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徐恩曾认为“没有报告的价值”，主要怕报告了蒋恼羞成怒，又要彻查。据说流言都是从蒋的侍从人员中传出来的，徐恩曾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至于中共的《新华日报》，不惟中统，连军统、三青团等单位一直在拼命破坏，同样不能阻止《新华日报》的发行。有这样一个真实的小故事：某一次军统重庆稽查处处长陶一珊，在戴笠面前夸口，他已有办法让《新华日报》第二天不在重庆露面。他的办法是让军统特务带领流氓打手分别在各要道路口把《新华日报》报童的报纸全部抢光。第二天，报纸果然没有来，陶一珊正打电话向戴笠报功时，报纸都到了--只不过比平常迟到而已……这说明，军统办不到，中统也不可能有更高明的办法阻止报纸的发行。但蒋介石单拿徐恩曾加以痛斥责骂，这足以说明问题。徐恩曾此时才有所醒悟，但为时已晚。
其实，蒋介石不光当面加以痛斥，在一些书面文中也常常加以训斥。如 1944年蒋介石的美籍顾问拉铁摩尔访问解放区，归来写了报告呈蒋介石阅。内容叙述解放区如何振作，组织如何之好，特务汉奸在此无任何活动缝子可钻等等。蒋介石越看越心头火起，批阅给徐恩曾，警告他“如再因循泄沓，尸位素餐，将来死无葬身之地矣”。
还有，蒋介石很重视与汪伪集团的打入、联系工作。但徐恩曾是个亡国论者，曾哀鸣：“我们拿什么来同日本人打？枪炮不如人，训练不如人，工业更不如人……”等等，与汪精卫的卖国言论如出一辙。所以，中统在这方面成绩不如军统。虽然戴笠也反共，但他在抗战问题上却属于黄埔系少壮派主战阵营，对除奸、联系汪伪很卖力气。所以这一点也导致蒋介石对徐的失宠。
另外，军统、政学系等一直与中统勾心斗角，不时在蒋面前打小报告。蒋介石早已不信任徐，竟安排了郭紫峻、顾建中两个副局长牵制，这也是违反蒋介石在特务系统中只委任一人专司其职的做法。加上二陈的见弃，徐恩曾的倒台终于不可避免。
这个坚决反共十五年之久的中统特务头目，终于最后被蒋介石一脚踢开。徐恩曾后来办过“机械农垦公司”、“中国打捞公司”，发过投机财，但政治上却很寂寞；除竞选过一次“国大代表”外，闲极无聊时常常在家里放电影、开舞会。
他曾有过一番表白，反映了他的内心想法。他有一次对朋友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特务莫过于武则天时的来俊臣。周兴，声名赫赫，但最后都被武则天设计所杀。武则天之所以杀二人，是因为他们知道隐私太多了。”徐恩曾感慨不已：“自古大特务都是不得好死的。”他不无辛酸的自慰：“自幸只是被撤职，而没送命”。
1949年3月，他与其妻费侠从上海逃往台湾，渡过默默无闻的一生。
3．军统崛起
1927年是风雨飘摇的一年，尤其7月蒋介石在政治上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各派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每每使蒋介石处于被动的地位。
有鉴于此，蒋决心加强军事上的情报工作，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密查组，由戴笠等10人为成员。任务是调查异己分子，加强嫡系及杂牌部队的控查，掌握反蒋势力动向。表面以调查部队军容风纪为掩护。
但时间不长，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密查组等于无形解散。
1931年冬，蒋介石受《墨索里尼传》的启发，意图成立一个类似墨索里尼黑衫党或希特勒褐衫党那样的法西斯组织。蒋尤其对墨索里尼和他的黑衫党大感兴趣。墨索里尼本是一个新闻记者、社会党普通党员，依靠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和一部分军人为骨干，成立了法西斯组织黑衫党，并于1922年发动“进军罗马”的政变，从而建立起了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蒋由此受启发，也想成立类似组织，彻底搞垮政敌，打击异己，维护和巩固他的绝对领袖地位。
1932年初，蒋介石授意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桂永清、曾扩情、胡宗南、郑介民等十三人筹组复兴社（又称蓝衣社，对内称力行社），经过反复讨论，于3月初正式成立。机构有各处及书记、中央干事、中央监察等，但蒋介石最重视的是特务处处长，它实际上是复兴社的核心，由此看出蒋介石是想把复兴社的核心搞成一个特务组织。因而，特务处长的人事安排却一直颇费周折，当时有最佳的6个人选，如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郑介民等，戴笠虽也列名，但因资历较浅，多数人都不赞成。复兴社成立之后的十三位骨干（后称“十三太保”），惟有戴笠是黄埔六期毕业，本来都不够格参加筹备。
蒋介石经过反复考虑，终于1932年1月26日晚，召见戴笠，正式命令由他主持复兴社特务处。
消息传来，不少人不解甚至不满。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确实没有看错戴笠。
但是，蒋介石为什么不用其它人，专门挑选资历浅的戴笠担此重任呢？
戴笠被蒋介石看中，还真不是凭他的资历。他的黄埔六期骑兵科的学历不仅没有毕业，而且按黄埔系的说法，也太靠后了。举个例子，抗战期间，周恩来、林彪路过胡宗南的防区回延安，胡宗南是黄埔一期毕业，周恩来是他的老师，所以他挑了部下30多个黄埔同学为老师接风。但他却不请林彪，原因是林彪是黄埔四期的，他瞧不起。
戴笠之所以受蒋的器重，主要原因是他的特工才干。戴笠人很聪明，上小学、中学成绩都很佳，曾投笔从戎，也浪迹三教九流之间，这对他以后从事特工工作颇有好处。20年代初在上海交易所认识了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杜月笙等人。回来又回乡组织过民团，依附过王亚樵的部队。后来因觉得王亚樵只是绿林豪杰，终难成大器，又投考黄埔，搭上黄埔六期末班车。
在清党中，戴笠即充当了自觉的密报员的角色，先后密报过20余名共产党员学生，并从此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性。当然，他也密报教官中的腐化状况等。
1927年夏，戴笠参加了密查组。经常越级拦蒋介石的车递送情报，蒋介石刚开始还以为他是沽名钓誉，希图得宠，因为戴笠没有按规定递送情报。但后来发现戴笠一人搜集的情报，比密查组成员搜集情报的总和还要多，而且较有价值，所以逐渐产生好感，亲下手谕追认了他黄埔六期正式毕业生资格。
后来密查组无形解散，蒋破格提拔戴笠为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专搞军事情报。这期间，戴笠跑遍山东、太原、武汉、济南、保定、平津一带，搜集了大量有关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张宗昌、孙传芳、张作霖军阀部队的大量情报，对二次北伐起到了一定作用，因之愈加受蒋介石的器重。
这一时期，戴笠不光跑路辛苦，还有生命危险，因为一旦被军阀们发现他是特务，性命就难保了。而且，他因资历太低，往往见不到蒋介石，情报都需由别人转送。千辛万苦搜集来的情报，不要说及时送到蒋介石手上，就连蒋介石的住所和办公室也进不去。不光那些蒋介石身边的黄埔一、二、三期的参谋、副官老大哥们瞧不起他，连蒋介石身边的警卫、勤务、司机、厨师、娘姨等人，见到戴笠也常翻白眼，往往见到的第一句就是：“小瘪三又来了”。
尤其蒋介石的心腹、侍卫长王世和（也是黄埔一期毕业），更是瞧不上戴笠的出身和鬼魅勾当，经常加以破口大骂，甚至殴打。戴笠将此视为奇耻大辱，但仍坚韧不懈，常常在清晨的寒风中拦蒋介石的车递送情报。这些，都给蒋介石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并提升戴为少校副官。
1929年，蒋与冯、阎、李等人矛盾激化，在中原大战中戴笠不仅情报出色，还舍生策反对唐生智的部队。由此晋升中校联络参谋。
但是，光能苦干也不行。比如邓文仪，邓文仪是南昌行营调查科长，这个科是比复兴社成立还要早的特务组织。康泽、桂永清、郑介民等都是黄埔老大哥，论资历才干、职务，都不在戴笠以下。
究其主要原因，是戴笠沾了浙江籍的光。蒋介石是极重家乡关系的人。他用人原则首先不仅要有才干，而且必须是亲信和忠实可靠。蒋介石的大原则是：凡亲信、故旧、学生皆可重用，但极要害的部门就必须是这些人中的浙江籍人去掌握。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郑介民等虽然都是他的亲信学生，忠心耿耿说一不二，又都是黄埔老大哥中的出色人材，但籍贯都不是浙江人。如果把他们和戴笠的籍贯一比较就清楚了：
邓文仪：湖南人，黄埔一期。
桂永清：江西人，黄埔一期。
郑介民：海南人，黄埔二期。
康泽：四川人，黄埔三期。
戴笠：浙江人，黄埔六期（未毕业）。
由上列表可以看出，戴笠在任何方面都无法与其他人抗衡，只有浙江籍这一项占了最大的便宜。很多黄埔系学生认为蒋介石此举出乎意料，其实蒋介石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蒋介石经过深思熟虑，认定戴笠在黄埔系中资历浅倒是一个好处。正因为资历浅，难以形成势力，对蒋介石不会构成威胁。也正因为资历浅，除了效忠蒋介石外，没有别的出路。蒋介石的一贯做法是，对特务的使用，权力可以很大，但地位、职务。官衔不能太高，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反客为主，可能随时予以抑制。所以，与其他人相比，只有戴笠是最适合的人选。蒋介石的这些想法在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戴笠后来确实对蒋介石死心蹋地、感恩戴德。忠贞不二。但蒋介石直到戴笠死去，也仍然只给他少将官阶的军统局副局长一职（中统徐恩曾临撤职前也只是个副局长）。尽管戴笠、徐恩曾的权力大得吓人，但地位、官职始终不高。
另外，蒋介石极重视特务工作，他一直强调：“担任这项工作领导职务的人，对特工活动要有非凡的悟性，对领袖的心理要善于揣摸和体会，执行任务要坚决、不讲价、服从指挥、没有杂念，而且还要发挥主动性。不仅要精明强干，还要忠诚、驯服，易于驾驭，更要对异己残酷打击，不能手软，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对三教九流都熟悉，这些品质，蒋介石经过多年考察，也认为戴笠体现的最明显。
蒋介石的这一选择，使得戴笠开始崭露头角，使军统超过了中统，成为一个异常庞大的为蒋介石统治服务的特工王国。戴笠也大展身手，充分发挥他的潜质和特工才干。其实，就是瞧不起戴笠、想与他竞争的人如邓文仪，也不得不佩服戴笠。他曾感叹说：“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戴笠的字）才够格，我只有甘拜下风。”
邓文仪做特务调查科长时，戴笠还真是一个“小瘪三”，以邓的资格发这样的感慨，可见蒋介石并没有选错人。
4．境外追杀汪精卫
抗战初汪精卫叛国附逆后，蒋介石在制裁暗杀汪精卫的密令中指示的很具体：
一、立即对怀疑与汪精卫出逃的人如交通部次长彭学沛、教育部常务次长张道藩等人，由军统审查控制。
二、对怀疑协助汪精卫出逃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进行监视。
三、立即制订制裁计划，迅速布置，必须抢在汪精卫离开河内至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杀掉。
四、做好准备之后，等候蒋介石本人下达具体行动时间。
戴笠奉蒋介石密令之后，马上采取了行动。
前两项好办，分别派军统所属各站、组对彭学沛、张道藩等人予以监视。
后面制裁的汪精卫的计划就不太好办。戴笠深感棘手，尽管他和军统对于暗杀轻车熟路，在布置、策划、行动各方面有积累已久的丰富经验。但这次不同，出国在国境以外组织暗杀，仍没有把握。
而且更令戴笠棘手的是，汪精卫虽然逃到河内，并发表响应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的第三次招降声明的“艳电”，尽管汪精卫一直组织“低调俱乐部”，热衷和平运动，但人们大多不相信位居中国第二把交椅的国民党副总裁，会舍此甘当汉奸。所以蒋介石虽然命令戴笠予以制裁，但尚需最后由蒋介石亲自下命令才可实行。蒋介石还同时抱最后一线希望，在未公开开除汪精卫党籍和职务之前，只说汪精卫去河内治病，并派外交部长王宠惠、汪精卫的挚友陈布雷等亲往河内劝其归国。所以汪精卫尚未公开宣布投敌，戴笠也不能公然从事，万分谨慎，分寸不好掌握，万一又重蹈暗杀唐绍仪的覆辙，导致重大后果，戴笠是无法交待的。
但戴笠又不能不做准备，他只能全力以赴，不计困难。
在蒋介石劝说汪精卫无效，下定制裁决心后，戴笠更只能拼死一击。
原先蒋介石下达任务和命令时，曾考虑由郑介民亲自去河内指挥这次行动。但戴笠却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因这次行动是蒋介石交办军统局的历来不曾有过的重大行动，郑介民虽为军统局副手，但多年来奉蒋介石之命主政军令部二厅，分管军统负责的谍参工作和军事情报工作，对军统局本身业务不太过问和负责，如由郑介民赴河内负责，还要先熟悉军统暗杀行动情况，恐怕对这次重大行动不利。另外，戴笠还有一个不便对蒋介石说明的原因，即郑介民在军统局内的胆小怕事、谨小慎微是有了名的，郑介民也很惜命，遇事往往不敢向前。戴笠怕郑介民在河内胆小惜命，误了大事。所以，戴笠主动自荐于蒋介石，希望蒋介石同意自己亲自出境，担任这次暗杀汪精卫行动的总指挥。
蒋介石经过考虑，同意了戴笠的请求。
整体计划确定之后，戴笠开始考虑具体布置。
首先，他先成立了军统赴越暗刺汪行动组。自己担任总指挥，并与郑介民制定了具体方案。和以往暗杀行动不同，在行动组人选上，戴笠慎之又慎。首先挑选了特工技术专家余乐醒。
余乐醒是早期中共党员，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曾任叶挺独立团政委。“四·一二”事变后脱党，加入军统，是军统元老，还介绍沈醉等20多名亲属加入军统。对军统特工技术极有研究，精明强干，而且能讲法语，赴河内行动十分适合。但余乐醒虽堪称专家，但缺乏独立指挥重大行动和组织工作经验。所以戴笠又权衡利弊，经过反复考虑和与郑介民商议，最后确定调天津站站长陈恭澎担任河内刺汪行动组组长。陈恭澎也是军统重要骨干和行动专家，参与策划、领导和亲自指挥过军统局的数次重大暗杀活动，如暗杀张敬尧、吉鸿昌、石友三、王克敏等，几乎都获得成功；经验丰富，又有实践锻炼，最后被确定担任行动组组长。而由余乐醒负责特种技术如使用毒气、定时炸弹等手段的运用。
除行动组负责人确定以外，组员也全部经过严格挑选。从军统局特务总队选定了4位各有专长的老行动员张逢义、余鉴声、陈步云、陈邦国。另外，为了确保成功系数，戴笠还不惜血本，将他的贴身警卫王鲁翘和军统局武术训练班教官唐杰英也调入行动组。王鲁翘毕业于杭州特训班，一直跟随戴笠做贴身警卫，并练就了百步穿杨、弹无虚发的好枪法。唐英杰自幼习武，在军统局内是有名的武功高手，据说还能飞檐走壁，极受戴笠垂青，每每尊之为“江湖异人”。从这些行动队员的组成，也可看出戴笠不惜死战的决心。这些行动队员，戴笠都予以亲自接见，暗示蒋介石下达任务的重要性。
人员选定后，分批分期从各个途径潜往河内集中。
随后，戴笠又反复考虑行动指挥设于何地的问题。
预定的指挥中心地点有三：昆明、香港、河内。昆明设指挥中心比较安全，但距河内较远，不太方便。河内指挥近便，但不安全，一旦出事，会导致全军覆没。因为当时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对汪精卫等人严于保护，尤其严防刺客杀人行刺。所以指挥中心设在河内极不保险。最后经过反复斟酌，将指挥中心地点选在了香港。
1939年1月，戴笠携带秘书毛万里及工作人员乘飞机赴香港，行动组已先期分批潜入河内。
戴笠原本在香港购有一幢洋房，但为保密和隐蔽行踪，戴笠又分别在香港、九龙租下公寓，分别轮流居住，以防不测。这是戴笠的谨慎致微之处。
行动指挥中心设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同时在香港高街6号设联络站，由毛万里充任联络之职，同时设电台两座，昼夜不停轮流值班，一刻不间断与重庆、河内联系。
全部布置安排妥当以后，戴笠为了更加稳妥，又亲自决定去河内，具体布置行动计划。
戴笠化名何永年办下护照，秘密飞到河内。首先拜会国民党驻河内总领事，请求协助。随后在总领事馆内设立刺汪行动指挥所和联络点，架设电台，与香港直接联络，同时利用领事馆人员名义掩护杀手活动。又利用总领事馆秘书、军统情报员方炳西，解决行动人员住宿、用车。还指示潜伏在河内的军统直属通讯员与河内法国警方疏通关系，以保有备无患，并掌握汪精卫的行踪，以利行刺。
对行动组所有人员，具体交代布置任务。余乐醒负责投毒、炸弹行刺工作，陈恭澎负责狙击暗杀。戴笠一再指出：所有行动人员必须严格执行计划，精心准备，井严厉警告部下：“这是一次难得机会，不但要好好掌握，也应该做出成绩，否则我们自己也将死无葬身之地。”
由此看出，戴笠心领神会蒋介石交与的任务，他对这次任务也是不遗余力，动了最大的脑筋。
两天之后，戴笠返回香港。
现在剩下最关键的就是暗杀武器的问题了。在河内当地无法买到暗杀所需枪支，而且也容易引起注意。经过研究，先从滇越铁路运一批手枪至越南海防港口，再由河内行动组偷运进河内。各种关口运输都是军统人员完成的。后来又由美国购得新式左轮手枪，由法国援华志愿军大队中方联络官（其妻是法国人）曹师昂将手枪藏于行李中，偷运至河内。至此，所有布置方案均一一完成。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就等蒋介石下达密杀令。
在刺杀汪精卫时机还未成熟之前，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意愿，准备先期对汪精卫在香港的追随者予以打击，以期对汪精卫发出警告，使其有所悔悟。
汪精卫到河内以后，追随汪精卫的国民党委员一时先后纷纷到香港，观测风向，互相串连，这些人原先大部分就是汪精卫“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亡国论”和“速败论”的鼓吹者。戴笠经过侦察、监视，不禁吃了一惊，他发现这些人并不是一般人物，而且这一时期纷纷到达香港，决不是偶然巧合，皆与汪精卫出逃有关，并大都深居不出，行踪诡密。本在香港的汪精卫追随者也不断大造舆论。
戴笠注视着这份名单上那些熟悉的名字和职务：
陈公博：四川省党部主任
顾孟余：铁道部部长。
周佛海：中央宣传部代部长。
陶希圣：艺文社主任。
陈壁君：中央监察委员（汪精卫之妻）
林柏生：中央立法委员、《南华日报》社长。
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周隆库：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科长。
梅思平：江宁县县长。
肖同兹：香港中央通讯社社长。
戴笠反复思忖究竟拿谁开刀，因为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严重后果，不光不能“体谅领袖苦心”，也不能起到威慑汪精卫的目的。因为此时汪精卫还未公开投敌，所以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人选予以制裁。
此时，汪精卫集团气焰很高，活动也很频繁。尽管大部分人深居不出，但也有少数人很活跃。经过监视发现，陈壁君在香港、河内之间来回穿行充当联络人，起了传递情报的作用；高宗武、梅思平则负责在香港与日本人秘密接触。而林柏生则公开利用控制的《南华日报》大造舆论，抨击蒋介石；肖同兹也公开写文章拥护汪精卫的“和平救国”实则投降的主张。林柏生不仅在报上公开发表汪精卫的“艳电”，还积极参预投敌活动，是汪精卫团集团的马前卒。但他的地位、声望并不高，戴笠决定先拿他开刀，以敲山震虎，抑制汪精卫集团的投降活动。
经过一番侦察和布置，已明了林柏生的行踪，在暗杀之前．戴笠先派人捎话给林柏生，约其会谈。但林柏生不予理睬。他又亲自打电话给林柏生与肖同兹，谴责二人不该大造汉奸舆论，并严重予以警告。但林柏生仍然我行我素，继续发表文章，与蒋介石唱对台戏。
戴笠忍无可忍，命令军统香港区书记刘云雄指挥杀手于1939年1月13日晚施实刺杀，但却错杀了一个与林柏生长相差不多的人，使林柏生侥幸免于一死。实际林柏生在报馆因事未归。戴笠只得另寻机会。
l月17日中午陈壁君邀请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小聚密谋。饭后，香港警方约林柏生谈1月13日暗杀事件情况，并再三叮嘱林柏生小心。谈话后，因林柏生约好梅思平等饮茶谈事，因地方不远，遂步行前往。监视、跟踪的刘云雄和两名行动员，再次行刺林柏生。因不便带枪，行动员用袖藏铁棍猛击林柏生头部，但不幸被当场捕获一名行动员。初以为林柏生已死，但实际未击中要害，后由香港警方秘密保护起来住进医院。
暗杀林柏生虽未获成功，但确威慑了在香港的汪精卫集团成员，气焰有所收敛，再也不敢公开活动。但却使汪精卫提高了警惕，一再更换住址，并有近期离开河内的企图。这些迹象及其它情报，均被戴笠分析得知：汪精卫确有近期离开河内的企图，戴笠迅速上报蒋介石请其定夺，并报告布置情况，同时附上一封截获的汪精卫致龙云的信，信中暴露了汪的叛国之心。蒋介石终于下了决心，批准戴笠的行动计划，于3月19日电令行动组：“着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尽管汪精卫比较狡猾，但他所更换的住址还是被军统潜伏人员不断发现，并且随时随地有军统人员监视。在军统人员两个月的监视下，汪精卫后来搬进高朗街27号朱培德夫人宅寓中。此时，余乐醒一直主张用毒药暗杀汪精卫，但绞尽脑汁，却无结果。试验了诸如在面包中注射毒液、在浴池中施放毒气等办法，但都困难重重。此时正好接到戴笠“予以严厉制裁”的急电，只好放弃用毒药的计划，准备实弹狙击暗杀。于是，二人拟定3月22日的午夜袭击汪宅，强行杀死汪精卫。
但3月20日上午监视汪宅人员报告；汪精卫正打点行装，似有全家离开河内迹象。实际是汪精卫等要到距河内市区数十公里外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也不排除汪精卫已有试探之意。但陈恭澎等真以为汪精卫要逃往西贡再赴日本。所以他当机立断，率领行动员追踪而去。
在河内市区达莫桥头发现了汪精卫等人乘坐的两辆黑色轿车，但等靠近之后，却引起怀疑。两辆车掉头回原路疾弛而去，等陈恭澎掉头追赶时，因过桥车辆很多，被夹在中间。这时其实有个机会，就是可以下车去枪击也正停车等待过桥的汪精卫。但陈恭澎担心无法逃离被捕，便决定过桥后再行动。谁知汪精卫车过桥后，陈恭澎的车却赶上红灯。等再过桥时，汪的车早已不见踪影。
后来，戴笠很不满意，但其实大家都明白，机会的丢失是行动人员不敢放手干。在国内杀人，即便被捕也会相安无事，因为戴笠总有办法将人保释出来。但在河内戴笠根本无能为力，所以行动员们也唯恐失手被捕。
当大下午，其实还有一次机会。汪精卫回家后，大概因此事与陈壁君发生争吵或争论，就在门前草坪上。但等陈恭澎率行动员疾驰而至时，汪氏夫妇早已回房。这又是布置的失误。原来殖民当局规定任何人不准携带枪支，所以为避免麻烦，监视汪精卫的军统人员都不带枪支，只负责报告情况。这样一天之内丧失了两次机会。不过，这也表明了军统人员没有境外暗杀经验，也不适应境外环境，再加总是心惊胆战，所以屡屡失手。
但是，军部内部的制裁纪律也是异常严厉的，完不成任务尤其是这次重大任务，放跑了汪精卫，按军统纪律，很可能“殉法”而死。所以，陈恭澎见汪精卫已发现异常，决定提前于当日（21日）夜间行动，强行行刺。
汪精卫所住的高朗街27号，位于河内哥伦比亚路，是一栋三层楼房，外面有一人多高的围墙。三楼正面有两间房间，一大一小。大间里面有床铺，汪精卫白天多在北房起居会客，行动组经过长时间观察，断定大间为汪精卫的卧室。其实，汪精卫为人狡猾，他白天在大间睡觉，其实夜间则去小间睡觉，这样就给行动组造成了错觉。
当晚N点半，陈恭澎等6名行动组成员按预定计划来到汪宅。按原定计划，王鲁翘、唐英杰、余鉴声、陈邦国四人从后门越墙人宅上楼至汪的卧室行刺。陈恭澎二人在外巡哨接应。本来有翻墙走壁之功的唐英杰翻人墙内，但却打不开后门，只好让墙外三人搭人梯，一个一个爬人墙内。上楼后，门踢不开，只好用斧砸开缺口，用手电看见有人，便以为是汪精卫，连开三枪。这时河内警方警车来到，唐英杰携王鲁翘越墙逃跑，而陈、余二人因无法翻墙，被河内警方捕获。
陈恭澎等人以为汪精卫必死无疑，兴奋异常。谁知天亮后探听得知死者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呜。
原来上午行动组追踪汪精卫的汽车，一场虚惊，曾仲鸣前来探询情况，当夜便留宿于大间室内。其实如果不是曾仲鸣来访，行动组发现大间无人，必然会到小间搜寻，汪精卫仍不免一死。所以说，巧合之中曾仲鸣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
暗杀事件之后，一时哗然。河内当局立即调派大批警察日夜保护汪精卫的寓所。
陈恭澎等已知道再也不能有机会行刺汪精卫了，只好向戴笠发电告知，并派王鲁翘急赴香港当面向戴笠汇报行动全部过程。
戴笠在了解了全部细节之后，也感到再不可能天赐良机。他只好下令撤回河内行动组，香港指挥中心也撤回国内。
这次暗杀汪精卫的行动是戴笠以往暗杀行动中最费心血的一次，其竭尽全力、耗尽脑汁的程度简直是空前。而且耗费精力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他几乎日夜坚守香港调度指挥，连春节也未归与家人团聚。因为这次行动，不仅是蒋介石极为重视的一件任务，而且戴笠早就明白，如果让汪精卫活下来出逃，肯定要投敌组织伪政府，其政治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事实证明了戴笠的预计。就在汪精卫被刺后，日本马上作出反映，立即召开五相会议，制订营救汪精卫的计划，并专派轮船，在越南当局配合下，将汪精卫接到上海。
多年以后，戴笠一想起这次失败便极度伤心，他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说：“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21日，在越南河内，我们因制裁汪精卫，被当局捕去的两位同志，至今还关在河内。我们检讨当时的得失，是计划不周密，以致汪逆漏网，只打死汪的副手曾仲鸣。汪精卫后来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危害国家民族，这实在是我们的遗憾。当时，应该在达莫桥把他打死。不在桥上打，而在晚上行动，已经失策。但当天晚上，我们的同志还勇气甚足，敢于去打，而在法国人统治下的河内，我们能够造成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一幕，也总算难能可贵了。”
刺汪行动失败，蒋介石未如愿以尝，颇不满意，对戴笠有所指责。戴笠则认为行动人员如王鲁翘等是英勇的值得表扬，而具体负责人因贻误战机是有责任的，如余乐醒被撤职，下放到军统炼油厂挂职。陈恭澎则一直闲置听候处理。对有功人员如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则后来援手推荐他为驻埃及公使。
戴笠是一个记耻的人，此后他一直念念不忘继续筹划刺杀汪精卫。就在刺汪失败后，他立即派王鲁翘潜往上海，继续跟踪行刺汪精卫。但事泄被捕，以后坐了六年监狱，五十年代后任台北市警察局长，1947年死于车祸。
在河内损失两员干将（一直被殖民当局关押）、在上海损失王鲁翘之后，戴笠愈加愤怒。他从此始终把暗杀汪精卫列为军统暗杀名单上的第一号人物，不惜以极大的代价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投进去，使自己能在蒋介石面前失去面子找回来。
1939年5月，戴笠派军统特务戴星炳伪装投靠汪精卫，密谋行刺。但一因戴星炳地位不高，无法与汪精卫接近；二因汪精卫河内遇刺以后，警惕性极高，也无法下手。戴笠却决心不惜代价，增派最受戴笠器重、凶悍无比的老资格特务、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率领10名行动员到上海，配合戴星炳密谋继续暗杀汪精卫。
因戴星炳事机不密，被江伯特工逮捕，后被处决。戴笠闻讯继续电令吴赓恕继续寻找机会刺汪。吴在临来上海前，曾向戴笠发誓，不杀汪精卫决不回重庆。因而吴积极活动，找到一位在伪政府任职的老同学预谋用炸弹暗杀汪精卫。不料此人向江精卫告密，致使吴赓恕被捕惨遭杀害。
吴赓恕之死使戴笠极为伤心，也更加愤怒。他不甘失败，再一次布置新的行动。这次他起用了河内刺汪行动失败而闲置的陈恭澎，接任上海区区长，统筹加强暗杀汪精卫行动的领导力量。并成立北极冰箱公司，做为刺杀汪精卫行动的秘密据点和联络站，由军统行动人员陈三才担任指挥，配备穿甲枪，计划阻击汪精卫的汽车。但由于内部人员出卖，陈三才被捕，密点被搜查，所有材料、枪弹均被查抄。这次行动计划时间长，也极机密，戴笠本来寄予极大的希望。但仍然付之东流。
但是戴笠百折不挠，仍然绞尽脑汁、不达目的不罢休。他总结多次经验，认为刺汪行动要长期准备，却经常在过程中出问题而导致失败。他决定简化步骤，减少在长期计划、筹备过程中暴露的风险。经过考虑，他决定采用侠客行刺的办法，不用枪械之类，只凭拳脚功夫致汪于死地。
经过物色，找到一名大力士黄逸光，曾徒手打死过老虎，抗战前曾任童子军徒步旅行团团长，在南京受到过汪精卫的接见。黄逸光愿意以民族大义为重，舍身除奸。黄逸光到南京后，拿着当年与汪精卫合影的照片求见。但汪精卫很狡猾，在接见之前，先派特务搜查黄逸光的住房，搜出小型电台、密码本等物，于是黄逸光亦被捕，立即被枪决。汪精卫在批示枪决黄逸光后，也批示枪决了上次刺江被捕的军统行动员陈三才。
蒋介石在此期间一直关注着军统局的刺汪行动，对戴笠组织暗杀行动，每每失败而深感失望。戴笠也运筹无措，因为在1939年至1940年的近一年时间内，戴笠在河内失败以后，连续五次组织刺江行动，不光投人极大精力与财力，而且连损干将，未获寸功。戴笠承认这是他们遇到的最难对付的老狐狸，他不得不暂时放置，开始策动高崇武、陶希圣脱离江伪集团，获得成功。使蒋介石稍感满意，对协助有功的杜月笙发给奖金法币20万元，发给军统局有关人员奖金港币五千元。
刺汪虽然失败，戴笠却并没有停止对其它汉奸的追杀。在抗战期间，戴笠指挥军统人员，共暗杀了数百名汉奸（包括投降 日伪的军统特务）。对整体暗杀活动来说，除刺汪一案，蒋介石总体上还是很满意的。相比较而言，蒋介石对中统除奸活动不得力是不太满意的。
当然，在暗杀汉奸的同时，戴笠奉蒋之命，也不忘反共任务，绑架、逮捕、破坏、暗杀过中共地下党员。
但总的来说，蒋介石、戴笠的除奸活动应该说是抗日行动，而汉奸被严惩，也是罪有应得的。
5．戴笠之死
1942年，蒋介石发现戴笠势力大为膨胀，这是他参加军统局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时感觉到的。
戴笠本意是通过大会展示军统实力，蒋介石虽然很满意，但是蒋介石同时也感觉到，戴笠的军统组织发展得太快，势力也越来越大。军统远远超过中统，军统的力量已由原来的纯粹特工组织渗透进军事、党务、政治、行政、经济文化、教育、警察、交通、财政、税务、外交、邮检、水路航运等各个要害部门，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军统不仅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交通警察部队，还能调动税警、缉私部队，由军统掌握的武装有几十万人，而且大都是美械装备。军统组织严密，号令迅捷严明，其调动灵活迅速，火力装备之强，已超过他手下的任何一支正规军队。戴笠在国民党中上下左右关系无所不至，还要问鼎海军，连蒋介石的警卫部队也由戴笠控制。这已引起了蒋介石的戒备和警惕。
蒋介石是一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他用人的历来作风是，防止部下和他的系统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他一生最重视特工和军事，也最怕这些部门的人权重震主。
对特务工作，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其次是军事和财政，但后者他还能轮流交给别人掌管。但对于特工，他从来不交给别人，从不让给别人过问，只能自己去掌握。由此可见他对特工的控制。
蒋介石对特工重视，视为生命，所以也想出不少办法控制，以免出问题。
一是灌输忠诚思想。他后来极力学习德、意特工组织的经验，加强法西斯教育，使特务们对他产生崇拜心理，极尽忠诚。1933年，蒋介石派复兴社军统头目都梯、唐纵任驻德大使馆武官、副武官，一再交待要学习希特勒的组织方法。言外之意，就是让特务们学习仿效德国特务如何效忠希特勒，用法西斯精神驾驭特务。但德国特务组织头目如希姆莱等位高权大，蒋介石又想出办法，那就是对特工头目可以给权，但决不给高位，这就可以防止他们在政治上崛起，威胁自己。
而且，特工的一切重要事情、任命都要由蒋介石亲自决定，以防止擅权坐大。以戴笠而论，干了10年军统头目，论职不过副局长，论街不过少将，而且始终是内部任命，直到1945年3月8日才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可见蒋介石的工于心计。
戴笠一开始就被蒋介石牢牢控制住。十余年来，蒋介石也明白，他与戴笠的合作还是很默契的，作为戴笠靠蒋发家，报蒋知遇之恩，是绝对拥蒋、忠实于蒋的。蒋介石也很欣赏他的政治头脑、才干和善于揣摩自己心理的长处。所以，戴笠住院期间，蒋介石委派来美龄去看望，表明蒋介石对戴的器重和关心。在戴笠看来，这是“旷世恩典”，在国民党内部是没有几个人能享受到的待遇。
另外，戴笠也明白，以他自己的资历、水平、能力绝对斗不过蒋介石，一是没有这样的胜望，二也跳不出蒋的手心。戴笠曾经看过多少与蒋介石抗衡的英雄豪杰们，还不是一个个败在蒋的手下？既便军阀们集体联合起来，也还是被蒋-一击破。所以，戴笠早就看透了，他惟一的出路只能必须得到蒋的信任，否则没有任何出路。戴笠多年来对蒋介石的思想、行动、心理、好恶、性格等无不研究透彻，揣摩迎合，所以一直得到蒋的欣赏；也在所有的特务组织中，最得蒋介石的信任。
戴对蒋的忠诚也是无可挑剔的，“西安事变”后冒死进入西安就是一个证明，这连蒋介石也不否认。
戴笠确实有野心，他自认为有“治国平天下”的本事。他曾与胡宗南计划，将来接蒋介石的班。但在蒋介石活着的时候，他并不敢推翻老蒋。他还要依靠蒋去发展势力。
但蒋介石并不是等闲之辈。他决不肯让一只猛虎睡于卧榻之侧。
当蒋介石逐渐怀疑戴笠有功高权重震主之威时，便逐渐有意识的采取措施加以抑制。他首先任命唐纵为军统局帮办，加以牵制。同时还借口抗战胜利，撤去戴笠的兼职，如缉私署长等职，防止他继续渗透。在军统与中统其它派系的斗争中也稍稍抑制一下军统，如枪毙活埋中统人员的戴笠亲信赵理君等。
戴笠从蒋介石对他的态度中，渐渐感觉到蒋介石对他有所戒备的猜忌，不由得产生“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感慨。从此时起，戴笠便开始“读史”，以求醒悟。每有余暇便让秘书、他的小学同学周念行为他阅读讲解仁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周念行曾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系，对中国史学有一定了解，周念行在讲史过程，每讲到历代暴君杀戮功臣，便会引起戴笠的叹息。尤其讲到武则天时代有名的酷吏。特务首脑周兴、来俊臣为武则天忠诚效力、杀戮异己，终因知道武氏太多的隐私而被武氏所杀的这一段历史时，戴笠更有毛骨惊然之感。以古鉴今，他更加惶恐和惧怕。他感叹到：“我将来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可见戴笠已明白看出蒋介石对他的猜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