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难得的和平橄榄枝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与他的情妇一起自杀，当天下午，苏联红军占领了德国国会大厦。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至此，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1945年5月，中国军队与日军在雪峰山展开会战，相继收复了福州、南宁、桂林，在中国国民党军队防守的正面战场上，日寇已经开始呈现大溃败的迹象。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广大区域内，对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正当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美英苏三国秘密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换取苏联对日作战，私下里与斯大林签署了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罗斯福去世后，继任的杜鲁门总统仍坚持此协定有效。
蒋介石是事后才了解到这一切的，当时，为了继续得到美国的援助，他只好忍气吞声予以承认，并于此后不久派他的儿子蒋经国赴苏联进行谈判。
有人形容蒋经国在大陆时期，不过是他父亲蒋介石身边的一根“手杖”，但这不仅是支撑走路的一根“手杖”，而且是有着“挟天子以令诸侯”作用的一根指挥棒--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是一位秉承“父皇”意旨办事的“钦差大臣”。蒋介石首次使用这根指挥棒，是在蒋太子任赣南行政督察专员的后期，把他派到西北的“国防前哨”去作所谓的“西北之旅”。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蒋经国又一次充当他“父皇”的“钦差大臣”--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去苏联完成一项外交使命。蒋经国、宋子文等人多次出关，往返苏联与中国间，与斯大林谈判。
蒋介石之所以让儿子蒋经国随首席代表宋子文赴苏谈判自有他的考虑：其一，对斯大林作出一种亲善的姿态；其二，蒋经国有过10余年的留苏经历，了解俄情，通晓俄文，并与斯大林有过数面之缘，加之蒋经国返国以后的抗战8年间，从地方到中央，从三青团到青年军，经过多方锻炼，业已开始羽翼丰满且锋芒毕露，这样可借蒋经国之长补团长宋子文之不足。另外，中国东北资源丰富，工业发达地理位置重要，为国共两党必争之地。在这块中外瞩目的政治舞台上，在政坛上不甘寂寞的蒋经国当然想经营自己的地盘，以为日后进入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再捞一份丰厚的政治资本。然而，由于蒋氏父子坚持的反苏反共立场与斯大林在中国东北的企图发生矛盾。同时，抗战一结束，中共中央就审时度势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先行控制了东北要地。所以，蒋经国的这次东北之行--无论是与苏联交涉，抑或是同中共争锋--都像肥皂泡样地破灭了。无怪江南用“忍辱负重”这四个字为蒋经国所负的这次使命作了一个总结。
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两国在对日战争中彼此给予援助和支持；战后共同防止日本重新侵略；双方友好合作，并互相提供可能的经济援助。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同日，100余万苏联红军在总长4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发动进攻，使盘踞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至此，日本的崩溃已成定局。8月10日晚7时50分，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收听到日本东京发出的英语国际广播：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就此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
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在这里得到了最后的证明……
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们和我国的同胞，相信这个战争是世界上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战争。我们所受到的凌辱和耻辱，非笔墨和语言能述。但是，如果这个战争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最后战争，那么对于凌辱和耻辱的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是无须加以计较的……
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不论肤色，所有的人们都一定像一家人一样亲密地携手合作。这个战争的结束，必然会使人类发扬互谅互敬的精神，树立相互信赖的关系……
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到今天一贯地认识的日本军阀为敌，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
我们更不可以对敌国的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的被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干错误和罪恶。我们必须切记，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将成为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蒋介石平时文章、讲稿等，都是由陈布雷代笔。这一次的广播稿却是亲自执笔的，可见对于这场历时8年之久的抗战胜利，蒋介石也是兴奋难抑的。这一天深夜，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惟有虔诚感谢上帝赐给我的伟大恩典和智慧。”
就在全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刻，蒋介石却在美国的支持下，准备独吞抗日的胜利果实，并准备打内战了。
早在8月11日，蒋介石得知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即下达命令：一，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要他的嫡亲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抵抗人民军队受降。12日，美国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向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发布命令，要他们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缴械。由此，蒋介石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阴谋消灭人民武装的野心已昭然若揭了。正如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蒋介石所说，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其实，在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说：“我们胜利愈接近，今后的险阻必愈纷至沓来，我们必须要有极大的信心和耐心，发挥我们总理垂训的大无畏精神，在任何危疑震撼的环境之中，坚忍奋斗，不撼不摇，遵循我们主义与政纲所指示的坦途而迈进。”而且叫嚷：“三民主义战胜一切！”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呜呼！抗战胜利，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日成也。勉乎哉！”9月29日，蒋介石写了一篇《自记“中共”历年之罪行》，捏造了所谓中共十条“罪恶”，把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仇恨之心和盘托出。
1945年11月11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名义上是整军会议，实际上是积极备战，准备全面进犯解放区的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先后两次讲话，含沙射影地大骂中国共产党是“反动派”，甚至说：“我们今天要惩办汉奸，就不应该放过破坏抗战最大的汉奸，要惩办在抗战期间勾通敌人、袭击国军、出卖民族、叛国内乱的汉奸。对于这些汉奸们的惩办，应该不亚于伪组织下的汉奸。”16日，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作了题为《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蒋介石把他要打内战的方针和盘托出。他以东北战场在漳河以北马头镇的失败为例，重弹他的《剿匪手本》，叫嚷要“建立必胜信心，完成革命使命”，“我们回想这20年来，奸匪始终是本党唯一的敌人。”
12月底，蒋介石电令王耀武到济南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赴任前，蒋介石对王说：“我主张军队国家化，使国家彻底统一。但共产党不肯将他的部队变成国家的军队，他们也就不会放弃消灭国民党及颠覆国家的企图。和平解决国事，没有希望。”又对王说：“山东在地理上很重要，况共军在该省已有基础，我们必须加强力量占领山东。控制山东可以支授华北及东北，而非李延年所能担任。我想将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调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将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改为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及直属部队，以你任司令官，司令部驻济南。”王耀武见了蒋介石之后，又去见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想摸摸蒋介石的整个方针。俞对王耀武直言不讳地说：“委员长一向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是劲敌，不消灭他们，他是不甘心的。现在我们不断地向华东、东北调动部队，还发了《剿匪手本》，把对日作战的军事指挥机构名称，改为对内作战的军事指挥名称，这些措施都是准备与共产党打的。我看国共两党的问题，最后还是以武力来解决，和谈不会有好的结果。”最后俞又对王说：“你准备作战吧！”“ 1946年1月下旬，王耀武再一次见蒋介石时，向蒋介石提议，因军风太坏要整顿，老百姓非常厌战加上共产党不肯放弃根据地，“如能争取到二年以上的和平环境，积极整理内部，使我们内部健全一些，到那时一旦发生战事，就能战胜共产党”。蒋介石听了王耀武的话当即就对王说：“为了国家的统一，不容许再有割据。你要知道，共产党不会给我们整顿的时间，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他不容许我们休息。老百姓不得过太平日子，官兵不得休息，这都是共产党给予的。要随时对各界及你们所带部队的官兵说明，使他们有所认识。”蒋又说：“你们不要因和谈放弃了准备，共产党是残酷的，我们如被他们打败了，就死无葬身之地。”又对王说了一番抢占山东的战略意义。26日，王耀武离重庆到南京见了何应钦，何对王说：“委员长已下了决心要消灭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委员长积极调动军队办理受降及接收，伺时也就占领各大城市。现在大城市除东北还有一部分没有占领外，其余的都被我们占领了。”当王问何，国共两党会不会就要大打起来时，何对王说：“委员长决心要打，白健生、陈辞修都积极地主张打，尤其陈辞修对打共军看的太容易，将来会吃亏的。白、陈二人主张打，正适合委员长的心理，大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也认为国共两党的问题非武力不能解决，但打共产党不是容易的事，战事也绝非短期间可以结束的，要作长期打算”。
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立即发动内战，吞并解放区，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但是，日本投降之初，蒋介石急于下山摘桃子，其所作所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感。遭受了8年战乱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一致强烈要求民主与和平，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为了避免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为了免遭国际国内舆论的谴责，于是勉强举起了“和平的橄榄枝”，一再致电延安，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当时他的军队还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有些嫡系部队还远在缅甸、印度。把这些部队运到打内战的前线，是需要假以时日的。二是蒋介石主观上认为毛泽东不敢到重庆来与他谈判，这样，他就可以把日后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因此，他摆出了一副“和平协商”的架式，大造舆论；同时，却利用美国的运输工具抓紧调兵遣将，为将来的内战作积极的准备。
为了争取时间，稳住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部队不动，蒋介石于8月14日、20和23日连续三次致电给毛泽东，请他“赴渝共商国事”。第一份电报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过了两天毛泽东回电说：“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第二份电报在解释一番关于“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之外，又说“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爱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又过了两天，毛泽东回电说：“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第三封电报说：“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特再驰电速驾！”第二天，毛泽东即回电说：“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周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蒋介石三催四请，非要毛泽东到重庆去同他谈判，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呢？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8月28日、29日的日记中说：“此次洽谈，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的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对于具体方针有三条：“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蒋介石的三份电报邀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谈判，他是想通过谈判来争取时间，同时也向全国人民散布了国民党要和平解决国事的空气；而内心他则过高地估计了自己，错误地看待了形势，妄想一口气把中国共产党解决掉。
在蒋介石连连发电邀请的情况下，毛泽东于1945年8月24日给蒋介石复电表示赴渝。毛泽东虽通知蒋介石说他“准备随即赴渝”，但仍决定派周恩来与蒋介石先行接触，待了解蒋介石对和谈的诚意如何之后再赴重庆。当时，延安的广大军民对毛泽东赴渝之事非常担心，因为蒋介石软禁张学良、扣押李济深和胡汉民的卑劣行径是人所共知的，这次他如此急迫地电邀毛泽东赴渝，谁能保证不是一场新的“鸿门宴”？举国皆知，蒋介石视中国共产党为洪水猛兽，做梦都想着消灭共产党呢。
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认清蒋介石此番目的不在诱捕他，而在于利用和谈，争取备战时间，推卸内战责任。8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告诉全党，毛泽东将赴重庆谈判。同日，中共中央给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发去封电报，要求美军派出专机，并请驻华大使赫尔利乘专机同往延安迎接毛泽东赴重庆。中共的这一要求是必要的，如果蒋介石派出的飞机在途中“失事”，那蒋介石是可以脱卸责任的。
8月27日，赫尔利与张治中乘专机抵延安迎接中共和谈代表。28日下午5时，迎接毛泽东的专机抵达重庆。中共另两名和谈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也同机到达。
毛泽东亲临重庆和谈，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毛泽东的专机降临重庆机场时，蒋介石正召集各院院长会议，应急讨论国共和谈事宜。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晚间，蒋介石在他的林园官邸设宴，欢迎毛泽东。这是自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事隔18年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再次见面。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8月29日下午四时许，蒋介石亲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住处拜会。这次会见了大约20分钟，双方宣布了和谈代表团名单。蒋介石委派的代表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毛泽东委派的代表为周恩来、王若飞。随后，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谈。
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因为他没想到毛泽东能来重庆，临到谈判，国民党方面竟拿不出任何谈判方案。邵力子辩解说：“国民党没提出具体方案”是“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倘若政府先提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一种定见，而有碍于会谈的进行”。
9月3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对需要谈判的各项问题，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方案，即《谈话要点》。同一天，蒋介石与毛泽东二人也单独进行了会谈，对军队、解放区、政治、国民大会等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
9日4日上午，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三人去见蒋介石，将中共所提的《谈话要点》文件交给他。蒋介石见到这个文件、加之昨天他与毛泽东的谈话，用蒋介石自己的话说：“脑筋深受刺激。”因为谈判中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解放区的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上。蒋介石企图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中共则坚持必须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合法地位。当天，蒋介石将他自己拟定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他的四位代表，在蒋介石所拟定的谈判要点中，把中共的方案说成“实无一驳之价值”。关于全国军队缩编，蒋介石只允许中共整编为14个师。至于“中共方面所提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者。”
9月12日与17日，蒋介石两次约毛泽东会谈，主要目的仍是减缩人民军队整编的数额。
重庆谈判历经43天，是国共两党的一场严重尖锐的政治斗争。共产党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避免内战的爆发，一再提出积极的建议：人民军队可缩编为24个师以至20个师，并同意退出八个解放区，表明了和谈的诚意。毛泽东、周恩来在此期间还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多次会见和访晤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妇女、青年、文化界、工商业界人士。宣传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基本政策，及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介绍了谈判情况，表达了共产党对和平谈判的诚意，从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形成了一股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舆论力量。
10月10日午后，在张治中家的客厅里，签订了《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协定上签字的国民党代表是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中共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签字时毛泽东在场。签字后蒋介石才姗姗来迟，他穿军装，佩特级上将领章，挂着佩剑，与毛泽东握手，坐了大约十分钟，算是为中共代表团送行。10月11日，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专机飞返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留在重庆继续谈判。
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对《双十协定》有如下几点看法：“第一，中共在这个会谈纪要和以前多次所提的条款里，始终表示愿意接受蒋的领导，实行三民主义，这是使国民党内大多数人认为非常满意的。第二，政治协商会议终将召开，就可协商讨论和平建国方案了。第三，军队数字始终是最棘手的问题，但也有了结果，中共愿意由48个师减到20个师，这是很大的让步。第四，解放区问题在历次协商中始终没有达成协议，这次虽然没有解决，但双方都表示愿意继续商谈的诚意。实在说起来，凡是具有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
毛泽东不避危险，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反对内战是出自真心的，此举博得了各界的钦佩。冯玉祥曾撰文说：大家都知道中山先生的眼光远大，思虑周到。孙先生为大家留下了光明的指教，那就是三大政策，联苏、联共、和扶助工农。在1936年开大会时，很多人提出了三大政策的提案，结果把它扩大了。到了这一次抗战胜利之后，不但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的领袖和干部都来到重庆，像毛泽东先生也来到重庆，住了三个星期。注重历史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蒋介石打过10年共产党。可是毛泽东先生他们，一听见说要开政治协商会议，就坦坦白白地什么危险都不怕，跑到蒋介石统治下的地方来。我记得有一天在中苏文化协会开会，孙中山先生夫人和许多民主分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来欢迎毛泽东先生。于右任、孙科、邵力子各位，全部在场。有人说，找我讲几句话，我就大声疾呼地嚷着说：“今天可是总理的三大政策实现了，我们在高兴的时候，喜欢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还会有人来破坏呢！”当时的苏联大使、毛先生、周恩来先生大家都鼓起掌来。事后我听见人说，蒋介石对于我说三大政策实现的事，他真是痛恨极了。我知道那是真的，但是我是满不在乎的。蒋介石找蒋经国接我在江边上到南山他的家里。蒋问我说：“听说中苏文化协会开会开得很热闹。”我说：“不错当我一提到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时，大家都不知不觉地鼓起掌来了，这应当说是孙总理的成功，也就当说是你的努力。”蒋听了我的话，把眉头一皱，很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恐怕还有问题吧！”我说：“还有什么问题？日本人都无条件投降了，你还要做什么？罗斯福大总统，在百忙中常去钓鱼，我希望你找个地方约几个月的鱼去，我也去画我的丘人画和作我的丘人诗，你千万别听坏小子的话，什么这有问题，那有问题。”我又说：“万万不可无罪找枷杠。”蒋介石把头点了又点，说是是是。
冯玉祥的文章，把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表面拥护、内心反对的嘴脸揭露无遗。而张治中将军的话则比较委婉：“凡是具有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
2．执意与人民兵戎相见
可惜，蒋介石却恰恰是个没有远见的人。不惟如此，他更缺乏国共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的诚意。1945年10月13日，《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向国民党军队发布了内战密令，并向各战区散发了他于1933年“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时编写的《剿匪手本》。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连续取得了绥远、上党、邯郸三次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队11万余人，沉重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抗，除解放区军民同仇敌忾、决心保卫胜利果实、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之外，国统区内的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也迅速掀起了一个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评论或声明，呼吁停止内战，撤退美军，立即召开《双十协定》中所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12月1日，昆明学生为抗议国民党内战而罢课，遭国民党军警的血腥镇压，发生了震惊朝野的“一二·一”惨案。各地人民群众也纷纷集会，号召国统区人民以罢工、罢课、罢市和拒绝纳税等行动来制止内战，一时间，国内反内战运动形成了高潮。军事进攻的失利和国统区人民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的日益高涨，使蒋介石发现他还没有做好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也看出了蒋介石所面临的困境不是靠军事冒进能够解决的，鉴于此，杜鲁门总统于12月16日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同时，杜鲁门派马歇尔以美国特使的身份来华“调处”内战。同年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公报也认为“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公报还申明三国坚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面对这种国内外舆论，蒋介石“就坡下驴”，遂表示同意谈判停战。12月27日，在马歇尔参加下，国共和谈再度开始。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停战协定》，规定在1月13日晚12时以前一律停战。这次和谈还产生了一个“三人军事小组”，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共同组成。
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错综复杂，而国际形势也日益朝着引发中国内战的方向发展。美国政府希望出现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以保证美国的在华利益；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则坚决排斥美国在华的特权。为此，斯大林曾于1945年12月邀请蒋经国访苏，指出：“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但是，蒋介石根本不理会斯大林的警告，一头扎进了美帝国主义的怀抱。
从1945年9月至1946年元月，“美国海空军运送国民党军到达内战前线者，已达14个军共41个师，外加 8个交通警察总队，共计约54万余人。”从而使国民党军队抢占了大量的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打着“受降”、“遣俘”的旗号，直接在中国港口登陆，替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和铁路交通线。仅驻在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到1946年2月就有45000人。同时，美军还直接帮助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派遣军事顾问团，帮助指挥国民党打内战。
1945年11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继续以租借物资援助国民党政府。据美国陆军部的记录，到1945年供给国民党的地面部队所需的军用物质“已经足以供给完成39个师计划的需要，其它的租借物资中，包括大量的车辆及军需用品”。给蒋介石的武器、物资和借款，在马歇尔“调处”期间已达40亿美元。1946年6月，美国国务院向美国国会提出了《军事援华法案》，它赋予美国总统以广泛权力，为国民党编练军队、供给武器和设备。
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下达停战今的同时，即密令他的军队迅速“抢占战备要点”。1945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虽然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开幕，蒋介石在致开幕词时，也提出要实施“人民自由”、“政党之合法地位”、“普选”、“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诺言，但很快就证实这又是虚伪的应付关注政协会议的全国广大人民。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合作下，经过反复的激烈斗争，政协会议终于通过了五项决议，国民党是被迫签字。蒋介石认为在政协会上最大的损失，就是确定了改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政府。于是蒋介石立即进行对政协决议的破坏。1月26日，政协民盟代表黄炎培的住宅遭国民党军警非法搜查。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对庆祝政协成功的万人大会进行捣乱，打伤李公朴、章乃器、马寅初、郭沫若等多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重庆校场口事件。
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上，国民党顽固分子占了优势，他们把政协决议称之为“党国自杀”，叫嚷“不能把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号召对政协所通过的宪法原则，进行“就其牵牵大端，妥善补救”。这样，该会通过了反对政协协议的五项决议。其中规定，“各党派推选的国府委员要经国民党中委任命厂这仍然是由国民党一党专政，4月1日，蒋介石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又作了长篇的政治报告。“报告”的中心是公开撕毁政协决议和东北停战协议。
东北三省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牺牲品，在日寇的铁蹄下被蹂躏了14年之久。苏联对日宣战时，蒋介石的军队远在川滇边睡，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配合苏联红军收复了失地，并建立了各级地方民主政府。这个时期，苏联所承认的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且，斯大林也没有设想中国共产党能够打败蒋介石而夺取全国政权。为了争取蒋介石在美苏争霸的世界局势中至少保持中立，苏联甚至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表示决不单独援助中共；并于1945年9月从延安召回了它派驻中共领导机关的三名代表，甚至连电台都一起带走了。斯大林还多次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争取中国站在自己一边，成为美苏争霸中的焦点，而蒋介石本人的反共本性，已经决定了斯大林企望国民党政府在美苏之争中保持中立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此时的方针政策是，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科学地预见光明的出路，对任何人也不存幻想，随时准备以爱国的正义的革命战争打败中外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友好条约”，“日本投降以后，苏军在三个月内”全部从中国的东北三省“撤完”。这样，到1945年12月3日，就是苏联红军从东北完全撤出之期。可是，苏联却一拖再拖，迟迟不撤军。苏联的用意有二：其一，以“战利品”为幌子，抢运东北的工矿设备和各种物资等；其二，有鉴于美国日益加紧运送蒋介石的部队和物资，企图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于是一改过去不支持中共的方针，帮助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为其撤军创造方便条件。
1946年5月3日，苏联红军撤出东北。同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飞抵南京。5月5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这时的蒋介石可谓春风得意、不可一世。在美国的帮助下，蒋介石的 160万大军已调至内战前线，并先后攻克了四平、公主岭、长春等战略要地。然而，在中共的反击下，“国军”却不断被歼灭。蒋介石气急败坏，指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颠倒黑白，污蔑中共“破坏和平”。6月6日又向中共代表提出停战半个月，以为缓兵之计。经中共同意，停战自6月7日起生效。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命令蒋军向中共中原解放区大举进犯，全国性的新内战由此开始。起初，蒋军来势很猛、凶焰嚣张。至7月10日，蒋介石调集了160多万人的正规军，向各解放区进犯。
8月2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延安。10月，杜聿明所属16万人向东北解放区发动新的进犯。到了10月11日，占据了张家口，蒋介石的进犯达到了顶点，共占据解放区城市153座。这时，陈诚大吹特吹，说“三个月至五个月便能解决”共军，说国内交通线“任何一线均可于二周内打通”。
在上述表面的、虚假的军事态势下，蒋介石在11月15日召开了所谓“国民大会”，要制订《中华民国宪法》，史称“制宪国大”。蒋介石吹嘘这次大会“此实为革命史上最艰难之创举，与划时代之新页也”，“国民大会今已开会，共党一年来联合其他党派以孤立本党、围攻政府之阴谋，已被我完全击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通过，并决定在1947年12月25日实施，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国民大会圆满完成制宪任务，国内外对本党之信誉为之大增，此为30年来奋斗结果。”
就是在蒋介石调集军队大举进犯解放区的过程中，他的有生力量被我军消灭了二十五个旅（20万人），对于中共以消灭蒋军的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蒋介石在后来也意识到了，而且提醒他的将领们“须先了解共产党对我们国军的作战方针如何”。他说：“共产党现除了在政治经济上多方扰乱的阴谋之外，其在军事方面的作战纲要，主要的是消耗战。其目的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兵力，使我们的兵力逐渐削弱，而他们的兵力逐渐强大，到了他们的兵力和我们平衡以后，再来和我们作主力决战，以期一鼓击溃我军，消灭我军。”虽然如此，蒋介石还是相信他的实力。他说“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那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草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无论就哪一方面的实力来比较，共产党绝对不能打败我们。”
这种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战斗力的错误认识，是蒋介石政权最终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平心而论，这并不是蒋介石个人的错误，而应当是他所代表的那个腐朽没落阶级的错误。这个错误本身，是阶级本性所由，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3．腐败·兵败·一败涂地
被军事上的表面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蒋介石，急于在匆忙召开的“国民大会”上通过一部“宪法”，使其独裁政治和他所挑起的内战“合法”化。因此，这次会议又称“制宪会议”。蒋介石为了利用这次会议孤立共产党，不惜以高官厚禄和大量金钱来收买和拉拢民主党派及中间人士。但追随他的却只有青年党和民社党两个小党派，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均严正声明不承认这个“国民大会”及其所制定的“宪法”。
1947年2月27日和28日，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于3月5日前全部撤离，就此宣布了国共谈判完全破裂。
与此同时，由于在前8个月中对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蒋介石占领的地盘迅速扩大，战线随之拉长，加上我人民武装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使蒋介石越来越感到机动兵力的缺乏。因此，蒋介石只得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锋芒直指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3月19日，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城，并给蒋介石发去报捷电报称：“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敌5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蒋介石闻报大喜，立即复电嘉勉，南京与西安等地的商家和居民接到命令，一律悬挂国旗、燃放鞭炮，以示庆祝“陕北大捷。”
实际上，中共中央并没有离开陕北，正以“蘑菇战术”与敌周旋，集中优势兵力，一个旅一个旅地消灭着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之师。
1947年5月，国民党的王牌军之一、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山东被歼灭。至此，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战略也告失败。
1947年7月以后，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人民解放军反攻下，被迫收缩于中长路和北宁路的狭长走廊地带，开始面临“全面防御”的被动局面了。
军事上被动，政治上的处境也越来越不妙。国内反蒋的政治力量在不断扩大，影响也日益加深，一些著名民主人士如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鍇、谭平山、柳亚子、王昆仑等，利用各种关系做国民党军队将领的工作，动员他们不参加内战，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政策。在军事失利、政治危机的双重困境中，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状况也濒临总崩溃。物价上涨了6万倍，产业工人的失业率达到空前的高度，农村经济也由于赋税、兵役的增加而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各地区农民在无粮可食的情况下只得吃草根。树皮等物，个别地方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的人间惨剧。到了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的饥民已达1亿人以上。
造成经济状况恶化的原因，首先是蒋介石为了换得美援来打内战，不惜将中国的主权拍卖给美国。如1946年11月与美国签订的《中美商约》，明文规定了美国在中国享有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特权，实际上等于把美国摆到了国民政府的头顶上，成了“太上皇”。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达到了空前规模，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被排挤，人民的血汗被吸尽。其次，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通过垄断贸易，大搞投机活动，在内战中大发横财，致使官僚资本迅速集中、膨胀，造成了国统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此外，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使军费开支激增，更使国统区经济雪上加霜，走向崩溃。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蒋介石为了摆脱困境，想出了一个“对共匪重大之打击”的好办法。
1947年6月28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对毛泽东下一道“通缉令”，罪名是“意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7月4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了“厉行全国总动员以勘平共匪叛乱方案”，19日向全国公布。蒋介石以为这样一来，“不仅军心一振，而民言亦得一致矣。”可惜的是，一纸“通缉令”与一纸“总动员令”既没有挽回战场上的败局，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仍是愈演愈烈。
1947年5月，国统区爱国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内容的爱国民主运动。蒋介石惊惶失措，指斥学生“形同暴徒”，威胁说要“采取断然措施”。于是，国民党政府制造了“5·20”南京惨案，军警宪特对学生大打出手，500名以上的学生被打伤。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以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指出，蒋介石及其集团一贯坚持卖国、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使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宣言中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在这一时期内，全国各地不断爆发规模巨大的罢工和农民反抗运动，与广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成相互呼应之势，强烈地冲击着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自1947年1月起，全国有14个省、300多个县发生农民有组织地抗租、抗捐风潮，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抽出30万大军进行弹压。
1947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上写了一篇“反省录”，全文如下：
“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尤以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12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康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当时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客观的，不像他在公开场合演讲时那样色厉内茬。在这篇“自省录”中，他已经明显感觉到了蒋家王朝惶惶不可终日的危险处境。从这时起，他已经在考虑日后退逃台湾的事了。可惜，台湾也不是一片静土，蒋介石对台湾人民也欠下了血债。
被日寇侵占50年之久的我国领土台湾，在国民党接管之后，其处境与大陆的国统区同样，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与美货的倾销市场。台湾省百分之九十的企业和百分之七十三以上的士地以及其他财产被国民党集团所劫收。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贪污腐化成风，致使台湾通货膨胀，物价暴涨，8万多工人失业，300万农民陷于绝境，广大市民破产。1946年间，台湾也出现了“抢米”风潮和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抗暴”斗争。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的专卖局武装缉私员殴打女烟贩林江迈，并开枪击毙一名抱不平的群众陈文溪的暴行。国民党军队又向游行请愿的民众开枪，当场死3人、伤3人。激起了全省人民的愤怒，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二·二八”武装起义，几天之内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3月3日，蒋介石电令驻江苏的21军全部开台；限3月8日前到达，镇压“台湾乱民暴动”。3月8日起，国民党军在全省进行大逮捕、大屠杀，群众被杀达3万余人，3月13日起义失败。3月 16日，蒋介石说：这是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主持台湾政事，不自如其短，而唯虚骄粉饰是尚，笔此剧变，犹不引咎自责，可为太息痛恨也。”蒋介石还给陈仪发去一封电令，全文是：“台湾，陈长官：请兄负责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令论罪。中正。”这是蒋介石的惯用伎俩，先当刽子手，后充慈善家，一纸电文，把杀人的责任推给了别人。
按照“国民大会”的决议，1948年为“实行宪政年”。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即所谓“行宪国大”，其主要议程就是选举总统。当时，美国的意思是让胡适当总统，为的是消弥民怨，挽救蒋介石的垂危政局，在公众面前显示国民党的“民主”风范。蒋介石为了敷衍美国人，口头上宣布不作总统候选人，实际上却指使手下的“中常委”们在开会时大吵大闹，叫嚣一定要由党的“领袖”任总统。蒋介石则欲擒故纵，仍旧“坚辞”以示“诚意”。这一番“诚意”，一是给美国人看，二是争权的一种手段。因为在当时国民党的宪法中，还缺一条“总统紧急处置权”，这意味着即使当了总统，其权力也受到“宪法”的限制。于是，4月18日，国民党中常委开会决定，增加临时条款，授予总统有“紧急处置权”。这时，蒋介石才粉墨登场，宣称：“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于是，蒋介石与居正同时成为总统候选人。关于副总统人选，原内定为孙科，但出乎意料的是，李宗仁却横空出世参加竞选，并当选为副总统。究其原委，白崇禧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