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西建设的声誉：广西被誉为模范省，李为广西的领袖，这是他在政治上的资本。
（二）北伐时第七军的声誉：第七军战功彪炳，被誉为钢军，李为第七军军长，后来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他对北伐有特殊贡献，使他名声远播。
（三）抗战时主持第五战区军事的功勋：从二十年九·一八起，经一二八、七七、八·一三等役，我国都遭受挫败，损失很大，上海会战，多于敌人多少倍也败了，好像注定国军要打败仗的。可是台儿庄一役我军竟打胜仗，一时士气提高人心奋发，乃至于全世界另眼看待。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此役，此后，一直担任斯职，对抗战贡献至钜，声望极高。
（四）待人接物的态度：李待人接物态度谦恭，能倾听别人讲话，你对他说话，他让你说，听一点钟不会不耐烦，人情味很浓，这是他个人方面获得友谊与同情的条件。
以上是李的四个基本条件。再就竞选时情况来分析，孙科虽然得党团全力支持，但反而引起一些反作用；李的票源甚多，广西全体都帮他助选，西北（新疆、宁夏、青海）、东北、华北等地区很支持，民青两党支持，同情票很多，因此能幸获多数。
白崇禧的分析是不无道理的。李宗仁的人望较高，政声也不错，这是他当选为副总统的重要原因。另外，李宗仁是桂系的一号代表人物，而桂系历史上与蒋介石的争斗是从未停止过的。因此，李的当选，也说明当时国内反蒋政治势力是不可低估的。
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蒋介石才坚决反对李宗仁参加副总统竞选。他认为，李宗仁是拥有军事力量的地方实力派，李若当选，对蒋的危胁是很大的。蒋介石把李宗仁竞选一事说成“好比一把刀指着胸膛那样难过”，因此，他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试图阻止李宗仁参加竞选，两个人唇枪舌剑，竟当面争吵起来。蒋介石说：“我不支持你，你一定选不到！”李宗仁则反驳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这种当面反驳的口吻，直把蒋介石气得嘴里吐长气，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李宗仁之所以成竹在胸，是因为他背后也有美国在暗中支持。何况既已决定竞选，弓在弦上，也不得不发了。李宗仁自己曾回忆说：
此时各地“国大”代表已纷纷选出，中央也已明令规定于三十七年（194年）3月29日召开第一届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蒋先生并口头申明，本党同志可以自由竞选。经此鼓励，我原有的理想便进入实行的阶段了。
我既决定竞选，遂将私意告诉老友白崇禧、黄旭初和甘介侯三人。白君时任国防部长，长住南京；黄任广西省主席，常在桂林；介候时在清华大学执教，在平无住宅，所以长住我寓。时时叙晤黄、白二人知道我这项企图后，竟一致反对。白崇禧且特地请黄绍、程思远、韦永成三人先后飞平来劝我打消此意。这批老朋友们竭力反对我竞选，蒋先生必定不会支持，我就必然要落选。我如果不顾蒋先生的意旨而硬要竞选，势将引起我与蒋之间的严重摩擦。我与蒋先生摩擦起来，则向来被目为“桂系”首脑的一白二黄势必被卷入漩涡，而遭池鱼之殃。故与其听我知其不可而为之，以致牵累大家，不若早早断念于未萌之时，免惹多疑善忌的蒋先生不快。
再者，这批老朋友且预为我做了一项退路的安排。当三十六年秋广西选举监察委员时，他们替我竞选，我就当选为广西籍监察委员。他们认为，在必要时，我可以竞选那位尊而无所事事的监察院长，以免与蒋先生发生抵触。他们这项安排也可谓煞费苦心。
因此黄绍到了北平，便劝我说，既不吃着羊肉，何必惹一身膻呢？所以他劝我竞选监察院长，因为于院长春秋已高，可能要退休了，我去竞选，一定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回答他说：“季宽，我的看法与你和健生的看法不大一致。你知道国民党政权在现在人民眼光中已反动透顶，但是一般人民又怕共产党，因此大家都希望我们党有像我这样比较开明而敢作敢为的人出来辅佐蒋先生，换换空气。此次竞选，蒋先生和CC系不反对我便罢，他们愈反对，我自信我获选的可能性便愈大。至于监察院长，我是不做的。因为我如做了监察院长，我可不能像于右老那样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呀！我要行使起职权来，恐怕首先受弹劾的便是蒋先生。蒋先生如不服弹劾，那事情就闹大了，可能你们更要遭受无辜的牵累了。”
黄君去后，我立刻发出两通长电分别给白崇禧和吴忠信，表“示我已决心竞选副总统，请他们便中转报蒋先生，希望蒋先生同情我的竞选。不久，得白、吴两君复电，俱说，曾将我见之意转报介公，介公之意国民大会为实行民主的初步，我党同志均可公开竞选，介公对任何人皆毫无成见云云。我得此保证后，遂在北平组织竞选办事处，正式参加竞选了。
一月初，中外新闻界已在做将来副总统候选的各项推测。一月八日在一外籍记者招待会中，一位美国的美联社记者向我问及此事。我回答说，我确有此意图，不过尚未征得蒋先生的同意。此消息一出，各报均列为重要新闻而哄传海内外。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各方的反响均极为友好。中外报纸竟有作专论提出的，一致认为我参加竞选可以促使民主政治在中国早日实现……
嗣后，全国各报又登出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参加竞选副总统的消息。民社党也推出徐傅霖。由此副总统候选人已有五位。计国民党三人，民社党一人，莫德惠是东北耋宿，系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
在国民党籍的候选人中，我想到程、于二人是不足以与我为敌的。于氏年迈，而程氏对党国的功勋似尚不足与我比拟。加以蒋先生虽反对我，也未必就支持程项云。
他们二人之外，我还在推想党中其他可能以“黑马”姿态出现的有资望的同志。此时我便考虑到孙科。孙是总理的哲嗣。他如出马，可能得到蒋先生和CC系的支持，同时广东方面人士与孙科有极深渊源，他很可能分取我在这一方面的选票。我既考虑到孙科是一位可能的劲敌，因此在我离平之前，便请白崇禧去访问孙科，问他有没有意思参加竞选。孙科的回答是，副总统在宪法上无权，他无意参加竞选，并祝我胜利。
4月29日，进行副总统决选，李宗仁以多得1438票的微弱优势淘汰孙科，当选为副总统。蒋介石当时在官邸里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消息，当得知李宗仁获胜时，蒋介石气得一脚把收音机蹋翻，拿起手杖和披风，命令待从备车。上车后，蒋介石如发疯一般，让汽车忽尔驶往陵园，忽而又掉头开往汤山，其疯狂之态，竟使侍卫们以为他要自杀。
5月1日，国民大会收场，蒋介石到会作了《闭幕致词》，表示要“为中华民国创造光明之前途”。5月20日，蒋介石宣誓就任第一届总统，并致词表示：“进一步整理军事，加强军事，在短期内勘平叛乱。”
1948年6月11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说：蒋介石“显著地衰老下来……不能像过去一贯那样迅速做出决断来；他越来越不能察看他的指示是否得到贯彻，越来越健忘了。”又指出蒋介石“已经变成一个疲乏的老人，不能有效地应付事物，正在日趋丧失威信，迟早不可避免地将被解除职务。”
司徒雷登在报告中形容蒋介石身体状况和视事能力的语言，恰可用来形容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及政治形势。当时，国民党在华北只剩下一些孤零零的城市作为军事依托，在东北也只剩下锦州、沈阳和长春等几个据点，其余的广大地区均已在我人民解放军的控制之下。这种军事态势加上日益高涨的反蒋浪潮，已经预示蒋家王朝的灭亡。
1948年8月3日至8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大礼堂，召开了各地“剿总”总司令、各兵团司令、国防部厅。署长等主要负责人以及几个重要军长共120余人参加的军事会议。蒋介石还特地叫时任装甲兵司令部上校参谋长的蒋纬国参加会议，任务是观察会场气氛，记录每个人的发言，及时向他汇报。这是蒋介石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全面的军事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战局危机”，对战事做一次全面的部署。这也是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次召集如此规模的军事会议。
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发言说：“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上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最后他郑重地警告大家说：“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撅，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1948年9月24日，济南被解放军占领，蒋介石为之震惊，这证明共军有攻坚大城市的力量，动摇了蒋军依赖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并使华北，东北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这时，在整个军事力量的对比上，也出现了有利于“共党”而不利于“党国”的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已由120万增加到280万，用缴获“国军”的大量武器改善了装备，并在两年作战中获得作战经验。在部队的政治质量方面，“国军”更不能与解放军相比。
与此相反，国民党在军事上连打败仗，军队数量已减到360万人，其中能用于第一线的兵力只有170万人，而且士气低落。由于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大约有1亿人口的解放区内广泛而坚决地进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分得了土地的农民更加积极热情地自愿参军参战，为保卫他们分得的土改胜利果实而投身到最后埋葬蒋家王朝的战斗中去。而一贯自诩“孙中山忠实信徒”的蒋介石，却不但不执行孙中山“耕者有其田”遗愿，反而一味在国统区内大抓壮丁，用以补充其日渐枯竭的兵源，并以横征暴敛来维持其浩大的军费开支。两相对比，国、共两军优劣立判，难怪连一向支持蒋介石政权的美国政府也对他失去了信心。
正当蒋介石在制定“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的计划中举棋不定的时候，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同蒋军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战略决战。
1948年9月12日，毛泽东制定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由林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遵照这一方针，集中了主力12个纵队和1个炮兵纵队，连同地方武装共53个师，（7多万人），在东北广大人民的支援下，一举发起了辽沈战役。
在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蒋介石慌了手脚，在东北数易主帅，从熊式辉换成陈诚，再把陈诚换成卫立煌。卫立煌又不听蒋介石的指挥，在战略上采取的是消极的守势，主力部队不出沈阳一步。卫立煌不管人民解放军打到什么地方，蒋军守备部队如何告急，任凭蒋介石一再电令他派兵解各地守军之围，他总是把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按兵不动，并振振有词地解释说：“解放军的目的和战术是围城打援的，我们不能上解放军的圈套。”“蒋介石始终不同意卫立煌的打法，曾一再主张要卫立煌把沈阳的主力撤到锦州去，可是，东北部队各将领上自总司令卫立煌，下至兵团司令、防守司令、军长都不同意蒋介石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几次想物色新人来代替卫立煌，第一个人物是廖耀湘（第九兵团司令），蒋介石想要廖耀湘将将军主力带到锦州，即将东北军全权交给廖耀湘，但廖受卫立煌的牵制，不能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第二个人选人物是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然而，范汉杰在南京军事检讨会后对于自己的任务感到困难重重，不想再干下去，遂带着夫人去上海、杭州旅游，后来给蒋介石发现，马上叫军务局长俞济时通知空军总部派飞机把他送走。
这时，蒋介石想要范汉杰打通沈锦路，将东北主力撤出后，将权力交给范汉杰。总之，在辽沈战役发生前，东北的国民党将领是各有所私，各怀鬼胎，各据一部分实力，个个要直接听蒋介石的命令，谁也无法统一指挥。因此，蒋介石在东北的军事方针，一直拖到1948年9月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时尚无决策。
北宁线上的锦州，是连结东北和华北的一个战略要点，宛似一根扁担，可切断东北蒋军南窜人关的退路，形成“关门打狗的局面”。所以，打锦州就成了辽沈战役的关键。1948年8月底，范汉杰回到锦州，立即发现解放军的战略意图，遂建议迅速征集三个军的兵力集结锦州，确保出关通道。可是卫立煌却认为解锦州之围应由关内出兵援助。迟疑问，义县被解放军攻克，义锦之间的交通从此断绝。
锦州吃紧，蒋介石迫令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由沈阳出兵支援锦州，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沈阳督战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卫立煌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赌咒发誓地说：“出了辽西一定会全军覆没，你不信我同你画押！”顾祝同与卫立煌多次争吵，“将一切不堪入耳的话都说出来了”。卫立煌为了免于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极力忍耐，但对出兵辽西的命令是绝对不执行的。卫立煌的打算是将主力撤至营口从海上逃走，让蒋介石从关内派兵去救锦州之急。顾祝同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东北负责将领不服从命令，企图避免作战”等等。
蒋介石听到顾祝同的汇报后，非常愤怒，于9月30日亲飞北平，找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命傅作义出两个军的兵力救援锦州。蒋介石在北平“华北剿总”司令部对傅作义等十余名高级将领训话，大意说：革命发生了困难是长期的，他预料几年后美苏必战，战争的结果是美国胜利，我们也胜利。傅作义回忆说：蒋介石“那次讲话整个泄气，大家听了后，觉得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话，而这次来这样讲是泄气不是打气，尤其蒋介石自己毫无信心，想靠美国人侥幸的获胜还有什么打头呢……”傅作义这位以晋奉大战时守琢州而一举成名的晋绥军名将接着说：“这是他对蒋介石思想上起变化最深刻的一次。”10月2日，蒋介石又飞临沈阳，当天下午在沈阳“剿总”对师以上人员讲话。他说：“我这次亲到沈阳来，是救你们出去。你们过去要找共军主力都找不到，现在东北共军主力已经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发挥过去作战的牺牲精神，和关内国军协同作战，一定可以成功的。关于空军的协同、后勤的补给，郭总司令和周总司令已给你们计划准备好了。我经常要住在沈阳、葫芦岛，你们有什么情况，要多联络，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去，那么来生再见。”
到会的人听到蒋介石最后一句话很不满意，认为是“不祥之兆”，但也表明蒋介石要同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决战，连他自己都已经是没有把握的。
10月3日，蒋介石对辽西作战方案亲自作了详细的部署，给各部队下达了命令，即于当日下午飞返北平。5日，蒋介石飞天津视察塘沽新港，遂即乘重庆号军舰亲赴锦州湾的葫芦岛部署。6日，蒋介石给驻守葫芦岛的将领开会，训话说：“这一次战争关系重大，等华北两个军和烟台一个军运到后，协同沈阳国军包围锦州的共匪，然后接应沈阳国军到锦州。各将士的责任重大，几十万人的生命，都交给你们负责。要以杀身成仁的决心。”蒋介石指定第三舰队以最大口径的24门大炮击毁塔山解放军阵地，当时还向守卫锦州的“冀辽热边区司令”范汉杰通电话慰问。
蒋介石在葫芦岛部署完毕后，于10月7日乘重庆号军舰返塘沽。途中，蒋介石在重庆号军舰上戴着白手套到处摸，发现有灰尘，于是当海军司令桂永清陪蒋介石吃饭时，蒋介石大骂桂永清说：“海军腐化堕落成这样，要亡国广一直骂到吃完饭，吓得各将领再不敢陪蒋介石一起吃饭了。此后的几天，蒋介石接连收到锦州告急的电报。锦州若失守，在东北的40余万军队将成为瓮中之鳖。于是，蒋介石于10月15日偕宋美龄再度飞临沈阳，亲自督战指挥，“以期救护我范汉杰、卢清泉等忠勇将士”。蒋介石到沈阳的当天，就用飞机给锦州的范汉杰空投一封‘“手谕”，叫范“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出锦西”。同时也给长春守将、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空投一封“手谕”，命令郑赶快突围，‘’如不遵令突围，定以军法从事”。但是，就在蒋介石空投手谕的当天夜里，锦州被解放军攻克。10月16日，当蒋介石得知锦州失守，“七万精锐国军”被全歼的消息后，吓得不敢在沈阳再住，急忙偕宋美龄飞回北平。10月18日，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再次飞到沈阳，召集卫立煌、杜幸明、赵家壤等将领开会，命令“集中部队，一举收复锦州”。部下们却对委员长说：“目前敌我兵力悬殊，还是以守为攻，相机收复锦州为好。”蒋介石见部下不迎合他的主张，虽怏怏不乐，但未做硬性的决定，只说：“‘你们研究研究再说。”当日又急忙飞回北平。
10月17日，长春守将曾泽生将军率所部六十军2万6千人起义。19日，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被迫率部放下武器，长春遂告和平解放。
锦州、长春失守之后，只剩下沈阳最后一个据点“孤悬关外”了。蒋介石明知东北“战局业已绝望”，却仍梦想夺回锦州，打开关内外联系。
10月20日，蒋介石把杜聿明召到北平。他对杜聿明说：“锦州是我们东北的生命线，我这次来时，已经同美国顾问团商量好，只要我们保全锦州，美国就可以大量援助我们。现在应该研p何把锦州的敌人打退，将沈阳主力移到锦州，保全锦州。以后我们一切都有办法。”蒋介石遂任命杜幸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接替卫立煌的指挥权；因卫立煌始终违抗蒋介石的命令不把由廖耀湘指挥的美械装备的五个军调去反攻锦州。可是，杜聿明也说：共军“可能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攻我围我消灭我军的。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蒋介石这时说：“那么我把东北完全交给你好了，你自己发纸币、找粮食、扩充军队。”杜章明说：“这样，我可不敢去，我从来未搞过政治、经济，还是让卫先生在东北。”蒋介石大发雷霆，举起拳头说：“为什么共匪能打游击，就地筹粮筹晌，而我们黄埔生不能做呢？”最后蒋介石面红耳赤地站起来骂道：“哼！你们黄埔学生都不服从我的命令，不照我的计划执行，懦怯怕匪，这样子我们要亡国灭种的！”杜聿明不敢去沈阳，蒋介石只好命杜去葫芦岛，但他严令杜幸明越过总司令卫立煌，直接给廖耀湘兵团下命令反攻锦州。10月22日，杜聿明到沈阳代替蒋介石向廖兵团下达了命令。10月27日，解放军于辽河以西地区会歼了美机械化的廖兵团10万余众，兵团司令廖耀湘被俘。10月30日，蒋介石由北平飞回南京，因为东北再没有军队需由他指挥了。11月2日沈阳解放。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和参谋长赵家壤乘飞机逃到葫芦岛，与杜幸明相会。这三个人在一起检讨东北失败的原因，“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已经弄胡涂了，只要他到哪里指挥，他就是一意孤行，谁的意见也不接受。蒋介石召集开会，也只是要别人附合他的意见，执行他的命令。谁不同意他就是骂人”。卫立煌并说：“蒋介石的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东北失败我未下过一道命令，看谁负责。”
11月30日，蒋介石下了一道命令，对卫立煌撤职查办。原令说：“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误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杜聿明说蒋介石就是没有“指挥道德”，但这更可见蒋的为人。辽沈战役蒋介石“御驾亲征”，是他亲自部署和指挥的，结果是47万“国军精锐”应了蒋介石的话：“来生再见！”但他却把责任推给部下。李宗仁在回忆中说：“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令将卫煌释放”。
至此，人民解放军全面反功的第一次大战役--辽沈战役宣告结束冻北全境解放。蒋介石放在东北的卫立煌集团共47万人，除第五十二军的几千人乘招商局的一艘登陆艇逃脱之外，全部被人民解放军解决。
1948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淮海战役”。蒋军在这个地区集结了80万兵力，人民解放军参加的兵力为60万人。这样大规模的决战，在世界各国战争史上，不是“绝无仅有”，也是罕见的。
蒋介石的初衷是不愿在徐州附近地区与人民解放军决战的，他曾决定不守徐州，退守淮河来确保南京外围，并决定在门月上旬转移完毕。
放弃徐州退守淮河的计划确定之后，蒋介石在最后改变主意了，原因是蒋军刚在东北遭到全面的失败，如今又放弃徐州，蒋介石怕影响军心。这时他又得到“共军南下较缓”的情报。于是，蒋介石又决定守徐州。而这样临战改变作战计划，又一次贻误了战机。
在统帅人选问题上，由于派系作崇，予盾重重。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从战略上说，应该由白崇禧的华中“剿总”统一指挥，但蒋介石对白崇禧不放心，另设徐州“剿总”，任命刘峙为总司令，以分白崇禧之兵权。如今“徐蚌会战”，蒋介石则感到兵力不足，需要调华中的兵力。于是，蒋介石委任给白崇禧一个“国防部指挥所主任”的名义，以便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个“剿总”。白先同意，后又变卦。他是安心拆蒋介石的台，准备会战失败，逼蒋下野，桂系取而代之。刘峙是有名的“福将”。蒋介石又任命杜章明为副总司令，负责实际指挥，刘峙挂名总司令。蒋介石独裁成性，不论大小战役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他的亲自决定指示。而蒋介石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专事军事上的指挥，无法全面掌握战况，每天仅仅凭所谓的“官邸会报”一次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灵机”一动，乱下手谕，主观武断，焉能不败。。
论兵力、装备--特别是重武器，蒋军占有明显的优势。但国民党内部如此混乱、勾心斗角、贪污腐败，面对战斗意志旺盛。战术机动灵活的人民解放军，就难逃失败的命运了。
淮海战役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8年11月6日到22日，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在徐州以东的新安镇、碾庄地区被歼灭，兵团司令黄百韬负伤后自杀。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所属三个半师，共两万三千余人，在台儿庄、枣庄地区起义。这一阶段，蒋军被歼达十七万八千多人。第二阶段，从11月23日到12月15日，国民党军第12兵团的12万余人，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被全歼，兵团司令黄维被俘。这时，蒋介石见徐州大势已去，急令杜幸明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西逃，却又被解放军合围于永城东北地区。孙元良部妄想突围，结果被全歼。
杜聿明率领的三个兵团共30万人，乃是蒋军之精锐，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部队，杜幸明等又是蒋介石的心腹将领，也是蒋介石所剩下的最后一点军事本钱，如今被解放军包围在永城东北以陈官庄为中心的一个不到二十华里的框子里，危在旦夕。蒋介石心急调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宋杀濂部前往徐州地区增援，但又遭到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的力阻。这可急坏了蒋介石，他亲自给白崇禧打电话。蒋、白二人在电话里吵了半个多小时，蒋介石气得满面通红，将电话摔在桌子上，用宁波土话骂了一声“娘希匹。”
白崇禧不惜采取同蒋介石决裂的态度，力阻第14兵团东调，其目的就是希望蒋介石仅存的主力部队被消灭，他就可追蒋去职，由李宗仁取而代之。
杜幸明集团军30万人被围在淮海战场的同时；以傅作义为总司令的华北“剿总”拥有的60万军队，由于华北广大地区早已被解放军占领，仅仅是维持平、津、保、唐、张家口、承德等几个大的孤立的据点中。got情景，蒋介石仍不甘心失败，他还要作最后挣扎。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安排宋美龄再次访问华盛顿，他希望宋美龄仍能像在罗斯福时期那样，受到欢迎并得到美国的紧急军事和财政援助，救党国于千钧一发之危。当时蒋介石的处境，用“千钧一发”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可说是四面楚歌、内外交困。194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由于当时尚在执政的杜鲁门总统属于民主党，民主党又以中间偏左为号召，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持批评态度。因此，蒋介石寄希望于杜鲁门不再连任，而由杜鲁门的竞选对手、共和党的杜威接任总统。为了保证杜威的当选，蒋介石特派陈立夫亲往美国，以大量现金支援杜威竞选，并指使孔祥熙和孔令杰父子二人在美国四处活动。杜鲁门描述孔氏父子帮助杜威竞选的情形时说：“他们使许许多多众议员和参议员听他们的吩咐，他们有几十亿美元可花……”可惜，1948年11月3日，美国大选的结果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杜威落选，杜鲁门连任美国总统。蒋介石既失望又尴尬，只得乞求杜鲁门政府发表一篇支持自己的宣言，用以维持士气与民心；但这一点微末要求也被拒绝了。
4．仓皇辞庙日
1948年11月13日，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在寓所服安眠药自杀。
陈布雷出身于富庶家庭。祖父陈克介、父亲陈依仁两代经营茶业及钱庄典当事业，家道殷实。由于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陈布雷少年时代即显示出过人的聪颖。清光绪二十九年，14岁的陈布雷在宁波府科考中名列第一，由此名扬宁波。
此一时期，少年陈布雷受其同乡董子咸的革命思想影响，大量接触了《时务报》、《警钟报》、《浙江潮》等新书杂志，产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萌芽。他在宁波应试期间，即与同学组织了“覆满同志社”。声言：“驱逐鞑虏，我炎黄子孙天职。匹夫有责，当竟此志”。他们辟密室，挂黄帝像，站在凳子上学讲演，思想活动十分活跃。与此同时，陈布雷还鼓动表妹学习俄国革命女杰苏菲娅，并说服他的姑父同意表妹进了上海进步女校。
1906年，陈布雷门岁，由堂兄陈怀介绍转入宁波府中学堂。宁波距沪校较近，风气开通，学校可任学生自由选课，陈布雷受一位教史地的老师影响，“多习史地、政治、泽以文字”，每逢开会必登台练习演说，初时艰涩，后在校园内外竟颇具辩名。
在府中期间，陈布雷在学生中倡导新科学新道德，反对旧式学校生活和腐化学风，常常引起学生中的新旧势力之争。一次以新道德为题的演讲会，陈布雷言辞过激，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后因校方有意偏袒对方，处置失公，陈布雷拂然退学，离校而去。
1907年，陈布雷由慈溪县中学考取了浙江省高等学堂哲史政法科。浙高注重外文、史地、法政、国际时事等新学科。陈布雷眼界大开，然而他仍不满足，经常约几个相知同学去国文教师沈士远先生处借“禁书”。他追鉴《复报》、《民报》、《新世纪》等进步刊物，并大发议论，有时竟毫无顾忌地把“光复汉物、驱逐胡虏”写进作文。沈士远先生说他“已接受并信仰中山之革命思想，又能以文字表达其革命意志。”
1909年，邮传部长汪大文主张沪杭市铁路借英款修筑。浙省人民竭力反对，以力保主权为号召。杭州士绅、学界、商界纷纷组织团体，参加统一组织“浙路拒款会”。陈布雷被浙高推为学生代表之一，不但参加了集体请愿，还为“铁道国有”亲自至信杨度。此信寄上海《天锋报》发表后起了进一步动员沪杭各界民众的重要作用，将铁路拒款运动推向了高潮。
浙高毕业后，陈布雷因当年《天锋报》发表了他致杨度的一封信，从而开始了他16年的办报生涯。
陈布雷在接受反清革命思想和斗争实路中深刻认识到欲行革命必先唤醒国民，而达此目的，报纸就是最好工具。《天择报》总编辑戴季陶从当初发表陈布雷致杨度的信中知其思想活跃，立论凿凿，文笔犀利，力邀陈布雷人社办报。双方一拍即合，1911年秋，22岁的陈布雷入了《天择报》做编辑。
在《天择报》期间，陈布雷每日摆短论两则。使用“布雷”笔名即由此时开始。据他自己说：“布雷”二字是他在浙高时，同学戏呼之称。同学见他面颊圆满，戏以“面包孩”相呼。“面包”英文为bread，译者为布雷。总之他好撰文投报馆，常以布鼓自拟，故自取布雷笑名，后有人赠诗云：“迷津唤不醒，清作布雷鸣”，确是他当年在报界为反清革命疾声呼吁、奋张挞伐的写照。
陈布雷在《天择报》期间，与职业革命家、国民党早期著名领导人宋教仁过从甚密。当时宋教仁自日本归国策划革命，利用于右任《民立报》任主笔做掩护。他们之间颇多往来，宋佩服他思想敏锐，见解深新，当然更看重这个青年朋友的反清革命倾向。宋教仁留日时，对国际时势颇有研究，并经常在《民立报》上发表国际时事评论与专文。陈布雷也争先在《天锋报》为文论之，与《民立报》互相呼应配合，颇为默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上海，陈布雷立即撰拟专文意欲为之欢呼。总编见各报称武昌起义者为“逆军”居多，力主慎重，不同意称武昌起义者为“义军”。陈布雷力排此议，绝不愿附和各报，乃称武昌“革军”。以《谈鄂》专题，连发10篇评论。从此陈布雷大名更加响彻京沪杭。
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表第一篇《告友邦人士书》。初稿用英文撰写。外交总长王宠惠自京到沪寻人翻译。有人荐举陈布雷。王宠惠本人留洋多年，中英文俱佳，深受中山先生的赏识。他了解到陈布雷并未进过大学，颇不以为然，只让陈试译一段。岂料，陈布雷一挥而就：
“……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倒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请友邦。易君主政体以共和，此非吾人徒逞一朝之愤也。天赋自由，索想已夙，祈悠久之幸福，扫前途之障蔽，怀此微悦，久而莫达。今日之事，盖自然发生之结果，亦即吾民国公意听由正式发表者也。”
王宠惠阅毕，连声喝彩。第二天陈布雷又以《天择报》率先全文发表。然而，总编李怀霜对陈的“不慎”却大为不满，不久陈的论说栏总编辑被撤换。后又降低月薪，迫陈离去。1912年，陈布雷回宁波效实中学教学9年。但他始终未能忘情于新闻事业，此间仍然兼任了宁波《四明日报》撰述，还为上海《申报》译寄稿件；但他在报界重振声威，是在1921年7月以后。
1921年元旦，陈布雷的堂兄陈屹怀在上海创办《商报》，请陈布雷任编辑主任，仍旧负责撰写评论。陈不胜欢欣。同时开始使用“畏垒”笔名，一如既往直刺时弊。
1926年，邵力子奉蒋介石之命赠给陈布雷一张蒋介石的戎装照片，上附蒋的亲笔签名：“赠陈布雷先生，弟蒋中正。”陈布雷反对军阀，对北伐军统帅蒋介石当然很有好感，不禁心向往之。而当时的蒋介石也非常需要一位幕僚长，在陈布雷的族兄陈悄怀（此人曾为蒋的私人秘书）及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戴季陶等人的一力推荐下，蒋介石决定邀陈布雷一见。
1927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见到陈布雷，动员他加入国民党，陈难拂盛意，遂由陈果夫与蒋介石亲自介绍加入了国民党。蒋提出要他留在北伐军总部，他言称“只愿办报，不愿为官”，执意返回了上海。此后，蒋介石又数次坚请陈布雷为官，甚至表示：“愿任何种职务，可由自己选择。”然而陈终不肯就，恳切直言：“我之初愿在以办报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则只愿任先生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之助。机关重职，实非所胜。”
“而蒋介石却不肯让陈屈就私人秘书，此后一段时期内，几乎是“连哄带骗”地让陈布雷先后担任过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其后又身不由已地提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
陈布雷是个正直的文人，他跟随蒋介石22年，实际上几乎等同于一部中国现代史，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中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重要文告、文章，大多出自这位“文胆”之手。陈布雷才华横溢，曾在反清革命、北伐战争中奋张挞伐，笔扫千军；在抗日战争中抨击日寇，讨伐汪伪，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陈布雷作为一个文化人，却摆脱不掉“知遇之恩”，便硬着头皮去为行将倒坍的蒋家王朝作无谓的修补。最后，在难以排解的思想矛盾中，终于走上了绝路。陈布雷之死，说明在蒋介石身边的最亲信的人也已意识到蒋家王朝只有死路一条了。
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援助上，哪怕只是一根稻草，他也要捞一把了。
1948年12月初，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乘飞机前往华盛顿寻求美援。
这次出访，是宋美龄诀别大陆的最后一次旅行，从此，她再也没回到到这块土地上。
抵达美国后，美国主事对宋美龄的接待同5年前大不相同。华盛顿没有铺红地毯，没有举行欢迎仪式，没有请她在白宫逗留，更没有请她向国会发表演说。宋美龄对此感到很难过，就连一些美国朋友也感到很难堪，他们看这位当年才貌出众的贵妇人，如今变得如此狼狈，心里十分不安。为此，马歇尔将军和他的夫人设法把宋美龄安顿在维吉尼亚自己的家里过夜。
在官方的场合，宋美龄更显得十分尴尬，只有共和党人、院外援华集团和少数同意帮助中国的人，对她的要求表示同情。
继罗斯福之后就任总统的杜鲁门，在一次茶话会上约见了宋美龄，看上去杜鲁门对她很客气，但茶会进行半小时后，杜鲁门便显得不耐烦了。他请宋美龄走进他的书房，又给她半小时进行申辩的时间，然后说，中美友谊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但他感到抱歉，因为美国人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4亿美元，这项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用完为止，但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
茶会以后，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杜鲁门用挖苦的口吻追述说：
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认为她也不喜欢住在白官，但是，对她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宋美龄的这次求助，杜鲁门不仅没有给她面子，而且不客气地向报界发表一篇声明，透露美国向蒋提供援助的总额已经超过38亿美元。杜鲁门还向他的助手们坦率地谈论中国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他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货款，在纽约列人中国人的银行户头。不久，他听说他的估计太保守了。
1949年5月，即在宋美龄访问美国以后的几个月，杜鲁门听银行界人士对国会议员说，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杜鲁门立即命令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以便确切地了解钱数和储存地点。这次调查的结果非常机密，直到1983年--35年以后才销密（即在蒋介石去世的8年之后），而且仍然有所保留。因为在当时，联邦调查局认定，如果再进一步调查并全部公开这个数字，在政治上是有危险的。
尽管如此，还是惹得杜鲁门破口大骂。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对作家默尔·米勒的一次谈话中，曾骂道：
他们全都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蒋的38亿美元中，偷了7亿5千万美元。
他们偷了这笔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这就是曾经而且仍然在为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使用的钱。
对于宋美龄的这次访问，美国新闻界也很苛刻。为了对国民党进行斥责，他们列举了大量事实，说国民党军队在一次与共产党军队的作战中，一仗未打就交出了23万支步枪，l万4千多挺机关枪和两万多支冲锋枪。
随后，当宋美龄还未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又发表了指责中国政府及国民党腐败无能的《白皮书》。宋美龄愤而离开华盛顿，隐居在里弗代尔的孔家别墅，从此再未回到大陆，直到国民党逃台，她才跟着到了台湾。
在国内，蒋介石则面临军政大员们纷纷请他“下野”的尴尬处境。
12月24日，白崇禧自武汉蒋介石发出：“亥敬”电，内容是：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竟会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垂20余年，当兹存亡危急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披肝沥胆，上读钧听，并贡刍莫：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白崇禧的通电语气尚属和缓，但其驱蒋的态势已是咄咄逼人了。白氏通电之后，长沙绥靖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畛等人更直言要求“总统毅然下野”。12月30日，白崇禧又向蒋介石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说：“当今之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总之，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军事一败涂地，经济濒临崩溃，民怨沸腾，四面楚歌，时局艰危如此，蒋介石真正是焦头烂额，惶惶不可终日了。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求和文告。文告最后说：“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索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这等于说蒋介石准备再一次下野了。1月3日，中共方面由新华社发表了评论，题为《评战犯求和》，揭露了蒋介石是企图利用和谈来保存其反革命实力。
1月10日，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战役以人民解放军的全胜而告结束，国民党第二、第十三两个兵团被全歼，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被击毙。至此，淮海战役全部结束，蒋军精锐部队55万余人被歼，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被解放，南京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l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8项和平条件。蒋介石认为这是最后通碟，遂决定正式下野。
1月16日，蒋介石下令把中央、中国两银行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遭到接收。
l月18日，蒋介石重新部署人事：扩大京沪警备司令部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地区的军事，积极布置长江防务。派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委。从上述人事安排上看，蒋介石重点放在经营台湾，为大陆不能存身时，退路只有逃亡去海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