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蒋介石已连任了一届，再连任将有违背“宪法”的嫌疑。蒋则立即声称：‘宪法’不能修改，我要把它完整地带回大陆去。”如不修“宪”，蒋介石又怎能当选连任呢？于是想出了一个妙招：修订《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动员勘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这样一改，既做到不修“宪”，又使蒋连任不“违宪”，而且还可做终身“总统”。
1960年2月20日，一届三次“国民大会”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3月21日，又轮到“万年国代”们费点小神的时候了--到投票厅去履行一下手续。蒋介石在1509票中以1481票的高票数当选第三任“总统”。22日，陈诚在1509票中得1381票当选“副总统”。蒋介石连选连任，终于算是坐稳了终身“总统”的位子。
蒋介石坐稳了“总统”宝座，接下来考虑的就是让蒋经国准备接班的问题了。为了保证儿子能够顺利地继承“大统”，蒋介石逃到台湾后，立即开始排挤元老重臣，为儿子接班辅平道路。如排挤吴国桢一事便是典型例证。
吴国桢是湖北人，生于1903年。他早年考入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饱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熏陶，后获普林斯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吴国桢历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和上海市长等要职，是蒋家王朝中红得发紫的人物。
蒋介石之所以器重吴国侦，固然是由于吴毕业于美国，与美国政界有相当的联系，同时也因为他从不结党营私，对蒋介石绝对忠诚。吴国桢做外交部次长时的部下何凤山回忆说：
“吴国桢到外交部上任（194年）时，仅随身带了一位秘书，用了几个星期之后，打发他走了，并且说：‘我来做次长，已经是半路出家，破坏了外交部的系统与组织，我不能再从外边擅自带人进来，加深我的歉疚’。所以几年下来，他没有用一个私人，极端尊重外交部的良好传统。年轻的进来大多为高考出身，由外交部举行特种考试派员监督，考取人员所取得资格与高考资格相等。”
吴国桢不仅不结党营私，而且非常崇尚资产阶级作风，办事特别讲求效率，令出必行。由于他强调法治，在上海市长任内就有“民主先生”之称。他个人能力极强，能为蒋独挡一面，自然也有高傲的一面。曾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的潘公展后来回忆说：
“平心而论，吴国桢并不是一个庸才，他确有一套看家本领。他的漂亮的仪态，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英语，十足一般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办公室（上海人叫上写字间），见了什么人都飨以笑容，甚至和当时气焰很盛的闲学潮的学生，也表示着一种即使挨打也满不在乎的气度，的确使当时但观皮相的洋商和上海市民，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如此一位现代化的民主市长。”
1949年12月15日，尚未复“总统”职的蒋介石便以台岛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对此，吴氏大惑不解。因为陈诚掌管台湾省市的大印不足一年，没有功劳亦有苦劳，且在吴上任省主席位不久前，陈诚曾约谈吴氏，邀吴屈就台湾省主席秘书长一职，遭吴婉谢。吴对蒋说：“陈诚将军不是做得很好吗？最好由俞大维担任”。蒋则毫不隐讳地回答：“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
由于一切以争取美援为中心，故而有“民主先生”之称的吴国侦，当然成为台湾省主席的“最佳”人选。
吴国桢任台湾省主席职的第3个月，蒋介石宣布复“总统”职，同时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吴国桢认为：陈诚“为了他把省主席的位置让给我，一直耿耿于怀，老是卡着我，所以我向蒋先生报告，请求辞职”。蒋对吴的辞职不予批准，并对吴说：“辞修和你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
听了蒋的发誓后，吴飘飘然了。他又认为，“钧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
吴国桢既然如此受宠，为何又遭蒋介石的排斥呢？据吴国桢自己称：是蒋先生为了经国的缘故。这的确是吴氏被逐原因之一。
吴国帧与蒋经国的矛盾始自上海。当然，吴氏与小蒋之间完全不同的背景、思想与训练，也是使双方裂痕扩大的原因。
早在1948年8月，蒋经国奉父命以督导员身份赴上海“打老虎”。当时经国手持尚方宝剑，雄心勃勃，想在上海一显身手。他当时手法严峻而急切，但效果不佳，演变成“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局面。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除了不同意蒋经国的做法之外，市长权力被架空，也使吴颇为不悦。蒋经国与吴的矛盾就此发端。
蒋氏父子退守台湾后，一切问题的核心，就是再也不能丢失台湾，否则死无葬身之处。故此，蒋经国又奉父命独揽了整个台湾岛的安全、情报与特务系统大权。蒋经国就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虽然职位不很高，但这只是蒋在台面上的官衔而已，他可以在“总统府资料组”中发号施令。只要戴上红帽子，想抓谁就抓谁，想杀谁就杀谁。躲在幕后行使“法律”以外的特权，指挥手下狠狠打击异已和政敌。
吴国桢任职台湾省主席期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蒋经国所豢养的特务打手的横行和猖狂。当时吴对老蒋说：非改革不可，任何机构不通过保安司令部，禁止随意抓人，逮捕后14天，一定要释放，或起诉。由于吴国桢的主张与蒋经国的做法形同水火，故小蒋与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吴与蒋经国之间的矛盾还有经费问题。国民党退守台湾岛，“中央”及地方的一切开支均由省府开销。而省府的经济来源，无非靠征收田赋。应付这样大的开销，难免捉襟见肘。吴身为省府主席，自然要压缩开支。他当时曾和蒋介石约法三章：
（1）省府负担“中央”的军费，但要点名发饷，杜绝吃空饷的流弊；
（2）严惩走私；
（3）防止商人逃税。
吴国桢还向蒋介石进言说：“国民党党费应不用国家经费而向党员筹募，且应鼓励反对党之成立，才能奠定两党制度”。对于蒋经国领导的许多不在编机关、特务组织预算外的经费要求与请托，吴住往予以婉拒。吴后来告诉蒋的另一反对派雷震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
江南对吴国侦此举评论说：
“假使换一个主席，如俞鸿钧、严家涂之流，奉遇事请示、凡事‘推事’为座右铭，经国越权乐得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好官我自为之。那么，何止冲突不会升级，连上海时代的误会，都可以消于形”。“公正地说，吴意气用事的成份很大”。“否则不至于发展到形同水火的阶段”。
吴国桢恢遭蒋排斥也有他恃宠而骄，过高估计了蒋介石对他信任的成份在内。他后来竟天真地向蒋介石进言：
“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
蒋介石当然听不进这种逆耳忠言，甚至由此产生了除掉吴国帧的念头。1953年10月30日，蒋介石为过65寿诞，邀吴国桢夫妇到台北郊外草山吃晚饭，并留宿。翌日，吴氏夫妇返归时，竟找不到来时开车的司机了。无奈，只得由蒋氏另派一名司机开车下山。适逢吴妻腹泻，开车不久就停车到路旁一百姓家寻方便之所。待吴氏夫妇回到汽车旁时，发现司机脸都吓白了。原来这辆汽车的四个轮子中有三个车轮的固定螺栓都早已被人拧掉了，如果不是吴夫人闹肚子，汽车飞速下山，到拐弯处时必定车轮飞脱，吴氏夫妇也必将死于“车祸”。
吴国恢死里逃生之后，方始明白蒋介石因为美台关系业已修好，要“卸磨杀驴”为蒋经国扫除仕途障碍了。鉴于此，吴国桢决定离台赴美定居。1953年4月，吴国桢向蒋介石请辞台湾省主席一职，5月，吴国恢夫妇接到美国邀请，欲赴美留居，蒋氏父子曾想阻止，但宋美龄积极从中周旋，最终放行。但是，吴国桢年近80的老父和尚在读书的次子吴修却不准同行，这等于是留下了“人质”。
吴国桢赴美后，一直谨言慎行，其公开对蒋氏父子的发难，乃在王世杰免职案发后，据潘公展说：
当去年十月初王世杰先生免职案发生时，因为案情真相迄未公布，以致由台湾、香港不断传来谣言，后来且有牵涉到吴国桢的。我于十二月四日在《华美日报》发表《政风》一文，就说政府如果以澄清政风为急务，则对于案情真相宜有一调查报告发布，‘必如是而后廉洁之士有所保障，贪墨之徒有所戒慎’。‘否则徒使问心无愧者横遭传说之诬毁，而暮夜芭直，蝇营狗苟者，转得逍遥于法外’。更于同月十五日论根绝贪污之道，有‘法办今日渎职之官，即所以杜异日五史之重演。惩治已发之贪污，即所以根绝未来之腐劣’等语。可是王案内情的是非曲直始终未为一般人所知，而谣言也愈来愈离奇。于是《美洲日报》遂于一月十三、十四两日也根据所闻的传说，接连发表两篇社论，提出若干疑问。一月二十五日的《民气日报》也有长篇社论《幼吴国桢从速回台湾》。吴氏对《美洲日报》和《民气日报》，都先后有信去声明辟谣，而其一月二十七日致《民气日报》函中，则透露几句肺腑的话，那便是：
“桢之爱国，不敢后人。板又何敢从个人一人或一家着想？然而古语有云：事有可行，有不可行。又云：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云：忠臣去国，不洁其名。板恳请贵报勿逼桢大甚，使桢不得不言所不愿言之言也。”潘公展推断，是‘谣言’、‘逼出’，他原先不愿说的话，颇合逻辑。至于‘政府彻查，未得要领，自拟辟谣启事，又遭台报拒绝’的说法，校对事实，也不尽可靠。”
吴的启事，完成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抵达台北的日期，大约为二十日左右，收件人是时任国民党秘书长的张其。广告内容如下：“桢远在国外，忽闻道路谣传，谓帧苟取巨额外汇，并云前‘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之去职与此有关等语，查桢此次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五千元，作为旅费，此外并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桢亦未有此项请求，与王氏更从未谈过去美费用问题，恢闻此谣传后，已于一月二日以党员身分函请张其秘书长转呈总裁请份政府彻底查明，公布真相。至桢在美生活，除夏间遵医嘱曾赴美国西部高山地带休养医治气喘外，自十月起即在依利诺州艾凡思顿城公寓旅舍居住，房屋两间另一小厨房，内子执炊，桢自洗碗，以旅费不敷，遂接受各方请求演讲，已接受者约二十余处，每次讲费约四百五十元美金，一面借以维持生活，一面亦以国民一分子资格为国宣传，以演讲关系曾赴纽约四次，旅馆费用，间由请演讲者供给，曾在所谓最华丽之华都饭店演讲两次，广播一次，但从未寓居该处，此间本国侨胞及美国友好均深知悉，勿庸置辩。查桢为国服务二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混水摸鱼盗取公带，实将自觉不侪于人类，惟以道路阻隔，深恐以讹传讹，故特启事周知，如桢个人有任何劣迹，敬请国人检举，政府查办。”
吴国桢的这一声明，对蒋氏父子并无攻击，刊出来原也无妨。但张其却将这份启事交给在台的吴父，吴父奔走数日，竟无一家报纸敢于刊登。后来，启事转到蒋介石处，始于2月7日刊出。吴的启事见报后，由于吴国桢在美国发表了“不同政见”，台湾方面以张道藩和陶希圣为主，开始隔海“骂战”。直至美国政界人士出面干预，这场隔海骂战才告平息。
排挤吴国桢后，蒋介石便改任蒋经国为“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当起了特务头子。1956年，台湾当局成立“国民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严家涂任主任，蒋经国副之，但主持实际工作。1957年又任命蒋经国为主任。蒋经国在这个“辅导会”当主任一干就是8年，为他赢得了较好的政声，改变了他“特务头子”的不良形象，为日后升迁奠定了“民意”基础。
1963年11月，国民党九届一中全会后，陈诚揣度老蒋心理，坚辞所兼“行政院长”一职，以便“提携新进”。蒋介石遂任命“政治新秀”严家涂为“行政院长”。严家涂明知自己是个过渡性角色，只是在为“太子接班”作陪衬而已。因此，他投桃报李，立即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这是蒋经国步人权力核心的重要一步。而此时的“国防部”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俞大维在当部长，蒋经国一上任，俞大维便将部务悉交小蒋处理，第二年，又自动让贤，力荐小蒋为部长。1965年1月13日，蒋介石下令，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长”。这一下，老蒋心里踏实了--儿子手握兵权，还怕登不上“总统”的宝座？！1966年3月，严家金当上了“副总统”。至此，蒋经国接班的格局已经形成了。
1969年 3月，国民党召开“十大”，蒋介石充分利用这次会议来巩固儿子的地位。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继续任总裁，而其他一些国民党元老，都送进了中央评议委员会，引进一批“新生代”的中央委员，这些“新生代”大多是蒋经国的嫡系亲信，使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有了自己的班底，其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同年的6月，台湾“行政院”改组，原“副院长”黄少谷辞职，由蒋经国接任。内阁中，“国防部长”黄杰、“教育部长”钟皎光、台湾省“主席”陈大庆均是蒋经国的嫡系。
蒋经国的从政生涯中，担任过无数次副职，这正是蒋介石一套老练的政治权术的表现。正副只是名义，权力才是实质。其实，蒋经国工作的单位，正副手总是颠倒过来：他在哪个位置就任，权力重心也就偏移至哪里。现在，蒋经国任“副院长”，又名正言顺地掌管一切了。身兼“行政院长”的严家徐，也乐意只亮招牌，不问实事，清闲自得。
1972年3月，蒋介石当选第五任“总统”。严家涂连任“副总统”，为了报蒋介石“知遇之恩”，严氏立即请辞“行政院长”职，并向国民党中常会递交提案，吁请征召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严家涂指出：“蒋副院长坚韧刚毅，有守有为，献身党国数年，于整军经武、加强战备、领导青年、延揽人才、充裕财政、发展经济、推进建设，肆应世局诸大端，均有卓越之成就。职与蒋副院长共事已久。于其谋国之忠，任事之勇，爱民之勤，接物之诚，知之最审。”
此可谓正中蒋介石下怀。他可以“举亲不避嫌”了。于是蒋介石正式提名蒋经国出任阁首，并给“立法院”送去一个咨文：
“行政院院长严家金，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慈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蒋员坚韧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爱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使任命。此咨立法院。”
蒋经国入主“行政院”，标志着台湾全面进入了“蒋经国时代”。蒋经国“接班”之旅仅有一步遥了。
3．“蒋后主”主台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蒋经国长跪灵前，“悲拗莫名”，对赶来致悼的“司法院长”田炯锦等人“下跪回礼”，还多次深夜到祭悼人群中去道谢，“孝思不但令人感动，也可为天下为人子者的曲范”（台湾《中央日报》语）。从4月8日起，蒋经国还把他40、50、60岁生日时蒋介石的三次亲笔信《寓理帅气》、《立敬立极》、《精一执中》的影印文，交《中央日报》连载，同时重新发表他过去写的《我的父亲》一文，表明他是父亲一心培养的政治继承人。4月15 日，他又把蒋介石病中给他写的题词《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交台湾各报纸影印发表，并亲笔撰文说他在父亲故去之后如何如何地“每日恭读”。
4月28日，国民党举行十届临时中央全会。蒋经国声称“居丧请假”而未出席。会议通过严家涂等20名中常委连署的提案，“建议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并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致公推常务委员蒋经国担任”。全会决议还坦承：“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反共阵容摇撼不安”，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心情。“副总统”严家涂继蒋介石之后出任“总统”，被认为是为未来的“总统”蒋经国铺路。其实，在“国民大会”选举前的几个月，台北议会决定敦请蒋经国出马竞选时，蒋经国本人并未表明意愿，而且故意回避去了金门。后来还是严家金出面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推荐，在1978年1月7日的临时中常会上，决定以蒋经国为“总统”候选人。2月19日国民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也同时提名。在3月21、22日的“国民大会”上，蒋经国以总投票数的绝对优势当选，5月20日正式就任第六任“总统”。谢东阂当选为国民党“副总统”。至此，蒋经国终于实现了蒋介石的遗愿--子承父业。
蒋经国宣誓就职的当天，即召见台湾当局主管宣传的负责人，作如下指标：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类名词见诸报端。二，今后也希称他为领袖。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此外，蒋经国继续推行“年轻化、知识化、本土化”的用人政策，以减缓因省籍问题而引发的激烈冲突。当然，他的“台人治台”政策是有限度的，台湾籍参政人士往往处于位高权轻的地位，即“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另外，对一些反对国民党的人，不再一味施以高压，而以“放逐”取代“监禁”，以期化解矛盾。
所有这一切，确胜乃父一筹。但蒋经国对父亲的作为是始终表示钦服的。
1975年4月21日，蒋介石病逝半月后，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深夜坐于灵堂，想起父亲侍儿慈而亦严，爱之教之无微不至。尤其25年前撤离大陆之时，日夜相处，共冒危险，出生入死，同受毁谤，遭受侮辱攻击，父亲为贯彻反共救国之职志，一心一意为挽回危局而东奔西走，对种种污蔑视若无睹。”
“父亲一生之中，受过多少怨恨，遭遇多少误解，经过多少凶险，所以父亲常谓：‘自顾一生，实无时不在患难、耻辱、艰危、诬陷、渗透颠覆、出生入死之中’。但是从未为自己出而辩护，对于美国政府于38年所发表之白皮书亦是如此。父亲常日：‘天下事总可水落石出’。今日一切是非皆已大白于天下，此正父亲所言‘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之愿得偿。今日世人皆知，无私无我，爱民爱物，乃我父亲为人处世之基本精神也”。蒋经国在日记中还记述了他父亲与蒋方良之间的关系：
“父亲逝世，吾妻悲痛异常，日夜痛苦，几已成疾，颇为之忧。父亲逝世之夜，吾妻曾吻父亲之额以哀永别。犹忆当妻归国拜见父母之后，曾对余言：‘余幼年即丧父母，而由胞姊养大成人，今来归蒋氏，必视君之父母为我之父母。’此言相隔已有38年，吾妻如此言之，即如此行之，可谓尽孝矣。妻50岁生日，父亲曾亲书‘贤良慈孝’赠之以作纪念，妻视为至宝，除保留原件外，并托人将四字刻之于石，置于宝中。去年春节，父母双亲曾与妻摄影留刻之于石，置于室中。去年春节，父母双亲曾与妻摄影留念。此一照片也置于房中。父亲逝世之次日，余见妻曾对石刻哭不成声。余独自守灵于慈湖，时与家中病妻为念。吾父慈祥为怀，最重人情，但一生辛苦，惟为儿者知之最深”。
1976年3月8日，将经国在《梅台思亲》一文中，将孙中山先生与蒋介石并称为“两位时代革命伟人”。他说：“从历史看，国父和领袖实在是为中华民族这一民族这一时代而生的承先启后的革命伟人”。他们“都是来自农村，都是以毕生之力，谋求国民生活的安足而且也都是以伟大的革命人格，引领着照耀着我们，来创造理想的人生”。“‘国父思想可说突破时代的，而领袖革命的反共的远见睿智和坚毅，尤为同时代的人所不能及”。
1977年4月4日，蒋介石逝世2周年之际，蒋经国又发表了《其介如山》的纪念文章。文中称：
“父亲故去之后，虽然没有留下物质的遗产，却有着其影响无可估量、其价值无可比拟的精神遗产，这些精神遗产见之于几十年来的演讲。著述、接谈、会议、教育训练之中，特别是永远留存于许许多多人们的印象记忆之中。这些精神遗产都是父亲为国家复兴、为世界和平奋斗一生的血汗所凝成，也都是父亲的思想、精神、睿智所累积”。“父亲一生，事亲以孝，报国以忠，待人以诚，处事以公，律己以严；而在我的有知之年，都承受父亲的训诲，庭前责教，手谕督勉，以及思想、精神、行事的潜移默化，时时刻刻，我都在慈晖教泽之中。”
由此不难看出，蒋经国在蒋介石去世之后，虽然采取了一些新的施政措施，但他从思想上、感情上还是忠实地继承了乃父的衣钵，是彻底的“子承父业”了。
正当蒋经国的声望在台湾日渐升高之际，大陆上传来了和谈之声。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即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呼吁和平统一中国。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政策。198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发表《至蒋经国先生信》希望他捐弃前嫌，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公开信全文如下：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勿勿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世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信，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7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请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以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迂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绩，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居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旨哉斯言息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已。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芸。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乡，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谬。“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说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仕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1984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时曾再次阐述“一国两制”的构想，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统一。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一系列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真诚愿望，蒋经国始终未作正面接触。但是，蒋经国也历来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论调。他的旗帜非常鲜明：只有一个中国，两岸必须统一。
在“内外压力”之下，蒋经国谨慎地推动了几项主要的民主化和开放政策。1986年，他解除了戒严令，使台湾出现了难得的民主开放气氛；1987年，他主持制订了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的开放政策等等。可惜，由于身体原因，蒋经国来不及再办更多的事。他晚年坐着轮椅治理台湾，单只是台湾岛内的事就足够他伤透脑筋了。正如有关人士的述评那样：
蒋经国上台后，经过一系列“革新”，使其在国民党中央的权力核心得以建立，国民党在台的统治地位相对稳定。蒋经国提拔一大批新人上台，也必然后有一批“旧人”下台，并将继续威胁到尚保留在国民党党政军最高权力核心中“旧人”的既得利益。不仅如此，在蒋经国提拔的“新人”中，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以李焕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新派人物，由于他们长期从事“党工”工作，与下层接触较多，自然认为国民党开放政权是适应台湾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以王升等人为代表的部分新派人士，由于长期从事军政和情治系统工作，处于秘密状态且“与世隔绝”，所以主张不能放权。国民党内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逐渐形成了“革新派”（也叫开明派）和“保守派”，到80年代初，两派的斗争因蒋经国身体康健欠佳而围绕“接班”问题日愈激烈。
70年末，年逾古稀的蒋经国身体状况渐呈衰弱。1982年3月29日，蒋经国赴圆山主持“春祭”，当他下车后步入“忠烈祠”大门，通过仪仗队登上台阶不到100米的路程时，身体已支撑不住，到了主祭位置时更是站立不稳，只由两位侍从人员左右搀扶。仪仗队将花圈抬到他面前，他也没照惯例鞠躬，只是用手触摸了一下便草草了事。这一过程的摄像新闻播出后，立刻引起社会各界的纷纷猜测。大家虽不知蒋经国得了什么病，但其“政躬违和”已是众人皆知。同年4月5日，是蒋介石逝世纪念日，蒋经国本想亲往主持仪式，可在他上数十级台阶来到蒋介石铜像前的时候，又感身体不支，改由“行政院长”孙运主持。蒋经国身体如此糟糕，自然出现了“权力”继承问题。于是“开明派”与“保守派”开始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双方的分歧主要是由谁来接班。若由刚刚崛起的“新生代”承袭“大位”，则关系到国民党的前途，因为这些人没有大陆经验；若由“元老”接班，“新生代”岂肯罢休？国民党内出现了“继承危机”。正当双方各不相让，僵持不下之际，1983年双十节前，长期不露面的蒋经国奇迹般地出现在电视画面上，过去那张像吹满空气气球、闪闪发光的浮肿的脸不见。此后，蒋经国又到金门和澎湖各一次，并在金门铲土植树。据说，蒋经国病情好转得力于俞大维。俞从美国请来一名老中医，经过“望”、“闻”、“问”、“切”之后，认为蒋经国因患有糖尿病，长期服用“胰岛素”造成皮下积水，以致压迫肢体各部的末梢神经，影响行动。然后开了一剂药方，三剂药下肚，蒋经国果然浮肿渐消，继之，腿脚也灵便多了。无论蒋经国身体如何好转，他毕竟还是过了古稀之年，“权力继承”是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所以，国民党内两派的斗争并未由此稍减，以致原定于1982年初召开的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迟迟不能举行。在这期间，国民党宣传工具则为蒋经国连任“总统”大造舆论。尤其是权倾一时的国民党“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升突然被免职，说明尽管蒋经国“健康欠佳”，但国民党内的任何派系仍在他的掌握之中。
蒋经国虽然在口头上否认“传位于子”的说法，但实际情况却使人很难相信他的说法。蒋经国膝下三子一女，此外还有庶出章氏兄弟二人。蒋经国为延续蒋家香火，曾放开手脚让蒋家第三代抓权。只是由于“江南命案”的突发，才彻底打乱了蒋经国的传位部署。
江南是蒋经国的老部下，因写《蒋经国传》揭蒋家隐私被台湾情治部门暗杀于美国住所。此案涉及蒋孝武，引起社会舆论关注，在江南命案冲击下，蒋经国明确表态说：“台湾下届‘总统’的选举经由宪法选举产生”，他的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任‘总统”’。在传子部署受阻后，蒋经国开始安排集体接班。他将追随他多年的爱将李焕纳入中常会，后接管中央党部。同时任命其弟蒋纬国为“国安会”秘书长，掌握了军特实权。至此，一个“一蒋二李”（蒋经国、李焕、李登辉）为首的集体接班的班底已基本形成。
江南命案的余波尚未消失，整个台岛又遭到十信弊案引发的金融风暴的冲击，广大民众怨声载道。蒋经国为了维护国民党利益及统治。深刻反省在政治上的做法，认为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革新。1986年3月底，蒋经国主持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会议根据蒋经国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基调通过了《承先启后，开拓国家光明前途》案。该案提出了“要以党的革新结合行动的革新，带动全面的革新”。三中全会后，蒋经国在多种场合大谈“政治革新”，他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国民党必须革新才能与时代潮流结会。同时，他还把调整和改善同党外势力的关系作为改革的重点，说国民党应多交朋友，多听取各方意见，尊重法治，共同为启导社会样和、开拓“国家”光明前途而努力。
为了推动政治革新的开展，蒋经国首先从组织上做了安排。他提拔李焕、吴伯雄、施启扬、陈履安4个进入国民党中常会，使决策机构年轻化。蒋经国还从31名中常委中选出12人，以严家为召集人，专门研究政治革新问题。他反复叮咛：“全会交下来的案子很多，但要选择最主要的事做，而要快做，不要拖。”在他的不断督促下，常委研究确定政治革新要项为：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地方自治法治化、党务革新与调整大陆政策。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
蒋经国上述举动被称为“向历史交待”。蒋何以在其晚年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革新呢？探究蒋经国晚年的心路历程，是以下几因导致他非如此做而别无选择。台湾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民众参政意识普遍增强，是他晚年“向历史交待”的社会经济原因；国民党统治的种种弊端与恶性事件的接连发生，是他晚年革新的内在因素；党外势力的迅速崛起，给国民党在台统治以极大的威胁，是他晚年举措的外部因素；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开放路线的实施给国民党当局以巨大压力，是他变被动为主动的另一外部原因；周边国家与地区的不断维新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蒋经国在台倡导维新的国际原因；谋求身后政权稳定，改善蒋氏父子在台湾公众中的形象是蒋经国“向历史交待”的主观原因。
在台湾政坛沉寂多年的蒋纬国，于1986年6月被蒋经国任命为“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这是由于何种目的？同台湾的“接班”问题联系起来看，这个问题就清楚了。
台湾“接班”问题，一直给以密云不雨的感觉。蒋经国在 1985年12月25日继答台湾《时代》杂志问世以后，明确宣布了两个“不能也不会”。一个是由蒋家人的接任；一个 是实行军事统治。这二者都是既“不能”也“不会”。而且说到做到，外放其子蒋孝武到新加坡，以证明决不搞家族承传的诚意。但是不搞军事统治，比起前者就要复杂一些。因为不搞家传，主观即可以定夺，而不搞军统，则牵连到客观因素。现任台湾“参谋总长”的郝柏村已成为台湾近二十年来最有实权的“军事强人”。“枪杆了里面出政权”原本就是东方政治的特征之一，又加上国民党极右派针对蒋经国的两个较开明的决定（一为批准华航货机事件与中航直接谈判；一为同意国民党与党外直接沟通）大吵大闹，如丧考批，为此不惜搞“效忠转移”，另立具有枪杆子实力的郝柏村为他们的“新强人”。蒋经国在这种情况下，棋高一着，发表汪道渊继宋长志任“国防部长”，其弟蒋纬国继汪道渊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这决不是简单的人事任命。根据蒋经国近年来所走的政治棋势看，“本土化”是他的“金边”，而“民主化”则是他的“银角”（围棋有金边。银角、草肚皮之说）。他要取得这盘棋的全胜，必须有一着可以“着眼”的事，而蒋纬国就是在必要时可以点眼的子。
蒋纬国在台湾军队中的分量是应该肯定的。他身为“战争学院”院长、“三军大学”校长，军中很多高级将领都是他的学生，必要时登高一呼，自有响应者。
蒋经国任文人为“国防部长”，固然可以大大淡化军事统治的趋势，而任命在台湾被公认为具有民主作风的蒋纬国为“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更是出于此心。
香港《明报》1988年1月17日报道：“在蒋纬国被委任接掌“国家安全委员会”时，他一度被认为是蒋经国‘总统’职位的继承者。”
这种分析显然理由不充分。事实上，随着蒋经国的逝世，“蒋家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在台湾这个“权力过渡时期”中，蒋纬国的作用只不过是力足防止军人干政而已。
1988年1月13日晚8点45分，围坐在电视机前的台北市民们正在看电视，突然画面中断，市民们先是懊恼，继之则是悲哀，原来荧屏上出现了肃穆的字幕：
“蒋‘总统’经国先生，今天下午15时55分不幸与世长辞，举国哀悼。”
主治医师，台湾荣民总医院副院长姜必宁，这样报告了药经国病逝的经过：
“总统”于今日上午7时30分起庆时突感身体不适，并有轻度恶心呕吐现象。经医师检查，血压110／70毫米汞柱，脉搏每分钟70次，体温36摄氏度。由于未进早餐，随即以静脉点滴注射补充营养。不幸于下午1时55分，突然大量吐血，迅即引发休克及心脏呼吸衰竭，随经立即召集医疗小组以人工心肺复苏木挽救无效，延至3时50分心跳停止，瞳孔散大，而告崩逝。
下午7时，在“行政院长”俞国华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了紧急常会。俞国华向与会人员报告了蒋经国逝世的消息，宣读了蒋经国的遗嘱，最后宣布：依据“宪法”，由李登辉“副总统”继任“总统”。晚8时O8分，李登辉在“司法院长”林洋港监誓下宣誓就任“总统”。接着，“行政院”宣布从14日起，“举国哀悼” 30天，军方同时命令“全军从1月13日晚上8点开始取消假日和休假以加强戒备。”
1月30日上午，在台北圆山“忠烈祠”举行蒋经国丧礼，“总统”李登辉主持仪式。蒋经国的继母宋美龄没有参力口。
仪式完毕，蒋经国的灵车在三军乐队和仪仗队的引导下，以每小时8公里的速度缓缓开出“忠烈饲”向大溪镇方向驶去。沿途，很多人按传统习惯在人行道上磕头。很多和尚身着袈裟在马路两旁念经。沿途约有100万人观看送葬队伍。灵车经过上百个祭坛，于下午13时达大溪陵寝。
陵寝用黑色大理石筑成，蒋经国静静地躺在那里。离他不远的地方，是他父亲蒋介石的“奉后”地。
蒋经国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去唁电，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发表谈话，对蒋经国的逝世表示吊唁。
中共中央的唁电，全文如下：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赵紫阳的谈话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我们深表哀悼。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作出交待，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作了一定的努力。
当此国民党领导人更替之际，我们重申，我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政策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希望新的国民党领导人，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把海峡两岸关系上开始出现的良好势头推向前进，为早日结束我们国家分裂局面，实现和平统一作出积极贡献。
台湾人民有着爱国的光荣传统，盼望统一，反对分裂。近年来同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一起，为推动和平统一，促进国共两党和谈作出了努力。我们愿与台湾各界人士共商国事，完成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大业。
我们由衷地期望台湾局势稳定，社会安宁，经济继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被称为国共两党“四十年来第一电”的中共中央唁电和赵紫阳谈话，在海峡两岸和世界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合众国际社评论说，中国“对一度曾是自己敌人的台湾“总统”蒋经国的逝世表示哀悼，异乎寻常地对他加以赞扬。”并说：“中国领导人代表官方最初作出的反应，让人觉得他们犹如失去了亲人，对在晚年曾设法弥合近40年分离状况的这样一位疏远了的亲戚的死表示哀悼。”共同社会记者伊藤还把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时中国新闻界的反映与此次蒋经国逝世的报道相对照。那时新华社发的消息是：“国民党反动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死了。”而对蒋经国逝世的消息，却是“收音机和电视新闻都在头条报道了这条消息，不仅向台湾新领导机构表示了新的和解态度，而更重要的是向国内外强烈表明了要实现祖国统一。”
蒋经国逝世后，久居美国的陈香梅给蒋夫人方良女士写一封信，信中说：
中国是一个比较重男轻女的社会，近年来虽大有进步，但千百年来的东方传统仍不易去除。我读到许多追悼经国先生的文字，也听过不少人在追悼会上的哀思，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牺牲最大、奉献也不少的人--你，经国先生五十年来同甘苦的伴侣，因为你是一个默默无声的奉献者。
我和你相识不深，和你见面大概也不到十次，但每次见到你时我对你有无限的同情，也附带些不知该不该有的不平。你是一个来自远方的人，虽然贵为蒋家媳妇，又做了“自由中国”的第一夫人，但我相信你是有情感、有血有肉的人，五十多年来为了爱，为了追随你的丈夫，你离开了你自己的国、自己的家，那种勇气，那种毅力，那种牺牲似乎很少有人提到。或许近百年来东方对于强人治国。家族执政等事过于执着，虽然妻随夫贵，而你，有意无意间却被一般人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