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伍之初，蒋介石当的是二等兵，以后升为“士官候补生”。
高田是个小村镇，隶属新渴县，靠近北海道。入冬以后，这里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有时积雪厚达丈余。蒋介石生长在中国的江南地区，很少见到过这样恶劣的天气，为了尽快适应这种高寒多雪的气候环境，蒋介石每天早晨5点以前起床，自己拿着洗脸盆到井边取水洗脸。适应了一个时期之后，他又用雪擦身或洗冷水澡，渐渐地，他的身体强壮起来了。许多年后，他曾深有感触地说：“可以断言，好的身体，天生成的只有三分，其余七分全靠锻炼。”蒋介石后来当政时，也大力提倡用冷水洗脸，认为这是健身之道。
在联队的野炮兵队里，蒋介石每天的任务只是照料军马。为此，他每天早晨洗过脸之后就去擦洗军马，在马厩里把军马的全身擦洗干净之后，再牵到厩外饮水和喂食。每天把马喂好后，蒋介石才能返回营房吃早饭。傍晚，再到马厩里擦一回马，返回营房后先刮靴，然后吃晚饭。这种工作，听起来也算是军事科目，实际上类似苦役，但蒋介石不以为怨，仍能做到“咬定牙根，事事争先，不自感觉其苦。”
做这种工作，每天的体力消耗极大，可是联队里的伙食却并不好。据蒋介石后来回忆，日本军队当时每人每餐只许吃一中碗米饭，每周还必须要吃几次麦饭。佐餐之物经常是三片萝卜，有时是一块咸鱼。只有星期天改善一次伙食，能吃到一点豆腐、青菜和肉片。每人的定量都一样，不分饭量大小。蒋介石刚开始时吃不饱，以后慢慢习惯了，身体也适应了这种饭量，人也不怎么觉得饥饿了。这种定量进餐、菜式单调的军队生活，其实是非常艰苦的，但蒋介石却觉得定量进餐有利于身体健康，并说日军官兵的身体素质很好，因此认为中国人之所以爱生病，是因为每餐吃得过饱的缘故。后来他还经常以此教育中国军队的官兵，告诫他们不要过量进餐，吃得太饱，认为只要吃够就可以了。
在军事方面，蒋介石在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期间，曾涉猎了不少军事典籍，初步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军事常识。在高田的一年时间内，蒋介石体会最深的，首先是“军队的基础是班长”这一原则。在日本军队内，班长已是职业军人，不退伍，因此军历较深。也是因为认识到班长的重要性，所以日本军队对班长一级的训练和业务都是严格保密，从来不教外国学生。
其次的体会是：军队内部要形成一个综合性结构。在日本的军队里，如剃头、看护、修理机械等，均由军队内部人员自行解决。军队的士兵多数要学习一种军务以外的技艺，以便于退伍后能够找到谋生的职业，不致因为当兵而失业。
第三个体会是：军队的官兵要有中心信仰。蒋介石认为对士兵进行政治、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教育十分必要。蒋介石亲眼所见，日本士兵都信仰天皇，忠于自己的祖国，同时也有历史。地理知识的教育。他认为，这是日本士兵作战勇敢的根本原因。
日本军营对军风、军纪及军营卫生的严格要求，也给蒋介石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在日本军营里，寝室、讲堂均要求室内四角和门背面必须整洁干净；甚至连痰盂也有明文规定，除要求内外整洁之外，盂内的存水量也有标准，即不得超过总容量的三分之一。军队内负责查卫生的长官带着白手套，一进屋门就伸手往门横木和角落里摸。对此，蒋介石印象殊深。正因为印象深，受其影响，蒋介石当政时，最喜欢戴白手套，每到一处，都要四处摸一摸，检查干净与否。
蒋介石惟一认为不可取的，是日本军队内长官打骂士兵的残暴和野蛮。他曾说：“我看到日本军队的下级干部用对待奴隶牛马的方法来打骂士兵，当时就觉得这种军队能打仗吗？我们中国军队更应严禁官长打骂虐待士兵，遇事必须耐心教育劝导，使他们受到感化。”而实际上蒋介石也深受日本军队的这种影响，他性情急躁，好发脾气，稍不称心，不是骂人就是打人，而且蒋介石打起人来，一拳一脚，非常熟练。他当政以后，曾经随侍左右的侍卫长王世和、侍卫官竺培基就经常挨骂挨打。按照蒋介石的军规，长官打时，下级只准挺胸硬挨，不准闪避。这种“军规”，不知是根据蒋介石的哪一条“训示”制订出来的。在蒋介石的带动下，国民党军队里宫长打骂士兵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这一时期的学习经历和军营生活体验，对蒋介石的一生影响较大，既成为他日后教育部下的资本，也是他蒙受孙中山器重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正是因为赴日留学，才结识了陈英士、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使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一个只是股陇地仇视清政府的普通青年，逐渐成为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革命党人，成为了一个立志“光我神州完我责”的斗士。
4．敢死队长和他的革命引路人
世人皆知，蒋介石同陈其美（英士）的关系是非常深的。陈其美是蒋介石早年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也是蒋介石参加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讨袁斗争的引路人和领导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其美，就没有后来的蒋介石。
民国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赫赫声威是举世闻名的。也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其美，则很可能“四大家庭”中的“陈”会易姓而居，或者干脆是“四大家庭”变成“三大家族”。因为陈立大和陈果夫这兄弟二人，是陈其美的胞兄陈其业的儿子。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大权之后，看在“义兄”陈其美的面上，着力扶持陈氏兄弟，才使陈家的两个侄辈兄弟迅速崛起，脐身于“四大家庭”之列。
由此可知，蒋介石与陈其美的关系绝非泛泛，而是“生死之交”。
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北部归化（今湖州市）人。与蒋介石算是“大同乡”。他们两人相识于日本东京，在辛亥革命时义结金兰，成了拜把子兄弟。曾立誓“生死与共，安危同仗。”陈其美生于1878年，比蒋介石大8岁，因此，蒋介石一直称陈其美为“大哥”。
陈其美的身世家境也与蒋介石有相似之处。
陈家祖上曾是地方大户，十分富有。但到了陈其美的曾祖那一代，家道始衰，逐渐中落了。到了陈其美的父亲陈延信这一辈时，因为科考连连不第，遂弃文经商。
陈其美幼时聪敏好学，读了几年私塾。15岁时，父亲陈延伤病故，家境一落千丈。陈其美为了生计，只好到一家典当铺做学徒。1902年春，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从日本留学归来，向陈其美讲述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几十年间由贫弱变为富强的情形。当时，已在当铺干了11年的陈其美立即感到自己“见闻于隘”。一向胸有大志无缘伸展抱负的陈其美决心只身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去长长见识。
当时的上海，已是全国反清活动的中心，各种新潮思想广为传播，民智开化的程度远非地处浙北的归化可比。陈其美当年已经26岁，他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奋发学习，广交朋友，先后结识了于右任、蔡元培、张静江等反清志士，由此吸收了更多的革命思想。时日渐久，陈其美感到“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对自己栖身于一个小小的丝栈的处境极感不满。于是，在胞弟陈其采的资助下，陈其美于1906年东渡日本，开始了留学生涯。
陈其美到东京后，先进入东京警监学校学习。这所学校是清政府为“预备立宪”、“实行新政”，培养新型警官而委托日本政府代办的。陈人学后，结识了也在这所学校学习的周骏彦、卢钟岳。周淡游。庄之盘、魏伯祯等人。人学不久，陈其美不满于这所学校授课太少，于是，又转入东斌陆军学校学习军事。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所陆军学校是孙中山委托日本友人寺尾享出面申办的，旨在秘密训练革命骨干，为推翻清政府积蓄生力军。陈转人陆军学校后，立即受到浓郁的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井结识了徐锡麟、秋谨等革命志士。1906年，陈其美加入了同盟会，还和部分陆校同学组织了一个“军事体育会”，意在锻炼体魄、学好军事，为革命的起义和暗杀行动做准备。他十分敬慕革命烈士邹容、陈天华等人，经常和同学们畅谈国事，慷慨悲歌。
1906年12月，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人领导的萍浏起义惨遭镇压，1907年，钦廉防城起义、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和镇南关起义等均遭败绩。消息传到了日本，陈其美等留日进步学生及同盟会员极感悲愤；1907年7月，徐锡麟等人在安庆行刺安徽巡抚恩铭未遂，秋谨在绍兴响应，因时间有误而致失败。秋谨旋被杀害。这些不幸的消息尤其使陈其美感到异常悲痛。他再也没心思留在日本了，决定提前回国，继承烈士们的未竟事业，亲身投入反清革命斗争。
1909年夏天，陈其美策划发动浙江举义，不幸被叛徒刘光汉出卖。时任清政府两江总督的端方派兵抓捕陈其美等革命党人，因陈外出未归，同盟会员、浙江龙华会首领张恭被捕，起义被迫辍止。
1911年7月31日，湘。浙、苏、皖等7省革命党人在上海召开中部同盟会成立大会，著名革命党人宋教仁、谭人凤等均在其列。会议选举陈其美分掌庶务，负责组织工作。陈其美遂以花天酒地的浪荡公子身份为掩护，积极开展革命工作。当时，在长江流域地区，中部同盟会成为反清革命运动的中枢组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紧接其后，湖南、江西。陕西、山西及云南各省相继宣布独立。为了策应武昌起义，陈其美一面积极筹划上海武装起义，一面电召蒋介石等一批尚在日本学习的同盟会员立即回国，协同作战。
蒋介石当时正在日本高田当兵，接到陈其美的电报后，他当即连呈三份申请准假回国的报告，但都未获上司批准。无奈，蒋介石只好去找飞松宽吾联队长请假，飞松宽吾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只准了蒋介石48个小时的假期。并对蒋介石说：“如果在48小时内不归队，就要被当作逃兵，宪兵就要缉查你！”当时的日本政府军事当局对中国留学生参予反清斗争的活动采取既不公开支持又不加以阻拦的态度，因此，对蒋介石请假回国的目的，联队长飞松宽吾故意不问，在蒋介石离队前，还特意组织了一个小规模的欢送仪式。
蒋介石获准离队后，立即约同张群、陈星枢等人从高日乘火车赶到东京，分别向本省同盟会支部领取了路费。由于48小时的假期将满，蒋介石为安全起见，特意脱掉军装，换上了一身和服，并把军服和军刀从东京邮寄回所在联队，然后会同另外23名回国的留学生，从东京乘船，于10月23日回到了上海。
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即面见陈其美。当初，陈其美曾力主先在浙江举义，他的计划是“先占杭州为根据地，再由专车派兵夺上海制造局，进取苏州，直达南京”。可是浙江的革命党人却认为沪杭之间交通便捷，如果上海不首先光复，则杭州起义很难成功。所以，应当在上海首先举事，尔后杭州响应，可一举而成。陈其美的计划未被接受，只好来到上海，蒋介石等人抵沪后，陈其美正在积极筹划上海的武装起义。这时，武汉失守的消息传来，而武昌方面又急待声援，需要江浙一带尽快发动起义。11月1日，陈其美与李平书、钮永建等人议定：“上海先动、苏杭应之，以救武汉之危”。遂于11月3日下午宣布独立。在此以前，蒋介石、黄郭、陈泉卿等人已奉陈其美的命令奔赴杭州。抵抗后，蒋介石等人未稍歇息，立即约集了杭州军、警、学界的一些革命党人在顾乃斌家开会，一致推举童保暄为临时司令官，诸辅成负责建设机关部，朱瑞、顾乃斌分别担任第一、第二标司令官，“并约定起义时间为九月十三日至十七日（此处日期为旧历，实为公历11月3日-7日）之间”。
蒋介石由上海赴杭州时，曾奉陈其美的命令，与王金发、王文清等人“同率敢死队一百余人”支持杭州方面举事，并由蒋介石担任“先锋敢死队”指挥。这是蒋介石平生所担任的第一个“官”位。
11月3日上午时，陈其美等人在上海总商会集会，正式公开宣告独立，升起了同盟会起义的标识--青天白日旗，同时决定立即实施武装起义。起义开始后，闸北民军迅速占领了巡警总局，率先得手；接着，敢死队烧毁了道台衙门，一举攻占上海县城。至11月3日下午4时，各路敢死队、商团、民军齐集，向江南制造局（即兵工厂）发起攻击。陈其美亲自率领弹械精良的商团从南市出发，直取制造局。但清军已有备在先，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而且清军的火力也优于商团，所以，民军的两次冲锋均未得手，伤亡惨重。陈其美情知敌强我弱，强攻不易得手。为了避免过多的伤亡，遂命令停止进攻泊己和李平书冒险进入制造局，试图说服敌方，争取和平解决。不料制造局总办张楚宝将陈其美强行扣押，用铁链锁在厕所旁边的柱子上，只将李平书放回来。其后，商团、民军与稍后赶来增援的光复军合力猛攻，经数小时激战，终于在11月4日凌晨攻克制造局，上海遂告光复。陈其美的这一冒险行动，当时曾传为佳话。
11月3日晚，上海起义的消息传到杭州，全城各界人心浮动，商家店铺纷纷挂板关门，驻杭清军各部也都加强了戒备。童保暄、朱瑞、顾乃斌等人紧急会商后，决定11月4日夜间发动起义，以策应上海，并正式成立临时司令部指挥各路义军举事。同时约定，举事时以“独立”为联络口号。
11月4日夜，第一标司令官朱瑞在觅桥集合原新军第八十一标的队伍，率队向杭州城进发；顾乃斌也劝导原新军第八十二标统带固周成功，任第二标司令官，率队从南星桥向杭州进发。
起义的枪声打响后，蒋介石亲率先锋敢死队队员协助顾乃斌的第M标进攻抚署衙门。据蒋介石1912年所写《复顾才子（乃斌）书》中回忆：“攻击之初，先由陈济汾、于竹二君，投抛炸弹于署侧杨馥齐楼窗之下，署前部队随响攻击，二标队伍亦相继前进，霎时弹声震地，火光烛天，署中卫兵闻警奔溃。”在义军的猛攻之下，浙江巡抚增锡企图从后院墙洞逃逸，被起义士兵生擒。
11月5日，各路义军围攻旗营，迫使杭州将军德济投降，杭州全城遂告光复。
在上海革命力量的推动下，苏州也于11月5日宣布独立，正式挂出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的招牌。其后，陈其美和江、浙两省军政府共同调集苏军、浙军、镇军、沪军等部队组成江浙联军，击溃张勋的部队，于12月2日攻占南京。
陈其美在上海和江浙的起义斗争中功勋卓著，成了当时人人皆知的大英雄。孙中山先生在回顾辛亥革命历史时曾夸赞陈其美说：
“武昌既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吾党之士皆能见及此，故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尤多也。”
杭州光复后，蒋介石回到上海。其时，陈其美已被推举为沪军都督府司令部长。蒋在上海见到陈其美后，陈其美对蒋介石在杭州起义中的“敢死”表现至为赞赏，于是让蒋介石留在自己身边，协助自己整编革命军队，维持上海治安并参予训练新兵等。不久，陈其美向上海绅商募集4万元，组编沪军第五团，任命蒋介石为团长，归黄郭的第二师辖制。
陈其美与黄、蒋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兼战友。三个人原就志同道合，关系密切。经过沪、杭起义的战火锤炼，陈其美对黄、蒋二人更加赏识，为了培植个人的核心势力，陈其美提议三人换帖拜把子，结为盟兄弟。蒋、黄二人欣然应命。
应当说，蒋介石在辛亥革命初期的表现是十分英勇而且无畏的，杭州举事前，蒋介石自知“敢死队”在起义中的重要作用，料到牺牲必多，他也是抱定了必死的决心的。在率部攻打浙江巡抚衙门前，蒋介石给母亲写了一封《诀别书》，说他已决心“弃学景从革命”、“誓为革命牺牲”。在这封《诀别书》中，蒋介石-一与母亲王氏、大哥蒋介卿及发妻毛福梅宣告“诀别”，并交待了自己死后的相关的家事。
蒋母被儿子的这封信吓坏了。然而关山阻隔，她想去阻拦也不可能，只好写封回信叫儿子不必掂念家里，自己则与媳妇毛氏到庵堂里拜菩萨许愿，每天在自家佛堂里念经祈祷。
不数日，杭州光复，蒋介石赴沪邀功去了。消息传到蒋家，丰镐房一片欢腾。蒋母特备三牲谢神，同时也把从杭州回到奉化来的一些敢死队员请到丰镐房蒋家祖宅吃了一顿庆功宴。原来蒋介石所率领的那一批敢死队员，是陈英士从奉化一带招募的，计有一百余人。这些人大都是奉化桐照、松岱、马头、芜湖等地的渔民，骠悍勇猛，忠直可信。在杭州举义时，这些敢死队员在蒋介石的率领下，个个冒死冲锋，争先恐后，为革命军扫出了一条血路。为此，蒋介石十分感激他们。因为如果不是这些“死士”奋勇争先，蒋介石的战功是无从谈起的。“一将功成万骨枯”，蒋介石深明此理，他在上海初任要职时，曾意图挽留这些敢死队员们留在自己身边。可惜当时大多数人都不愿久居上海，纷纷返回奉化家乡去了，只有少数人留了下来，随侍蒋介石左右，如后来官至蒋家嫡系部队第二十六军军长的陈孔如就是其中一个。
蒋介石从一个日军炮兵联队的实习生一跃升为统兵千余的团长，可说是一步登天了。但是，蒋却并不满足于这个职务--领兵率队、一呼百应的体验，使他初尝了权力的滋味。从此，24岁的蒋介石的心中，一种叫作“权力”的东西开始萌芽了。
5．革命党杀了革命党
中华民国的建立，令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但是，当时的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并存，相互角逐十分激烈。陈其美在上海光复后虽然位居沪军都督，但当时的上海也是内外矛盾重重，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尤其是陈其美本人，他一向就对光复会的人有很深的成见，起义成功后，他更逐渐暴露了江湖帮会头子的种种陋习，竭力排挤上海光复会支部长李文和，多次制造各种矛盾。这时候的陈其美已经越来越不像一个革命者，而逐渐还其帮会首领心地偏狭、短识陋见的真面目了。
同盟会员们与光复会的嫌隙由来已久。
1907年7月，徐锡麟谋刺安徽巡抚失败，秋瑾又在绍兴被捕，陶成章也遭清政府通缉。在此情况下，陶成章出走南洋，在海外开展革命活动。1908年秋，陶想在南洋华侨中募集捐款，资助江浙等省组织武装起义，因为孙中山未予支持，由此与同盟会产生隔阂，陶成章负气不再用同盟会名义进行活动，而改以“光复会”名头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他同李梁和等人联名发表了《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攻击孙中山侵吞华侨巨款，后又到东京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恰在这时，章太炎也发表了一篇攻击孙中山的文章，于是，他们相互呼应，联手抵毁孙中山先生。1910年2月，陶成章与章太炎在东京重建光复会总会，章任会长、陶为副会长，大力发展党务，“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的嫌隙，虽然只是革命党内部的矛盾，但陶成章却因此引起了陈其美等同盟会员们的忌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陈其美个人权力欲望的膨胀，终于导致了一场流血事件。
关于蒋介石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的案件，一向是国民党当局讳莫如深、严禁谈论的史实，是“国统区”史学家们的“禁区”。所以，几十年来，凡有关陶成章生平事迹的史料，在“国统区”以至今日的台湾岛上是一律横遭封锁、湮没，偶或出现，也必遭歪曲和篡改的。
陶成章（1877-1912）宇焕卿，浙江绍兴人。他是清末著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倡导者、革命家，是光复会领袖之一，著有《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和《浙案记略》等书，他的活动对辛亥革命成功有着很大的贡献。
陶成章早年曾受到良好的旧学教育，15岁便在家乡设馆任塾师，这一时期，他开始接触一些新学书籍，思想逐渐转变。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激发了他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意识，与“推翻君主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民主主义思想逐渐合拍。1902年，陶成章赴日本留学。1903年，“拒俄运动”爆发。留日学生组织“军国民教育会”，陶成章结识该会会员龚宝控、魏兰等人，参与商议革命活动。1904年，陶成章归国，遂积极奔走革命，联络会党，策划举事。他经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芒鞋，奔走于浙江各地“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不辞劳瘁”。杭州离他家仅一水之隔，他却“四至杭州而不归”。有一次抵杭时已是腊月二十六，魏兰劝他回家过年，他答：“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陶成章每到一处，既联络会党、散发革命报刊，活动颇有成效。1904年10月，陶成章和蔡元培、龚宝栓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年底，陶成章赴日本，在东京成立光复会分部，许寿裳和鲁迅就是在这时加入光复会的。
光复会成立后，徐锡麟秋道等先后加入，革命形势有了迅速发展。1907年夏，徐锡麟在安庆击杀巡抚恩铭，壮烈牺牲。不久后，秋瑾响应起义，事败，也从容就义。案发后，清政府下令通缉陶成章，陶因此潜赴南洋，继续其革命宣传活动。1908年秋，陶成章自日本再赴南洋，拟筹款在江浙一带举行武装起义。在筹款问题上，陶与孙中山先生发生分歧，这种分歧加上章炳麟对孙中山的不满，导致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裂。事实上，这种分歧和裂痕属于革命党内部一些非原则性的利害冲突，光复会分裂出去后，仍坚持革命，继续反清，革命性质并未发生变化，与同盟会仍属同一阵营，在革命的大方向上是与同盟会保持一致的。因此，辛亥革命之际，光复会与同盟会合作共进，同举起义大旗。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出，陶成章立即归国，在沪杭一带共谋举事。上海一役，便是两个会党合力的成果。先是武昌军政府派光复会李文和为总司令，带敢死队到上海，李随陶成章同晤陈其美，双方约定u月5日举事，不料陈其美召集亲信另行集会，说：“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清廷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而武昌起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广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吾同志中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否？”于是决定抢先发动。陈其美带了几十个人，除少数同盟会员之外，其余多数是上海帮会的人，他们闯进制造局，企图抢夺头功。不料陈其美未及开战便被擒住，李和闻讯，即刻率领光复军赴援，攻下制造局，救出了被捆在厕所边的陈其美。光复军攻下制造局后，占领了弹药库，上海遂告光复。
虽然在光复上海之役中，陈其美的资望和战功尚逊于李和，但是，由于陈其美热衷于揽权，原先就有抢先动手以夺取都督席位的意图，因此，在上海青帮势力的支持下，他终于如愿以偿，被推任沪军都督。
陈其美自任沪军都督后，不仅“成群结党，花天酒地”，还动辄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同志施以暴力。如李和在吴凇成立军政分府时，有一天在吴凇车站乘车前往上海，陈其美竟派人前去行刺，所幸未能杀死李，但却击毙了李的卫兵。另一桩暴行就是非法枪决革命军参谋长陶骏茨，南京光复后，参与南京之役的陶骏茨因公抵沪访谒宋教仁和黄兴，其后前往都督府拜会陈其美。陈却派卫兵将他逮捕，当场在沪军都督府大堂上开枪将其杀害。
在陈其美掌权后的多项逆行中，以他和蒋介石的共谋暗杀革命功勋陶成章事件，尤为人道法理所不容。
当时的蒋介石，虽然身在革命阵营之中，但实际上他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在他心目中，所谓革命就是狭义的“打天下”。因此，当时的蒋介石可以说是毫无政治立场可言，而是满脑子江湖思想--既然崇拜帮会首领人物陈其美，又同陈其美“金兰结义”成了拜把子兄弟，那么就一切惟陈其美之马首是瞻。因此，蒋介石之杀陶成章，纯粹是一种江湖行为，与所谓政治理由完全无关。就个人关系而论，蒋介石与陶成章素无恩怨，他完全是以他“大哥”陈其美的恩怨为恩怨的。陈其美攫夺革命果实，以都督之尊而跃居上海帮会头领地位，出于派系纷争心理，陈其美遂视陶成章为心腹之患。关于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枪杀陶成章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举章炳麟和陶成章“代理浙江”。章炳麟却又极力称赞陶成章说：“焕卿奔走国事，险阻艰难，十年如一日。”因而力举陶成章“代理浙事”。而陶本人又力辞不受，并致电推荐革命党人蒋尊继任。但浙江士绅沈荣卿等又联名致电敦促陶成章赴任，并“号召旧部”，听陶指挥。由于陶成章在江籍人士中威信甚高，使陈其美人主浙江的谋图很难成功，于是，陈其美对陶成章由嫉生恨二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1912年1月15日，上海根立报》刊出一则消息：
“会稽陶焕卿先生成章，尽瘁革命事业，历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复，功绩在人耳目。最近浙汤督改任交通总长，浙督颇有与公者，而公推让不退，其谦德尤可钦佩。昨晚二时许，公在广慈医院医室静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视，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公太阳部……”
孙中山先生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立即唁电缉凶。十七日《民立报》第六页刊出孙中山的电文：
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在巨功，碎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岂容不轨横行，戮我良士……
关于蒋介石行凶的经过，当时亲闻者的记载史料中，以马叙伦、张空溪及黄炎培等人的记述较为具体。如马叙伦的记述：
盖是时，有陈英士与成章争浙督之说也。成章之被刺于上海法租界之广慈医院，余时为大共和报主笔，余闻诸介石乡人曾与介石共作北里游之某，谓成章死之前夕，歇于福州路之四海升平楼，介石来，持银饼二百元，怀手枪一具；某即以指蘸茶书三点水旁于桌示蒋，介石摇首，某又蘸水书耳旁，介石领之。盖水旁谓汤寿潜，时寿潜任浙督也。耳旁则成章也；次展而成章以被暗杀告矣，然下手者王某也。
黄炎培则有如下记述：
辛亥十一月甘五日夜；革命大领袖之一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人刺死。……我是认真写日记的，根据我的日记：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上海澄衷中学校长浙江人曹慕官和我漫谈，曹说：“我民元病卧广慈医院，一日傍晚，蒋介石来谈，临行说：我们今晚将做一件大事。夜半，忽闻枪声，别室陶焕卿中枪死了。”有深知其中秘密的告我：“陈其美嘱蒋介石行刺陶焕卿，蒋偕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执行。”
事实上，陶成章之被凶杀确是由陈其美授意，由蒋介石执行的。蒋是主凶，王竹卿为助凶，这方面，蒋介石本人早有供述。蒋家王朝对此案的公开解释是：
陶成章回国，蓄意破坏同盟会，拥戴章炳麟，抹杀孙黄历史，并谋刺陈其美……孰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
这是案发20多年后蒋介石编造出来的理由，是严重歪曲历史，诋毁真正的革命党人的诬谤之辞！尤其是蒋介石居然冒天下之大不违，颠倒黑白，明明是陈其美指使行刺陶成章，竟反诬陶成章意欲行刺陈其美！蒋介石自陈“除陶”后要“自承其罪”。而实际上，他枪杀陶成章后却立即畏罪逃亡到日本。
陶成章遭谋杀的消息传出，杭沪舆论沸腾。陶成章遇刺一周后，上海各界人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追悼会，计有四千余人参加祭典。追悼会上，群情激愤，与会者纷纷发表演说，慷慨陈词，语意激烈。有人痛言：“陶公之死，非死于汉奴，非死于私仇，必死于怀挟意见之纤竖”。有人明言：“陶公之死，必死于争竞权利之徒，如嗣后有挟利害公者，当以手枪杀之”。言讫竟“掷手枪于案，颇为激烈”。
追悼会后，陶成章的骨灰被迎回杭州，杭州民众也举行了追悼先烈的大会，与会者多达万人，群情之激愤，由此可见一斑。
陶成章遇刺身亡后，被蒋介石后评为“好尚权术”的陈其美一面假惺惺地参加祭礼，一面表示将“严饬碟报科缉凶”。谁都知道，当时的上海在陈其美的管辖之下，案发地法租界的探目头于又是蒋介石的老师，大流氓黄金荣，故尔所谓“缉凶”自然就是虚应故事。
但陶成章毕竟是政治领袖，是当时一种政治势力和军事实力的代表人物。他的不幸遇刺，除了引起民众的不满和舆论的激愤之外，更直接地造成了杭沪之间的紧张空气，光复会拥有光复军和骁勇善战的敢死队，他们的存在，使陈其美、蒋介石深感朝不保夕，时时产生极度的恐慌感。陶公遇刺后，跟随蒋介石参与杀害陶成章的助凶王竹卿旋即被杀，这使主凶蒋介石更加惶恐万状。为了保命，蒋介石拿着陈其美犒赏给他的大量金钱匆匆潜出国门，逃往日本。关于这段历史，蒋家王朝后来的官方说法是：“民国元年：是春，公（蒋介石）以陶案之故，为免除反对党以此为攻击……乃避往日本”。台北正中书局出版的《蒋总统年表》则进一步淡化蒋的“避往日本”并粉饰为：“国内粗定，‘总统’功成不居……重游日本’。
蒋介石于1912年春天逃往日本，深居浅出，躲了半年多的光景，一直到当年冬天，“缉凶”风声逐渐消落，他才又偷偷潜回宁波乡下。
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史上，蒋介石原来默默无闻，无论政治还是军事方面都无大建树。而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却使他的名字头一次写进了历史。
刺杀陶成章事件对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蒋介石正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亮相之前所进行的一次“演练”。从实质上说，这应当是一件反革命分子杀革命者的罪恶行径。但从形式上看，这又是典型的“革命者杀害革命者”的内部火拼案。
无论案件性质如何，总之这一次“杀陶”行动，使蒋介石从此更加博得了陈其美的赏识与信任。而陈其美又是当时江浙财团的政治代表人物，通过陈其美，蒋介石逐步接近了江浙财团，并在其后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中仰仗江浙财团的倾力支持，最终实现了军事独裁和政治独裁。上海帮的财经集团及帮会组织也成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蒋记独裁政府的最强有力的经济后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