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讨袁失利的副产品--接近孙中山
蒋介石一枪掀掉了革命党领袖陶成章的天灵盖，也就此揭开了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积怨既久的矛盾盖子。这个矛盾盖子一经揭开，就再也捂不住遮不住了。蒋介石的这一枪，固然是沉重地打击了光复会，可是他本人甚至连主使他枪杀陶成章的“义兄”陈其美都没有想到的是：打击了光复会，非但没能使同盟会成为“永占优势之政党”，相反却大大削弱了革命的力量，致使后来在反袁的二次革命中失去了光复会这一重要支柱，结果被袁世凯轻易击败，弄得陈其美、蒋介石在国内无处安身，连孙中山也不得不亡命海外。
蒋介石的这一枪，于敌于友都是至关重要。
杀了陶成章，蒋介石被陈其美送出国门，逃到日本。陈其美送蒋介石的理由很简单：留学深造。这个借口几乎欺骗了所有的人。连和V护山都一直被蒙在鼓里。而蒋介石虽然在多年以后自吹自擂，说他杀害陶成章是“辛亥革命成败的最大关键”。可是，一向喜欢邀功、居功的蒋介石却始终不敢拿这件“丰功伟绩”作为向孙中山讨赏的资本。孙中山在世时，蒋介石和陈其美对这件案究竟是何人所为一直缄口不言，直到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才“想起”这件事来。
蒋介石亡命日本，一边学习，一边担任了《军声》杂志的编辑工作，并且亲自为这本杂志撰写了《发刊词》，指明办刊宗旨为：“将欲揭破各国之阴谋，而晓音暗，警告国人以未雨绸缎之计者”。这一时期，蒋介石大有“弃戎从文”的劲头，先后发表了《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战后军政之经营》、《巴尔干战局影响中国与列国之外交》、《军政统一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他撰文向往一个大同的世界，幻想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全世界各种族和睦相处，没有战争，也就不需要军队，只需警察来维护社会秩序即可。他还在文章中指出，在将来的一个时期内，日本和俄国最有可能与中国打仗，并且警告国人：无论哪个国家侵略中国，中国都将不堪一”击。他因此大声疾呼，指出当时的中国应当建立一支有60万兵员的正规陆军来保卫国家。
蒋介石的确是个帅才，是个政治家兼军事家战略家的好坯子。他的关于中国很可能受到日本或俄国的侵略的预言，真还有点儿“高瞻远瞩”的味道。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他在文章中所下的“中国将不堪一击”的论断。也许这是一种思想根源，它直接导致了十数年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时，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的出笼。却原来，蒋介石早在1912年就种下了“不抵抗主义”的思想祸根！
呼吁中国建立一支至少60万人的陆军部队，这是蒋介石不切实际的一种幻想。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中，还着重批评了军权和政权集于各省总督一人之手的政治制度，他说：“这种政治制度如果不加以改变，中国总有一天会变成由许多各自为政的王国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拼盘。”不得不承认，蒋介石说得非常正确。据此，他得出结论：中国的军权必须由中央政府来掌握。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至此，我们又找到了蒋介石大搞政治与军事独裁的一个思想根源。
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组成临时政府，他本人就任临时大总统。在胜利的形势下，大多数革命党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共和制度已经实现，今后的任务就应当是兴办实业、改良民生了。幼稚的革命党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临时大总统”很快就在内外交困、腹背受战的情况下不得不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权位后，立即变了脸，强制实行个人独裁的专制制度，肆无忌惮地打击革命力量，并于1913年3月20日，派人在上海车站将鼓吹议会政治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刺伤。
宋教仁被刺时，陈其美就在现场，他当时是亲赴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故尔亲眼目睹了这场血案的全部经过；他旋即下令全力侦破此案，务须缉拿真凶，为他的革命战友报仇雪恨。
不久，案情大白于天下。在全国进步舆论同声谴责袁世凯的暴行的情势下，袁大总统终于按捺不住，撕下了拥护共和制的假面具，加速了专制独裁的步伐，调动军队南下包围国民党人当权的湘、赣、皖、苏四省，随时准备用武力对付国民党了。
正式成立还不足一年的中国国民党一下子就面临着灭顶之灾了。
当时正在日本考察访问的孙中山，闻知宋教仁被害之后，立即赶回了上海，按孙中山的主张，他要立刻组织军队，兴师讨伐袁世凯。可是，陈其美等一些国民党要员认为当时的军事准备不够充分，力主“法律解决”，并坚持认为现在已是民国时代，为了百姓的安定，不能轻言动用武力。双方争执不下，意见始终不能统一，以致延误了讨伐袁世凯的最好时机。直到当年7月，袁世凯得寸进尺，先下令撤免赣、皖、粤三省都督，继而又公开指斥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捣乱”，要“举兵征伐”，派北洋军进驻江西，这才使江西都督李烈钧奉孙中山的命令于7月12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并组织讨袁大军。揭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
紧随李烈钧之后，苏、皖两省分别于7月15日和7月17日宣布独立。陈其美也于7月18日宣布上海独立，并通电讨袁，建立了上海讨袁总司令部，陈其美自任讨袁军总司令。
这时候，蒋介石正积极准备赴德国学习军事。战事爆发后，蒋介石立即赶到上海，投奔陈其美。不过，蒋介石来上海找陈其美，初衷并不是想要协助讨袁的。他在日本呆了一年，边学习军事边办《军声》杂志。可惜，杂志因故停刊了。蒋介石便从日本返回国内，回到溪口老家，开始为赴德学习做准备。蒋介石是不肯轻易改变主意的。他到上海，找到陈其美之后，并未改变赴德的计划。后来，还是在孙中山的“劝说”下，他才同意留在上海，帮助陈其美组织武装讨伐袁世凯。
蒋介石按照陈其美的命令，只身到驻沪袁军第九十三团去做“发动起义”的工作。这个九十三团当时驻扎在龙华，是陈其美的旧部。蒋介石来到九十三团后，召集各部官兵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大家倒戈反袁。直说得唇干舌焦，好歹算是说服了一个营。当时陈其美准备用来举义讨袁的兵力很可怜，包括被蒋介石说服的这一个营，加上陈果夫组织的军校学生奋勇军。刘福彪的福字营和居正控制的吴湘炮台等，总共只有不足万人的兵力。
不过，陈其美这个人毕竟还算个英雄人物。复杂的人生经历，十里洋场摸爬滚打的经验，加上孙中山等人的支持，使陈其美抱定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陈其美自己也曾说过，他素来是“以冒险为天职”的。所以，在根本无法像“第一次革命”那样动员光复会、民团、商界和会党力量的情况下，虽然讨袁义军势孤力单，他还是下令起事了。
7月23日凌晨，陈其美一声号令，指定制造局为首攻目标，起义开始了。
在陈其美的统一指挥下，蒋介石率九十三团的一营兵力向高昌庙进攻，松军向龙华守敌进攻，陈果夫的学生奋勇军主攻西炮台。双方在黑暗中激战数小时，由于守军枪械精良，弹药充足，且人数也大占优势，讨袁义军虽付出了较大的死亡，仍未能获胜。攻击开始后，海军的三艘兵舰也协同守军开炮猛击讨袁部队，战至大亮，讨袁义军终于无功而返。
7月24至25日，讨袁军再次发动攻击。可是守军占据有利地形，加上明显优于讨袁军的火力支持和随后赶来的援军参战，所以，尽管讨伐袁世凯是义军全体官兵同仇敌汽的精神支柱，尽管大家不畏牺牲，个个奋勇，却到底未能越过雷池一步。
至8月上旬，全国讨袁的形势的日益艰难，袁军乘胜挥师南下，将上海讨袁部队重重包围。8月13日，讨袁失败了。
在历时一个多月的二次革命中，蒋介石从上海举事开始到讨袁失败，一直跟随陈其美“躬赴火线，往来指挥”。
二次革命后，国民党被袁世凯宣布取缔，刚刚组建一年的年轻的国民党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革命陷入了低潮。
但是，蒋介石本人也未曾预料到的是：二次革命讨袁的迅速失败，反而成为他接近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契机。
讨袁失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国内无处安身，只得再度流亡日本。蒋介石和陈其美在上海东躲西藏了一阵子，因为袁世凯悬赏5万元缉拿陈其美，陈其美在上海也难以容身，遂于1913年9月偕同蒋介石到了宁波，企图运动浙军起义，但未能成功。10月初，陈其美奉孙中山电召去了日本，留下蒋介石负责上海讨袁事宜。蒋介石坚持了两个月，工作无法开展，袁世凯又缉拿得紧，无奈，也去了日本。
蒋介石这一次赴日本，完全是流亡。但是，由于孙中山、陈其美也在日本，在陈其美的引荐下，他与孙中山相识、相熟、相知，由此逐渐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
蒋介石第一次面见孙中山，是1910年的事。那时，蒋介石加入同盟会还不到3年，能面见同盟会总理，完全得益于陈其美。这一次，又是因为陈其美，蒋介石才接近了孙中山，得以追随左右。所以，说陈其美是蒋介石的“革命引路人”，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头一次与孙中山见面之后，孙中山对蒋介石的看法就颇令人鼓舞。孙中山曾对陈其美说：“我们的革命运动实在需要这样的人，对同盟会来说，是很难得的人才，他一定会成为革命的实行家。”
初次见面就留下了如此印象，殊为难得。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在孙中山的眼里变得更成熟、更坚强了。
短暂的二次革命讨袁行动遭到惨败，刚组建的中国国民党被袁世凯抓的抓、杀的杀，弄得七零八落。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了袁大总统政治餐桌上的一盘菜，而苦心孤诣制作了这盘“菜”的“厨师”们--孙中山及其一大批革命党人都不得不亡命海外，眼睁睁地看着袁世凯在中国大地上为所欲为。一句话，二次革命给中国的革命者们除了留下遗憾、沮丧和血的教训之外，任何有益的东西都没有留下。
可是，对于蒋介石来说，他应当感谢袁大总统镇压二次革命的果决和迅猛。因为，如果不是二次革命的失败，他也许永远没有机会接近孙中山。
因此，我们可以说：二次革命的失败，使蒋介石成为最大受益者。
2．誓为第二化身
1927年，北伐军打到上海后，蒋介石曾以北伐军总司令的名义举行了一个“陈英士先生殉国十一周年纪念会”，并亲自到会主持。
在上海各界为欢迎北伐军而举行的集会上，蒋介石还发表了一篇题为《纪念陈英士同志》的演说，十分动情地说：“我们追溯前源，我们的成功，也就是陈烈士遗留下来的”，“我们追溯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的成功，我们第一纪念总理，第二要纪念陈烈士。没有陈烈士就没有国民党！”“诸位今天来欢迎我，不是欢迎我，是欢迎陈烈士的化身。我希望大家都做陈烈士的化身”。
“第二化身”，是蒋介石为向陈其美表忠心而说的一句名言。1915年初，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准备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举国愤怒，反袁、讨袁的呼声日益强烈，革命时机日趋成熟。这时，留在上海等地的一些革命党人纷纷催请陈其美回国主持讨袁斗争。孙中山这时正在抓紧筹划建立中华革命军的事，于是命令陈其美赶回上海，召募革命队伍，建立中华革命军东南军，准备再举讨袁义旗。形势虽然有利于革命，却并不利于陈其美回国工作。因为当时陈其美是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悬赏5万元重金通缉的“国事犯”，他一旦回国，处境必将万分危险。
陈其美明知回国后凶多吉少，却仍然义无反顾，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毅然决定返沪。蒋介石送陈其美到日本横滨道别，曾对蒋介石说：“吾愿牺牲一己，以偿我党之代价，以挽我国之弱风。吾愿扫除中国之恶魔，吾愿建造世界之平等”。蒋介石闻听这一番深情的表白后，也激动万分地回答说：“此去万一不幸而为袁贼所害，我一定要成为兄之化身，为革命赴汤蹈火，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完成兄的未竟事业。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后，就“发起重新党帜，为卷土重来之计”。他表示：“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党员不听号令，这个党我不要了！”遂决定重新组建一个新党，名为“中华革命党”，其目的是要发动“第三次革命”，继续讨袁。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组建，孙中山为总理，陈其美为总务部长，张静江为财政部长，居正为党务部长，胡汉民为政治部长，许崇智为军务部长。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当众宣誓入党，并指定陈其美和居正为他的入党介绍人。仅此一点，也足见孙中山对陈其美的倚重和信任。
担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的陈其美，实际上是孙中山在党内的第一副手。孙中山曾明确规定总务部的地位和职权：“总务部为各部之领袖。各部事务应受其考试。凡总理发表命令或委任职员，必须总务部及有关部长副署，特别筹款及对外交涉，亦由总务部任之。”这种权限，在当时的中华革命党中，可说是：“一人之下，诸人之上”的股腑之臣了。
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在原国民党内引起了极大的意见纷歧。因此改组的筹备策划用了很长的时间，一些同盟会元老如李烈钩、谭人风等人坚决反对孙中山的重组新党的举措，黄兴虽未便公开争执，但拒绝加入新党，毅然离日赴美，为的是避免与孙中山正面冲突。在众人纷纷反对和拒绝入党的情况下，陈其美和蒋介石是坚定地拥护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成立前不久，蒋介石即于1913年10月29日由陈其美的盟兄张静江为盟誓人，正式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他的“入党誓约”编号为第102号，这个中华革命党党员人数最多时只有500人左右，蒋介石是在上海宣誓入党的，是国内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几个人之一。蒋介石入党后不久，即于1913年12月离开上海，到日本协助陈其美做些杂事，空余时间无事可干，就孜孜不倦地阅读《曾文正公全集》等书，以致“两目成疾”。他真正喜爱这部《曾文正公全集》，也就从此时开始。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继续以反袁革命为号召，并任命了各省的中华革命军司令，派人深入各省进行联络，策动发起讨袁活动。陈其美被任命为湘沪司令长官，于1915年10月中旬从日本回到上海，秘密开展反袁军事活动。蒋介石那著名的“第二化身”的誓言，也就是这次送陈返沪时所说。
陈其美秘密潜回上海，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5号安了个家。从此就以这个家作为反袁军事活动的总指挥部。
陈其美将一切安排妥当后，立即给在日本的蒋介石发出“盼即回沪”的电报。蒋介石接到电报，立即启程返回上海。与蒋介石一起返回上海的还有丁人杰、余祥辉、杨庶堪等人。会同已在上海的邵元冲、周淡游、吴忠信等，齐集陈其美麾下，组成了上海讨袁总部，蒋介石分工主管军事工作。
当时，袁世凯的势力还十分强大，军事控制极其严密，爪牙党羽遍布全国。因此，讨袁活动的准备工作只能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进行。蒋介石初返上海，深居简出，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不久便亲自拟订了一份详细的“湘沪起义军事计划书”，并在日后的起义中亲自参与讨袁作战的指挥工作。
与此同时，陈其美等人分析了形势，决定首先诛杀袁世凯在上海的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以灭敌人威风，振革命气势。为执行这次杀郑任务，埋伏在郑汝成的必经之路上。11月10日，郑法成前往出席日本总领事为庆祝天皇大正加冕典礼而设的酒宴，返回时途经外白渡桥，狙击手王晓峰掷出炸弹，当即命中，汽车瘫地原地不动了。王晓峰随即与杀手王明山分别登上汽车，各开数枪，将郑汝成当场击毙。完成任务后，在大量军警纷纷赶来包围现场的情况下，两位义士从容就捕，后被租界当局引渡给中国官方遭杀害。
这时期内，陈其美与蒋介石多次身陷险境，都被他侥幸脱逃。
第一次险情发生在陈其美、蒋介石策动上海军舰起义的当天夜里。当诛杀郑汝成成功之后，陈其美和蒋介石等人商议后认为，要想在上海起义成功，必须先袭取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海军军舰，然后利用军舰上的炮火支援陆地的进攻。这一方案付诸实施后，经几个月的努力，海军肇和舰舰长黄鸡球、舰员陈可钩等人被革命党争取过来。这时，海军当局似乎嗅出异常的味道，发出指令，命肇和舰于12月6日升火开船，调往广州。陈其美得到情报，立即决定发动肇和舰起义。
12月5日，肇和舰宣布起义。蒋介石随同陈其美亲临南市工程总局火线督战。各路义军在陈其美和蒋介石的指挥下，分头攻击上海警察局、电灯厂、电话局等目标。但是，由于起义准备仓促，肇和舰开炮支援陆地作战的同时，未能及时组织陆战队增援陆地战斗。战至黎明，义军被袁军分而围击，伤亡惨重。陈其美和蒋介石等人只好退返指挥部。
当天夜里，法租界的巡捕突然包围渔阳里5号陈宅，要强行入内搜查。楼下的陈果夫为掩护陈其美、蒋介石等人逃跑，机警地与巡捕大声争吵。正在楼上的陈其美、蒋介石、吴忠信和邵元帅等人闻知险情，立即从楼顶的窗户跃出，攀上屋顶逃逸。大家转移到新民里 119号蒋介石的住处，原以为肇和舰已经得手，计划转移到那里去，不料清早刚一出门，就遇到了曾率众攻占肇和舰的杨虎，这才知道肇和舰在应瑞、通济两舰的夹击下死伤惨重，起义失败。
第二次遇险发生在1916年4月。l月22日陈其美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革命军苏浙赣皖四省总司令。陈其美闻知蔡愕已在云南举事，发动了护国战争，便继续积极谋划同时在沪、浙两地发动讨袁。4月14日，陈其美又策动了江阴独立，派蒋介石协助杨虎率队攻取了江阴炮台，并趁势攻下了吴江、盛泽。不料5天之后，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哗变，守卫炮台的卫兵多数逃离。只剩下蒋介石和两个士兵。蒋介石临危不乱，带领仅剩的两个士兵从炮台上撤了下来，只身一人潜回上海。
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从日本返回国内，亲临上海主持讨袁斗争，并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而进行反袁斗争，同时指示“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而应永远铲除帝制。
陈其美在孙中山抵沪后，更觉肩上责任重大，急于有所作为，以配合蔡愕领导的护国军节节胜利，全国讨袁呼声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然而，举事讨袁需要大量的款项，在经费奇缺的情况下，陈其美数度制订起义计划，均因经费困难而未能实现。
急于筹措革命经费的欲望导致陈其美陷入了一个危险圈套。当时袁世凯一直未放弃用金钱收买陈其美或至少使其脱离革命的企图，曾以70万元的巨资诱使陈其美出洋游历，遭陈其美严辞拒绝。袁党分子视陈其美为眼中钉肉中刺，又设计了一个杀掉陈其美的巧计：由朱光明、许国霖、程子安等人开设了一个徒有虚名的“鸿丰煤矿公司”，勾结革命党内部的叛徒李海秋，由李海秋去对陈其美说：鸿丰公司有一块矿地，准备以此向日本银行抵押一笔巨额贷款。如果陈其美能居中介绍签约，鸿丰公司愿捐出借款总额的十分之四来资助革命。求款心切的陈其美当即一口答应，并约定5月18日下午带合同书来签约。
5月18日，双方约定在旅居上海的日本侨民山田家中见面。下午，李海秋带了许国霖等人如约而至，陈其美已先在山田家中等候，大家刚刚寒暄落座，叛徒李海秋却借口说合同底稿忘记带来，匆匆返回去取。李海秋刚一出山田家大门，立即从外面冲进来两个凶手，拔枪就向陈其美射击。陈其美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头部连中数弹，当即身亡。
蒋介石讯此噩耗，立即赶到现场。日侨山田怕无端受牵连，已将陈其美的尸体拖到门外，蒋介石赶到后，抚尸痛哭，悲撤至极。当时还是袁世凯统治，许多人不敢公开露面，陈其美暴尸街头，惨状令人目不忍睹。蒋介石当即将陈其美的尸体移至自己的寓所，为陈其美购置棺木，20日午后入棺成殓。
为了悼念陈其美，蒋介石曾写了一篇哀忱凄切的祭文，说：“丁未至今，十载其间，所共者为何事，非安危同仗之国事乎？所约者为何辞，非生死与共之誓辞乎？而乃一死一生，国事如故，誓辞未践，死者成仁取义，因无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践约，岂忍惜于一死！”并表示：“大难方殷，元凶未戮，继死者之志，生者也；完死者之业，生者也。生者未死，而死者犹生，死者之志未终，而生者终之，死者之业未成，而生者成之。不终不成不已，而不死亦不已，以履去春握别扶桑第二化身之语，以守我之信践我之约而已。”
就在陈其美被杀的第19天，窃国大盗袁世凯在穷途末路中也一命呜呼了。至此，讨袁战争不战而捷。
陈其美突然罹难，蒋介石顿感失去了一个依靠。正如他在祭文中所说：“呜呼，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受我之笃，如公者乎！”终蒋介石一生，无论是在家乡还是登上了权力顶峰之后，他是非常喜欢与人结义为兄弟的，这方面的例证举不胜举。但在所有结义兄弟中，蒋介石最不能忘怀也是惟一怀了真情的念兹在兹始终不改初衷的，惟陈其美一人而已。蒋介石于北伐后跃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统帅地位，并从此在大陆统治了22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蒋介石始终没有忘记陈其美当年对他的提携和扶掖之恩。他对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和陈立夫倍加宠信、重用，对陈其美的遗孤悉心照顾和抚育，都是源于这种感恩之情。想当年蒋介石赴日留学，除了一腔热忱之外，对革命尚一无所知，正是陈其美介绍他参加了同盟会，引导他投身于辛亥革命；在其后的历次革命斗争中，又是陈其美时时处处给以指点帮助；特别是陈其美在日本向孙中山着力推荐了蒋介石，使他后来能够得到孙中山的信任、赏识和重用。对于这些，蒋介石是没齿不忘的。所以蒋介石在祭文中说：“悲乎哀哉！而今而后，教我励我，扶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
蒋介石之痛悼陈其美，固然多出于个人情感；而孙中山于陈其美死后，首先感到的是从此失去了一个军事上的重要助手。
袁世凯死后，中国的局势愈加混乱不堪。1917年7月12日，张勋迫使黎元洪非法解散了国会。同年10月，在海军舰船的护卫下，孙中山偕同一批革命党人南下到了广州，在广州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并当选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亲自领导护法斗争。
这一时期，孙中山正在搞“联甲倒乙”的继续革命，这种方式的革命使孙中山开始重视组建军队，因为他的革命事业的成败完全取决于某一派系的军队对他的拥护或反对。
“联甲倒乙”的军事策略连连失败。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愈加感到组建自己的军队的重要性，于是他从桂系军队中调来一支约共8000人的部队，组成“援闽粤军”，当作自己的嫡系部队。孙中山任命党的将领陈炯明统率这支部队，驻节汕头。
也就在孙中山开始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的时候，因为陈其美的突然死亡，蒋介石成了一个比较“显眼”的军事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其美的死又一次帮了蒋介石的忙，使他很快成为孙中山信任和依赖的人。
蒋介石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是这么一种“命”，虽然主观上他未必那么想，但客观上，历史车轮的每一次转动都好像专门为了蒋介石而动的：二次革命失败，促成了蒋介石和孙中山的接近；陈其美的突然死亡，使蒋介石迅速崛起。在孙中山眼里，他很快就成了“陈其美第二”。
“第二化身”，的确如蒋介石所说，是一句“戏语”。
3．纸上谈兵，间关赴难，不啻增加二万援军
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举起护法运动的大旗时，蒋介石正在上海过着颓后失意无所适从的生活。当他突然听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并在积极准备兴师北伐时，他的精神不由得为之一振。他有心奔赴广州去找孙中山，但转念一想，就这么两手空空地去见大元帅，未必能谋个什么好差事。那么拿什么来做晋见孙中山大元帅的见面礼呢？蒋介石苦思苦想，自家手上没有一兵一卒，也干不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倒不如闭门造车，先给他来个“纸上谈兵”，且看孙中山有何反应。
1917年9月20日，蒋介石写了一份《对北军作战计划》，他认为：
“北方政府所辖之军队，约在三十万众，然实际上可为其动员者，即以冯、段二派势力合计，则其数亦不过六万。……我军乃在十师以上，其总员几倍于敌军各师之兵数，或者不足，虽折减至二成，则亦多于敌军三分之一也。至于实力之比较，惟战用器材不及敌军外，其余如给养力、人马之战斗力，不甚上下也。而敌军南来，其地势不宜，气候不惯，则南军较胜一筹也”。
鉴于这种分析，蒋介石又提出：
“吾军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先克武昌，次定南京，击破敌军长江一带之势力，再图直捣北京，以为作战方针”，并认为作战计划应分为二期：第一期“中央军由两粤进击长沙，肃清湖南全境，待左翼军解决四川、东下湖北时，与之合攻武昌。左翼军解决四川后，当派一支队扼守川北，牵制秦、晋之敌军，使第二期作战北伐时，即可道出秦、晋，与本军互相策应，而其主力乘势东下与中央军合攻武昌。右翼军与海军共同协作，合攻闽、浙，连下湘沪，待中央军与左翼军克复武昌，然后与之合师南京，肃清长江下游之敌军。海军与右翼军占领湘沪时，即以吴油为根据地，封锁长江门户，扫除长江下游之敌舰，声援上游陆军之作战，待各军会师南京时，与之合力攻城，同时搜捕长江舰队，使第二期作战时海上全权归于我有，不使其复为东北海岸之患也”。第二期“作战运动开始，乃在明年之三月间也。各军进发之道，以中央军由津浦路北进；左翼军由京汉路北进；右翼军由海道前进，在辽西登陆。三军分道并进，而左翼军之一支队则由川北而出晋、秦，以袭敌军之左，为本军之声援。各军会师燕京，为总攻击最后之准备也。”
1917年10月1日，蒋介石又写了一份《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认为：“我军主作战地，当定于东南沿海一带之地区，而于湘省暂取守势。先以海军为主力，向东海沿海一带之闽。浙两省，扫除北军之势力，击攘湘沪之敌军。以吴松为海军根据地，封锁长江之门户。东南之势力不难完全造成矣。若西南战局能有转机，则与之互相策应，出人于长江沿岸一带，肃清长江上下游之敌军，则第二期作战北伐之基本定矣。”
这两份计划书寄出后，蒋介石就在漫长而无聊的岁月中开始了苦苦的等待。这一时期，他像一只离了群的孤雁，寂寞访惶，无所适从也无所事事。有时同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经纪人，做点儿证券投机买卖，有时回溪口家乡闲住些日子。蒋介石这一年已是年过“而立”，长子经国、次子纬国均已出世，老家还有他的发妻毛氏和母亲王氏。所以，虽然自陈其美死后，蒋介石的意志有些消沉，整日无所事事。但他毕竟已为人夫人父，还要烙尽人子之责，便经常抽时间回到奉化省视老母，看看孩子。
这样苦等了几个月，直到1918年3月，才接到孙中山从广州拍来的电报，命他启程赴粤。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这是革命领袖孙中山第一次正式起用他。孙中山在阅读了蒋介石先后奉上的两份军事计划书之后，对蒋在计划书中暴露出来的军事才能深表嘉许。军政府成立之后，孙中山身边缺少忠于他的军事人才，而蒋介石毕竟是较早加入同盟会的革命党，又是在日本军校专门学过军事的。所以，孙中山决定召蒋介石到广州，在自己身边协助军事方面的工作。
1918年3月5日，蒋介石来到了广州，孙中山立即委派他赶到汕头，担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的作战科主任（授上校军衔）。
蒋介石近两年的时间没做什么事，现在忽然成了孙中山大元帅麾下的“上将军”，心绪顿然开朗。实际上，孙中山1917年8月当选陆海军大元帅。11月 1日就已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并没有忘了这位陈其美的义弟。只不过蒋介石一直看不上“参军”这种可有可无、有虚名无实权的职位，没有及时到任罢了。这次的“作战科主任”算是“实授”之职，所以蒋介石欣然领命。到任之后，他踌躇满志，几天内就向孙中山呈上了一份《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不久，蒋介石随援闽粤军行动，参与了大埔攻防战的指挥。这一仗，粤军获胜，蒋介石在部队中也立住了脚，博得了陈炯明的信任。当年9月，蒋介石被提拔为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相当于团的建制）。
由“参往军务”作战科主任而升为统领上千人马的军事主官，这种变化对蒋介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也就在这个时期，蒋介石已明显察觉了粤军内部的派系之争竟是十分严重。他以一个外省人的身份而统率粤军的一个支队，已经觉得困难；又夹在陈炯明、邓控和许崇智这三大派系之间，更感到左右为难，进退失据。而且，当时孙中山也因陆荣廷等人的排挤而被迫辞职，蒋介石愈发觉得前途渺茫，在粤军中很难再有什么作为，于是，他于1919年6月离开了粤军，跑到厦门的鼓浪屿闲居起来。后又于7月12日正式辞去了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的职务，并且明确表示：“我入幕系为服从中山先生而来，并非为帮陈炯明而来。”
辞职之前，蒋介石并未向孙中山报告。但辞职后，他立即离开了鼓浪屿，于1919年10月3日赶到上海，面见孙中山，详细陈述了自己辞去职务的理由，进而表示要到欧美去留学。
孙中山被陆荣廷的“七总裁制”排挤，被迫辞去在广州军政府中的职务之后，即转赴上海致力于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当此多事之秋，孙中山身边正需要一大批忠于革命又忠实于他本人的得力干部。因此，他当即表示不同意蒋介石长期离开中国，而是希望蒋介石留下来，帮助他工作。
蒋介石赴欧美留学三年的计划实际上只是虚晃一枪，是用来试探孙中山对自己的“重视程度”的，以他当时所处的环境而论，他是不可能远涉重洋一去三年不回头的。因为蒋母当时已是疾病缠身，次子纬国又才只有3岁，认了姚恰诚为母，在奉化城内居住。国事的牵连当时还轮不到蒋介石的头上，但家事的纷扰却是蒋介石想摆脱都摆脱不开的。何况他本来就十分眷恋家乡，挂念母亲的身体，又哪里肯抛妻别子，置年老体衰的慈母于不顾，一个人跑到欧美去“留学三年”呢？所以，孙中山一表示挽留，蒋介石立即“就坡下驴”，表示放弃赴欧美留学的打算，就此留居上海，读书自进，时刻准备为革命领袖孙中山效力。
蒋介石的这种小手腕要起来十分得心应手，他正是凭藉了这种政治手腕一步步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一步步爬上了权力的顶峰的。孙中山素有君子之风，大度能容，根本不可能对蒋介石的这种小伎俩有所觉察。所谓“君子可欺以方”，是之谓也。
接受了孙中山的挽留，蒋介石便在上海住了下来，一面读书，一面参与股市经营。
蒋介石的一生当中，始终对清代湘军首领曾国藩怀有深深的敬意。自从在宁波箭金学堂师从顾清廉学习《曾文正公集》之后，这部文集就从未离开过蒋介石的案头。此外，对明朝理学大家王阳明所著《王文成公全集》，蒋介石也同样推崇备至、尊为座右。在上海赋闲“韬光养晦”的日子里，蒋介石每天细读精研的就是这两部书。此外，这一段时间内，蒋介石还广泛涉猎了其它书籍，举凡中外军事典籍、政治、经济著作以及中国传统的“资治”之类的古籍等均在其列。说蒋介石是个职业军人，这在当时恐怕没有人提出异议；但若说蒋介石是个读书人，则于历史不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衡量，蒋介石都不能算是读书人，充其量也只能说他是个读过一些书的军人。这也正是蒋介石日后成为“政治家”而不单单是一介武夫的重要原因和显著标志。正因为是军人而且又读过一些书，所以在当时的孙中山左右，蒋介石是最喜欢以书面形式向孙中山提出军事方面的建议的人，这也是蒋介石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孙中山的股脑之臣的原因之一。虽然是纸上谈兵，毕竟比不谈的人好，也比不会“纸上谈兵”的人更容易受到重视与重用。蒋介石悟出了这个道理，所以愈发专心地读起书来。
读书之余。蒋介石也不忘发财。他在交易所与人合伙经营股票，手风颇顺，几个月的时间居然净赚了数十万元，“俨然富商矣”。
转过年来，陈炯明制下的粤军扩编为两个军，兵员达到两万余人。因为扩编，孙中山手下的军事干部就派上了用场，许崇智被任命为粤军第二军军长，蒋介石被任为参谋长。
1920年9月21日，曾任广州大元帅府军事联络官并掌管机要文书的朱执信在策动桂系虎门炮台守军反正时不幸遇难。朱执信曾帮助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是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他的死亡，顿时使孙中山“如失左右手”，是继失去陈其美之后的又一重大损失。
朱执信一死，蒋介石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就更显得重要了。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曾夸奖他：“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唯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
可惜，尽管孙中山从此对蒋介石倚如股肱，但蒋介石在粤军及陈炯明心目中的地位却不容乐观。陈炯明在辛亥革命时曾发动惠州起义，任过广东都督和广东省长，称得上是“广东王”。他经营的粤军一向被他自视为“亲军”，蒋介石以一个外省籍人士的身份担任第二军的参谋长，受到打击排挤是情理中事。此外，陈炯明拥兵自重，虽然也加入了国民党，却并不是孙中山的信徒。对于孙中山的一些革命行动和方针大计，陈炯明一直是表面上尊从，暗中却处处掣肘，制造障碍。
应当说蒋介石对陈炯明的居心叵测是早有警觉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比孙中山先生英明。从当时的实际环境来看，孙中山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以陈炯明那样的身份，他不可能在孙中山面前过早暴露自己的狼子野心；而蒋介石是陈炯明的部下，身处粤军将领之中，陈炯明对他的压制、粤军部将们对他的排挤，他是身受心知体会颇深的。蒋介石毕竟同陈炯明共事多年，陈炯明的性格、思想，在孙中山面前可以伪装，在一个普通的下级将领面前却无须装假。所以蒋介石对陈炯明的警觉其来有渐，而且多是“感觉”而非理性思考的结果。从这种“感觉”出发，蒋介石认为陈炯明“外宽内忌、难以共事”。1921年3月5日，蒋介石在写给孙中山的一封信中曾尖锐地指出：“若望其（指陈炯明）见危受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并据此建议：“请先生善诱之而已”。
蒋介石的话没有说错，但他没料到的是，陈炯明居然这么快就对革命党和革命的事业下了黑手。1922年3月21日，时任粤军参谋长的邓铿被陈炯明主使刺客暗杀。蒋介石到这时才真正警觉起来，他在孙中山为商议北伐而召开的桂林军事会议上，坚决主张先出兵讨伐陈炯明，然后再兴师北伐。可惜孙中山仍对陈炯明心存幻想，没有采纳蒋介石的建议。
蒋介石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决，大感失望。他一怒之下，于4月下旬辞去第二军参谋长的职务。并且不顾孙中山的极力挽留，于辞职当晚便打点行装，登上了广州开往上海的轮船。
蒋介石不乐地返回溪口家乡，却仍然惦记着广州的危局，他曾给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写了一封信，反复强调必须“先代陈炯明，再议北伐”，否则犹豫不决，迁延隐忍，必致有束手无策，噬脐莫及，不可挽救一日。惟愿吾言之不中耳。”
该着蒋介石露一回脸。陈炯明必叛的预言，不但被蒋介石“不幸而言中”，而且“言”得非常及时。他的信是6月1日写给许崇智的，第二天，也即1922年6月2日，孙中山从北伐前线韶关返回广州，立即就发现陈炯明的部队有“异动”迹象。
这一回，孙中山终于警觉起来，他当天便给蒋介石发去电报：
“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速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
孙中山醒悟得太迟了。
早在西征时，陈炯明在击溃桂系军队的战斗中不失时机地扩充自己的部队，并且对孙中山继续西征桂系的命令故意拖延不理。当时，蒋介石就提醒过孙中山，孙中山未予理会。时隔一年，邓铿被害，蒋介石力主东征讨伐陈炯明，孙中山仍未采纳他的意见。直到6月16日，风云突变。陈炯明悍然炮击总统府，撕下伪装，公开叛变了。
国民党前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在其所著的《蒋总统传》中曾对这次叛乱事件作如下描述：
六月十六日，他（指陈炯明）下令驻扎于广州近郊之白云、观音两山的军队，向总统府进攻。他认为国父定然在出其不意的袭击中丧失生命；但或者是由于天意，国父的几位忠实信徒竟把他救出了乱军的包围线，而安全到达于停泊黄埔附近的永丰炮舰，该炮舰乃效忠于国父者。
蒋总统获悉其领袖所遭遇的危险，立即由上海启行，个人冒了很大的险，卒到达黄埔，追随国父于永丰舰上。国父和他的亲信随从者在该炮舰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于禁闭的痛苦，而期待外来的援助。当时的希望集中于驻在广西的远征军队，认为他们将会回师广州，驱逐陈炯明，而解救孙总统。但这微薄的希望卒子八月六日粉碎了，因为那时候避居永丰舰上各人才知道这一支军队的回师，也遭到陈炯明所部击溃。至此，他们认为除逃之外别无他途。
国父与其同志们在这五十六日中所受的苦是极端痛楚的。粮食很缺少；水的供给也不可靠。他们的处境有如牢狱的幽禁。气候极度炎热。在这些时日中，蒋总统无时不追随国父左右，随时尽力协助与安慰。蒋总统有时像一个普通船员，亲自洗扫甲板；而且常常借黑夜的掩护，冒万险登岸，为国父购取日用必需品。
最后，一艘英国战舰把国父和他的同志接载到香港，他们在香港小住后，即于八月十四日抵达上海。
在这炮舰上和国父相处的时日，划成蒋总统生涯的转折点。在过去十年间，他曾为革命作重要的、却不很显著的表演。国父在许久以前已重视这位青年属员的才干；但惟有在 患难相处的时日中，更使国父自觉前此还未能充分认识这位矢忠而富有训练的军人所具的才能，与其所作实际的判断。
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蒋介石却正在溪口老家优哉游哉地闲居漫游呢。当然，远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也不可能当天就知道广州发生的事。6月14日是蒋母王氏逝世一周年的祭日，蒋介石为此搞了一个颇为隆重的纪念典礼。他也算是地方名人了。母亲的周年祭日一定要纪念，他是个孝子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