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陈炯明炮击中安然逸出总统府，在众卫兵的护持下，大模大样地混出了陈炯明叛乱部队的包围圈，转移到海军永丰舰上。
6月18日，孙中山再次给蒋介石拍发了密电：
“事紧急盼速来！”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立即启程，于29日抵达粤海，乘快艇登上了永丰舰。孙中山对蒋介石这种“间关赴难”的勇气和忠诚给予了高度评价，曾对外国记者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二万援军！”
蒋介石登上永丰舰后，孙中山当即授以海上指挥的全权。在其后42个日日夜夜里，蒋介石的表现异常积极，他既要随时指挥作战，又能时常深人到士兵们当中鼓舞士气。舰上食品短缺时，蒋介石还自告奋勇亲自上岸采购所需食品。对此，孙中山曾非常担心地予以劝止：“我很感激你对我这样作，但是今后我不许你再去冒险采购食物；你是最重要的干部，万一我遭不幸，今后革命大业要你担当的，你的责任太大了。”
由于北伐军已于5月6日誓师出发，孙中山蒙难后，北伐军回师靖难受阻，再坚持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于是，孙中山遂于8月9日与蒋介石等人一起登上英国“摩轩号”炮舰，直驶香港，隔一日，再转乘“俄罗斯皇后号”邮船赴上海。
蒋介石在孙中山蒙难后能及时赶到孙中山的身边，陪伴他度过这一难关，着实令孙中山感动了好一阵子。事后，孙中山曾为蒋介石所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作序，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人舰日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
10月18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并在此后给蒋的亲笔信中再一次强调蒋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兄能代我在军中多持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
蒋介石取信于孙中山，当然不是因为“间关赴难”这一件事。但是，至少是通过这件事，使孙中山更加信任并且倚重蒋介石了。
4．黄埔起家，东征奠基
广州蒙难，蒋介石“间关赴难”之后，孙中山先生痛定思痛，总结出两条经验。一是必须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即建立一支忠实于国民党，且由自己所最信任的党员直接控制指挥的军队；二是认识到，蒋介石是自己最可信赖的人。
公允地说，孙中山先生这两条经验，头一条是很正确的--无论是什么党，要想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就必须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理论上讲，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也曾有过这方面的论述，所以这是真理，不容怀疑；而后一条则是孙中山先生的失误了。蒋介石是个什么样的人，孙中山并没有看透。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孙中山先生没有料到蒋介石日后会变质，会叛变革命又背叛了自己。如果孙中山先生预知身后发生的事，那么他是绝不会信任蒋介石，依赖蒋介石，甚至把军队的摇篮也交给蒋介石去编织的。
正确的决定交给了一个不该信任的人去执行，正确也就难免变成错误了。
1924年5月，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军校校址在黄埔，故又称黄埔军校。
关于办军校，创建自己的军队这件事，其实早就开始酝酿了。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桂林曾与当时苏联政府派到中国来协助工作的代表马林进行会谈，那时，马林就建议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并创办军官学校，为国民党自己的军队培养干部。1921年末，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也曾建议孙中山组建军队，并对孙中山的“联甲倒乙”的军事策略提出不同意见。经过这些前期酝酿，孙中山于1924年初在改组国民党的同时，也开始着手筹备建立陆军军官学校。最初，孙中山是想委派许崇智为黄埔军校校长的，国民党前上将刘峙曾撰文介绍过这段史实：
“……起初孙中山先生想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兼军官学校校长，负责筹备，但许崇智力不从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参谋陈翰誉，陈是我们保定的同期同学，目空一切，骄纵自私，处事多失公平，致为各方不满。
蒋介石原为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被调到大本营代理李烈钧的参谋长职务，后奉派到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
委派许崇智为校长，应当是1923年底的事。许崇智“力不从心”，陈翰誉又“骄纵自私”，用今天话说，“都不是办事的衙役”。所以，孙中山于1924年1月24日委派了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下辖委员七人，许崇智此时已经连委员都不是了。这七个人是：邓演达、沈应时、王柏龄、张家瑞、俞飞鹏、林振雄、宋荣昌。
当时的蒋介石，可能还没意识到当上军校校长将对自己有多么大的实惠。所以，开始时他对这件事并不怎么热心，相反还曾在筹备工作进行当中闹过一次“辞职风波”。关于蒋介石这一次辞职的经过，叶剑英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过：
“中山先生决定办黄埔后，便叫蒋介石负责筹备工作，我那时候是第二师的参谋长。廖仲。冶先生邀我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于是我就暂时离开了第二师参加了筹备处工作。当黄埔军校的校舍已快修好，上海正进行招生考试、广州也进行招生的时候，有一天，蒋的英文秘书王登云突然召集筹备人员说：“蒋先生已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筹备处马上解散。当场还宣布了每个人发多少遣散费。那时，筹备处的人大多是蒋邀请来的。听了后便想散伙。可是我与邓演达坚决反对。另一部分也表示了怀疑。因此决定问廖仲恺先生的意见。可是那天适逢廖先生去象山县开农民协会去了，我们便等他回来。三四天后，廖先生回来了，他对我们说：“应该了解，办黄埔军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我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先生邀请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受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那一次是蒋因为个人闹意见，悄悄去了上海，后来中山先生表示要别请他人，他才回到黄埔来。当时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军思想的是廖仲恺先生，而不是蒋介石”。
1924年2月8日，蒋介石召开校务筹备会议，2月10日正式分配各省区招生的名额，可是，正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又于2月21日突然向孙中山提出辞职。蒋介石这一举动，实在是不可理喻。
当时，孙中山和廖仲恺真正是“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对待蒋介石的突然辞职的，2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蒋介石复函，说是奉孙中山之批复，对蒋介石辞职的请求“碍难照准”。2月29日，孙中山又致电蒋介石，批评他“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3月2日，蒋介石复电，向孙中山解释自己辞职的原因是“受人妒忌排挤，积成嫌隙”，并表示立即返粤，收回辞呈。此期间，廖仲消也先后三次致电蒋介石，催他返回。在孙中山与廖仲他的教育、挽留下，蒋介石才又回到任上。
5月3日，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6月16日，陆军军官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黄埔军校共办了七期，从第五期起，由于北伐战争的需要，一部分学员先期随军参战，于武汉毕业。其余学员后被调往南京举行毕业式，并集体宣誓反共。黄埔军校这一国共携手合作的产物，最终成为蒋介石培养反共军事干部的基地。蒋介石的发迹，也正是从办军校才算正式开始的，利用当校长的机会，蒋介石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军事力量。
诚然，蒋介石在办军校最初的几年中，的确也表现出十足的干劲和励精图治的精神。他提出的“黄埔精神”，其精髓是“杀身成仁”。他自己则严以律己，不吸烟、不饮酒、不喝茶、不蓄发，还经常在早晨起床号吹过之后，直闯教官、学员的卧室巡视，对睡懒觉的人予以严厉训斥。
这一时期，是蒋介石在政治上表现最激进的时期。他在公开的讲话中经常带头喊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革命口号，俨然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勇士。
1924年中秋节，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全体师生说：“现在我们生在这个乱世，是个最不幸的事。我们的国家，已经衰弱不堪；我们的党，也是积弱不振。所以我们今后要特别努力奋斗，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以雪我们国家以前被人压迫的耻辱”。
“五卅”运动后，广州发生“沙基惨案”蒋介石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地说：“现在已到了和帝国主义者决斗的最后五分钟”。
蒋介石在政治上的这些表现，使他在黄埔师生和公众心目中有了一个“左派”的形象。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当时的言论并不代表他的思想。就任黄埔军校长以前，蒋介石曾奉派直苏联考察，考察归来，他的心底已经扎下了反共的祸根。所以，他当时的形象也不过只是“形象”而已。
政治形象的树立，使蒋介石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声威日隆。而当时形势的发展变化，又恰恰给了蒋介石一个崭露军事才华的机会。
为了巩固当时的胜利果实，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以期彻底打垮陈炯明的部队。
东征之前的1924年10月，广州发生了商团叛乱，当时，蒋介石奉孙中山的命令，参加了平定这次叛乱的行动。10月14日，孙中山发出大元帅令：“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在未平靖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
广东革命政府在平定商团叛乱之后，尚未及喘息，又值军阀陈炯明乘孙中山先生北上之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虎视眈眈，准备大举进攻广州，恢复他在广东的军事统治。在这种情势下，广东革命政府遂于1925年1月15日做出决定，由粤军、滇军和桂军组成东征联军，兵分三路--以粤军许崇智为右翼军，滇军杨希问为左翼军，桂军刘震寰为惠州攻城军，挥师东进，征讨陈炯明。这次东征中，蒋介石率领黄埔学生军（由两个教导团加上军校第二期学生及第三期入伍生第一营组成）作为粤军的先锋队参加作战。1月31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本部下达命令：“一、东江敌情及友军状况如贵官所知（即联军作战计划及训令）。二、本校全部决于二月三日在虎门寨附近集结，待命出发。三、教导第一团（欠第一营），务于二月一日午前八时由本校出发，用船舶输送，向沙角前进。到沙角后，会同第一营限于二日在大怀德、北栅一带集结完毕。四、教导第二团务于二月二日午前八时由本校出发，用船舶输送，向太平圩前进，限当日到达白沙附近集结完毕。五、学生队炮兵第一营、校本部，于二月三日午前八时由本校出发，用船舶输送到虎门寨、太平圩一带集结。六、给养由各团自办。七、余现在本校，二月三日率同校本部向虎门前进。”
此次东征，自2月1日至3月23日，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部队三万余人，联军占领了潮州、梅县等地，迫使陈炯明部队退到了江西和闽南。此次东征的胜利，决定因素有二。其一，东征军的主力部队黄埔学生军内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们作战勇敢，成为全军的榜样，起到了骨干作用；其二，海陆丰一带的农民在中共党员彭湃的领导下积极配合革命军作战，担任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敌军、给革命军当向导和后方运输等工作，有力地支持了革命军的军事行动。除前述两种因素外，也不能否认蒋介石本人的作用。当时作为黄埔学生军统帅的蒋介石，在许多重要战斗中都是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先后共发出各种作战命令、手谕、电话、训示、告诫及临时紧急处置计60多次。下面，分别就蒋介石在东征历次战斗中所下的命令及处置作一简述：
（1）肃清广九路的战斗。
根据蒋介石1月31日的命令，黄埔学生军按期到达指定地点，并集结完毕，2月3日，蒋介石在虎门校本部下达了攻击东芜的命令；“敌军袁暇九部约五六百人，散在东范城附近及常平圩。茶山一带，其前进部，在黄旗峰附近。我桂军林树巍师，于今（三）晨七时击退霄边之敌，并占领溪头，敌向黄圩败退，我军现继续渡河追击中。我粤军拟复收石龙、东芜后，再协同滇、桂各友军攻击前进。二。本校军拟明（四）日占领下山门、龙旺埠、石鼓之线，五日向东范之敌攻击。三、教导第一团务于明（四）日，由大怀德，北山前进到达下山门。四、教导第二团务于明（四）日，由白沙出发，到达龙旺埠、赤岭一带。五、粤军张我东团，明（四）日务须到达石鼓附近。六、以上三团务于后（五）日午前九时三十分，开始向东弟之敌攻击，但各团须确保联络……八、王指挥官体端所部，留在厚街担任警戒。九、炮兵官务于四日到达嘉岭附近候命。十、学生队为总预备队，位于涌口附近。十一、给养各部自行办理。十二、余现在虎门太平街方家调校本部，后（五）日经厚街向嘉岭前进”。
2月5日，东征军占领东芜。当天夜里，蒋介石在东芜下达了追击敌军的命令：“一、败退之敌，分向三江圩及常平圩窜逃。二。本军以歼灭常平圩敌之目的，拟于明（六）日经索步向常平圩前进。三、教导第一团务于明（六）日午前九时由现地出发，经横坑。龙泄圩向察步前进。到达索步后，对于常平圩及横沥方面，秘密侦察，待命行动。四、教导第二团务于明（六）日午前十时由现地出发，经乌石岗、横坑、龙沙圩向两头塘前进，到两头塘后，对石步村方面绵密侦察后，方可撤收跟进。五、粤军张我东团务于明（六）日午前八时由城内出发，经狗牙岭、大头塘、桑围、温塘向增步前进，到达增步后，向茶山绵密侦察，均按前令暂在原地待命。七、王体端指挥所部（欠张团），仍维持后步连络线。八、给养如前令。九、通信由校本部派员于六日下午以前，将东芜至朗基湖之电话架设完毕，各团报告经送该处由电话转达。十、余于明（六）日暂在县公署校本部。”
2月6日，蒋介石所属各部队依令行动，教导第一团进军索步，第二团到达两头塘。7日，教导第一团又进至常平圩，同时，任教导第一团团长的何应钦向蒋介石做了报告。根据何应钦的报告，蒋介石于2月8日又在常平车站下达了命令：“一、据常平圩乡团长报告：老虎坳一带尚有敌人，昨（七）午后七时似有增加模样。我粤军第二师及第七旅刻尚在横沥附近。二、本军拟于本（八）日仍在常本圩附近宿营。三、教导第一团位于常平圩附近，警戒铁路以西地区，其警戒线须在鸡公岭一带高地，但右翼警戒线须特别严密，左翼须与教导第二团保持连络。四、教导第二团位千上坑附近，警戒铁路线（含）以东地区，其警戒线须与教导经一团衔接，但对于左翼警戒务须严密。五、学生队及炮兵营在常平车站宿营，但对于战备不得弛懈，紧急集合场在车站月台。步兵学生队昨（七）日所派之警戒部队，须俟第二团配置完竣后，方可撤回。六、给养仍由各部队自行采办。七、校本部与各团通信暂由各团派遣递步哨，俟电话架设完竣再行撤收。八、余在常平站校本部。”
其后的2月9日、2月10日蒋介石又先后下达有关作战命令。至2月11日，广九路沿线地区全部掌握在东征联军手中，陈炯明部退至淡水一带。
（2）攻克淡水的战斗。
广九路战斗告一段落后，东征军右翼部队遂分成三路军向淡水疾进。2月13日，蒋介石所辖教导第一、第二两团由龙网墟向淡水城南进击，粤军第七旅由约场圩向淡水东北进击，粤军第二师由新围向淡水西北进击。三路大军齐进，合围淡水城。
蒋介石在平湖车站下达新的作战命令：“一、敌情如贵官所知（前已通知）。我粤军第二师及第七旅已达新围约场圩附近。二。我校军决攻淡水之敌，拟于本（十三）日午前十时由现地出发，向坪山圩前进，并占领之。左翼与第二团确保连络，右民办对葵涌方向严密警戒。四、教导第二团务于本（十三）日午前十时由现地出发，经新浦前进，占领松子坑、牛鼻湖之线；右翼与第一团确保联络，左翼拟于许旅未达东边月以前，应严密警戒。五、校本部及学生队本日移龙风墟，余或进至新浦。”
2月13日，蒋介石再一次下达训令：“一、本军深入敌境，须知非奋勇前进剿灭叛逆，不能求生。二、东江作战须照前在虎门所发之训令（略）遵行，切不可疏忽散漫，总要团结兵力，步步为营。三、如闻侧面或后方枪声及见敌之帜，切不可惊慌，须知逆敌惯技，抵在扰乱后方，使我耳目眩晕，如我镇静持久，则彼技自穷。四、本军作战须利用夜间袭击与敌白刃相见，以练士兵胆气。五。各团须置预备队，至少须留一营，非至最后决战时不可轻用，尤须注意侧翼配置。六、初次战斗首重沉着，又要各部列阵稳定，待敌来冲，仍能不动如山，然后乘其弱点瑕隙或气竭之时，起而攻之，即无不致胜也。七、本日出发须带二日之粮为要。”
随着战斗的进行和军事行动的推进，蒋介石每天都发布指令。2月中旬，鉴于陈炯明部固守淡水城垣，蒋介石又下令说：“陈贼余孽，久稽天诛，本校长、校党代表率师申讨，经于本月十四日兵临淡水，胆敢据城抵抗。本校长、校党代表不忍我将士卒旷日相持，爱特挑选奋勇队誓于最短时期，攻破淡水。尔等务体此意，共矢为党为国之决心，奋勇无前，可进不可退，则克城在转瞬间也。”
淡水攻克后，蒋介石立即将这一战况电告已经北上正在患病的孙中山。电报中说：“职此次率师讨贼，连日转战新墟、淡水间，幸托威福，敌人逃遁”。又说：“尤念我大元帅为利国福民，只身入京，现在病势缠绵，我国军事羁绊，不克赴京随侍，抱疚良多。惟有鼓励三军，奋勇杀贼，聊报我大元帅于万一耳。”对此，当时汪精卫和胡汉民分别代孙中山先生复电蒋介石，对他表示赞赏。
（3）平山及海陆丰战斗。
2月19日，蒋介石主持制订了进攻平山的军事计划，指示说：“在淡水被我军击退之逆军洪兆以部约三千人，目下似已退据平山，又练演雄部约四五百人退守稳山，逆军杨坤如等部似仍据惠州。我军以歼灭逆军主力之目的，拟先向王大塘、永湖之线前进，搜索白芒花、马鞍一带敌情，再向竹头坝、白芒花、上下坦湖一带前进，以期围击敌军于平山墟。”
应当说，蒋介石在指挥东征历次战斗中充分表现了他的军事才华，显示了他作为军事家的气魄和识见。就在他下达进攻平山的军事指令（计划）的同一天，他召集了黄埔军校的各部首长开会，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作了题为《于艰苦中磨练才能志气》和《致胜的要件》的训词。他在训词中说：“我们做事，须要同舟共济的决心，同心同德的精神。大家要明白，我们并不是为个人做事，是为求主义的实现，是为求人民的幸福。所以要耐劳耐怨，百折不回，静如泰山，动如霹雳，完成我们革命的非常事业。”2月21日，粤军第二师进占平山墟，23日，军校第一团接防平山。这时，左右两翼的战局发展并不平衡，许崇智和蒋介石遂在白芒花召开军事会议，商议下一步的战作方案。此次会议上，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转攻惠州，认为“惠州为东江之支撑点，惠州一下，东江不难迎刃而解；以我军攻淡水之精神，惠州虽险，亦可一鼓而下，若进攻海陆丰，则孤军深入，未免有后顾之忧”。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挥师陆、海丰，进捣潮、梅，认为“惠州天险，我军力薄，万一受重大之牺牲，则恐蹈一蹶不振之危险，若趋海、陆丰，则乘战胜之感，追遁逃之敌，事半功倍，且潮、汕为敌人之根据地，潮、汕既克，则敌失根据地，而我得地盘，万一左翼不上，或后方有变，亦得有展布之余地，可以回师西指，为次第扫平计”。
经过一番讨论，会议形成决议，决定采取第二种意见，分两路向海、陆丰前进。2月25日，蒋介石又发出了向吉隆圩前进的命令，命令说：“本军深入重地，环境险恶，只有向前冲锋，灭此朝食，以求生路。如退后一步，不死于敌手，必死于匪盗。望各将士深晓以意，努力前进，直捣贼巢，共歼厥凶，以成伟绩，而行主义。”
历次战斗中，蒋介石指挥得当，用兵得体，加上周恩来、何应钦等人的全力协助，使战斗进展顺利，屡屡奏捷。2月27日，收复海丰，蒋介石又致电北京汪精卫译呈孙中山，说：“智督率所部，经两日穷追，遂于沁日占领海丰城。中正部亦长驱猛进，于同日到达……本晚当可收复陆丰城也”。又说：“我军所至，人民皆诚心倾向。盖东江人民数年以来，受敌人种种苦抽压迫，在水深火热之中，加以战时敌军到处奸淫抢掠，痛苦更深，其望救之切，自不待言，故对于运输军实，采买米粮等事，皆极力帮助，而海丰人民并为出力，使军行无阻，用能造奏肤功，其力甚伟也。”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思想上趋于革命，在实际作战中也亲见亲历了人民群众民心所向对战争的实际影响，他据此报告孙中山，说得头头是道，明明白白，可惜，他没有注意总结经验，最终还是忽略了“民心所向”施于战争的影响。20多年后蒋家王朝兵败如山倒，不知他是否曾经意识到失败的原因之一正是他早已替陈炯明总结过的--“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望救心切。”民心的向背，有时可以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败，蒋介石明知道这一点，却没能重视起来，以至自己终于也重蹈了陈炯明的覆辙。
（4）平定潮、汕的战斗和五华、兴宁的战斗
东征军采取直击海、陆丰，进而攻取潮州、汕头的。自3月1日至5日，蒋介石每天都亲自发布作战命令，指挥部队乘部前进。3月7日，东征军占领潮、汕。3月10日，东征军在棉湖与敌遭遇，激战持续数日。此次遭遇战十分激烈，蒋介石和廖仲偿以及苏联顾问加伦等人都曾亲赴前线指挥战斗，终于击退陈炯明的部队，使其受到重创。
五华、兴宁是陈炯明的根据地，又是林虎的巢穴。潮、汕平定后，林虎将残部收拢，退守以图喘息巩固，企图复收潮汕。3月15日，蒋介石下达了命令，其后又于16日下达两次、17日下达三次作战令，在战斗中，蒋介石“乃用迂回攻击之法，由左纵队改走小道，直趋五华，乘敌不意，先占五华，以“兴宁之背”。接着，蒋介石又下达了攻打兴宁的手谕：“教导第一团于城外部署完毕后，务须即速进城，对城内之搜索警戒完全由第一团担任。对于东门外兴宁大道三叉路附近之前哨兵队，即时派击。教导第二团本晚不必进城，对于通河口大道塔冈及通黄埔之桥梁，对于西门老隆大道，须即特酌派一小部队前赴警戒。”
3月19日，蒋介石又一次下令说：“（一）五华城内之敌已为我教导第一团击退，向东北门兴宁、江西逃去，逐渐向梅县退却。闻林逆司令部尚在兴宁城中，河口方面之敌逐渐向会坑、梅县方向移动。总计各方情报，敌军在兴宁、河口一带构筑阵地，有掩护其本队退却模样。（二）本军已占领五华城，于今日向兴宁、河口方向进攻。（三）教导第一团派步兵一营，在城内搜索，其余集合南门外候命。（四）粤军第一旅于本（十九）日午前七时由现地出发，协同教导第二团向兴宁攻击前进。（五）教导第二团与第一旅离隔五百公尺，向兴宁道路继续前进，协同第一旅攻击兴宁之敌。（六）余预定本日午前九时由五华击发，向兴宁道路前进。”
3月20日，经过激烈战斗，东征军攻占了兴宁。3月23日，蒋介石下令粤军陈铭枢旅及教导第二团钱大钧部向梅县进攻。至此，第一次东征宣告结束。
事实上，这第一次东征的结束是迫不得已的。蒋介石在东征中的表现自有其不俗的一面，但他所指挥的部队也不过只有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合起来只有2500人。而东征右翼军总司令许崇智麾下却有7500人之众，其中包括粤军的精锐、张民达的第二师和许济的第七旅等。而且，攻克东江门户淡水域一役，是蒋介石与许崇智共同指挥的。许崇智是蒋介石的结拜“二哥”，蒋介石长期在许崇智手下工作，深得许的信任和宠爱。关于蒋介石与许崇智之间的关系，我们下文另叙。这一次东征之所以“被迫宣告结束”，主要是因为外忧内患。所谓“内患”，即东征军的中路军（刘震寰的桂军）和左翼军（杨希阔的滇军）按兵不动，而且还在暗中勾结叛军陈炯明部。3月下旬，东征军进占梅县之后，刘震震和杨希阔却率桂、滇军从东江撤回，并与英国和北洋军阀勾结，于6月初在广州发起叛乱，这便是所谓“忧”--后院起火。为平定广州叛乱，东征军只好回师，在广九路沿线和广州龙眼洞、石牌郊区发动攻击，在当地工农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和援助下，歼灭滇、桂叛军两万多人，一举平定了叛乱。
5．锋芒所指--权力的宝座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当时，蒋介石正在东征军中指挥战事，孙中山逝世的消息是3月21日才传到东征前线的。22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部队中举行望祭大礼。27日，他在兴宁对黄埔军校的全体官兵发表训词，题为《如何上慰总理在天之灵》，说：“只要我们努力奋斗，总可以不负我们总理的一番苦心。”5月中旬，滇军杨希阔部开始在广州集中，并在白云山，瘦狗岭一带布阵，桂军刘震寰部也驱赴北江，意在颠覆广州革命政府。ZI日，蒋介石率部回师广州，行前发表了《誓死夺回革命的根据地》的训词。他说，假使革命政府根据地--广州--给反革命派夺去了，那我们的总理白白地奋斗了一生，许多已死的同志、弟兄也是冤枉死了。所以我们要继续总理的遗志，就先要保持革命政府的根据地”。又说：“这次班师回省的战争，比前次来打东江更要利害，我们不问他任何强悍的敌人，非争回我们的根据地，不能称是革命军。我们到了广州以后，就应当改革政治，统一财政，整顿军队，就可以实行主义。所以大家从今以后，与革命政府共生死，不达到收回广州的目的，死也不休。”29日，第二纵队到达海丰，蒋介石又对粤军第一旅及第六旅官兵发表了《此次班师回省的重大意义》的讲话，他说：“我们这次回去，是个生死关头，本党的成败，广东的存亡，和中国的大局，都有很大关系。如这次回去不成，我们前后左右都是敌人，环境是非常险恶的。不但我你无路可走，并且广东全省的人民，都得不到一点幸福，我们的主义完全是要失败。所以现在我们革命军唯一的方法，只有向前冲锋，不能退后一步，不然就是要走死路。”此后，蒋介石在回返广州，平定滇、桂军叛乱的征途中，又先后发表了《夺回广州的必要》和《党存与存，党亡与亡》的讲话，说：“这次回省，不独是政府的存亡和党的成败，也就是我们各个人的生死关头。如果不能打倒滇桂军，我们个人就不能生存，党与政府与根据地就不能恢复，三民主义也就不能实行了。”
应当说，蒋介石的演讲才能是非常出色的，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和煽动性。6月13日，东征军回师黄埔军校的部队及被许崇智调来的湘军、建国军和粤军从不同方向齐攻广州，滇、桂军抵挡不住，杨希阔和刘震寰遂潜逃至沙面租界隐匿不出。6月14日，广州叛乱被彻底平定。
1925年7月1日，由大元帅府改组而成立的国民政府在广州开始行使职权，许崇智和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阎、林森等5人被推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还任国民政府当时所属的惟一省份--广东省的政府主席兼军事厅长。
许崇智在东征中的巨大贡献使他在当时国民政府中的地位至为显赫。而蒋介石虽然因为主持黄埔军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东征作战中也有不俗表现，但他在党内仍然没有一席之地。孙中山临终前，曾谈到过接班人的事，意由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三人负责，而蒋介石只负责军事。这也只是孙中山谈话的意思，并没有形成正式的手续或文件。因此，孙中山逝世后，由大元帅府改组而成的中华民国政府中，蒋介石的地位并不高，仅担任国民政府下设的军事委员会8委员之一，这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是由汪精卫兼任的。此外，委员中还有胡汉民和许崇智。
由此可见，当时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乃至军中，声威不扬，地位不显。在军事上，许崇智是他的顶头上司，军权在握；在政治上，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地位和职务都比他高。许、胡、汪三人，成了蒋介石登上权力金字塔塔尖的三大障碍。为了排除这些障碍，蒋介石开始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
真是皇天不负，一个绝好的机会终于鬼使神差般地落在了蒋介石手里。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国民党中央为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应付时局，遂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三人共同组成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廖仲悄被刺案。
9月24日，蒋介石在故意拖延了一个月之后，终于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任命，正式到广州卫戍区就任卫戍司令之职。到任后，蒋介石立即宣传广州全城戒严，并派何应钦率领黄埔学生军担任市区警戒任务，进驻市区北面的制高点观音山，并担任长洲岛和广州沿海的警戒。-一布置妥当后，全广州立即落入了蒋介石的严密控制之下。他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布置追缉廖案的嫌疑人员，但他更多的精力则用于兼并军队，扩充自己的实力，意在打击竞争对手。他心目中的目标，直指许崇智。
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实际上已成为国民政府的主要军事主力，而粤军的指挥权则完全在许崇智的掌握之中。但是，粤军的一些将领沉缅于享乐，并意图承袭滇军和桂军在广州时拥有的包娼、包赌、截关扣税的特权。对此，身为国民政府财务部长的廖仲恺曾多次表示不满，军方与政府时有争执。此外，许崇智本人的行为也不够检点。他本来就体弱多病，又好酒色宴乐，嗜吸鸦片。因为蒋介石长期在许崇智手下，又是许的结义“三弟”，所以，许对蒋也过分宠信，军务多交蒋介石直接处理。许崇智在这方面表现了他的“不智”，他明知蒋介石与粤军将领不和，却仍坚持要部下听从蒋介石的指挥和调遣。1925年4月，许崇智在汕头时，曾对部下请将领说：“服从许总司令就要服从蒋参谋长，许总司令就是蒋参谋长，蒋参谋长就是许总司令。以后由许崇智名义签署的命令，下面盖的是许崇智的图章或是蒋介石的图章，一样有效”。当时，粤军的许多将领对许崇智如此宠信蒋介石颇感不满。
蒋介石在缉拿廖案嫌疑人员的过程中，发现有一名参与杀害廖仲恺的暴徒，名叫陈顺。此人所用的枪，其执照是粤军南路司令梅光培签发的。这一线索的发现使蒋介石如获至宝，廖仲恺曾因粤军将领腐化享乐和企图承袭滇桂军的特权等事多次指责粤军，与许崇智本人的争执、嫌隙也是众所周知的。现在暴徒中有一人与粤军有关系，这就使许崇智陷入了百口莫辩的境地中。蒋介石抓住这天赐良机、借口廖案涉及粤军将领，坚持主张剪除“谋叛军队”，并说服汪精卫同他一起去见许崇智，当面要求许崇智表态。许崇智无奈，只好下令将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楷、第一警备司梁士择等先后逮捕，他们所属的部队则被蒋介石辖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即原黄埔军校教导团）包围缴械。对此，许崇智既感到难堪、恼火，又无可奈何。他在《悼廖仲恺同志并告国人及本军同志》一文中，对军方涉嫌廖案一事表示引咎自责，同时表示要追查到底。这时，蒋介石挟第一个回合大获全胜之威，进一步指责许崇智一手把持财政，克扣军粮军饷，还指出粤军很多将领与廖仲恺案有过深牵连，整个粤军已不可靠，为国民政府和许崇智本人的安全计，他改派黄埔学生军负责许崇智的警卫工作。许崇智直到这时才省悟到，这个与自己义结金兰、被自己一手提拔并百般宠信的参谋长蒋介石，竟然要求夺取自己的军权了。当许崇智察觉到自己实际上已被软禁之后，既羞又恼，立即电调驻防在东芜、增城、宝安一带的许济（许崇智的堂弟）、莫雄两师精锐粤军争赴广州来维护自己的地位。汪精卫闻讯后，恐生意外，立即授予蒋介石处理广东局势的全权。汪精卫当时身为国民政府主席，他这么一授权，实际上等于把控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军权拱手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以许济、莫雄等人串通梁鸿楷“谋危害国民革命政府”的罪名，将许、莫所部包围缴械。接着，蒋介石又于9月18日深夜派出黄埔学生军和第一军抢占要地，全面控制了广州城。第二天，在广东财政会议召开的会场上，蒋介石又拘捕了许崇智的亲信大员；当夜，黄埔学生军严密包围了粤军总部和许崇智在东山公馆的宅邸，解除了许崇智贴身卫兵的武装。
在汪精卫的支持和配合下，蒋介石步步得逞，变本加利，于9月20日凌晨派人把一封早已写好了的信送给许崇智，这封信措词严厉、咄咄逼人、历数了许崇智的过错，说他“回师广州后百无一举”，致使“军队之散漫如故”；说他侵没税收和粤军饷额、“饱私囊图利己”，说他图谋推倒中央银行“而谋自立银行以图私利”；说他“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致使“害党叛国者均在粤军所部”；更“怂恿所部强捐、勒租、截税、包烟”，而“害国殃民”。历数罪状后，蒋介石又在信中恫吓许崇智：“今不惟诸军不平，气愤填膺，即兄之所部，亦欲食兄之肉以为快。若仍倒行逆施、固执不化，则吾兄所部已为衣食所窘，势必哗变；而各友军亦将难保”。他进而威逼许崇智“毅然独断、保全名节”，“不如暂离粤境，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为达到驱逐许崇智的目的，蒋介石又软硬兼施，在信中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如有一毫违心之论、不忠之意，皇天后上当共顾之”。
许崇智读了这封信，即惊又惧，立即打电话向汪精卫询问，汪精卫只淡淡地回答说：“知道其事”。许崇智眼看大势已去，又幻想蒋介石能够遵守诺言，三个月后真能让自己复职，于是，当天夜里，在蒋介石派来的由陈铭枢率领的一支队伍的“护送”下，拿了两万元，悄然搭上轮船，离开了广州到上海去了。
许崇智被蒋介石逼走后，国民政府军事部长一职即由谭延阎兼任，粤军总司令部则由蒋介石一手收束，所属各部均被改编或遣散。自此，许崇智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及军队中的权位悉数被蒋介石取代，造成了“蒋氏以一身控制军政全局，其军威之盛、声势之壮，允称一时无匹”的局面。
驱走许崇智，是蒋介石登上权力宝座的第一个台阶，驱许成功后，蒋介石继续“扩大战果”，连续打出“廖案”这张牌，穷追不舍，又发现朱卓文、胡毅生、林直勉及粤军将领魏邦平、梁鸿楷等有重大嫌疑。其中，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朱卓文和林直勉则是公认的胡汉民的亲信。蒋介石紧抓不放，由此向胡汉民发难。于是，胡汉民也被卷人“廖案”。这对胡汉民来说，是再度爬上政治舞台最高层的致命伤。为了躲避政治风暴的冲击，胡汉民被迫出访苏联，用他自己的说法，这叫作“被逐”。
至此，孙中山逝世后，有资格和力量获得最高职位的胡、汪、廖、蒋、许五人，就只剩下汪、蒋二人了。
6．“二次东征”--进入领导核心
被击败但尚未消亡的陈炯明对国民党来说，如同芒刺在背，蒋介石执掌军权后，决意拔掉陈炯明这根刺。
在革命军调回广州讨平杨刘叛乱时，陈炯明部重新占领了东江一带，同时勾结北路之川军熊克武，并由江北进至通州；勾结南路之邓本殷，由西南进攻肇庆，形成对广州的夹击形势。为了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统一广东，革命军决定第二次东征。这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将革命军各部统编为国民革命军。1925年8月26日，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同时，将湘军改为第二军，以谭延闿为军长；将建国军改为第三军，以朱培德为军长；将粤军改为第四军，以李济深为军长；将福建闽军改为第五军，以李福林为军长；其余赣、鄂、豫各部之名称，暂仍其旧。9月28日，国民政府颁发了征讨方略：“一、东江方面：东征军总指挥蒋中正（从第一、第四两军为基干）即日出功，讨伐叛军。……二、北路方面：任命鲁涤平为北路警备司令，节制北路驻军，肃清附逆之川军。三、南路方面：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率所属第八及第十二师（欠第三十四团）警卫河南，防堵广南之邓部。四、广州方面：任命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兼广州卫戍司令。率所属第二师（欠第四团）、警卫军之第一团及黄埔学生军，负广州警备之责。并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总预备队司令，待命出动。”蒋介石根据这一总的征讨方略，具体策定了东征军之作战计划。计划规定了第二次东征的方针是：“东征军以消灭东江叛军之目的，拟集中东征部队于正果，增城，石龙，石滩一带，向潮惠各属之敌进攻。”将东征部队分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纵队长何应钦，第二纵队纵队长李济深，第三纵队纵队长程潜，规定了各纵队集中的日期及地点，并规定了作战地区与前进路线。同日，蒋介石以东征军总指挥名义发出了《准备出发令》，提出了这次东征分三期出发：“第一期为十月一日，第三师全部及第二师第四团出发。第二期为十月五日，第一师全部及军部出发，第二师第五团第一、二营开驻省城警戒，第三营留住守虎门。第三期为十月九日，其它各部队出发。”同时，对其它具体的十七项问题都-一作了规定，如“出征时，每连带斧头三把，每兵带麻绳一丈”等等事项都作了明确指示。30日，蒋介石发表了《东征军总指挥通电》：“本月二十一日奉国民政府令开：‘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长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此令。’……中正戎行，材轻任重，于外侮纷乘之会，当百粤多难之秋，急浪孤舟，罔知所届，论才固不敢就，论义复不容辞。兹于九月三十日就职，本护国卫民这精神，尽革命军人之责任，先清内奸继御外侮，尚望时赐南针，免贻陨越，临电屏营，宁候明教。”在东征出发前，蒋介石又与汪精卫一道，搞了一个《重征东江训诫》，简明地提出了十条要求，即：“一、军人最后目的是在于死，古语所谓‘好汉死在阵头上’，孔子所谓‘杀身成仁’是也。二、打胜仗的秘诀：1．严守军纪，2．服从命令，3．保护人民，4．万人一心（团结精神）。三、革命军口号：1．不要钱，2．不要命，3．爱国家，4．爱百姓。四、革命军十不怕：1．不怕死，2．不怕穷，3．不怕冻，4．不怕痛，5．不怕热，6．不怕饥，7．不怕疲，8．不怕远，9．不怕重，10．不怕险。五、保护百姓（不拉夫，不抢物，不捐饷，不占屋）就是实行三民主义。反之，挠害老百姓，就是违反主义反革命的强盗军队。六、毋忘革命军的《连坐法》。七、要紧记着革命军的《刑事条例》。八、革命军只有前进，不许后退。退却是革命军人无上之耻辱。九、革命军人，要忍耐到最后五分钟，非得到最后的胜利，决不放手。十、我们的名誉，是已死同志们的头和血换得来的。我们切不可忘了杀害我们的同志的仇敌，大家要为已死的同志来报仇。”10月5日和6日，蒋介石又同汪精卫一道，以总指挥和党代表的名义，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了《东征布告》和《东征军安民布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