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哼！随便你怎么吹，反正老子坚决不跳第二回了”，蔡智诚拿定主意不再冒充好汉。.4
“快纵”的队列十分壮观，战车来了、装甲车来了、十轮大卡拖着榴弹炮，天上飞机侦察、地面坦克开道，全体官兵清一色的美式装备，浩浩荡荡、杀气腾腾。
相对而言，交警总队就显得比较寒碜。他们扛着“万国牌”枪炮，有的乘日本丰田、有的赶马车、有的只能步行，跟在伞兵的后面、走得乱七八糟。
国民党交警部队是由“别动军”改编而成的治安武装，总共十八个总队（47年7月时还剩十五个）。他们名义上属交通部、实际上是军统的队伍，分布在国统区的各条铁路干线上。第二交警总队负责把守陇海铁路的徐州至黄口段，总队长是张绩武（48年被俘）。
一般情况下，交警总队的规模相当于一个加强团，兵员大约两千多人，主要装备轻武器，防守能力还不错，进攻能力比较差。但是，这个第二交警总队却与众不同——张绩武总队长原本是汤恩伯的部下（十三军少将参议），并非正宗军统出身，他对保密局的工作不怎么感兴趣，总想着要把队伍拉进正规国军的编制、混个师长旅长什么的当当。因此，第二总队的规模扩充得很大、火力也比较强，除了四个大队（其他交警总队只有三个），还有直属队和炮兵支队，兵员将近六千，几乎相当于一个旅，是军统中战斗力最强的单位。
第二总队的实力再强，伞兵也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交警总队的军官大多是“别动军”的骨干，所以带出来的队伍也跟游击队一样吊儿郎当。行军路上，这帮人个个敞胸露怀、满嘴脏话，枪头上挑着鸡鸭，大车上堆满了抢来的粮食和蔬菜瓜果，走到哪里折腾到哪里，打人骂人、骚扰百姓，那副德行就跟土匪似的，甚至连还乡团都不如。
军纪差，军容也差。第二交警总队的服装各不相同，军统训练班毕业的骨干穿着美式军服、装备美式武器，被称为“洋狗队”；警察学校毕业的就穿黑制服、领章上还有编号，叫做“黑狗队”；另外还有一帮属于“土狗队”，他们原本是宿县、怀远县一带的还乡团或者保安团，穿戴五花八门、武器各式各样，要不是头上有颗帽徽、胸前有个番号牌，还真看不出他们属于正规军队。
你说，这样的人马，怎么可能让“天之骄子”的伞兵瞧得上眼。
不过，伞兵瞧不起别人，别人也看不惯伞兵。
几乎所有与快速纵队打过交道的单位都对伞兵有着相同的评价：“傲慢娇气”、“少爷兵”、“花架子”……虽然不中听，确是老实话。
伞兵的训练时间很长，实战经验却不多，再加上经常接受这样那样的检阅，一举一动都显得十分洋派。伞兵乘车时，无论站着或者坐着，身体必须挺得笔直（这是飞机机舱里的待命姿态），下车走路也必须保持队列严谨，后面的人踩着前面的脚印（这是为了躲避地雷）。这些日常训练的基本要求在伞兵看来是天经地义，在别人的眼里却成了装模做样。
有些举动确实属于装模做样，比如，几乎每个伞兵都在胸前插一支钢笔，而实际上，伞兵作战的时候很少需要写字，这样的做派只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是个“高素质的文化人”，除了引起其他部队的反感，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有些“装模做样”却是情有可原的，比如，伞兵这样的特种部队一般不允许借住民宅，所以他们外出时都携带着美式帐篷和尼龙睡袋，而其他部队的人却不认识这些洋玩意，就指责伞兵“娇贵”，说他们“打仗的时候还带着蚊帐和被褥，不愿意吃苦”。
说起来，最容易引起矛盾的还要算是伞兵的补给。伞兵总队属于空军，物资供应是根据空军的标准发放的，外出作战的时候，由兵站部配备给养，从饼干、香烟、糖果，到猪肉、牛肉、胡萝卜罐头，林林总总一大堆，让陆军看了直眼红——这其实并不是伞兵矫情、而是美国人定下的规矩，按照美军的条例，伞兵不许在战场上就地征粮，就连饮用水都必须预先消毒、烧开、集中灌装，所有吃的喝的不仅有卫生标准、还有营养标准——其他部队没有这么多穷讲究，他们看见伞兵刷牙就觉得不顺眼，再看见美国罐头就更加不痛快，认为这帮“公子少爷”的日子过得太舒坦，不是来打仗的倒象是来旅游的。
在战场上，伞兵与周边部队不仅存在嫡系和非嫡系之间的矛盾、还存在着兵种待遇之间的隔阂，所以始终无法与协同单位和睦相处。空军的呆板的条例和伞兵们高高在上的骄傲心态，使得第三快速纵队这支装备精良的队伍总是与友邻部队格格不入，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战效能。
不过，在当时，蔡智诚并没有与其他部队改善关系的愿望，他们觉得，保持高傲的架势是自己理所当然的派头。
七月份，正是鲁南的雨季。通往滕县的道路泥泞不堪，第二交警总队的官兵个个都摔得跟泥猴子似的，而伞兵们却披着美式雨衣、穿着高腰皮靴，军容严整地安坐在大卡车上、对路边的叫骂声不屑一顾。
7月19日中午，快速纵队到达滕县以南三十公里的官桥镇，从这里已经可以听见北方的传来的阵阵炮声。打开电台，接收机里立刻就响起一片歇斯底里的喊叫——滕县守军不停地央求援兵赶紧向县城靠拢，说他们正遭到共军主力的围攻，已经快要顶不住了。
位于津浦铁路上的滕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期间，这里曾经是台儿庄战役的战场（122师师长王铭章牺牲），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滕县，45年12月，滕县被八路军攻克（山东八师师长王麓水牺牲），直到47年2月，国民党才在重点进攻中夺回县城，而五个月之后，滕县又再次受到华野1纵和4纵的围攻。
这时候，守卫滕县的是整20师（杨干才部）的四个团，他们属于杨森的川军，战斗力很一般。不过说来也怪，川军部队在滕县这个地方总是特别能打硬仗，华野1纵从7月14日起发起攻击，打了一天没拿下来，4纵接着加入总攻，又打了四天还是没拿下来——杂牌川军愣是顶住了华野攻击力最强的两个纵队。
19号这天，抵达官桥的快速纵队如果照常行进，两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投入战场。可马师恭司令一边要求守军继续坚持，一边又命令伞兵“以接触队形前进”，这样一来，快速纵队最快也要第二天才能到达滕县。
军队的行进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同一支部队在同样的道路上运动，由于任务要求不同、装备携带量不同、战场环境不同、行军队形不同，移动速度会有很大变化——从根本上说，部队能走多快、走多远，并不取决于士兵的素质，更大程度上是由领导的意志决定的。
摩托化步兵正常的接敌距离是五公里，从官桥到滕县县城大约三十公里，如果采取救援急行，一个小时就可以投入战场，但这样的方式警戒性较差，容易落入“围点打援”的陷阱。而在当时，快速纵队并不知道围攻滕县的解放军到底有多少兵力，因此，采取谨慎保守的移动方式是比较稳妥的选择。
所谓“接触队形”实际上是个环形队列，由步兵分队把装甲和辎重包在圈子中间，前卫和侧翼都是徒步搜索的侦察兵，主力集团则相互呼应着慢慢往前挪。
坦克车也缩在保护圈里，走一走、等一等，真象是乌龟一样。泥泞的路面影响了战车的性能，那些洋机器开开停停的就出了故障，光冒黑烟不动弹。蒋纬国的部下都是些半吊子，只会开车不会修车，马师恭司令没有办法，只好让伞兵和汽车兵中懂得机电知识的人都去参加“坦克会诊”。蔡智诚也客串了一把修理工、还趁机坐了一回坦克，不过，那铁疙瘩虽然外表很威风、其实并不舒服，蔡修理工在里面呆了一个小时，出来却呕吐了十多分钟，从此就再也不愿意遭那份洋罪了。
被坦克折磨了一番之后，蔡智诚连汽车也不愿意坐了，干脆在田埂上散步。
行军的速度很慢，大部分人都显得十分清闲，只有炮兵们忙得不行。队伍每前进两三公里就停下来备战、等待警戒分队的侦察结果，这时候，炮兵就赶紧把大炮拖到田野里布防，还要挖一条圆形的助锄沟——因为谁也不清楚敌人将会从什么方向出现，所以必须保证360度都能够开炮——等他们把坑刨成、把炮位架好，车队却又开始挪动了，炮兵们只好骂骂咧咧地收拾东西……整个下午都看见他们这样来来回回地瞎折腾，逗得蔡智诚呵呵直乐，他心里想：幸亏当初我没有留在207师里当炮兵。
走了一下午，只前进了十多公里，晚上在南沙河宿营，滕县方向的枪炮声响了一夜。
20号凌晨，伞兵们正在吃早饭，头顶上突然“咻—咻”地飞过几排炮弹，吓得蔡智诚丢下饭碗就往队部跑。这时候，直属队的队长们都聚集在司令部的门口，大家相互打听了一番，好象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正琢磨着这几排炮是什么意思，参二官（负责军情的参谋）出来通报说：“滕县方向，直接效力炮。看样子共军要撤了”。
所谓“直接效力炮”是指不经过试射修正、直接多炮齐射的炮兵战术。这种方法当然更具备战场打击的突然性，但除非是固定炮位、而且事先预备了精确的坐标，否则根本就没有什么准头，只能起到干扰的作用。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采取这样的射击方式往往是要弃阵转移的先兆。
得知共军要撤，国军立刻精神大振，二十辆战车率先冲锋，引导着伞兵攻击前进，在连续击溃了华野后卫部队的两道阻击之后，终于进入滕县与守军会师。当天中午，快速纵队和整20师向南京和徐州报告了“滕县大捷”的喜讯。
虽然是“大捷”，但滕县的局势其实够玄的。解放军已经炸垮了北门，其他几座城墙也被掏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援兵如果再晚来一会，整20师肯定就完蛋了。
滕县的城墙是夹层构造，外壳是青石砖、里面包着的是夯土，解放军的坑道穿透了外侧的石墙，再在夯土底下掏药室、埋炸药。通常情况下，炸药一爆，夯土往下塌、城墙也就垮了，可是鲁南这一带的土质特别黏，连日大雨之后，被水浸透了的夯土全都粘成了一块，怎么炸也不塌，这才保住了大段城墙、救了整20师的命。
但即便是这样，解放军也攻克了北门、占领了火车站。快速纵队进城的时候，铁路旁边的仓库全都燃起了大火，马师恭司令赶紧指派第二交警总队的人去救火——他们是铁路警察，干这活是他们的老本行。
战场上到处是弹坑。攻守激战的时候，由于双方的距离太近，国军大炮的射界升到最大仰角都不够，榴弹炮干脆立起来变成了迫击炮——蔡智诚他们瞧见20师的炮兵阵地都吓得直咋舌头：这要是再耸高一点，炮弹出膛就直上直下了，简直跟自杀差不多。
滕县城里一片狼籍，几乎没有一栋房子是完好的。街道上，国共两军的阵亡者都倒在一起，解放军遗体比较集中的地方在20师师部附近——据说，华野1纵3师的一个营突破到这里的时候被阻断了后路，既攻不上去又退不下来，结果全部打光了。
守城官兵五天五夜没合眼，全都累晕了，一个个木木呆呆的跟傻子一样。有的人躺在死尸旁边就睡着了，怎么摇也摇不醒，所以清理战场的时候必须先用烟头在鼻孔上烫一下，看看他动不动，要不然真有可能稀哩糊涂地把睡觉的人给活埋了。
不过，也有睡不着觉的。蔡智诚就遇到一个老兵，他坐在废墟上、拿着一截草根放在嘴里嚼，说自己被硝烟熏得舌头发苦、连酸味甜味都尝不出了，于是，蔡中尉就摸出两颗美国水果糖递给他。那糖果是用玻璃纸包装的高档货，老兵从来没见过，他欣喜地端详了半天，却又仔细地用布包好、揣进怀里，说是等回家的时候带给孩子吃。
“你家在什么地方？”
“四川泸州，五年没回去了”
“……把糖果吃了吧，我另外帮你寄回家去”
几天以后，蔡智诚按照老兵的地址，用军邮往泸州寄了一包奶粉和糖果。
滕县之战是十分惨烈的，整20师守军遭到严重打击，华野的损失也很大。据《粟裕回忆录》记载，“第1、第4纵队的伤亡各约五千人，非战斗性减员亦各约五千人”——这其中，“战斗伤亡”主要出现在滕县周边，而“非战斗性减员”的情况则比较复杂。
7月20日之后的几天，蔡智诚他们尾随着“叶陶兵团”，在滕县、峄县和枣庄一带兜圈子。快速纵队并不担心第1、4纵队在附近打转，只要他们不能到鲁西与“陈唐兵团”会合、不能回鲁中与陈毅主力聚集，等国军的五个整编师赶到鲁南以后，就可以将这两支华野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消灭在运河和沂河之间。
那几天，快速纵队始终与“败退的共军”保持着适当的距离，白天接触袭扰、夜晚就后退到解放军的攻击范围以外，用总部的话说就是：“不攻坚、不守点、不停留、吃掉多少算多少，打了就跑”。在尾追缠斗的过程中，与伞兵交手比较多的是廖政国的第1纵第1师。
有天上午，特务队在行进途中遇到一帮从解放军那边跑过来的投诚士兵，讯问过后才知道，这伙人原先都是整编第74师的国军，现在又“哗变反正”了——这样的好消息当然使得马师恭司令十分开心，他吩咐特务队腾出帐篷、拿出罐头和饼干，让“起义”的弟兄们吃好、喝好、休息好。
在安排接待的时候，一个贵州口音的士兵引起了蔡智诚的兴趣。
“兄弟，是贵州人么？”
“是啊，老乡，我叫罗华，镇远的”，那位老兵显然也听出了蔡中尉的乡音。
抗战期间，贵州镇远有个“镇独师管区”，是专门为74军补充新兵的后勤基地，李天霞、张灵甫等人都兼任过这个师管区的司令。1942年，罗华在镇远县入伍，先是在师管区进行了四个月的训练，然后就被编进了58师。在47年5月16日的孟良崮战役中，奇Qīsuū.сom书这个74师58旅机枪手的子弹打光了，只好举手投降、加入了共军，可到了7月22日，他又携枪逃回了国军。
这帮人物，看上去还是挺猛的
华野1纵和4纵的“非战斗性减员”究竟包括了多少逃兵，马甲我没有确切的数据。但根据蔡智诚的回忆，仅由直属队（特务队和侦察队）收容的原74军官兵就超过了四百人，这些脱逃人员大都被送往徐州、编入了重新组建的整74师——但也有例外，比如蔡智诚的贵州老乡就被留下来当了伞兵。
刚开始，参一官（主管人事的参谋）还有点不大同意，因为按照规矩，伞兵缺员只能从补充团里调拨，各战斗队是不许自行招人的，而且，这个罗华也不会跳伞，不符合伞兵的标准。可蔡智诚却表示：“不会跳伞可以学，容易得很。打仗的本事是阎王爷教会的，一时半会地学不成”，游乐智队长也说：“如果你们参谋处能给我几个42年的兵，我就不找你的麻烦”。
那个参一官犹豫了好半天，最后总算答应了。于是乎，罗华就成了特务队三分队的军士长。
可是，这位新来的部队上士刚上任就提出一个要求：遇到华野1纵1师的时候，他只参战、不打枪。理由是“人家饶了我一命，我也要放人家一马”——还真有点关云长的味道。
不打枪就不打枪，蔡智诚挺爽快地答应了。
这时候，国军五个整编师已经汇聚鲁南、对叶陶兵团展开了围攻。
徐州总部给华野1纵起的代号是“西瓜”、把4纵叫做“面包”，反正都是嘴边的美食——所以，吃几块“西瓜”，简单得很，不劳罗上士动手也没有多大问题。
孟良崮战役期间，华野1纵1师的损失很大（据《叶飞回忆录》叙述，在天马山阻击战最危急的时刻，1师师长廖政国的身边只剩下了几个警卫员），所以，战斗结束后，1师补充的俘虏兵最多。
可是，5月份吸纳的俘虏多、7月份逃跑的也就越多。以罗华所在的1团1营3连4班为例，全班8个人、有6个来自74师，简直快变成国军部队了，结果，一不留神就跑得只剩下班长和副班长。而那个倒霉的光杆班长是谁呢？是“华东一级战斗英雄”、“三级人民英雄”、“全国战斗英雄”、志愿军“特级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挥员——杨根思。
说起来，连这么优秀的班长都挡不住罗华开小差，这家伙也确实够资格当伞兵的军士长了。
“解放战士”之所以逃跑，首要的原因当然是他们接触革命军队的时间短，受到的思想教育不够、政治觉悟不高；其次也是由于“七月分兵”以后战事频繁、战场条件恶劣，在撤退的环境下，部队的管理出现了混乱；而另外还有一个缘故，则在于国共双方“土地改革”的差异。
了解现代史的朋友大都知道国民党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也都知道那是50年代国民党政权在台湾期间搞的把戏。但实际上，早在1947年，国民政府就已经出台了《授田法草案》和《“剿匪”区内屯田条例》，声称要把“匪区内的荒地”分给国军士兵——从概念上讲，这些“荒地”是指解放区里的“无主田地”，总面积有多少？不知道，反正它们都在共产党手里——长官们鼓吹“打完仗后享清福，一手领钱（遣散费）一手分田”，哄得当兵的兴高采烈，满心希望着冲进解放区去当地主。
冲来冲去、冲到孟良崮，双手一举，地主没当成、先当了“解放战士”，罗华他们也总算瞧见了解放区的土地。可看见归看见，却没有他们的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只分田给贫苦百姓、不分给当兵的——罗华问领导：“什么时候分地给我们？”，指导员笑盈盈地回答：“等解放你们家乡的时候就有了”。几个贵州人掐指一算，这里距离西南老家还隔着十万八千里，轮到自己分田不知还要等到猴年马月去，不如就近开溜、回国军那边混一混来得更快当一些……于是就开路逃跑了。
虽然只当了两个月的共军，可罗华掌握的情况却不少，分析起政策来也是头头是道：“共产党的土改对我不合适。他们那边分了地，只许种、不许卖，实在不方便”——这家伙原本是内河上的船工、根本就不会种地，他“授田”的目的无非是想弄点本钱做买卖，要是让他拿锄头当农民，他才不干呢。
47年7月24日，快速纵队收复峄县，罗华也在这里穿上了伞兵的制服。
收复峄县其实很容易，因为县城里仅仅驻扎了解放军的粮秣站和宣传队，国军一到就全跑光了，只在街道的墙壁上留下了许多标语口号。
那些日子，叶陶兵团主力基本上不大敢接近城镇或者主要交通线，总是在峄县（枣庄）以北、滕县以东、费县以西的“滕费边”地区游弋。说起来，这“滕费边”原本是抗日老根据地，共产党政权的时间很长（抗战时期曾经叫“双山县”，后来为了纪念八师师长王麓水，又改名为“麓水县”），所以，解放军在这一带运动也应该属于“内线作战”才对。可是，6月份，根据地的干部骨干和积极分子几乎全部参加“六、九大突围”、跑到滨海区去了，弄得地方组织分崩离析，当地老百姓也有些恼恨八路军丢下他们不管，结果，第1、4纵队在老区活动，既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补充，“内线”条件就变成了“外线”，根本站不住脚。
（由此可见，如果鲁南军区先前不那么慌张、再坚持一阵，七月份的局面完全可以不这么被动的）
45年12月，山东八师师长王麓水在滕县战役中牺牲,“滕费边”一度更名为“麓水县”
这时，“滕费边”地区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也没有国民党的政权，纯粹是个真空地带。国军快速纵队则充分发挥机动性能较强的特点，成天尾追缠打，搞得叶陶兵团十分难受。
（著名作家邓友梅先生当时就在1纵文工团，他写了一篇《追赶队伍的女兵们》，讲的正是这时候的故事）。
电影上的解放军经常有两句话：“我们的两条腿，赛过了敌人的汽车轮子”，“把敌人胖的拖瘦了，瘦的拖病了，病的拖垮了”……这是实情、也是革命乐观主义的表现。但话又说回来了，能把带汽车轮子的国军拖垮，两条腿走路的共军也轻松不到哪里去。
伞兵们每天都能抓到许多俘虏。其实，与其说是“俘虏”、不如说是“掉队人员”更加准确一些，因为抓来的人全都筋疲力尽、衣不遮体，不是有伤就是有病，个个奄奄一息，有的在半道上就咽了气。
不过，也有个别精神特别好的。
有天早晨，特务队担任侧翼搜索，突然发现路边的瓜棚里探出几个脑袋，尖兵连忙举枪咋唬：“站住！干什么的？”
“看瓜的”，回答得理直气壮。
看瓜的？想蒙冤大头呢——延绵数日的大雨、接二连三的打仗，各乡各村的老百姓跑得精光，西瓜全都烂在了地里，哪里还用得着看守瓜棚——蔡智诚二话不说，把一帮“疑犯”提溜上了车。
上车一打量，四个小孩，两男两女，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十四五岁。板起面孔一吓唬，立马就招认了：他们是某纵“娃娃班”的——“娃娃班”其实是个随营学校，娃娃兵们除了学习文化以外，平时还帮着搞搞宣传、或者给卫生队打个下手什么的——这几个小孩是一个组，组长是个女孩，头天夜里跟着大部队宿营，组长姐姐睡过了头，爬起来一看，别人都走光了，只好稀哩糊涂地乱追，追饿了想找几个西瓜填肚子，结果吃着吃着就遇到了国军……
从这样的娃娃身上也问不出什么情报，只好装模做样教训几句：“不老实在家呆着，跑出来捣什么乱？”
“我们不是捣乱！我们是主动出击，消灭蒋匪帮！”
“主动出击？怎么出击到西瓜地里去了？”
几个小家伙干瞪眼不说话，却还是一副很不服气的样子。
罗华以前曾经看见过他们表演节目，这时候挺来劲地鼓动说：“娃娃兵唱歌满好听，唱一个，唱一个”
唱一个就唱一个，四个小共军亮开了嗓门——
天上下雨地下流，万水千山任我走，
天上下雨地下滑，哪里跌倒哪里爬！
唱得好唱得好，全体国军热烈鼓掌，还拿出饼干和罐头慰劳他们：“来来来，吃东西，我们也优待俘虏”。
说是优待俘虏，可蔡智诚的心里却有点犯嘀咕。
对于内战，共产党的定义是“解放”，国军被抓了就等于是“被解放”了，所以有“优待俘虏”的规矩；而国民党方面的定位却是“戡乱”，因此要把战俘当做“叛乱罪犯”对待。从道理上讲，国民党军也反对杀俘，但实际上，所有的战俘都要经过军法处的审判，虽然对“胁从人员”的判罚比较轻（有的遣散、有的甚至还补充进军队），但对党员干部和宣传人员的量刑却很重。这几个小娃娃少不更事、口无遮拦，真要被送到法庭上去，弄不好会被判个十年八年的（山东战区的战俘监狱在江西、河南战区的监狱在湖北），那可就太惨了。
蔡智诚私下里和刘盛亨商量这件事，刘副队长也明白他的意思，笑着说：“几个小孩子，又不是战斗兵，随便处理吧”。
于是，四位可爱的少男少女就从卡车上蹦下来、飞快地跑进田野，只在迷朦的雨雾里留下了他们稚嫩而坚强的歌声：
“天上下雨地下滑，哪里跌倒哪里爬……”
战争的急流偶尔也会泛起温馨的浪花，但战争的本质依然是残酷的。蔡智诚他们虽然放走了西瓜地里的娃娃兵，却绝对不肯放过更大的“西瓜”——在当时，“西瓜”是华野1纵的代号，4纵的代号是“面包”。
西瓜和面包已经被包围在鲁南的泥泞之中了，等待他们的只有困守和突围两种选择。
困守坚持，没有希望，鲁南根据地的共产党组织已被扫荡得支离破碎，共军的两个纵队既没有可利用的地形也没有可依靠的民众，绝地游击、断无生机，于是就只剩下了突围一条路。可是，往哪个方向突呢？北边有国军的四个整编师，重兵集结、严阵以待；南边是徐州“剿总”大本营，虎视眈眈、守株待兔；西边津浦铁路，国军部队来往调动迅速；东边的沂河正遇雨季，波涛汹涌、形成天堑。
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共军只能选择东西两向，极有可能往东走”。道理很明显，首先，六月份的时候，鲁南军区就曾经向西突围过，结果没有成功、最后还是折向东边才跑出去的，“西瓜”和“面包”应该会吸取这个经验教训；其次，东边虽然有沂河挡道，但冲过了沂河就可以进入沂蒙山区，那里是共产党的铁杆根据地，按照以往的习惯，共军“回娘家”的可能性最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果向西突围，即使穿过了津浦铁路，共军依然处于外线态势，国军照样还可以把他们围起来——刚冲出一个包围圈、再掉进一个包围圈，已经十分疲惫的“西瓜”和“面包”决不会干这样的傻事。
各路国军相继赶到鲁南战区，大家在步步推进的同时都在观察、猜测着叶陶兵团的动向。
7月24日，整7师、整48师与包围圈里的解放军发生交火，老7军和48军都是桂系主力，战斗力较强，打了一整天，共军有些支撑不住了。7月25日，整57师（段茂霖部）和整84师（吴化文部）这两支杂牌弱旅也加入战团、大打出手，快速纵队就被替换下来、返回峄县休息（这有点象是篮球场上的“垃圾时间”）。
可是，刚睡了一晚上的安稳觉，26日上午，伞兵又接到了指示，说是“西瓜”和“面包”已于25日夜间突破当面防御、正向沂蒙山方向逃窜。“徐州剿总”命令鲁南国军全力追击，务必将其歼灭在沂河沿岸——打了这么些天，答案终于揭晓，共军果然向东突围了！
蔡智诚记得，那天的天气很恶劣，大雨从头天晚上开始下，下了一整天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快速纵队在雨水和泥泞中艰难行进，不断有车辆发生故障，磨蹭到傍晚才勉强到达齐村镇一带。这时候，前方已经完全被泥浆淹没、根本无法分辨路面，卡车或者翻进了道沟里、或者被淤泥憋熄了火，无奈之下，全体官兵只得弃车步行，伞兵部队也从摩托化步兵彻底沦为了徒步步兵。
入夜以后，雨更大了。照往常的规矩，部队应该停在原地歇息才是，可这时候，上级一直催促伞兵尽快探明共军去向，而伞兵们也记得，前不久、也是因为遇雨休息、结果让鲁南军区趁夜脱逃的教训，于是稍事休整之后就离开了齐村镇，继续向前追击。
这个“坚决的举动”实际上救了伞兵的命——因为就在7月26日晚间，叶陶兵团突然兵分两路：4纵第10师继续向东佯动、吸引追兵，兵团主力则借着雨夜的掩护转头向西、以急行军方式直奔津浦线——而当天夜里，华野两个纵队的六个师就恰好经过了齐村，如果伞兵们还在镇子里面睡觉，非被共军全歼了不可。
说起来，伞兵总队那天晚上的运气还真是不错。他们一路向东猛走，不仅与掉头西行的叶陶主力擦肩而过，而且还稀哩糊涂地超过了4纵10师、跑到了佯动部队的前头，居然一直没有与共军遇上面。
相对而言，伞兵副司令张绪滋少将的运气就比较差一点。
那一天，张副司令的身体不大好，在雨地里一瘸一拐、渐渐就落到后卫大队去了。半夜，部下们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几匹马，老张就带着三两个随从、骑着牲口追赶中军。走着走着，遇到一溜队伍也正朝着同方向行进，人家发觉背后来了骑马的大官、连忙闪在一旁让路，张绪滋还以为他们是伞兵，高高兴兴、大摇大摆地就跑到中间去了。等到了跟前一打量：“不对呀，头上戴的怎么是日本钢盔？”，这才知道是小鬼出门见钟馗，遇上八路了。几个家伙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赶紧脱离接触，等好不容易找到了伞兵总部、才指着身后大喊大叫：“共军！有共军！”。
戴日本钢盔，拿三八大盖的华野战士
说起来，共军没能认出国军是有原因的。一是天黑下雨看不清状况；二是张绪滋他们都穿着雨衣，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没有露出领章和帽徽；更主要的是，解放军根本没想到伞兵部队会打破常规在雨夜里出动，他们还以为这时候摸黑赶路的都是自己人呢——结果，阴差阳错地把送到嘴边的少将俘虏给放跑了。
在总部，伞兵们听说那路共军只有七八十号人，顿时十分火大：“岂有此理，小小的一个连就胆敢吓唬我们副司令，真是没有王法了！”，于是留下侦察队担任警戒，特务队则群情激昂、直扑目标而去——为长官雪耻压惊，正是咱们直属部队的光荣职责。
黎明前的旷野乌漆麻黑、伸手不见五指，幸亏张司令的副官的记性好，带着二百名特务队员三转两不转的就找到了地方。
“注意、注意，就在前面……”，大家摒气细听，果然，从刷刷的雨声里传来了行军动员时的呼喊，那口号的内容绝对不是国军弟兄的腔调。
特务队立刻展开队型，严阵以待，准备开打。
“开火！”——“嘟嘟嘟……哒哒哒……噼噼啪啪……”，游乐智队长一声令下，战斗打响了。机枪、步枪、冲锋枪同时射击，十多颗照明弹也升上了夜空，把对方的阵营照得一片通亮——这不照还好，照明白以后吓死人——前面的旷野里人山人海，哪里只是一个连？起码能有一个团！
这下子，伞兵们知道自己惹祸了，也用不着队长下命令，大家扭头就往回跑。一边跑还一边骂那个副官：“你的脑袋进水啦？奸细！想害死大爷啊……”
好在解放军那边也没有思想准备，猛的一下让照明弹搞得有点慌了神，还没来得及组织起反击，国军就已经跑了个精光。
这以后，热闹了。伞兵各单位不断与共军发生交火，夜空中，这里跳起一颗照明弹、那里飞出一颗信号弹，枪炮声此起彼伏，打开步话机，到处都在嚷嚷：“报告，我碰到共军啦！……我也遇到共军啦……”
黎明前的那一个多小时是最难捱的时候，伞兵们被善于夜战的解放军整得焦头烂额。蔡智诚他们提心吊胆地蜷在地上，两眼一摸黑，只能听见三八大盖在周围响个不停，时而“吧——勾”一声从头顶掠过、时而“的——嘟——”一下窜进泥浆……搞得大家战战兢兢、头皮发麻，不知道哪颗子弹会撞到自己身上。
《叶飞回忆录》里说，“敌伞兵纵队向东追击……天亮以后，敌人才发觉追赶的只是一个师，知道中计，赶紧掉头，连即将渡河的彭德清师（应为卢胜师）也不追了。但敌人失策了，要追上我们谈何容易，已相差整整一夜的路程，我们六个师已乘虚向西突围。而由于敌人改变部署，我们原先估计将受到重大损失的彭德清师（应为卢胜师）完整地顺利渡过沂河、跃入沂蒙山……”
——4纵10师的师长是广东人卢胜、政委是蔡智诚的遵义老乡韩念龙——叶老将军误记成自己的福建老乡彭德清了，彭德清当时是12师的师长。
其实，如果仅仅“相差整整一夜的路程”，突围部队并不一定能够甩掉追兵。因为整7师、整48师当天夜间都没有挪窝，而叶陶兵团主力在黑暗和泥泞里一晚上也走不了多远。可问题的关键是，伞兵总队直到第二下午才向总部提交战情通报，这就使得国军各追击部队在天亮以后又继续向东跑了大半天、从而与西向急行的解放军拉开了双倍的距离，于是就彻底追不上了。
说起来，伞兵军官还不至于愚蠢到连“声东击西”的战术也弄不懂。实际上，7月27日清晨，伞兵各队就已经判明当面的共军只有三个团，分别是华野4纵10师的28、29团和1纵1师的第3团——兵力虽不多，却居然有两个纵队的番号——到底是不是佯动集团？真让战情参谋们伤透了脑筋。
在此之前，参谋部门曾经有一个预案，认为“西瓜”和“面包”如果采取佯动，担任“掩护标靶”的一定是1纵的独立师。理由很充分：一，1纵有四个师，4纵只有三个师，由1纵分兵比较“公平合理”；二，1纵独立师不是叶陶的基本部队，他们原本是中原军区的“皮旅”，并且在“中原突围”时也担负过相同的任务、有类似的经验，这时再让他们牺牲一回，于公于私都“理所当然”——所以，马师恭司令要求伞兵各队扩大搜索范围，一定要找到“1纵独立师”的踪迹才敢做定论。
这事情也确实不能怪马司令优柔寡断，要知道，“敌方佯动”的结论非同小可，报晚了最多挨一顿批评、报错了可是要掉脑袋的。于是，蔡智诚他们只好越过4纵10师继续向前追击，一直跑到沂河边上也没有发现共军的影子，这才赶紧回头报告战情，但时间已是27日的下午4点了。
——事实上，从现在的各种资料上看，叶陶兵团当时并没有“用番号迷惑敌人”的企图。牵制任务是陶勇主动要求的（叶飞担心其力量不够，又给他们补了一个团），这三个团都是叶陶的绝对主力，在当时，无论是叶飞或者陶勇，都不曾打算用兄弟军区的“非基本部队”去充当自己的“替身”——国民党军之所以产生了“意料之外”的错觉，从根本上说，不是军事技能上的缺陷，而是在军队传统和政治觉悟上与共产党人有着巨大的差距。
战场地理位置上的差距可以依靠机械化装备进行追赶，而军队政治素质上的差距是任何一种物质手段也无法弥补的，这就是国共两党武装团体的高下之分。
确认共军“声东击西”之后，国军各部纷纷调头，伞兵总队也匆忙向西边赶去。事实上，伞兵此时的位置距叶陶主力最远，无论如何也追不上了，但马师恭司令必须采取这样的姿态，要不然，日后向上峰解释起来，他可就麻烦了。
但是，伞兵放弃当面的佯动部队，并不是忘记了面前的三个团的共军。当时，沂河边正驻守着整33军（整59师和整77师）的十二个团，所有的人都以为，凭借着雨季暴涨的沂河天险、以四倍的兵力堵截疲劳困顿的小股共军应该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可没想到（就连叶飞和陶勇也没想到），如同“六、九大突围”的情形一样，“原先估计将受到重大损失的”华野佯动部队居然未经交战、直接就从33军的眼皮子底下过了河，顺利地进入了沂蒙山区。
整33军是张自忠的队伍，抗战的旗帜、正宗的“西北军的种子”。在当时，对这支部队的任何一项处置都有可能引发非常复杂的政治后果，因此，从“剿总”到国防部再到蒋委员长，谁都拿“老西北军”阳奉阴违的做派无可奈何。直到48年底，黄百韬被他们搞得在碾庄自杀，蒋介石才气急败坏地撤消了59军和77军的番号、最终结束了这支部队的命运。
7月28日深夜，华野叶陶兵团主力冒雨越过了西线的津浦铁路——“西瓜”和“面包”从鲁南跑掉了。
7月30日，快速纵队奉命移防河南商丘，准备对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西兵团”发起合围。
1947年7月28日夜，华野“叶陶兵团”穿越津浦铁路、跳出鲁南，连续强渡滕河、战家河、沙河、泗河，一路向西突围；与此同时，游弋于鲁西南地区的“陈唐部队”也努力摆脱当面拦阻、积极向东接应，8月1日下午，华野的两路“外线出击主力”终于在山东嘉祥实现了会师。
中共中央对这次会师甚感欣慰，毛泽东主席特意从陕北发来嘉奖电报，称赞“我军实力更厚，领导更强，对于争取新胜利极为有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并问全体将士安好……”。因此，在以后的党史资料中，通常都把毛主席的这个表扬作为鲁南突围的最终评价，也把叶陶兵团和陈唐部队的胜利会师视为“七月分兵”的完美结局。
但事实上，艰难的战事并没有因此嘎然而止——华野外线兵团虽然突破了鲁南的重围，却又陷入了鲁西的合围，国民党正继续调集重兵，准备对叶陶、陈唐部队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
包围圈里的五个纵队似乎已经“穷途末路”。
自7月初，陈士榘、唐亮率领何以祥3纵、王建安8纵和宋时轮10纵进入鲁西南以来，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三个纵队攻击汶上失利、攻击济宁也失利，减员过半，始终没能建立起稳固的落脚点。而刚刚突出重围的叶陶两个纵队的境况也很糟糕，4纵只剩下四个团，1纵虽然号称四个师，其实也只有五个团还保持着战斗力……所以，这五个纵队合在一起、力量还是不够强大，依旧被各路追兵撵得站不住脚。
更为严重的是，极度被动的华野兵团仍然处于外线状态。伤病员送不出去，弹药和粮秣也无法补充，经过长途奔波和反复征战，部队的体力已经基本耗尽、几乎丧失了机动能力——因此有人认为，陈唐叶陶此时的局面比长征的时候更加困难，因为长征时的红军至少还可以钻进山里去隐蔽躲藏，而这时候的华野外线兵团，上有空中打击、下有地面追逐，部队位置完全暴露，在河岔湖泊之间疲惫招架，战斗力和体力都接近了极限。
另外，困境中的部队还潜在着一大隐患——陈唐的三个纵队起源于山东的八路军，而叶陶则来自于华东的新四军（粟裕的基本部队为华野叶飞1纵、陶勇4纵、王必成6纵），两路大军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会师，却没有形成具有绝对权威的领导核心，仍然处于各自行动的分散状态——正因为如此，8月4日，中央军委电令粟裕赶到鲁西南指挥部队，粟裕随即回复：一、请陈毅司令员同去，加强领导；二、带6纵同去，加强力量——中央立刻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相形之下，国民党的战场形势却显得一派大好。
8月2日，整7师、整48师、整57师和整84师从鲁南追到了鲁西的济宁、兖州一线，与此同时，欧震兵团的整75师、整85师赶来了，“五大主力”的整11师和第五军也赶来了，再加上整32师、整70师、整72师……各路重兵背靠济南、郑州和徐州，凭借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两大交通枢纽，兵员充备、调动灵便，不仅切断了鲁西与外界的联系，并且杀过运河以西、把包围圈里的陈唐叶陶一步步赶向黄河岸边……
在那些日子里，徐州战区捷报频传。快速纵队每天都能听见抓了多少多少俘虏、击毙多少多少敌人的消息，这些消息使伞兵们相信：穷途末路的华野主力很快就会被歼灭，“山东匪患”很快可以解决，不久之后，黄河以南就不会再有大的战事了。
可惜，正在高兴的时候，出事了。
1947年8月12日上午，蔡智诚在商丘“圣保罗医院”（今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拔牙齿，刚躺上手术椅子张开嘴巴等着上麻药，罗华和海国英突然跑进来报告说“出事了，整11师造反了”。
天哪，整11师，人家可是五大主力呀！手术室里顿时就乱了套，蔡中尉也顾不上牙疼、连忙捂着腮帮子跑回了营房。
蔡智诚他们是8月2日移防到河南商丘的。商丘是中州的门户、陇海铁路的战略要点，历来为兵家重地，从古到今，只要中原开战，这里就一定是军需物资的集散地（淮海战役期间的二野总兵站也设在这里）。解放前，商丘分为“商丘县”和“朱集市”两个部分，1947年8月，快速纵队的四个战斗大队就驻守在朱集火车站，而总部和直属队的营地则设在商丘县城里面。
县城是“第六绥靖区司令部”（司令官周岩）的所在地，除伞兵之外，还驻着整11师的118旅33团——这118旅是以前的18军118师（也就是两年前在长沙受降时抢着进城的那支队伍），现任旅长为王元直（后升任第11师师长，在淮海战役中被俘）。而这个33团就是在淮海战役中“血战大王庄”、给解放军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个“老虎团”（好象《集结号》在做宣传的时候还在拿这个团的“战绩”说事），当时的团长是李树兰（金门古宁头战役中的118师师长），属于王牌中的王牌，十分强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