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哼！随便你怎么吹，反正老子坚决不跳第二回了”，蔡智诚拿定主意不再冒充好汉。.11
好不容易从房顶下到街面，刚走几步就发觉情况不对了。刚才还在追击共军的伞兵现在却反过来被共军追着跑，华野11师的战士挺着亮晃晃的刺刀，正从熊熊的火光之中蜂拥而出、冲杀上来。国军士兵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慌了神，个个象没头苍蝇似的在街上乱跑，这时候，大家的耳边传来了指挥官声嘶力竭的喊叫：“展开火力——展开火力——不要乱——给我顶住！”
“展开火力”是指打开全部的火力点。
与一线正面阵地不同，侧翼阵地和纵深阵地的火力点是有明暗之分的，明火力点的功能是掩护、支援主阵地，很早就暴露了，而暗火力点则要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才能够使用。通常，暗火力点有两类，一类是隐蔽在角落处的地堡暗碉，另一类是隐藏着的射击口，这种“暗射孔”的里侧在事前已经掏空了一大半，等到临要开打的时候再把最外层的一块砖捅掉，枪口就正对着预留的“射击死角”，而那里往往就是攻击部队的聚集地。
启用暗火力点，对守军而言还意味着另一道指令，那就是从这一刻起，所有的人都必须坚守在现有的位置上，谁也不许撤退或者换防。从这时起，各射击点将向一切移动的目标开枪，无论其是不是自己人，也无论其是官还是兵。
听见“展开火力”的命令，大家都抓紧时间寻找掩体、各就各位，蔡智诚也不例外。他受伤之后浑身无力腿脚发软，再想爬梯子返回先前的财主家的房顶已经来不及，情急之下，只好匆忙钻进街道正中的一个拦阻工事里——这个位置可不太妙，既显眼又没有退路，完全不是督战官应该呆的地方，可他这时候已经没办法再选择了，只好蜷缩在沙包后面，硬着头皮冒充敢死队。
这街心工事是个“明火力点”，里面搁着几箱机枪子弹，可机枪却不知道被谁搬到什么地方去了。蔡智诚拎着把手枪趴在这里“一夫当关”，眼看着共军越冲越近，心里又急又慌，一伸手就摸到了身上的手雷，那还是在杨桥村时工兵营送给他的“礼物”，这时候也顾不了许多，拨开保险就投了出去。
美式手雷的触发引信很短，几乎落地就响。冲到近前的共军士兵以前大概没见过这种圆不溜秋的洋玩意，被炸得一愣神，顿时气极了，爬起来甩手就扔出一个炸药包：“蒋该死！给你尝尝这个”。没想到工事里头的蔡智诚也不服输，又从沙包后面丢出个比手雷还要大一号的圆家伙：“土八路，给你尝尝这个”，解放军弄不清那是个什么新式武器，吓了一跳，赶紧散开卧倒。
这个“比手雷更大的圆家伙”其实是蔡智诚的水壶，当然不会爆炸，但共军的炸药包却是货真价实的，轰隆一下把街心工事崩塌了一块，也把蔡智诚给震晕了过去。
（随着火炮数量的增多，到了1948年7月，电影里的那种夹在腋下的20公斤大炸药包已经很少见了，但后来名震江湖的“飞雷”在这时也还没有普及。当时，解放军最常用的爆破器材是“手掷炸药”，这是一种装药三四公斤的小炸药包，如果将数个捆扎在一起照样能够摧毁坚固工事，而单独使用时则可以用手抛投，比手榴弹要厉害得多——华野11师让“蔡蒋该死”品尝的就是这么个东西）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蔡智诚一直在那座崩塌的工事里昏睡着。
这期间，他曾经醒来过几次，但他并没有动弹，而是躺在原地继续装死。在模糊的潜意识里，蔡智诚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死掉了，周围的那些呐喊声、枪炮声和爆炸声都已成了别人的游戏，不再和自己有任何关系。冥冥中，他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随着硝烟和尘土在晨风中荡来荡去，飘飘欲仙，仿佛随时都能够融入通往天国的道路，飞往海国英给他描述过的美丽安祥的天堂……
但他终究还是没能够死去。当彻底清醒过来之后，他发觉自己依然还在战场上，依然还留在这残酷的、充满了血与火的人间里。
天色渐渐放亮，共军撤退了。
此时的帝丘店北门就如同惨烈的修罗场。遍地都是死尸，共军的、国军的，完整的、残缺的，横躺竖卧血肉模糊，倒在一起混成一堆；遍地都是弹坑，倒塌的战壕、倒塌的地堡、倒塌的房屋被烈焰烧灼成一团焦黑，铜的弹壳、铁的枪械散落在残垣断壁之间，在缕缕的硝烟中闪着冷冷的光。
一片废墟之中，唯有蔡智诚先前呆过的那幢大房子还突兀地立着，四面的墙壁都坍塌了，只剩下三根裸露的柱子还支撑着一块破败的屋顶，摇摇欲坠。据守在这里的“人民服务队”队员已经全部阵亡，屋里的被炸死、房顶的被震死，一个也没剩下。
（有人说“人民服务队”是军统的机构，这并不准确。严格地讲，国民党人民服务队应该是国防部领导下的特务组织，最初的成员是抗战后复员的青年军官兵，亦即当时“社会五毒”之一的“青年从”。48年以后，“人民服务队”开始大量招收反动学生，这些党员学生被授予军衔，派往军队中开展宣传和监视工作，又被称为教员或指导员。当时，伞兵部队里并没有“人民服务员”，但绥靖区和杂牌部队里却有不少这样的人物，黄百韬整25师里的“服务员”大多来自于浙江大学，所以遇到蔡智诚的时候总是“学长学弟”的十分亲热，彼此间关系很不错）
在废墟中寻找同僚，蔡智诚发现了海国英。老海的胸部和腹部中了三枪，蜷伏着倒毙在一个猪圈的围墙下面。他的表情非常痛苦，身后拖着长长的血迹，显然是在重伤之后又爬行了一段距离——他在最后的时刻仍然希望那段矮墙能给自己提供藏身的庇护，这是老兵的战场本能。不过，一位穆斯林回回居然会死在一个养猪的地方，终归还是叫人觉得说不出的怪异。
罗华还剩一口气。当蔡智诚找到他的时候，这家伙依然窝在街角的地堡里，右手被炸断了，半截身子被崩塌的沙袋压埋着，动弹不得。蔡伤兵也没有力气把他拖出来，只好坐在老乡的旁边，帮他赶走覆在身上的苍蝇。
“老蔡，我的样子肯定很惨吧……”。说真的，罗华此时的模样就象一只被夹子钳住的老鼠。
“不算很惨，不过是显得有点傻”。
真的是傻。
看着眼前的罗华，蔡智诚想起前几天在田花园遇见的那位倔强的长工。当时大家都认为那老头蠢笨得不可理喻，可结果呢？田花园村终于被炮火打平了，那个“傻蛋”也终于如愿以偿地穿着他珍爱的绸缎寿衣死在了红木大床上，但与此同时，“聪明的”罗华却象只待毙的老鼠在沙堆中奄奄一息，爱干净的海国英则浑身污秽地丧命在猪圈里头，还有那么多人在烈焰和焦土中粉身碎骨，死得甚至连尸首和姓名也没有留下——两相比较，究竟是谁更傻一些呢？
海国英曾经说过，通往天国的道路不同，但人们最终走进的是同一个天堂。蔡智诚想，那么，今天早晨，当人世间制造了这么多的牺牲者之后，天堂的门口一定非常拥挤，在那样拥挤的地方，还会不会再发生争斗呢？
天堂的主人是谁，蔡智诚不知道，因为他始终也没有弄清“上帝”与“真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上帝会眼睁睁地看着人世间发生战争的惨剧？究竟是什么样的真主会坐视人类的相互折磨和彼此残杀？
海国英是那么虔诚地信奉着他的“先知”，而他的上帝或者真主却要在他受尽痛苦之后才肯打开天堂的大门。那么，在信奉这个冷酷的上帝和信奉那件绸缎的寿衣之间、在信赖那个虚伪的天堂和信赖那张华丽的宁式大床之间，究竟谁更聪明、谁更愚蠢呢？
蔡智诚百思不得其解。在这劫后的修罗场上，他觉得所有的人，生者和死者，包括老海、老罗和他自己，在命运面前都象是个无可适从的傻瓜。
天亮了，晨风吹拂。
经过昨夜的枪林弹雨，这充满了死亡和血腥的寂静的早晨似乎又给幸存的人们带来了一丝生的希望。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一声鸡叫，那是一阵雄鸡报晓的啼鸣。
“听呐，还有鸡在叫唤”，一瞬间，所有的人都停住了手、抬了起头，充满喜悦地侧耳倾听。
在这个经过生死搏斗之后的战场，在这个遍布残骸的人间地狱，居然还能有一只活着的公鸡在歌唱，居然还有一个蓬勃的生灵正情绪高昂地向刚刚经历了痛苦磨难的大地报告着黎明的讯息——对士兵们而言，这就是神灵的声音，这是比耶稣、安拉或者王母娘娘的旨意更接近天堂的信号。
蔡智诚轻轻地拍了拍罗华的脸颊：“老罗啊，要坚持住，要活下去，我们应该比那只公鸡活得更久才对”。
终于能够活下去了。
仿佛冥冥中有天意的安排，7月6日上午，国军官兵等待中的“最后一击”并没有发生。粟裕的部队撤退了，解放军最终没有能够按照原定计划将围攻持续到7月7日，这使得蔡智诚们终于得到了继续活命的机会。
7月8日，快速纵队从帝丘店返回商邱休整。
一周前出发的六千多人现在只剩下了不到两千（含先期退出战场的伞一团），但对于幸存的伞兵们而言，恶梦一样的豫东战役总算是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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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几句多余的话：
关于黄百韬兵团各部在睢杞战役中的表现，马甲的感觉是整25师较好，交警第二总队其次，第三快速纵队最差。至于整25师和交警二总队到底比伞兵强多少，马甲说不准，也觉得没必要评价，反正第三快速纵队不久就被解散了，25师和交二总队很快也被全歼了，现在说什么好听不好听的都属于白搭。
不过，网上有篇文章却很替第二交警总队吹捧了一番，把他们在睢杞战役中的业绩说得跟战神似的。这本来这不关马甲什么事，但前几天，有朋友问我对那段“回忆录”的看法，并且一个劲地怂恿我无事生非，既如此，马甲就说几句多余的话：
那篇文章的标题叫《硬战》，应该选自台湾出版的《弹雨余生述》，作者是张赣萍。文笔挺不错，值得一看，只是不必太当真（马甲的“蒲公英”当然也是一样的）。
文章是以第一人称写的，主人公在文中的角色好象是交二总队四大队的队长，所以有人称作者为“张赣萍将军”。但其实四大队的队长是谢植民（上校），副队长是李德馨（上校），而且别说四大队，就是整个交二总队的校级军官中也没有“张赣萍”这么个人。张赣萍是香港的一位作家，除了写《弹雨余生述》，他还写过《关麟征传》、《江青的丑闻和艳史》、《三十六计古今谈》等等，因此，似乎不能把《硬战》当成是真正的“回忆录”。
当然，文人写的战记也可以有好的军史价值。在马甲看来，《硬战》中值得借鉴的东西很多，但也存在着美中不足的地方。试举几例：
首先，文章的“重点情节”是描述交二总队在睢杞战役中坚守阵地的过程，但作者并没有把这场战斗的特点讲出来。交二总队之所以能够守住陈岗，关键之处是他们在村外设了埋伏，用共军的游击战术对付共军，这本是豫东战役之后被广为宣传的成功范例，作者却好象不知道似的没有写。总是冲啊杀啊不怕死啊，显得缺少技术含量，也显得和其他国军的“弹雨余生”十分雷同。
其次，对于交二总队的“重点对手”，作者花了很大精力进行描绘和渲染，但遗憾的是，他把对手的番号弄错了。他说共军是“刘长胜纵队”，但其实攻击陈岗的部队是华野八纵二十四师（前身为鲁中警备旅，后来是26军78师），当时的纵队司令是王建安、师长是周长胜。此“长胜”非彼“长胜”，当然，为了烘托气氛，如果改一改，含混一点地说成是“长胜部队”也还是可以的。
再就是，作者把交二总队长在睢杞战役后获得的荣誉也搞错了。他说“黄伯韬与张绩武也因那一仗而同获青天白日勋章。我也曾获宝鼎勋章”。其实，豫东战役后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只有黄百韬一人，交二总队长张绩武得的是宝鼎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几十年来总共只发了两百零几枚，获奖名单在台湾的杂志上很容易查到，这样的疏忽只能怪作者实在太马虎了。
《硬战》的文字中“崇敬黄百韬、赞扬交二总队、对伞兵不甚感冒”的情绪十分明显，这倒并非作者的首创，而是基本延续了黄兵团一帮人在豫东战役后对各参战部队的态度。只不过，作者还是在文章中放了邱清泉一马，这大概是因为老邱已经追随老黄成了“党国烈士”，所以就不方便继续骂他了。
至于“大胜”之后的国军各部队为什么会出现自我吹嘘、相互责备的情况，这个问题，容马甲我喝口水之后再说……
1948年的豫东战役是一场被国共双方都称为“大捷”的战事，这在战争史上还真属于比较少见的现象。
总的来看，这场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开封、第二阶段打区寿年、第三阶段打黄百韬——这其中，第二阶段的“龙王店生擒区寿年”无疑是解放军获得全胜，但开头部分的开封城先是被华野攻克、接着又被国军收复了，而最后阶段的帝丘店战事正酣、解放军却突然撤出了战斗，这就让人有点儿难判胜负。
[奇]照马甲的看法，如果说“国军大胜，共军溃败”显然是讲不通的。因为国民党方面的司令、师长和旅长有的被打死有的被共产党抓了去、而自己却只逮到了对方的几十个连营级干部，并且不久之后，刚从豫东战场上下来的华野各部就纷纷投入了济南战役，而与其相对应的国军部队却都没有能够缓过劲来——两下一比照，谁吃亏更大就是明摆着的事情。
[书]但如果说粟裕是“运筹帷幄、高瞻远瞩，潇洒一击，从容凯旋”，似乎也不够客观。因为华野部队向淮阳“乘胜收兵”的时候，后勤机构被邱清泉给截住了，俘虏、辎重甚至伤病员都丢了不少，而华野各部却没有办法回头去救，显然撤退得十分匆忙。并且，在随后爆发的济南战役中，原本是华野绝对主力的第1、4、6、8纵担任的都是打援的任务，反而让9纵、13纵和“排炮不动，必是10纵”这样的以防守见长的队伍在济南城头硬闯猛冲……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解放军在豫东战场上所付出的代价。
[网]因此，马甲的观点是——豫东战役的结果当然是共军战胜了国军，但这是险胜，华野部队的损失也很大——不过，比衡量战果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场发生在解放区外线、国统区腹地的铁路干线周围的大兵团战役，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占得上风，说明华东解放军已经具备了在敌占区实施大规模决战的能力，其战略意义远高于战果的价值。
豫东战役其实是几个月后的淮海战役的预演，这场战役的结局确立了共产党人的信心，并直接导致了那场角逐中原的战略大决战的提前到来。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解放战争好象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因此，从1948年的7月6日起、从华野部队撤离帝丘店外围的那一刻起，战争留给黄百韬、邱清泉、黄维、杜聿明乃至蒋介石的时间就已经不多了。
但在当时，黄百韬和邱清泉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正为了争权夺利而争吵不休。
从表现上看，在豫东战役前期收复开封城的是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在战役过程中始终保持攻击态势的也是整五军，在战役最后拯救黄百韬整25师和余锦源整72师的仍是整五军，并且，部队伤亡最少、俘虏和缴获最多、战果最大的还是整五军。7月6日早晨，当邱清泉开始追击华野各部的时候，黄百韬还在帝丘店里惊魂未定，胡琏兵团以及从徐州赶来整74师距离雎县战场还有将近一天的路程，所以，邱清泉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似乎是没有问题的。
但仔细探究一下就有问题了。
当时，邱清泉的整五军下辖整5师（师长邱清泉兼）、整70师（师长高吉人）和整83师（即第100军，师长周至道），但是，在救援区寿年兵团的过程中，邱清泉却只让整5师和整83师在前面轮换着打来打去，始终不派整70师上阵，这样一来，虽然号称一个军、实际却只出动了一个师，当然难以突破共军的阻击。
那么，邱清泉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区寿年兵团的整75师原本是配属整5军的，但他们的师长沈澄年却与邱清泉搞不来，成天闹着要分家，结果吵来吵去就给调到区兵团去了。没想到，部队才过去了没几天，沈澄年的人马就被围在了龙王店，邱清泉听说此事顿时火大：“整75师要是跟着我，共军哪里敢招惹，沈澄年愿意跟老区在一起，就让他尝尝挨打的滋味！”，于是整5军就把事情整得磨磨蹭蹭的，一心想让解放军替邱军长出口恶气。
从道理上讲，区兵团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应该固守待援才对（就跟黄百韬一样），所以邱清泉也一直大大咧咧地觉得时间还很够用。可谁知道，区寿年会在7月3号凌晨搞了一场别出心裁的“反向突击”（老区好久没有打仗了，不晓得共军的厉害），结果立马就被活捉了去，等邱清泉7月5号听说之后才知道情况不妙——玩笑开大了。
这下子，邱清泉真的急了，赶紧把部队全放了出来，整5师在右、整70师在左、整83师在中间，呈品字型实施宽正面大迂回。粟裕先前还以为“邱兵团在我打击之下伤亡较大，攻击正面缩小”（语见《张震回忆录》），一看到这架势才发觉局势不对，立刻就下令撤退、不陪邱疯子玩了。
结果，整5军好一番紧赶猛追，最终只截下了华野的部分后勤单位。
事后，邱清泉给陈毅写信（他不知道华野的指挥员已经是粟裕），想用手里的俘虏去换区寿年和沈澄年，可见他并不是真的愿意让区老头和沈老弟被人家抓走，而且他先前与黄百韬也没有什么矛盾，所以更不是故意要让老黄在帝丘店坐蜡。但“邱疯子”这么二百五似的乱搞一通，不仅害了区寿年，也连累得整25师差点被全歼，黄百韬实在是气不过，就在蒋总裁那里告了他一状。
邱清泉中了别人的“暗箭”，自己还不知道，还美滋滋地在战场上等着升官当兵团司令。
等来等去，消息传下来，七兵团司令委派的是黄百韬，邱疯子顿时就气炸了。以前，整25师经常在整5军的统率下作战，黄百韬的地位没有邱清泉高、战绩也不如邱清泉，这一次要不是整5军“营救及时”，黄师长说不定早就死翘翘了，可谁知道这老杂牌居然会莫名其妙地窜到了邱军长的上头。更为可气的是，黄百韬七兵团竟然还把整83师给要了过去，这等于是硬生生地抢了整5军的一支精锐主力（整83师归属黄兵团后恢复第100军的番号，几个月后在碾庄被全歼），你说让邱清泉如何能接受得了。
于是，邱疯子就彻底地发了疯，他丢下部队跑回温州老家睡大觉，连国防部的“总结会”也不愿意参加了。没办法，副军长高吉人只好代替他去。
开会的时候，蒋总裁来了，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刘峙、薛岳、杜聿明、上官云相、周岩……甚至连宋子文、郑介民都到了会场，真是济济一堂。
黄百韬起立做汇报，先说自己如何如何地奋发努力英勇顽强，接着又埋怨整5军对区兵团的救援不力，于是老蒋就问高吉人是怎么一回事。
高吉人当时兼着整70师的师长，他的部队根本就没上阵打仗，除了最后一天参与过追击，其余的时间都在后方呆着，对前线的情况不大了解。再加上老高又属于“拘谨内向、嘴笨口拙”型的人物，遇到关键时刻更是唧唧歪歪的一句利索话也讲不出来，结果惹得蒋校长火冒三丈，差点没把高副军长拖出去崩了。
如此一来，黄百韬得了枚“青天白日”，邱清泉却挨了个处分。邱疯子这才弄明白是老黄在背后摆了他一道，依着他的脾气，怎么可能不记仇。
几个月以后，邱清泉升任第二兵团司令（前任司令是杜聿明），而恰好就在这个时候，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又被共军围在了碾庄，还是要麻烦老邱前去救援——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于是乎，邱清泉再次使出了豫东战场上的老招数，他只派第5军（整5师）在前面打打闹闹，让其他三个军在后面磨洋工。黄百韬当然明白这其中的玄机，心里有苦说不出，结果折腾了老半天，最后只好给了自己一枪……
邱清泉的跋扈骄横和心胸狭隘是十分有名的，为了这个缘故，几十年过去，黄百韬的部下提起“邱疯子”还是一百个不满意，并且顺带着对第三快速纵队也没什么好话可讲——这理由很简单，国民党伞兵原本就是从第5军起家的，他们和邱清泉属于一路货。
不过，整25师与伞兵之间的矛盾，还有个另外的原因。
在雎县的时候，黄百韬曾经有个打算，想把第三快速纵队和第二交警总队都收编到自己的旗下。对此，交二总队长张绩武是十分愿意的，因为他本来就不属于军统的人，在毛人凤的手下混得很不开心，所以早就希望把队伍拉出去干正规军。豫东战役结束之后，黄百韬立刻向上头要了个番号，准备把交二总队改成整25师的163旅，让张绩武当旅长，蒋介石刚开始的时候也答应了（PS一下：163旅原本是川军整56师下辖单位的番号，这个旅在襄樊战役中被刘伯承的队伍歼灭了。有趣的是，川系163旅的前身是“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其祖师爷恰好是刘伯承本人）。
张绩武的旅长关防还没弄到手，毛人凤就先知道了，他赶紧跑去找蒋校长，坚决反对把交二总队调出军统。而这时候，伞兵司令张绪滋也来抱怨黄百韬“强行扣留”快速纵队的人员和装备，蒋委员长一生气，就把163旅的番号给收了回去。结果是黄百韬白忙一场，张绩武的“正规军梦”没有做成，反而把总队长的职务丢了（由一大队长罗其陶接替），他被调去当了个有职无权的“津浦路南段护路指挥部中将副司令”，另外还委了个“交警第一旅”的旅长官衔，但那个“交一旅”其实只是个空头番号，手下连一个兵也没有，纯粹是让张旅长自己过干瘾用的——这毛人凤还真是够幽默。
张绪滋坏了张绩武的好事，但张绪滋当初是怎么忽悠黄百韬的就没有人知道了。反正至少在帝丘店的时候，老黄对老张还是满不错的，不仅让他在司令部里休息、待他客客气气，而且在随后的“国防部总结大会”上也没有告他的黑状（说实话，如果老黄在那会场上揭发几句，张绪滋弄不好会被枪毙的）。
但是后来，既然张司令不乐意做黄百韬的部下，老黄也就翻了脸，他立刻揭露伞兵司令临阵脱逃的恶劣行径，并强烈要求严肃军纪。幸好，这时的徐州战区指挥官已经由顾祝同换成了杜聿明，而杜长官当第5军军长的时候张绪滋是他的参谋处长，彼此关系十分亲近，他见黄百韬才告完老邱又来告老张，不禁有些恼火，心说“怎么只有你的手下是英雄好汉，我的部下全是些混帐王八蛋？”，当即打断老黄的话头：“我对张绪滋很了解，他不是那样的人”，这才把事情压了下来。
饶是这样，整25师还是扣着伞兵的大炮和重机枪不还回去，并且还在各类报告中把快速纵队的表现描述得十分不堪。可怜的张绪滋有把柄攥在人家黄百韬的手里，虽然觉得委屈也不敢把事情闹大，只得忍气吞声、最后不了了之。
但话又说回来了，邱清泉、黄百韬和张绪滋虽然狗咬狗整得很厉害，但在有件事情上却是十分一致的。那就是共同责怪徐州剿总的指挥失误、共同抱怨后勤供应的效率太低，结果这样折腾了一通，负责战役指挥协调的“剿总参谋长”郭汝瑰被调回了国防部，负责军需供应的“第一补给区司令”朱鼎卿也被撤了职（郭和朱后来都在四川起义）。
就这样，原本是一场被吹嘘得沸沸扬扬的“大捷”，最后居然会闹得上上下下都充满了怨气，国民党军的内耗水平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了，上层人物之间的争斗与蔡智诚并没有什么关系，长官们忙着吵架，他的日子反而过得更加自在。
为了表彰伞兵指导员在“震慑内乱”中的杰出功绩，上峰发给蔡智诚一枚六等云麾勋章，这和他刚参军时在松山得到的那枚一模一样。不过，与上次不同的是，连同勋章一起奖励给他的还有五百块钱金元券。
于是，蔡功臣就揣着这刚刚发行的崭新的钞票，财大气粗地跑到上海养伤去了。
离开帝丘店，蔡智诚被送到商丘医院，他在这里遇见了一团团长张信卿，张团长的腿断了，一张笑眯眯的胖圆脸也变成了瘦长的苦瓜。经过豫东一仗，快速纵队的伤亡惨重，先前出征时的七千人马只活下来了不到两千，劫后相遇的人们彼此面面相觑、长吁短叹，都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在那段时间里，商丘医院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传言，有的说第三快速纵队就要解散了，又有的说伞兵即将被空投到“匪区”作战……搞得病房内外人心惶惶。
这些消息并不是空穴来风。
1948年7月2日，襄樊战役爆发，国民党第15绥靖区（康泽）的三个旅被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包围在襄阳一带。战至7月10日，国军的外线阵地被突破，康泽急忙向南京求援，并提出调遣伞兵参战——按当时的战场情形，从地面增援襄阳和樊城已经来不及了，由伞兵实施空降倒确实不失为一条捷径——南京国防部觉得康司令的主意实在是高，立刻就批准了这个计划。但这样一来，却让伞兵们犯了难。
那时候，国民党伞兵的头上顶着两块牌子，一块是“空军伞兵总队”，受空军总司令部管辖，另一块是“第三快速纵队”，属徐州剿总的编制。所以调动伞兵的时候光有国防部的指示并不能算数，必须经过空军和徐州方面的协商才行。
周志柔和杜聿明都不同意让伞兵去送死，他们认为国防部的命令根本就是信口开河——当时，徐州这边勉强还能够跳伞的官兵只剩下不过千把号人，大败之后士气十分低落；南京训练基地的人马虽然不少，可那些都是刚在地面练习荡秋千的新兵，若是派他们实施空降，恐怕立刻就会被摔死一大半。在这样的情况下派伞兵部队增援襄樊，纯粹属于纸上谈兵——于是国防部、空军司令部和徐州剿总就来来回回的猛扯皮，你说我消极胆怯我说你卤莽愚蠢，一直闹到7月16日襄阳被攻破（康泽被活捉），也没能确定最终的“解救方案”。
但这场扯皮却也给高官们提了一个醒：先前把伞兵部队混入陆军使用的办法其实是很不合理的。令出多门、用非所长，伞兵平时在地面被揍得半死、遇到关键时刻又上不了天，到头来得不偿失。因此，从48年7月下旬之后，“第三快速纵队”就被撤消了，伞兵单位改称“空军伞兵司令部”，重新回到南京进行整补，依然由张绪滋担任司令，下辖三个团，井庆爽任一团团长，赵位靖任二团团长，另外将“南京留守处”改编成伞兵第三团，由刘农畯担任团长。
8月初，原本在商丘养伤的张信卿、蔡智诚等人也奉命回到南京，准备参加“8、15”抗战胜利三周年纪念活动。据说，蒋介石总统届时也要到岔路口基地阅兵，还要给豫东战役的立功人员授勋。也许是考虑到伤兵身上缠着的绷带比较容易出镜头，司令部还特意让蔡智诚他们在操场上列队演练了一番，意思是想让这帮“挂了花的功臣”为庆典场面增添几分悲壮的色彩。
伞兵们考虑得很周到，可惜老天不帮忙。从48年7月开始，长江中下游地区连降暴雨，水量达三十年不遇，至8月中旬，浙江、江苏、江西和福建各地接连遭受重大水患，首都南京的周围几乎变成了泽国。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削减了庆典仪式的规模，把原定的“总统授勋”改为给立功人员发放一笔慰劳金，蔡智诚也因此得到了五百块钱金圆券，美滋滋地跑到上海养伤去了。
（说明一下:“8、15”期间，何应钦、顾祝同、杜聿明、关麟征、余汉谋等高官曾经视察过岔路口基地，蒋介石也在庆典结束后的10月份接见了张绪滋、井庆爽、赵位靖和刘农畯——这次“总裁面训”后来被有些文章描述得十分神秘，说成是老蒋准备让伞兵做自己的“御林军”什么的，其实并没有那么玄——国民党普通部队的师以上军官、特种部队的团以上军官在任职命令正式生效之前都要经过老蒋的“面试”，而在当时，井、赵、刘三位团长都属于刚刚上任的“新官”，所以这次面谈只不过是一场例行的任命仪式罢了）
在上海，蔡智诚养伤的地方是“联勤第二总医院”（今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当时这里是专为国民党校级以上军官提供医疗护理的高级场所，设备条件好、伙食也很不错。蔡伤兵的床头卡上的官衔是“空军少校”，刚开始他还以为是联勤司令部搞错了，过了几天才知道，他真的已经从上尉变成了校官。
蔡少校的新职位是伞兵司令部参谋处第一科的副主任科员。参一科是负责人事、教育和考勤的部门，当时伞兵部队正在进行补充和整训，科里的上上下下一头忙着填写阵亡通知书、一边还要制作新的官兵花名册，谁也抽不出空来，只好委派正在上海疗养的蔡副主任勉为其难，充当新任副参谋长张干樵上校的联络官。
张干樵原本是“东北剿总”作战处的科长，广东人，黄埔十一期生，他在第五军军部当参谋的时候曾经和杜聿明一起爬过“野人山”，所以深得杜长官的信任。前不久，伞兵的罗国英副参谋长在豫东战役中失踪了，老杜就把张干樵从东北调回来接替他，但张副参谋长抵达上海之后却没有去南京就任，而是径直回广东老家探亲去了(等他从广东回来之后，杜聿明又把他留在上海当幕僚）——人家是参谋副长、是参谋处的顶头上司、又是杜老总的心腹，参一科当然不敢打他的考勤，只得委派一个副主任级别的“联络官”在上海守着，随时准备替他传话。
这联络官的差事其实很不错，既没有风险又十分好玩。蔡智诚每天在病床上躺到中午，打针换药之后就跑出去闲逛，一直要折腾到半夜三更才回到医院里，真是自由自在。
1948年的8、9月份，上海市的物价稳定、市场供应充足，可以说是抗战以来日子最好过的时期。
国民政府从8月19日开始实施货币改革，强制推行金圆券，禁止任何商品涨价、禁止任何人囤积物资。“太子钦差”蒋经国亲自坐镇上海，勘乱建设大队、经济警察大队和“人民服务总队”遍布大街小巷，发现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立刻严惩不贷，就连荣德生的侄儿荣鸿元、杜月笙的儿子杜维藩以及商界巨头詹沛霖这样的“大老虎”都被抓了起来，其他的黑市奸商更是吓得没了踪迹，刚刚发行的金圆券顿时就成了统治十里洋场的硬通货。
这个时期的金圆券真的很值钱。按照行政院的条令，三百万法币兑换一元金圆券，二百元金圆券价值一两黄金，两元金圆券等于一块银洋。尤其不得了的是，使用金圆券购物的时候，任何商品的价格都必须保持在“8、19”（金圆券发行日）当天的水平上，这样一来，一块钱可以买回五六斤上好的大米，四元金圆券就相当于一个美金，并且所有的物价明细表都已经事先刊登在政府的布告上，如果有哪个商贩胆敢缺斤少两、讨价还价，立马可以通知警察把他抓起来，这可真是板上钉钉、童叟无欺。
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蔡智诚的衣兜里正好揣着立功受奖的犒劳费。那时候，金圆券的钞面只有五元的和一元的，五百块硬扎扎的新式钞票把小伙子的口袋塞得鼓鼓囊囊，也撑起了小伙子的享乐欲望，于是，他就财大气粗地一头扑入了夜上海的纸醉金迷之中。
在这个时候，蔡智诚迷上了跳舞。当时，上海滩的各类舞厅星罗密布，一流的舞厅聘请菲律宾乐队，一块钱的舞票能跳三曲舞；二流的舞厅使用白俄乐队，一块钱可以跳五六曲；三流舞厅的乐队是中国人摆弄的，花一块钱跳个整晚上都没问题。
高档舞厅的乐队好、舞女漂亮，但红舞女的架势也不小，她们擅长的是“摸衣领、贴脸蛋、搔手心”，纤纤玉指搭上客人的肩头，一摸衬衫领子就知道是穷鬼还是阔佬，那态度立马就不一样。蔡智诚懂得这里面的名堂，他早就从“联勤总医院”的门口淘来了全套的行头，当时，虹口头坝浪（今吴凇路）的潮州帮贩子专门做电影演员的典当生意，他们的货箱里从各类新旧洋装到真假“派克”钢笔、“浪生”打火机，应有尽有，只要花上个三四十块钱，打扮成“小开”的模样绝对没有问题。
舞厅里时兴“标准舞”，也就是现在的探戈狐步之类，而最时髦的舞步叫做“强丁巴”，几个男男女女对头对脑的抽肩膀。这些舞姿其实是很累人的，但蔡智诚却满不在乎，他上窜下蹦地满场飞，拎着威士忌和舞女疯闹，不喝个烂醉不罢休，折腾够了之后再出去狂吐，低头一看，胸前的伤口又挣裂了，鲜血浸红了衣衫。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10月份。有一天，罗华到上海来向蔡智诚告别——他失去了一只胳臂，终于可以退伍还乡了。老蔡请老罗吃西餐、喝洋酒，又带他去舞厅里娱乐，但这土包子却一点儿也不开心。
夜里，两个老战友漫步在灯红酒绿的街道上，罗华突然停住脚，十分严肃地对蔡智诚说：“喂！你这样下去可不行，要把自己搞垮的”。
“管他呢，早晚不过是一死。反正我不相信你的菩萨，我也不想进海国英的天堂，与其被别人杀死在战场上，还不如死在这东方的巴黎、死在美酒和女人中间更好一些”。即便是在喝醉了以后，蔡智诚依然记得田花园村的那个长工，依然能够想起帝丘店的那个凄惨的清晨。
“老蔡啊，那天晚上，共军朝你扔炸药包的时候，我在旁边看见了的……”沉默了许久，罗华才又接着说道：“刚开始，我不知道那工事后头的人是你，等看见你甩出来的大水壶，再开枪已经来不及了。
共军后来就发现了我，炸毁了我的地堡，然后又炸掉了周围的房子。我看见他们在街面上杀来杀去，看见海国英被他们追着打，可我却被压在沙袋底下一点也动不了。当时，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我以为自己也要死了，但是当我醒来的时候看到你居然坐在我的身旁，看见太阳正从你的背后升起来，我真的觉得你是菩萨派来的人……
我以前拜佛求神的时候总是祈愿发财啊享福啊什么的，但直到那天早晨我才突然明白，菩萨拿走了我的一只手，就是让我不用再去打仗了，他让我能够活下来，让我从今以后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这是菩萨给我的恩惠，是比升官发财更大的好处。
老蔡啊，你是有学问的人，你不相信菩萨。但菩萨的道理其实对谁都是一样的。菩萨让你活，你就应该好好地活下去。经过战场的人每活一天都是上苍赏赐的，你不要辜负了老天的好意，不要再去糟蹋别人，更不要糟蹋了你自己……”
显然，罗华看不惯蔡智诚的醉生梦死。他的理论很简单，但这浅显的话语却给蔡智诚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一直以来，蔡大学生都是以“军队中的士大夫”而自居的，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认知能力和道德水平要远高于罗华之类的同僚。对于近些日子的所作所为，他觉得自己的“荒唐”无非是在发泄内心的郁闷，这在某种程度上近似于魏晋才子的风流，甚至还带有几分高雅脱俗的情趣，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罗华这个船工出身的粗陋的下属恰恰就站在“道德”的角度批评了他。
“不要糟蹋别人，更不要糟蹋了你自己”。蔡智诚当然知道自己在舞厅里的放纵表现是一种自虐，但他却忘记了这样的自残其实是建立在欺辱比自己更为弱小的女性的基础之上的。罗华没有多少文化，更没有经过系统的修养训练，但他却基于最朴实、最人性的立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蔡士大夫”的道德上的漏洞，这让伞兵少校觉得无地自容。蔡智诚这才意识到，经过了战场的血雨腥风，经过了几年来的近朱近墨，他已经从一个“立志建设新式军队”的理想主义者沦落成为了旧军队中的兵痞，他的军衔和职务并不意味着对社会的贡献，他的伤口和勋章对于平民百姓和那些舞女而言，丝毫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成分。
于是，从这一天起，蔡智诚就再也没有踏入过风月场合。
在医院里，他给家乡的妻子写了一封四十六页的长信，在这封厚厚的家书中，蔡少校讲述了自己几年来的战场经历和心路历程，他觉得对自己而言，终老天年已经成为难以奢求的梦想，等待他的命运恐怕只能是横尸荒野，因此，他建议妻子应该认真地考虑今后的生活，并且无论她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自己都会表示理解和支持……
送走罗华之后，蔡智诚的行为安定了许多，但是，他个人的生活安静了，社会环境却开始变得日益不安。
10月中旬，经警大队在上海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查到了一家非法囤积物资的大仓库，报纸上立刻披露说那仓库属于孔令侃的扬子建业公司，这下子社会上可就热闹了，大家都在等着看蒋经国将如何处理他的表哥。过了几天，报上同时刊登出两则消息，一是东北锦州失守，二是孔令侃坐飞机去了香港，结果，“金圆券”与“袁大头”的比价当天就从二比一变成了二十比一，银行的门口也立刻排起了挤兑的长龙。
11月初，蒋经国发表《告别上海父老兄弟姐妹书》，广播电台的余音未了，金圆券与银圆的比价已经变为了四十五比一，大米从每袋二十一元猛升至两千元、暴涨一百倍，各种商品价格也全面大幅上扬，经济崩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到这个时候，1元5元的钞票已经变成了辅币，市面上全是些100元面值的金圆券，而国军各精锐部队就连“百元大钞”也拒绝使用了，蔡智诚的军饷基本上都以银圆作为结算单位——不过，也有一次比较例外，1948年的11月份，他从杜聿明的办事处那里领到津贴居然是黄金。
当时，杜聿明的公馆设在上海的愚园路，那是一栋砖混结构的三层小楼，西洋式样，南侧有个大花园。杜长官一般都不在家里，楼上住着杜夫人曹秀清，楼下就是张干樵等一帮亲信幕僚办公的地方。蔡智诚因为是张干樵的联络官的缘故，所以时不时地也要去那个地方点个卯。
第一次进杜公馆是48年的中秋节（9月17日），大家一起吃团圆饭，正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时候，电报员忽然送进来一张条子，冯石如（此人被俘的时候是“徐州剿总”办公室副主任，在上海时的职责类似于杜府的管家）打开一看，是王耀武发来的——“共军主力开始围攻济南，东侧茂岭山阵地正在激烈争夺之中……”——饭桌上的人立刻就没了食欲。
过了几天再去愚园路，一进门就看见冯石如拿着张电报在那里发抖，打听之后才知道又是王耀武发来的消息：“吴化文部叛变，机场失守，74军无法降落。现商埠已失，普利门、大水沟仍在激战中……”，大家都说王佐民这回恐怕是要完蛋了。
张干樵从广东探亲回到上海之后，蔡智诚去杜公馆的次数也就更加频繁，高级幕僚们商讨军机的时候，他时不时的也能够旁听几句。
10月底至11月初，国民党的侦听机构发现共军的几十部电台正由济南向临沂方向移动，判断其有进攻徐州的倾向。当时，国防部应对此类状况的既定对策是“以主要城市为战略要点，同时以精锐主力组成机动应援兵团”，按照这个方针，徐州战区的骨干主力当然是邱清泉兵团和黄百韬兵团，辅助力量是李弥兵团和孙元良兵团（李、孙兵团当时只有两个军，而邱、黄兵团各有四个军），可一旦将这四个兵团都收回徐州，东侧的第九绥靖区就孤悬在外了，原本驻守在连云港的第44军就必须立即撤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