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哼！随便你怎么吹，反正老子坚决不跳第二回了”，蔡智诚拿定主意不再冒充好汉。.13
让蔡智诚十分纳闷的是：共军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弹药和兵力——根据以往的规律，攻击部队所携带的弹药基数顶多也就能够使用七到十天，防守部队通常只要撑过这段时间基本上就可以过关了。而这一次，解放军是大兵团的外线作战，并且又没有铁路或者空中的运输补给条件，可是大仗打了近一个月，他们却依然显得兵员充足、物资充沛，丝毫没有懈怠的样子，这真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和两位团长老乡商讨这件事情，何玉林和李剑民也觉得想不通。大家琢磨来琢磨去，总觉得共军无论如何都应该是强弩之末了，如果再支撑两天或许就有可能出现什么转机。
按照蔡智诚的看法，战场的形势虽然十分被动，但如果弹药充足的话，第14军再坚守个两三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杨围子的防御工事建造得确实非常完善。
杨围子村的东西长一百五十米，南北宽不到一百米，地势平坦，西边是一片坟地，东南角上有个水塘。14军在村子周围筑起了高度和厚度均为一米五的寨墙，寨墙之内以四个母堡为防御核心，每个母堡又由四至六个子堡拱卫，共同组成了内线阵地；寨墙之外是三米宽、两米深的壕沟，再往外是纵深一百多米的外围阵地，那里不仅构筑了梅花地堡、暗堡和三角型堑壕，并且还在各种工事的前沿设置了鹿呰和地雷。内外防御体系由交通壕和盖沟（暗壕）密切连接，兵力运动便捷、可以相互策应，在火力配置上则采用正射、侧射和倒射打击组成交叉封锁网，使整个阵地表面没有任何射击死角。
防守阵地的除了255团，还有14军军部直属队和第10师的残余人员，总共大约一千五百人左右。以杨围子村的面积而言，这样的兵力并不算少，可问题是部队严重缺乏弹药，炮弹和手榴弹完全告罄，各种枪弹也所剩无几，步枪兵的子弹平均下来还不到二十发，以这样的军需状况，别说是坚持三两天，就是再守两个小时都有点靠不住。
仗打到这个时候，战场的补充完全依赖空中运输，整个第12兵团都缺少弹药。双堆集的空投点设在18军的地盘上，后方送来的粮食和弹药全都掌握在“土木系”的手里，分配物资的时候就显得亲疏有别——弹药和粮食首先满足18军，其次再分给由18军派生出来的第10军，而14军和85军都属于“旁门另派”，只好看人家的脸色求一点施舍。先前，14军军务处的蒋汉廷处长到双堆集去讨要弹药，刚走到半路就被18军用冲锋枪顶了回来，东西没拿到还挨了一顿臭骂，蒋上校气得直跳脚，差点没把队伍拉出去搞火拼。
其实，空投场地就在杨围子的西南角，距离14军并不远，但18军却把那片区域设成了自己的禁区，根本不许其他部队靠近。这样一来，各部队与18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当解放军准备封锁空投场的时候，14军也就放任不管——自从攻克沈庄之后，解放军就不停地挖战壕，那工事从杨围子的西北逐渐延伸到了西南。本来，如果14军的弹药充足一点、或者他们多少能够发扬一点协作精神，只要主动出击一两次，共军的战壕也就不至于挖得那么顺利。可这帮家伙却只顾着跟18军赌气，愣是眼睁睁地看着中野4纵把坑道从沈庄一直挖到了空投场上，结果是“我的退路被隔断了，你们也别想再得到粮食和弹药！”
战事险恶、军情危急，包围圈里的国民党部队之间不仅在地理上被分割阻断，在心理上也存在着严重的隔阂。派系的纷争加剧了内耗，绝境中的官兵的士气愈加显得低糜。
12月10日下午，双堆集方向的国军部队向空投场附近的华野4纵发起反击，双方在杨围子西边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噼里啪啦地打了两个钟头，可14军却始终袖手旁观，就好象这近在咫尺的战斗完全不关他们什么事似的。
14军不愿意去配合“土木系”。不过，在蔡智诚看来，同属于“土木系”的18军和第10军之间的配合也并不默契。本来，装甲部队在进行堑壕争夺战的时候，应该由步兵在前面搜索攻击、战车在后面实施火力压制才对，可第10军的步兵们却远远地躲在坦克的背后，距离突前的先锋足有二三百米。而18军的那些战车也没有摆出攻击时应该采取的楔形阵势，他们排成纵型的侦察队列，彼此的间隔拉得很开，这样就只有一辆坦克突在最前面，根本无法冲开堑壕的防御。
而共军方面却是铁了心的要守住阵地。坦克刚接近战壕，华野4纵的战士们就抱着麦秸垛子冲了出来，那些M3A3是使用汽油的，最怕火，打头的坦克几乎立刻就被“巨大的火把”包围了，其他的钢铁怪兽也被撵得到处乱跑，而跟在后面的步兵这时远还在百米开外，既冲不上来也退不下去，完全暴露在阻击阵地的火力打击之下……如此折腾了两三个回合，第10军的一个营就报销了。
反击部队无功而返，在杨围子“观战”的官兵们也显得无可奈何。蔡智诚问李剑民：“照这样下去，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守在这里，拼光打尽”，李剑民的回答十分简单。
“固守原地，拼光打尽”是十二兵团的政策。在双堆集包围圈里，除了18军之外，其他部队的位置都是固定死的，谁也不许擅自移动。85师254团1营长金泽（遵义人，黄埔16期生）就是因为一不留神跑到了第10军114师的地盘上，结果被军法处抓去枪毙了，黄维司令还将他作为“典型案例”通报给全兵团，搞得85师的其他人再也不敢随便乱动——用李剑民团长的话说就是“前头没出路，后头没退路，只有坐着等死”。
事实上，虽然没有出路和退路，但活路还是有的。在那段时间里，解放军每到天黑之后都要释放一批俘虏，他们总是让俘虏带回来许多劝降信，这些信函有的是指名交给某位长官的、有的则没有写抬头，但信件的落款却都是中野的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国民党的军官只要有了这封信，能拉队伍“反水”就算作是起义，实在不行的话，自己缴枪也算是投诚。
杨围子里的255团还剩下千把号人马，团长李剑民多少还有点“起义”的资格，但他并没有打算这么做。在私底下，李团长倒是给蔡智诚预备了一封“保命信”，并且叮嘱说：“我们是强盗大学毕业的，拼死了就算，你是正规文化人，打完仗还有自己的前途，不必把性命浪费在战场上”——那意思是让蔡大学生趁着夜色跑到共产党那边去投诚。
这让蔡智诚非常犹豫。从常识上判断，他知道杨围子绝对是守不住的，能够在共军发起总攻之前及时投诚当然是一条求生的良策，但是，经过多年的军旅生涯、特别是在伞兵部队里接受的“党化教育”又使得他难以做出临阵脱逃的举动，思想斗争了很长时间，他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听天由命。
夜幕降临了，对面的共军停止了炮击，杨围子阵地上顿时安宁了许多，在坑道里蜷伏了一天的国民党兵们纷纷走出藏身的工事——现在是“放风”的时间。
255团团部的边上就是14军的战地医院，那是一条两米来宽、一米多深的壕沟，士兵们把挖掘出来的泥土堆积到壕沟的两侧，希望借助土墙的掩护为伤兵遮挡四下飞溅的弹片。医院里没有床位、没有绷带，也没有任何药品，伤员们全都躺在潮湿的泥地里。有的人被霜雪覆盖着，那说明他已经死了，有的人则还在大声地哀嚎：“痛啊……惨啊……”，军医在壕沟里跑来跑去，所能做的只是给伤员喂一点水，就如同部队守不住阵地一样，他们和死神之间的战争也是毫无胜算。几个女医助拿着纸和笔，借着马灯的光亮帮伤兵们写信，写完之后就塞在伤兵的衣兜里，不知道由谁去投递、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交到他们的亲友的手中。
空地上生起了几堆篝火，炊事队的人正在那里煮马肉。杨围子的军粮已经断绝了，14军宰杀了辎重队的军马，官兵们吃的全都是这个玩意。就餐的人群之中还混着一条几个月大的小狗，这小土狗胖乎乎的，模样十分可爱，无论是什么人招手，它都跑到跟前去摇屁股。据说，14军退到杨围子的时候，整座村子逃得只剩下了这只小狗，它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地主代表”，每次遇到炮击的时候，阵地上总有七八个地方在喊：“小地主跑到哪去了？小地主藏好没有？”，好象非得把这个小东西隐蔽好了，大家才能安心地躲炮弹。
吃饭的时候，熊绶春中将也来了，这位已经被撤职查办的前任军长站在篝火前面微笑着询问：“怎么样，马肉的味道还可以吧？”
有的人不吭声，有的人则附和着回答：“还不错，满好吃的”
“不好吃也要吃啊”，军长鼓励说：“大家再坚持一下，空军很快就给我们送粮食和弹药了……”虽然这很明显是句假话，但也并没有谁去戳穿它。
李剑民团长向熊绶春介绍：“这位是蔡智诚中校，今天刚刚空降下来的”。
蔡中校的右手正打着夹板，他没有办法敬礼，只好鞠了个躬，“报告师长，我是在松山入伍的，是你的老部下”。
熊绶春立即握住蔡智诚的左手，亲切地招呼道：“很好很好，谢谢你的帮忙”。
这一切和当年的情形是多么的相似啊。同样的动作、同样的话语，同样是在贵州人的队伍中，同样是大战之前的低沉的语调，同样是没有敬军礼而是鞠躬、握手，熊绶春的手也同样是那样软软的、湿湿的……但是，当年的志气昂扬的蔡新兵如今已成了精神低靡的蔡中校，奇Qīsuū.сom书当年的那个被架空的熊师长如今已成了被撤职的熊军长，战场的形势也颠倒了过来，他们所在的部队不是在攻击对手，而是被对手困在了狭小的包围圈里，既没有粮食也没有弹药、既没有前途也没有退路，成天被铺天盖地的炮弹压着打，就象当年松山上的日军一样。
熊绶春很快就离开了，从背影上看，他的步履比以前苍老了许多。但蔡智诚却发现，这个面容憔悴、外表十分虚弱的人却佩带着领章和肩章，他是第14军之中唯一的戴着大盖帽、穿着常礼服的军官。
夜深了，杨围子村里燃起了堆堆篝火，寒夜中的士兵们都围坐在一起取暖。
探头望望四周，解放军那边也亮起了点点火光，那些光亮密密麻麻的连成一片，把14军的东面、西面和北面围堵得严严实实。晚风吹过，从对面的阵地上传来了阵阵笑声和欢呼声，蔡智诚不免有点儿担心：“不知道共军会不会发动夜袭？”
“放心吧”，李剑民苦笑了一下，“他们明天白天的时间足够，犯不着在晚上费这个工夫”
是啊，明天……
对共军而言，明天将会是他们的胜利日。而对杨围子村里的国民党兵来说，到底还会不会有另一个明天呢？
蔡智诚的任务是给战车部队送电台，但他并没有能够完成这项差事——地空电台总共被分成了三摊，最后落到国军地面上的却只有一台发信机，这玩意连电源和天线都没有，当然也就不可能和天上的飞机进行“联络”。而且，电台原本应该送往双堆集、交到18军118师的手里，但现在却办不到。杨围子的北面、西面、东面，甚至西南角和东南角都被解放军围得严严实实，只剩下正南方向还有一溜狭窄的通道，而那条“通道”从早到晚都被侦察兵和狙击手的眼睛盯着，没有重兵的掩护根本就别想冲过去。
无奈之下，蔡伞兵只好把发信机交到14军军部，自己留在255团听天由命。对他而言，这样的选择其实并不算太坏，因为反正不管跑到什么地方都是被包围，还不如跟亲戚老乡们混在一起更加痛快一些。
255团的团部是一座由民房改建而成的“母堡”，地面以上是堡垒，地底下挖了个三米来深的大洞。12月10日的晚上，蔡智诚就住在这团部的地洞里。
“地下室”里除了蔡智诚，还有另外一位不速之客，他是宿县职校的彭晋贤先生。
宿县职校的全称是“安徽省立第四中等职业学校”，这个学校现如今已经改成了“宿城一中”，高考的升学率在安徽省名列前矛，但在那时候却是一所培养蚕桑人才的农校，这彭晋贤就是专门研究桑树病虫害的老师。48年的11月份，彭先生正在乡下搞田野调查，没想到宿县战役恰巧就在这个时候爆发，国共双方在宿州城外杀得烽火连天，老彭只好带着学生往南边跑，他原本是打算逃到蚌埠去的，结果却在浍河边上遇到了第14军，然后就和黄维兵团一起被困在了包围圈里。
从宿县来到杨围子，彭晋贤的几位弟子全都死于非命，有被子弹打死的也有被炮弹炸死的，还有一个更倒霉，被飞机上丢下来的一摞报纸给砸死了。这让彭老夫子受到了很大刺激，整个晚上，他一直神经质地喋喋不休：
“各位官长，我是研究农桑的，知道么？‘犊健戴星耕白水，蚕饥冲雨采青桑’。斯农桑之业，乃民衣食之源、国富强之本，所谓不待耕而食、不待蚕而衣，则无所事焉。古人云，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诚如是也……诸位大人，我不想看你们打仗，我只想去看桑树，‘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常言道，劝农者为善，好战者不祥，你们两军交锋，把桑树砍光了、把乡民赶跑了、把我的学生也打死了，这又是何苦来哉……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矣，虽得土地而无民，其谁与居？呜呼！征伐连年，世无宁日，实乃吾国之大不幸也……”
寂静的夜里，只有彭老夫子始终不停地唠唠叨叨，而其他人却都默默不语。蔡智诚明白，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地洞里的每个人其实都愿意离开战场、跟着彭老头去看他的桑树，但这却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一帮军官只好以沉默来表示自己的无奈，用这种无言的方式传达着“好战者”对“劝农者”的歉意。
那天晚上，彭先生弄得大家都没有睡好。蔡智诚在被窝里听了大半夜的“农桑辑要”，干脆爬起来看《福尔摩斯探案集》，结果，这一看还就看上了瘾。
那“福尔摩斯”大概是彭先生的某位弟子的课外读物，全套12册。254团何玉林团长捧着本第2集读得津津有味，蔡智诚又行李堆里翻出了第5集——书的扉页里夹着一张宿县职校图书馆的书签，看来这培养农业人才的学堂还真是够开明，不仅实施农桑教育，还十分鼓励学生在侦探方面的兴趣。
幽深的地洞里不见天日，何上校和蔡中校在昏暗的油灯底下被柯南道尔弄得如痴如醉，等到李剑民团长喊他们上去吃东西的时候，才发觉已经是12月11日的上午9点多钟了。
俩人爬出洞口，何玉林在观察口前张望了一下，诧异地说了句：“咦？共军今天没有喊话也没有开炮哦？”，然后又接着看他的福尔摩斯。蔡智诚也忙着翻书，一边看还一边颇不耐烦地责怪李剑民，“你少在窗口晃来晃去的，挡光遮亮，我这里还没有找到凶手呢”
李团长被两个福尔摩斯迷气得无可奈何，“在这个地方还用得着找凶手？我们一屋子人，除了种桑树的彭先生，个个都是杀人犯”
“是不是凶手，自己说了不算”，何玉林虽然只读了半本书，但学问却已经提高了一大截，“看看这一段：‘在当今世上，你做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认为你做了什么’，按照小说家的观点，你老哥只晓得端起机枪嘟嘟嘟，顶多只能算个杀手，比起书上的人物还是不够凶”
一席话惹得满屋子哄堂大笑。但就在这个时候，外面的大炮响了。
“呜——呜——呜——”
上午10点，头一轮炮弹从北面飞来，首先打破了战场的寂静，那弹头划破空气，发出有点象是女人哭嚎般的声音，大家知道，这种奇异的尖啸属于107毫米重迫击炮（化学炮）。但紧接着，又有更多的炮弹从各个方向打了过来，周围的爆炸声很快连成了一片，从这以后，蔡智诚就再也无法分辨炮弹的型号和落点，他甚至无法估计，到底有多少门火炮对准了这块长宽不过二百来米的阵地。
——注：48年12月11日上午，解放军中野部队从西面（4纵10旅28、30团）、北面（4纵11旅32团、13旅38团）和东面（9纵27旅79、80团）同时对杨围子发起攻击。其中东面的张围子方向配备山野炮三十二门，发射炮弹约三千发，另外两个方向的火炮数量不详。
杨围子村立刻就被炮火覆盖了，阵地上的一切完全笼罩在硝烟之中。
炮弹如成串的惊雷在四周炸响，密密麻麻，让人分不清先后、分不出远近。爆炸绽起耀眼的光亮，白色的、橙色的、蓝色的、紫色的……忽明忽暗，闪烁在人们的脸上，使每个人的面孔都如同鬼魂般的怪异。灼热的气浪卷着刺鼻的烟雾从窗口扑进屋内，熏得人几乎窒息，冲击波撞击着碉堡的四壁，在255团的团部漫起了沙石的风暴。
炮击刚开始的时候，团部里的人们还显得泰然自若。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家都是久经战阵的老兵油子，胆子比较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团部所在的“母堡”十分结实，大家比较放心——杨围子原本有近百幢民宅，第14军占据这里之后就拆掉了村里的大部分房屋，只留下最牢固的几间。国民党兵在民房外墙的四周垒起了重重沙袋，又在房顶上纵横交错地加设了多层梁木，把普通的砖房改成了坚固的堡垒，除非被大口径榴弹炮直接命中，否则是无法摧毁的。在当时，解放军的炮兵水平很一般，平常开炮只能打个大概齐，想要实施精确射击几乎是办不到的，所以碉堡里的上校中校们都觉得十分踏实，一个个挺起腰杆装模作样，谁也不往地洞里钻。
但是，渐渐地，情况就不一样了。
炮击持续了个把小时，国军的耳朵都被震聋了，可共军那边却丝毫也没有消停一点的意思。255团的作战参谋趴在观察口的边上，隔一会儿就转过身比个手势，李剑民根据他的手势在地图上做记号，蔡智诚凑到跟前一看，只见那张布防图上划满了叉叉和杠杠，几十分钟下来，杨围子的明碉暗堡被干掉了一大半，外围阵地上的火力点更是一个也没剩下。
蔡中校的心里顿时就凉了半截，他经历过帝邱店的围攻战，当然明白这情况将会意味着什么——失去了外围火力的掩护，共军的榴弹炮就可以推到近前实施直瞄射击了！
果然，过了没多久，大炮弹就砸了上来。“哐！”的一下，屋里桌椅板凳全部被震翻，团部的碉堡摇晃得就象是暴雨中的小船。还没等大家缓过劲来，又是一声巨响，强烈的白光闪过，母堡正面的沙袋壁垒被炮火掀开了，蔡智诚只来得及做了个转身的动作就被气浪摔到了墙脚，这下子，他再也不敢领教第三发炮弹，立刻抱头扑进了地下室。
何玉林已经躲在地洞里了，这家伙逃跑的速度真是快，难怪他的254团全打光了而他这个当团长的却能够毫发无损。彭晋贤先生蜷卧在角落里，浑身上下裹了两床棉被还依然一个劲地发抖，这老头从昨天起就没有上过地面，也不知道他已经在这里哆嗦了多长时间。
地下室里猫了七八个人，其中却没有李剑民。这时候，外面的爆炸声接连不断，气浪卷着破碎的砖石不断地从洞口处砸落下来，255团团部肯定已被共军的榴弹炮摧毁，蔡智诚心想，他妻子的姑父多半也是报销了。
上午11点半，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狂轰，共军的炮击终于停止了。震动刚刚平息，蔡智诚就从地底下钻了出来，他看见先前坚固的母堡已经变成了一堆废墟，三面的围墙都倒了，幸亏从房顶上垮塌下来的圆木正好顶住了洞口边的残壁，否则，地下室的出口被埋住，洞里的人非被闷死不可。
废墟周围血肉横飞，到处是残缺不全的躯体。砖土堆里露出了两只脚，何玉林大声喊着：“那双皮鞋是老李的！”，然后伸手就拖，蔡智诚也跑去帮忙，俩人一使劲，结果只拔出个屁股来，腰以上的部位还埋在土里，蔡智诚懊恼得直跺脚：“坏了坏了，应该先挖头部的，我把姑父搞死了！”，何玉林说：“别傻了，他的脑袋早就炸烂了，从哪一头开挖都没有用”。
两个人正在那里发愣，忽然听见有人喊“团长团长”，回头一看，却见李剑明好端端地站在他们背后，一点事也没有——原来，人家李团长的经验最丰富，早就知道母堡靠不住。第一发榴弹炮打上来的时候他就从后门跑了出去，先是顺着交通壕爬进子堡，在防弹坑里躲过了炮火，然后又到各处视察部队，已经忙活了好一阵了。
看见姑父安然无恙，蔡智诚松了一口气。
有人问：“团长，你的身上全是血，是受伤了么？”
李剑明从衣服上扯下几块碎肉，气乎乎地说：“三营长被轰死了，我没事。他妈的，刚开战就炸掉我一半人马，这个仗简直没办法打！”
没法打也得打。炮击停息之后，共军就发起了进攻。
淮海战役期间，解放军的装备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在进攻的时候却依然是“炮停——开枪——冲锋号”的老一套，一时还达不到“五大主力”的那种“跟着弹幕往前走”的水平。这也难怪，步炮协同的培养需要长期的演练配合，对步兵和炮兵都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而解放军的扩充速度快，基层官兵的养成时间比较短，虽然思想觉悟高、主动性强，但在战术协同方面缺乏足够的默契，军事技术与国民党的老牌部队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按照蔡智诚的观点，如果单从训练水平上来讲，中野的一些主力部队甚至还比不上第85师。85师虽然是黔军底子，但在本质上却属于国民党嫡系，他们从中原大战时起就隶属于蒋介石的核心集团，十多年来一直保存着完整的编制，老兵多，防御作战的经验十分丰富。就拿先前的这一轮炮击来讲，如果换作新建队伍早就被炸垮了，可255团却没有乱，虽然表面工事被摧毁，但剩余人员依然躲在战壕里隐蔽坚持，等炮声一停再跳出来继续抵抗。
这时候，杨围子的外线阵地正处于激烈的攻防之中。
当时，解放军的攻击模式通常是“机枪在两侧掩护、步兵在中间猛冲”（即所谓的“人海战术”），这样进攻的速度很快、也便于实现前点突破，但与之俱来的缺点是队形过于密集、进攻的线路十分容易被判断。当时，对付这种战术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尽快打掉进攻方的机枪阵地。蜂拥而上的“人海”如果失去了火力的掩护，其后果可想而知；二是尽量把攻击的队形打乱。“人海战术”在进攻的时候呈一个正梯形，梯形的两条边就是机枪射击的弹道，如果这个固定的形状被打散了，重武器就很难进行有力的掩护，攻击的效果也会遭到破坏。
但在12月11日的中午，85师255团却压制不住共军的机枪火力。这是因为14军的迫击炮弹早就打光了，阵地上的主要据点又已经被炮火摧毁，255团的机枪和机枪手不是被炸得稀烂就是被埋在土里，只能靠步枪兵勉强支撑。反过来，解放军那边却给机枪加了“盾牌”，那盾牌是一米高、一米宽的双层木板，底下装轮子、里面填土、中间用竹筒做了个洞，共军机枪手可以直接推着那玩意到开阔地上进行射击，而国民党兵却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发起首轮攻击的中野部队起码有两三个团，那些号手排成一长溜，把冲锋号吹得震天响。于是，攻击部队几乎没受到多大阻拦就杀进了外围阵地，把防御线上的士兵撵得直往后跑。在杨围子村里观战的蔡智诚们都知道这下子麻烦大了，如果不立刻制止住后退的势头，不仅外线阵地立马要丢，还会冲得内线阵地全面崩溃。
李剑明往自己头上扣了顶钢盔，骂骂咧咧地拎起一杆冲锋枪，“汉子死了卵朝天！军士队，跟我上！”
255团的军士队有两三百人，它是按每个班抽三名士兵、每个连抽三名军官的比例组成的，也就是所谓的“种子”。通常情况下，这支队伍都被留在后方不投入战斗，但今天却不同了，顶不住共军的突击，别说255团全部完蛋，就连85师和第14军也要一起报销，所以战事才刚开张，李团长就把这帮宝贝军士全都押了上去。
“种子”上阵，立竿见影，共军攻击的进度明显地停滞了下来。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是有原因的——外线阵地的前沿是一片开阔地，进攻部队在那样的地方只要向前猛跑就可以。但冲进阵地之后却不一样了，地面上遍布弹坑和鹿呰，各种坑道和暗沟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全是弯弯曲曲的，看上去毫无规律，如果事先不了解守军的布防习惯就往交通壕里乱钻，很容易东窜西走的搞错了方向。在这种复杂的地形条件下，攻击部队的建制被跑散了，而军士队又恰在这个时候冲杀进来，一帮老兵对阵地情况很熟悉、单兵技术好、意志也比较顽固，几枝枪交叉掩护一下就能封锁一片区域，所以虽然人数不多，却不仅稳住了自己的阵脚、而且还把共军给打乱了。
共军一乱，他们的轻重机枪也就失去了作用。那时候共产党的军服是灰中带黄，国民党的军服是黄中带灰，再到雪地泥浆里一滚，隔远了很难分得清楚。两边的识别标志都是在胳膊上系毛巾，而且还系的都是左手，头上的钢盔又是一样的，在战壕里你冒出来一下我露出来一下，机枪手傻傻地看着，根本不知道该打哪一个才好。但这毕竟是两军交锋，如果杵得近了还是可以弄得明白——因为国军的头上顶着一颗青天白日呢——所以，战壕里的步枪冲锋枪一直打得挺欢，搞急了还有拼刺刀的，那手榴弹的爆炸声就更是响个不停。
共军有手榴弹，而且多得不得了，有的用篮子拎着，有的前胸后背挂得浑身都是。那玩意在打堑壕战的时候实在太顺手了，只要发现有什么地方的情况不对，立刻铺天盖地的飞过去一大堆，而国军这边连一颗手雷也没有，如果隔着战壕被对方发现，除了挨炸就只有逃跑。搞了没多久，就连在远处观望的机枪手也开了窍，他们瞅见哪里发生爆炸就往哪里打，简直把那手榴弹当信号弹用了。
就这么打了个把小时，李剑民让人抬了回来，他的脸部受了重伤，嘴唇和牙齿全都被炸飞了，鼻子底下只剩个窟窿，舌头还在里面乱动。看见何玉林，李团长挣扎着“咿咿哦哦”了好一阵，那意思是让254团的团长接替他指挥255团。
由何团长来指挥李团，从技术上讲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在于目前的时机十分尴尬，眼看快要全军覆没了还请人家来负责，这几乎就和拉人陪杀场差不多。可是，何李两人毕竟是共事多年的老乡兼老友，在当前的情况下实在不好拒绝，何玉林于是只能点头答应了这个差事——他在沈庄连自己的254团都丢下了，却在杨围子把性命绑在了255团的身上。
外线阵地显然是守不住了。但经过这一个小时的阻击，255团已经重新组织起了内线防御。被砖石掩埋的轻重机枪从废墟中掏了出来，散落的沙袋也被垒成了工事，垮塌的战壕再度疏通，交叉火力又继续封锁住了阵地前沿。残存的官兵们聚集在杨围子村里，把攻击部队压制在了外壕一带。
自下午一点钟以后，共军先后发起了两次试探性进攻，结果都被守军挡了回去。
大约两点过钟的样子，从西南方向突然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没过一会，何玉林就跑来对蔡智诚说：“军部突围了，你也赶快走，不然就来不及了”
蔡智诚当然愿意参加突围。谁都知道杨围子是绝对守不住的，天黑以前肯定要完蛋，与其留在这里坐以待毙，还不如冲出去求一条生路。
“那……你们呢？”
“我们没有接到撤退的指示”，何玉林说。
固守原地，拼光打尽，这是兵团部的死命令，255团看来注定要被牺牲了。
何玉林其实是可以跑的，但他现在既然接受了老友的委托，也就把自己的命运和255团捆在了一起。蔡智诚一方面很替何团长难过，另一方面也十分庆幸李团长没有给侄女婿加封个什么副团长之类的官衔，这让自己拥有了能够随时逃跑的自由。
“要想办法活下去，不要犯傻”。蔡智诚知道，何玉林这是在劝自己不要学习二哥蔡智仁。“还有，如果遇到炸药包炮，一定要蹲着，千万不能卧倒”
“炸药包炮”是个什么东西，蔡智诚当时并不清楚，他正准备打听一下，忽然看见彭晋贤先生从地洞里探出头来。想起这老头也是和255团没有什么关系的，于是就问了一句：“彭先生，我要和军部一起突围，你想不想走？”
“我要走！我要走！在这个鬼地方，我一刻钟也呆不下去了”
如果不计算“军医院”里的伤兵和辎重队里的挑夫，杨围子的战斗兵员大约在一千五百人左右。村子的北面和东面由85师255团把守，那一带是主要的作战方向，各类防御体系比较完备，而西边则是第10师残部和14军军部的所在地，原本属于“后方”，所以阵地也就相对马虎一些，只设置了内线阵地却没有外线阵地，可谁知道中野4纵在攻占沈庄之后竟然一直把坑道挖了过来，愣是把这“后方”变成了“前方”，无奈之下，军部的一帮人只好匆忙上阵、守住寨墙和共军打来打去。
打到11日下午的两点来钟，255团那边的外线工事已经全部丢失，而西线这边的兵力也已是损失近半，但因为杨围子的面积实在太小，所以剩下的这些人马守在村落里不仅依然能够进行防御，甚至还可以寻找机会实施反击、组织突围。
当时，位于杨围子北面和西面的是解放军中野4纵、东面是9纵、东南面是11纵，只有南面一两公里远的杨文学村（又称前杨家、小杨家、杨文学家）还被第10军的部队控制着，因此这个方向也就成了14军突围的唯一途径。但这条通道却遭到了西南和东南两侧共军阵地的猛烈夹击，必须在强有力的掩护之下才有可能冲得过去。
负责组织突围的是14军的代理参谋长詹璧陶中校。
说起来，14军的参谋长原本应该是梁岱少将，但梁参谋长在前些天的浍河南岸战斗中被共军俘虏过，虽然很快就被释放了，但终究还是有点“叛变投敌”的嫌疑，没被军法处抓走就已经很不错了，当然更不可能立刻官复原职，于是，代理军长谷炳奎就把第10师的参谋长詹璧陶提拔起来、让他代理梁岱的职务。詹璧陶是谷炳奎的湖南老乡，黄埔13期生，当时才三十出头，以中校的资历跃升为军一级的参谋长实在是非常破格的，所以詹小弟的心里万分感激谷大哥的知遇之恩，他亲自带队冲杀在第一线，非要把军长大人送出险境不可。
詹参谋长的策略是用主动进攻的办法压制住西南侧阵地上的共军，并借此掩护突围人员从南面冲出去。
这个策略并不容易实施。杨围子西南方向的共军是中野4纵13旅38团（即后来的13军38师113团，现已改为武警部队），这支队伍的防守能力特别强，有个号称“钢铁营”的第一营，营长是特级战斗英雄张英才（张英才后来曾担任过13军副军长和重庆市委书记——顺便八卦一句：全国十大杰出女性、解放军第一位装甲兵女团长、13军149师装甲团的张可中校就是老张家的女儿，真是虎父无犬女）。
头一天，人家第10军在坦克战车的帮助下都没能够啃动38团的阵地，现在仅凭着14军的这么一点力量去进行攻击，简直是自讨苦吃。但詹璧陶却不管这一套，他发起的只是“佯攻”，但求声势不求结果，所以每一轮冲锋都搞得大张旗鼓、煞有其事。
南边的杨文学村里驻扎着第10军的75师，还有个美式榴弹炮团。那75师（师长王靖之）原本是整编第11师的75旅，其实就是18军的老部队，所以他们的弹药比较充足、炮兵的技术也很不错，依然保持着“土木系”的气派。“佯攻”开始的时候，杨围子这边一发信号，杨文学那边就“哐哐哐”地打炮，14军立刻冒着炮火往上冲，冲到对面阵地跟前乱搞一通之后又往回跑，75师的炮兵再接着“哐哐哐”地打十几炮……而就在西边这番猛折腾的同时，突围的小分队就趁机悄悄地向南边“偷渡”了。
每一轮“偷渡”的人数都不能太多，突围的人员在事先经过了选择。第一批被抬出去的是身负重伤的第10师师长张用斌，第二批逃跑的是代军长谷炳奎等人，蔡智诚和詹璧陶一起被安排在第四批，只可惜，他们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正所谓事不过三，就在詹参谋长依样画葫芦地组织第三轮进攻的时候，共军突然发起了反冲锋——这也难怪，当时杨围子的国民党军在各个方向上都处于守势，惟独这个西南角却接二连三地大举出击，这就难免会引起对方的警觉——下午四点过钟，中野4纵把10旅28团（今13军37师109团，汶川地震时，在映秀镇高举“红军团”大旗的就是这个团）从北面调到了西面，而9纵27旅79团（今天的空降兵15军45师133团）则从东南角向西穿插突进、一举切断了杨围子南边的通道。
经过先前的几次折腾，詹璧陶的人马已经损失惨重，而解放军的力量却在这个时候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此消彼涨，胜负立判，国民党兵的“佯攻”立刻被共军的反击冲得七零八落，不但“偷渡”的小分队没能够跑出去，就连出击的阵地也丢掉了，一帮人只好退回到杨围子的中心地带，准备和对方打堑壕战。
一看见共军的反击，蔡智诚就明白自己已经没有突围的机会了。不过，彭晋贤先生却依然对前途充满了希望，他的双手拎满了大包小包、身上还披着一件又肥又大的羊皮袄，每隔几分钟就催问一遍：“蔡长官，我们可以出发了吗？应该轮到我们了吧……”
小蔡不知道应该如何向这位迂腐的教书先生解释局势的凶险，只好劝他把手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统统丢掉算了。但彭老师却坚决不肯答应，他反复说明，包裹里的破树皮和烂树根全都是了不起的宝贝、是他和学生们的田野调查成果，意义重大、价值非凡，与国计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蔡智诚被这老夫子聒噪得无可奈何，只好想办法找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让他和他的宝贝能够躲过即将爆发的战斗。
杨围子的南部有一块面积不大的洼地，这里丢弃着一些没有弹药的大炮和没有汽油的卡车，炮车的轮胎和车厢上的木板早就被士兵们拆去当燃料了，只留下几堆光秃秃的铁架子还在雪地里趴着。按照蔡智诚的估计，如果攻守双方在内线争夺村落，这里是唯一有可能不会发生激烈枪战的地方，因此，他在那些废铁之间给彭晋贤弄了个隐蔽部，并再三叮嘱他不要随便跑出来。
“蔡长官，你千万不要把我丢下不管啊……”，彭老头可怜兮兮地哀求道。
“不会的，到了突围的时候，我一定先来喊你”，蔡智诚一面随口敷衍着，一面朝255团走去。
走到军医院的附近，看见几个士兵正把85师代理师长吴宗远抬了过来，吴师长在沈庄战斗中负了重伤，他原本是被安排在第三批突围的，现在“偷渡”不成、只好又被送回到医院。
救护站里的男医生和女护士纷纷跑上前去迎接师长大人。但就在这个时候，村子外面响起了一连串沉闷的“雷声”。
那“雷声”最初是从杨围子的东边传来的。刚开始的时候，蔡智诚还以为是共军在爆破什么工事，但很快，北边和西边也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天空中随即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炸药包，那些被油毡包裹着的象磨盘一样的东西从四面八方跃入苍穹，带着火焰和浓烟，飞舞着、翻滚着、呼啸着，在空中划出一道道恐怖的轨迹，然后又密密麻麻地坠落下来，劈头盖脑地砸向了已经被炮火摧毁成废墟的国民党阵地……
炸药包炮！！！
几乎完全是出于本能，蔡智诚立刻纵身跃入了附近的一个弹坑。而与此同时，剧烈的爆炸就发生了。
冲击波肆虐着大地，先前被重迫击炮掘出的巨大弹坑在一连串的爆炸之下仿佛变成了赌桌上不停摇晃的小小骰盅。坑里的一切都被搅得天翻地覆。地面变形了，地表的土层被炸药的强力推动着、如同波浪一样的上下起伏，坑壁相继崩塌，大大小小的石块在地震的挤压之下居然能从泥土里弹射出来，迸得老高，砸得人头破血流……蔡智诚的眉骨裂了、牙齿掉了，但他这时却并没有感觉到疼痛，他在弹坑里不知被掀翻了多少回，但每次摔倒之后却又立刻挣扎着爬了起来——“遇到炸药包炮，一定要蹲着，千万不能卧倒”。何玉林的警告一直回响在脑海，蔡智诚拼命地提醒自己：不能卧倒，不要摔倒，不能让冲击波震坏了内脏，更不要被泥土活埋了。
耳朵已经听不见了，整个人就象是潜入了深水之中，耳膜里只剩下“呜呜——咕咕”的杂音。视线也变得模糊，四周围混沌一片，天地间充斥着一团棕红，分不清哪些是弥漫的尘土、哪些是爆炸的烈焰。呼吸十分困难，空气似乎全都被烧光了、被挤走了，努力地张开嘴，随着每一次喘气吸进体内的却尽是呛人的硝烟。那些炙热的TNT烟雾在喉管之中、在肺叶之间灼烫着，火辣辣的，就好象要在人的胸膛里再一次爆炸一样。蔡智诚觉得自己仿佛是被困在了一只棕色的瓶子里，瓶子外面是血红色的炼狱，而炼狱的风暴正一遍又一遍地敲击着瓶壁，要把他的生命从这脆弱的藏身之所里拖拽出来，抛入莫名的深渊中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震荡的大地终于平静了。
蔡智诚揉揉眼睛、抹去脸上的血迹和泥土。他的四肢俱全、五官完好，但两只手掌却肿胀得很厉害，帽子飞了、鞋子掉了，衣服敞开着，裤管只剩下了半截，原先挎在肩上的公文包也不知丢到了什么地方。他艰难地爬出弹坑，刚一迈步就觉得双腿发软，头晕恶心，浑身一个劲的发抖，于是只好跪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
杨围子村被炸平了。寨墙完全坍塌，碉堡支离破碎，各种建筑荡然无存，阵地上的鹿呰被冲击波掀到了远远的角落里。军医院不见了，那些充当救治所的壕沟被泥土掩埋着，只在个别地方露出了伤员的脚，几个医官木然地守在“病床”的旁边，他们的任何举动都已经无济于事。战壕内满是尸体，一摞一摞地叠成一堆，有的蜷卧在土中，有的从废墟里探出了半截身子，这些人的外表都没有血迹，显然全是被冲击波震死的。地面上一片狼籍，积雪被融化了，冻土被炸得蓬松，一条冬眠中的蛇居然也被震出了地面，十分怪异地躺在残砖碎石之间。原先的弹坑被填平了，新的爆炸痕迹又重新布满了周围，有的黝黑、有的焦黄，那些被犁翻的泥土之中混杂着断裂的木片和残破的军服，甚至还夹带着没有爆炸的炸药包。
1948年12月11日下午4点40分，围攻杨围子的中野部队各自组织了30架以上的“飞雷发射筒”。如果以每筒打三轮、每个“飞雷”装药二十公斤计算（这是当时的标准做法），六个主攻团在二十分钟之内至少向面积不过一万平米的杨围子内线阵地抛射了上万公斤的炸药——这也就是国民党兵所称的“没良心炮”。
显然，“没良心”的称谓是带有抱怨情绪的，但按照蔡智诚的说法，他们反感的倒不是“飞雷炮”的惊人效果，而是不满于这种武器的战场使用方式。
发明“飞雷”的当然是个很聪明的人，但这种“大炮”的设计思路其实是和近代武器的发展原则相违背的。因为第一，炸药包炮的射程很小、精度很差、使用寿命很短、操作的安全性也很不可靠，无法成为固定有效的打击手段；第二，这种武器的爆破方式非常原始，弹药消耗量极大，作战效能并不合理；第三，实施“飞雷”攻击的时候，大量的炸药包都堆积在发射阵地上，一旦遇到敌方的炮火逆袭就没有生存的可能，战场风险太大。因此，如果反过来看，使用“飞雷炮”就需要具备相当多的前提条件，首先，本方的军需物资必须十分充沛，可以不考虑弹药的消耗量。而且本方的兵力和时间也必须十分充足，可以把军事工事推进到距敌一百米以内，并建立起安全的发射场；其次，敌方的阵地必须被围困在一个狭小的区域之内，目标固定而且集中，并且敌方必须不仅无法使用炮兵进行反击、同时也必须没有能力进行步兵逆袭……可想而知，一旦战局出现了这样的态势，战场双方的胜负其实早已经确定了，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却还要继续采用高密度的毁灭性打击手段，那的确是够“狠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