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哼！随便你怎么吹，反正老子坚决不跳第二回了”，蔡智诚拿定主意不再冒充好汉。.17
“瞎讲，我才没有搞错呢，太阳就是在这边……”。旁边的几个老婆孩子也纷纷为陈丽君担保作证，那轮红日确实是从船的右舷升起来的——顿时，蔡智诚的胸口象是被什么东西猛然堵住了一样，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他连衣服也来不及穿，拎起披风就冲上了甲板——果然，轮船已经掉头，没有驶往南面的福建，而是转向了北方。
舱外站着一群神情紧张的士兵，从前甲板上传来一阵阵聒杂的吵闹声，有几个军官似乎想从坦克舱里往外面爬，而督察队员又使劲地把他们往下面推，双方就在舱口那里争斗起来。一位腰间插着两支手枪、胯间吊着两支信号枪、手里一杆冲锋枪、浑身上下披挂得象是“西部牛仔”一般的中尉正声嘶力竭地狂吼着：“都给我回到船舱里去！”
“回到船舱去！”，船舷上的督察队员们也跟着喊叫起来。
“发生兵变了……”，蔡智诚的心里一阵慌乱。还没等他判断清楚形势，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就把他赶回了船尾的客舱。
客舱里，姜键正在给母亲削水果，老太太晕船，头疼得厉害。
蔡智诚附在他耳边报告说：“团长，不对劲，轮船掉头向北了”
姜副团长点点头：“我知道，上峰有命令叫我们去青岛”
“去青岛？美国海军都撤回来了，还去那里做什么？再说，你们去青岛，让我们这些人怎么办？”
“不知道，反正有命令叫这条船改航就是了”
姜键的样子显得很不耐烦，可蔡智诚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含混的理由。他又跑到客舱尽头的船员铺位去找报务员应书标。那时候，轮船上的报务人员都是由军统指派的，相对比较“可靠”一些。据应书标说，伞兵从昨天晚上就接管了“中字102”的驾驶舱和电台室，说是有命令要改道青岛，全船实施战备航行，并且关闭了灯光和无线电通信，正在当班的顾庚源大副和他这个报务员都被撤换掉了。
“去青岛的命令是谁下达的？核实过没有？”
“不清楚”，应书标回答道：“我正准备跟招商局联络，伞兵的通信官就把电台的真空管拔掉了……”
“现在开船的是什么人？”
“林船长在驾驶台操舵，伞兵另外派来了两个人，一个负责领航、一个管轮机舱”
蔡智诚立刻醒悟到，“伞兵派来的那两个人”肯定就是中华海员工会的白力行和武成迹。这样看来，轮船转向的起因多半与团长刘农畯有关，但究竟还有多少人介入其中却难以判断。客舱里的姜键副团长态度暧昧、而一营长钟汉勋和二营长杨鹤立又都是刘农畯的湖南老乡，想来想去就只有住在外面甲板上的团附（参谋长）李贵田和三营长李敬宾还能够指望了。
可这时候，船尾客舱与外界已经无法进行联系，舷梯上架起了重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正直指舱门，一个身高超过一米九的壮汉双手叉腰守在那里，怒目圆睁、威风凛凛，就象是门神一样。
舱室里的乘客此时也已经猜到外面正发生着什么不寻常的事情，陈丽君紧紧地攥住蔡智诚的衣角，丈夫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好象生怕他一时冲动惹出什么祸来。内心十分惊慌的蔡智诚此时也不得不在表面上强做镇静，22兵团通信队的吴学挺队长跑来探问“兵变了怎么办？”，他还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安慰说：“不要怕，船上有那么多伞兵，中字102绝对成不了重庆号”。
直到这时，蔡智诚依然对局势的“好转”心存侥幸。他觉得军舰的哗变原本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伞兵部队的文化素质高、政治要求严、待遇条件好，长期以来都以“党国精锐”自居，附和叛乱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甲板上负责弹压的那几个军官明显都是刚入伍不久的新人，既缺乏威望也缺少经验，只要出现合适的机会，船上的局面就极有可能发生逆转。
临近中午的时候，舱面上突然传出一阵嘈杂的声音，听得出是有人在厮打，还听见有人在喊叫：“团长！我们要见团长……营长，营长在哪里？”，蔡智诚连忙回头向舱内望去，却见姜键、钟汉勋和杨鹤立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丝毫也没有准备回应的迹象。没过多久，甲板上又传来一连串枪响，外面的一切就平静了下来。
下午三点，几个督察队员进入客舱搜缴武器，姜键这时也站起来要求大家交出各自的佩枪。蔡智诚这才终于确认大势已去，他看了看官员家眷们惊惶的面容，再看着自己妻子的无助的眼神，只好象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摸出手枪、递到了昔日的长官的手里。
事已至此，轮船上原本十分紧张的气氛反而平静了下来。交出武器之后，客舱里的军官陆续被喊出去开会，下午五点左右，蔡智诚也被人带到了会议室里。
所谓会议室其实就是舰桥上的军官餐厅，餐厅门口的一边站着团部连连长刘锦世，另一边站着排长孟虎（就是那个身高一米九几的大个，他是华野敌工部的人员）。
从船尾一路走来，蔡智诚已经可以大概判断出兵变的内情——副团长姜键以及一些营长连长两手空空、表情木然，在督察队的监视之下显得无可奈何，而在舰桥上站着的伞兵军械处主任陈家懋和伞三团团附李贵田则是全副武装、喜形于色，分明是这次事件的组织者。
前甲板上，通往中舱的跳板已经被收了上来，几挺重机枪对准了舱门口，底下的两千多号人马别说是只有空枪没有弹药、就是装备齐全也很难冲得上来。
（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得比较清楚。LST—1型坦克登陆舰的坦克舱有两个出口，前舱门在航行期间是不可能打开的，另外还有一个向上的舱门通往甲板。这个上舱门的通道是一块活动跳板，放下来的时候可以让舱面的汽车直接开上沙滩，但如果收回去以后就隔断了中舱与甲板之间的联系——除非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特务连的官兵，一般人是爬不上去的）
会议室里坐着团长刘农畯，另外还有伞三团的副官姚家铖（刘农畯的表弟）、书记官黄牧农（刘农畯的妻弟）和伞兵军械处的政训员王独慎（刘农畯的同乡同学）。而主持会议的则是那个带着两支手枪、两支信号枪和一杆冲锋枪的“西部牛仔”，蔡智诚后来才知道他叫周其昌，表面是通信连的中尉技术员，实际上是上海地下组织派来领导起义的支部书记。
餐桌上摆着一份由黄牧农起草的《起义宣言》，宣言的底下已经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字。刘团长说，在广大爱国士兵的强烈要求下，伞兵三团和伞兵军械处的军官已经联名宣布起义（二营副营长孙家驹、一营特务连长杨绳武、三营特务连长李国平等人在骚乱中被处置，没有在起义名单上），“中字102号”的船员在得知喜讯之后也表示响应，现在还要看看其他人有什么态度。
这时候的吴学挺和蔡智诚还能有什么样的态度？当然是坚决拥护起义。
不过，吴队长提出他们通信队（只有二十多个技术人员）的家眷都在台湾，为避免牵连亲属，是否可以不参加公开的签名？蔡智诚也表示自己所护送的都是些平民，他这个“专员”签的字并不能代表大家的意见，希望能回去商量一下再说……好在刘农畯等人似乎并不在乎蔡智诚和吴学挺是否愿意签字画押（“中字102号”的船员也没有签字），他们只是再三强调各单位必须严格纪律，不能发生骚动、不得向过往船只和飞机发信号，倘若出现违规情况，带队的人要负连带责任。周其昌书记并且着重申明：“这条船上有五百多名共产党员，船上还安装了几十吨高爆炸药，谁敢反抗必将自取灭亡！”
于是乎，蔡智诚只好回到客舱里向大家宣讲共产党的政策、并担负起了维护秩序的重责。在那些国大代表和家眷们的眼中，他这个“专员”已经摇身一变、俨然成为了起义者的代表——可天地良心，这时候的他甚至连轮船的目的地究竟在什么地方都弄不清楚呢！
在“中字102”上，由蔡智诚负责护送的四十五个人来自于八个家庭，他们都是国民党立法院长刘健群的幕僚。刘健群是贵州人，祖上在遵义城里开鞋帽铺，与蔡智诚家是街坊，刘院长本人当然没有卖过鞋子或者帽子，他从贵州法政学校毕业后就给何应钦当秘书，后来又帮蒋介石搞复兴社和“三青团”，虽然官越做越大，但从根子上讲还是老何的弟子，他在立法院的这帮幕僚其实也属于何应钦的门下。
四十五个人中资格最老的要属“国大代表”张志韩。张志韩是贵州贵阳人，北大毕业，曾经当过福建省政府秘书长，还是贵州大学和贵阳医学院的创始人，称得上是学问渊博、见多识广。按照他的观点，手握兵权的人临阵易帜总是有利可图的，比如抗战时的伪军将领无论投蒋还是投共都不吃亏，反正到最后受审判的全都是手无寸铁的政客文人。现在的伞兵团长有本钱去学傅作义，22兵团通信队也有军需物资可以做见面礼，惟独“国大代表”毫无价值，除了被枪毙就不会有啥好下场……听他这么一说，周围的男女老少立刻慌了神，有的嚎啕大哭有的干脆昏厥过去，客舱里顿时乱成了一团。
蔡智诚也弄不清张志韩讲的是真是假。这时候的他反驳不是赞同也不是，只好捧着伞兵发放的《起义宣言》，一遍又一遍地念：
“我们是有着高度政治认识和热情勇敢的知识青年，对于当前的局势和今后的革命发展了解得很清楚。压迫和残害人民的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经走向日暮途穷，它的残暴黑暗统治就要垮台了，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在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下即将普遍地建立起来，全国人民马上就要沐浴到光明的阳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应立即投入到革命的怀抱中去。我们在中字102号登陆艇上效法肇和兵舰以及重庆号军舰，为投入革命的阵营而起义。每一个同志要拿出最大的力量来，加速革命的早日胜利，完成时代给予我们的使命”
与此同时，伞三团的刘农畯团长也在喇叭里发表讲话：
“我们正向解放区前进，即日就可到达。解放区的人民已在热烈地欢迎，我们将成为新中国革命伞兵的基干……我们必须这样做，这样第一是不愿意大家做国民党反动战争的炮灰，第二是为了拯救千千万万被国民党苦坏了的同胞。我个人牺牲一切毅然地来领导大家起义，我可以用人格担保各位前程的远大……各位家眷的生活请不要顾虑，我们负责妥善地照顾，各位的私人财产和物品，我们负责保护……”
这样反复地宣传了好长时间，轮船上的情绪才逐渐平静了下来。
夜深了，但蔡智诚却还不能够有片刻的歇息。
整整一天，“中字102号”都没有给乘客们供应食物。饿肚子的办法对抑制士兵的过剩精力或许有所帮助，但国大代表和家眷却忍受不了，这帮家伙平时都是舒服惯了的人物，如今连饿带渴、再加上晕船和害怕，立刻就病倒了好多。原本就十分拥挤的船舱现在又变成了病房，倒霉的蔡专员只好硬着头皮充当护士，一趟接一趟地跑上甲板找开水、找食物、找医生。
甲板上的气氛非常紧张。子夜过后，“中字102号”与上海方面的联系的已经中断了24小时以上，招商局和港口司令部肯定已经知道这条船出事了，极有可能派海军和空军进行搜索拦截。
晚上12点，船上的雷达发现一个由北向南移动的目标，作战室主任胡爱华（原伞三团通讯连连长，起义后被提拔为营级干部）弄不清那是个啥玩意，急忙找22兵团通信队的专家来帮忙“分析诊断”。可22兵团的“专家”全都是陆军，对海军的东西也不内行，他们只看出雷达上的影子应该是从青岛方向开过来的军舰，航速在20节左右，预计4小时之后将与本船发生接触，但至于是两艘小炮艇还是一艘大兵舰就不能确定了。
“中字102号”的舱面顿时大乱，刘农畯指挥部下把原本捆扎成一堆的迫击炮全都拖了出来，这里安一门、那里装一门，摆出准备大干一场的架势。蔡智诚虽然也帮着搬运炮弹，但他心里却觉得这样的举动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当时，负责巡弋青岛至上海沿线的是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如果来的是两艘小快艇，他们根本不敢招惹4000吨级的LST登陆舰，所以“中字102”装不装迫击炮都无所谓；但如果来的是艘大军舰，那就肯定是“长治号”——因为第一舰队的大船中只有“长治舰”的速度能够达到20节——早先在普陀岛军演的时候，扮演“炮兵司令”的蔡智诚曾经用排炮打过长治舰。虽然当时的裁判部很不公平，不仅宣布“蔡司令”的射击无效，而且还反过来让“长治”把“岸炮阵地”掀了个底朝天，但小蔡却因此对这艘军舰多了几分关注和了解。他知道，“长治舰”的个头只有“中字102号”的一半，但马力却是LST的三倍、速度是LST的两倍，并且装有三门120MM主炮（前二后一），是第一舰队中航速最快、火力最猛的战舰，象“中字号”这样的“Large Slow Target” (慢吞吞的大靶子)，无论加装多少门迫击炮也不是它的对手。
雷达发现目标之后的那四个小时是起义人员最紧张的时候。蔡智诚不断地往返于甲板和客舱之间，一边维持着船舱里的秩序、一边暗自祈祷着从北方而来的目标只是快艇而不是“长治”。
“中字102”实施了灯火管制，客舱里的男女老少在一片漆黑中鸦雀无声，就连病号们也趴在床上竭力压抑住呻吟，仿佛每一次喘息都有可能惊动那艘遥远而可怕的军舰。
蔡智诚紧紧握住妻子的手，彼此间可以听见对方的心跳。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悄悄对自己的爱人说：“等逃过这一劫，我们就回家，一起喂金鱼、养兰花，再也不出门乱跑了”……女人的脸上立刻现出了幸福的笑颜。
凌晨4点，雷达上那个恐怖的目标从“中字102”东面约十海里处相向驶过，没有做出任何的敌对动作。甲板上响起了一阵轻快的掌声，蔡智诚也跟着鼓掌，但此时，他的心里除了如释重负的愉悦之外，却又突然生出了一丝淡淡的忧伤。
4月15日4时20分，“中字102”转头向西，驶往大陆。就在这个时候，22兵团通信队的一个姓翁的军官却突然跳了海。那家伙是广东人，蔡智诚不知道他的游泳水平到底有多高，也不清楚他跳海的目的是想追上那艘高速行驶的军舰还是想直接游到台湾去——反正船上的人都认定这小子绝对是必死无疑。轮船没有做片刻停留，径直就开走了。
事实上，直到4月18日新华社发表伞兵三团的起义通电之前，国民党军方对这支“嫡系精锐”的忠诚度始终没有产生过怀疑。在与“中字102”的联系中断之后，港口司令部的判断是“船舶遇险”，招商局花钱租了陈纳德公司的飞机在海上来回寻找，搜寻的范围也只是在上海至福州之间，根本就没想到要到北边的海面瞧一眼。
PS：据事后分析，4月15日凌晨从青岛驶往上海的那个“可怕的目标”应该是英国的“伙伴号”（Consort）军舰，当时正在执行撤侨任务。这条1946年下水的新型护卫舰比“长治号”的吨位更大、速度更快、火力更强，只不过，它能把蔡智诚们吓得够戗，却在解放军的面前成了草鸡——仅仅5天之后，第三野战军的一通炮火就把它揍得死伤惨重（紫石英号事件），西方兵舰随意进出中国航道的历史也自此被共产党人彻底终结。
转头向西之后，“中字102”开足马力，笨重的船身在巨大的轰鸣声中被震得不停地颤抖，登陆舰的速度提高到了11节。
清晨6点，一座美丽的小城透过淡淡的薄雾进入了大家的视野。虽然没有谁宣布这个港口的名字，但多数人的心里已经猜到那就是连云港，是共产党控制下的解放区。
甲板上拉响了汽笛，舰桥上也发出了旗语和灯光信号，船舶平稳地驶向目的地，起义的人们聚集在船头，好奇地眺望着远处房顶上迎风飘扬的红旗。
但就在这个时候，岸上的机关枪突然响了。曳光弹从港口的阵地上飞出，有的掠过甲板的上空、有的击打向舰舷，在钢板上撞出一串串火花。这突如其来的弹雨使“中字102”陷入了慌乱，轮船剧烈地晃动着，在海面上扭起了S形，通信兵一个劲地打旗语、闪信号灯，号手把“敬礼号”吹得震天响，可岸上的重机枪却并没有停息，依然把密集的子弹泼洒了过来。
“妈的，上共军的当了！弟兄上炮位，跟他们打呀！”，有人狂呼着奔向迫击炮。
“谁都不许反抗！谁反抗就打死谁！”，督察队立刻封锁住甲板和舰桥。刘农畯团长也在扩音器里喊：“大家不要慌，这是误会，这是误会……”
很快，人们就发现了误会产生的原因：船尾的桅杆上，一个不知名的水手正在玩命似地向上悬挂国民党的国旗。一面、两面，还没等他升起第三面，督察队员就冲了上去。
于是，青天白日旗被降下了，换成了一幅白色的床单。
岸上的枪声也停了。上午七点，一只小船送来一位身穿便衣的共产党干部，甲板上的伞兵军官列队向他敬礼，至此，“中字102号”起义终于宣告完成。
连云港，当时的名称叫“新海连特区”，它由连云市（今连云港市连云区）和新海市（今连云港市新浦区和海州区）组成。“中字102号”靠港之后，武器和物资装备存放在连云，伞兵部队集中在海州，而蔡智诚和国大代表们则被安排到了新浦镇的天后宫。
天后宫原本是一座祭祀海神的大庙（现在已经拆了，改建为连云港新埔区委的办公楼），当时庙里已没了香火，天后娘娘的身体也断成了几截，供奉菩萨的殿堂就成了蔡智诚们的临时居所。
这居所的“管事”是个四十来岁黑脸的汉子，性格内向。他一声不吭地扫房间、搭地铺、烧开水，自始至终都埋着头，等到大家都洗漱完毕、安顿下来了，才又闷闷地问了一句：“杀过没？”（当地人把“吃”叫做“杀”）
“还没呢，能不能麻烦老兄你煮点大米稀饭？”
“嗯呐”
没过多久，厨房送来了面条和凉粉。
新浦凉粉的味道不错，但大家却“杀”得提心吊胆。住在这破败的大庙里，望着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地铺，国大代表和家眷们都弄不清自己的身份到底是客人还是犯人。
房门没有上锁，“管事”也不再露面，庙廊外时不时的有人进进出出，有的扛枪有的空手，全都衣着朴素、行色匆匆，看不出是做什么的。神殿里的男女老少围坐在地上忧心忡忡，张志韩先生拍着供案直叹气：“哎呀哎呀，恐怕是遭软禁了”
到底是不是受到了关押，恐怕要试一试才能知道。
蔡智诚硬着头皮走出配殿，先在院子里伸了伸懒腰，发觉没有人干涉，然后再溜到大庙的门口瞧上一瞧。看见四周围并没有岗哨，只有那位“管事”正往墙上刷标语，于是问道：“老哥，我们可以出去走走么？”
“嗯呐。这边是前河，那边是后河，中间是蔷薇河”，中年管事木无表情地指示着道路，丝毫没有阻拦的意思。
——原来大家还是自由的！天后宫里的人们顿时松了口气，欢呼一声，全都涌上了街头。
新浦、海州和连云三镇的历史其实正体现了沧海桑田的过程。清朝嘉庆年间，新浦还是一个“新兴的海港”，到了民国时候，随着泥沙堆积、海岸东移，海港已经跑到了新近出现的连云一带，而逐渐“变老”的新浦则退缩成为了内河码头。
新海连三镇是未经过战斗就顺利解放的，所以城市中的设施并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码头上樯橹云集，来自山东半岛的粮食、来自运河两岸的木材以及出自本地的食盐和豆料堆积在货场上，一片熙熙攘攘的忙碌景象。
新浦这里属于盐碱地质，四周围连一棵树也见不到。当地除了大量产盐就只能种豆子，所以这里制造酱油的作坊特别多，安徽式、江浙式、广东式、山东式……各种风味的酱菜园应有尽有。
在新浦大街上逛一逛，开张的店铺不过三分之一，大部分商人都不晓得跑到哪儿去了。镇上最显眼的就是共产党开办的“北海银行新海连支行”，那里正在推广刚刚发行的人民币（老版人民币），银行门口的通告上写着兑换的比例：一元人民币等价于三元“中州钞”（中原解放区中州农民银行）、一百元“冀钞”（华北解放区冀南银行）、一百元“鲁钞”（华北解放区鲁西银行）、一百元“北海钞”（华北解放区北海银行）、一百元“华中币”（华东解放区华中银行）、一千元“边币”（晋察冀边区银行）、两千元“西北币”（晋绥边区西北农民银行）、四万元“陕甘币”（陕甘宁边区银行）……
几位好事的太太小姐跑进银行里询问“金圆券对人民币怎么换？银圆又怎么换？”，工作人员回答说，金圆券的限额兑换在各个解放区只开展三个月的时间，新海连特区已经停止了这项业务，但银圆却还是可以兑换的，一块银元换一百元人民币。蛋蛋女士突发奇想，用袁大头把各种式样的共产党钞票都换了好几张，钉成了一本就象连环画一样，大家看了都觉得挺好玩（当时人民币的最大面额是100元，一万和五万的大钞还没有发行）。
银行的布告上面有一项内容：规定国营企业、机关、部队以及合作社的现金都必须存入银行，而且限定共产党干部私人储蓄的最高限额是人民币五万元，超过的部分就必须交公。这个规定让围观的“国大代表”们十分诧异，有人认为共产党推行共产主义、废除私有制，这样的做法正是其政治奋斗的目标；也有人不大相信共产主义，觉得这只是一纸空文不可能得到实施，“有人类就会有奋斗，奋斗的结果无非是破坏旧有的不平等再创造新的不平等。均贫富的社会其实不合理，合理的社会应该有合理的生活差异……”
然而在新浦，“不平等更合理”的理论似乎很难成立，因为解放区的民众正以实际的行动证明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力量。
当时，新海连特区的农业水平很低，居民的粮食全要靠外地输送，各行各业的工资薪水也经常用小麦来结算。为了减轻政府的负担，新浦的民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起了“勤俭节约运动”，机关干部、部队战士、学校学生、码头工人纷纷从自己的嘴里省下口粮，无偿地捐献给社会。街道上贴满了倡议书、决心书，全都表示只吃粗粮不吃细粮、或者一天只吃一顿饭，“新海连建国学校”原定每个月发放一万斤粮食，师生们先是主动减掉了一半，后来又决心减到三千斤。国大家眷们围着大字报议论纷纷：“哦哟，那不是只剩下半饱了么？”——可蔡智诚却从中领悟到：正是有了这后方的“半饱”，淮海战场上的解放军才能够有那么多的包子和馒头；也正是由于后方的肠肥肚满，双堆集的黄维兵团才不得不啃食马肉——战争的胜负，其实早在这远离硝烟的集镇上就已经决定了。
新浦一带不产粮食，但海产品却多得很，小贩们挑着螃蟹和鲜鱼沿街叫卖，一块银圆居然能买到三十多对对虾，这可把大家高兴坏了。一帮家眷再也顾不上逛街（本来也没什么可逛的），女人们先是疯狂地采购了一番，然后就拎着大筐小篓跑回了天后宫。
鱼虾螃蟹很快就煮好了，扑鼻的香气充满了整座大殿。这时候，天后宫的“管理人员”也在吃晚饭，陈丽君看见一帮老兵就着咸菜啃窝头的样子很可怜，于是就好心地端着一盆海鲜送了过去，可谁知道，才过了没一会，她又抱着盆子回来了，而且哭得梨花带雨、好不伤心。
原来，蛋蛋女士遇上了那位性格内向的中年“管事”。一瞧见菜盆里的鱼虾，原本正蹲在地上啃窝头的汉子就气哼哼地站直了身子：“里中么嗲（你这是要做什么）？”
蛋蛋好不容易才弄明白对方的意思，连忙笑着回答：“请你们尝尝鲜”
“喔莫要！帮特拌出切（把它拿出去），什么玩意？※☆◎＃＠＆＊！！！……”
虽然听不懂人家吼得是什么，但一看那暴跳如雷的架势就知道不会有啥好话。可怜的蛋蛋女士哪里遇见过这般阵仗，立刻被训斥得痛哭流涕，最后只得满腹委屈地落荒而逃。
俗话说，巴掌不打送礼的。你愿意啃窝头没啥关系，可也用不着这样打击送海鲜的人吧？一帮“国大家眷”顿时觉得忿忿不平，纷纷慷慨激昂地发表着各自的高见：
“那黑脸大汉肯定是来监视我们的看守，他是怕我们在菜里面下毒！”
“死牢头！好心当做驴肝肺，一辈子只能啃窝头！”
……
晚饭过后，天色渐渐黑了，可天后宫里的人不但不见少，反而越来越多。一群群身穿粗布军装的男女从外面跑进来，有的忙着啃干粮，有的忙着洗脸洗衣服，有的在院子里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有的则点亮油灯看书写东西，还有人在戏台上（天后宫内有个办社戏的木头台子）和房檐下铺麦草，显然准备在那里过夜。
蔡智诚莫名其妙地打量着这群男女，心里猜测着这天后宫究竟是什么地方？这些人又是什么身份？而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有两个人推开了配殿的房门。
来人穿着与其他人完全一样的粗布军衣，脸上也同样带着几分营养不良的清瘦和苍白。但他俩的神情举止却充满了与众不同的自信和从容，一见面就热情地拱手招呼：
“各位好！新海连的军民欢迎大家来到解放区！”
随着一阵热情的寒暄，两位中年汉子微笑着出现在大家面前，前面的一个三十左右，后面一个五十出头。经自我介绍之后才知道，比较年轻的那位名叫谷牧，是新海连地区特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而年长一些的则是特委副书记、特区专员李云鹤。
这两个人的突然出现让国大代表们很是吃了一惊——经过多年的宦海生涯，人们早就习惯了地方要员的颐指气使和奢侈排场，并且也知道，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全国的共产党人实在有太多的理由可以摆出获胜者的威风，所以大家在心理上都已经做好了“忍辱负重”的思想准备。但出乎意料的是，眼前的书记和专员却显得十分简朴平和，不仅身后没有警卫跟班，而且都穿着与普通士兵相同的粗布军服，风尘仆仆、面带倦容，如果不是言谈举止中透露出的那一种与众不同的自信和从容，真还看不出他俩就是当地的“父母官”、是这数千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最高官员。
乍然相见，天后宫配殿里的人们略有几分紧张。张志韩先生首先对解放区军民的宽容接待表示了感谢，然后又介绍了身边的国大代表以及家眷，并且着重强调：“我们都是文人出身的参政议员，并非是挑拨内战的军阀”。
谷牧书记笑着回答：“很好很好，我们也是文人出身，我们也没有挑起内战”。
双方开怀大笑，现场的气氛顿时轻松了下来。
PS：谷牧曾经是北平“左联”浪花文学社的骨干，笔名“牧风”（当时与他齐名的是《天山景物记》的作者碧野），而李云鹤则当过《黎明周刊》的主编。
随后，双方的谈话就变得十分融洽。共产党的书记和专员向大家介绍了解放区的政策，国大代表也就关心的事项提出了各自的问题。
谷牧说，新海连地区解放后，人民政府没收了以聚安公司（刘峙的企业）为代表的反动官僚资本，但对其他合法的私营产业还是积极保护的。对于这样的说法，张志韩表示了怀疑：“我们在街上看过，三分之二的店铺都关门了，那是怎么回事？”
李云鹤专员解释说：新浦区有上百家私营企业，由于物资匮乏，也由于群众对人民币还没有建立起足够的信心，所以在部分行业中还存在着囤积商品、哄抬物价的情况。为此，政府开办了物资交易所，事先约定物价和手续费的标准，并要求大宗的买卖必须在规定的地点公开进行，于是许多从事批发业务的商号就只好关门、转到交易所去做生意了。这样的办法虽然使市面显得冷清了一些，但正常的商业活动却并没有停止。
“这是特殊形势下稳定市场的特殊办法，今后还会做相应的调整”，谷牧书记补充说：“你们也可以到交易所去看一看，希望能提出更好的建议”。
“共产党政府准备拿我们这些人怎么办？”有国大代表提问。
“那要看你们自己的态度”谷牧回答：“人民政府的方针是：革命自愿，绝不强求，加强教育，广交朋友，是去是留，给予自由。不过我倒希望你们先到各处去看一看，了解情况之后再做决定”。
“你们对旧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如何处置的？”
“愿意回家的悉听尊便，愿意留下的全包下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一讲团结二讲改造，那怕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也决不抛弃决不歧视”。书记和专员的答复非常明确。
就在这时候，有人敲门。一位小伙子探头进来问：“刚才被气哭的是哪位女士？我们司令员要向您道歉”
司令员？陈丽君莫名其妙地跟了出去，没过多久又回来了，依旧是一脸迷茫的神情：“哎呀，刚才骂我的那个人不是牢头呀，他是新海市的警备司令”
“哎哟，是司令哟，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一群老婆们关心地问。
“他说对不起，还说了什么……没有听懂”
“我们司令员已经在党小组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刚才又当面向这位女士赔礼道歉了”，送陈丽君回来的小伙子在旁边进行了说明。
“他的道歉我明白了。可他先前为什么要生气，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蛋蛋女士依然满腹疑惑。
“嗯……你们这些上海女士……涂口红，戴耳环，衣服露胳膊露腿，而且还洒香水涂雪花膏”，那小伙子挺尴尬地解释说：“我们司令员看不惯，说那些是哇呜呱唧的鬼东西，鼻子里喷香心里头瓮臭，搞得人很头疼……”，配殿里顿时哄堂大笑起来。
（这位司令员的名字就不必说了。他后来担任了上海民航局的领导，真不知道刚进大上海和刚遇见空姐的时候，这位游击队长出身的老革命会是个什么样的表情）
大家都笑了，但谷牧的脸上却没有露出笑容。“我们过去的工作重点在农村，但从现在（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起，工作中心就要从农村转向城市。我们的党和军队必须学会管理城市、学会团结工人阶级，也必须学会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但我们的一些同志，甚至包括这位司令员同志却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就害怕麻烦，不乐于团结其他阶层的人士，这是一种不了解当前形势任务的狭隘思想，是一种束手束脚的工作作风，是必须加以克服和改进的……”
见书记说得如此严肃，在场的各位反而不好意思起来，纷纷劝解道：“其实司令已经很好、很给面子了，他帮我们扫地、烧开水、准备饭食，做了不少下人才做的事情，先前我们还以为他是个招待员呢，真是失敬失礼”
“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一贯宗旨，做招待员也没有什么失敬的。我们这些专员、司令员、警卫员、通讯员、勤务员都是人民的服务员。革命工作只有尽责与不尽责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那天晚上，天后宫里的许多人都没有睡好，蔡智诚也是如此。这时的他已经知道谷牧书记和李云鹤专员就住在自己的隔壁，也知道眼前这座破败的大庙其实不是羁押犯人的狱所，而是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官邸”。
这场景使他想起了徐州的“花园饭店”。那也是一座官邸，但在那里面来来往往的国民党官吏却和眼前的共产党人有着天壤之别，无论是奢侈的吴化文还是节俭的王耀武，无论是傲慢的邱清泉还是内敛的高吉人，官员们的嘴里除了“总裁”就是“党国”，从来就没有人提及过“为人民服务”的概念。
听谷牧书记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服务员。那“服务员”的称号与自己这个国民党考试院核准的“六级荐任公务员”相比，实在很有意思——公务员的资格来自于公权，倚仗的是权力，所以会有等级之分；而服务员的资格则来自于理想，倚仗的是信念，这样的理念原本就是最高尚的道德境界，所以没有等级之别。公务员效忠领袖、对政府负责，由法律赋予其力量，这样的力量是受制约、有限度的；而服务员效忠人民、对社会负责，在服务人民的同时从人民中间获取力量，这样的力量是源源不绝、不可抗拒的，也只有这样的力量才有可能成为改变历史的真正动力。
只是，要靠什么样的政治机制才能保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有效运转呢？蔡智诚觉得很好奇。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和其他人一起赶到新海连建国干部学校，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新民主主义讲座”。
讲座由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主持，讲授的内容主要有国际国内形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共同纲领”等等。蔡智诚很认真地做了笔记，国大代表们也听得十分专心。新海连特区社会部长苏羽（后任辽宁省委书记、安徽省委书记）在讲解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时候说到“小资产阶级不能担任领导，知识分子也要改造自己、向工农学习”，一贯自视甚高的张志韩先生顿时很不服气，当即要求上台发言……从这以后，原本是“一言堂”的政治讲座就变成了他们两个人的哲学辩论会。
陈丽君没有旁听“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大辩论”，她跑去参加义务劳动了。
当时，刚解放不久的新海连地区百废待兴，其中最亟待恢复的就是电厂和铁路。新浦镇早在1925年就通了铁路，但自从1946年以后，陇海路东段受到国共双方军队的反复破坏，被弄得支离破碎、几乎荡然无存，整个新海连也因此变成了陆路交通的“孤岛”。解放以后，共产党号召修复铁路、发展经济、支援革命战争，解放区的军民立刻积极响应起来。由于工程浩大、缺钱少物、困难很多，新海连的群众就主动捐献工具、器材和木料，并自带家什参加义务劳动。一时间，建设工地上人声鼎沸、歌声嘹亮，修路大军挥锄扬镐，男女老少川流不息，其浩大的声势使国大家眷们也受到了感染，情不自禁地参与其中。
（PS：陇海铁路的连云港至徐州段于49年5月恢复通车）。
蛋蛋女士一大早就去了工地，到傍晚时候才收工回来。她没有穿旗袍，原本日常必备的耳环项链和口红香水雪花膏也全都没有了踪影。忙碌了一天，女人的脸上却丝毫不显得疲倦，满嘴里唱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手舞足蹈、蹦蹦跳跳，眼神中焕发出喜悦兴奋的光芒。
“今天去抬铁轨了？”蔡智诚好奇地问。
“没有，我当了宣传员！”
原来，蛋蛋先是在工地上砸了个把小时的石子，这任务对她而言显然是过于艰巨了，于是很快，她就又找到了另一项工作——帮宣传队写标语。
陈丽君是谷正楷的女弟子，也就是说，为慈僖太后题写“颐和圆”匾额的严寅亮就是她的师爷，因此她的楷书水平至少在修路工地上是首屈一指的。“陈书法家”自出生以来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参加过社会工作，也从没有机会展现过自己的才能，这下可好了，眼瞧着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耳听着激扬豪迈的口号歌声，她运笔如飞，在纸上写完了在布上写、在布上写完了在墙上写，革命的热情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内心里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成就感。
“告诉你，连谷书记都表扬我的字好呢（谷牧的字写得也很不错），行署的人还邀请我参加革命宣传队”
“哈哈”
“参加宣传队就算参加革命了，今后我来养活你”
“哈哈哈”
……
晚饭后，新海连特区工商部的许国祥部长来到天后宫，跟大家一起核对存放在“中字102号”上的私人财物、并商量相应的处理办法。
船上的货物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从古董到药品什么都有。属于蔡智诚的东西主要是一百二十匹细布和一百八十捆棉纱，这是他在中纺公司当特派员时搜刮到的不义之财，这类东西当然无法再转运到别处，唯一的方法是就地变卖、把体积庞大的棉布换成别的东西。
许部长提供了当地交易所的物价表。从行情上看，一匹细布在新浦相当于300斤小麦、一捆棉纱价值180斤麦子，蔡智诚可以选择把手里的布匹换成人民币，也可以兑换成粮食、油料或者其他货物，在交易所里做买卖。
“我的天，好几万斤小麦，这可怎么办？”当初在上海滩搜刮这些物资的时候，蔡智诚曾经打算把它们换成美钞或者黄金，可没曾想搞到最后居然会变成了一大堆粮食。
“修路工地上的人，吃的都是黑豆窝头呢”，妻子在旁边幽幽地说。
“你的意思是……把这些粮食都捐献给他们？”
陈丽君认真地点点头。蔡智诚不禁乐了：这共产党还真是厉害，才一天的工夫就培养出了一个公而忘私的积极分子。
自从在工地上写了几幅标语，蛋蛋女士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她从行署的那帮小青年那里借来一本《宣传员手册》，趴在油灯下认真揣摩着其中振奋人心的口号，好象真的很希望把这项革命事业进行下去似的。
只可惜，尽管陈丽君愿意留下来继续革命，但革命队伍却对她另有安排。
4月18日上午，新海连特区的领导再次会见国大代表及家眷。谷牧书记这一次没有再讲“愿去愿留”的方针，而是直截了当地表示：人民政府将在近期内安排大家返回国统区——这突如其来的决定让在场的人们都感觉十分意外。
事情是这样的：1949年的4月中旬，正是国共和谈即将水落石出的关键时刻。4月16日，国民党代表黄绍竑和顾问屈武携带着草拟完成的《国内和平协定》由北平飞往南京，国民政府签约的最后期限是4月20日。而就在这时候，七位国大代表却因为坐上了伞兵起义的轮船，被稀哩糊涂地弄到了解放区，这极有可能让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莫须有的借口，从而给谈判的结局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其实，国共双方早已对谈判破裂的结果有所准备，并且都做了下一步的打算。当时，国民党方面参加和谈的主要是同意“无条件投降”的张治中派以及主张“有条件投降”的李宗仁派，而在没有参加谈判的派别中，蒋介石和阎锡山等死硬派的态度是既不投降也不合作，可何应钦派则表示愿意建立联合政府、主张“有条件的合作”，这样的立场虽然与共产党的要求还相距甚远，但毕竟可以作为分化瓦解的重要目标，因此，何应钦也就成了当时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
被伞兵带到新海连的这些个国大代表都属于何系的人物。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与其让他们留在解放区接受革命教育，倒不如送回国统区发挥统战作用更有意义一些。于是，从4月18日这天起，蔡智诚们的身份就从“和平起义的参加者”变成了“访问解放区的客人”。当天，他们出席了伞兵起义的祝捷大会，观礼了伞三团发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致敬电（毛泽东主席很快回复了贺电），并且还观看了由地区文工团表演的歌剧《白毛女》。
对陈丽君来讲，《白毛女》的剧情显然比伞兵起义的意义重大得多。她在看戏的时候就哭了个稀哩哗啦，回到住所之后又拽着几位立法院的国大代表讨说法。
“你说你说，那喜儿有多可怜呀，你们为什么要帮着黄世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