勋章这东西，有的人打了一辈子仗也没有见到过，可蔡智诚刚上阵不久就弄到了一枚。
十月份的时候，有消息说第八军要从保山转到陆良去休整，蔡智诚就想借这个机会离开103师，转投当时正在组建的青年军。谁都知道，国军的部队是“后来居上”，越晚筹建的越吃香，地方老牌部队不如中央军、先前的中央军又比不上“驻印军”和“远征军”，而现在的这个“青年军”号称是“太子军”，无论装备还是兵员素质都高人一等，更加是嫡系中的嫡系。
于是，蔡智诚就跑到军部去找王光炜，请他兑现当初的诺言。
王上校这时已经升为了少将，一颗金星照得面孔神采奕奕，见了小蔡，王少将乐滋滋地说：“别急别急，想去青年军那还不简单么？先等着参加表彰大会，把你的勋章领到手再说”……一席话，搞得蔡新兵又惊又喜。
松山战役，第八军大出风头，所以中央政府除了奖励“大功锦旗”，还要给表现优异的参战人员授勋。
第八军共有四个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头一个是军长何绍周，另外三个是荣1师荣3团团长赵发毕、82师244团的营长谢梦熊（已阵亡），再就是王光炜。
要知道，这“青天白日勋章”可不一般，它是中华民国最高荣誉勋章，相当于古时候的“免死金牌”，从1929年到现在总共只颁发了209枚（001号的得主是张学良，209号由陈水扁发给了李杰）。“青天白日”不分等级，但一般情况下很少授予师级以下军官，除了马歇尔、史迪威这样的老外，在驻印军和远征军中，能得到这种勋章的都是孙立人、戴安澜和宋希濂之类的人物。王光炜的这枚“青天白日”是130号，从编号上看，比胡宗南、杜聿明、蒋宋美龄等猛人还要早一些。
有趣的是，王光炜此时并没有在第八军担任职务，严格的说，他还属于贵州的遵义师管区，根本不是第八军的人。所以何绍周军长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只好把他写成是“309团代理团长”，可这么一来，以后介绍松山战斗的材料就出现了混乱，在有的文章里，309团在战场上同时出现了团长和代理团长，让人莫名其妙；有的文章又把王光炜说成是“103师补1团团长”，其实103师哪里有什么补1团，补1团在遵义，王光炜是跑到松山前线临时客串“前敌指挥”的，可惜这个“前敌指挥”的差事又被李弥副军长中途收回去了，王团长也就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人物。
同样“不伦不类”的还有蔡智诚，这位大学生也是自己跑来“客串”喷火兵的。王光炜觉得不能亏待了自己的小兄弟，决定也给他弄枚勋章挂一挂，可填写材料的时候却又犯了难——军衔填成什么？说他是个小兵吧，好象太委屈了一点，说他是个军官吧，又没有任何凭据。想来想去，最后写了个“技术准尉”，正好介于官和兵的中间。
这份请功材料给蔡智诚带来了一枚六等云麾勋章，虽然比不上“青天白日”和“宝鼎勋章”，但仍然算得上是很高的荣誉，毕竟，当时的国军官兵中能得到这种奖励的人并不多。
奖章一时半会的还不能到手，要等到召开表彰大会的时候才能颁发。这当然无关紧要，大家依然很高兴。
最高兴的莫过于王光炜了，得了“青天白日”、又荣升为少将，103师师长的位置看来已经是十拿九稳。王少将虽然一再叮嘱大家“不许胡说”，但终究还是掩饰不住满脸的得意。
这时候，有传闻说，第八军的某位首脑将要调任昆明警备司令——底下的军官们普遍猜测那一定是李副军长，因为李弥是云南人，由他出任云南省会的警备司令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不过，在云南这个地界，地方大权掌握在龙云手里，军队调派控制在杜聿明手上，所谓“警备司令”根本是有名无实，远没有在部队担任主官来得痛快——以李弥的性格，如果到了那个位置上，一定是够难受的。
蔡智诚暂时留在了103师，他在营房里盼望着自己的勋章，同时也等待着新任师长王光炜的到来。
谁晓得，等到11月份，忽然从军部传来消息，调任昆明警备司令的居然是何绍周，李弥升任第八军军长。这么一来，王光炜的师长职务就泡汤了。
12月初，盼望已久的授勋表彰大会终于召开了，即将离任的何绍周军长在昆明给第八军的立功人员颁发勋章。蔡智诚穿着崭新的制服，云麾勋章在胸前闪闪发亮——按照规定，准尉阶级的军人最高只能颁发第六等的勋章，“六等云麾”虽然个头小一点，只能“襟授”、没有绶带，但它同时配发勋标，即便是穿常服的时候也能在衣领下边别起一个小牌牌，随时告诉别人自己是个有战功的英雄，还真是挺威风的。
王光炜没有参加表彰会。李弥升任军长以后，不仅没有让他当师长，反而宣布他为“荣誉军部附员”，意思是不承认他是第八军的正式军官。这可把王少将气坏了，他连“青天白日”也懒得领，径自回贵州享清闲去了。
不过，李弥军长对陈永思团长还是挺不错的，把他提升为103师的副师长，弄得老陈十分开心。可是，王光炜少将临走的时候却恶狠狠地说：“别高兴得太早，等他稳定好部队，早晚会来收拾你们的！”，果不其然，一年以后，包括陈永思、王景渊在内的一帮师长副师长全都被解除了职务，直接赶出军队、打发回家去了……
（直到1948年底，“嫡系将领”们在各个战场或被击毙或被俘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国民政府才赶紧重新起用这批“赋闲人员”，给他们升官加爵、让他们招兵买马。然而，这些“临危受命”的将领们早就对“党国”寒透了心，手握兵权之后，要做的事情就是——起义）
长官们的这些事，蔡智诚管不着、也不十分关心。表彰大会之后，他没有返回103师的营地，而是留在昆明等着军部给他出具推荐信，以便能够参加当时正在组建的青年军207师。
12月中旬，推荐信终于到手了。信里面把蔡智诚吹捧得天花乱坠，夸奖他是个身家清白、忠于党国、品德高尚、智勇双全的大好青年——凭着这份鉴定，别说去青年军，估计进国防部都没有多大问题。
蔡青年高兴极了，于是就请送信的师部副官喝酒。
吃饭的时候，103师的这位副官突然问他：“小蔡，如果有比207师更好的部队，你愿不愿意去？”
“哦？更好的部队？在什么地方？”
103师的这位副官姓王，说起来，他已经是第二次给蔡智诚送信了。
上次送来的是蔡智仁的便条。二哥蔡智仁已经随戴之奇将军去青年军201师上任了（201师当时驻扎在四川璧山，戴之奇由十八军副军长改任201师师长），二哥邀请弟弟到他那里去。信上说，201师是“青年第一师”（青年军各师的番号由201至209），兵源素质和武器装备都可以得到优先保证，完全能够满足三弟的从军愿望。二哥还说，他已经和103师方面通了气，弟弟用不着开具“推荐信”，只要搭乘交通二团的军车去四川就行了。交通二团是蔡二哥的老部队，当时正承担着西南地区各兵站之间的长途运输任务，只要向兵站站长提起一连长蔡智仁的名号，搭个便车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二哥安排得很周到，可蔡智诚却不想去201师。
在103师的这段经历使蔡智诚有了一个体会：在部队里，熟人多了有好处也有坏处。比如，他原本并不想介入长官之间的纠葛，但却因为熟人和家庭背景的关系，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派系斗争的旋涡之中——蔡智诚投身行伍的志向是希望“建设一支纯洁的、高尚的新式国防军”，而这种充满了封建旧习气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裙带之风正是他这个饱受民主自由思想熏陶的大学生极端厌恶的东西——所以，他不愿意再去依附哥哥，再去享受那些亲属关系庇护之下的特殊照顾。
在103师的经历也使蔡智诚感觉到：军队的种种陋习并不象他原来预想的那样简单。不良现象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士兵的愚昧无知，更主要的还在于领导阶层中遗存着的旧军阀传统——以第八军为例，虽然手里操纵着现代化的美式装备，可干部的思想却仍然停留在半封建的状态，信奉的依旧是满清时候的曾国藩的教条。在这些军人的观念里，忠于“国家”和“主义”的口号其实是虚幻的，效忠于某一位长官或者某一类势力才是最实际的行为准则——在这样的观念的指导下，军队不可能真正成为国家和民族的保卫者，只能沦为极少数“精英”表现其个人声望、谋取小团体私利的工具。
蔡智诚虽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但他却不知道如何去改变这个状况。对于一个入伍不久的小兵而言，一切都显得无能为力，他只得期望自己能够通过改换门庭、找到一个新型的“好的”部队，能够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努力、真正实现军队和国家的进步。
蔡智诚的这些想法，103师的那位副官并不理解，或者并不关心。
吃饭闲聊的时候，王副官更多的是羡慕“蔡兄弟”有那么好的家庭关系，并且抱怨自己的命运不济。
按照王副官的说法，云南、广西、四川等西南各省，都有属于本地方的集团军，而惟独贵州，自从王家烈倒台以后，部队就被拆得七零八落。国军里头虽然有十多个“贵州师”，在抗战中的表现也不坏，却总是在各个军之间调来调去、无法捏到一起。第八军原本是贵州籍军人唯一的希望|Qī-shu-ωang|，现在何军长调走了、换了个云南人李弥，各师的师长也调来调去，再也形不成气候……王副官悲伤地感叹道：“何老总在中央有那么大的权势，怎么就连家乡的一支军队也保不住呢？”
然而，蔡智诚却比较赞同何应钦的豁达大度。他认为，以地方势力为基础的建军方式根本就属于封建陋习，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象以往“湘勇”、“淮军”那样的做法是不符合民主社会的要求的，军人的理想，归根到底应该是为国家和全民族而战斗，是否编成同乡团体、或者由谁来领导其实并不重要。蔡智诚说：“你看，我们贵州人在云南打了胜仗，还不是一样能够得到全体民众的褒奖？黔军不黔军的又有什么区别”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王副官有点急了：“你是个大学生，打几仗、立个功，然后还可以回去接着读书搞学问。我们可是军校出来的，当兵扛枪就是一辈子的职业，没有一个可以依赖的团体，将来的升迁甚至谋生还能有什么指望？”
“我就不信全天下的军队都要讲关系”，蔡智诚十分不服气：“我偏要找个凭本事吃饭的地方”
“但愿青年军是你想象的那种部队……”说到这里，王副官忽然想起了什么：“听说，昆明有个单位，比207师更加威风，你想不想去？”
“哦？什么部队？在什么地方？”，蔡智诚很感兴趣。
“我也不知道地点在哪里，只晓得叫鸿翔部队”
“鸿翔部队？干什么的？”
“鸿翔嘛，还能干什么？坐飞机打仗的呗”
“哇——哈！戈曼德！”
那时候，蔡智诚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伞兵”这个兵种，但他对“戈曼德”却早有耳闻。
“空中红魔——戈曼德”是英国特别空勤团的代号，该部队创建于1941年，是现代特种部队的鼻祖之一。在德军“闪电战”肆虐欧洲的时候，只有几支“戈曼德”部队能够深入敌后展开特种突袭，虽然战果有限，却对鼓舞同盟国军民的战斗意志起到了重大作用，因此，当时的中国报刊上也时常宣传“戈曼德”的英雄业绩，把他们吹嘘得神乎其神。
蔡智诚其实完全弄不清特种作战是怎么回事，但他和所有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坐着飞机去打敌人，然后坐飞机回来接受鲜花”的军旅生活十分神往，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天兵天将”。
蔡智诚没有想到国军部队里也建立了“戈曼德”。但他知道，能够参加“戈曼德”的一定都是百里挑一的精兵强将，十八般武艺俱全，属于既能上天揽月、又能下海捉鳖的那种角色——蔡大学生虽然胸怀壮志，却也清楚自己只有几斤几两，所以，对这个传说中的“鸿翔部队”，他只能咽咽口水，徒抱敬仰和羡慕之心、不敢有加入其中的奢望。
说来说去，“鸿翔部队”的消息只可以用来饱个耳福。吃喝完毕、收拾行装，王副官开车送蔡智诚去207师——那里才是他该去的地方。
青年军207师的师部设在云南曲靖，当时的师长是方先觉。
提到青年军，自然就会联想到“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于是很多人就以为这“十万军人”全都是青年学生，其实并不是这样。青年军中的“知识青年”数量最多只能覆盖到班长一级，基层士兵甚至许多班长排长并不是“文化人”。
以207师为例，该师下设三个步兵团、两个炮兵营，另有通信营、辎重营，以及警卫和卫生单位。干部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第五军（国军第一个机械化军）指派的有战斗经验的军官；二是蒋经国主办的各类“干部训练班”的毕业生（这些训练班毕业的干部有的打过仗，有的人根本没有摸过枪，素质参差不齐）。士兵之中，老兵主要来自新28师，这个师是第一批进攻松山的部队，伤亡很大，幸存人员基本都补进了207师；新兵则是从四川送来的壮丁，这些人既没有进过学校也没有上过战场。
207师的“学生兵”大部分是陕西人，另外也有来自江西、安徽等沦陷区的青年学子，其中有大学生、中学生，还有失业人员。在这些人中，“抗日救国”当然是大家共同的、也是最主要的从军动机，但也有部分人抱着其他目的——按当时的规定，青年军的服役期限为两年，“知识青年”服役期满之后，如果选择继续读书，可以保送进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名牌学府，学费由国家承担；如果选择参加工作，可以由政府安排合适的岗位——这样的优惠条件，对贫困青年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学生被青年军录用以后，要经过相应的培训。
大学生（包括大学在读生）和高中毕业生有权力“选择专业”。可供挑选的内容有三个，一是“机炮大队”，毕业后分配到炮兵营和各步兵团所属的迫击炮连、排，以及喷火兵分队担任基层骨干；二是“辎汽大队”，学成后分配到辎重营或者通信营从事技术工作（207师的这批人后来都调到驻印军的汽车团去了）；三是“社会组”，那里是培养连、排基层教员和政治军官的地方。
蔡智诚选择的是机炮大队。他原本就有使用喷火器的基础，并且，倾泻在松山阵地上的那些猛烈的炮火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在今后的战场上，大炮一定是夺取胜利的主角，自己应该掌握这方面的技能。
有趣的是，申请表格递交上去的第二天，分配通知书下来了。别人领到的只是一张小卡片，而蔡智诚得到的却是一份委任状，上面写着的职务是——机炮训练大队少尉教员。
蔡少尉顿时急了，连忙跑去找政治部主任谢刚升，分辨说：“我什么都没有学过，啥也不会，怎么能当教员，还是改成学员吧”
谢刚升想了想，就在“教员”前面加了“见习”两个字。
蔡智诚还是有点不踏实，又询问道：“我这个职务是以‘见习’为主，不是以‘教’为主的，是吧？”
谢刚升乐了，挥挥手：“是的是的，去报到吧。你就是个见习员，好好学习吧”
蔡见习员这才放心了。
“机炮大队”的训练部设在昆明的北校场，这里也是207师战防炮营的驻地。
通常情况下，部队的训练单位都是培养带兵官的，但是，由“学生兵”组成的青年军训练大队却有所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养成遵守军纪的习惯，教学内容也侧重于各种典、范、令。
训练队的制度是每天早晨4点半起床，整理内务、点名、出操、唱“党歌”、背诵“总理遗训”，7点正吃早饭，8点钟开始上室内课，午饭后休息一小时，下午在训练场学习军事术科，晚餐后自由活动一小时，然后又是两个小时的自修课，晚上9点熄灯睡觉。
枯燥乏味的生活使得初入行伍的青年学生们觉得很不耐烦，再加上训练队长、区队长都是些老军棍，遇到不顺眼的学员不是打就是骂，这更让大家对军事管理产生了抵触情绪，一些不安分的人就找机会惹事捣乱。晚饭后自由活动，几个调皮鬼把拖拽大炮的军马骑出去玩，结果在大街上撞倒了行人；第二天上炮术课的时候，又有几个家伙不按照指令行事，教官正在讲解要领，底下已经把炮弹“咣当咣当”发射出去了，还推托说是“走火了”，教官气得直哆嗦：“我干了十几年炮兵，从没有听说过大炮会走火……”
区队长召集训话：“原以为你们这些学生是军队的希望，现在看来尽是一帮乌合之众！甚至连乌合之众也不如，乌合之众至少是一种颜色的，依我看，你们中间除了白的黑的，还有赤色分子……”
结果，把几个特别捣蛋的学员当作“共党嫌疑犯”送交军法处了。
大部分学员还是能够适应新军队的规则的，倒是有些教官一时半会的适应不了。
青年军中有许多专职教官，有的传授专业知识、有的负责政治教育，这些人原先大多是教书先生或者文人政客，虽然佩带着校官军衔，其实根本就没有当过兵。上课时，教官进入教室，值日官（这是蔡智诚的差事）就大声喊“立正！”，然后跑到教官面前敬军礼、报告应到和实到人数，待教官还礼后再转身下令“坐下”。遇到这种情况，好些文人教官被吓得手足无措，一边鞠躬点头、一边满脸陪笑：“各位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与文人相比，行伍出身的教官却是另一种风格。他们一般不大懂得细致的理论，随便讲几句就让大家自己看书。教官说不出门道来、还不愿意学员提问，于是就安排学生兵去跑步，绕着操场一圈接一圈地猛跑，他们站在操场中间，发现有谁偷懒就冲上去揍几棍子，搞得学生们头疼死了，暗地里骂这些人是“跑步教官”。
训练队的理论课程中，政治课的内容首先是“三民主义理论体系”，其次是“秀才当了兵，有理说得清”（讲解青年军人的责任和义务），这些都很容易领会；与军事有关的内容，除了弹道学、火药学之类的教材外，因为207师是机械化部队，所以还必须掌握内燃机、电机工程和无线电方面的知识。
这些内容对文史类的学生是一大难题，他们对高等数学、矢量、燃烧值之类的概念简直一窍不通，每天都要熬夜研究各种莫名其妙的数据。而这些功课对于浙江大学电机系的蔡智诚同学来说却是易如反掌，于是，他可以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到炮兵术科的训练上去。由于具备松山战役中的切实体会，蔡智诚在很多方面比从未上过战场的其他学员有着更强的感悟能力，因此，他各科的成绩不是“佳”就是“甚佳”，很快就成了全大队数一数二的优等生。
这样的学习生活持续了不长时间，训练基地忽然变得动荡起来。
首先是伙食水准急剧下降，每天萝卜青菜、青菜萝卜，不仅没有肉、菜汤里连油星子也见不到，到后来甚至连糙米饭也吃不饱了。按照政府的宣传，青年军的士兵待遇和后勤供应标准应该比其他军队高一个档次，现在可好，别说高水准，就连保安团的饭菜都比不上，各单位的官兵纷纷鼓噪起来。
不久，师部附近的“社会组”的学员就开始闹事，因为他们发现“方师长每天要吃一只小乳猪”。于是，愤怒的学生兵殴打了后勤主任、师部副官和勤务兵，“社会组”率先罢课、并且提出了“驱逐贪污腐败的方先觉”的口号，很快，其他两个学兵大队也响应号召，实行罢课抗议。
训练队的教官们被弄得啼笑皆非：“见鬼了，从来只听说学校罢课，这回居然遇到军队罢课，真正是滑天下之大稽”。
“罢课风潮”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搞到最后，方先觉师长真的被调走了，闹事的军人们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其实，这场风波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当时，云南是远征军的根据地，不具备远征军或者驻印军背景的高级军官根本就别想在这里带兵。方先觉虽然算得上是位抗日名将，而且是正宗黄埔生、资历也够老，可他从来没有在远征军或者驻印军里混过，因此，想在云南掌管精锐的207师，注定是困难重重。
在上层人物的指使下，云南各兵站断绝了对207师的物资供应，接着，又有人撺掇着学生兵起来闹事（207师的军官大多来自于杜聿明的第五军）。事情越搞越大，最后闹到了中央，蒋委员长也无可奈何，只好把方先觉调到陕西担任206师的师长，改派远征军出身的罗又伦担任207师师长。
罗又伦是杜聿明第五军的老人，而且当过二百师（杜聿明的老底子）的师长。自从他上任以后，米有了、面有了、猪肉香油都有了，部队伙食大为改善。
可是，消停了没多久，军营里又开始闹事了。
学兵训练即将结束的时候，杜聿明提出，把207师辎汽大队的学生兵补充到印度的汽车团。罗又伦师长是杜长官的老部下，当然遵命照办。“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对于被调动的人员来讲，似乎也只有服从军令的本分。
可是，这一次却不同，207师是青年军，驻印度的军队是远征军，两者间的待遇是不一样的，政府在招兵的时候就明确规定了不同的政策，所以，把青年军里的学生调到远征军去，相当于“政府违约”了。辎汽大队的学员们可都是具有维权意识的知识分子，立刻就闹腾起来，使用的还是先前的那一招——罢课抗议。
其他两个大队也觉得唇亡齿寒、兔死狐悲。毕竟，大家都是奔着青年军的招牌来的，谁也不愿意自降一格变成了远征军，一旦丢掉了青年军的名号，那些上大学、找工作的优惠待遇不就全部泡汤了么！更何况，当时还有个传言，说杜聿明准备撤消207师的番号，把所有人员和装备分散到远征军各个部队去。这一下，大家都愤怒了，于是纷纷响应辎汽大队的号召，罢课，示威。
训练基地的教官急得昏天黑地。有位老先生跑到寝室里动员大家到教室去复课，他老泪纵横、一双手在胸前比划着：“同学们，不能这么闹啊！这样闹下去，等你们的胡子象我这么长了，国家还是没希望呀……”。
可自始至终，没有人理睬他。
这时候，上峰送来了准备发放给“精锐部队”的美式军服。但是，没有人去领那些衣服，更没有穿戴新式服装。
夜里，不知道是什么人在操场的旗杆上升起了几只美式步兵靴，还在墙上张贴了两幅标语，一条写着：“我是中国人，不穿美国衣”，另一条是“驱逐出卖207师的罗又伦，恭迎方先觉师长回滇重掌旧部！”
——嗨！这不是瞎折腾么。
折腾到最后，罗又伦没有被驱逐，辎汽大队的学生兵终于还是去了印度。但上级同时又补充了一个政策，规定被征调到远征军的青年军的官兵还可以继续享受青年军的各种优惠待遇，这才算是平息了各方面的怨气。
因此，在国军之中，真正能够被称做“青年远征军”的只有207师。这支青年军性质的部队没有被撤消，而是被编入新六军，成为了远征军的一部分。抗战胜利后，207师被杜聿明带到东北，是青年军中最先投入内战的部队，后来，这支国军“王牌主力”在辽沈战役中被解放军四野全歼……
当然，这一切和蔡智诚并没有多大关系。
因为，他这时已经离开207师，参加伞兵部队去了。
“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六军”。这是1946年流传在东北地区的一段民谣，意思是夸奖新六军的服装好看模样帅、文武双全素质高——说实话，新六军打仗的水平暂且不论，仅从外表上看，确实比“土八路”东北联军漂亮得太多。在当时，沈阳街头身穿美式军服、挎着女学生逛马路的“抗日功臣”，有许多就是45年初在云南“罢课闹事”的青年军学生。
大家都知道，新六军号称国军的“五大主力”之一。其实，“五大主力”时期的新六军，下辖的应该是新22师、14师（黄仁宇先生曾经在这个师当过排长）和207师，这三个师合在一起，实力的确十分强大，解放军还真的没有在他们手里占到过什么便宜。可后来，14师调出去组建了新3军，207师分出去扩充了第6军，只剩下一个新22师支撑门面，新六军再自称是“五大主力”就有些勉强了。
辽沈战役的时候，207师是个“加强师”，下辖三个旅，每个旅三个团，实际相当于一个军。3旅（许万寿旅）编入了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主攻黑山、大虎山的就是这伙人），该旅最终在胡家窝棚附近被歼灭；1旅和2旅留守沈阳和抚顺一带，在战役末期，这两个旅是“守备兵团”中唯一进行过顽固抵抗的部队——说起来，207师也算是对得起老蒋和小蒋的一番栽培——因此，蒋委员长后来在台湾又重新组建了“青年军207师”，当然，这已经和抗战期间投身行伍的那帮青年学生没有多大关系了。
每当想到这支部队的结局，蔡智诚总是很庆幸自己及时地离开了207师——要不然，他肯定就和训练营里的许多同伴一样，将自己年青的生命徒劳无益地葬送在东北的黑土地上了。
1945年春节过后，蔡智诚在207师炮兵营的公告墙上看见了“第五集团军”的招兵通告——招募单位是“陆军突击总队”，招收对象是“具备初中以上学历”的步、炮兵种的士兵——当时，谁也弄不清这“突击总队”是干什么的。不过，通告上有个比较吸引人的条件是“薪饷从优”。
这个告示并没有引起蔡智诚的注意。在那个时候，军营内外经常可以见到这样那样的招募广告，有“军统”的、“三青团”的、甚至“别动军”的。昆明是个学校云集的地方，这些广告上也常常提出各种各样的学历要求，蔡智诚最初还以为这个“突击总队”也是个什么“别动军”之类的组织，所以就没太在意——他对当特务、打游击不感兴趣。
那段时间，蔡智诚经常到炮兵营去。207师战防炮营与机炮训练大队共用一个操场，学兵们上课的时候使用炮兵营的装备，下课以后如果希望“加练”，炮兵营可以提供“教具”，但陪练人员则要靠自己解决。一门战防炮需要三个人才能操纵，因此，蔡智诚总是去找潘崇德想办法。
潘崇德是战防炮营的通信兵，云南本地人，家境比较贫寒。他参军入伍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赚钱养家。那时候，当兵的月饷比一般店员伙计的收入要高得多，只要部队不欠饷、自己又不怕死，用卖命钱来贴补家用也是穷人的一条活路。小潘个子不高、头脑灵活，每当蔡智诚需要“陪练员”，他总能拉几个人来帮忙。当然，人家也不能白干，需要付一点酬劳，或者给包香烟、或者给点钱——这是他们捞外快的一种方法。
春节过后没多久，潘崇德就跑去参加“突击总队”了。这很好理解，因为那里的“薪饷从优”，对小潘这样的士兵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四月底的一个星期天，蔡智诚又在操场上遇见了潘崇德，这小子穿着一身新制服，正兴高采烈地和老战友们吹牛皮。蔡智诚问他：“小潘，你们那个突击总队是做什么的呀？”
“伞兵”， 潘崇德指了指自己胳膊上的臂章：“鸿翔部队”
“鸿翔部队？！”，蔡智诚的脑瓜里如同响了一声炸雷：“戈曼德啊！老天，我怎么错过了这个机会！”
“鸿翔”是“陆军突击总队”的代号。
1944年1月，第五集团军司令杜聿明受到德国在欧洲战场使用伞兵的战例的启发，在第5军的建制下设立了“第一伞兵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空降兵部队。
“第一伞兵团”对外称“鸿翔部队”，下辖三个营，兵力有一千人左右。但是，由于军界的高层人物对伞兵这个新事物并不了解，伞兵第一团也就始终得不到各方面的支持。自组建以来，不仅没有得到过任何空降设备，更没有跳过伞，每天只能进行普通的步兵训练。所谓“伞兵”，不过是有其名无其实，所以大家都弄不清这个“鸿翔部队”到底是干什么的。
（说到这里，唠叨几句——挖“蒲公英”坑的这些天里，有朋友按捺不住，埋怨马甲写了五六万字还没有见到降落伞——马甲我嘴里不说，心里却暗暗嘀咕：哼！急什么，瞧人家“鸿翔部队”，组建一年多了都没有见过降落伞，还不是一样在那里耗着。咱们也耐着性子，慢慢熬吧，嘿嘿……）
慢慢熬，好不容易熬到了45年的春节。
有一天，昆明市举办“迎春社交舞会”，杜聿明在舞会上遇到了昆明美军参谋长麦克鲁少将，于是就拉着他诉苦，说自己有个伞兵部队，多么多么重要、又多么多么可怜。麦克鲁少将正在兴头上，立刻就转告给中印战区总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将军，魏德迈大概也是香槟酒喝高了，当场就答应帮杜聿明解决伞兵的装备问题，并且交代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负责办理此事。
这个魏德迈，根本没有问清楚第五军的伞兵有多大规模，稀哩糊涂就承诺负责“包圆”。您想，杜聿明是多精明的一个人呀，岂能放过了这个机会，从舞会上回来，他马上命令伞兵团扩大编制，将原有三个营十个连扩充为二十个队（加强连），部队规模立刻翻了一倍多。
编制扩大了，人员从哪里来？赶紧招募呗！于是，春节刚过，昆明附近的兵营里就出现了招兵广告，各路精兵都涌进了伞兵团。
二十个加强连的队伍，再称为“第一团”就不好意思了，于是改名为“陆军突击总队”（不直接叫伞兵是为了保密），虽然挂上了“陆军”的招牌，却仍然在第五集团军的建制之内。说穿了，其实就是杜聿明手底下的一个伞兵旅。
这其中的玄机奥妙，蔡智诚当然无从知晓。但是，他既然知道了“突击总队”就是自己向往已久的“戈曼德”，就一定要想办法参加进去——有潘崇德的榜样摆在面前，蔡智诚已不再担心自己不够格。因为，小潘的综合素质并不比自己强，他能进“鸿翔部队”，自己就更应该能够做得到！
可这时候，“鸿翔部队”在207师的招兵工作已经结束了。“招募办”在昆明宪兵部队还有最后一场面试，于是，第二天，蔡智诚就带着申请材料跑到了宪兵十三团。
招募现场，除了蔡智诚，其他人都是宪兵。主考官看见宪兵司令部里钻进来一名陆军少尉，不禁愣了一下，解释说：“我们只招收士兵，不招录军官”
蔡智诚对此早有准备，挺着胸脯回答：“学生投身国防，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如果能够加入鸿翔部队，我甘愿放弃军衔，从普通士兵干起”
主考官似乎很满意，拿起蔡少尉的简历看了一遍，又问了问207师学兵训练营的几位长官的名字，然后递给他一张表格：“根据你的情况，应当先经过207师政治部的批准。给你一天的时间，办完相关手续再来报到”
蔡智诚拿起表格就往师部跑。庆幸的是，这时候207师的师部已经从曲靖搬迁到了昆明，距离并不远；更值得庆幸的是，这时候的各学兵大队正在罢课闹事、嘈嘈着“驱逐师长罗又伦”，政治部的人对一帮学生兵头疼得要命，听说有人想走，真是求之不得，立刻签字盖章，在所有的栏目都填上“同意”、“同意”，好象生怕有谁反悔似的……
就这样，1945年4月底，207师机炮训练大队的少尉见习教员蔡智诚，终于正式加入第五集团军陆军突击总队，成为了一名国军伞兵技术上士。
从207师参加鸿翔部队的士兵很多，主动降衔的人物也不止一个。但蔡智诚却是207师最后一个报到的，而且，他也是唯一一个来自学兵训练大队的学生兵。
蔡智诚参加“鸿翔部队”的时候，陆军突击总队已经组建一个多月了。
说来有趣，美国人原以为第五军的伞兵不会有多少人马，顶多不过是一支侦察部队，因此认为从第十四航空队随便弄点装备就足够打发了。谁知道杜聿明的胃口居然那么大，翻开花名册一看，林林总总将近四千人！这么大规模的队伍，陈纳德的航空队哪里应付得下来。
魏德迈总参谋长吃了个哑巴亏，答应过的事情又不好反悔，郁闷了半天，最后只得派飞机空运物资，把原本为印度军队预备的空降装备先送给中国伞兵——不过，从这以后，魏德迈将军再和中国军方打交道，凡事就都要签个备忘录、先把细节讲清楚，这也算“吃一堑，长一智”吧。
话又说回来，美国人的装备也不白给。他们派遣了一支三百多人的“顾问团”，团长是考克斯中校，美方顾问不仅要负责中国伞兵的训练和考核，就连部队的作战调遣也要参与指挥，所以，这支陆军突击总队实际上是由杜聿明和美军司令部共同领导的。
伞兵的训练方式果然和普通步兵大不相同。
蔡智诚属于突击总队的“第四期补充兵”，训练营设在昆明东南的宜良机场。报到当天，军需部就送来一大堆长枪短枪，有阻击步枪、冲锋枪、卡宾枪，还有四五式手枪和勃郎宁轻机枪。负责训练的美军顾问是个大胖子上尉，他并不组织新兵射击，而是一人发给一张雨布，铺在地上让大家练习拆卸，把这些枪支拆了装、装了拆，足足折腾了一整天。
第二天上射击场，刚加入伞兵的这些“新兵”其实都是老兵了，本以为实弹射击没有什么稀奇，可到了现场才知道，美军的训练要求和国军的《步兵操典》根本不一样。就拿射击姿势来说，美军顾问特别强调步枪背带的使用，卧姿、跪姿用“套背带”（lopp sling），站姿用“挽背带”（hasty sling），射击完毕之后还要清洗枪具。而国军部队里决不会允许把枪背带弄来弄去，更不允许用肥皂水擦洗枪支零件——在当时，《步兵操典》被奉为国军的金科玉律，也只有这些美国人敢于打破规矩、另搞一套。
令蔡智诚印象最深的，是美军顾问十分重视训练安全。实弹射击的时候，每个射手身后都有检查员，反复核查操作程序。在打靶场练了好些天，用各种枪支从50码、100码、打到200码，弹壳堆成了小山，接着又练投弹、练爆破……从来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这和103师的新兵营简直有天壤之别。
不过，美国佬也有出事的时候。
蔡智诚刚到宜良基地没几天，训练营里就发生一件大事——负责指导汽车驾驶的美军教官（一个中士）伙同翻译和油库看守，把十几桶汽油拉出去卖了。
在当时，后勤的口号是“一滴汽油一滴血”，盗卖军需油料属于严重的犯罪。中国军方侦破此案后，决定枪毙翻译和油库看守，没有处罚美国兵。可美军司令部却认为那个翻译是美军顾问团聘请的人员（西南联大的教员，不是军人），应该由美方审判，又把翻译从刑场上救了下来。结果，根据美国人的调查，盗卖汽油的主谋应该是教官和看守，于是就把那个美军中士判了死刑，却把中国翻译给释放了。
那时候，美国军人的事情只有美军自己可以管，中国方面无权干涉。大街上经常可以看见醉薰薰的美国兵，摇摇晃晃、嘻嘻哈哈、疯疯癫癫，根本不把中国军警放在眼里。可他们也有害怕的人，那就是美国宪兵。
宪兵系着白腰带、手拿短军棍，钢盔上写着“MP”。他们发现酗酒的士兵，就在路边画个圆圈，让醉汉在圈子里罚站。宪兵写个小纸条，注明处罚开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贴在违规士兵的军服上，然后就走了，那醉汉站在圆圈里东摇西晃、一个劲地看手表，却始终不敢离开，老百姓在周围喊“哈罗”、喊“OK”，他也懒得答应，一副沮丧的模样，真是又可怜又好玩。
美国的宪兵威风，中国的宪兵就差劲多了。蔡智诚所在的“第四期补充兵”就是从宪兵三团和十三团招来的，绝大部分都是中学毕业生，这些人都没有打过仗，突击总队也没打算让他们上火线，准备把他们训练成“摺伞兵”、补充到后勤单位。
5月10日，总队训练处主任李宜年（朝鲜人，黄埔生，47年回国后被刺杀）到宜良基地视察新兵。“第四期补充兵”列队接受长官的检阅。
李上校走过蔡智诚面前的时候，发现了小蔡胸口上的“云麾”勋标，就问：“你在哪里得的勋章？”
“报告长官，在松山”
“松山？你不是宪兵么？”
“报告长官，我不是宪兵。原先在103师，后来在207师”
“噢……”，李宜年点点头。
于是，检阅之后，蔡智诚就离开了宜良机场，转到巫家坝机场接受跳伞训练。
在昆明，陆军突击总队有三个训练场，“第四期补充兵”所在的宜良基地是基础训练营，“岗头村基地”是战术训练营，巫家坝是伞兵营地。当时，“一期兵”已经能上天了，“二期兵”属于机降部队、在岗头村训练，蔡智诚到了巫家坝，就和“三期兵”一起、在地面练习跳伞动作。
刚开始，蔡智诚接受的考核比较简单，单杠、跳马、立定跳远，这些都是中学体育课上的内容，很容易完成。后面的项目就比较新鲜了，“天桥行进”是在一根晃晃悠悠的木板上走来走去，目的是为了练习平衡能力，免得以后在飞机里遇到颠簸就动弹不了；“高台跳跃”是从一个三米左右的台子上往下蹦，主要练习跳伞的落地动作；“机仓跃出”是在一架假飞机里坐好，挂好伞钩、检查伞包，然后根据指令跃出机仓，目的是为了练习离机动作；再有就是“吊伞架”，背着伞包吊在三角架上，练习操纵方向——这些内容也不算难。
让蔡智诚比较头疼的是“空中飞跃”和“连续飞跃”。前者是从一根木桩上起跳，抓住两米开外一个晃来晃去的吊环；后者更夸张，一长溜木架子上挂着十多根绳子，抓住第一个绳索荡过去、再抓住下一根绳索荡起来……如此循环反复，象只猴子一样荡悠到终点。蔡智诚总是从绳子上、吊环上摔下来，练了两个星期、整得鼻青脸肿，好不容易才过了关。
不过，令大多数人最为难的“高塔跳下”，蔡智诚却觉得无所谓——那是一座四十多米高的垂直塔架，顶端有间小房子、一根钢丝绳从塔顶连接到地面，伞兵挂着安全带、顺着钢丝滑下来，中途还要做几个技术动作——这其实没有什么危险，但问题是新兵们从塔顶的小房间里钻出来，一探头看见脚下离地面那么远，顿时就慌了，站在门口不敢动。再加上教官又在旁边狂吼：“one second，two second，three second，go go go！”，更是紧张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好多人都是在这个环节上卡了壳。
“高塔跳下”之后就来真格的了，上飞机跳伞。
空中训练之前，地面的考核项目必须全部合格。蔡智诚是45年5月30号首次上天的，这时候，许多与他同期的、比他早期的补充兵，甚至许多“伞兵一团”时期的老兵都还在地面上练习，没有取得上飞机的资格。
有资格上飞机的人也不一定能过关——按美军的规定，跳伞考核实行的是“自愿原则”。在进行装具准备的时候，教官就告诉大家：“不想跳伞的人可以出列，不受处罚，也不会失去下次再跳的资格”，临出发的时候又说一遍、上了飞机还这么说，于是就有人卸下伞包离开了。带队官急忙朝机舱外面嚷嚷：“还有座位！谁来参加？”，跟着就有其他伞兵自愿补充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