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盛亨队长每天都要用对讲机与队部联系。有一天，他听到一个好消息，说美国空军在日本扔了两颗“新式炸弹”，日本鬼子顶不住、已经打算投降了。
美国人的武器厉害，那是所有人都亲眼见过的，可要是说才丢两颗炸弹就能把小日本炸得喊投降，大家的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儿不相信。打了八年仗，谁都知道鬼子兵是一帮多么亡命的家伙，岂能够如此轻易就认输。
可到了第二天，也就是8月11号下午，姜键队长开着一辆美式中吉普跑到邓家台来了。这种吉普车是和机降部队一起着陆洪罗庙的，总共有两辆，在攻打台源寺的时候没有使用，现在另一辆由美国兵驾驶、这一辆就成了姜队长的座乘。姜键少校站在车子上得意洋洋地宣布：奉上峰指令，伞兵即刻开赴长沙，协助国府特派专员洽谈受降事宜。伞兵二队将成为收复湖南省城的第一支部队！
姜队长说：“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大家要注意维护国体，不卑不亢、小心审慎，既不可信口开河、也不许讥笑漫骂对方，遇到重要问题应及时向带队长官报告”。他还提醒部下：“为壮观军容，每个人都必须准备一套干净礼服，以便在进城的时候向长沙市民展现我军的蓬勃士气”
这下子，大家终于相信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那天晚上，几乎所有的伞兵都没有睡觉。官兵们擦洗枪械、熨烫军服，不停的讲话、还一个劲地傻笑，其实谁也没注意别人在嚷嚷什么、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反正每个人都在喊叫、每个人都在用激动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我们在这里！我们赢了！我们是胜利者！”
8月12日上午，伞兵二队启程前往长沙。一二分队乘坐三辆卡车紧随姜键队长的中吉普在前头开路，其他人员的汽车则间隔一两公里、跟在后面。
这些道奇十轮卡车是通过“潭衡战区指挥部”调集过来的，开车的司机好象还不大弄得清状况，疑疑惑惑地问道：“是长沙的日军要投降了，还是整个湖南的日军都要投降了？”
伞兵们告诉他：“是全中国的日军要投降了！是全日本的鬼子全部都要投降了！”
卡车司机撇撇嘴：“切！空起吹……”
车队开过湘潭附近的时候，天上出现了几架盟军的飞机。那几架战斗机在空中盘旋了一阵，又猛地俯冲下来向城里的日军据点“哒哒哒”地扫射。
看见这个场景，卡车司机难免有点儿担心起来：“喂！你们知道日本要投降，可那边的日军知不知道自己要投降呀？”
对这个问题，伞兵们也有点吃不准了……
汽车开到长沙南郊的杨家山，正式进入了日军控制的区域。
公路边有个日军兵营，一大帮小鬼子正光着膀子在场坝上操练，“嘿哟——嚯哟”的整得蛮起劲，对轰隆隆开过来的国军部队不理不睬。于是，姜键队长就把吉普车停下了，伞兵们也纷纷下车，机枪、冲锋枪、卡宾枪全都对准了这群光膀子。
很快，从据点里跑出来一个日军大尉，手扶着军刀、撅起屁股敬礼。姜键少校就给他讲解我军的任务和政策，他讲一句、那鬼子就“哈咿”一声，从头“哈咿”到尾、却还是一脸的茫然，一句话也没听懂。
只好让刘盛亨分队长来做翻译。谁知道，刘盛亨这位“外语人才”是个半吊子货，平时模仿两句“枯啦”、“八嘎”还将就，一旦遇到这种专业性较强的政策词汇就傻了眼，吭哧了老半天，鬼子大尉越听越迷糊，最后还是把汉奸翻译官叫来才把事情说清楚了。
原来，驻扎在杨家山兵营的是日军第11步兵大队（大队长高宫正辉），他们已经接到了“国军洽降官员护卫队”将要进入长沙城的指令。但日军司令部原以为车队要在8月13日才能到达，却没想到伞兵们提前来了，因此，这位高宫正辉大尉就征求姜键少校的意见：是否需要立刻通知司令部派“引导车”来迎接国军？
姜键赶紧通过电台请示上级。国府特派专员的意思是“天色已晚，此时进城恐怕惊扰市民”，让伞兵二队原地休息，明天一早再进入长沙。
原地休息，在哪儿休息呀？当然是在日本军营里。
姜键对日军大队长说：“我看你的兵在操场上练得挺来劲，很好很好。这样吧，你们完全可以在训练场上歇息，营房就腾给我们住了”
于是乎，当天晚上，伞兵们就在日军炮楼里东蹦西跳地寻开心，留下一群光膀子的鬼子兵坐在场坝里“咦呀——哭哇——”地唱日本歌。
第二天一早，日军司令部派来一个叫大西的中佐联络官，伞兵们兴高采烈地进了城。而那些在操场上哼唧了一宿的小鬼子却象霜打的茄子，再也没有继续操练的劲头了。
说起来，姜键队长对第11步兵大队算是很客气了。几天以后，杨家山兵营来了几支“别动军”游击队，一大群穿草鞋的农民不仅收缴了高宫大队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甚至把皇军身上的衬衫都扒了下来，活生生把几百位“太君”抢成了丐帮——那模样才真叫做凄惨呢。
伞兵进长沙的时候，国府的特派专员已经在城里了。
其实，这时候的长沙城里已经聚集了好几拨“洽降代表”。有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长官指派的18军（胡琏部）高魁元小组、有第九战区薛岳长官指派的99军（梁汉明部）王相国小组，另外，防线离长沙最近的93军（韩浚部）、以及湖南省政府都派出了联络组，就连失踪一年多的前长沙市长王秉丞（51年被镇压）也突然露了面，在岳麓区的新军路挂起了办公的招牌。
伞兵二队奉命协助的这路“特派专员”打的旗号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组长是军统湖南站的站长金远询，副组长居然是蔡智诚的姐夫罗照。罗照这个人虽然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但却没怎么带过兵，他底子上属于中统，先是在“战地党政委员会”里搞政工，后来当了“军法执行总监部”的督察官，现在又跑到长沙来担任“接收大员”。
蔡智诚对自己的姐夫并不十分在意，他比较感兴趣的是联络组的另一位专员——挂着少将军衔的向恺然。
说起“向恺然”，也许知道的人很少，可提起他的笔名“平江不肖生”，名声可就响亮多了。向恺然是现代武侠小说的鼻祖，而且这位大侠和金庸先生还有所不同，人家本身是会武功的，笔下的一招一势全都有来历。记得萨苏兄曾经写过一篇介绍老电影的文章，说到过“火烧上海滩”、“火烧红莲寺”和向恺然，这《火烧红莲寺》就改编于向恺然的武打小说《江湖奇侠传》。
向恺然是留学日本出身的，日语呱呱叫；他是湖南人，还担任过“长沙自卫团”的团长，对当地情况很熟悉；而且这时候他正在报纸上发表连载小说《中国武士道》，说明其对武士道精神也颇有研究。因此，由他来出任这个“洽降专员”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让大家感兴趣的并不是向先生的学问，而是向大侠的武功。所以，每当遇到给向专员当扈卫的差事，伞兵们都抢着去，一个个兴致勃勃、聚精会神、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生怕一不留神、这位大侠就蹿到哪家的房顶上去了。
刚进城的头两天，伞兵们的任务主要是担任“洽降专员”的仪仗。
在当时，长沙城各路大员中最威风的人物，一拨是伞兵扈卫着的这一组，另一拨是十八军高魁元的那一组（顺便说一句，这个高魁元当时只是18军的参议官，后来却不得了，当过台湾的陆军总司令和国防部长，官至一级上将）——因为这两个组不仅配有美式装备的卫队，而且还有美国军官当随员。想象一下就知道，在那时候的长沙街头，前面开着敞棚中吉普，后面跟着十轮大道奇，身边还坐着美国大鼻子——那是个什么派头！
城里的牛鬼蛇神也瞧出了其中的门道，纷纷假借各种渠道向特派专员“表达敬意”。罗照督察官在长沙北正街看中了一套房子，人还没过去，房契就已经送到了手上，等他一进门：喝！连家具都换成新的了。
蔡智诚曾经在姐夫那里遇见过伪“长沙市长”唐令欧，这位唐市长又名唐天德，是日本士官学校十七期的毕业生，曾经当过何健部的团长，日军占领长沙后，他不仅担任了伪长沙市长、“复兴会主任”，还署理过伪湖南省长。可他这时候却找到军法督察官，解释说自己是“奉军统秘令出任伪职的”，还表白自己有“惩治汉奸”、“救助美军飞行员”等等大功劳。
罗照当面敷衍说：“很好很好，你们地下工作者都是无名英雄”，可等到唐令欧出了门，他就在屋里破口大骂：“戴雨农这家伙，自己干了缺德事，却让我来给他擦屁股！”
后来，唐令欧名义上被判了五年徒刑，实际却没进监狱就到香港定居去了。他虽然能够化险为夷、得享天年，却也送了不知道多少礼，光是蔡智诚就从姐夫那儿转手捞到了一块“劳力士永动型金表”，也就是不用上发条的自动手表，在当时是十分新潮高档的玩意。
45年的8月份，守备长沙城的日军部队是第2独立旅团（代号开部队），下辖从第7到第12总共六个步兵大队。可在8月15日以前，日军好象对是否投降还颇有点拿不定主意，因此，不仅第20军的首脑不愿意与“洽降专员”正式接触，就连长沙市的警备司令冈岛重敏少将也躲起来不露面，只派了一个中佐级别的大西参谋，人前人后的上窜下跳胡乱应酬。
这种状况维持了没几天，形势就发生了变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8月16日，久不露面的冈岛重敏司令官终于出现了，他跑来向国民政府的“洽降专员”报告：长沙日军已经接到了派遣军总部的投降命令，自即日起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严格遵从中国政府的各项指示——这下好办了，专员们再也不必“洽谈”什么，直接下命令就可以了。
那一天，整个长沙城都沸腾了。
抗战期间，长沙市经历了“四战一火”的劫难和日寇占领的蹂躏，昔日繁茂的古城早已变得满目疮痍，城市的大部分建筑只剩下了断壁残垣，湘江两岸满是焦土废墟，处处是一片破败荒芜的景象。可是，在8月15日这一天，街道上却聚满了欢呼雀跃的人群，人们跳着、叫着、笑着，把瓜子、花生和茶水塞到伞兵们的手里，一个被日军毒气熏瞎了双眼的伤残军人扑上来、摸着伞兵的衣服和武器，嘴里说着“打得好，你们打得好啊”。蔡智诚还看见，一位白胡子的老人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一定要给国军将士们磕几个头……
路边的树上挂满了鞭炮，有的鞭炮很长，在树杈上绕了好几圈，伞兵们走到哪里、爆竹声就响到哪里。整整一天，蔡智诚的耳朵里都充满了这喜庆的“噼啪”声，许多年以后他还幸福地回忆说：“从来没有听到过那么多鞭炮，湖南人就象爆竹一样的热情刚烈，湖南省真是个花炮之乡”。
从这一天起，伞兵二队就担负起新的任务，他们首先接管了日军宪兵队。
长沙日军宪兵队设在教育会坪（今湖南省农业厅），队长是古川武大尉。8月16日，姜键少校正式宣布接受日本宪兵的投降，命令对方提交人员、武器、装备器材和军需物资的清单，并提供军事设施和办公机构的位置图，同时强调：不得藏匿、隐瞒任何档案材料，更不得毁坏、丢弃任何武器装备。
日本宪兵队里除了日本人还有中国汉奸，并且还兼管着伪警察局。对这些人，伞兵二队当时的措施是：把日本兵转移到军营里管理；把宪兵队里的外省人（主要是跟随“开部队”进入长沙的湖北人，他们大多是武汉“复兴会”总部的汉奸）羁押起来（这批人后来都被枪毙了）；而宪兵队和警察局里的长沙本地人则继续留用、照常上班。
这个办法显得有点偏袒本地人，但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伞兵们都来自于外乡，连长沙的街道都认不清，不依靠本地警探就没办法维持正常的治安——比如“八大汉奸”之一的邓笃恭，日军到来之前他就是警察局长，长沙沦陷期间他也是警察局长，日本投降以后他依然还当着警察局长，真是捧上了铁饭碗。
蔡智诚的主要工作是清理核查物资。
日本人实在是讨厌，他们的清单内容十分庞杂，连一双竹筷子、一个破脸盆都要罗列上去，真是烦琐得要命。可对方既然写出来了、自己就必须查验，于是，蔡智诚就被这些鸡毛蒜皮搞得焦头烂额。可是，查了几天之后，蔡上士才突然发现，表面上很细致的日本人原来并不老实，他们把许多装备物资、甚至一些秘密仓库都隐瞒起来，没有开具在清单里。
弄了半天，小鬼子原来是想利用脸盆筷子做掩护，企图瞒天过海呀！蔡智诚气得拍案大骂，当即报经金远询专员批准，把古川宪兵队长关了禁闭。
宪兵的手里除了物资清单，还有人员名单。监狱犯人的档案全都移交到军统的手上，由金远询站长决定放谁或者不放谁。
在那段时间里，警探们不停地抓人、又不停地放人，头天接到举报说某人是汉奸，隔两天又说证据不足让他回家了。蔡智诚埋怨说：“这不是瞎折腾么？”，而潘崇德却看出了其中的门道：“你别看这些人进进出出、来去匆匆，可只要在大堂上走一道，留下的就是钱呀……”
还真是这样。
比如，长沙城里有这么两个人物，一个叫张芝文，原先是杂货店的老板，一个叫凌云卿，是黄包车工会的头目。44年日军占领长沙时，这两个家伙就打着“欢迎皇军”的旗号主动上门讨好，据说，他俩的初衷是想得到日军的许可、组织人手收埋在攻城战斗中遗弃的尸首（当时城里的尸体确实很多），可没想到，日本太君一高兴，就让张芝文当了“治安维持会”的会长、让凌云卿当了副会长，这两个家伙也就变成了汉奸。
国军接管长沙警务之后，张、凌两人当然就被抓了起来，可没过几天又被释放了，说是证据不足。蔡智诚对此很不理解，在姐夫面前发牢骚：“他们都当上维持会长了，还有什么证据不足的？”，可罗照却笑着说：“你不懂的就不要议论”
原来，这两个维持会长有“立功表现”——他们透露了日本“亚光公司”秘密仓库的地址，那里面存有不少日军从湖南各地掠夺来的贵重物品——接收大员们因为这个情报收获颇丰，光是罗照的手里就分得了四十多部珍版古籍，其中有一本手书的曾国藩日记（不知道是不是曾文正的亲笔），后来送给了谷正伦。
伞兵们只负责监管日本宪兵，对其他日军部队的事情，除非正巧遇上了，一般并不主动管理。
长沙市东区的二里牌，有一个停放日军骨灰的“神社”，在以前，中国老百姓从这里经过的时候都必须对着房门三鞠躬。现在日本投降了，大家就邀集起来去砸烂那些牌位。
那天上午，伞兵的车队正巧经过二里牌，看见几个日本兵正和一群市民在“神社”门口对峙，其中有个鬼子军曹的手里还握着军刀，“咿呀哇啦”的十分歇斯底里。日军官兵在兵营之外持有武器是违犯规定的行为，姜键队长立刻没收了这把军刀。不一会，日军大队长也赶来了，一照面就“噼哩啪啦”给了军曹几耳光，逗得围观群众呵呵直笑。
第二天，伞兵们又从二里牌路过，看见“神社”门前横眉竖眼地站着一伙日本兵，四周的群众却畏畏缩缩地不怎么敢靠前。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昨天的那个军曹在小屋子给自己开了膛、剖腹自杀了。
姜队长觉得再这样闹下去不是个办法，就通知日军大队长把那屋里的坛坛罐罐全都清理干净，再用粗绳子拴在房柱上，道奇卡车一发动，立刻就把这座混蛋“神社”给拽倒了。
不过，日军中象这个军曹一样的死硬分子毕竟是少数，大部分都还比较守规矩的。
那时候，在日军兵营门口站岗的还是日本兵，只不过手里没有枪，而是拄着一根两米长的细木棍，看见有人来了就站得笔直、立正敬礼。
日军的军需仓库都被查封了，因此，兵营里很快就断了粮。国民政府的接收专员懒得理睬这些事，小鬼子就吃了上顿没下顿，最后饿极了，只好学着“做买卖”。在那段时间里，长沙市民晚饭后的一大乐事就是去逛“日本夜市”——鬼子兵出卖的物品，除了大衣、毯子、床单之类，还有食盐（湖南也是个缺盐的省份）和“旭光牌香烟”，老百姓就用食物来交换。
伞兵和警察也不愿意眼看着日本人饿昏了闹兵变，所以对这类买卖并不制止，反而还帮着他们维持秩序。
蔡智诚看见一个卖“炸糕”的小贩用大米换了一床毛毯，看看日本兵可怜、又白送给他几块“油炸粑”，把那小鬼子感动得直鞠躬：“中国大大的，日本小小的……”，小贩乐呵呵地摸着鬼子兵的脑袋（日本兵都剃光头）说：“娃仔，你们要早晓得这个道理就好了嘛”。惹得周围的人都哄堂大笑。
日本兵容易对付，游击队却不大好办。
长沙城外有几十路游击武装，什么“自卫团”、“别动军”、“正义军”、“挺进军”、“复仇队”……五花八门，从8月15日以后就自发地进城来接受投降。
这些人进到城里，见到物资就搬、见到好房子就贴标签，甚至连中山东路的何键私宅也挂上了十七个单位的接收条。国民政府的特派专员们顿时着急了，连忙在各个路口张贴布告：“各地下军速回原地驻防待命，在指定区域等候国军先遣军入城……”，伞兵二队也因此增添了一个新任务——“劝阻”地下军。
“劝阻”的基本程序是，先把游击队的一帮豪杰们请到饭馆里喝酒（当然是由长沙商会买单），在酒桌子上详细讲解中央政府的方针政策。吃饱喝足之后，如果觉悟提高了，就由伞兵派大卡车把各位英雄送出城去；如果继续执迷不悟，对不起，伞兵的美式装备也不是吃素的，守住饭馆门口缴掉枪械，照样押送出城。
游击队没防备国军会来这一套，所以刚开始这“劝阻”的办法还比较有效。可是，这帮人物哪里是这么容易听“劝”的，这一拨刚哄走、那一拨又来了，到最后，干脆嚷嚷着要“武力进城”……
简直是无法无天！政府官员们气得直拍桌子。
游击队想进城，政府高官可以发脾气、伞兵们也可以尽量“劝阻”。可正规国军部队也想进城，大家可就拦不住了。
99军想进长沙，因为他们奉有第九战区薛岳长官的指令；93军也想进长沙，不仅因为他们距离长沙城最近，而且还因为他们都是湘中子弟、在历次保卫长沙的战斗中付出了巨大牺牲（长沙市里现在还有93军的阵亡将士墓）。这两路人马开到城下，伞兵也好、专员也罢，统统没有办法。
小官没办法，大官却有办法。王耀武在蒋总裁面前告了一状，薛岳长官的老脸终究比不上嫡系的学生，只好收兵撤退——于是，王司令长官一声令下：湖南全境由第四方面军负责接收，第18军开进长沙受降！
王牌主力第18军开过来了，没想到，刚开到长沙城边却又出了事。
按18军军长胡琏的意思，首先进城的应该是他最亲信的第11师（陈诚、黄维和胡琏都担任过这个师的师长，这时候的师长是杨伯涛）。可谁知道，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18军118师师长戴朴是个长沙人，眼看到了自家的大门口，心里一激动就忘了天高地厚，居然带着自己的人马抢到了11师的前头，大摇大摆的准备衣锦还乡了。
城里的高魁元参议官见此情形，赶紧给胡琏发电报。胡军长是个陕西人，哪里会在乎戴师长的乡情，立马命令118师停止前进，戴师长不服气，胡军长就立即上报方面军总部、直接撤了戴朴的职——倒霉的戴朴后来只好投奔了湖南老乡廖耀湘，辽沈战役时的青年军207师师长就是这位想抢11师风头的仁兄。
1945年9月7日，“土木系”的灿烂招牌、国军精锐中的精锐、嫡系中的嫡系、号称驰骋疆场无敌手、打了胜仗很正常打了败仗纯属意外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在他们的英明领袖，那位得到无数后人景仰崇拜和怀念的、除了运气不好浑身没有毛病的、料事如神英明勇武即使全军覆没也能孤身突围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最后成功守住金门岛的——胡琏胡伯玉陆军少将的带领下，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沙城。
而就在11师进城的当天，伞兵二队也接到了开拔的命令。
有文章记述：“伞兵部队参加了长沙的受降仪式”，这个说法并不准确。
伞兵二队只是参加了在湖南长沙与日军“洽降”阶段的活动，受降的工作是由18军完成的。
第四方面军王耀武接受日本第20军坂西一良投降的时间是在45年的9月15日，而这时候，蔡智诚和他的伙伴们早已经飞到南京，观看岗村宁次投降去了。
如果留意一下1945年8月的“中国各战区受降单位分配表”，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两个现象：一个是，在这张分配表中没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受降份额；另一个是，国军的受降单位除了“战区”，还有“方面军”，似乎是来自于两个系统。
抗战时的“战区”制度是在1937年的南岳会议上确定的，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结束，虽然各战区的划分有所调整（从最初的五个战区，到最多时的十二个战区加两个游击区），但指挥模式却基本没有发生过变化，始终是由“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通过军政部下达各项指令。
到了44年的下半年，军委会又在军政部的管辖之外另设了一个“陆军总司令部”，由何应钦出任总司令，意图是为“实施战略反攻”做准备。如此一来，管理战区事务的军政部（部长陈诚）就被人们称为“防守指挥部”，而新出炉的这个“陆军总司令部”则被叫做“反攻指挥部”——把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分成互不隶属的两个摊子，这样的主意恐怕也只有蒋委员长才能想得出来。
总的来看，军政部领导着各大战区，兵力多、地盘大。而陆军总司令的人马虽然少一些，但显得更加精锐，武器装备也比较好。“陆总”下辖四个方面军，一方面军卢汉、二方面军张发奎、三方面军汤恩伯、四方面军王耀武，另外还有杜聿明领衔的“昆明防守司令部”（基本部队为“远征军”）——在当时，绝大多数“美械师”都集中在“陆总”的麾下，番号为“陆军突击总队”的国民党伞兵当然也属于“反攻指挥部”的一分子。
抗战胜利后，军政部方面，除第八战区（甘青宁战区）以外的其他战区都参与了对日受降；而“陆总”方面，四个方面军也都分配到了受降区域，两大系统的地位基本相等。因此，在这时候由谁代表中国军队接受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的投降，就成了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
军政部长陈诚当然希望能够获得“受降总代表”的荣誉，但蒋委员长最终还是决定把这个美差交给了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据说，这其中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陈诚的性情刚硬、为人比较刻薄，而何应钦做事谨慎、是个好好先生，由何总司令出任受降代表，更能体现蒋总裁“以德报怨”的慈悲胸怀。
其次，何应钦是“士官学校”出身，所谓“一黄埔，二陆大，三士官”，陈诚占了其中的两条，而何应钦却是三样俱全。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何应钦属于既有日本军校背景、又与黄埔系有着深厚渊源的人物，不仅日语流利、并且熟悉日军的编制和管理习惯，比较有利于开展交流工作。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1935年，蒋介石曾经派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谈判，最后签定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在当时，老何不仅在梅津美治郎面前受了一肚子窝囊气，而且还被全国舆论骂得狗血淋头，搞得里外不是人，但老何够义气，打落牙齿和血吞、所有的骂名都自己扛了，没有象张少帅那样把蒋委员长给牵扯进来。所以，老蒋这次再派老何出任“受降代表”，既算是对他的一种补偿，也可以说是给了他一个恢复名誉的机会。
既然是由“陆军总司令”出面受降，当然就不能让第三战区的部队跑龙套，可“陆总”的精锐兵马此时都在大西南后方，怎么送到南京去呢？只有空运。
蔡智诚他们是9月7号接到开赴南京的命令的。当时，18军11师正在举行入城式，姜键队长在办理移交手续的同时，又命令管理人员必须在一天之内把手头的“剩余物资”处理掉，这可把蔡智诚愁坏了。
所谓“剩余物资”其实是日伪仓库里的库存品。别人手头的物品还好办，可蔡智诚管理的那单物资中有五十吨锰矿沙，这原本是日军从湘潭矿区搜刮来、准备运往日本的军工原料，到了现在这个时候，谁也不会愿意花钱买这种没用的东西。蔡上士把自己的难处讲给长官们听，可队长和分队长都不肯罢休：“再难办也要办，赶紧想办法，能卖几个钱算几个，不然留给别人也是浪费……”
想办法，还能有什么办法？只有去找几个冤大头。
这时候，监狱的事务还没有移交完毕，蔡智诚连忙把伪商会（万昌商社）的四个汉奸买办从号子里提出来，对他们说：“只要把这些锰矿沙买过去，就算是有立功表现，可以放你们回家”。
那四个家伙有点儿不放心：“锰矿是军需物资，被别人知道了难免还是要被抓的”
“笨蛋。你们先把矿砂拿过去，回头再交给18军，岂不是又立了一大功？有谁还会再抓你们？”
汉奸买办想了想，觉得这个破财免灾的办法还是比较划算的，于是就拍板成交了。
等蔡智诚从金远询专员那里弄来放人的批条，汉奸家属也已经把款项筹集到手了，整整一万块现大洋。
按当时的长沙市价，一块大洋相当于四百元法币。姜键少校看见一大堆没用的矿沙变成了四百万现钞，顿时乐得合不拢嘴，连连夸奖“老弟聪明！真能办事！”。
1945年9月8日凌晨，伞兵二队从长沙北部的新河机场登机，分乘六架C46、直飞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
早晨八点，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这时候，已经有一位陌生的中校军官在跑道旁边等候大家，他就是突击总队的新任参谋处长刘农畯。刘处长是伞兵二队空降湖南以后才调来的，所以连姜键队长也不曾见过他，不过，这位中校处长待人挺和气，伞兵们对他的印象都很不错。
刘农畯是湖南邵东人，有的资料介绍他毕业于中央军校某某期，其实并不准确。当年他就读的是国民党军事交通技术学校——这所学校后来被并入了中央军校，刘农畯也因此拥有了“相当于黄埔”的资格。
在机场旁边的库房里，伞兵一边整理军容，一边听候刘农畯布置任务。
刘处长说：这一次，伞兵部队的使命是担任中国战区受降签字仪式的仪仗护卫。原先计划调集的是两个队，前些天，伞兵三队已经由芷江飞抵南京、四队也从昆明来到这里——这两个队都是第一批通过考核的队伍，集中训练的时间最长、专业技术水平也最高——但“陆总”却觉得他们在组建之后没有打过仗，比起新六军派来的“百战雄师”略有不足，所以又临时要求增加一个具备战绩的队伍。而这时，伞兵一队已确定要参加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在广州的受降仪式，因此，到南京看岗村宁次投降的美差就落到了二队的头上。
刘处长说：“你们有战功、有杀气，由你们出马，一定能镇住日本人！”
伞兵三队的李海平队长也说：“何总司令的飞机等一会就要到了。本来我们三队已经做好了迎接专机的准备，但现在你们来了，露脸的机会就交给你们二队”
一席话说得大家好高兴。
收拾完毕，伞兵二队在刘农畯处长和姜键队长的带领下，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停机坪。
这时候，明故宫机场已经聚集着来自社会各界的上万名群众，他们手持鲜花和锣鼓、挥舞着国旗和欢迎条幅，个个兴高采烈。
停机坪上排列着新六军的仪仗队和军乐队，伞兵二队就和他们站在一起。
新六军是从湖南芷江机场空运南京的。他们这次派来了两个师，第14师（龙师）担任南京市区的守备任务，新22师（虎师）接管镇江和扬州，另外，74军的57师（虎贲师）也临时抽调给新6军指挥，负责常州和无锡的防务。
贴一张老照片，当年的“明故宫机场”就是这个破烂模样。
这是南京市最早的民用机场，有两条跑道，位置在现在的南京航空学院附近，1956年被拆除了。
临近中午的时候，从候机楼里走出一大帮高级官员。走在前面的海军司令陈绍宽穿着白色的上将礼服，看上去特别显眼，在他身后的还有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江苏省主席）、汤恩伯（第三方面军司令、京沪卫戍区司令）、郑洞国（三方面军副司令、京沪卫戍区副司令）、廖耀湘（新6军军长）、牟廷芳（94军军长）……
过了一会，何应钦的专机在九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临南京机场。
飞机并没有立刻降落，而是在南京市上空盘旋了好几圈。机群每低空盘旋一次、地面上的民众就欢呼一阵，真是热闹非凡——何总司令的受降专机很有讲究，前一回他从重庆到芷江洽降，乘坐的是“中正号”，这一回到南京签字，座机又换成了“美龄号”，的确是面面俱到。
一点钟左右，专机终于落地，何应钦走下舷梯，与他同机抵达的有谷正纲（社会部长、接收委员会主任）、贺衷寒（社会部次长，甄审委员会主任）、丁惟汾（社会部次长，抚恤委员会主任）、李惟果（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另外还有伞兵部队的老熟人、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中将等人。
这时候，机场上锣鼓喧天、军乐悠扬、彩旗飞舞、花束摇动，伴随着万千民众的呼喊雀跃，顿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南京市的女学生向何总司令献上了一束鲜花和两面锦旗，一面旗子上写着“日月重光”、另一面写着“党国干城”，一大帮记者涌上前去拍照，把舷梯口堵得水泄不通。
折腾了好久，何应钦才“突出重围”，在陈绍宽和顾祝同的陪同下检阅了新六军和伞兵仪仗队。
检阅之后，原本以为何总司令将会发表重要讲话什么的，可没想到他在队伍前面站了两分钟，一句话也没说、就匆匆忙忙地朝候机楼方向走了，弄得大家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原来岗村宁次也到机场来迎接何应钦了，因为不方便出头露面，正在候机室里等候大驾呢。
从机场出来，伞兵二队乘车前往预先安排好的驻地。刚到中山北路的招待所，蔡智诚就被队长喊去开会，原来，他已经被选中担任受降签字仪式现场的“场内警卫”工作。
能够成为受降会场内部的仪仗护卫是十分难得的际遇。分配给伞兵的名额总共只有十二个，其中四名军官、八名士兵，蔡智诚能够得到这个机会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他有战功（那枚云麾勋章又起作用了），二是因为他懂英语、可以和外国人打交道。
担任“内卫”的人员必须在“陆军总司令部”集中住宿，姜键队长开着他的吉普车，一定要亲自把大家送过去。蔡智诚疑惑地问：“你刚到南京，能找到地方么？”，姜队长哈哈大笑：“放心吧！闭着眼睛也能开到那里”
原来，举行受降仪式的“南京陆总司令部”其实就是原先的中央军校。抗战之前，中央军校在南京先后办了八届班（从6期到13期，其中6、7两期仍称为黄埔），伞兵部队的绝大多数军官都是这期间的学员，姜键本人就是第11期的毕业生，所以他当然知道母校的位置。
汽车开到中山东路和黄浦路的交叉处，看见路口上立起了一座大牌坊。
牌坊分为三层，顶端悬挂着中英美苏“四大强国”的国旗，中间镶嵌着国民党党徽，底下是一个横匾，写着“和平永奠”四个大字，整座牌坊被彩条花束、苍松翠柏装饰得十分漂亮，牌坊底下还站着威风凛凛的卫兵。
从这个路口进去，经过中央军校大门、军校广场，直到军校大礼堂，沿途的牌坊一座连着一座，而且每隔不远就立着一根旗杆，上面依次悬挂着联合国51个国家的国旗。第二天，也就是45年9月9日，这些旗杆和牌坊下面都守卫着头戴钢盔的哨兵，一侧是新6军14师的战士，肩负背包、手持步枪；另一侧则站着伞兵，戴白手套、端冲锋枪或者卡宾枪——只不过有很多人（包括记者）都不知道那是伞兵，把他们误当成宪兵了。
吉普车开到军校门口就不让进了，姜键少校只好掉转头回去，蔡智诚他们则被领到礼堂东侧的一座二层小楼里接受面试审核。担任考官的是“典礼总指挥”、新6军的副军长舒适存，他捧着报名材料反复查看、问来问去的十分仔细，好象生怕混进了什么不良分子。蔡智诚当然经得起审查，十分顺利地过了关。
顺便介绍一下——这个舒适存，30年的时候曾经担任过红八军（军长黄克诚）的参谋长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参谋处长，是个从红军队伍里叛逃出去的人物。
面试之后，发给大家一张特别通行证，并进行了任务分工。分派给蔡智诚的差事是担任“记者区”的警戒服务，在这个岗位上可以走来走去，比死站在一个地方的仪仗兵要舒服多了。
晚上安排大家看电影，影片内容是欧洲战场上的受降仪式。先放映英美部队受降，场面比较轻松，美国人很随和，与德国兵有说有笑就象朋友一样。指导官解释说：“这代表了军人的绅士风度”。接着又演苏联部队，那场面就严肃多了，俄国大鼻子板着面孔发表演讲，“叽里咕噜”地把德国兵整得象灰孙子一样。指导官评价说：“这反映了欧洲人民对法西斯蒂的深刻仇恨”——总之都有道理。
都有道理，那么我们照谁的样子学呢？蔡智诚提议：“我们对法西斯蒂也有深刻的仇恨，我们明天也羞辱日本人一番”。大家都拍手叫好。
可指导官却不同意，他讲解了实行“以德抱怨”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致是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战争过后还要长期共存，保持彼此之间的和睦亲近是实现长久和平的前提……最后，长官还提醒大家务必遵守纪律、爱护名誉、洁身自好、尊重对方，如出现玩忽职守的现象，定当严惩不贷。
会后，指导官又把蔡智诚叫到一边，叮嘱说：“蔡四娃，别人都不吭声、你站起来乱冒什么皮皮？以后注意一点……”
这位指导官名叫夏禄敏，也是蔡家的街坊。
夏禄敏是遵义三中（今遵义师专）的学生，他们这个班出了两个外交人才，一个是共产党的韩念龙，当过新中国的驻瑞典大使，另一个就是夏禄敏，二十多岁就出任中华民国驻苏大使馆的武官。抗战期间，夏武官先是在贵州防空指挥部工作，与蔡智诚的父亲是同事，现在又调到“陆总”办公室，负责受降仪式的总务管理和业务指导。
幸亏指导官是熟人，蔡智诚被教训几句之后就没事了。否则，就凭他刚才的那番信口开河，能不能参加第二天的受降典礼都很难说。
1945年9月9日早晨六点钟，全体内卫人员进入签字大厅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举行受降签字典礼的场地，当时的正式名称是“陆军总司令部礼堂”，原本是国民党“中央军校大礼堂”，现在是解放军南京军区大礼堂。
礼堂大厅的一面墙上布置着国民党党旗、国旗和孙中山像，画像下端还镶嵌着一个英文字母“V”和两个中国字“和平”；另一侧的墙上挂着中英美苏四国领导人的画像以及这四个国家的国旗；天花板上挂着彩条，悬挂着联合国51个国家的国旗，代表全世界人民大团结。
大厅北面是受降席，摆着一排宽大的长桌和五张带扶手的椅子，桌面上摆着一个文具盒和中央广播电台的麦克风；南面是投降席，摆着一排比较窄的长桌和七张没有扶手的椅子，桌面上也有一个文具盒；西面是贵宾观礼席，东面是记者观礼席，只设了几排座位，没有桌子。
另外，东西两侧的楼上还有观礼台，那上面由新6军的警卫负责管理，蔡智诚没有上去过。
蔡智诚的岗位在记者席的一侧。当时，东、西两面观礼席的前面都用蓝布围起了屏障，他的任务就是提防着有什么人冲过帐幔，跑到签字场地中间去。
担任内卫的伞兵都佩带着手枪，但蔡智诚腰间挂着的其实是空枪，至于那些军官的枪里是否有子弹，他就不知道了。
这是现在搞的“复原现场”，太简略了。不仅没有党旗、国旗，面积也不够大。
当时的场面应该是这样——这是从南向北看。
这是从北向南看。注意会场上的兵，那些扛背包、端步枪、老老实实排队的是新6军，散乱站着、胳膊上有段红布条的就是伞兵。
这是一幅油画，虽然漂亮，却有点夸张了。观礼席后面的伞兵其实不应该端冲锋枪，端冲锋枪的伞兵都站在外面的大街上呢。
上午八点正，中外记者检录进场。
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刺客假扮记者到会场行凶的事件，所以这次的受降典礼仪式对记者的盘查特别严格。会场的入口处设置了两个检查台，左边的台子查身份、右边的台子查设备，进到大厅里面再由蔡智诚他们核对采访证、指定观礼座位。
只有少数官方新闻单位能够获得现场采访的资格，中国记者主要来自《中央日报》、《扫荡报》、《大公报》和“中央社”，外国记者来自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总计八十八人。
与记者打交道之后，蔡智诚才明白要让这些人老老实实地坐着是件多么困难的事，他们根本就不理会什么座次表，全都蹦来蹦去的东张西望，象群猴子一样没有一刻安生，恼得伞兵们恨不能找个笼子把他们固定起来。
嘉宾们也在陆续进场，进会场观礼的门槛很高——武职军衔需少将以上、文职级别需“简任官”（相当与现在的厅级）以上——具备这样资格的人物都是老谋深算的家伙，不会有谁愿意在这时候抢风头接受记者的采访。于是记者们只好自己采访自己，中国记者问外国记者有什么感想，外国记者问中国记者是什么心情。有个美国人向蔡智诚打听：“这里有没有日本记者？”，看见伞兵摇脑袋，他就觉得十分失落：“遗憾遗憾，太遗憾了”
过了一会，这小子又突发奇想，拉着中央社的记者提建议：“日本战败了，经济肯定破产。你们可以把读卖报知社（现在的《读卖新闻》社）买过来，这样立刻就能获得一个亚洲最大的新闻社团……”，周围的人听了直笑，心想：“真是个傻老外。中国人自己的一摊子事情都没有搞清楚，哪里还有闲工夫去管日本的报纸”。
记者们闲扯的时候，观礼嘉宾都已经入席了。在大厅西侧就座的除了汤恩伯、郑洞国、廖耀湘、牟廷芳、谷正纲、贺衷寒等中方高级官员，还有美军的麦克鲁中将、英军的海斯中将以及法国和澳大利亚的什么官员。楼上的观礼台也挤满了来宾，两层楼加起来大约有三百人。
8点40分，岗村宁次等七名投降代表乘坐三辆黑色轿车来到大礼堂外，记者顿时激动起来，纷纷挤向大门口，举起照相机“噼里啪啦”地拍照。那几个鬼子军官倒也挺配合的，规规矩矩地站了几分钟，让记者们爽了个够，然后才沿着走廊进到休息室里面去了。
在门口拍够了，记者们又跑回到会场里。他们本来是有固定座位的，可这时候也没人管了，你挤我、我挤你的抢占有利地形，满大厅就看见他们在乱折腾。蔡智诚急得满头大汗，其他的卫士也来帮忙维持秩序，可根本就没人听他们的。这些记者都是关系通天的人物，别说区区一个蔡上士，就是换成蔡上校也没人放在眼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