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上的艺术和与其邻近的定居者的艺术是不相同的，例如斯基泰艺术与亚述－阿契美尼德艺术、匈奴艺术与中国艺术之间，但从他们刻绘的内容看却有些相似之处，尤其在描绘猎狩及野兽的争斗场面方面。亚述－阿契美尼德式的或中国汉朝时代的动物形象艺术是古典派的，线条明快简洁。草原艺术则着重于轮廓，层层涂色，与古典派大不相同。亚述人及阿契美尼德人同中国汉朝人一样，他们所刻绘的动物是行走状态的，多是在一个简单清晰的布景内互相追逐或互相恫吓。草原上的艺术家们，不论是斯基泰人还是匈奴人都常常将正在互相搏斗的动物刻画得如同缠绕在一起的藤蔓。他们刻绘的内容多倾向于动物四肢受到损伤，时常以野猫、熊、鹫或鹰和被它们咬住的马或鹿的扭曲身体作为刻绘的艺术内容。在这里没有任何速度，没有任何逃避。如我们刚才所讲过的，有的是耐心和有步骤的互相厮杀，似乎牺牲者常常是要同凶手同归于尽。相反地，尽管有这种“缓慢”，内在的生命力很快就成为悲剧的巨大动力，如果是灿烂耀眼的风格扰乱并繁荣了艺术形式的话，那么它便抹去了通常以屠杀为题材的现实主义。
草原艺术不同的组成部分和发展趋势，极不均衡地分散在从敖德萨到满洲及黄河之间的广大区域内。草原的斯基泰艺术曾经发展到伏尔加河上游的森林地带，对喀山附近的阿纳尼诺文化（公元前600～前200年左右）也有影响。毫无疑问，这种文化是属于匈奴人种的，因为在那里的一个藏品丰富的古冢内找到了尖头斧和普通的青铜匕首，其上有一些斯基泰式的动物刻绘，特别是些有卷曲形走兽的题材，但表现手法相当简单和贫乏。不过，根据塔尔格伦的研究，斯基泰人的动物形象艺术只是部分地被阿纳尼诺文化所采用，因为它的基本装饰还是依照以前所固有的几何图案形的。在西伯利亚中部的米努辛斯克却不完全是这样，阿尔泰地区这个重要的冶金业中心，在青铜时代（公元前4～前3世纪）还在继续出产仅刻有几何图形的有孔手斧，例如克拉斯诺雅尔斯尔克的“尖角式”的刻绘。但这一时代也有过一种风格简单和质朴的动物形铜器，与其他地方出土的风格复杂的铜器不同。波罗夫卡曾在米努辛斯克寻找过草原艺术在地图上及年代学上的起源，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他曾经认为黑海与北直隶湾（今渤海湾）之间的米努辛斯克实际上就是草原几何形艺术的所在地，在那里阿尔泰地区的老冶金工们用他们的锤子制造了最早的简单动物形象艺术品；到后来这种艺术流传至西南方，斯基泰人便利用亚述－阿契美尼德人的艺术也把它丰富化了；流传至东南方时，则又被匈奴人利用中国人的艺术把它也丰富化了，这是真的吗？或者相反，如同罗斯托弗泽夫所设想的，米努辛斯克艺术中动物形象的贫乏是由于斯基泰艺术在传往西伯利亚森林地带的途中贫乏化了，犹如阿纳尼诺艺术形式是由于斯基泰艺术在传往白姆森林的途中贫乏化了一样，但这又是真的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所谓阿纳尼诺文化及米努辛斯克文化只不过是俄罗斯草原上的一种衰弱的回声而已。
此外，应当注意的是我们只能证明在俄罗斯南部初期文化中，即自公元前7～公元前6世纪时，仍然是很质朴的动物形象艺术风格为主，例如，克里米亚半岛的刻赤及库勒－奥巴冢中的铜器（公元前5～前4世纪时的物品），库班的“七兄弟”、克勒梅斯、乌尔斯基及科斯罗姆斯卡雅，在基辅附近的契吉林等地出土的铜器。在公元前5～前4世纪时，草原艺术的风格化似乎变得更为复杂了，如在亚速海岸米利托波耳附近索洛喀出土的文物，在那里我们看到在一个上面刻绘着斯基泰艺术题材的美丽的希腊金器旁边，有动物雕刻家刻下的有特殊色彩穿插和点缀的旋涡状装饰；在亚速海附近的伊丽沙维托夫斯卡雅也发现过同样的古物，在那里镂雕的铜器本身就是雕琢出的花纹和枝叶穿插组成的。
草原上的古代史
草原文明(4)
萨尔马特人与西伯利亚西部
我们在乌拉尔山旁边奥伦堡地区的普罗柯罗夫卡发现了公元前4世纪时的一种以矛枪贮藏所为代表的区域文化。矛枪是萨尔马特人的特有武器，根据罗斯托弗泽夫的研究，普罗柯罗夫卡的墓穴很有力地说明萨尔马特人部落第一次在俄罗斯和欧洲的出现。尽管如此，公元前3世纪上半期，这些与斯基泰人同一个种族并属同一个北方伊朗游牧集团的萨尔马特人，从他们原来居住的里海北岸渡过伏尔加河，侵入俄罗斯草原，把斯基泰人赶向克里米亚半岛。波里比阿曾经在公元前179年第一次提到这个强大的民族是。虽然他们都是兄弟游牧民族，新来的却明显不同于早到的。上文提到的斯基泰人，在我们面前是些骑射手，戴着萨斯式的无檐帽子，穿着宽大的衣服，他们是接触过希腊他们是接触过希腊文明的野蛮人，并发展了一种形象艺术，在风格方面永远保存着自然派造型艺术的遗风。而萨尔马特人基本上是持矛骑兵，戴着圆锥形的头盔，穿着铁环编成的甲胄，他们的艺术，基本上还是动物雕刻家的，在风格和几何绘图装饰方面表现出一种比斯基泰人更为独特的风格，他们热衷于在金属上用彩色釉质镶嵌，总之，他们在希腊－罗马的造型艺术基础上点缀了特殊的花纹，产生了一种“东方的美感”。这种艺术由萨尔马特人传给了哥特人，再由哥特人传给日耳曼人。在叶喀切林诺斯拉夫附近的亚历山德罗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基泰艺术于公元前3世纪时向萨尔马特艺术的过渡。萨尔马特艺术是公元前3～前2世纪在俄罗斯南方建立起来的，不仅表现在库班地区的别罗瓦、摩吉拉、阿克塔尼佐夫卡、阿纳巴、斯塔夫罗波耳、喀金斯科耶及库尔兹希普所制造的金属首饰上，还表现在亚速海附近的伊丽沙维托夫斯卡雅的萨儿忒人的器具上，以及著名的迈科普的镶釉的银质裤带上。这个银裤带上镶有一只正在吞吃山羊的鹰，是公元前2世纪时的萨尔马特人的作品。这样的风格继续表现于后一时代的萨尔马特人的金牌子上，例如在顿河河口附近的达甘罗格及费杜洛沃，库班河口附近的西维尔斯卡雅（公元前2世纪）以及在公元1世纪时亚速海附近的（新）车尔卡斯克，在乌斯特－拉宾卡雅，在佐波夫农场，以及在库班地区阿马维尔等地方所出土的物品中。
这些文物，尤其是与迈科普裤带上的金牌子与西伯利亚西部的金 与银质牌子有联系的。在今天，这些金牌子属于“彼得大帝宝藏”，它们的上面装饰有鹰和野羊，虎和野羊，鹰和牛，鹰和虎等动物间的争斗图，都别具风格。波罗夫卡认为，这些西伯利亚的金牌子是公元前3～前2世纪的产物，梅哈特认为它们存在于公元前1世纪，而罗斯泽夫则认为它们应当是在公元1世纪。有人甚至企图把西伯利亚西部出土的金牌子归于与萨尔马特人有血统关系的居民，所以，根据前苏联最近的发现，从米努辛斯克附近鄂格拉克忒，一直到西伯利亚中部所发现的这个时代的人的骨骼决不可能是属于突厥－蒙古人种。不过他们很可能是与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及塞种人有来往的印欧血统的居民。
奥瑞纳文化
欧洲旧时器时代晚期的一种石器工艺传统和艺术传统。奥瑞纳的艺术代表着艺术史上第一个完美的传统，由原来粗劣的尝试之作转变成一种完美的、成熟的艺术风格。
Ａｒｙａｎ，雅利安人，源自梵文，意为高贵，史前居住在伊朗和印度北部的一个民族，他们的语言亦名雅利安语，南亚印欧诸语言即是源于雅利安语。19世纪，雅利安语一名用作印欧语的同义词，现在此名在语言学上，仅限于指印度－雅利安语的一支。在19世纪，由于戈宾洛伯爵及其门徒Ｈ．Ｓ．张伯伦的积极鼓吹，出现过一种雅利安人种的学说，认为凡是讲印欧语言的人们，凡是被认为对人类一切进步有关的人，以及凡是道德上高于闪米特人、黑种人以及黄种人的，都是雅利安人，北欧人或日耳曼人被认为是最纯粹的雅利安人。这种学说在20世纪30～50年代已被人类学家抛弃，却被希特勒和纳粹运动利用，并以之作为德国政府政策的依据，对犹太人、吉普赛人以及其他一切非雅利安人采取灭绝措施。
最早的马大约出现在南俄草原，相信是游牧民驯化的，并且很快即被用于军事。在使骑战完善的诸种技术发明里面，马蹬的意义尤其重大。依靠它，骑手乘骑时可以固定身体，从而解放了双手，它使北方游牧民在很长时期内对定居人的骑兵保持着绝对优势。欧洲普遍使用马镫还是在6世纪阿瓦尔人入侵之后的事情。
草原上的古代史
草原文明(5)
阿尔泰地区的前突厥文化
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初期起，位于叶尼塞河上游米努辛斯克的冶金中心变成了一个新的活动基地。塔尔格伦认为，就是在这个时期才出现了用石头造的矩形墓穴，这个时代称作青铜时代第三期，即梅哈特所说的“全青铜时代”。这个时代以动物题材艺术的丰富为特点，比较典型的有卧鹿、站鹿、向后看的鹿及蜷曲着的动物。据塔尔格伦分析，这些蜷曲有形动物题材是从俄罗斯南部传来的。
公元前500～前300年代也是西伯利亚青铜制匕首、刀子和“杯状大锅”的初次生产时代。这种“杯状大锅”从米努辛斯克向匈奴统治的鄂尔多斯，并且在野蛮民族大侵略时代一直传播到匈牙利。米努辛斯克和达尔斯科耶的刀子很薄的，稍稍弯曲，在把柄末尾常有一个雕刻细致的鹿头，流行于蒙古各地，一直到匈奴统治的鄂尔多斯。大约在公元前300～前200年间，米努辛斯克正处在铁器盛行时代，出现了一种部分是铜、部分是铁的尖斧，以及埋葬着很多人的大坟墓。此外，梅哈特还毫不怀疑地认为米努辛斯克曾于公元前2世纪或公元前1世纪时为我们遗留下了雕有斗牛或斗马的装饰用青铜牌子，其上动物的耳朵、蹄子、尾巴、筋、毛都是”苜蓿形的凹刻”，这种雕刻术明显地和俄罗斯南部与西伯利亚西部的萨尔马特艺术有联系。许多考古学家推测，米努辛斯克后来又把这种艺术传给了鄂尔多斯的匈奴人。
米努辛斯克处于萨彦岭北麓。鄂毕河、卡通河发源地附近、大阿尔泰山北麓的巴西鲁克比它更靠西南方。格里亚斯诺夫考察团于1929年在这里发现了公元前100年或稍早一点的墓葬，其中有“戴着北极鹿面具”的马尸。这种发现可以证明当地居民已经以马代替鹿使用了。在这种马的面具和皮制、木制及金制的鞍辔上有动物形花纹装饰。例如飞奔着的野山羊和鹿，展开双翼的鹰正在啄死一只野山羊，几个豹子正踏在鹿和野山羊的身上，一只鹫踏在倒在地上的鹿身上，公鸡正在打架等。所有这些题材都接近于斯基泰，甚至于希腊－斯基泰的动物形象艺术中的现实主义，而没有为了装饰而复杂化。井然有条而朴素的风格，有时胜于使人眼花缭乱的装饰。在巴西鲁克还发现有胡子的怪面饰，很明显是起源于希腊－罗马，其灵感则毫无疑问是出自息姆米里人的希腊化了的博斯佛尔王国。在同一时期（公元前2世纪～前1世纪）这种希腊－罗马式的怪面饰亦出现于米努辛斯克组合中。至于阿尔泰组合，它除了巴西鲁克之外，还包括基伯、哈喇科尔和卫罗丁的古墓，这些古物大都是公元前1世纪的，属于萨尔马特型。基伯组合中的古物有同样的动物形象艺术，风格仍然是朴实而近于现实主义。基伯的一件中国漆器，是公元前86～前48年的物品，帮助我们确定了这个艺术中心存在的年代。
公元1世纪，阿尔泰文化以加丹打的古墓为代表，它给我们留下了木刻，上面有几个熊正在与长着鸟头并且有角的鹿撕打，还有青铜片以及绘有动物图案的纺织品，这些图案中有鹰和鹿的争斗，它与同一时代（公元2年）在蒙古诺音乌拉的匈奴艺术题材相同。同样，诺音乌拉留给我们的确实是从息姆米里人居住的博斯佛尔来的希腊纺织品，米努森斯克附近特思的古墓也为我们证实了直至野蛮民族大侵略时代之前来自希腊－罗马的影响，这种影响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黑海地区样式耳环上。
我们还可以看到公元后最初的两个世纪，米努森斯克周围一种过渡时期的文化曾一度繁荣，这种文化被特普鲁科夫称作达什特克文化，米努辛斯克以北60公里和在都巴河会流处以北鄂格拉克忒村中发现的古物都明显地属于这种文化，其中有中国后汉时代绘制在丝织品上的美丽的动物岩画。
不久，阿尔泰山和米努辛斯克的这些斯基泰－萨尔马特类艺术中心自行消亡了，或者，更准确些说，是自行转变了。因为米努辛斯克地区在公元7世纪初还生产青铜装饰品，其年代可以根据唐朝初期的中国钱币来确定。但是，公元5世纪，这个地方就已经被几个突厥部落征服了。他们是黠戛斯人的祖先，中国史学家们曾提到过他们。特普鲁科夫认为，在3世纪以后，黠戛斯人在米努辛斯克取代了与萨尔马特人有联系的印欧种贵族。但是，在米努辛斯克、巴西鲁克和加丹打的文化中心自行消亡之前，他们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正是他们把具有显著风格的动物形象艺术和草原艺术传播给蒙古地区和鄂尔多斯的匈奴民族的。
草原上的古代史
匈奴的起源(1)
匈奴的起源与匈奴艺术
当伊朗的游牧人，即斯基泰人与萨尔马特人，占据俄罗斯南部以及图耳盖与西伯利亚西部的草原地带时，草原地带东部却处于突厥－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古代的突厥－蒙古人中的统治民族是被中国人称作“匈奴”的人，近似于罗马人和印度人对于这个野蛮民族称作“浑”、“浑尼”或“胡那”。在中国史书里，从公元前3世纪秦朝开始，明确出现了“匈奴”这个名称，而在这之前，即公元前9～前8世纪时，匈奴人被中国人叫作“严狁”，或更不确切地称作“胡人”。在早期历史中，中国人就知道“有所谓胡人者居于中国边境”，即在鄂尔多斯、山西及河北北部。马斯佩罗认为，在今日北京的西方与西北方在古代时居住着的北戎，就是这个胡人的一个部落。至于其他部落，则在公元前4世纪时被赵国的汉人所降服。约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甚至从匈奴人手中夺下了山西的最北部大同地区和现在的鄂尔多斯北部。如上文所述，为了抵御这些游牧人的进攻，秦国（陕西）与赵国（山西）的汉人在加强有效防御的同时把他们的重车兵改变为灵活的骑兵。军事上的革命引起汉人服装的彻底改变，远古时代的长袍被从游牧人处学来的骑兵长裤所代替；汉人骑士们还借用了他们的羽饰帽、“三尾服”和战国时期在艺术上起过很大作用的腰带环子。同样，为了抵御匈奴，赵国及其邻国的汉人们开始在北方的边境上建筑防御工事，到后来，秦始皇把它们合并并加以补充，修成了后来的万里长城。
据中国史学家司马迁记载，公元前3世纪后半期，匈奴人成为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民族。他们的首领被称作“单于”，这个称号的全文译音为“撑犁孤涂单于”，汉语译作”天子”，我们辨别出撑犁为突厥－蒙古语字根，它很可能是突厥字与蒙古字“腾格里”（天）的译音。在单于之下，有“两个大官员，屠耆，即左右贤王”，屠耆的汉语译音近似突厥字“多格里”，其意为“正直、忠实”。在某种程度上，以游牧民族所能谈到的固定住所而言，单于驻留于鄂尔浑河上游的山区，后来在那里建立起了成吉思汗族蒙古人的首都哈拉和林。左贤王原则上是单位继承人，居于东部，毫无疑问是在克鲁伦河上游一带；右贤王居西方，或者，根据赫尔曼的看法，是在今日杭爱山区的乌里雅苏台方向。在贤王之下的匈奴官级如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这个游牧民族在迁徙中被组织得像一支军队。依照突厥－蒙古人的习惯，这支军队在驻营时一般是面向南方，匈奴人的后裔，6世纪的突厥人，包括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都是如此。
汉人所刻画的匈奴人肖像，我们可以在他们的继承者突厥人与蒙古人中再次看到。戴遂良概括地说：“他们的身材是矮小的，有粗短的体格，圆而硕大的头，脸宽，颧高，撇开的鼻翼，相当稠密的上唇须，除了在颔上的一簇硬毛外没有胡子，戴着一个穿孔的长耳环。除了头顶上留有一束头发之外，头一般是剃光的（白鸟库吉认为匈奴人留有辫子，他们把这种习惯传给了以后的突厥－蒙古游牧民族拓跋、柔然、突厥、契丹及蒙古人）。眉毛是浓重的，眼睛凸出像杏仁一般，目光灵动有神。他们穿着宽大的、两旁开口、长到下腿的袍子，腰带的两端垂在前面。因为天冷，他们的袖口紧紧地密封在手腕上。他们肩上披着一条毛皮的短围巾，头上戴着皮帽子，鞋是皮制的，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紧紧地系住。弓袋系在腰带上，垂在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带上横在胸前，箭尾朝右边。”
上面所说的服装穿着方法，特别是用皮带系住长裤子，在这一点上匈奴人与斯基泰人是相同的。他们还有几种风俗习惯也是相同的，例如在殉葬时，匈奴人与斯基泰人都在酋长们的坟墓前杀死亡人的妻妾和随从，匈奴人有时要杀百人或千人左右。希罗多德曾经说过：“西斯基泰人将敌人的头盖骨在与眉毛齐平处锯开，其外包以皮鞘，其内嵌以黄金，以为酒杯之用。”《前汉书》证实了匈奴人有同样的习惯，在下文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老上单于便是用月氏王的头盖骨饮酒。况且，匈奴人如同斯基泰人一样，都是好割人头的。希罗多德指出，斯基泰人将他们割下来的头颅当作战利品，并将人头皮系在马缰上以此为荣。在匈奴人的后代与第6世纪突厥人中，一个战士的坟墓上积累着与他一生所杀的人数同样数量的石头，并把这种作法看得十分神圣。印欧族游牧人与突厥－蒙古人有同样的血腥气味。斯基泰人将敌人的血洒在坟墓里，并要喝掉被自己杀死的第一个敌人的血。为了表示对订立盟约的重视，匈奴人在同一个头盖骨里饮血。为了悼念死者，斯基泰人和匈奴人同样把脸用刀子划破，“以便血泪合流”。
同斯基泰人一样，匈奴人基本上是游牧者。他们的马、牛、羊与骆驼群将会决定他们生存的节奏。匈奴人的迁徙和这些家畜的移动，则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水源和牧场。他们只吃肉食，这令多数吃素的汉人感到惊奇。他们穿的是皮衣，睡在毛皮上，把在毡帐下扎营。至于他们的宗教萨满教，是以祭拜天（腾格里）和崇拜某些神山为活动内容的无明确教义的宗教。他们的最高统帅或单于在“秋高马肥”的季节召开大会，以统计人畜数量。中国作家们的描述告诉我们，这些野蛮人有掠夺的习惯，他们在令人难以预知的时间出现于农业社会的边境，抢劫人畜和财富，然后，在尚未遇到还击之前，便带上战利品逃亡。当被追击的时候，他们采用是将汉人军队诱至戈壁或草原旷野的战术，用飞箭把敌人包围，在自己不会受到任何威胁的情况下，只等到对方因饥渴和完全失去信心而精疲力竭时，再将其一举歼灭。由于他们的骑兵机动灵活、箭法高超，在草原上，从最早的匈奴到成吉思汗，这种战术一直少有变化。这种战术在所有擅骑射的民族中，不论是东方的匈奴还是西方的斯基泰都是相同的。正如希罗多德所陈述的，斯基泰人对付大流士就是采用同样的策略。大流士及时地意识到这种危险，并且在可能的灾难来临之前就撤退了。中国的将领们却没有这样的智慧，他们通常被匈奴人的诡计诱到戈壁深处而遭到屠杀。
说到在所有的突厥－蒙古人中匈奴人的语言归属问题，有些作者，如白鸟库吉，认为他们属于蒙古人。伯希和却恰恰相反，他在利用汉文译音作出了某些语言学上的复原时，宁可认为他们是突厥族，尤其是他们的头领。
匈奴人拥有一种特殊的艺术，其代表作品主要是腰带上的金牌子和其他金属牌装饰品，如装备在鞍辔上的铜钩子与钮子，上面有特殊的动物画像，或者表现在长矛柄头上，它以牝鹿的形态最具代表性。这种艺术时常被称作“鄂尔多斯艺术”，这种称呼来源于蒙古的鄂尔多斯部落。这个部落从16世纪起便占据了陕西北部河套地区，在那里发现了特别丰富的古物。我们现所讲的这种艺术其实就是草原特殊动物艺术的一个简单的分支。我们在上文看到草原艺术在俄罗斯南部受到亚述－伊朗与希腊的影响。不论是原始形的还者是现代派的，米努辛斯克的艺术总是足够的简化，在它进入鄂尔多斯后，便和中国美术发生融合，草原艺术对中国美术，中国美术对鄂尔多斯青铜，二者间便相互产生了的影响。有些金属牌子的上面刻绘有马的争斗图，马或鹿与虎、熊、怪兽的搏斗图，在有些长矛柄头上则雕刻有圆形凸起的牡鹿或红鹿形象，从这里可以看出鄂尔多斯艺术尽管具有较多的题材和虚构，但与米努辛斯克艺术还是非常相近的。
据考古学家们的最新发现，蒙古及鄂尔多斯的匈奴艺术和斯基泰艺术是同样古老的。1933年，瑞典考古学者阿恩认为，滦平与宣化的鄂尔多斯青铜器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上半期，甚至于4世纪下半期。1935年，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认为鄂尔多斯艺术曾经深刻地影响了战国时代的中国艺术形成，这种艺术至少是从公元前5世纪时繁荣起来的，所以把鄂尔多斯最早的青铜器可以追溯到这个时代。瑞典汉学家卡尔格林把战国时代中国艺术的出现更远溯到公元前650年。所以，草原艺术中的鄂尔多斯艺术中部分是早已存在的，它能够改变周朝中叶时中国的装饰美术。考古学家们一致认为，鄂尔多斯艺术的影响是曾经将周朝中叶的古代青铜装饰转变为所谓战国式艺术的因素之一，这个因素是符合社会演变规律的。
匈奴艺术的主要发现地点分布在从贝加尔湖至河北、山西、陕西边境的区域内。在北方，外贝加尔省赤塔的墓葬，曾被梅哈特确定为公元前2～前1世纪；同时还有蒙古高原恰克图北特罗思柯萨夫斯克附近的德列斯都伊斯克的墓葬，在那里发现过西伯利亚式金属牌与公元前118年起发行的汉代铸币。在外蒙古，库伦附近的诺音－乌拉，科兹洛夫（ｋｏｚｌｏｖ）考察团曾发现过一个匈奴王的墓葬，内有草原艺术的青铜器，华丽的毛织品上绘有同一种风格的图案（鹰和鹿的争斗，野猫与牦牛的争斗）；所有的题材都是用萨尔马特－阿尔泰的方式进行处理的；还有一件希腊纺织品，绘有一个留有上唇须的人物，乘四轮马车，它无疑是出自息姆米里亚统治下博斯佛尔城的某个艺术家之手；最后是一件公元2年制造的中国漆器，上面就记载了日期。或许我们应当把离那里不远的鄂尔浑河流域笃伯勒赤与伊勒赫－阿里克发现的壁画归于一类，尽管缺少日期记载，但壁画上对鹿的绝妙表现反映出萨尔马特－阿尔泰艺术的影响。在鄂尔多斯，原来绥远省的一部分——察哈尔与热河一带，有许多地方出现了鄂尔多斯青铜器，例如在承德附近的滦平，在张家口以北多伦诺尔西的哈丁苏木与哈隆－沃索，从张家口以南去北京途中的宣化，绥远附近的归化城，在鄂尔多斯与陕西北部边界的榆林。我们注意到在宣化所发现的一部分古物中有一个中国“刀币”，其上刻有“ｔｕ”（土？）的文字，可作日期鉴定，它是属于公元前480～前250年间战国时代在中国通用的一种货币形式。假使鄂尔多斯青铜的一大部分，即内蒙古的匈奴青铜器，与战国（公元前5～前3世纪）同时代，那么同一种艺术就在整个汉朝（公元前2世纪初～3世纪初）继续在原地以及外蒙古生存繁荣起来。在诺音－乌拉发掘出的古物和鄂尔多斯出土的这个时代的多头动物形的青铜牌均可为此作证。此外，在我们的陈列品里有带匈奴艺术花纹的中国青铜纽扣，很明显，它是由汉朝艺术家们根据鄂尔多斯式样仿造的。在这以后的时代，即在中国所称的六朝（公元4～6世纪）时期，鄂尔多斯艺术对中国青铜器的影响并未削弱，上面所刻的动物均体态弯曲，如藤蔓一般相互缠绕在一起。在同一时期，草原艺术同样影响着大侵略时期西方的扣钩、金属牌和装饰物。阿恩指出，西伯利亚西部的青铜器一直到9世纪还保持着草原上古老艺术的特点。同样的艺术直到成吉思汗时期的汪古部落还在延续，一些教徒用的小铜器十字架、鸽子及祈愿龛的上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艺术的影子。这些古物在鄂多尔斯和它的邻境都有大批出土。而且，在整个西夏时代（公元11～12世纪）纯粹的鄂尔多斯金属牌都能制造，除非引起了萨莫尼先生注意的西夏字体是重新刻制上去的，或者，这些不作流通的西夏文副本是赝品。
草原上的古代史
匈奴的起源(2)
匈奴人的第一次外侵与月氏人的迁徙
匈奴人作为一个可怕的强盛民族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是在公元前3世纪末，当时正是中国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统一时期。秦国的创立者秦始皇（公元前221～前210年在位）感觉到危险的来临，从公元前215年起，他与大将蒙恬完成了万里长城的建筑，以防匈奴人进攻中国领土。约在公元前214年，蒙恬把匈奴人从现在的鄂尔多斯，即河套地区驱走。但匈奴人在他们的单于头曼（约死于公元前210～前209年）的率领下开始扩张领土，出击月氏人。在那个时候月氏人已经居住在甘肃西部，我们将在下文讲到它。头曼的儿子和继承者冒顿（约公元前209～前174年在位）在东方打败了东胡，即满洲边境上的其他野蛮人；他利用秦亡汉兴（公元前206～前202年）时期中国为内战所耗十分衰弱的机会，于公元前201年侵入山西省，围困了首邑太原。汉朝的创始者汉高祖亲自前往相救，驱走匈奴，但其后自己却被围于平城附近的白登台（在今天山西大同县境的古边境）。他在谈判中骗过了这些野蛮人，将一位公主也许只是个侍女赠与单于为妻，以至于能够从困境中逃脱，正如后代的中国诗人所唱的，可怜的“鹧鸪”被投给“蒙古的野鸟”。此外，公元前177或公元前176年，冒顿对甘肃西部的月氏人进行初次沉重的打击，但自夸说把他们征服了。他的儿子和继承者老上（约公元前174～前161年在位），将月氏人完全击败，将月氏王的头颅砍下做成酒杯。月氏人被驱逐出甘肃，被迫向西方迁徙，因而引起了历史上所记载的亚洲高原民族的第一次大迁徙。
月氏这一名称是我们从汉文的译音，至少是在这种形式下得来的，已经存在很长时期。许多东方学家长期倾向于把月氏人与吐火罗人（他们于公元前2世纪从突厥斯坦迁往巴克特里亚，希腊历史学家正是从这一迁徙中了解到他们）以及希腊史书称的印度－塞人等同起来。就此看来，吐火罗与印度－斯基泰是一个民族在它生存的两个时代中的不同名称，它被认为是斯基泰族系，即印欧种族人。这个不同名称的统一化是有其事实依据的。根据中国史学家们的证明，现今甘肃西部在公元前2世纪时为月氏人的地盘，地理学家托勒密于公元2世纪时就声明过在今天甘肃省张掖地区存在一个塔古罗民族、一座塔古龙山、一个托加拉城。另一方面，斯特拉波举出在从希腊人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的各族中有吐火罗人，这个时间正是中国史学家们所说月氏人在他们迁徙告一段落而来到了大夏国边境的时候，大夏正是巴克特里亚这个地方。由于一个并行的事实不断地被提到，我们认为应该继续把中国史书里记载的月氏当作希腊史学家的“Ｔｏｋｈａｙｏｉ”，梵文记载里的“Ｔｕｋｈａｒｏｉ”，以及后来罗马帝国时代的印度－塞人，这将是一个可取的重要论证。另外，塔里木河以北的绿洲地区，即便不是月氏人的最初领地（因为他们的原籍是甘肃），但至少是与他们多少有点血缘关系的部落的领地。在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在中世纪早期（公元5～8世纪）时流通着的印欧语言，就是语言学家们在先前尚称作吐火罗语的语言，而在今天却只满足将其叫作库车语，喀喇沙尔语等等。所以确实有可能在历史的早期，印欧人部落就已经向远东推进。事实上，在公元以前似乎有斯基泰－萨尔马特族系人居住在西伯利亚西部，或者米努辛斯克区域；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天山南北两麓，费尔干纳与喀什噶尔一带有说东伊朗语的塞种人居住，这也是事实。这种事实导致我们同意这种假设。所以，今天的东突厥斯坦一大部分地区是被印欧人种占据，不论他们是喀什的东伊朗人还是库车、甘肃一带的吐火罗人。月氏人就是吐火罗人。
但中国官方历史学给我们的最早报道使我们看到印欧语系人在这些远方的据点上的第一次败退。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匈奴人在他们的冒顿单于（约公元前209～前174年）领导之下，给月氏人以沉重的打击。ｗωｗ奇Qìsuu書còm网他的继承者老上单于（约公元前174～前161年）杀了月氏王，以其头颅作酒器，并强迫月氏人离开了甘肃，从北戈壁逃亡到西方。只有这些月氏人的一部分，汉人叫作小月氏，定居于祁连山南羌人或西藏人的区域中。据《前汉书》记载，他们在250年之后采用了吐蕃人的语言。其他的月氏部落，汉人叫作大月氏，则在走出戈壁沙漠之后，企图定居于伊犁河流域与伊塞克湖盆地，但不久他们又被乌孙人驱逐走了。中国史学家们认为这种乌孙人是蓝色眼睛、赭色胡须的人种。查本梯尔把“乌孙”这个名称与“阿西奥”联系起来，即与阿兰族系中萨尔马特人的另一名称相联系，把这种乌孙人视作是阿兰人的祖先或亲属。如果这种假设是正确的，则这个乌孙人就像月氏人与匈奴人的推进一样，其一部分向南俄罗斯方向移居，但比我们估计的时间更早一些，但我们看到斯基泰人已经渐渐地被萨儿马特人所代替了。还有这样一个新的假设，被匈奴人从甘肃驱逐出去的月氏人在向西方迁徙的过程中，对伊犁河附近的乌孙人形成了很强的冲击。乌孙人虽然被入侵者即刻征服了，但没过多久他们便在匈奴的帮助之下重新夺回了地盘。这时月氏人又不得不再次向西移动，来到了锡尔河上游，该河即希腊地理学者所称的亚克苏斯河，在费尔干纳省，中国地理学者把这里称做大宛。《前汉书》曾记载月氏人来到这里，他们曾到过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国的边境。毫无疑问，在这个王国内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欧克拉梯德建立了他的统治，我们认为这是在公元前160年左右。
草原上的古代史
匈奴的起源(3)
匈奴首战告捷与希腊在阿富汗统治的终结
塔什干地区、费尔干纳及喀什地区是中国人称作“塞”（古代拼音为Ｓｓｅｋ），波斯人与印度人称作“萨迦”（Ｓａｋａ或ｓｈａｋａ），希腊人称作“萨盖”（Ｓａｋａｉ），我们则称之为“萨斯”（Ｓａｃｅｓ）的亚洲斯基泰民族居住的地方。这个民族确实属于斯基泰－萨尔马特这个大族系，即西北草原上的伊朗游牧人中的一个支派。在语言方面，自鲁德斯的著作之后，人们相信可以把萨迦语归属于他们。萨迦语是东伊朗语中的一种方言，斯坦因的考察团曾在于阗发现上中古时代的许多手抄本。月氏人在萨迦居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因此这些游牧人便大举入侵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希腊王子们建立的巴克特里亚王国。根据达恩时代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论，萨迦人在月氏人的压迫之下越过索格底安那，进入巴克特里亚并战胜了希腊人。因此，就在公元前140～前130年，巴克特里亚曾被游牧部落从希腊王赫利克勒斯的手中夺下。根据斯特拉波的记载，在这些部落中最有名的要算阿西奥人、巴西奥人、吐火罗人及萨迦罗莱人，他们都来自于锡尔河以北的地方。但我们也很难正确地辨别出这些部落。在上文我们已经说过，查本梯尔把阿西奥人看作是中国史学家们所说的在伊犁河畔的乌孙人。萨迦罗莱或萨罗喀好像是一个古代的萨迦部落。至于吐火罗人，在贝利干最近的一个假设里他们被认为是月氏民族的核心部落。
根据中国史学家司马迁记载，公元前128年，当中国的使臣张骞去拜访月氏人的时候，月氏人就已经征服并占据了索格底安那（“妫水以北”，即阿姆河以北）。据《前汉书》记载，在那里，他们建都于监氏城。羽田亨以为这个城名就是马拉坎达或撒马尔罕的缩写字“坎达”的译音。两部中国史书都说月氏人曾经占领大夏（巴克特里亚），但实际上大夏好像并没有被占领。达恩先生竟然认为月氏人所征服的巴克特里亚的统治者是希腊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说明萨迦人并没有将希腊人驱逐出巴克特里亚。再者，许多东方学者认为，此后不久，公元前126年，为了争夺“巴克特里亚的宗主权”以外的权力，月氏人渡过阿姆河，占领了那里的土地。他们的见解与《后汉书》的有些段落相符合，据《后汉书》记载，月氏人移居到大夏后，由五个首领或翎侯瓜分了其领土。而这一事件在几乎同一时代的《前汉书》的记载却不十分明确。它仅仅告诉我们，大夏（巴克特里亚）本来没有君主，只有城邑里的小官，整个民族都十分弱小，月氏人入侵的时候，自然没有抵御能力，被敌人轻易地臣服了。这种意义模糊、模棱两可的文句不会让人得出任何结论。但在《后汉书》里对这个事件却有明确记载，说在公元84年，中国将领班超曾要求月氏国王劝说康居（索格底安那）国王。这说明当时索格底安那与月氏国是有区别的。因此，月氏人肯定不在索格底安那所处的位置，只有可能再往南朝着巴克特里亚方向才有可能找到他们。月氏人在阿姆河北岸稍作停留之后即渡河来到巴克特里亚，降服了那里的萨迦人。根据达恩的看法，月氏人几乎是直接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无论如何，这是一次民族性的大迁移、大骚动，是游牧民族通过伊朗东部的一次逆流的信号。在被月氏人驱逐到西方之后，萨迦人占据了德兰基亚尼（塞伊斯坦）与阿剌硕西亚（坎大哈）。这是一次永久性的占领，因为这些地区的名称从那时起便由伊朗地名词变成了萨迦国的“萨迦塔那”，在近代波斯文中则为“塞伊斯坦”。
这些游牧民族从塞伊斯坦出发，直奔帕提亚帝国，几乎摧毁了它。公元前129年，帕提亚帝国弗拉特二世，因为在米底亚受到叙利亚国王安提克七世企图重新征服的威胁，极不谨慎地去求救于这些野蛮人。后者前往救之，但不久便倒戈相向，战败并杀死了弗拉特二世（公元前128或127年）。据特罗格·庞拜记载，帕提亚的新国王阿儿达班二世在反攻吐火罗人时（公元前124或123年）受了重伤。这似乎就可以证实中国史书的所记载的，正如我们所假设的，月氏人就是希腊的吐火罗人，他们在这个时期定居于巴克特里亚，并从那时起“巴克特里亚”成为了“吐火罗斯坦”。帕提亚国王密特里达特二世（公元前123～公元前88年在位）却真正地拦截住了游牧人的侵犯并凌驾于塞伊斯坦萨迦人之上。但在公元前77年时，伊朗的萨伽罗莱人相当的强盛，他们终于在帕提亚国的王位上安置了一个他们挑选出来的安息王室成员西讷特罗克斯。这时，他们的被保护者西讷特罗克斯企图反对他们，但最终被他们击败而死（约在公元前70年）。
这些地区的萨迦人与月氏人以后的命运如何只能由伊朗与印度的历史来说明。我们在这里只提到下面的事实就够了，即萨迦人从塞伊斯坦与坎大哈进入到喀布尔与旁遮普，这些地区被月氏人占领后，他们又流亡到摩尔瓦瞿折罗，在那里萨迦人的总督一直将政权维持到公元4世纪。至于巴克特里亚的月氏人，中国史书告诉我们，公元1世纪，那里出现了古莎纳（汉译贵霜）王朝。《前汉书》说，这个古莎纳人是公元前128年瓜分巴克特里亚的五个氏族中的一个。
据《后汉书》记载，古莎纳人的首领名叫丘就却，即古代银币上的库居拉·伽迪腓斯。他吞并了其他氏族之后建立了古莎纳帝国，也就是希腊人与罗马人所称的印度－塞人帝国。古莎纳的皇帝们，包括丘就却（或称伽迪腓斯一世），公元30～91年在位；阎膏珍（或称维摩伽迪腓斯二世），约公元92～132年在位；伽腻色迦，约公元144～172年在位；胡维色迦，约公元172～217年在位；维苏提坡，约公元217～244年在位。这些人又把他们的统治从喀布尔扩展到北印度的部分地区，包括旁遮普与末度罗。在佛教向中亚细亚的传播过程中，迦腻色迦所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此我们关心的是匈奴人第一次扩张对亚洲以后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因为匈奴人把月氏人驱逐出甘肃，这个事件会波及到亚细亚和印度，可以此事的影响之巨大。在阿富汗的领地上希腊文化的影子早已消失了，这足以证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这些地区时所留下的痕迹被全部清除了。帕提亚王朝的伊朗在一个时期内动摇了，此时，从甘肃被驱逐出来的部落在喀布尔和印度西北部建立了一个不可预知的帝国。这就是我们一直要研究的历史。在草原边际的一个角落发生的一点小小的骚动，就会在这个不断发生民族迁徙的无限广大的地带引起最难预知的后果。
草原上的古代史
匈奴的起源(4)
匈奴与西汉的冲突以及西匈奴的分裂
由于月氏人的失败与迁徙，使得匈奴人的地位与日俱增。从此，他们完全统治了戈壁东部地区。在外蒙古，鄂尔浑河流域内的和林附近建有单于的行宫；在内蒙古，他们的领地达到了万里长城。于是，他们的骑兵在中国领土上大肆侵略。公元前167年，他们进入陕西，直至彭阳（在当时京都长安以西），焚毁了一座皇宫。公元前158年，他们又回到渭河以北，直逼长安。公元前142年，他们攻打到山西大同的雁门附近的长城。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登基的时候，中国的边界正受到了他们的骚扰。
那时候，匈奴是亚洲高原帝国的主宰。在鄂尔浑河的发源地，就存在单于的一座主要行宫，或者说是他在夏季的一个驻营地。他们的另外一个中心是被汉人叫作龙城的地方，其位置似乎应当在戈壁南部翁金河的下游一带。武帝计划将他们驱逐回他们的老家，但在行动前，他企图与在索格底安那居住的月氏人结盟，使其从背部夹击匈奴。为此，他令张骞出使月氏国。公元前138年，张骞离开中国，但不久就在途中被匈奴人俘虏并送到军臣单于那里。他在那里被迫居留了十年，后来逃至费尔干纳（大宛）国王那里，再从那里前去索格底安那国（康居）。但是，当时月氏人正满足于他们的新王国，对戈壁地区的事情不感兴趣。张骞只好取道归国，在归途中他又被匈奴拘禁了一年，后于公元前126年逃回中国。公元前115年，张骞又出使乌孙，最远到达伊犁地区，但最终都没有成功，因为这些民族都不敢与匈奴作战。
月氏人不愿意与汉朝军队一起夹击匈奴，武帝开始单独与匈奴周旋。恰在此时，即公元前129年，匈奴依照他们的惯例在今天的北京一带进行挑畔。中国将军卫青从山西北部的大同出发，横穿戈壁，直至翁金河岸的龙城，大胜匈奴而回。公元前127年，中国在黄河上游的鄂尔多斯与阿拉善之间，建立朔方军事防御区，对河套地区严加看管。公元前124年，匈奴又一次进犯朔方，卫青再一次率兵驱逐了他们。公元前121年，卫青的外甥，年轻的英雄霍去病，又率万余名骑兵将匈奴人从以前曾被月氏人与乌孙人占领的甘肃地区（现在的凉州、甘州、瓜州一带）驱走。这时，占据该地区的匈奴人的两个附属游牧群——甘州周围的浑邪部与凉州周围的休屠部，背叛了他们的单于，向汉朝投降，于是被安置在祁连山以北地区，成为中国的属国。公元前120年，汉朝在鄂尔多斯建立了一个有系统的中国殖民地。公元前119年，卫青与霍去病又先后出发，前者经山西北部的呼和浩特地区，后者则经北京西北今日宣化附近的上谷，横穿戈壁到达现在的外蒙古匈奴帝国的中心。赫尔曼认为，卫青几乎已经到达了翁金河下游一带。他曾使匈奴伊雅斜单于惊惶失措，在从南方吹来的暴风雨般的飞沙走石中仓皇逃窜。卫青杀死、俘虏了匈奴1．9万余人。霍去病进行了更加大胆的尝试，领兵深入外蒙古约1000公里，直至土拉河与鄂尔浑河上游一带。他俘获了匈奴头目80余人，并在匈奴统治地区的某座山上举行了隆重的祭神典礼。公元前117年，霍去病归国后不久就去世了，被葬在咸阳（陕西）。在这位伟大骑士的坟墓上，有一座高大、浑圆的浮雕，上面刻着一匹马正在践踏一个匈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