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把匈奴驱逐回蒙古高原之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27～前111年在甘肃建立了一系列军事统治和郡县，以防匈奴再来侵犯。建立的郡县有武威郡（凉州附近）、张掖郡（甘州附近）、酒泉郡（肃州附近）及敦煌郡，这样一来，从兰州到玉门关之间的月氏故地便处于被监视之中，使得“丝绸之路”能够畅通无阻。公元前108年，中国将军赵破奴向西北更远的地带推进，直至楼兰国（罗布泊地区）与车师国（现在的吐鲁番）。他俘获楼兰国王并战败了车师国王。几年之后，中国与费尔干纳（大宛）通商。这个国家居住着东伊朗人和萨迦人，他们向中国提供产于河中地区的优良马种。约在公元前105年，费尔干纳人对马匹的征收感到不满，于是就杀死了中国的使臣。公元前102年，中国将军李广利出人意料地率六万余人，从敦煌进军费尔干纳。当他来到该国时，所率领的军队只剩下三万人。他占领了该国首都乌斯鲁沙那（现在的乌拉秋别），将水渠破坏，直到征收足了三万余匹马后才肯退兵。
但是北方的匈奴并没有解除武装，汉武帝在他统治的末期遭遇到类似瓦鲁斯的失败。一位年轻的中国官员李陵曾向他建议出征蒙古高原。汉武帝令其率步兵五千人自中国出发，经居延、额济纳河北部支流，向北朝翁金河方向行进了30天。在达到浚稽山，即今日的吐帕施山（在土拉河与鄂尔浑河之间）时，他被八万匈奴人所包围，骑射手们向他的小股军队冲杀过来。在他战败后向中国边境撤退时，游牧民族的骑兵队紧紧地追赶着。“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余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但当败退的军队离中国边界只有将近50公里时，发生了不幸的事件。“抵山，入峡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到了夜里，李陵想乘天色昏暗之际混入敌营，将单于杀死，但他失败了。士兵们只有逃亡一条路可走了。最后逃亡到达中国边界的只有400人，其余的包括李陵在内都被敌人俘虏了。这个消息传回来时，汉武帝大怒，而史学家司马迁却还要袒护这个毫无计谋的李陵，他因此受到了残酷的刑罚。李陵的失败使中国暂时放弃了在外蒙古的“反攻式侵略”政策。但这种精神上的失败（因为那里只不过是中国的次要部队）并没有使甘肃边防陷于危险境地。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从外贝加尔省发现了匈奴人在这个时代的古物。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上文讲过，最近在特罗思柯萨夫斯克附近的德烈斯都伊斯克的古墓里发现了中国公元前118年发行的钱币，以及西伯利亚的青铜牌子。据梅哈特分析，在赤塔古墓中发现的文物同样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公元前1世纪。外贝加尔地区是匈奴人的大后方，秋天，那里会有游牧部落突然袭击河套，以获取他们冬季所需的物品。
从此以后，在长城脚下或蒙古一带匈奴和中国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公开的冲突。他们之间的争斗仅限于塔里木盆地北部的绿洲，目的是为了争夺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公元前77年，罗布泊的楼兰国与匈奴结盟，共同反对中国的宗主权。但是不久楼兰国王被杀，中国在伊循建立了一个军事殖民地。汉宣帝统治时代（公元前73～公元前49年）中国向塔里木盆地的扩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汉宣帝称：“汉家自有法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公元前71年，为援救乌孙，中国校尉常惠在伊犁河流域攻击匈奴。公元前67年，吐鲁番王国（车师）降为匈奴附国，中国都护郑吉出兵攻打匈奴。公元前65年，中国另外一位上尉冯奉世推翻了叶尔羌国王，使塔里木盆地绿洲全部臣服于汉朝。次年，中国军队从吐鲁番王国撤回，则该地又变成了匈奴的附庸，但在公元前60年，郑吉将它再次占领。郑吉在喀喇沙尔南渠犁建立了重要的军事基地后，驻扎在喀喇沙尔与库车间的乌垒，充任塔里木盆地的保护者，控制着整个塔里木地区。
最终，中国从匈奴手中夺下了“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匈奴之所以毫无反攻之力是因为从公元前60年起，他们被一系列的内战所困，已经濒临衰败了。王位的两个觊觎者呼韩邪与郅支，互争单于的名号。公元前51年，呼韩邪亲自来到长安，请求宣帝支持，并宣布愿意做中国的臣仆。从公元前49年起，由于有中国的保护，他战胜了他的敌人，并于公元前43年，在鄂尔浑河畔的家族营帐里以胜利者的身份登上了王位。公元前33年，这个臣服于中国朝廷的匈奴王再次来到长安，获得了令所有野蛮人羡慕的崇高奖赏——中国公主的下嫁。至于那个战败者郅支，他于公元前44年放弃了古老的蒙古而去了西方，在今天俄罗斯的突厥斯坦寻找出路。他经过伊犁时，击败了乌孙，臣服并联合了额敏河流域的呼揭人和咸海草原上的坚昆人，侵占了索格底安那（康居）人的土地。康居人曾天真地帮助过他，使他在楚河与塔拉斯河间的草原上安置了营帐。这是一个西方匈奴大帝国的胚胎。但中国人没有给他巩固地位的时间。公元前36年，中国的一位副校尉陈汤在一次大胆的袭击中一直前进至楚河地区，使郅支措手不及而被斩首（公元前36～公元前35年）。在这次仓促事变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看见追随郅支向咸海方面逃亡的匈奴人的踪迹。这些西方的匈奴人是没有历史的，因为他们缺少同那些大的文明民族的接触，只有中国曾经记载了一些有关匈奴人的历史。一直等到公元4世纪末，大约在370～375年，当他们的后代渡过伏尔加河与顿河侵入欧洲时，我们才又在古代历史的记载中重新发现了这些匈奴人的踪迹，当时巴拉米尔和阿提拉是他们的领袖。
草原上的古代史
匈奴的起源(5)
后汉时代中国对匈奴的斗争以及南匈奴的分裂
西匈奴的逃亡与东匈奴在塔里木事件中的被排挤，使中华帝国在中亚细亚的霸权得到了巩固。但紧接着，由于中国的内战（公元8～25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公元10年，匈奴的单于乘机从汉人手中夺取吐鲁番保护国，并侵扰中国边境。科兹洛夫考察团在库伦附近的诺音－乌拉发现了一个匈奴酋长的坟墓，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匈奴文化的概况。在那里发现了一个以动物形象为题材的纺织品，它表现出西伯利亚－萨尔马特草原艺术与阿尔泰艺术的特点。另外，还有仿效中国与希腊罗马的克里米亚式摹制品，其中有一件公元2年制造的中国漆器和一件来自息姆米里人时代博斯佛尔的希腊纺织品。
后汉时期，在中国建立皇权的时候（公元25年），塔里木盆地的保护权又重新被建立起来。所幸的是，当时匈奴正陷于内部的纷争。公元48年，南匈奴的八个游牧群在他们的首领比的领导下反抗蒲奴单于，并臣服于中国。于是，中国光武帝把他们安置在甘肃与山西边境，以及戈壁以南的内蒙古地区，与他们结成联盟。这样，南匈奴王国便建立起来了。只要中国是强盛的，匈奴人就会忠实于帝国。一直到4世纪中国衰弱的时候，他们才变成了中国的破坏者。这段历史与罗马帝国边境上居住的有联盟关系的日耳曼部落的历史相同。
在这个时期，中国惟一的敌人就是北匈奴人。他们还在古老的匈奴王国所在地——外蒙古的鄂尔浑河畔。公元49年，为了将他们击败，中国辽东太守祭彤曾联合两个附近的蒙古族游牧部落，即满洲辽河上游盆地的乌桓和更靠近北方的大兴安岭及嫩江一带的鲜卑人，共同征伐他们。由于南匈奴已经与北匈奴分离，再加上鲜卑和乌桓在两侧的夹攻，北匈奴已经不再对中国形成威胁了。
草原上的古代史
丝绸之路 (1)
中国又想利用这个机会去恢复它在塔里木绿洲上的保护国地位。我们在上文看到，这些绿洲在塔里木盆地的南北两边形成两道弧线。在北方，有吐鲁番（当时称作车师）、喀喇沙尔（焉耆）、库车（龟兹）、阿克苏（姑墨）、乌什－吐鲁番（温宿）、喀什（疏勒）；在南方，有罗布诺尔周围的楼兰、于阗、叶尔羌（莎车）。事实上，公元7世纪时，印欧语系方言还在喀喇沙尔、库车，甚至喀什通行着。这让人想到塔里木盆地绿洲上的居民，至少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属于印欧人种的。就像我们所知道的7世纪时的库车语，它同时与印度－伊朗语、赫梯语、亚美尼亚语及斯拉夫语有密切联系。正如德国西格与西格林学派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吐火罗语是否来源于库车与喀喇沙尔方言还不能确定，但这种方言属于印欧语系是不可否认的。没有理由假定中世纪初曾有过印欧种人对塔里木地区的入侵。因而，必然的假设就是一支古印欧居民一直生活在塔里木。毫无疑问，同一时间里，斯基泰、萨尔马特人正穿过西伯利亚抵达叶尼塞河上游，塞人正向喀什和费尔干纳之间的天山南北扩张。喀什噶尔西部的东伊朗语与北方的库车语构成了语言学上的证据，而中国史学家们关于库车西北伊犁的乌孙人碧眼赭发的观点则可以作为人类学方面的证据。
塔里木盆地的这些小王国在经济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国与印度－伊朗和希腊之间的商业要道“丝绸之路”从它们的绿洲上经过。地理学家托勒密帮我们证实了这条商业要道的存在，他引证他的前辈马林·德·梯尔的记载，说在公元1世纪，即我们要讲的时代，有一个马其顿商人，名叫马耶·提梯亚诺思，从他的经纪人那里得知这条大道的路线和途中的重要标记。丝绸之路从罗马帝国叙利亚省的首府安条克出发，从谢拉波利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入帕提亚帝国，经过帕提亚的艾克拔塔尼（哈马丹），再经今日德黑兰附近的拉格或雷依，海加顿费洛斯（马鲁），直达巴克特烈（巴尔赫城）。这个时期的巴尔赫城属于印度－塞人，很有可能就是中国人所指的月氏人或是印度人所指的吐火罗人。从那里开始，丝绸之路进入帕米尔高原。据托勒密记载，帕米尔的一个山谷中，科米台山脚下，有一座石塔，石塔附近曾经是地中海东部商队和“丝国”商队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赫尔曼认为这个商品交换地位于帕米尔中的阿莱与外阿莱的纵向山脉之间，发源于阿姆河上游的克兹尔河流经那里，并从那里流向喀什山谷。哈金先生到过这些地区，根据他以前的推测，石塔应当是在瓦罕（小帕米尔）与叶尔羌河发源地之间，敏忒格山口以北，也就是现在的塔什库尔干。
丝绸之路从喀什起分为两条道。北面的一条经过库车（赫尔曼认为，库车就是古希腊地理学者们所说的伊塞顿斯基泰），到喀喇沙尔（达姆那），再经罗布诺尔的楼兰（伊塞顿－色里加），到玉门关（敦煌西，即达哈塔）。至于南面的一条，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了它的路线，它自喀什起，经叶尔羌、于阗、尼雅，至罗布诺尔的楼兰国的米兰。两条支路会合于敦煌，即希腊和罗马地理学家们所说的色罗阿那。然后，丝绸之路经过酒泉与张掖（托加拉）进入中国境内，直达长安，即托勒密所指的“丝绸之都”；或达洛阳（河南府），即史书所称的萨拉加或友支那。
草原上的古代史
丝绸之路 (2)
班超征服塔里木盆地
对这些希腊文与汉文的地名的考证无论有什么结果，都不会影响到丝绸之路沿线各城市的重要性，因为这条横贯亚洲大陆并连接罗马、帕提亚和汉帝国的大道是商家必争之地。于是，塔里木盆地周围绿洲上的那些印欧小国便显得尤为重要。其实匈奴人与中国人在不停地争夺对这些国家的控制权，前者从北边的阿尔泰高地监视塔里木，后者从东方的敦煌地区把守着出入大道的关口。
塔里木盆地被后汉征服或再征服是在明帝（公元58～75年）、章帝（公元76～88年）与和帝（公元89～105年）统治时代所进行的一项有计划、有步骤的事业，同时也是几个将领的伟大功绩。公元74年，中国将领耿秉与窦固对北方的匈奴人进行了一次初步的远征，而匈奴在中国军队到达之前就远逃了。这时，窦固派副将司马或称骑都尉班超（中国伟大将领之一）远征到巴里坤的匈奴部落呼衍部，获胜后，“杀胡人极众”。公元73年，中国在伊吾建立了一个中国军屯区，沙畹经考证认为这个地点是在今日的哈密，但赫尔曼却认为它是在罗布诺尔以北的楼兰与今日的营盘之间。公元74年，耿秉与窦固攻打吐鲁番。当时该地分为两个小王国，前车师在吐鲁番附近，后车师在天山以北的古城，但二者同时受一个王朝的统治。耿秉冒险行军，出击较远的古城车师国，国王安得惊惶失措，放弃战斗，“走出门，脱帽，抱马足降”。安得的儿子吐鲁番王，听说之后也投降了。中国远征军在这里留下了两个戍兵营，一个驻扎在后车师（古城），由耿秉堂兄弟耿恭率领，一个在柳中（吐鲁番）。当时班超认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率领一小队兵士到楼兰与罗布诺尔西南的鄯善国出巡，设计探知该国国王和一位匈奴使者正在共同图谋反抗中国。于是他在当晚召集会议。按例，他应征求与他在一起的民政官“从事”的意见，但是，他出于谨慎并没有这样做。他认为：“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就在那天夜里，班超率领少数部队直奔匈奴使者的营帐，顺风纵火，前后鼓噪，吓得所有胡人惊心丧胆，全都被杀死或烧死。事后，班超去见鄯善国王，把匈奴使者的头颅拿给他看。鄯善国王正要背叛中国，看到如此情景，便在恐惧之下恢复了对中国的臣服。在此之后，班超去处理喀什噶尔本土归降的事宜了。
当匈奴与汉人都不再干涉塔里木盆地的印欧小国的政事的期间，这些小国之间却发生了内讧。叶尔羌国（沙车）国王，汉人称之为“贤”（公元33～61年在位），曾因征服库车、费尔干纳和于阗而称霸于这个地区，但他在一次叛乱中被杀死了。公元61年，在于阗国王于杀死叶尔羌国王贤后，他就成为了叶尔羌的主人。当时，库车处于匈奴的保护之下，塔里木盆地南部的霸权归库车国王（汉人称之为“建”）所有。库车国王建又在公元73年在其保护者匈奴人的支持之下占据了喀什。就在这个时期，班超奉明帝之命来到喀什噶尔地区处理政务。他先来到于阗，当时于阗国王广德正为不久前取得的胜利而洋洋自得，更何况他正在匈奴使者的庇护之下，因而在班超面前显得十分傲慢无礼。班超则趁其不备，诱杀了国王的主要顾问和一个巫师。国王大为恐慌，向中国俯首称臣，为了表示忠诚，把匈奴使者也杀了。于是，班超直奔下一个目标——喀什。我们在上文看到，库车国王建是匈奴的臣仆，他在征服了喀什之后便派了自己的亲信做当地的国王。班超非常大胆，只带了很少的随从，便将这个外籍国王拘留，令其退位，恢复了以前的喀什王朝，并把一位汉人称之为“忠”的人立为国王（公元74年）。
公元前75年，明帝去世前不久，塔里木盆地发生了一次反对中国统治的大叛乱，这次叛乱当然是由匈奴人支持的。喀喇沙尔国王把中国官员都护陈睦杀死。库车与阿克苏的居民将班超围困于喀什城，这位中国英雄面对敌人抵抗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时，匈奴人又侵入后车师国（古城），杀死了国王安得，并把中国将军耿恭围困在该地区的一个堡垒中。和班超一样，耿恭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由于缺乏食物，他和几个残存的将士一起将作战装备上的皮革煮来充饥，准备抵抗到底。这时新皇帝章帝已经即位，他的朝廷下令班超与耿恭退出塔里木盆地。这是因为中国朝廷对这些永不停息的叛乱和这些中亚细亚的保护国所付出的牺牲感到十分丧气。但班超深知撤退就等于把这个地区白白送还给匈奴人。在归途中经过于阗时，他又按照自己的意愿，置朝廷命令于不顾，再次回到喀什。就在他离开喀什城的短暂时间内，匈奴集团的库车人果然占据了该城。于是，班超捕杀库车党人的首领并定居在喀什，决定永不再撤退。更有甚者，78年，他率领自己在喀什、于阗以及在索格底安那招募的兵丁攻占了阿克苏与乌什－吐鲁番，“斩首七百级”。当时，甘肃的中国戍兵从匈奴手中将车师王国（吐鲁番）收复，“斩首三千八百级”，俘虏3000余人，驼、驴、马、牛、羊共计37000头，使得北面的野蛮民族四处逃散。遇到像班超与耿恭这样的对手，匈奴人才算真正被降服了。
在上呈皇帝的一份奏折里，班超尽量以自己在西方的所见所闻为依据劝服朝廷出兵讨伐蛮族。他认为文人们菲薄远征是不对的，墨客们认为远征无用也是不客观的，只有出兵保护边疆才是最好的办法，才能使中国领土不再定期地受到匈奴人的侵袭，正所谓“三十六国（中亚细亚），号为断匈奴右臂”。他的这一策略，在奏折内概括成一个著名的成语“以夷制夷”。事实上，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征服塔里木盆地，是因为他从每一块新征服的土地上及时补充了新兵，以便去征服其他正在叛乱的绿洲。至于从中国来的军队，只不过是由一小群冒险分子或充军之人组成，他们来到边疆过动荡生活只是为了恢复个人的名誉。他们生活在这里，并且尽自己的努力保护这里的安宁，以防匈奴游牧民族卷土重来。班超进一步解释说：“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木饶衍……兵可不费中易进犯。80年、87年，他两次粉碎喀什的叛乱。88年，他平息了叶尔羌人的叛乱，并与伊犁的乌孙人结盟。班超屡次派出探子打探蛮族的情况，逐渐对“胡人”的心理了如指掌，于是他出击不再那么谨慎小心，而是放心大胆地与敌人周旋。喀什的国王忠，原本是接受他保护和支持的，却于84年联合了叶尔羌人、索格底安那人、月氏人发动了叛乱。87年，喀什国王被班超驱走后，装作愿意投降的样子要求拜见班超，而暗地里却带领一队骑兵想趁机突袭。班超看出了他的意图后非但没有降罪于他，反而设宴款待他。等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将他们一网打尽，并砍下了忠的头。对于叶尔羌的叛乱，班超于88年率领少数的汉兵以及在于阗招募的兵丁前往出击，当时叶尔羌人得到了库车人及邻近城市五万人的帮助。班超寡不敌众，佯作战败，深夜撤退之后又带兵急回，于“鸡鸣时”奔赴叶尔羌营，斩敌5000人，迫使其投降。
库车与喀喇沙尔看到叛乱局面不能持久，就开始四处活动，从蒙古的匈奴到月氏与印度－塞人中寻求联盟来抵抗中国。90年，印度－塞人国王，即统治阿富汗与印度西北部的强大的贵霜王朝皇帝（大概是伽迪腓斯一世），因为不曾娶到一个中国公主为妻而心怀不满。于是，他派了一支远征军来到帕米尔东北，帮助库车反抗班超。班超将这支远征军与库车人间的交通运输线全部截断，远征军失去了粮草的供给，只能冒险行进在喀什噶尔地区遥远而又荒凉的小道上。结果他们不战而退。90年，贵霜王朝在接受了这次危险教训之后，又一次采取了月氏人传统的同中国友好的政策。
89～90年，在蒙古境内，窦宪与耿秉将军也在征讨北匈奴的战役中获得了一次大的胜利。后车师（古城）与前车师（吐鲁番）的两个国王又与中国恢复了联系。公元91年，中国将军耿夔又一次给匈奴以沉重的打击。耿夔一直推进到外蒙古，应该是到了鄂尔浑河，捕获了单于的母亲和所有的随从，并且另立单于的弟弟于除为王。93年，匈奴新单于又一次反叛，中国令东北边境的蒙古游牧部落攻打他们，获胜并一举杀掉了新单于。此次胜利给了北匈奴致命的一击，使得他们再也没有能够复兴起来。
91年，由于失去匈奴与印度－塞人的援助，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四个反叛城市中的三个——库车、阿克苏和乌什－叶鲁番都向班超臣服。班超作为征服西域的功臣被朝廷封为“西域都护”，相当于中亚细亚的总督，在库车附近的乾城建立了都护府。另外还有一个中国将军驻扎在喀什。现只剩下喀喇沙尔还没有平定。94年，班超又率领库车与鄯善（罗布泊地区）的土著兵马前去夺取这个叛乱的城市。喀喇沙尔人急忙将裕勒都斯河上的桥拆掉，但也无济于事，虽然水深齐腰，但班超仍然带兵赤足渡河，最终在喀喇沙尔城前的泥沼中出现。当时，国王投降，部分居民逃入巴合剌什湖（博斯腾湖）。班超为了给19年前在此地被杀害的中国都护陈睦报仇，将国王斩首。班超“因纵兵钞掠，斩首五千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塔里木盆地终于被全部平定了。97年，班超命副将甘英经安息国（即安息王朝统治下的帕提亚帝国）去大秦（罗马帝国）。但这位中国使者被帕提亚人的谎言骗住，没有越过帕提亚人的领地，就在半途返回了，并没有到达罗马帝国的边界。
公元102年，班超告老还乡，同年病逝。这个伟大将军的后继者们没有能力仿效他统治蛮夷的有效政策。于是，106年、107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叛乱。中国将军梁槿在塔里木盆地的库车附近被围困，历尽千辛万苦才得以解围。但此时的中国朝廷已无心应对这连年的叛乱，于公元107年命令所有在塔里木盆地，甚至在柳中与伊吾的戍边官兵一律班师回朝。次年，又有一股游牧于青海湖以西及以南的蛮族势力（羌人）入侵甘肃的中国要塞，如果不加阻拦，就有可能被截断通往敦煌的道路。108年，梁槿英勇抵抗，与敌人周旋，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护要塞。109年，内蒙古的南匈奴人又骚扰中国边境。中国度辽将军耿夔鼓动鲜卑族游牧部落起来对付他们，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对山西北部骚扰，迫使梁槿与他们的单于讲和（110年）。
总之，中国一直在艰苦地捍卫着自己本土的边界。到了119年开始复兴，重新建立了伊吾（哈密或罗布罗布泊）的军屯区，鄯善与吐鲁番国王再次投降。但不久，北匈奴单于与后车师（古城）突然叛变，杀害了中国在伊吾的屯兵。后来班超的儿子班勇子承父业，于123年在吐鲁番附近的柳中重建军屯区。124年，他奖励了鄯善国王对中国的忠诚，迫使库车国与阿克苏国王子们向他投降，并用这两个国家的兵卒驱逐了吐鲁番的匈奴人。126年，他降服了居住在巴里坤东北的匈奴呼衍部，并将企图进行干涉的北匈奴军队驱逐出境。127年，中国人进入喀喇沙尔，完成了对塔里木盆地的再次征服。130年，喀什王的儿子与费尔干纳国王的使臣来到中国的首都，朝拜中国皇帝。
此后的数年间，除了南匈奴左翼或东部的酋长于公元140～144年间进行了短时期的叛乱外，中国所遇到的困难主要是来自巴里坤的呼衍匈奴人。这些匈奴人于公元131年进攻后车师，并对当地居民进行烧杀掠夺。公元151年，他们几乎要把中国在伊吾的军屯区毁灭，中国军队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它挽救下来。然而我们看到，公元153年后车师仍然是中国的属国。此外，公元151年，一个中国官员的缺乏策略的粗暴行为引起于阗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奋起杀死了这个中国官员，可随之而来的却是朝廷对于阗的责罚。公元170年，中国将领们带着驻扎在吐鲁番、喀喇沙尔及库车的军队作了一次直至喀什的演习，他们以当地人纠纷的仲裁者自居，对当地人进行了恐吓。另外，公元168～169年间，中国驻扎在边境地区的官员段颖曾击退了骚扰甘肃边境的羌人。
草原上的古代史
丝绸之路 (3)
上古末期与中世纪初期的塔里木盆地绿洲上的文明
后汉时期，为了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条绿洲上的商业自由畅通，中国行使着丝绸之路的管理权，这对佛教以及印度文学与希腊艺术在塔里木河流域的传播十分有利。丝绸之路是印度传教士到喀什噶尔和中国宣传佛教的必经之路，商务与宗教、艺术共同繁荣。马耶·提梯亚诺思的经纪人与佛陀的使者从事着同一类的工作。这个时代里最为通行的路是南边的那条路，它经过叶尔羌和于阗。在岳特干（古代的于阗），斯坦因考察团曾经发现过罗马皇帝瓦伦思（公元364～378年在位）时代的铸币；在于阗以东的刺瓦克，这个考察团还曾经发现过一系列的希腊佛教浮雕，上面刻有最纯正的犍陀罗风格的希腊服装；再往东，在公元3世纪末就被遗弃了的尼雅城堡中，考察团发现了罗马人的印章、雕有花纹的宝石和印度－斯基泰的铸币；在罗马诺尔西南古代鄯善国境内的米兰，还发现了希腊佛教式美丽的壁画，上面刻有佛陀和他的门徒，并且能明显地看到罗马－亚洲式的有翼的神，壁画上签有印度字体的名字，据推测，这些工艺品大都是公元3～4世纪的产物。
在中国对丝绸之路行使管理权期间，许多佛教的使者经由这条路来到中国。公元148年，帕提亚人安世高来到中国，于公元170年去世。印度人竺朔佛和月氏人支谶，于170年先后来到中国，并在洛阳建立了一座寺院。又过了一个世纪，月氏国大使的儿子支谦，在公元223～253年把几种佛教书籍译成了汉文。提起这些月氏人是有意义的，因为这很能说明在当时拥有阿富汗犍陀罗、旁遮普的贵霜帝国曾利用这条丝绸之路，为佛教在塔里木盆地乃至整个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除了这些贵霜或印度传教士外，还有一些帕提亚的皈依佛教徒，他们在亚洲高原上和远东热情地规劝其他人信教，为当地的宗教改革做出了贡献。此外，中国的《三藏》佛经中记载着从塔里木盆地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和翻译者的名单。他们从伊朗东部及印度西北部来到中国，将神圣的梵文经典译成当地的语言（包括东伊朗语、库车语，等等）。著名的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就是他们之中的典型例子，值得追述一下。
鸠摩罗什出身于一个原籍印度但定居在库车的家庭。他的祖先曾经在库车作过大官。他的父亲是个诚笃的佛教信徒，愿意放弃功名利禄而进入寺院生活，但库车国王却强迫他留在俗人社会中，并把自己的姐姐许配给他为妻。他们婚后不久便生下了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幼年时代便随母亲到克什米尔去学习印度文学和佛教。在回塔里木的途中，鸠摩罗什经过喀什，在那里停留了一年，继续研究《论藏》。他在传记中告诉我们，当时的喀什如同库车一样是印度学术光辉思想的中心，所以这两个城市的王子争将鸠摩罗什这位博学的僧人安置在他们的朝廷之中。当鸠摩罗什回到库车时，一名汉文译音叫白纯的当地国王也向他致敬，并有叶尔羌国王的两个孙子拜在了他的门下。他和他的老师（即原籍印度喀什米尔，后移居此城的卑摩罗义）一起在库车生活到公元382～383年。在此期间，中国将军吕光侵入库车，并在返回的时候把鸠摩罗什也带到了中国。吕光在传记里描写了库车王宫的豪华，令中国征服者们感到十分惊奇，因为那里的建筑物和艺术作品不是摹仿中国的，而是摹仿印度和伊朗的。也即是说——正如哈辛所言——最古老的克孜尔壁画必定是这一时期前后的作品。
我们看到的亚洲高原上的文明，分别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狭长地带出现。北面从黑海地区的俄罗斯到满洲与鄂尔多斯，是最精致的游牧人艺术——草原艺术，它表现在青铜装饰品或工具的把手上，具有很显著的装饰风格，是动物形象的艺术化身。南面沿丝绸之路，从阿富汗到敦煌，经过塔里木盆地两侧的绿洲，这些绿洲上的定居者们所创作出的图画和雕刻直接受到希腊、伊朗和印度艺术的影响，这无疑与丝绸之路的桥梁作用有关，这三种艺术又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的影响，染上了浓重的佛教色彩。
塔里木盆地艺术的发源地大概在阿富汗附近，这要追溯到中世纪初期乃至远古时代。在喀布尔山谷中，公元4世纪时贵霜王朝的最后几个国王深受萨珊王朝统治下波斯的影响，正如赫茨菲尔德与哈金在研究贵霜－萨珊铸币时所发现的。萨珊的佛教文明与佛教艺术是在印度－伊朗的边境上产生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简单地以公元3世纪末和整个公元4世纪创造出来的巴米安与喀克拉克的伟大壁画为例。它们在人物的描绘以及形态与服装上，十分鲜明地显示出萨珊王朝对它的影响。哈金先生在喀布尔附近海儿喀奈所发现的萨珊－婆罗门的雕像（公元4世纪）就是这种艺术的一个例证。还有从喀布尔到巴克特里亚途中鲁伊附近的朵黑答里－奴失儿旺的纯粹的萨珊式壁画，上面有一个萨珊太子，以及巴克特里亚总督的画像（公元5世纪）。这些都是哈金－戈达尔与哈金－卡尔两个考察团发现的。我们知道，当时阿富汗的艺术是印度宗教、文艺与波斯文明（萨珊王沙普尔和科兹洛艾斯在位时期的文明）相结合的产物。那些鸠摩罗什的后继者——虔诚的佛教徒们，将这种萨珊－佛教相结合的产物撒遍了丝绸之路的每一个角落，这条通往塔里木盆地的大道也便成了传播佛教的通道。在库车西侧的克孜尔发现的壁画与巴米安的壁画十分相似，就其风格而言，具有真实、雅致、着色考究等特点，多用灰色、深灰、赤棕、深棕等色彩来烘托气氛。哈金先生（是他确定了这些画所处的年代）认为，这种艺术出现在公元450～650年间。印度风格的影响在这种早期艺术里占有优势，其中有旃陀毗罗婆王后的歌舞，让人联想到阿旃陀石窟中动人的印度裸体像。萨珊风格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例如在孔雀洞和画师洞内，画师把自己绘成一个伊朗的少年公子，漂亮的衬衫紧紧地束在身上，库车式的大翻领装饰在领端，戈达尔夫人已经在巴米安的壁画中注意到这种服装，包括长裤、高靴及其他细节，都是直接从伊朗摹仿来的。很多年以后，在1937年，哈金与卡尔先生在喀布尔以西的丰都克斯坦发现的奇异的人造云石上，有萨珊王朝国王科斯罗埃斯二世（公元590～628年在位）的铸币年代，它为我们确切地证实了伊朗佛教仍然在阿富汗延续，一直到被阿拉伯征服的前夕，他们都还在模仿库车社会的男性服饰和装扮。
克孜尔石窟壁画有着丰富的内含和独特的风格，哈金认为它创作于公元650～750年之间。这位考古学家经过分析得出结论，这种壁画受萨珊艺术的影响较大，具有造型不规则和色彩过于明亮的特点。在现藏于柏林博物馆的克孜尔和浑图拉佛教壁画上，有布施的男男女女组成的迎神队，逼真地表现出公元5～8世纪时库车的宫廷盛况。这充分证明了库车贵族阶级确实属于印欧人种，他们的装扮与其他各方面的物质文明都很明显地伊朗化了，但他们的信仰与文学方面则深受印度的影响。克孜尔石窟内壁画上的宫廷服装旁边有几幅表现军人形象的图画，上面有头戴圆形盔帽、身穿锁子甲、手持长矛的库车铁甲骑兵队，令人很容易联想到萨珊的骑兵队和克里米亚刻赤－班第加拜壁画上的萨尔马特骑士。
这种深受佛教影响的伊朗艺术品又在塔里木盆地南部被重新发现了，主要位于阗东北的绿洲上。在丹丹－威里克的木板画上（公元7世纪末），我们看到很多印度式的裸体美人鱼紧紧靠在一起，她们的形象酷似阿旃陀壁画中的裸体女人。旁边是一个完全伊朗式的骑士与一个养骆驼的人以及一个有胡须的菩萨，头戴波斯式王冠，身穿绿色宽袖长上衣、长裤和靴子，那靴子与萨珊宫廷服饰中的靴子一模一样。此外，我们在吐鲁番地区的别哲克里克、木头沟等地的壁画与小雕刻上同样发现了伊朗的影响。别哲克里克壁画中的神穿着铁甲，使我们联想到克孜尔与浑图拉石窟内穿着萨珊式甲胄的库车骑士。另外，哈金还发现，那里的观音菩萨将印度式的优雅姿态表现到了极至。在木尔图克壁画中，我们在印度式菩萨旁边看到一些侍者，他们穿着与克孜尔壁画上的骑士同样的甲胄，戴着萨珊式的翅膀形状的头盔。在小雕刻方面，有斯坦因爵士在喀喇沙尔发现的精致的人造云石肖像，从外表上看，它像一个人种陈列馆般的奇特，使人们立刻联想到与它完全相似的阿富汗哈达的希腊－佛教小雕像（现收藏于基迈博物馆内）。
因此，在突厥族公元8世纪后半期征服塔里木盆地以前，印欧人居住的绿洲（从叶尔羌、于阗到罗布诺尔，从喀什、库车与喀喇沙尔到吐鲁番）在文化方面并不属于阿尔泰和草原文明，而属于印度与伊朗的伟大文明。这种文明一直延伸到中国边境，形成了外印度和外伊朗。更进一步说，由于有了它们，印度与伊朗才得以深入到中国内部，这一点伯希和与斯坦因在敦煌（即丝绸之路进入当时中国甘肃省的门户）所发现的佛教壁画与幡旗可作证明。
草原上的古代史
丝绸之路 (4)
鲜卑替代蒙古帝国的北匈奴
当希腊－佛教文明与伊朗－佛教文明同时在塔里木盆地绿洲上盛行的时候，北方草原上的突厥－蒙古游牧部落正在互相残杀。大约在公元155年，定居于蒙古高原鄂尔浑河地区的北匈奴，被从蒙古－满洲边境兴安岭地区来的鲜卑游牧部落击败。很久以来，这个鲜卑族一直被人们认为是通古斯人，但伯希与羽田亨经研究认为他们应该是蒙古人。因此，这场争斗可以看作是蒙古人战胜了匈奴统治。被汉人称作檀石槐的一位鲜卑族酋长，在征服了北匈奴之后进军西蒙古，一直打到伊犁，征服了乌孙人。中国纪年学者们认为，公元166年时鲜卑族统治地区是从满洲到乌孙，即到巴尔哈什湖。这未免有些夸大，当时鲜卑族统治的地区不会超过现在的博克多汗（土谢图汗）、车泽尔里克－曼达勒，以及三音那颜的领土。
将领土扩张到一定程度之后，鲜卑族酋长又将攻击的目标指向了中国，企图再造自己祖先的辉煌。公元156年，檀石槐入侵中国的行省，即现在的辽东，被阻挡了回去。于是，他又把目光转向当时已向中国称臣内蒙古的南匈奴。之后，他又与南匈奴媾和并诱惑其侵犯山西与甘肃的中国边疆，但这个游牧部落的联合体被中国军队挡在了国门之外（公元158年）。鲜卑族又发动了一次向满洲西南部行省的进攻，中国将军赵苞于公元177年将其击溃。此外，尚有游牧于大兴安岭的南达赖诺尔与西喇木化河流域的乌桓部落，被中国将军曹操于公元207年击溃。公元215～216年间，曹操将南匈奴的残部安置于现在的陕西、山西及河北北部的边疆地区，分为五部，每部都实行中国大员监督之下的酋长统领制。至于南匈奴原有的单于，则在中国朝廷内被看管起来。
公元220年，汉朝在内战中自行消亡，而被中国军队击溃了的北方草原游牧部落却没有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反抗，这也许是由于他们此时还没有从战后的衰落中摆脱出来，当然，他们对中国军队的恐惧也应该考虑在内。尽管“三国”代替了汉朝，内战代替了统一，塔里木盆地的绿洲民族仍然向华北地区的霸主——强大的魏国（公元220～265年）称臣纳贡。所以，公元224年，鄯善（罗布诺尔）、库车、于阗都向魏王曹丕俯首称臣。同样，当魏国和其他两个王国被重新统一中国的晋朝（司马氏）所代替时，库车王派他的儿子到皇室任职（公元285年）。至于鲜卑族，则愈加猖狂，甚至开始进攻甘肃边境的凉州（公元279年），不过很快就败在了中国将领马隆的手下。
匈奴此时已经不复存在，取代它的鲜卑族还没有力量进攻中国，因此中国暂时不会受到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公元4世纪，蛮族大举进攻远东，与欧洲公元5世纪时的日耳曼民族大迁徙十分相似。不过，这里的侵略与欧洲的有所不同，并不是某个阿提拉发动的在蛮族腹地的骚动，仅是由于中国力量的衰落而引起，中国的衰落像用一根真空管，把直到当时仍沿着中国边境扎营的，作为中国盟邦的这些野蛮人吸入中国。 公元4世纪，匈奴与鲜卑征服华北
我们已经看到，持续的分裂削弱了匈奴人的力量。从公元前3世纪起统治了外蒙古与内蒙古的匈奴族，长期处于驻扎在鄂尔浑河畔的单于的统治之下。公元前44年，匈奴发生了第一次分裂，他们的一个首领郅支被鄂尔浑河畔的一个竞争者驱逐，便西迁到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巴尔哈什湖附近。于是东匈奴与西匈奴出现了，前者驻扎在蒙古，后来成为中国的外敌，后者驻扎在巴尔哈什湖与咸海草原，后来成为称为“浑“（阿提拉的祖先）的罗马帝国的外敌。公元48年，东匈奴帝国自行分裂，内蒙古的八部落与鄂尔浑河畔的单于统治的游牧部落脱离了关系。从此，又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部落联盟，外蒙古鄂尔浑河流域的北匈奴与长城以北内蒙古的南匈奴。我们在上文看到，公元155年，生活在满洲边境的北匈奴被来自兴安岭的蒙古游牧部落所征服。我们也曾谈到，当时是鲜卑族统治着蒙古，从满洲边界一直到哈密与巴里坤附近。
在这里我们要单独谈谈南匈奴。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这些匈奴人由于受鲜卑族的压迫，往更南的地方迁徙。他们在汉朝末年逃到河套以内，即鄂尔多斯草原与阿拉善附近。我们知道，在三国时代（公元230～265年），他们就已经居住在这里。他们成为了中华帝国的联盟者，对中国起到了类似于公元4世纪时许多定居于罗马帝国边境的日尔曼部落对罗马帝国所起的作用。联盟中的匈奴部落首领与中国魏朝（公元220～265年）及晋朝（公元265～316年）皇帝之间的关系，就相当于我们古典历史中讲的公元4世纪时的哥特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的酋长们与君士坦丁或狄奥多西家族罗马皇帝们之间的关系。蛮族的领袖们来往于皇帝的京都长安或洛阳，米兰或君士坦丁堡，在衰败的皇室朝廷里他们都被视作亲信，这样当他们回到自己的部落时，就会带回许多宝贵的治国经验。
所以，作为中国的联盟者，作为皇帝的卫队，南匈奴时常退守到最南部，直至长城附近。他们的单于呼厨泉（公元195～216年在位）进驻山西中部的平阳。当时中国正处于汉朝倾覆、内战兴起之际，呼厨泉声称自己远方的祖母是汉朝的一位公主，于是他便将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刘”。因此，匈奴的军营里出现了汉朝皇氏的代言人，而此时的汉朝已经在不断的纷争中几欲消亡。公元304年，在取了汉朝姓氏的匈奴酋长中有个名叫刘渊的人，住在山西太原，从晋朝皇室那里获得了五部落单于的名号。公元308年，刘渊率匈奴五万人，在太原称帝，正式成为汉室的继承者。这个匈奴人建立的皇朝被称为北汉或前赵。
刘渊的儿子和继承者刘聪（公元310～318年在位），是中国的阿提拉。公元311年，他的军队占领了中国首都洛阳，焚烧了皇宫，拘禁了晋怀帝。随后他又向西攻打长安，屠杀了长安城一半的居民（公元312年）。被俘的皇帝被送往平阳刘聪的住处，刘聪强迫他作斟酒的仆人，直到他被杀（公元311年）。中国的新皇帝，晋愍帝（公元312～316年在位）等到匈奴人走了之后才进驻长安。但是好景不长，公元316年，匈奴杀了个回马枪，包围了长安城。懦弱无能的晋愍帝只得投降。在平阳，再次上演了匈奴王迫使中国皇帝“在筵席上斟酒”的一幕，最后晋愍帝也没有逃脱被杀的厄运（公元318年）。一名晋朝皇室成员放弃了保卫华北、抵抗蛮族职责，逃到了南京（当时称为建邺）。他凭借长江天险的保护，建立了第二个晋朝，即南晋或东晋（公元317年）。这段故事与5世纪时罗马帝国皇帝将西方行省留给日耳曼侵略者，自己却逃至东方帝国非常相似。在将近300年（公元317～589年）的时间里，南京代替了长安与洛阳，如同君土坦丁堡代替了罗马与米兰。
华北的征服者——匈奴人刘聪，当时成了赫赫有名的伟人。虽然他继续居住在山西平阳，但却是帝国古老的京都洛阳与长安的主人，统治着山西中部和南部、陕西（除汉水一带）、河南北部（除了开封）、河北南部及山东北部。这个匈奴王国的领袖尽管还保持着蛮族的风俗，但是由于成长在中国的朝廷，受到了不少汉文化的薰陶。不过，另外还有一些蛮族人的游牧群也纷纷进驻中国北部，其中有一个突厥部落，汉文译名为拓跋，于公元260年定居于山西最北部，长城以北的地方。以后的数年间，这个部落移入长城南边、山西北部的雁门（朔平）与代郡（幽州附近），即大同境内。直到公元310年，拓跋部落才定居下来。此外，鲜卑族蒙古人慕容氏，在今满洲西南部的辽东与辽西建立了一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