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了消息后，成吉思汗急忙开始准备战斗。据《秘史》记载，成吉思汗首先将人马撤至卯温儿山高地，在那里布置下一支精悍的防守队伍。第二天，他继续向后撤退至一座阿兰山（《元史》称作“阿兰”或“纳兰”，拉施特·哀丁将其称之为“哈剌丁阿尔”，夏真特将之称为“哈剌浑奥拉”，也就是《秘史》中的合剌合勒只惕额列惕，位于喀尔喀敦勒河发源地附近，属于兴安岭山脉的一个支脉）的附近。尽管事先得到了消息、作了准备，但成吉思汗还是遭遇了他平生最艰难的一次战争。战斗十分激烈，成吉思汗的两员猛将——兀鲁兀氏族的首领老主儿扯歹那颜与忙兀氏族的首领忽亦勒答儿薛禅发誓一定要拿下这场战争。忽亦勒答儿薛禅在穿越了敌人的重重封锁之后，终于把一面称作“蠹”的成吉思汗的战旗插上了敌人阵地背后的山岭上；老主儿扯歹那颜也不示弱，一箭射在克烈部桑昆的脸上。老主儿扯歹那颜与忽亦勒答儿薛禅在这场战争中立下了奇功。但终因寡不敌众，当天夜里成吉思汗不得不率部下撤离了战场。撤退中，成吉思汗的三儿子窝阔台和两个最忠实战将孛斡儿出与孛罗忽勒不见了踪影，他在旷野中四处呼喊却没有回音。后来还是他们自己追了上来，窝阔台颈部受箭伤，躺在孛罗忽勒的怀里。此情此景令素有“铁石心肠”之称的成吉思汗也不禁流下了眼泪。
成吉思汗沿着喀尔喀郭勒河，向贝尔湖与达赖湖北岸（《元史》中称作“东科湖”）撤退。成吉思汗妻子的娘家部落翁吉剌部人就生活在喀尔喀河与贝加尔湖的交界处。成吉思汗求助于翁吉剌部人，很快就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就在达赖湖北岸，成吉思汗派人给王罕捎去口信，口信的内容有很多史料曾经引证或介绍过。在信中，成吉思汗回忆了过去那么多年中他和王罕之间的纯洁友谊，以及他曾为王罕所做的一些事情，希望借此感动王罕这个从前的主人。信中他称呼王罕为“父罕”，即他的父亲，以表明他仍然在小心地充当着他的臣仆。他说，他只要求父罕能够宽恕他（桑昆反驳说这是为了麻痹王罕，使他放松警惕性）。在信中，他还回忆起古代蒙古王室的后裔阿勒坛，说他自己之所以接受“汗王”称号，是因为阿勒坛和王室的其他继承人都拒绝继承王位。在这种史诗般的抒情诗句中，蒙古首领成吉思汗向他从前的宗主表明，自己在这个位置上是感到十分惭愧的。同时将自己对权力的轻蔑，以及作为臣仆的效忠之心，在这段著名的文字中也表露无遗。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王罕对成吉思汗的坚强性格是丝毫不了解的，当他后来醒悟过来已经有些迟了，因此最初他毫无戒心地为成吉思汗提供保护，是欠考虑的。之后，他根本没有能力找到有力借口就放弃盟约，转而攻击成吉思汗，将机会拱手让给了自己的政敌。在成吉思汗与王罕的这场较量中，克烈部老国王始终表现得优柔寡断、胆小怕事，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迫于周围的形势和压力。直到他的儿子桑昆叛乱时，他都没有感到危机四伏。因此从本质上说，他根本不具备同成吉思汗较量的能力。
与此同时，在合兰真失败之后，成吉思汗的一部分随从弃他而去。这段日子，是成吉思汗作为一名统治者所渡过的最痛苦也是最艰难的日子。本来就寡不敌众，现在在人数上更加处于劣势，成吉思汗只得继续向北而行，直到西伯利亚（蒙古边境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外贝加尔省的边境）。成吉思汗带领剩下的这群忠实的追随者，最终停留在“赤塔以南，土喇河的发源地”（巴渚纳湖附近）。在那里，他们只能靠湖中的污水解渴，吃的东西也十分有限。他们就这样度过了公元1203年的夏天。与他一同在这里患难与共、艰苦共尝的人们后来都被称作“巴渚纳人”，成吉思汗成就伟业后也没有忘了这些忠实的追随者，给了他们丰厚的回报。就在成吉思汗卧薪尝胆的时候，他的反对者们结成的联盟又一次自行瓦解了。这些随着季节游牧的人们对于战争是毫无定性的。根据拉施特·哀丁的记载，答里台、火察尔、阿勒坛、札木合等几位同成吉思汗有仇的蒙古酋长，在投降于王罕之后，又秘密组织了一次暗杀克烈部国王的行动。结果他们的阴谋被王罕及时识破，王罕转而去攻打这些曾经的同盟者，他们只得仓皇逃窜，逃亡中给王罕留下了大批的牛羊、财宝。札木合、火察儿与阿勒坛到乃蛮部落避难，答里台却又一次被成吉思汗降服。
至此，形势已完全改变。公元1203年秋季，成吉思汗从巴渚纳出发一直到了鄂嫩河畔，准备向王罕发起新的攻击。成吉思汗的弟弟合撒儿一直在克烈部人手中，他通过弟弟给王罕传去一封信，信中他用虚情假意打消了王罕的疑惑，并作出保证，希望同王罕进行和谈。王罕答应了谈判，并给成吉思汗送来了“盛在牛角中的酒”，以便盟誓时使用。在麻痹王罕的同时，成吉思汗开始秘密进军，克烈部军队在猝不及防中四散而逃。这次战争的地点位于土喇河与克鲁伦河两河的发源地之间的者者额儿温都山（即《元史》上的折折儿运都山）。正是这次战役保证了成吉思汗最终的完全胜利。王罕脱黑鲁勒和他的儿子桑昆不得不向西方逃跑。他们逃到乃蛮部之后，王罕被一个并不认识他的乃蛮军官豁里速别赤杀死。他的头颅被砍下送给了塔阳，塔阳的母亲古儿别速拿着王罕的头颅作为供品，向死者灵魂奉祀，“为死者奏乐致敬”。王罕的儿子桑昆则横穿戈壁，逃到了额济纳附近的西夏王国边境。后来他在柴达木盆地过了一段时期的抢掠生活，最后到了库车的回纥人那里。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桑昆不知什么原因自杀了。
克烈部向成吉思汗投降，表示从此效忠于他。但成吉思汗却不能完全信任他们，他小心谨慎地将克烈部人派到蒙古的各氏族中，分散了他们的力量。但成吉思汗对王罕的弟弟札阿绀孛的部下却表现出了特别的关照，因为他自己曾经娶了札阿绀孛的女儿伊八合别乞，而他的小儿子拖雷则娶了札阿绀孛的另外一个女儿唆鲁忽帖尼公主，在后面的文章中我们将看到她在成吉思汗家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称帝 (4)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乃蛮部被征服
成吉思汗征服了克烈部之后，蒙古地区还剩下惟一一个独立的政权，那就是乃蛮人和他们的王子塔阳的国家。准确地说，到公元1203年底，成吉思汗统治着蒙古的东部，而塔阳则统治着蒙古的西部。札吉剌惕部酋长札木合，篾儿乞部酋长脱脱别乞，斡亦剌部酋长忽都花别乞，以及那些已经分散了的部落的残余，如朵儿边、哈答斤、塔塔儿、散只兀部，及反叛的克烈部中的氏族，那些所有在战争中败给成吉思汗或不归顺成吉思汗的人，都聚集到了塔阳的周围。他们准备再次对成吉思汗宣战。为了最终能够打败成吉思汗，塔阳设法同汪古部人取得了联系，希望得到他们的援助。汪古部人属于突厥人的一个部落，他们定居在托克托（大约在现在山西省和绥远城的北面）附近，一直为金国镇守着边界。他们都是景教徒。酋长阿剌兀思的斤在接到这些人的请求后，并未答应他们，反而急忙向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通报了这一消息，并从此和成吉思汗紧密联系在一起。
据《秘史》记载，在出发征讨乃蛮部之前，成吉思汗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蒙古军队与国家组织的法令。然后，公元1204年春，成吉思汗召开了忽邻勒塔大会（也称为“宗王大会”），宣布对乃蛮部进行征讨。会议召开的地址在《元史》中被称作“帖麦该”，《秘史》中则说是帖篾延客额儿河附近。会上，大多数将领认为这个季节的马匹过于瘦弱，不适于作战，最好能将行军日期推迟到秋季。成吉思汗的同父异母兄弟别勒古台和他们的叔父斡惕赤斤那颜则认为，这个时候出军是趁敌人毫无防备发动猛攻，可以取得出人意料的胜利。成吉思汗非常同意他们的观点，也很赞赏他们的诚意，于是开始向乃蛮部进军。关于这一点，各史料的记载并不完全相同，《元史》中认为他即刻开始了行动，而其他史料则认为他是在秋后才进入乃蛮国境的。按照《元史》的记述，塔阳与他的同盟者，即札木合、脱脱别乞、忽都花别乞、所有乃蛮部、札合剌部、篾儿乞部与斡亦剌部，集中兵力，同蒙古人在阿尔泰到杭爱山之间展开了斗争。不过我们也可以相信阿不合乞的观点，这次战争发生在阿尔泰的阿尔泰苏河（根据赫尔曼的分析，这个阿尔泰苏河是在离科布多湖或哈喇乌苏不远的科布多河附近）一带。因此，在同蒙古人的先锋短兵相接之前，塔阳并没有在这条路上走出去很远，他为自己留了条后路，这样他就可以后退到阿尔泰山脉，从而诱使远征的蒙古军队进入山谷之中，在敌人精疲力竭之后一举歼灭他们。塔阳的副将豁里速别赤认为他在战争中的这种小心翼翼的态度是令人感到可耻的，他对塔阳说，“你的亦难赤·必勒格罕父，昔日的乃蛮部的君王，从来不会让敌人看见自己的脊背和他的马后胯！”这一侮辱激怒了塔阳，他狂怒之下传令开始进攻。双方很快厮杀到一起，直杀得昏天黑地。成吉思汗的弟弟哈萨儿身先士卒，指挥着蒙古队伍的中央军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战斗一直迟续到晚上，最终蒙古人取得了胜利。塔阳身负重伤，被手下人抬到了一处高地上。关于这一段的叙述，《秘史》采用了史诗的语言。塔阳对自己的部下说，“那几个如同狼赶羊群般追逐我们的战士是些什么人？”札木合回答道：“是我的结义兄弟铁木真用人肉养育、用铁链拴着的四只狗，那狗是铜头凿齿、锥舌铁心。他们用环刀做马鞭，饮露嘶风，厮杀时吃人肉。现在解开他们的铁链，他们就会流着口水高兴地跑过来。这四只狗是哲别、博尔忽、者勒篾和速不台。”塔阳又问，“跟在他们后面的像饿鹰似的那个人是谁？”“是我的结义兄弟铁木真，他浑身穿着铁甲。你曾经说过，见到蒙古人时，要把他像吃羊羔儿般地一口咽下去，连蹄和皮都不要留下。可你现在呢！……”《秘史》中继续写道，这些忠实的追随者仍在询问塔阳，他们应当做些什么。当然，最后肯定是毫无结果，因为塔阳已经快要断气了。为了让他苏醒过来，豁里速别赤大声地呼喊他的名字，说他的妻妾们和他的母亲古儿别速还在他的营帐里等着他回去。但由于流血过多，塔阳终于闭上了眼睛，永远地倒在那片高地上。这时，他的这些忠实的追随者并没有放弃，他们推举豁里速别赤为首领，再次同敌人厮杀起来，以求在战争中战死疆场。他们在绝境中亦不言败，这种毫不放弃的精神感动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很想宽恕他们，但他们拒绝投降，最终全部战死疆场。塔阳的儿子屈出律与一部分臣民逃向了额尔齐斯河。剩下的乃蛮余部向成吉思汗俯首称臣。
篾儿乞部酋长脱脱别乞也跟随屈出律逃了出去。但他部族下属的一个小酋长歹亦儿兀孙却主动向成吉思汗投降，并将自己美貌的女儿忽阑嫁给了成吉思汗。《秘史》中对这此有详细的记载，写到忽阑在一个名叫那牙的蒙古少年军官的带领下，穿过农田去见成吉思汗，展示了当时古朴粗犷的民风。《元史》的记载似乎更接近于正史，描述了王罕的弟弟乃蛮王子不亦鲁与屈出律、脱脱别乞、札木合等在额尔齐斯河上游、斋桑湖与乌卢陶山一带（即由阿尔泰山、塔尔巴哈台山及青吉斯山形成的丛山中）继续同成吉思汗对抗。这四个人先后在战争中失败，死去。不亦鲁在乌卢陶山附近打猎时，遭遇成吉思汗的骑兵被打死。据《元史》记载，那一年应该是公元1206年。公元1208年秋，成吉思汗亲自率兵前往额尔齐斯河上游，他要将剩余的“反叛者”全部消灭。在途中，已毫无抵抗能力的斡亦剌部酋长忽都花别乞向成吉思汗投降，成吉思汗接受了他的归顺，并令其充当向导。有了这个向导，成吉思汗在额尔齐斯河岸向屈出律与脱脱发动进攻，并彻底打败了他们。脱脱在战斗中死亡，屈出律则逃向了哈喇契丹，后面的文章中我们还会提到他。札只剌部酋长札木合则率领一群亡命之徒四处抢劫，过着动荡的生活。后来，他被部下捉拿后献给了成吉思汗。关于这次事件，多桑认为它发生在公元1204年，即塔阳失败并被打死后不久；拉施特·哀丁却没有提到具体的日期；而符拉基米佐夫则按照《秘史》中的年代顺序，认为札木合的被捕是在脱脱死后，即公元1208年。成吉思汗想到他们曾是结义兄弟，便用王子的处理对待他，让他不流一滴血便死去。符拉基米佐夫认为“根据萨满教的教义，人死后灵魂是留在死者的血液中的，可见这对札木合是一种优待”。拉施特·哀丁记录下来的传说中是这样讲述的，“成吉思汗把看守和处死札木合的任务交给了他的侄子阿勒赤歹，阿勒赤歹极尽所能地虐待他的俘虏，将札木合的四肢关节割断。”这个传说听上去似乎很勉强，有些夸大。我们注意到，在反对成吉思汗的人中札木合是最大的一个元首，但他在最后的战斗中却表现得十分懦弱。他把克烈部人与乃蛮部人先后引向反对成吉思汗的战争中，自己却两次夺路而逃。而在战斗的过程中他首先抛弃了王罕，接着又抛弃了塔阳，因此同为战士，这个人的品行是远远无法同成吉思汗相比的。
此后不久，蒙古将领速不台终于将篾儿乞部最后的残余部分消灭了。公元1207年，位于叶尼塞河上游的黠吉戛斯人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便归降了成吉思汗。至此，蒙古各部族已经全部臣伏在成吉思汗脚下，成吉思汗的旗帜成为所有突厥－蒙古军队的统一标志。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元1204年乃蛮人失败的时候，塔阳的掌印官回纥人塔塔统阿被蒙古人俘获，之后他成为成吉思汗的臣子，为成吉思汗服务。因此，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的周围产生了一种具有“回鹘文书处”的蒙古政府的萌芽。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称帝 (5)
公元1206年春，成吉思汗在鄂嫩河发源地召集了一次忽邻勒塔大会，接受了各部落对他的臣服。出席大会的有已经投降了的突厥－蒙古游牧人的首领们。在这个会上，成吉思汗被全体蒙古和突厥部落尊称为“大汗”，或如《秘史》中记载的，被称为“合罕”。“合罕”是一个古老的称号，公元5世纪时，由柔然人传给了后来蒙古的所有君主；公元6世纪，传给突厥人，公元8世纪又传给了回纥人。这个称号曾被西方的卜兰迦宾、鲁卜鲁克、马可·波罗、鄂多利克等旅行家们译作“大汗”。
公元840年回纥人失败后，草原帝国实际上就已经陷入无人统领的境地。当成吉思汗成为“毡帐的部众们”的合罕后，他宣布，这个古老的帝国经过突厥人的祖先（匈奴）、蒙古人的祖先（柔然与厌哒）、和突厥人（突厥与回纥）的轮流统治之后，现在已经正式成为蒙古人的天下了。因此，这个新的蒙古民族将包括所有的突厥人和蒙古人，今后凡在蒙古人的名义之下，不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不论是克烈、乃蛮，还是孛儿只斤，大家都是“世世代代生活于毡帐下之人”，以后都将为“蒙古”这个名称而自豪。
在公元1206年的这次忽邻勒塔大会上，萨满巫师阔阔出（也称“帖卜·腾格里”）做的一些事情可能并不为人所知。阔阔出的父亲蒙力克老人曾经在成吉思汗的一生中起过重大的作用，并娶了成吉思汗的母亲为妻。阔阔出说他能够骑上长有灰色斑点的马到天空上去与神鬼交谈，他的巫术常带给人一种迷信的恐惧。在忽邻勒塔大会上，他郑重其事地宣布，永恒的苍天将任命成吉思汗为人世间惟一的可汗。阔阔出所言的天意很快便被新皇帝成吉思汗引用为无上的权威，他自称合罕，却不承认是自己说的，而是归于天命。这种官方的称谓，我们可以从他的后代那里看到，据说在他的孙子贵由大汗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文书上就盖有这样称谓的印玺。符拉基米佐夫说，“这是旗帜的神灵，保护神，正是它领导着蒙古人去征服全世界。”成吉思汗政权的建立还需要宗教作基础，萨满巫师阔阔出对此曾经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但是，由于他的巫术和他父亲蒙力克在皇室中的特殊地位，阔阔出认为自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渐渐变得居功自傲，目中无人，甚至企图以不切实际的威信去挟持皇帝。他和成吉思汗的弟弟哈萨儿之间产生了矛盾，为了使他的敌人哈萨儿败北，阔阔出向成吉思汗宣布了神灵的启示，“神灵告诉了我一道永恒的天的神旨，他说：‘一次让铁木真执国政，一次让哈萨儿执国政。你如果不将哈萨儿除掉，以后的事情就很难说了。’”这当然是一个别有用心的举动，但还是使成吉思汗心生疑虑，于是将弟弟哈萨儿拘禁起来，并摘掉了他的帽子和腰带，解除了他拥有的军权。诃额仑皇太后听说后，急忙救出了哈萨儿，然后怒不可遏地坐在那里，将两个乳头露出来对成吉思汗说，“你看见了么？这是你吃过的乳头。哈萨儿犯下什么罪过，你要将自家骨肉残害。你很小的时候，曾经吃了我这一个乳头。合赤温与斡惕赤斤两人合起来也吃不了这一个乳头。只有哈萨儿把我这两个乳头都吃了，使我胸中轻松畅快。正因为这样，铁木真才很有心计，哈萨儿才有气力射箭。凡背叛你的人，你都会用弓箭去把他们捕获。如今敌人已经消灭光了，你用不着他了，对吗？”母亲的一席话说得成吉思汗倍感惭愧，于是他赏还了哈萨儿的名号和权力，但却减少了他的一部分随从。萨满巫师阔阔出并不满足，企图继续随意支配皇室家族，于是又选中了成吉思汗最小的弟弟帖木格·斡惕赤斤，当众侮辱他。幸亏成吉思汗的妻子聪慧的孛儿帖及时看出了问题，警告自己的丈夫说，“你现在还健在，他就敢公然欺侮你那些像松树般强壮的兄弟，那么到你死后，百姓们就会合起伙来造你后代的反啊！”这一席话惊醒梦中人，成吉思汗顿时醒悟了，于是他下令让斡惕赤斤去消灭巫师。几天之后，阔阔出和他的父亲蒙力克前来拜访成吉思汗。斡惕赤斤见到萨满巫师，一把就掐住了他的喉咙，成吉思汗让他们到帐蓬外面去论个长短。于是他们俩就往外走，阔阔出刚走出大汗的营帐，立刻就有在成吉思汗默许之下由斡惕赤斤派来的三个卫士走上前来，打断了巫师的脊骨，使其“不流血”而死。帐内的蒙力克知道他的儿子已经死了，没有退缩，他说：“合罕啊！我在你称帝之前就开始服侍你，我要继续服侍你……”阔阔出一死，成吉思汗立即任命了另外一个“骑白马、穿白袍”的将领代替阔阔出，他是八邻部落中最年老的一个成员兀孙，他终生以萨满教大巫师为职业。
这场曾经发生在草地上、毡帐边的神权与帝国、巫师与大汗的争斗，转瞬之间就这样消失了。其结果是成吉思汗把巫师拦腰斩断。
成吉思汗
征服中国北部 (1)
新蒙古帝国的国家与军队
尽管除掉了萨满阔阔出，新兴的蒙古帝国仍保留了以萨满教为基础的古突厥－蒙古人的万物有灵论，其中多少杂有袄教和中国文化的成份。该宗教认为大汗就是腾格里，是被神化了的或者说是从天神中分化出来的，这一看法受伊朗人的上帝观的影响，同汉人对天的看法有相似之处。因此，成吉思汗的继承人们，无论是远东地区的还没有被完全汉化以前，还是在突厥斯坦、波斯及俄罗斯地区还没有完全伊斯兰化以前，他们自认为就是腾格里的化身，他们的命令就是腾格里的命令，对他们的反叛就等于对腾格里的背叛。
成吉思汗自己也表现出了一种对神的无限虔诚，他认为这个神居住在鄂河发源地的不儿罕合勒敦山（即现在的肯特山）上。在成吉思汗创业时期，由于马跑得快，他才得以在篾儿乞人的追赶下逃脱，来到肯特山上避难，那些人只抢走了他的妻子孛儿帖。不久，成吉思汗便上山去朝拜。他按照蒙古人的风俗，做了一种对神表示崇敬的姿势后，摘下帽子，并将腰带解下来搭在肩膀上，然后跪在地上拜九下，最后将一种蒙古人在游牧中常饮的马奶子酒洒在地上以祭神灵。又过了很长时间，在对北京的金国发动“民族”大战之前，成吉思汗又次登上不儿罕山朝拜天神。他依然把腰带搭在肩膀上，用一种哀求的语调说：“长生不老的腾格里啊！我已经武装起来了，我要为我的祖先们报仇，他们是被金国人侮辱而死的。如果你同意我的做法，就请把你的力量借给我。”拉施特·哀丁的记载与我们上面的描述是一样的。根据其他史料记载，就在这次出征前夕，成吉思汗自闭在营帐里整整三天，只与神灵在一起。他的臣民则在他的帐篷周围边走边向上天祈祷，“腾格里啊！腾格里啊！”第四天，感觉浑身充满了天神力量的成吉思汗终于走出了营帐，他宣布：“腾格里已经将胜利许诺给了我。”
穆斯林作家们像基督教传教士那样，对这种古老的拜物教，以及信徒们对山峰和泉水的崇拜进行了记载，人们为了能离腾格里更近一些，便登上圣山的顶峰，向天神召唤，好像它就在大汗的面前；人们脱下帽子，将腰带解下搭在肩膀上向神表示敬意，如果空中有雷鸣声，即说明腾格里在发怒，那么祈求的人就应该主动躲藏起来；如果他再留在泉水中或者在流水中洗身体，会使圣洁的水变得污浊，因为神灵就居住在那里（由于穆斯林忠实于沐浴礼，这一点后来使他们同穆斯林社会产生了隔阂）。
我们知道，蒙古人对天和巫术充满着迷信与敬畏，因此他们认为各种信仰最好能够和平共处，这些信仰中不仅有他们自己的萨满教，而且有代表神灵的其他形式，像克烈部与汪古部的佛教、中国的道教、西藏的喇嘛教、圣方济各会的教派等ｗωｗ奇Qìsuu書còm网，也就是说一切具有超自然威力的教派。只有对这些不同宗教信仰的代表实行优遇，才能保证他们对腾格里的敬畏。正是这种对宗教信仰的普遍性的顾虑使这个民族具有一种普遍性的容忍。只有在突厥斯坦与波斯的成吉思汗的子孙后代们不再畏惧鬼神时，他们才变得心胸狭窄起来。
在这些宗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蒙古国家，从回纥突厥人那里引入了文明的工具——字体与官方语言。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公元1204年乃蛮王国失败时，成吉思汗将已故塔阳的掌印官回纥人塔塔统阿收留下来，令其为他服务。塔塔统阿负责教会成吉思汗的儿子们用回纥字体写蒙古文，同时，还要教会他们使用皇帝的印玺签署公文，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务衙门的雏形。自公元1206年起，成吉思汗封失吉忽秃忽为大审判官。失吉忽秃忽也是个塔塔儿人，成吉思汗和妻子孛儿帖从小就收养了他，并将他抚养成人。失吉忽秃忽的任务是，从事司法方面的审议与判决，并将蒙古居民分配情况登记在“青册”上，这种“青册”同时被当作判案的依据和法典，伯希和将其解释为“一种蒙古的逐条法规”。当然，一切工作都与用回纥字体书写蒙古语言分不开。
“扎撒黑”原意为“规章”，是成吉思汗时代的通用法典。公元1206年的忽邻勒塔大会上，蒙古国通过了它的第一个扎撒黑。扎撒黑是指通过具有“天的威力”的大汗强加给他的人民与军队的一种天命，即严格的纪律。这是一个严酷的法典，规定了犯有杀人、严重的盗窃、合谋的欺骗、通奸、鸡奸、诅咒术、窝藏等罪行的人要判处死刑。在判决例案的时候，还要有成吉思汗的敕令作为补充。今天，这种敕令连同扎撒黑法典都已经遗失了。
这一蒙古法典所产生的后果曾令西方的旅行家们大为惊讶。公元1206年的那次大会之后过了大约40年，圣方济各会传教士卜兰迦宾从蒙古归来后有过这样一段记述，“世界上对领袖最服从的民族就是鞑靼人（蒙古人），就像我们的教徒们服从我们的长老一样。他们对领袖的服从是无条件的，更不会对他们的领袖讲哪怕一句假话。在这些人中间，绝对不会发生争吵、不和甚至是人命案，只是偶尔会发生一些小偷小摸的盗窃行为。假使有人丢了几只牛羊的话，捡到的人也绝对不会据为己有，通常会把它们归还给原来的主人。那里的女人把贞洁看得很重要，即使在享乐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把这段描写和成吉思汗统一之前蒙古地区的无政府状态及蒙古人民的精神状态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成吉思汗制订的扎撒黑，在当时曾经对整个蒙古社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成吉思汗的家族被称作“黄金家族”，占据着蒙古上层建筑的最高层。成吉思汗作为首领被尊称为大汗，他的儿子们也就成了王子。此时，这个家族征服并占有了广阔的疆域，而他们的祖先当初只占有故乡草原的一个角落。于是，成吉思汗把他拥有的牧场分给了四个儿子，这反倒成了未来的可汗们争权夺利的诱饵。我们看到，成吉思汗曾经将阿尔泰地区的许多突厥部落征服，并将其蒙古化，因此蒙古社会应该更准确地称作突厥－蒙古社会。台托尔德与符拉基米佐夫认为这是一个古老的“草原贵族阶级”，并为其做了详细的阶级划分，由勇士们与首领们构成的贵族阶级，掌握并继续控制着社会上从自由人到平民再到奴隶等各个不同的阶级；战士或拥护者是最高级的自由人；平民，即指普通人；最底层的奴隶原则上指非蒙古族人。符拉基米佐夫通过分析认为，这个社会已经具备了一个封建社会所应具备的所有要素，联系各阶层的是各阶层之间那种世袭的对上级的忠诚。
在军队里也是如此，由不同军衔构成的各个级别之间完全靠一种封建关系维持。根据人与人之间的忠诚关系，军队被分成了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而百户长、千户长和万户长都是从那颜的贵族阶层中产生的。在他们的下面，是由自由人和小贵族阶级组成的军队的骨干，这些自由人都有着古老的突厥称号“达干”，所以，他们享有保留战利品和享用狩猎中所获野兽的特权，许多达干如果立了功还可以晋升为那颜。
符拉基米佐夫还写道，大汗的护卫军正是这些“贵族阶级组织起来的”精锐部队。护卫军由一万多人组成，护卫军的兵士通常被分作日班与夜班两部分。此外，还有被称作“箭筒士”的弓箭手。“宿卫从800人增加到1000人，箭筒士也从400人增加到了1000人，散班人数则为1000，护卫军实际人数将增至1万人”。只有贵族或高级自由人才能够进入护卫军的营帐。护卫军中的一个普通兵士就可以充当其他军队中的千户长，而成吉思汗的大多数将领正是从这些护卫军中挑选出来的。
成吉思汗
征服中国北部 (2)
蒙古人喜欢面向南方。根据这个方向，蒙古军队通常被分成左中右三翼，左翼在东部，最早由札剌儿人木华黎指挥；中翼的总指挥是八邻族人纳牙，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唐兀惕人察干，他从小被成吉思汗收养并像亲生儿子一样将他抚养长大，在这里指挥着数以千计的精锐卫士；右翼则由阿鲁剌部族人孛斡儿出任统领。到成吉思汗临死的时候，蒙古军队人数已经增加到了12．9万人。由于军事的需要，左翼人数为6．2万人，右翼为3．8万人，剩下的人为中翼和后备军。
蒙古人喜欢面向南方，这一点是和他们的征服目标相一致的。当他们面向南方时，首先要征服“左面”的中国，然后征服中部的突厥斯坦与伊朗东部，最后再征服位于“右面”的俄罗斯草原，左中右三面像扇子一样展开。
蒙古帝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英雄纪事诗，而蒙古战士则是这部英雄纪事诗中的主角，他们的形象经常出现在赵孟画派的中国画家笔下。因此，当人们读到格勒纳儿在蒙古之行后所作的成吉思汗传记时，无异于欣赏那一幅幅古老艺术家笔下的画卷。格勒纳儿这样写道，“在营帐中，士兵戴着两侧有耳檐的皮帽子，穿着毡袜和皮靴，长长的皮外衣一直垂到膝上。而在战争中，士兵们却要戴上护住颈窝的无檐帽，披上用黑漆皮条编成的既坚固又柔韧的铠甲。每个人都拿着这样的进攻武器：两只弓，两个箭筒，一把弯刀，一把手斧，一根悬挂在马鞍上的铁棒，一支带铁钩的、能将人从马上拉下的长矛；而骑兵们，还要多一条用马鬃制成的系有活结的绳子。“蒙古人和他们的蒙古马永不分离，而且，他们是那么地相似，他们是同一个草原的儿子，吸取同样的养料，在同样气候条件下的经受着同一种锻炼。因此，蒙古人虽然身材又短又粗，但他们骨头很硬，肩膀很宽，具有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抵抗力；同样，蒙古马也是矮小短粗，看上去并不漂亮，粗脖子，粗壮的小腿，厚厚的毛，但却具有同样令人称奇的勇猛、顽强、坚忍不拔，以及饮食有节、四平八稳的个性。”早在历史的黎明时期，这群北方游牧人使用的战马就已经具有了比印欧种马更优越的特点。在我们的古代历史的末期，正是这种马载着匈奴人前去征服中国与罗马帝国。到了蒙古帝国时期，这种马进化得越发骁勇善战。在整整一个世纪里，它载着草原上的这些骑兵，向北京、大不里士甚至是基辅的金顶宫阙进发。
关于蒙古人的战术有过很多记载。人们一直想拿它与腓特烈二世和拿破仑的战术作一比较。嘉雄认为，蒙古人的战术中有着超乎人们想象的奇特的因素。其实，蒙古人的战术就是在匈奴人古老战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游牧人惯用的战术正是来源于他们经常在农田边抢掠和在草原上进行大狩猎的生存方式。在一段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中有这样一句典型的话，“白天，他像一只狼警惕地窥视着四周；黑夜，他像乌鸦般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在战争中，他终于像一只鹰似地扑向猎物。”由于长期埋伏在那里等候鹿群，游牧人学会了在自己的阵地前面安置一道无声、无形的警戒线，以便在不被猎物或敌人发觉的情况下进行侦察。在狩猎中，他们经常采用聚围法将野兽围在中间，他们同样将这一战术应用在了战场上，从两侧包围敌人，就像在草地上包围一群正在四处逃窜的野兽一样。游牧人还从骑兵的身上学会了奇袭，这一招在战争中常常使敌人措手不及、惊慌失措。如果敌人能够抵住他们的进攻，那么这些蒙古骑兵便会知难而退、自行分散，像他们在草原上的每一次掠夺一样。但不管是拿着长矛的中国兵，还是花剌子模国的雇佣兵，亦或匈牙利的骑兵，只要这些敌人一放松警惕，他们便会卷土重来。他们很会使用计谋，佯作撤退的样子诱使敌人追赶他们，从而使敌人迷失方向，进入他们的埋伏圈，然后在埋伏圈中被蒙古骑兵像对付野兽一样地打死。像以往的匈奴人一样，蒙古人也是能骑善射，他们生长在马背上，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射箭，在200到400码的距离内能够百发百中。由于具有这一先天优势，位于队伍前哨和两翼的蒙古轻骑兵便肩负起用飞箭去围困敌人的重任，使敌人前方出现一些空当。他们的前哨经常轮班替换，前哨先进行一次“总射击”，之后便隐蔽起来，这种总射击能迫使敌人后退。当与敌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到了射程之外的时候，被夹在中间的蒙古骑兵大队人马才开始上阵。他们挥舞着刀剑冲向敌营，在砍杀中将敌人全部消灭。蒙古人体质健壮，相貌丑陋，还带有体臭，在军事行动中，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些特点，使自己在敌人面前变得更加可怖。他们会忽然出现，之后便从两侧包抄上去，将敌人围在其中，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四周一片沉寂，只有“嗒嗒”的马蹄声。他们在进军的过程中是没有号令的，一切都看执旗者的手势。然而，当冲锋的时刻到来的时候，他们会突然爆发出鬼嚎般的尖叫和呐喊，然后便勇猛地向前冲去。
这正是猎人的本性，先让猎物在慌乱中四处逃蹿，然后围而捕之。蒙古人继承了猎人的狡猾，他们和自己的马匹在一起，像驱逐羚羊和老虎一般，将汉人、波斯人、俄罗斯人和匈牙利人统统驱逐出去。蒙古弓箭手射中一个不穿甲胄的骑士就像射中空中飞行的老鹰一般易如反掌。阿姆河地区的战役，以及对匈牙利的战役，是蒙古人最精彩的战役，就像场面恢宏的围猎，以猎物的疲乏、恐惧和被包围开始，以猎物精疲力竭、逐一被屠杀结束。
观察家卜兰迦宾对蒙古人的这种战术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并将之公布于世。下面这段引文就是对蒙古人战术的最佳佐证，“当他们发现敌人的时候，便会主动出击，每个人都会射出三、四支箭。如果他们看到用弓箭无法将敌人击退，就会立即退回原地，但这绝不是退缩，而是诱使敌人发动更大的进攻。如果为敌的是一支大军，他们就骑马离开，停在距敌人一天到两天路程的地方，进攻并虏掠途经之地。有时候，他们也会挑选一处地势比较好的地方安营扎寨，等敌人从这里经过时，他们会像天兵般地突然出现……总之，他们的战术是变化多样的。他们的骑兵队进行第一次冲锋时，只派出俘虏和外籍兵，队伍中的精兵强将则被安排在左翼与右翼，以便从两面夹击敌人，令敌人误认为他们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如果敌人奋起抵抗，他们会打开一个缺口，把敌人从包围圈中放出，然后再去追击敌人，并将追到的敌兵尽可能多地斩于马下（后来在公元1241年蒙古人攻击匈牙利的撒岳战役中速不台也采用了这种战术）。蒙古人在作战中很少同敌人短兵相接，通常他们只是用箭射和用马匹追赶。”鲁卜鲁克在描写中也认为蒙古人的这种战术和他们大狩猎时的情况完全相同，“在狩猎开始之前，他们会在有野兽的地方集合起来，围成一个很大的圈，然后一步步地前进，缩小包围圈，直到把野兽网罗在里面，然后再用箭轻而易举地将它们射死。”
成吉思汗
征服中国北部 (3)
成吉思汗征服中国北部
最终，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然后他把目光瞄向中原，开始出征华北。征服华北的过程中，成吉思汗的第一个目标便是西夏王国。西夏王国是由藏族的唐古忒人在甘肃、阿拉善与鄂尔多斯地区建立起来的，他们信仰佛教。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个民族曾经深受汉族人的影响，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汉化，特别是它所使用的文字就是根据汉字的笔划创造出的一种特殊字体。与西夏之间进行的这场战争，是蒙古人第一次同定居已久并已经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民族进行的战争。在成吉思汗进攻中国并妄图侵占的三个中国领地之中，西夏是最弱的一个。蒙古人想借此机会检验一下自己军队的战斗力。一旦将西夏国据为己有，就可以控制住从突厥斯坦通向中国的道路，这样，蒙古人就可以从西面将自己的世仇、远在北京的金国包围起来。不过蒙古人在战争中也存在着弱项，他们虽然在野外作战时会表现出惊人的高度组织性，但对于军事战略要地的攻取却毫无经验，这一点在他们同金国的战役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大约在公元1205～1207年，他们曾经发动几次进攻，都没能够攻下唐兀惕人的首府宁夏与灵州。后来，还是由于西夏国王李安全（即夏襄宗，公元1206年～1211年在位）主动同意对成吉思汗称臣纳贡，成吉思汗才不再攻打该国，李安全也暂时保住了王位。公元1209年，成吉思汗又卷土重来，包围了中兴城（即现在的银川），试图将黄河水引过来，利用水攻克该城。但蒙古人并不擅长繁杂的筑堤引水工程，他们未能成功地将水引到目的地。这次李安全又一次向成吉思汗献上了他的一个女儿，以求平安。
将西夏收入帐下后，成吉思汗将目标对准了大金帝国。前面我们讲过，金国疆域广阔，中国的满洲、汉水以及淮河流域都是它的属地，首都建在北京，热河的大定、山西的大同、河南的开封府分别为陪都。前面我们还提到过，少年时代的成吉思汗为了北京金国朝廷的利益，曾经与克烈部结盟，共同向塔塔儿人作战。因此，他曾经是金国的臣仆，为金国而战，金国也把他的军队当作雇佣兵，战后为了奖励他，不但颁发了赏金，而且赐给了他中国的封号。当时的金国皇帝是麻达葛（即金章宗，公元1189～1208年在位），只有他可以和成吉思汗以君臣相称。到成吉思汗攻打金国时，麻达葛已经死了，新皇帝永济（即金废帝，公元1209～1213年在位）登基。于是成吉思汗便利用这个时机，以傲慢的态度断然拒绝了继续为金国效忠的盟誓。当金国使臣要求成吉思汗像臣仆一样行跪拜礼、参加新国王登基大典时，成吉思汗勃然大怒，“我原以为中原皇帝是上天造就的，此等平庸懦弱之人怎么能够当皇帝呢？我怎么能够对这种人行跪拜之礼呢？”他朝南面吐了一口唾沫，全然不把新皇帝放在眼里。永济也的确是一个可怜的皇帝，他毫无能力，更无权势与威望，完全是手下将领们的一个傀儡。在他面前，成吉思汗无疑是个强者。成吉思汗发现，自己的敌人不过是无所作为的可怜虫，无需费很大力气便可以将其征服。
金国位于长城以北同蒙古接壤的地区，一直由突厥部落的联盟者汪古部突厥人防守。汪古部突厥人是信仰基督教的景教徒，前文提到过，在蒙古地区各部落间的斗争中，汪古部酋长阿剌兀思的斤从公元1204年起就与成吉思汗站在了一起，并始终效忠于成吉思汗。当成吉思汗开始攻打金国时，阿剌兀思的斤家族的忠诚对他的帮助非常大，他们将自己防守的边界拱手相让，为成吉思汗打开了侵略金国之门。成吉思汗为了感谢汪古部人，将自己的女儿阿剌海别乞嫁给了阿剌兀思的斤的儿子孛要合。成吉思汗认为，反对金国的斗争是蒙古人民的民族战争，他想到了曾经被女真人残杀并钉在木驴上的古代蒙古汗王。他郑重地祈求腾格里，“永恒的天啊！我的叔父斡勒巴儿合黑与俺巴孩就是被金国人污辱而死的，我之所以带兵攻打他们就是要给我的祖先们报仇。如果你不反对我这样做，就请你伸出胳膊帮助我，给我力量吧！”同时，成吉思汗还自认为是契丹人的复仇者，因为最初契丹人占据着北京，后来被金国人驱逐了出去。因此契丹人对成吉思汗的讨金行动热烈支持，出身耶律氏王室的契丹王子耶律留格在辽河（满洲的西南部）流域与成吉思汗遥相呼应，积极响应成吉思汗的号召。我们已经知道，契丹语也属于蒙古语系，毫无疑问，在反对北京的通古斯王朝方面，他们与成吉思汗是站在一边的。成吉思汗接受了耶律留格对他的效忠，派出一支由哲别那颜率领的援军，于公元1213年1月帮助留格从金人手中夺回了辽阳，使留格在其祖先留下的古老土地上，以蒙古帝国为宗主，确立了王位。直到公元1220年留格去世之前，他的后代还在效忠蒙古皇帝。因此，金国与契丹的东北边界，如同其与汪古部的西北边界一样，对成吉思汗来说形同虚设。
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开始进攻金国，除了中间有过几次短期休战外，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1227年他去世时仍然没有结束，直至公元1234年，他的继承人才结束了这场战争。由此可见，蒙古人可以利用他们的轻骑兵去突袭那些没有任何防范的乡村小镇，但却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无法打过长城，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夺取那些中国工程师设计的防御要塞。他们攻打金国仍然像在草原上作战一样，连续不断地去抢掠，获得战利品后便撤退，而金国人则趁此机会修补坍塌的缺口，重新建起防御工事，致使那些蒙古将军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去征服同一个地方。此外，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习惯于用集体屠杀或将之聚集在自己的战旗之下的方法来对待战败的敌人。然而，在定居国家，尤其是人口众多的中国，屠杀很少起到作用，因为总有更多的居民迁来填补夷平之地。此外，像古老的女真人（金国人），尽管他们已经在平原地区定居了一百多年，但仍然保存着通古斯人的特点，他们的血液中流淌着一种特有的元素——毅力，致使蒙古人在久攻不下的苦恼中，又添加了另外一种困难，那就是中国工程师的聪明才智与通古斯战士的英勇气概。在公元1211～1215年后，成吉思汗就将大部分军队从中国撤出，转而去征服突厥斯坦。成吉思汗走后，剩下的将领对金人展开了一场缓慢的持久战，虽然这样能够摧毁金国人的部分武力，但却无法对金国人造成致命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