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我近距离地看到了吴启都的妻子齐韵琴，所谓近距离是相对以往而言，以往是远远只能看到一个女人的轮廓，现在几乎是面对面了。吴一家的情况是应该加以补充的，自从管教剥夺了吴妻探视的权利，吴妻隔几天就带着儿子到我们干活的地方来相见，古戏《楼台会》变成了《地头会》。过程几乎是相同的，太阳升高的时候一大一小两个黑点从南面的帽儿山下移动过来，在警戒线以外停止，就显出一大一小两个人形来。吴妻也不贸然向前，儿子将带来的东西匆匆送给爸爸，然后转身跑回母亲身边。在经过一个漫长的注视过程后——大约中午时分，母子俩就离开了。这时我们也收工了。开初管教和警卫都企图阻止这种影响极坏（管教语）的会见，加以驱赶，而他们采取潮水战术，赶时就往后退退，一走开就又扑过来，十分执拗。没有办法，后来就不再管了。作为惩罚，正常的探视就一直不安排。可以说吴一家这种独特的聚合在整个农场是罕见的。由此，我又想到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的流放生活。许多人的漫漫征途由妻子相伴随，画面是凄婉而优雅的，透着高傲与温情。相比之下，我们这里的犯人就孤苦伶仃了。虽然国家有探视的规定，实际上来的家属都很有限，有的犯人一年也见不到家人一次。许多人的妻子提出了离婚，“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到来各自飞”这句中国成语本来就让人匪夷所思，却一次又一次被验证。只我们班这个小范围就有好几个人判刑后老婆提出了离婚，李戍孟便是其中之一。相比之下，吴启都的妻子真是令人敬佩。我说那天近距离看到了齐韵琴，是管教让我去地边的一座小树林取他挂在那里的军用水壶，齐韵琴和她儿子就站在不远的地方，第一眼看见她我怔了一下，她的长相使我一下子想起我的一位小学老师。十二岁以前我随祖母在原籍农村生活，小学上到五年级。那位女老师姓孙，天津人，会唱歌会画画，对学生非常和蔼。我们都很崇拜她，把她当师长又当知心朋友，听她的话，有心里话也肯对她说。在我进城的前一年，她回天津了。我看见齐韵琴差一点喊出一声“孙老师”来。不会是孙老师，这一点只须稍一冷静便会明确。她是吴启都老师的妻子，她是我女朋友冯俐的难友，她是我此时此刻最希望能与之攀谈的一个人。只需再向她迈过去几步，我就可以向她询问冯俐的事情了。但这是痴心妄想，此刻我的一举一动都在管教警卫的监视之下。这时我已经从树杈上取下了行军水壶，只要一转身一切便结束了。许是一种绝望情绪的驱使吧，在转身之前我朝齐韵琴呼了一声：我是周文祥！呼完我就返身往麦地走了。立刻又后悔了，为什么要这样？又有什么意义呢？而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一声呼是有收获的……
7月8日：现在的时间是一九五九年七月八日晚八点四十一分二十六秒……
——将时间分秒不差的记下来说明有一件重大事情发生，是重大事情。就是这一刻，我知道了冯俐的消息。苦苦渴盼的消息。字条是吴启都在厕所交给我的，他看见我上厕所便跟了去。他将字条塞给我时一句话也没说，做做解手的样子就出去了。字条攥在手里，直觉中晓悟到是关于冯俐的信息。我没立刻看，假若让上厕所的人看见难说不惹出乱子。回到监舍，监舍里一幅不变的景象：一拉溜“老和尚”依着铺盖打坐，发出鼾声，似睡非睡是因为还有一件“功课”没做——晚点名。点完名再开始正式睡觉。割一天麦子所有人都疲劳不堪，按说可以早一点点名，早点名早睡觉，犯人们也提过这个要求，但没被采纳。上完厕所我又重新“打坐”，这时我展开字条，一行娟秀的小字立刻映入眼帘：周，冯讲过你，她在半个月前被判刑，转走，去向不知，望多保重。看过字条，我的眼前一片白茫茫的，我下意识地抬腕看表，却怎么也看不清楚，我揉了揉眼，手湿了，我知道自己哭了，但我还是擦干了泪水，将时间看准……
7月9日：继续割麦，向管教告发了怠工的李德志。
——仅凭上面的记录不难做出这样的结论：犯人周文祥正在“靠拢政府积极改造”的光明大道上阔步前进。周文祥行了。照此下去很快就会由“敌矛”变为“内矛”了。
但是——我想起于队长在“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后面的那个但是——顽冥不化，朽木不可雕也，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也是借用于队长队前训话时常用的字眼）的周文祥即使有心“阔步前进”两腿也是不听使唤的，向前迈不了几步的。我骂李德志的原由是因为他欺骗了我，早晨出工的路上我低声对他说我已经知道冯俐的情况了。他嗯了一声接着说一句她和我是一批判的刑。他这句话当场就把我气昏了，操你个妈的！你什么都知道却对我隐瞒，只字不提，是个什么玩意儿？！狗日的，要讲关系在清水塘农场我与他可以说是最近的，学友、舍友、难友，还有棋友，不是岁寒三友是四友，各方面都占全了。可他并不讲交情。一肚子气在路上不好发泄，满身乱窜，顶得肝疼。也算他倒霉，割麦的时候我发现了他的偷懒伎俩，按规定每人割四垄麦，而他只割三垄。其实只要仔细观察，三垄四垄是分得清的，但包括管教在内的所有人都不会想到有人竟敢在这上面做手脚，何况割麦又是齐头并进的，张三的垄李四的垄根本没什么界限。于是仰仗脑瓜灵光的李德志就钻了这个空子。我发现也极偶然，发现后早晨的那股火又冲上了头顶，我不经任何思考冲口就喊：李德志你他妈割了几垄麦子？嗯？！你他妈说说你割了几垄麦？！他傻眼了，直起腰瞪着我看，周围的人停下来向我俩这边看，带队的郝管教也闻声过来了，问是怎么回事。事实上这时我已经后悔了，可事情到了这一步这时就是不想报告也不行了，我就如实报告说李德志只割了三垄麦，比别人少割一垄。郝管教查了查证实我的报告属实，也愤怒了，朝李德志劈头盖脸地一顿批。看来人人都是在学习中不断进步。郝管教如今训起人来无论腔调还是用语都向于队长靠拢：你他妈李德志少给我打马虎眼，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刚刚判了刑还不思悔改，嫌刑期短了是不是？再给你加上几年好不好？！听郝管教说这个，我的心不由咯噔一下，想李德志刚由“内矛”升级为“敌矛”够倒霉的了，我这么一告对他可是雪上加霜。我是叫他气糊涂了才忘了这一层。我的头嗡嗡地响，只见郝管教的嘴唇翕动，却听不见他说的什么。晚饭后班里开李德志批判会，都发了言，我没发。高干不断催促老周就剩你了，没个态度？我火了，朝他骂道：你他妈个“老二”发昏了是不是？李德志是我揭发出来的难道这不算个态度？！你还想要个啥态度？再要态度就是把你这老二的“老二”剁下来喂狗。这一通骂够粗俗的了，我自己都没料到我已粗俗得如此可以了。高干被这劈头盖脸的一通臭骂骂傻了，嘴张得老大放不出声来，他同样没料到我会这样。过会儿他说话了，两个字：散会。这一天我告了李德志又骂了高干，完全是为了发泄内心的怨愤，根子就是知道了冯俐的坏消息。这个坏消息就像一碗卤水倒进了豆浆里，点出了豆腐，这豆腐就是恨。我恨……
7月11日：收完了麦子，休息。竹川的儿子来场。
——俗语道砍倒胡秫显出狼。现在农场割倒了麦子，却没有如于队长所预言现出竹川的尸体。这证明竹川逃跑成功，起码是逃出了清水塘地界。在劳改单位，犯人潜逃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不稀罕。如果这个犯人人缘好，逃跑后大家会惦记着他的安危，真正的哥们儿还会暗暗为他祈祷。要是被抓回来，面对难友被处重刑的结局，大家会替他难过，这就是常言所说的兔死狐悲吧。我是惦着竹川的，也为他祈祷。后来的日子因为累得心力交瘁，顾不得多想了。今天当管教带着一个陌生少年来到监舍，我立刻就想到他是竹川的儿子，同时也意识到竹川已不在人世了。经询问证明我的猜测不错，竹川确实死了，死在家中。来者是他的儿子，叫竹涛，他来收拾父亲的遗物。“不信能跑得出清水塘能跑得出中国？”于队长的这句话再次灵验。
7月13日：小竹涛今天走了，带走了他父亲的遗物。
——小竹涛在农场住了两天，因招待所没有地方，管教同意住在他父亲生前住的地方，铺位空着，铺盖现成。对这种安排我们都在心里嘀咕，觉得有些不吉祥，当然是对小竹涛而言。
他长相不大像他的父亲，但一举一动都有他父亲的影子，特别是走路时的背影。他的模样清秀，身材细挑，如果孩子定像父母中的一个那他一定像他的母亲。我们问为什么母亲没和他一起来，他说母亲不来好，至于为什么不来好，他没说，我们也不好再问。其实也用不着问。小竹涛确实很懂事，有点少年老成的意思。他默默收拾父亲留下来的东西，有时把一样东西看好久，看得眼泪汪汪的。他不仅睡觉睡在班里，吃饭也随我们吃，不摸底的人会以为来了个少年犯。说起来我也算是他父亲的生前友好，因此从内心对小竹涛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也许他感受到了这一点，向我询问许多事情，关于他的父亲。我也向他询问一些事情，同样是关于他的父亲。我们就像互通情报那样，让父亲竹川和难友竹川在各自的心中得以完整。
收拾完东西后小竹涛又在农场多呆了一天，他要求看看他父亲平常干活的地方。获准后他跟着我们来到了农场田地里，他这儿转转那儿看看，从日头出山到落山。小竹涛走后我很懊悔没让他留下详细地址，我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懊悔。在劳改农场任何人都忌讳说“再见”这个字眼，分手时大都是道一句“多多保重”，可我在心里希望能再次见到小竹涛，没有地址就成了一只断线的风筝。
7月16日：“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去年的这一天我来到清水塘农场，也是在清水塘边劳动，带队的也是佟管教，也是“赤日炎炎似火烧”。
——到清水塘服刑整整一年了，就是说已度过了十分之一的刑期。老资格犯人总结经验说刑期的头一年是最难熬的，很漫长，而过了头一年后面就好过多了。至于以后的日子好过不好过现在还不知晓，可我清楚这头一年确实是难熬的，日子像凝固了，真像一首大跃进民歌所咏“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想想这一年对我意味着什么呢？我有了多大的变化？劳改干部们言之凿凿要把我们改造得“脱胎换骨”改造成新人。如果真有其事，那么这一年的刑期就能使人比来时“新”了许多。“脱胎换骨”自然包括面目和精神两方面。对面目的改变，我们自己是无法察知的，在农场里找不到一面镜子（不包括管教的住处），谁要想看看自己的模样只能像那句骂人的话“撒泡尿照照”。如果说有镜子那就是同类的眼，“某某你的脸上有块灰”，“某某某你的眼咋红了”。当然，管教也是面大镜子，“某某变得结实多了嘛”，“某某某改造很有成效变成地道的庄稼汉了嘛”。管教在说这种话时透着十足的满意，就像一个拳击教练看见自己弟子四肢发达起来所萌生的那种成就感。可以说面目的变化是必然的，任何一个来劳改的人想不改变也是不成的。事实上也没人排斥这种改变。在这里任何人都不会从审美的角度去审视其他人，一切都从实用出发，大家会公推强壮的大个子去干某件别人无法胜任的苦活重活，这理所当然。反过来强壮的大个子又支使灵巧的瘦小人跑跑腿，也似乎名正言顺。说起来生物界也真是奇妙，所有物种都依照生存原则，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也同样。人到了劳改农场就应该变成一个“正宗”的犯人。据说有一个犯人从农场跑出去在很远的地方被农民逮住了，那个犯人并没穿囚衣，也没露光头，问那农民怎么知道他是从劳改农场跑出来的，那农民不假思索地说我看他那副熊样就像个犯人。劳改生涯会自然而然地给人打上一种印记，有的犯人出狱后看见穿警服的人不自觉地会蹲下，甚者尿裤子。当然上面所说的情况就不完全是机体发生的变化了，关于犯人精神的改变，这一点管教倒没怎么说对。管教所说的“脱胎换骨”只是一种高压下的表相，或者说是一种伪装。我们是因讲了真话而获罪，而现在为了“赎罪”却不得不大讲假话，做有损人格的事情。早知不讲假话是不可能的，那么当初又何苦要讲真话呢？我们都为在劳改农场的不光彩表现而自卑，看不起自己，有罪愆感，渐渐在心理上觉得自己就是个罪人。一个人从无罪到获罪，再到自觉将自己归于罪人一族，这真是可悲，这是一种怎样的变化？是一句“脱胎换骨”能概括得了的吗？还可以进行一下比较，以校园里的我们和这里的我们比较，校园里的我们尽管其中也有品行不端的人，但大家还有一个通常的道德规范来遵循，老师有老师的样子，学生有学生的样子，总还是一个“人”的样子，但这里的我们早已没“人形”了，说得难听些都变成一些狗，像狗一样的听命于人，像狗一样的摇尾乞怜，像狗一样的不知羞耻，还有许许多多的像狗一样的厮咬同类。我们已不是人，是“非人”，反右运动的“伟大”之处正是将人变成了非人，上述就是我服刑满一周年的切身感想。
7月29日：黄管教又写了一首很棒的诗，看来文化已不专属于读过大书的人。
——还是解若愚告诉我，黄管教登在黑板报上的诗仍然属于泰戈尔，看来捉刀的神秘人要么手头有一本泰戈尔诗集，要么已将泰戈尔的诗背得滚瓜烂熟。
8月4日：吴启都病了，管教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允许吴妻到管区探视。
——吴启都发病后曾到场医疗室诊治过，没查出病因，视病状大家都推断是肝的问题。脸色黑灰，人瘦成一把干柴，恶心呕吐。因医疗室没有床位，人被退了回来。我们出工后他一个人留在监舍里，每次收工回来都见他在昏睡。在这种情况下队领导恢复了他的家属探视，开始是一周一次，后来病情加重，放宽为两天一次。齐韵琴每回都带着儿子，早来晚去。如果来时我们还没有出工，就到队部接待室等着，我们下地后她便获准到监舍里。中午若我们回来吃饭，她须赶在之前回到接待室，我们出工了她再来。我们晚上收工回来齐韵琴已带着儿子走了，这状况就像猫捉老鼠似的。就是说尽管齐韵琴可以经常进到我们监舍里，但碰一次面也是不容易的，而碰面的机会大多在一早一晚的路上，我们出“城”他们母子进“城”，交错而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较为清楚的看见这娘俩。相对而言小建国要比他妈自由得多，中午他可以不离开监舍，伺候他爹吃午饭。我们常看见他从怀里摸出一个鸭蛋，剥去壳往他爹的嘴里塞。这是一服上好的药，只是“药”的来处使大家觉得神秘，多事的人便向小建国询问，小建国说法含混，一会儿是他妈买的，一会儿说是他在塘边捡的。买的可能性不大，别说钱有问题，即使有钱，买营养品也不会不差样的买鸭蛋。在塘边捡到鸭蛋可信，可天天都能捡到就不可信。于是继续追问，毕竟是个孩子，三追两问就说出了真情，他说他有一个从鸭腚里取蛋的诀窍，是帽儿山农场一个“大哥哥”教他的（他说的“大哥哥”估计是个少年犯，帽儿山农场不仅有妇女队还有个少年队）。办法是下塘游到鸭子跟前，冷不防抓住鸭脖子，然后对着鸭嘴吹气，一吹鸭腚里的蛋就掉下来了。大伙听得目瞪口呆。这鸭腚取蛋的方法着实奇妙，奇妙得令人难以置信。小建国赌咒发誓说是真的，说隔几天他就跑到清水塘去弄一次蛋，只是吃了亏的鸭子愈来愈狡猾，一见他下塘就躲他远远的，要追上也真不容易。
时间一长小建国就和大伙混得很熟，他聪明伶俐，许多人都喜欢他。有人还从自己有限的“财产”中拿出一样送给他。我送他一件有K大字样的背心，再长大点就能穿。李戍孟送他一枝墨水笔，小建国刚要接却被解若愚抢先接过去，逗他说，小建国不上学不识字，给他笔有何用。小建国辩驳说他会写字，是妈妈教的。解若愚让他写写看，写了这笔就归他，他答应写。大家兴致勃勃地围着看，李戍孟又奉献出一张纸，小建国握笔端端正正写起来，写的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小小孩子字写得很好看。大家表扬他一番，他说他一定好好跟妈妈学，长大了上大学。听了他这话大家就默不作声了。
8月21日：为什么？
——今天锄玉米，一来二去与李德志锄了并肩，他看看我我看看他都摇了摇头，没吱声。这些日子我们一直互不理睬。我不知他怎么想，反正我觉得有些对不住他，告发他尽管事出有因，毕竟过分了，伤了他，又恰在他倒霉的时候。我不向他表示歉意，是因为我仍不能原谅他的不仗义，当然他也更有理由不原谅我，就这么僵持着。并肩锄地的时候也是一种僵持，我倒不是拘泥于讨个什么面子，而是一时不知该说什么。终于是李德志先开口了，并不看我，不冷不热地问句：为什么？我反问他一句：你为什么？他说我怎么了你？我说你不够交情。他说我哪里不够交情？我说你知道冯俐的消息，为什么不说。他不吱声了。过了会儿问就为这个？我说就为这个。他说我怕你知道了伤心，就没说。我说就为这个？他说就为这个。又说他判刑的事也没告诉家里，也出于同样的考虑。听他这么说，我从内心为那天的事疚歉。我说李德志对不起啊。他叹了口气说没什么，无所谓，倒霉事像虱子，多了不咬人。
9月2日：今天幸会邹副场长。头一次见就留下好印象。
——前面说过邹副场长就是在草庙子看守所同住一室外号“孝子”的公安局“内线”，自从听将军说他调到了清水塘，想起来心里就疙里疙瘩的，不想碰见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呢？惧怕么？也不是。他是场部领导，一个普通犯人想怕人家都不够资格。厌恶他？也不对。有句话叫“革命的分工不同”，在专政机关，当审讯员和当“内线”就是革命分工不同，审讯员是革命的审讯员，内线也是革命的奸细。因此不存在高尚与否之分。何况孝子也没管过我的案子，没有直接的冲突。我不希望见到他是想到见时会出现的尴尬场面，相信我和他都不会自在。因久未见也就把这事忘记了。这天见得很突然，而且见面的方式也很“他妈妈的”：是中午在清水塘边休息吃饭，我们见到几个人在塘里游泳，很羡慕。去年夏天我和高冲在塘边的那一幕又重现眼前。在这炎热的天气里管教不许我们下水，这一点真让人难以接受。可塘里的人游得很痛快，时而仰游时而潜泳，还时而和塘面上游泳的鸭子嬉戏。鸭子是春时农场养在塘里的，时下已经长大，开始产蛋，经常有人在塘边草丛里捡到鸭蛋。当然这等好事轮不到我们犯人头上，因为我们没有捡蛋的机会。再说在塘里游泳的几个人，从脱在塘边的几堆衣裳上看，他们是农场的管教干部。我们吃完了两个窝头，就到塘边去喝水，边喝边又往身上撩水冲凉。这时游泳的人往塘边游过来，在浅水处站立起身子时我们一齐傻了眼，他们全都一丝不挂，赤裸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们没想到的，一时间慌乱不已，好像光屁股的不是管教干部而是我们自己。他们大摇大摆地向堆衣裳的地方走去，一边走一边说话聊天。只听一个人说操他姥姥的忘了带毛巾，又一个说用啥毛巾，让日头晒晒就干了。又一个说这办法可行。于是他们就站在衣服堆旁边让日光蒸发身上的水珠。这情景同样大出我们意料，他们赤身裸体地站着，不慌不忙地晒太阳，离我们只有十几步远。在他们眼里，似乎我们并不存在，或者只是无须忌讳的一群鸭或一群羊。后来想到劳改农场想到管教干部我眼前便出现这活生生的一幕。说起来也真是开了眼。待他们晒干了身子穿上了衣裳带队的佟管教奔了过去，满脸堆笑地冲其中一个人喊声邹场长。这一喊就让我认出了那个现在当了场长的孝子来。这时我的心情很平和，坦然地将目光向他投过去。他接住了，神情明显发生了变化，属于哪种变化不待我分辨，他已经向我走来了，边走边说周大学不想在这里见到了你。我说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他在我面前站下，从管教领导与犯人的角度他对我说话我应该向他鞠躬，我没鞠躬，我的不当表现佟管教明察秋毫，他向我吆周文祥是场长对你说话！邹场长立刻对佟管教说我们是熟人，说到这他抬手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们是难友。我惊了一下，我没想到他会捅破这层窗户纸。这时在塘边的犯人都一齐盯着我俩看，因邹的说法确是异乎寻常的。佟管教赔着笑脸问：邹场长你也坐过牢么？那一定是国民党法西斯的监牢。邹笑了一下，没回答。又拍拍我的肩，走了。几个人一块离开了清水塘，看着邹的背影，我不由想到崔老和小咬。
·11·
第二部 清水塘大事记
六
9月9日：浇玉米，与李戍孟谈改造体会，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我一直想，当犯人能当到李戍孟这种境界真是不易，令人佩服。就好像一个人被抓到吐蕃国当苦役，对一切不视不见不应不答，完全超然物外。李戍孟在监舍里将自己封闭起来，如同在囚牢里又造了一座囚牢，他就生活在那双重的囚牢里。他既不迎奉管教，也不与别的难友沟通，一个人形影孤单。有空闲就倚着铺盖卷写小说，后来他承认在写小说。时间长了，大伙就把他忽视了，把他当成一个哑巴，或者当成一个动物。比较起来，我和他接触得多些，他对于我有一种神秘感，我把他视为作家，我对他怀有一个文学青年对一名作家的那种潜在的崇拜。我觉得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还能潜心写作，足证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具备了和中国的李大钊国外的列宁这般大人物才具备的精神素质。因此不管别人怎么无视他嘲笑他，我还是很敬重他，对他表示友善。也许他觉察到我与众不同，因此他对我也与对别人不同，有机会就和我攀谈几句。一起推水车的机会是极少的，能利用这个机会和他谈谈我觉得很难得，很喜悦。我问他的写作进展如何，他说一般。我问什么时候能写完，他说恐怕得几年的时间。我问他写的是不是小说？他说也算是，确切地说是自传体小说。我问是不是写自己的经历？他说只能说是我经历中的一些难以忘怀的事。我说我也喜爱文学，一直尝试写小说，但我的经历太简单了，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看守所，又从看守所到监狱大门，又从监狱门到劳改农场大门。他笑了，这是难得的笑容，他把脸转向我的时候正对着南天上的日光，一直阴晦的脸一下子明朗起来。他说你这样的经历还嫌简单吗？我说简单。他说这要算简单，那么许多人的经历就算不上经历了。他说他们学校的许多教授从开始读书就没走出校门，是两门先生：从家门到校门。我说我是从写作这一角度来说，我的经历还远远不够。他问不够是什么含义呢？我说不够就是能用来写小说的素材太少了。他说我看你有时候也往本子上写写画画，写些什么呢？我说是记一点事情，怕忘了以后说不清楚。他说你要能把现在的事情详细记下来，就是一篇小说。我说这怎么行，叫管教看见了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他说一点不错，会说你记黑账。停了停他问你现在这么记不会有问题吗？我说不会。我把记事情的“甄士隐”（真事隐）方法对他说了。他却问了一个我没有想到的问题：如果你记今天的事情会怎样记呢？我不假思索地说：浇玉米，与李戍孟谈改造体会，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脸上再次绽出笑容。说小周可真有你的啊，这样记不仅没问题，管教看了倒会表扬你哩。我说我不图表扬，只图以后能把事情说清楚。只要看了这一段，我就知道某年某月某日干了什么和谁在一起，比方今天是和你一块推水车浇地。自然我心里清楚和你谈的不是什么改造体会，对未来也没充满什么信心。接着我便把在草庙子看守所经受的那种“他妈妈”的审讯方法讲给他听。他叹了口气，说这些人的审讯是很厉害的，其实对你还算是客气的。我说我知道。又谈到写小说上，接前面的话题我说如果能真真实实地把我们现在的处境记下来，确实会是一篇好作品。问题是不能这样写。他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说虚构总不能太脱离现实吧，比方说将清水塘写成一个犯人乐园，谁会相信呢？他说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相信呢？去年大跃进报纸报一亩地打十二万斤水稻，谁会相信，他们知道没人相信也要这样报。我说这很奇怪。他说也不奇怪，因为这是一种需要，证明大跃进伟大正确的需要。就说我们在这里的劳动改造，黑板报上登的诗歌顺口溜什么的，把犯人的生活和心情描绘得十分美好，一看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可为什么还要一期接一期的出，同样是一种需要，证明中国的劳改政策伟大正确。我说我不会这么写，以后也永远不会这么写。他说可有人这么写。以后也会这么写下去。不信往后看吧，以后离开这里，现在这些写诗歌的人还会继续写文章，还会把这里描写成是一个改造犯人的好场所，犯人认罪自新，管教干部亲切温和，对犯人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说这也是需要？他说是需要。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这些人才能按照真实去写。我问什么情况？他说就是他们认为写这种作品对他们会有益处的时候。他们任何时候都想有收获，就像我们农场夏天收麦子，秋天收玉米豆子一样。我说他们是亲历者，他们叙说的事情人们会相信的。他说这就需要另有一些亲历者告诉世人真相。我问你会吗？他沉吟一下，说我没有这个勇气。我问以后呢？他问以后是指可以披露真相的时候？我说是。他想了想说那我也不会写。我有些惊讶，问为什么，他说在最应该写的时候而没有勇气，当不再需要勇气的时候再充当英雄，这算怎么回事？另外，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些亲历者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无法真正面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因为我们的精神受到了损伤，精神中失去了高贵与骄傲。没有这两种东西成不了好作家。这种损伤是无法修补的。说这话的时候李戍孟脸上现出无尽的沮丧。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又说了些别的，记不清楚了。作为犯人与犯人之间的深谈，在我的囚徒生涯中这是为数不多的几次之一。我和李戍孟能这么掏心窝子说话是因为我们彼此信任。而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这种信任便愈来愈稀薄了……
9月14日：再次见到邹副场长。这次见面又加固了先前的好印象：邹场长是个好领导。
——晚饭后郝管教通知要我去场部找一下邹场长，这时周围的犯人不约而同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大家已经知道我与邹场长有一点老关系，与一个堂堂场长这关系可是非同小可的。而只有我才清楚我们是哪样一种“老关系”，至今我还想着在清水塘边发生的事，有身份有地位的邹在众多犯人跟前光着身子晒太阳，怎么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事，说给人家听别人也不会相信。由此我还常想起那个著名的《皇帝的新衣》童话，同样是光着身子，但本质是不同的，那个皇帝是以为自己穿了衣裳，因此才堂而皇之的招摇过市，而邹一伙人清楚自己是一丝不挂，这气度（如果不说无耻）确是非凡的。“老熟人”在塘边邂逅又分手，我相信事情并没了结，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果然又把我单独召了去。夏日天长，来到邹的办公室时天还大亮着，他见了我很客气，脸上挂着笑，让我坐，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馒头和一盘黄豆芽炒肉丝，让我吃。看着白生生的馒头和香气扑鼻的菜肴我口水直往下咽，嘴里却说邹场长我吃过了。他笑了一下，说知道犯人灶开过饭了，可你吃饱了吗？我没吱声，因为说饱和不饱都不合适。他催促说吃了吧，吃了咱俩叙叙旧。我心想不管怎么吃了再说，死囚上刑场前还大吃一顿呢，何况笑嘻嘻的邹也杀不了我。我就开吃了。用不着形容吃这个“小灶”美妙感觉也是可想而知的。他看着我吃，又给我倒一杯水，完全像尽心尽意接待一个远道而来的老朋友那样，也看不出是在装模作样。等我把这份美味吃光，他朝门口吆了一声，就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公务员。他说去洗几条黄瓜拿来。小公务员答应着将碗筷取走。邹还是和蔼地看着我，用半认真半玩笑的口吻说周大学我还欠你个人情呢。我看看他，摇了摇头。他从口袋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递给我，我说不吸。他说到这儿还不抽？我说不。他点上自己吸了。说在这地场干部和犯人都挺闷的，吸支烟解解闷也未尝不可。说到这儿小公务员端着一盆黄瓜进屋，放在桌上问句场长还有事吗？邹说出去吧，有事再叫你。邹接着上面的话题说道：周大学我真的欠你一个人情的，你记得我刚进去那天，当然那时谁都不知我是个假犯人，那个叫曹欣外号曹大头的玩意儿想给我这个新犯来个下马威，叫我替他抓抓裤裆里的虱子，我不干，他就朝我扬起了拳头，你把他拦住让我免挨一顿揍。你想起这码事了吗？我说想起来了。他说这件事我一直记得。我说不值得一提的。他说可不能这么说，救人于危难之时呀。又问你刚进那地方也有人要“修理”你吗？我说有的。他问有没有人替你解围？我说有的。他问谁？我说崔老。他哑口不言了，并抬头看看我。我一下子意识到出言有错，不该在他面前提起崔老的，那是条人命。还有小咬。可话已经说出口，想收也收不回来。一时又想不出补救的话来，只能沉默着。过会儿他把烟头丢在地上，用脚使劲搓灭。说崔老是条汉子啊，有能力，只可惜是个国民党，要是一开始投身革命队伍，命运就完全改观了。我没吱声。他接着说他是有血债的，训练特务杀害革命者，血债累累哩。死有余辜啊。我还不吱声。我又能说什么呢？他指指黄瓜说你吃吧。为缓和一下气氛我拿起一条吃起来，他也拿起一条吃。边吃边问我家里情况怎么样？我说还可以。他问来人探视过吗？我说到这儿还没有。他问到农场后没有一个人来探望？我说有一位同学来过。他说在草庙子时我听说你有个未婚妻，是她吗？我说不是她。他问为什么她不来？和你一刀两断了？我说不是。他好像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接着说保持关系不来看你，也太薄情寡义了。我知道只能如实说了。就把冯俐的情况简单扼要地告诉了他。他听后现出颇惊讶的神情，说倒是个烈性女子呀，又何苦这样呢？也是太天真了。我知道他说的太天真指的是什么。我说她确实好钻牛角尖。又说我不能看着她往深渊里滑，就向场领导提出去做做她的思想工作，但领导没批准。他把吃剩的黄瓜把丢在地上，也像搓烟头那样用脚搓了。他说什么事都得有机会，要是我来后你提出这个要求，我会帮你办的。停停又问知道她离开帽儿山农场后到哪儿了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这个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我说谢谢你了邹场长。后来邹又对我说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他。毕竟共过患难嘛，尽管他这话说的界限含混，但我还是连连称是。
9月15日：晚上梦见竹川，一块锄玉米。我见他情绪很高，满脸喜色，问他遇上什么好事。他说是好事，管教已经通知给减了刑，不久就要出狱回家了。我有些奇怪，问为什么会给减刑，因为是班长吗？他说与当班长无关，只因表现得好。又说希望我像他一样好好表现，也争取宽大处理，早日回家。我受到鼓舞，说表现好就能减刑回家谁能不好好表现呢？醒了方知是梦。
——上述梦境是完全真实的，因记忆清楚又不犯忌，所以如实照记。光棍做梦娶媳妇，囚犯做梦释放回家，看来符合“梦是愿望之达成”原理。白天满脑子“表现”、“减刑”、“释放”、“回家”之类的念头转悠，夜里就梦想成真了。记这种梦有什么意义呢？就像画饼充饥一样。我记下这个梦是因为由此我联想到竹川逃跑后的一些情况（竹川跑回家后的情况是从他儿子口中知道的），我发现梦想与现实竟然在竹川身上完全融合为一体，很奇异，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篇小说，就生出写一篇小说的念头。客观地说，如果没有李戍孟的榜样在我也不会凭空生出这念头的，我想既然管教默许他写，那我也没问题，前有车后有辙嘛。我想通过写这篇小说缅怀好友竹川，同时也排解一下内心的苦闷，自从得知冯俐判刑又去向不明，心情一直压抑着，有时候觉得精神快要崩溃。写小说也算是一种精神转移。当然我也清楚，写这种作品是犯忌的，而我又领会李戍孟那天所说：如果今天没有勇气面对现实那么以后便无颜面对历史了。他说得极透彻的。像一个哲人。我觉得要写就现在写，可以找到一种写法，既真实又不犯忌，可能吗？我觉得有可能，尽管那时对这种可能性的状态尚不清楚……
9月20日：吴启都病情加重，小建国倾尽全力为他提供营养。真是一个孝顺孩子。
——吴启都一家可以说陷入四面楚歌。吴本人的病情加重，医务室仍然不肯收留。也不见给他吃什么药。每天昏睡的时间多，似乎进入垂危状态。小建国由于天气渐凉，已不能经常下塘捉鸭子取蛋了，为继续给他爹提供营养，自做了弹弓射鸟，到河里抓鱼虾，捅马蜂窝取蜂蜜（有一次被马蜂蜇得满脸红包）。整天东奔西窜，腿一瘸一瘸地走路，看了让人心怜。齐韵琴的心情有点难以说清，因为这里面牵扯到佟管教，从一开始大家便分析出佟可能对齐居心不良，他一反常态，不仅允许齐每周三次来管区探视，而且还将接待室作为齐落脚的地方。这种体现“革命人道主义”的行为与大家心目中的佟相去甚远，一直认为其中有“诈”。通常是逻辑如果正确，而认证逻辑的事实便会接踵而至。果然，佟的“诈”不久便显露出来，有人发现他在午饭后偷偷溜进接待室里，呆一阵子又鬼鬼祟祟地出来。至于在里面干了些什么，那只有天知地知佟知齐知了。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佟觊觎齐是一厢情愿的，也不可能得手，因为齐吴之间牢不可破的爱情已被“历史”所证明，别人也许不知，而我知且深信不移，所以当别人议论的时候我断言这不可能。大多数人都不赞成我的看法，说不了解齐却了解佟，“佟大鸭子”这方面有无数次前科，可以说是流氓成性的。如依法而论他倒应该是在这里服刑改造的流氓犯。他这么一个人决不会放过一块到口的肉。当然这些都是推断，不是抓在手里的事实，我们也不可能抓到事实。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中起到什么作用，我们无能为力。我们能做的仅是心中对佟的谴责以及对吴一家的同情而已。
9月24日：邹场长告诉我冯俐新的服刑场所，我没料到会这样快，十分感谢他。
——情况是这样，午饭后坐在铺上休息，听到外面喊周文祥出来。我出去了，见邹站在门外。我朝他鞠一个躬，等着他说话。他说你女朋友的事我问到了，她被判了三年，转到黄河边上的“广原”劳改农场。我说谢谢你邹场长。他说你可以按照这个地址写信与她联系。我说是。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没抱什么希望，在清水塘的这一年我给她写了许多信，都是石沉大海。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愿和我建立联系。不管怎么说，知道了她的去处心里踏实多了。也真的很感谢邹。由邹我想到一句“明人不做暗事”的成语，邹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一个犯人谈私事，高腔大嗓的毫无顾忌。邹可谓是个不做暗事的“明人”，而在草庙子监舍里当“暗人”时，他高超的“演出”瞒过了包括崔老将军在内的所有人。可怜巴巴说哭便哭，像个鼻涕虫。就是说我无法将“明人”邹与从前的“暗人”孝子联系在一起。于是我只能将其分割开。我鄙夷从前的那个孝子陈（那时他说姓陈），感谢今天这个场长邹。
9月25日：给冯俐写信。晚上说了梦话，受到管教的批评。决心痛改前非。
——上述记录虽是两码事，却有内在联系，先说写信。以前曾托齐韵琴给冯俐捎去几封信，都没得回音。这次知道了冯俐的服刑新址，对建立联系重新燃起了希望。信写得很短，半行不到：见字如面吾好望复切切切。虽连着写了好几个切字，却也不敢抱太大希望，只当是投石问路吧。做梦显然与知道了冯俐的下落有关，我梦见了冯俐，地点在一根绳，隔着半截石墙谈了不少话。至于是否说话出声，自己自然是不清楚的。说梦话挨批这事听起来犹同天方夜谭，有句话叫“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按说做梦说梦话也不应在管制之例。当然这只是常理，而对我们犯人来说这些都不是可以随随便便的事。并不是说管教苛刻，而是说我们的身份特殊，倘若不加以限制，干活累了都一齐去蹲了茅坑，心情不好时都借说梦话发泄，那怎么可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人开始将听到别人的梦话作为向管教报告的内容，梦话不受理智的约束，常常会暴露出内心的隐秘。管教们认识到内中的价值。只要有人报告，便顺藤摸瓜进行查询。在清水塘曾出现过有人梦里咒骂管教的事，尽管本人指天指地地发誓予以否认，仍然受到了严厉惩处。这就说到了我自己由梦话招惹出的事端，后来才知道举报者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和我睡邻铺的强奸犯，只因抵制他的性骚扰，一直对我怀恨在心。与我谈话的是佟管教，佟盯着我的眼光俨然透出我是个犯了新罪的人。好处是他并不拐弯抹角，张口便说有人听到我污蔑劳改制度的言论。已经记录在案，现在要看看我的认罪态度。那一刻我还不晓得祸从梦来，便否认有此类言论。佟仍然是胡同赶驴直来直去，说他提示我一下，犯罪的时间不是白天是黑下。我说昨晚学习我没发言，一熄灯就睡了。佟接着问我做梦了没有。说到这儿我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说做梦的事大概会有，我这人一向爱做梦。佟说那就交待一下做了什么梦。我做出想的模样，实际上却在思索要不要把梦和盘托出。思索的结果是不允许佟破坏那个留下美好记忆的梦。我说报告佟队长，我梦见自己回家了。佟管教追问：回家都干了什么？我说报告佟队长，回家我妈为我包饺子吃。我饱餐一顿，还和我爹谈了不少话。佟说交待谈话内容。我说报告佟队长，主要是向我爹报告在这里的改造成果。佟问具体内容是什么。我说报告佟队长这个记不起来了。佟抬高声音说你不老实，自己做过的事怎么会记不起来了呢？佟有意无意混淆了现实与虚幻的界限，而我又不敢明确指出，只有不吭声。佟仍穷追不舍非要我交待出在梦里说的对抗劳改制度的话。还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事实上是耳朵不是眼），想蒙混过去是不成的。再往下我硬是给他来个不吭声，死猪不怕开水烫，佟大概也觉得再追下去也不会有结果，就把我训了一顿。说句以后要好好端正改造态度，惟有这样才有出路。我说是佟队长。这“是佟队长”大概就是前面所说的“决心痛改前非”了。
9月26日：开始写小说。
——这一天想了半天也不知该怎样记。小说是在大事记本子的后面写，起的题目叫《回家》。从晚饭后写到晚点名前，写了两页纸，看看不满意，临睡觉前我悄悄对李戍孟说很费劲，看来我不是写小说的料。李戍孟鼓励说别灰心，坚持往下写。我把写好的那页撕了，想重新开个头。
9月27日：今天公检法来人宣布将三名顽固反革命分子改判为死刑，并在老地方执行。
——也许是惯例，每逢重大节日前夕要处决一批犯人。死犯早晚要死，选在一个有意义时刻执行也无可厚非。据老犯人讲，农场的犯人因逃跑，严重违规、抗拒改造等行为每年都有被改判为死刑的，由市里的公检法单位来宣布并执行。常了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听枪声一响，无非在心里念咕一句：又少了几个吃饭的。仅此而已。这件事本用不着记录，这次记了只因为枪毙的有我所在监舍的林永乾。听到这个名字会想到前面我曾记的。一次去洗澡的路上李德志说林永乾很快就会死。当时我不信，他说不信等着瞧。这次真被枪毙了。预测的事在没被验证之前永远是预测，而预测一旦被验证就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会觉得人的命运确是被冥冥中的一只手所左右。这事的确有些玄。林永乾本人似乎也有死的预感，在枪毙的头几天郝管教在地里有一搭无一搭问他今年多大岁数，他回答五十五岁。郝管教说五十五岁也可以了。开始他没在意，回监舍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头，就对其他人讲了这件事。其他人也没往多处想。事后大家才恍然大悟：郝管教肯定是提前知道的，那句“五十五岁也可以了”的话是对他的一种安慰。是善意。说起来林永乾平时也过于放肆了，对哪个管教都敢于顶撞，且成天病恹恹的，不是个好劳力。他本该清楚自己判的是无期徒刑，靠死刑最近，假若需要拉走一个人去枪毙，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他忽略了这个，关羽大意失荆州，他大意丢性命。我由此想到吴启都，我让李德志“算算”吴的病会不会夺走他的命，李德志不打一点垠地说他活不长。我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