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
——我自己约定凡只写了日期没写内容这一天该记的事是写小说。我会记得前面空着（大事记），就是写在后面（小说）。同样的时间段写了同样的一页纸，最后看看还是同样的不满意。末了同样撕掉拉倒。《回家》搁浅。很懊丧的。我决定暂时停下，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再写。省得浪费宝贵的纸。
10月1日：今天是国庆节，放假休息，小建国失踪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不管什么节，只要过节就好。过节可以休息，还可以改善一下生活，对我们犯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头天晚上的学习会上，高干发言说建国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时候又哭了，泣不成声。用他的话说是喜极而泣。解若愚烦烦地吼他，说明天才是国庆节，要哭等明天也不迟。他止住哭，看样是接受了解若愚的建议，要把眼泪留到第二天流。第二天倒好好的了，没哭。日头快下山的时候，我到外面收衣裳，刚把晾晒了一天的呢大衣抱在怀里，便见齐韵琴神色慌张地奔过来，认出我后张口就问：看见小建国了吗？我说在这儿吃了午饭就不在了。齐韵琴急得双脚乱跳说：怎么哪里都找不见呢？又问一句真的不在屋里吗？我说我刚从里面出来，确实不在的。她跑走了，朝管区大门跑去，边跑边呼儿子的名字。叫声凄惶。
当晚营门一关，任何人都进不来了，情况不知。
10月2日：小建国死了，淹死了……
——记这一行字的时候我哭了，两眼模糊，无法再记下去。自从昨天傍晚齐韵琴跑出营区去寻找小建国，我的心就一直悬着。总觉得事情不妙。我请李德志预测一下小建国的去向安危，也是有病乱求医，有事乱请神了（自从林永乾死后他被人称为“小神仙”）。他告诉我小建国没事，我才放了点心，入睡了。
小建国的死讯是上午在地里干活时得知的。先是听见凄惨的一声女人长号，哭声是从清水塘方向传来。辨不出是什么人，而我一下子想到是齐韵琴，又想到一定是小建国出事了。我的心不由战栗起来，下意识地对身旁的解若愚念叨着：小建国死了，死了……如果我不是犯人，我会毫不犹豫地奔往清水塘看个究竟，但不能够，我没有这种自由。小建国给我的惟一信息便是他妈妈的哭声。那是呼天抢地肝胆俱裂的哭。而后哭声骤停。一切又陷入迷蒙中。
小建国的确切死讯是下午听郝管教说的。他说得简单又简单：齐韵琴在漆黑的野地里寻觅了一夜也没有找到她的儿子。天一亮就奔到营区找到佟管教，请佟派人寻找小建国。佟就带人四处寻觅，最后寻到清水塘边。发现草丛上堆着小建国脱下来的衣裳，不用说人是落进塘里了。立刻下去几个人打捞尸体，一是水太深，再就是塘面太大，尸体没有打捞出来，就作罢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发现水上出现一件白亮的物体，像一条翻了白肚的鱼，再看仔细就是一个小小的躯体了。人们再次下水，将这具浮上来的小尸体打捞了上来。齐韵琴当场昏厥过去。就这样的过程。
往下的时间小建国那张早熟又不失天真的小脸就一直在我眼前浮现，随着他的死这张小脸将永远凝固在我的记忆里，不会改变。而他那瘦小灵巧的身躯却动了起来，我的眼光也能够追寻到他，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一溜小跑奔向清水塘，在快要到达塘边的时候他匍匐在地，然后缓缓向塘边爬去（怕惊动鸭子）。他看到了塘面上的鸭子，鸭子沐浴着阳光，悠闲地游来游去。小建国小脸上绽出了笑容，他开始脱衣，脱得十分麻利。日光温暖，风却是凉的，他不由打了一个哆嗦，他开始向塘边爬去，草已枯黄，根茎变得尖利，肚皮被划破了（尸体认证了我的臆断），他却没有察觉，没看见流血，也不觉得痛，为了入水前不被鸭子发现，顺顺利利为爹弄到几颗鸭蛋，这既定的目标集中起他全部的精神。好了，他靠近了水边，他的小身体完全没入水中，这时他再打一个哆嗦，小身子不由向一起收缩。他这时应该预感到事情将会不妙，可他没多想什么，他舒展开四肢，向塘中的鸭群游去，轻轻地划水，缓缓地向前，只将小脑袋露出水面。他终于靠近了鸭群，就在这可以下手的时刻他突然感到一条腿产生巨痛，痛得钻心，使他的身体失去了平衡，失去了浮力，他开始下沉，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生命面临着危险，他张开双臂使劲地拍水，骤起的响声将鸭子惊得四处逃散。他漂浮了一刹又开始下沉了，他更加拼力击水，并试图向塘边游去，可他做不到，腿的不消停的疼痛已使他的下身完全瘫痪无用，只能靠两只臂膀支撑着身子不往下沉。就这么不知过了多久，他开始感觉到臂膀变得麻痹，好像已不再长在自己身上。这时他明白自己要完蛋了，想到这个脑袋已经没入水中，但是他仍不甘心，又拼尽全部气力将双手在水中往下使劲一压，他的脑袋竟又钻出了水面，他就不动了。趁这空当他看了一眼头上的天空，又轻轻呼了一声，然后就伸直了双手，任凭小身子向下沉落，不久，眼前一片漫漫无际的黑暗……以上是我头脑里对小建国死的臆想，或许不是那么回事，也或许差不太多。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臆断中有着非由臆断而来的真实，那就是我心中深深的悲痛……
10月17日：
——《回家》改完了。这一改与前面写的很不同，我用了一个很省事的方法，就是把竹川儿子讲他爸爸回家后的过程如实记下来，看了看，觉得并不犯忌。题目仍是用《回家》。
天亮了我醒了知道爹回家了。开头我没认出是我爹，看着他心想这人是谁呢？咋和我们躺在一个炕上？妈说涛儿你爹回来了。我没吱声，还盯着他看，妈笑了说涛你咋那么看他，他是你爹呀。我心里疑惑：想这个胡子拉碴的黑猴咋会是我爹呢？转念又想妈说是了也就是了。
假不了。爹一直笑呵呵地看着我，隔着妈伸过手来摸我的脸。他的手好硬好硬。妈说涛还不叫你爹？我不叫，不是不想叫，是叫不出口。妈还催我，爹说算了算了，两年多不见生分了，再说叫不叫我都是他的爹。
妈起身去灶间做饭了，爹就把我揽在怀里。他的手在我的后背上轻轻摩挲，这动作使我相信他就是我的爹了。小时候每遭惹妈生气了就叫爹搂着我睡，爹就爱这么用手给我摩挲。爹这么一边给我挠痒一边向我问这问那。我也向他问这问那。我说爹你咋老不回家呢，我和妈想你。他说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问再不走了吧？他说不走了，这遭回家就住下了。我说爹咱们能回城里吗？他想了想说为什么非回城不可呢？我说人家都说城里老师水平高，以后考大学录取的比例高。爹说这倒是个问题。又说咱们争取吧。
吃了早饭，爹说要出去转转，说回家了该去看的都要去看到，我不在家的时候大伙儿对你们娘俩多有关照，应该说几句感激的话。妈说你去吧，早点回来，都挺困难的，别在人家家吃饭。爹应了。爹又对我说涛和我一块吧。我就抓住了爹的手。这时候我心里很自豪。平常在街上看见小伙伴被他爹牵着手，很羡慕。和爹一块出门真高兴啊。
出了门爹说涛咱们先去供销社。我说还是老地方。街上没有一个人，连鸡狗也没有，我心想咋愈是叫人看看就愈没有人呢？穿过一条胡同就到了后街，供销社大门还关着。爹说来早了。我说没关系。就敲门。门开了。卖货的老哑巴看见我爹就哇啦哇啦地叫。意思是欢迎。
爹冲他笑了笑，没吱声，爹知道他耳朵也聋，说话也听不见。爹问我想吃啥。我指指装在玻璃瓶子里的糖块，爹就向老哑巴指指。买了糖块爹又买了香烟和火柴。上街了。爹把糖块装在口袋里，说涛吃吧，等会串门有小孩每人分一颗。我点点头。又让爹牵着手。爹说先去你丰久大哥家。就拐向西。丰久大哥是村支书。进了门，丰久大哥一家正在吃早饭。看见爹丰久大哥的样子挺吓人，盯着爹光看不说话。我赶紧掏出糖块给丰久大哥的双棒儿连壮和连兴。爹也掏烟向丰久大哥递。抽着了烟丰久大哥才冲我爹说了话。一张口就问你怎么回来了。
爹说没事了。丰久大哥问你不是判了十二年？爹说是。丰久大哥说咋能一下子提前十年放？爹说不是提前放，是纠正了。丰久大哥问啥叫纠正了。爹说上级发现判错了，就纠过来。丰久大哥使劲抽了一口烟，又使劲看了爹一眼，提高声音说你要说实话。爹说是实话。丰久大哥说我是党支书，爹说这个我知道。丰久大哥说知道就得对我讲实话，爹说真的是实话。丰久大哥问有文书？爹说有文书。丰久大哥问是纠正书？爹说是纠正书。丰久大哥说好吧，等会儿一定要送过来。爹点点头。见丰久大哥丢了烟蒂，爹又赶紧递一根。丰久大哥接了夹在耳朵上。我也赶紧拿出两块糖送给连壮和连兴。他俩接了装在口袋里。这时丰久大嫂开言了，问爹在农场遭罪不遭罪。爹说挺好的不遭罪。丰久大嫂又问能不能吃饱饭。爹说能吃饱。丰久大嫂说哪儿能吃饱哪儿就是家，还回来干啥哩，带着婶子大倒儿去那儿享福不是挺好的？丰久大哥瞪了她一眼，说净挑瞎话说。丰久大嫂闭嘴了，丰久大哥又问我爹纠正是不是真有这码事？爹说我发誓，我要是骗你活不到明天日头从东面出。丰久大哥这才松了口气，说不是我不信你的话，是寻思这事太离谱，搞了运动再来个一风吹，历来没有这样的事。爹说党伟大。丰久大哥说是伟大，知错改错好。爹说好。丰久大哥说当初就觉得这事有点“他妈妈”，叫人家提意见像逼供，人家不提说不一心，人家提了又说是反革命。世上哪有这样的理？爹说这事过去了，不提了。丰久大哥说不提了，纠正了就好。又问道：竹川叔以后有啥打算呢？是回城还是留在村里？爹说这个就要等上级的通知了。上面说咋就是咋。丰久大哥说也是的，纠正了，你还是公家人。我爹点点头，又抽出一根烟递给丰久大哥，点上了。爹说这几年村里对我一家没另眼看，挺照顾，我很感谢，多亏了你。丰久大哥说你这就见外了，咱两家还没出五服，按辈分我得叫你叔。听支书大哥叫爹叔真高兴。爹又说多谢你了大侄子，村支书……
出了丰久大哥家，街上人多了。我赶紧把手伸出来让爹牵着。都和我爹打招呼，头一句话像从一个嗓子眼儿冒出来的：你怎么回来了？我赶快替爹回答：纠正了。我说了爹就不说啥了，只是笑，只是给大伙递烟卷。我给大人身边的孩子递糖块。
又去了隆山太爷家。隆山太爷是我们竹姓人辈分最大的，是个小矮人，快一百岁了，长得没我高。常年穿一身黑衣裳，加上脸黑，打眼一看像大黑猫。听妈说隆山太爷早年间娶过一回亲，坐了轿，入了房，新媳妇才知道上了媒婆的当，当晚就跑了。往后隆山太爷就一个人过，遭了不少罪。可也怪，他那些身板好的兄弟一个接一个的死了，末了就剩下他自个儿，还一个劲往下活，成了寿星。活是活，可啥都不顶用了，眼又花耳也聋。看见我爹打量了半天倒是认出来了，说是川子回来了，川子你不是在外面服劳役？他知道这事，全村都知道。我爹说回来了，又问隆山爷爷你好吗？隆山太爷说你逃跑？爹说不是逃跑是释放。隆山太爷说你想让我把你藏起来？爹说正大光明回来用不着藏。隆山太爷又打岔，说川子你要借粮？囤子底下还有地瓜干，你挖一瓢拿回去吃。我爹就不说啥了，过会儿他点了一支烟按在隆山太爷嘴上让他吸，我也拿出一块糖往他嘴里填。临走时我爹对着隆山太爷的耳朵说了句：隆山爷爷你好好活。
走到街上，我对爹说回家吧，妈说晌午包饺子吃。爹说上来馋虫啦？晌天还早哩，再去看看你永丹叔。就去了。街上还是那么多的人，开口还是“你怎么回来了”那句话，我一声接一声地吆：纠正了。有人不明白，问啥是纠正了？我说纠正了就是没事了。永丹叔不在家，永丹婶说在菜园子里浇园。就去了。永丹叔正摇辘轳，见了我爹一下子松了辘轳把，水桶“砰”地落在井底下。爹说过他小时最好的伙伴就是永丹叔，后来他进城读书了，永丹叔留在村里种庄稼。永丹叔问的也是那句话：竹川你咋回来了？我爹笑笑说：回来就是回来了，干吗打破沙锅问到底？永丹叔也笑了笑说问问不行么，还保密？我爹说是保密。永丹叔笑笑说保密咱就不问啦。我爹说菜长得挺好，摘几条黄瓜给俺涛吃。永丹叔说涛你自己摘，捡又大又嫩的摘。我说好。就钻进黄瓜架子底下摘黄瓜，爹和永丹叔再说什么就听不见了。我捡“又大又嫩”的黄瓜摘了五六条，抱着来到井边上，见我过来他俩就不说了。永丹叔又摇起辘轳从井里提上一桶水，说涛把黄瓜洗洗再吃吧。我把黄瓜一股脑儿丢进桶里，永丹叔帮我洗净，说涛吃吧。我就咔嘭咔嘭吃起来。爹说涛认你永丹叔当干爹吧。我没吭声，只觉得挺怪的。永丹叔说给我当干儿啥时候都有黄瓜吃。我想这挺好，就说行。爹说涛给你干爹磕个头。我说行，就跪下给永丹叔磕了个头。磕完头又接着吃。爹笑着拍拍我的头，说有奶便是娘，有黄瓜就是爹呀。永丹叔也笑了，也拍拍我的头，说涛你再摘些拿回家。我看看爹，爹说照你干爹说的做。我就又钻进黄瓜架子底下摘黄瓜，又摘了五六条。爹说涛你先回家吧，我再和你干爹说会儿话就回家。我说好，就抱着黄瓜跑回家。
回家后妈还在包饺子。妈问都到谁家了？我就一一说。她又问我爹走路时喘不喘。我说人哪能不喘气？妈说涛你不明白，你爹得病了，挺厉害，他是硬撑着。经妈妈一说想起爹走路时确实是呼呼地喘，像拉风箱。身子还晃荡，像没长脚后跟。我说爹病了，是病了。妈说赶明儿去集上抓几服药，给你爹把病好好治一治。
爹回家的时候晌歪了。妈煮饺子我烧火，爹在桌上写什么。吃完了饺子妈让爹上炕躺下歇歇。爹摇摇头说不想歇，要去茔地给爷爷奶奶上坟。妈说刚回家挺累的，等歇过来再去不成么？再说清明那日和涛去上过坟。爹说无论如何要去的，不能再等了。妈说干吗这么急？爹说昨晚他又梦见了俩老人，说明老人的灵魂知道他回家了，所以得赶快去和老人打个照面，好让老人放心。妈不吱声了。爹问家里还有烧纸和香没有，妈说有，缺啥也不能缺这个。说着从里屋拿出烧纸和香来。爹接了，看看妈又看看我，说我去了。妈说叫涛跟你去吧，爹想了想，答应了。
我就跟爹一块去给爷爷奶奶上坟了。我还是让爹牵着手，遇见人我还是替爹回答纠正了。茔地在村东北，趟过村头小河，就看见远处山坡上一块块被日头照得亮亮的石碑，像一颗颗摘下来的大门牙。一路上爹牵着我的手，对我说这说那，告诉我他小时跟着他爹我爷爷给他爷爷我老太爷上坟偷供品吃挨他爹我爷爷的打，他就哭。他爹我爷爷说就叫他哭，就当做给祖先哭坟吧。听到这话他又不哭了。我爹说他从小就很有个性的，认准了的事八头大牛拉也不回头。他说他后来倒霉就是倒在这直刚脾气上。他说涛你的脾性像你妈，不像我，我放心，这一点我放心。又说涛你知道吗竹竿能折断井绳折不断啊。爹嘟嘟囔囔还说了不少话，有的我没听清，有的没记住。因为我的精力不集中，我在数石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有了数石碑的癖好，看见什么数什么。每遭上坟我都一块一块的数石碑。
快到茔地的时候，我发现爹挺惨，大口大口地喘气，汗珠从脸上啪哒啪哒往下掉，脸像铁锅一样黑。我说爹你咋啦？爹说涛你扶扶我扶扶我。我就把脖子钻进他的胳膊窝里，把肩膀往上硬挺着。贴近了，我觉出爹的身子在不停地抖，连带着我的身子也在抖。这时候已经走到茔地边上了，我说爹你走不动了停下吧，就在这儿把纸烧了吧。爹说这不行，把纸烧在坟头上这样钱才归你爷爷奶奶花。我说爷爷奶奶看见咱在这儿会到这儿拿。爹说不会的，你爷爷那脾气我摸得透，不为三斗米折腰，也不会为几个钱跑腿儿。我知道拗不过爹，他清楚他的爹我也清楚我的爹。就搀着爹在坟中间往前走，终于走到爷爷奶奶的坟头前，爹一屁股坐在坟前的荒草上，他大喘了几口气，吩咐我给爷爷奶奶上香烧纸，我照他说的做。爹不在家的时候，我和妈来上坟上香烧纸都是我。我是爷爷奶奶的长孙啊。见纸烧着了，爹朝坟跪下，这遭不用他吩咐，我挨他身边跪下了。爹说涛咱们磕头吧。就磕头。磕完头，火灭了，只剩一股往上冒的烟。爹说涛你往烟里看，我看看，说什么也看不见。爹说我能看见你爷爷奶奶站在烟里面。我说爹你病得很厉害，咱们回家吧。爹摇摇头说这儿好，没有人，很安静，想在这儿歇一会儿。说到这儿他从口袋掏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说涛你先回去，把这个文书——送给你丰久大哥。我说爹咱一块儿回家吧，回去就送了去。爹说他真的太累了，得歇歇。好好歇一歇。又说这文书丰久大哥急等着要，不能等。我心里不情愿离开爹，又想想他脾气犟，爷爷拗不过，我也拗不过，就说爹你在这等着，我送给丰久大哥就回来接你。爹说不用接，我歇会儿自个儿能回去。我说我回来接。我起身往村里走，走不多远听爹喊我，我转过头看着爹，问爹有事吗？爹说没事了，走吧涛。
我一溜小跑回了村，没歇脚又跑到丰久大哥家。把那“文书”交给丰久大哥，丰久大哥展开一看脸陡然变了色，嚷嚷说我就猜到他是逃跑来家的，还说是纠正了，真是活腻了。他又问现在你爹在哪儿？我说在茔地。他说他自己？我说他自己。他说坏事了坏事了，咱赶快去。
我跟在丰久大哥后面拼命往茔地里跑，只有这遭看见石碑我没有数石碑，跑到一看，我呆了，爷爷奶奶坟前没有人。我大声喊，没应声。丰久大哥也喊，也没应声。过会儿，丰久大哥说看见了。我顺着丰久大哥的眼光往前看，看见了坟地边的树上吊着一个人。是我爹。我忘了哭，疯了似的奔过去。跑到跟前我抱着爹的腿要把他从树上拉下来。可不成，爹像长在树上了。这时丰久大哥也跑过来，把爹从树上抱下来了。爹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任我和丰久大哥推他叫他，就是不应声。后来丰久大哥站起来，说没用了，你爹跟你爷爷奶奶走了，走远了，涛你哭吧。我就放声大哭起来。
这天傍晚，公安上来了两个人，丰久大哥领到我家里，他们看看躺在门板上的爹，用手戳戳，又戳戳。妈说人是死了，你们死活都要的话就把他抬走吧。公安的人没吭声，就走了。
埋了爹，丰久大哥对我说：涛你甭担心你爹的事会影响你的前途，不会的，你知道他让你送给我的文书是啥吗？是他替你和你妈写的大义灭亲的告发书，这个支部会妥善保管好。以后能管大用处。当然这表皮底下的事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听丰久大哥这么说，再想想和爹在一块短短的一天，我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事。
12月9日：飘雪了。邹场长将他的一件皮背心送给了我。
——今年雪下得早，刚刚收了菜园里的白菜萝卜，雪就飘下来了。清水塘变白了，看着眼前雪花飘飘往下洒落，心中不由生出一股微微的暖意。这不是象征诗意与浪漫（劳改生涯是毫无诗意与浪漫的，尽管许多人极力想证明其有）。心中的暖意是因为下雪天可以不必出工生命可以得以喘息的缘故。从国庆节到雪落下来，中间只有一个月，这中间发生了许多事，但我一概没记。我执意写那篇叫《回家》的小说。经过这一个月断断续续的写作，已完成了初稿，看后觉得仍不很满意，我想再修改一次，反正也不急着发表（笑话——又到哪里发表呢）。这一个月监室里的生活还是平静的，也有些变化。林永乾死后又进来一个新犯人。这个新犯人姓张，叫张跑，挺活跃，爱说笑话，监舍里的气氛被他鼓动起来，挺好的。吴启都奇迹般恢复了健康，为此李德志曾向我解释过：说吴一家要死一个人是板上钉钉的事，却没想到死的是小建国而不是吴启都。其实李德志说的并不对，吴家死的不是一个，是两个。自从小建国死后齐韵琴就精神失常了。她失去了许多记忆，不认识她的丈夫吴启都了。她每天都往营区跑一趟，跑来找佟管教要东西吃，吃饱了就走。后来佟管教就躲着她。她就满营区乱窜寻找，闹得鸡犬不宁。再后来场部出面把她送走了，送到什么地方不知道。反正她活着和死去没什么两样。吴启都恢复以后齐韵琴已经被送走了，没人肯告诉他真相，只说齐韵琴带着小建国回家了。他表示回家好，他说他早就劝他们母子回家，让小建国受正规教育，但齐韵琴不答应。这遭好了。也没有人将齐韵琴和佟管教的事告诉他，也无法告诉他，因为至今齐佟之间的事情在人们心中还是个谜团。只有一点明了，那就是吴齐之间那场石破天惊的爱情已经终结，一去不复返了。这大概也应了那句“恩爱夫妻不长久”的老话吧。
说到邹送我皮背心所持姿态仍旧是“明人不做暗事”，他一如既往地站在监舍外面吆周文祥出来。出来后我就看见他手里攥着的皮背心。他说这个给你吧，你用得着的。我不想收他的东西，就推辞。他想了一下，说有一件事我提前告诉你，可千万别对别人说。我问什么事，他说你们这批右派犯人当中的一些人很快要转场，可能你就在其中。我问能告诉我往哪里转吗？我问这话的时候想的是如能转到冯俐所在的那座黄河边上的农场是最好不过的。邹答转东北，大概是兴湖农场吧。我有些沮丧，不吱声了。邹说那里是中国的最北面，冷得很哩。所以我把这件皮背心给你，收下来不吃亏的。我点点头，心里挺感激的。在一块当了几天“难友”，他竟对我这么念念不忘，也真是难得的一份情谊。我接过了他手中的皮背心，说谢谢你啦邹场长。他没说什么。我问：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呢？他说还没最后确定，大约就在这个冬季吧。说完他就走了。离开清水塘吧，只要离开这里到哪里都可以。望着邹远去的身影我这么对自己说。
·12·
第三部 御花园遥祭
一
我是一九六○年春由河北清水塘劳改农场转到黑龙江兴湖劳改农场的，那时全国范围的大饥饿正在迅速蔓延。犯人在各个劳改单位间转移遣发通称转场。在我总共二十二年的劳改生涯里这种转场经历了不下七八次。按惯例犯人一般不可在同一劳改场所呆三年以上，据说这是担心时间久了犯人和管教干部熟悉了会导致预料不到的情况。就是说犯人不断转场是劳改制度中的一个环节，是安全措施上的防患于未然。尽管这样的动机不会见诸任何文字，更不会对我们犯人明说，事实上大家对此皆心照不宣。犯人转场均在严格保密情况下进行，其状况可与军事行动等同。在犯人到达目的地之前，任何人都不知道将要被转移何处，几百名犯人挤在几节硬板车厢里，白天黑夜耳朵里都响着哐当哐当的车轮声，无休无止。同一种声音单调地重复，就是优美音乐对人的神经也是一种折磨，何况我们每个人正经受着不测命运的折磨。从清水塘到兴湖是我的头一次转场，当时心里很惶恐，也抱有幻想，希望到了新单位生活境况会有所改善。但一到兴湖幻想就破灭了，希望变成了失望。这里的一切就像随同火车从清水塘原封不动搬过来的：一样肮脏的监房，一样高强度的劳动和一样少得可怜的食物……这种种的不变会使你觉得犯人的待遇是从上帝那里颁下来的，天南海北都得照章行事，不得走样儿。当然大同之下的小异还是感觉得出来的，比如气候，清水塘的四月已是春暖花开，而兴湖这里冰雪还没完全融化；再比如伙食，同样杂和面儿窝头清水塘的发黑（地瓜面为主），兴湖的发红（高粱面为主）；还有管教干部的口音也明显不同，初听东北口音怪怪的，脆中带柔，唱曲儿似的，再严厉的训斥都让我们犯人感到很温和，很有人情味儿。仅凭这一点，我还是觉得兴湖好，别的犯人也觉得兴湖好。如果此时让我们返回故里大家肯定是不情愿的。“月是故乡明”对我们犯人可不切实际。
但——我在兴湖农场只劳动了两个月又接到转场的命令。“收拾东西”，管教只说了这四个字。我摸不着头脑，不知出了什么差错。我立刻反省自己（劳改最大的收获是知道遇事先反省自己），回顾到兴湖后的一言一行，看是否违反过场规，是否冒犯过管教，是否放松了改造。我像晒谷物样在领袖思想的阳光下一遍一遍翻晒着自己的肉体和灵魂。
两个月的头一个月是兴修水利，情况与清水塘的农闲时节差不多，具体说是修一条贯穿农场的“反修渠”。我努力劳动，不偷懒服管教，也积极参加学习，不断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虽然有时心里也有牢骚和委屈，可没表现出来（改造的另一个收获是知道将与外界不和的东西包藏住）。后来天暖了播种时节到了，就搁下水渠开始播种。农场幅员辽阔，比清水塘农场大得多。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地面，见不到山岭，土地连着土地。春播工作量很大，农场进入“战斗”状态，管教干部以种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激励我们积极表现。“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表现好的摘帽解教，表现不好的后果自己知道！”我知这是句大实话，无论哪里的管教干部都喜欢同犯人讲大实话，讲硬邦邦的大实话。我们犯人也听惯了大实话。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管教都这么把话说得响当当硬邦邦，有的很温和入耳，有位姓邢的副队长还在队前讲了他家乡的一则农谚，说是“春天累掉裤子，秋天撑破肚子”。这有趣的话把队前的管教都逗笑了，可我们犯人都没笑，因为谁都清楚“累掉裤子”和“撑破肚子”于我们犯人没有因果关系。即使秋天打的粮食堆成山，我们该吃多少还是吃多少，没“撑破肚子”一说。但那段时间我们可真正是累掉了裤子，天不亮就被哨子吹起，然后列队到营外的大田“战斗”。肩扛“武器”的我们行走在夜色未褪的天地间，会让人联想到一队秦兵汉勇的破晓征战。我们同样是征战：战天斗地。拉犁、刨地、耙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可谁都不敢停下休息片刻，我们每个人的表现都在管教的监视之下。我们并不怨恨，因为我们不是初到农场改造的雏儿，我们清楚自己是被管制的人，清楚累掉裤子才是好表现。为节省时间，早饭由伙夫挑到地头，一人一个形状大小颜色都像猪心的窝头，吃了一直干到天晌。午饭还是一人一颗“猪心”，再就一直干到天黑。这时人人都饥饿疲劳到极点，全身像散了架，五脏六腑都像被掏空，心情也极坏，谁都不理谁，用凶凶的眼光盯人，连管教这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愿多事（清水塘农场曾出现过管教在这时刻训斥犯人被殴打的事件）。回营区的路上不时听到有人摔倒的声音，就像一口袋粮食从驴驮子上重重掉到地上。许多人倒下再也起不来了。晚饭还是不差样的“猪心”，各人吞下肚就立刻趴在铺位上睡觉，睡得死猪一般，连鼾声都像猪哼哼，我们犯人都怀疑是顿顿吃“猪心”吃得人也变成了猪。
我回想在兴湖头两个月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自己的“反常”转场寻找原由，我没有找到。事实上找到了也毫无意义的。在管教干部向我宣布“收拾东西”十几分钟后我便走出了营区大门。这时我被告知：这次属本场内部调拨，新地方是农场边缘被犯人称为“御花园”的附属地。
“御花园”离农场中心四十多华里，步行大半天路程。这里也被称做“小场”。打眼望去，所谓的“御花园”实际上是一大片沼泽地包围着的一块小平地。时下沼泽地一片泛绿，足足的春天景象。粗略估计，沼泽地有几万亩面积，而“御花园”不过十几亩。“御花园”这名字很容易使人想到是一块花卉苗圃地，实际上不是，“御花园”里种植的是庄稼。与整个农场方圆百公里土地相比，区区“御花园”实在算不上什么，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场方却不肯忽略，其一这里土质肥沃，且被沼泽包围长年湿润，利于作物生长。其二也是最重要的：这里是一块不在册的土地，确切点说是场部的一块自留地。自留地的作用自然用不着解说，尽人皆知，犯人将它称做“御花园”已道出其中含义，但这多少显得不厚道。在人人饿肚子的大灾年，管教干部想法子多弄几斤粮食养家活口也实是情有可原。“御花园”通常有三个犯人劳动，以人均耕种土地面积衡量比大场的犯人要轻松。我被遣发到这里是因为不久前逃跑了一个，逃者是北京S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我顶替了他的空缺。这里的另外两个犯人，一个姓陈，叫陈涛，二十四岁，S大历史系学生；另一个姓龚，叫龚和礼，北大物理系的教授，一头半白头发，使人一下子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他俩被劳改的案由同我一样：五七年的老右。
龚教授、陈涛和我可以说是整个兴湖农场数千个劳改犯中最幸运的人。只要对我们的境况稍做介绍你就会相信我说的一点也不过分。我们脱离了农场的管制，来到这块自由的天地，天蓝地阔，空气流畅，没有铁丝网电网的圈围，没有警卫的日夜监视，甚至一个管教干部也没有，不知根底的人从沼泽地外面向这边望过来，会以为这里是一户平常人家。确也不错，是由三个劳改犯人组合的特殊人家。我们过自己的“日子”，地由我们自己安排耕种，伙食也由我们自己料理，没有硬性作息时间，想干就干想歇就歇，可以随便说话，大声说话，高兴了也可以唱上几嗓，拉屎尿尿也不用请示报告，够了，这就够了，仅仅这些就足以让大场的犯人羡慕一千年。“御花园”是我们三个人的小天堂。如果不是还穿着劳改服，我们会忘记自己的犯人身份。好好干啊，好好表现。满意中我告诫自己。人交了好运总希望与别人分享，到“御花园”的当天我就给家里写信，我在信纸上不停笔地写：新地方好，新地方真好，新地方太好了。我恨不能一口喊出一千个好。只可惜这里寄信困难，好消息家里人至少晚知道一个月。
陈涛是我们三个人的头儿，这是场方宣布的。只是让他负责却没明确职务。是“御花园”劳改组组长？还是“御花园”劳改小场场长？还是别的什么什么长？不清楚。我刚来不知该怎样称呼他。不论大小是官就不宜直呼其名，笼统地喊他“头儿”难免有嘲讽意味儿，以年龄论叫他小陈既恰当又亲切，只是亲切有余恭敬不足了。瞧我们犯人遇事就是这么思前想后的没出息。后来我听龚教授叫他老陈，我也就叫他老陈。这么叫心里却不住地嘀咕：我新来乍到姑且不论，龚教授无论年龄和资历都比陈涛高，为何场方不用龚教授而用陈涛？如果陈涛是“内矛”也情有可原（前面说过劳改部门如有需犯人担当的差事大多派给刑事犯），而他和我们一样都是“敌矛”。另一种可能是陈涛所犯错误（罪行）比较轻，因此获得场方信任。后来龚教授告诉我陈涛是从陕北老区考上S大的，一九五七年鸣放他就他家乡对革命做出的贡献说了一通话，末尾加了一句“革命成功后毛主席一次也没回陕北”，这话是事实不假，但难免不叫人觉得话中有话，果然就有人指出这话是影射毛主席共产党忘本。本质一经点出，问题一下子就严重了，把他打成了右派。他不服，慷慨激昂地为自己辩护，他说那天他没把话说完，后面要说的是“革命老区人民从心里想念毛主席”，可这话还没出口就被别人打断了。但没人同意把他没出口的话狗尾续貂接到上面去，何况接上去革命的也抹杀不了反动的。
他的话没人听，他继续为自己申辩，后来问题就升了级：将他批捕劳教。他的问题就这样。
平心而论，陈涛本质上是个很单纯的青年人，他的心术不坏，处事也算公道，以他的负责人身份，他完全可以指手画脚不干活，可他和我们一样干；他掌握伙食，也不以权谋私多吃多占。可他也有不少叫人讨厌的地方，一是咋咋唬唬口出狂言，再就是以领导身份自居动辄训人。这一点我来到“御花园”的当天就领教过了。他先是向我打探场部情况，问我听没听到政府为右派摘帽解教的消息。我们犯人都关注这个问题，“摘帽解教”这个时代词语就像一轮明晃晃的太阳悬在我们头顶上，给我们热量、光明和希望。犯人在睡梦中笑醒十之八九是因做了被摘帽解教的梦（而不是“做梦娶媳妇”），但梦境与现实又是那么遥远，两不相及。
我在清水塘的两年里，只听说有一个作家因表现出色而被批准摘帽和按期解教，而众多的右派犯人却没有他那样的好运。我们的刑期被无限制地延长着。想想最倒霉的还是那些劳教犯，他们原本三年的教养期从一九五七年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九年，创造了教养二十二年的“吉尼斯”纪录——这自是后话。“御花园”与“世”隔绝，信息不畅，所以我一到这里陈涛和龚教授便迫不及待向我打听这方面消息。我如实相告：没有什么好消息。以前关于“中央政策放宽”的传言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烟消云散，新的小道消息说：打算给右派摘帽的主意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出的，庐山会议后政治形势突变，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刘少奇主张为右派分子摘帽，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表现，不但被毛主席否定了，还因此受到批评。这是流传在兴湖的普遍说法，我将我所知道的情况无保留地说出来，龚教授听了只是摇摇头，没再吭声。而陈涛听后脸刷地变成了死人样，两只透出绝望和愤怒的眼珠凶凶地盯着我，就像摘帽解教大权归我掌握偏偏我又不肯高抬贵手那样。我被他盯得不知所措，我说老陈……你先闭嘴！陈涛把手一挥。随之将眼光转向在油灯下看书的龚教授，说老龚你出去一下。出去？龚教授抬眼看着陈涛。出去。陈涛口气很横。老陈这么晚了叫我出去干啥？龚教授满脸疑惑，不动。我心里也纳闷，不晓得陈涛耍的是啥威风。只听他说老龚叫你出去你就出去，我要和老周谈话。他把“谈话”两字咬得很重，我不由一怔，不由想起流传在劳改犯人中间的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管教找谈话。管教干部找谈话准没好事。可陈涛是管教干部吗？他有什么资格找我谈话。还霸道地把另一个人赶到黑乎乎的野地里去。我说这样吧老陈，咱俩到外面去，老龚用灯光……不行，陈涛斩钉截铁地说，我也要用灯光，做记录。这时老龚没说什么就走出我们住的窝棚。陈涛占领了龚教授原来的位置，并摸出本子和笔摆在面前，板着面孔，一副审人的架势。我心里很反感，也感到屈辱，自从当了劳改犯不仅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个人前途，也失去了做人的起码尊严，在任何人面前都得卑躬屈膝，将自己装扮成摇尾乞怜的狗。而今天这个狗日的同类也狗仗人势耍“官”威。我不言声，等着他信口雌黄。他说老周你也别太紧张，咱这是按常规行事，是场部的指示，我在这里负责，须掌握这里每一个人的思想状况，你刚来，有些情况我得知道，不然领导来一问三不知，也不好交待。不过你放心，我决不会在领导面前说你的坏话。虽然你是山东人我是陕北人，但咱都是犯人，犯人的心是相通的。他这番话叫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还没言声。他这时扭开钢笔帽，笔尖对着纸页，说：我问什么，你要如实回答。我说好。
姓名？
周文祥。
出生年月？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民族？
汉。
籍贯？
山东福山县万瓦乡周家店村。
家庭成分？
中农。
捕前所在单位？
K大中文系。
学历？
大学三年。
家庭成员？
父周峻青，母周彭氏，大哥周文起，二哥周文来，大姐周文娟，弟弟周文吉，妹妹周文彩。
主要社会关系？
大叔周峻山，小叔周峻杰，大姑周峻英，大姨焦彭氏，小姨彭玉敏，舅舅彭玉泉。
个人简历？
三五年出生于原籍周家店，四五年随父去烟台上学，五四年高中毕业考入K大。
婚姻状况？
未婚。
说说被打成右派的原因？
原因？我咬起嘴唇，不知该怎样回答。陈涛见我闭口不言，以一种被冒犯的不满眼光盯着我。但我清楚自己不是回避问题，都走到今天这一步还有什么回避的必要呢？我只是觉得一言难尽。被打成右派的人，情况是不尽相同的，有的一句话就能说清根由，有的则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我的情况即属于后一种。所以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陈涛等了一会儿，见我仍不开口，就很严肃地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思想改造可不是一句空话，要有实际行动，这就是……我说老陈咱都改造好几年了，这个还能不懂？可，我的问题……陈涛问：你是言论问题吗？我摇摇头。陈涛又问：那是什么问题？我明白不说是不行的，但又没心情说详细，便简单扼要的向这位“御花园”的犯人头报告起我被戴帽判刑的缘由过程。我说到K大的鸣放，说到我贴的第一张大字报，说到《大地》期刊与绿叶文学社，也谈到K大外文系党总支以不正当手段从冯俐舅舅家骗取了《大地》稿件。这就有了后来的所谓《大地》反革命小集团。叙说这些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沉重，好像不是在向头儿报告，而是自己对自己进行往事的回忆与梳理。陈涛听后顿了一下问我的女友后来怎样，我说她也被打成了右派，判了劳教。由于态度强硬，后来又被判了刑。陈涛问：她现在在哪里呢？我说在黄河边上的一座劳改农场。陈涛问：怎么会在那里呢？我说这个说起来话又长了，老陈你对冯俐的案子也需要了解吗？听我这么说，陈涛便不再问下去了。最后告诫我今后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帽解教。说到这儿大概他才想起自己的犯人身份，情绪突然低落下来问：老周，刚才你说的那个情况是真的吗？我问我说的哪个情况？他说就是毛主席不同意为右派摘帽解教。我想到刚才我说这事时他那副沮丧样子，便故意加重语气说：是真的，而且已被事实证明了的。果然他的脸又变得像刚才那么难看。我说没事了我去把龚教授叫回来吧。狗屁教授！陈涛使劲将手里的记录本合死，眼盯着我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让龚和礼这样的抗拒改造分子搞糟的，本来中央不想把我们关这么久，可有些人就是不识趣，自以为有点学问有个教授学者头衔就可以不买共产党的账，就可以摆清高拒改造，须知胳膊扭不过大腿的。这不到底是将中央惹恼了么，真是一泡鼠屎坏了一锅汤啊！陈涛说得痛心疾首。末了转向我，教训道：毛主席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右派中间也有左中右，我们要做右中之左，切不可做右中之右，你可要站对自己的位置啊。
无论如何“御花园”都是个自由宽松的天地。虽说陈涛以官自居假充积极，很讨厌，可他毕竟不属于品行恶劣的那类人。他表面咋咋唬唬，实则有口无心。缘于他性情上的疏懒，体现在对“御花园”的管理也较懈怠。由于一个犯人的逃跑，劳力减少，这里的春播比大场拖后了些。我来赶上个末尾，干了三四天就结束了。之后便是打井。“御花园”本来有一口井，就在我们住的窝棚后面，水量可以满足我们三个人的吃用，但也仅此而已，场部让我们另打一眼是为了用于灌溉。说到打井，我倒是可以在这里施展一番才华的，经过在清水塘整一个冬季的实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已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陈涛和老龚是不行的。看我一副很内行的样子，他们便把打井的“领导权”交给了我，我也就不客气，带领他们干了起来。打井是一桩很累的活，幸好这里的土质较松软，进度很快，劳动也相对轻松，与在清水塘打井以及在大场修渠相比我们逍遥得多。陈涛教导右派中间也有左中右，但对于我们三人而言，无论这右中之左右中之中及右中之右怎样划分，“读书人”的角色却是一致的。我们读书的“臭”味相投，劳动之余，我们每人都手捧一本书在读。陈涛读的是社科类，主要是马恩列斯毛著作及古典章回小说；我读的是国内与国外文学方面的书。当然，除了读书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做，一是继续写“大事记”（这一部分写得较详细，已接近通常的日记了），再就是修改清水塘的纪实小说《回家》，另外我又开始构思一篇东西，以吴启都一家人的命运为线索，再进行一些必要的虚构，争取能写出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我想无论如何不能白白荒度这个大好时机，对一个劳改犯人来说，这真是一个难得的空间啊！陈涛和老龚只是一味地读书，身为物理学教授读的却是生物学方面的书，且多是国外原版。如施莱登的《植物学概论》，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海克尔的《生命的奇迹》及中国人朱洗的《生物的进化》等。我和陈涛都觉得奇怪，不知他从哪里弄到的这些书。问他为何对生物学感兴趣，他回答说不是兴趣，是学以致用。这更让人不解。继续追问何意。他沉思了一会儿，缓缓地说：物理学是作用于社会发展的科学，以我的年龄和我对国家前景的分析判断，我的专业恐怕在有生之年已无用武之地了。没用处了。而生物学与物理学是大大不同的，生物学是关系到人类生存的学科，说白了就是活命的学问。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中国人面对的最重大课题是怎样活下去，记住吧小伙子，是怎样活下去……不久便证实：“怎样活下去”这个命题离我们并不遥远，而是近在咫尺。在四月的最后几天，“御花园”断炊了。我们兴致勃勃的读书活动只能终止，在我们这里，书中没有黄金屋没有颜如玉更没有千担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