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乐岭位于河北与山西之接壤处，地势起伏，满眼是连绵的群山。时令尚为初春，山顶上的积雪还没完全融化，远远望去像围着一圈威严的白发老人。据说我乐岭原先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劳改单位，营的编制，几百亩土地。后来扩大为师的编制，数千亩土地，容纳上千名犯人。有人说在中国发展最快的是劳改事业，相信此话不讹，遍布全国的一个个本来很不起眼的劳改场所就好像揉进了酵母的面团，眼见得就蓬蓬勃勃壮大。我乐岭，这名字也是意味无穷。当地人将“我乐”发音为“窝乐”，无论是我乐还是窝乐体现的都是安乐的意思，天晓得将这么一个不毛之地谓之为安乐窝是当地人以苦为乐的天性使然，还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幽默，反正我知道对于我们这些被运送到这里服刑的犯人而言，这名字实在是一种讽刺……
可以说在我总共二十二年之久的劳改生涯中我乐岭农场是最不堪回首之处，以至每每回想除我乐岭之外的其他劳改农场所便不由生出怀恋之情，想到在那里的种种好处。比如在草庙子看守所没有沉重的体力劳动，审讯期间没有遭受肉刑；在清水塘农场相对宽松，还可以用笔提纲挈领记下一些事情；而“世外桃源”般的御花园自不必说，即使在犯人普遍反映劳动强度过高的兴湖大场总还有能让人喘口气的时候。我乐岭就不同，这里所有的方面都可以用“邪乎”两字来概括。这里可以说是地狱中的地狱。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煎熬下我甚至突发奇想：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能再回到其他一些劳改场所。
我所说我乐岭不堪回首，其实更是难以回首，无法回首。因为在这期间我没有在纸上留下一个字，一切只能凭借记忆。这使我感到恐惧，感到茫然无措。我总是依赖文字，认为白纸上的黑字如同钉在墙上的钉子，有钉子才能挂住许多东西，而有文字就能牵引出许多沉沉往事（如清水塘期间留下的大事记对未来的回忆就大有裨益，而在御花园期间留下的那本日记使后来的记忆更为清晰）。到我乐岭后我好像回到了人类的蛮荒时期，似乎人世间没有发明出笔和纸。我要说明的是不留字迹并非是担心所谓“一字入公门，十牛拉不出”，也并非是谨记犯人中流传的：思想是气体，语言是液体，文字是固体（由此可见白纸黑字最要命）。都不是。而是我乐岭劳改当局严格禁止犯人进行一切“非正当”书写（正当书写界定为思想汇报，检查材料及揭发材料）。家信属正当与非正当之间的书写，场方对每一封家信都要仔细审阅，不允许将农场的任何事情泄露出去。好像将“罪人改造成新人”也成了国家最高机密。开始我并不理解当局为何这般严格杜绝犯人的书写，是后来从一位管教干部嘴里才弄清楚了原委：原来场方也和我们犯人一样的信奉“文字是固体”，害怕犯人将发生在我乐岭的“种种”记录下来会给他们造成不利。说白了禁止书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封锁消息。事实证明，采取这种手段确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后来离开的犯人提到我乐岭只是“邪乎啊邪乎”地叫苦，而对于“邪乎”种种却大多回忆不起来，正如俗话说虱子多了不咬人，苦吃多了也记不得苦味儿。我也是同样，每当回想在我乐岭的那段时光眼前就像堆着一团乱麻，往事像隐于浓雾里，模糊不清。这令我十分地沮丧，难道所经历的一切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无踪？一切都好像根本没有发生？我甚至痛恨自己当初何苦那么乖乖地听话，到后来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相当长的时间对我乐岭的那段人生经历望而却步，我甚至想干脆把那里的一切完全从生活中（不是记忆中）勾了去，幸福的时光才值得怀恋，悲伤的日子只能给人带来伤感——并由此产生出对自己生命的否定，生命便涂上一层灰蒙蒙的色调，记着又有何益？
然而人真的是一种怪物，行进途中总要频频回首，总要执拗地记住什么。忘却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爱与欢乐不能，恨与苦难亦同样。就是说，我乐岭是不能令我释怀的，永远不能。那里的人、那里的事，以及那里的景物都是我生命中的环节，令我难舍难弃。我的心理状态又回到了入狱之初那种绞尽脑汁的回忆，不同的那时是被迫，而现在则是自觉自愿。我合闭双眼，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雾障，我试图将雾障驱散，居然奏效。雾气像被风推动渐次从眼前飘逝，这时就展现出我乐岭苍凉粗粝的全貌，开始若隐若现，而后渐渐清晰，从上方鸟瞰，我乐岭像一颗从中间剖开的咸鸭蛋，蛋壳是环绕的青色山峦，蛋白是被白雪覆盖着的农田，蛋黄则是被高墙电网圈住的灰黄色牢城。没有声音，静静的，死去一般，这影像初现时竟感到一丝陌生，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曾到过这个地方。然而这种意识只保留了片刻，我便陡然觉出眼前的一切是那样的熟稔，岂止是熟稔，这里是我的故地（被高墙电网圈围的），是我的家园（被辛酸血泪浸泡的）。这时我的身体不由得剧烈地颤抖，如同遭受从覆雪原野上刮过来的冷冽寒风。思维也凝固了，驻足不前。
我遭遇阻隔，不得通行，似乎已成“新人”的我不再被容许重踏禁区旧地，只能远远地瞭望，像个局外人。沮丧中我不由回想起曾教我筛时光的崔老，我坚信已作古的崔老曾给于我的启迪不会作古，我思考如何活学活用，怎样举一反三。也就在这一刻奇迹出现了，眼前的我乐岭开始退却远去，渐渐变成一个虚幻的背景，与此同时一张张面孔轮次显现在这背景中，我一下子认出了他们，他们都是农场里我所熟悉且有着种种“恩仇”的人。这些形态不一，表情迥异的脸就像在空中飘飘摇摇的风筝，闪闪烁烁，生动异常。同样在这一刻，通往我记忆的大门轰然打开，我觉得每一张面孔上都写着相关的字（如同在清水塘记的大事记），一张脸就是一把开门的钥匙，将我带进业已在记忆中逝去的我乐岭。往事历历在目了，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细想想也是顺理成章的，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每当我见到一个熟人却又一下子想不起名字时，我便赶紧在心里默念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要是该人姓韩，当默念到蒋秦韩杨时那个韩字便从中跳出，我就会记起他姓韩，以姓带名，名字也大致能够记起。有这种记忆方法“救驾”使我多次免除尴尬。而对于一张闪现于眼前的熟悉面孔，这面孔与之有关的一桩桩事情（事件）也就展现于眼前了，再举一反三，也就不单单限于人的面孔。
熟悉的环境与景物，如一棵小树，一堵石墙，都能够让人触景生情，见物忆旧，从而回忆起与此相关的诸多往事。这新发现令我兴奋不已，我已经畅通无阻，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管教、难友），一个个熟悉的场所景物（监舍、山坡、堤坝、石墙），凡此种种就成了我通往禁区的通行证。尽管由此召唤回来的往事旧事有些凌乱残缺，甚至时空倒置，但却原生原态又原汁原味儿……
吴启都——
每次回忆我乐岭，不知为什么首先闪烁于眼前的总是吴启都吴老师那张山羊脸。因为他是我母校K大的人？因为他的恋爱故事不同凡响已在我的记忆中扎下了根？还是他的美好姻缘最终却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在我心中造成难以磨灭的冲击？我说不清。而每当想到吴启都我眼前又同时出现他的妻子齐韵琴和儿子小建国站在警戒线外向犯人队凝望的情景。这种联想应该说是必然的，就像我每次想到竹川眼前总会出现他的儿子小竹涛那般。屈指一数，我与吴启都自一九六○年春在清水塘农场分别已整整六年了，我不知道这六年中间他转了几次场，都到了何处。只知道他是在这次政治犯大迁徙行动中从京郊团河农场转到了我乐岭，比我早来半个月。我一直这么想，如果当局确实担心政治犯在京津周边会给国家带来危险，而对吴启都的担心却完全是多余的，“危险分子”中间不应该包括吴启都，因为即使他有心给国家来点什么“危险”，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是说他的身体瘦削，而是说他的魂魄已离身而去，成了一具空壳。清水塘的难友送了他个外号叫“植物”，很是贴切。六年多过去，植物仍然还是植物，只是日见枯萎。见面我端详了半天才认出他来，我呼了声吴老师，他看着我，眼光空洞，好半天才对我点点头，问句你是周老师？我说我是周文祥，也是K大的，不是老师是学生。我这么介绍自己是为了帮助他进行回忆。他点点头，似乎对上了号。我们就说起了话。从对话的过程，我惊奇地发现，吴启都的魂魄并没有完全出窍，而是在他的躯体中进进出出，进去时他说话尚为正常，离去时离奇的话语就犹同痴人说梦，这情状让人惊骇，又让人匪夷所思：
周文祥你从哪里来的？
双山农场。
那里好不好？
挺好的。吴老师你从哪里来？
团河农场。
具体位置在哪里？
北京南郊，你知道有个叫南苑的地方吗？
不知道。
在清代南苑是皇家的狩猎场，地盘广大，里面饲养着许多麋鹿、山羊、兔子之类。每年春秋二季皇室成员和皇家的武士便在那里举行围猎盛典，一试箭法。皇家狩猎，兴师动众，一干人马，乘兴而来，跃跃欲试；倦猎之后，不但要吃喝拉撒，还要“小憩”片刻，甚至“驻跸”三天。因此在南苑的南面，又专门辟了一个“团河行宫”。除了设有“御厨”、“御寝”、“御厕”之类供皇上方便之外，宫前还有荷花鱼池，四周遍植苍松翠柏，环境幽雅，气势恢宏。
俱往矣，早年间的光景已不复存在。
谁说已不复存在？风景依然，我看得见的。
吴老师能看得见百年之前的景象？
嗯，别人看不见，我看得见的。你不信？
难以置信。我这么说时已发现他的眼又变得空洞无物了。
你应该相信的。我这人从来不说谎。在别人眼里团河是片庄稼地，可在我眼里是个游乐园。
吴老师别说了。
干吗不让我说实话？团河的确是块风水宝地呢，否则皇家会相中它？那一年队长让我走，我不走。我说要我走，我就死。死了埋在这里子孙后代都沾光。
别说了吴老师。
（后来我与也是从团河来的解若愚说起吴启都，解说吴说的让他走他不走的话属实，农场当局见吴整天痴痴迷迷的曾打算让他保外就医，吴知道后一反常态地与当局对抗，坚决不从，嘴里整天吆：这里好，我不去，这儿好，我哪儿都不去。保外就医的事就作罢。）
袁光——
袁光就是K大的袁书记，在K大时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是后来他被打成右派从批判他的大字报上知道的。来我乐岭的头一天在监舍里看见他我几乎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一刻我神不守舍，竟脱口叫了声“袁书记”。旁边的一个人听见哼声说书记个鸟哩，右派劳改犯，还是个顽固的。我没有理睬，袁也没有理会，他看了我一眼，无言地点点头。我看出他认出了我。世事沧桑，彼此的外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乍见面竟然不能认出，也真是奇迹。看见袁光，我首先便想到在K大民主墙前面，我欲采访他时的情景，我问他对琳琅满目的大字报怎么看，他微微一笑，鼓了几下掌。这无言的话语立刻博得了热烈的掌声，然而也正是这无言的话语成了将他定为右派的佐证。袁光被打成右派是轰动一时的，对此说法不一。有说袁光冤枉，朝大字报鼓鼓掌说明不了什么。也有说从袁定右派这一事实可见出张校长的大公无私。都知道袁是张多年的战友，张不念旧情挥泪斩马谡，这本身便证明了共产党人的高度原则性。我从K大被抓走时袁光还留在学校里，后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没想到九年之后在我乐岭不期相遇，望着他潦倒的样子我内心感到非常内疚，也全怪我当年多事，我若不向他提问他就不会对着大字报鼓掌，不鼓掌也就打不成右派。事情的因果关系清楚明了，对他的遭遇我难逃咎责。刚来我乐岭的那天我一下子见到许多在各个农场时的难友，尽管同样感慨多之，却没像袁光那样的让我心灵震撼，我真的觉得对他有愧有罪……
马厩——
马厩是我乐岭犯人对监舍的称呼，令人难忘是因为它在各方面都挺特别，且许许多多事情都发生在其间。要说监舍得先说说整个牢城。前面我说过我乐岭的地貌像一颗从中间剖开的咸鸭蛋，中间蛋黄部分是牢城羁押区，用蛋黄来形容似乎显得小了点，其实很庞大，方圆有数公里。这块地面上分布着农场所辖的五个大队：劳改队、教养队、妇女队、少年队、就业队以及场部和家属区。具体位置是劳改队在中央，后面是场部和家属区，其他各队在前面，自左至右成扇面排开，之间相距一两里。除劳动时间之外，其他时间可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来形容。劳改队在转场完成后共有七百多名政治犯，分住在七座监舍里。七百比七，只须简单的算术便能算出每座监舍要住进上百号人。长长的监舍从外面看像马厩，进到里面再看还像马厩，当然如果再看看关进去的这些“动物”，说是马厩千对万对的。每当管教或者犯人班长吆一声回监舍，马上便有人小声应一声：入栏。我是头一回住进这么大的监舍里，其他劳改农场的监舍一般都住十几个人。开初，我对农场建造这么大的监舍很不理解，甚至怀疑是为筹办养马场而建。却不是。住惯了小监号，再住大监号会感到很不习惯，前者多少能给人以“家”的感觉，而后者就没有这种感觉，会觉得很苍凉。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只要看看对面两排长长铺位上挤在一起的同种色调的躯体，就真的觉得自己不是个人了。后来才知道当局将监舍弄得这么大是为了加强对犯人的防范与管理，也确实有成效。把守在监舍门口的警卫战士对一切都一目了然。“入栏”、“出栏”井然有序，吃饭睡觉相安无事。
佟队长——
初到我乐岭并不知道佟管教从清水塘调到这里，也没人对我说起过。头遭见是一次晚点名。
冬日天短，点名时天早黑透，值日管教说请什么什么人讲话。我没听清，准确地说压根就没听，低头乱七八糟想事，只等一声宣布“回监舍”就赶紧“入栏”困觉。一讲话随西北风灌进耳朵的声音不由使我一怔，声音陌生又熟悉，说陌生是指前几次点名都是胡队长讲话，江浙口音，这遭不是。说熟悉是说不是头一遭听这人讲话，可一时又对不上号，就凝神倾听……
你们应该知道，你们是人民的敌人，你们对人民犯下了罪，这罪就是企图把新中国拉回到吃人的旧社会，你们本应该被枪毙，一个都不例外。现在人民不仅没有枪毙你们，反而教育你们，欲把你们改造成新人。这是人民对你们的宽恕，你们要感谢人民的大恩大德。现在，我把丑话说在前面……
佟大鸭子！我在心里叫了声，随之打了个冷战，操他妈！他像跟踪追击似的追过来了。还当了官。他的叫嚷声还不住地往耳朵里灌……
你们不要抱有幻想，上级已经往我乐岭农场调集了精兵强将，将对你们进行严格管教，不给你们以可乘之机。从今往后，有抗拒改造的，藏奸耍滑的，居心不良的，谣言惑众的，惹是生非的，一概严惩不贷！
这晚我久久不得入睡，听着满监舍惊涛骇浪般的鼾声，眼前晃动着佟大鸭子奸污齐韵琴的画面，画面清晰异常，挥之不去。后来我睁开了眼，向吴启都的领地望去，只见他睡得很沉稳，瘦猫样身躯起起伏伏。我猜不出此刻他的灵魂是在体内还是体外……
解若愚——
在我乐岭见到的昔日难友中间，解若愚是较为特殊的一个。一是分别数年，他的外貌没有明显变化，如果一定要找到某些变化的话，那就是他比先前胖了些，面色也不错。打眼一端详，会使人觉得他过了几年很滋润的日子。再就是还像从前那样对什么事都满不在乎。比方难友聚首，在人前大多装着不认识，有话背地里说。可解若愚不装样，见了面就问长问短，亲热得很。一言以蔽之，“改造”这把快刀尚未将解若愚砍削成形，这也算是一个奇迹。当天解若愚便以一个先到者的身份向我介绍情况，他说这次转过来的犯人中，当年清水塘的难友有五十多名，分散在七个小队里。我俩所在的第五小队有八名，他对我列数了一通：有俞峰华、高丽金、张克楠、张撰、吴启都、李戍孟。有的我已经见过了，只是没见过张撰和高丽金，他说张撰临时抽调到场部演出队搞舞美，高丽金临时抽调到砖瓦场干活。又说到个人这些年的情况，我说我在兴湖大场和双山农场呆的时间较长，那里的许多难友这次也一块过来了。他说他比我晚一年多离开清水塘，这之后又转了两次场，清河三年，团河两年。他说比较而言清水塘是难忘的。我问为什么。他说一是那里的地理位置好，气候适宜，二是那里的管理相对宽松。他停停又说，特别是我们对“内矛”的那场斗争是很解气的。他问你还记得高冲“审”高干那场面吗？我说记得。他说想起那一幕就令人激动。我说比较而言我还是觉得我乐岭比清水塘要好一些。他问你刚来怎能得出这种结论？我说你知道的，在清水塘当局挑动刑事犯压迫我们政治犯，弄得我们很狼狈。这里现在差不多是清一色的政治犯，就不一样了。他点点头，忽然想起什么问：你见过张克楠了吗？我说见过，点点头而已。他说你还记得清水塘的黄管教抄袭泰戈尔那回事？我说记得，怎么？他说就是张克楠替黄管教捉的刀。我吃了一惊，问你怎么知道的呢？他说张克楠刚来那天清理物品，我看见书堆里有一本《泰戈尔诗选》。我问是真的吗？他说这还有假，我亲眼看见的，不信哪天我从他那里借出来给你看。我说我不是不相信，是觉得张克楠干这种事让人难以置信。最后解若愚说了一句话让我振聋发聩：记住我的话，哪里都不会风平浪静的，不是有句名言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吗？
傻朱——
傻朱是负责我们五小队三个管教中的一个，本名叫朱克俭，可没人叫他的本名，我们犯人当面喊他队长，背地里喊他傻朱（猪），而管教人员喊他大朱，朱与猪音同，因此难说叫的不是大猪。不管是与不是，大猪与朱克俭联系在一起，实在很相称。说“大”是他的身体很魁梧，足有一米九的个头，骨架上坠了少说有一百二十公斤的肉。用“铁塔”形容站在你面前的他一点儿也不为过。说“猪”是他的头脑很简单，动作也迟缓。他负责带班值夜班，两只眼死死地盯着厕所，总怕人夜里借上厕所的机会逃跑。其实在农场已经当了多年犯人的“老右”们谁也不想跑了，如果要跑，傻朱就是把他的眼珠子摘下来挂在厕所门口也看不住。傻朱是不久前从团河农场调来，从团河来的萧恒传播了傻朱一段“佳话”：他老家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姑娘大老远的从河南跑来，想看看北京的天安门。而他却想趁机考验一下姑娘是否艰苦朴素。一大早从食堂买了一挎包馒头背上，就领着姑娘上了路。从大兴县到城里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趟公共汽车，他愣是不坐，领着姑娘走了整整一上午才到。站在天安门广场一边啃馒头一边看光景。下午还是步行回来。大热天逛北京连根冰棍都没给姑娘买。这考验把姑娘考验怕了，刚谈对象就这么抠门儿，成亲后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遂提出拉倒。他确是傻得可以，不仅不想想对错，却说：这样的姑娘，不会过日子，吹了的好，吹了的好。估计萧恒不会凭空编出这么一段故事来，况且这故事也很符合傻朱的为人。这样的人为什么也当着“精兵强将”调到我乐岭来呢？精肯定是谈不上的，强也仅仅是强在体格上。难道当局竟然要利用这种强将对犯人施加威慑么？我不愿这么想，而事实却做出了回答。那天在地里挖排水沟，一个犯人从水里捞冰凌吃，叫傻朱看见了。他不吭声，迈着熊样的步子走到那犯人跟前，一只手从背后抓住棉袄领子像提小鸡似的往上一提，那个犯人的两脚就离地了。傻朱还不说话，手往前一送，那个犯人就被送进前面的冰水湾里，跌得嗷嗷直叫唤。这时傻朱才开口说话：吃，吃，我叫你吃个够。如这事发生在一般管教身上，来这么一下子也就够了，可傻朱不，他是个照死铆子造的主儿，愣是逼着那个犯人趴在冰水里吃冰。直吃得浑身发抖脸像纸一般白，傻朱才算完。犯人们看着这情景能不感到威慑么？据萧恒讲傻朱在团河以监管犯人严酷著称，殴打犯人是家常便饭。因而他管辖的那个队经常得到队部的表扬。我不由想到了清水塘那位以善做犯人思想工作著称的郝管教，他是个好人，对我们犯人充满友善，希望我们能顺利度过刑期。他这样的人在劳改农场就吃不开，多次受到批评。问题在于犯人并未珍惜郝管教的良苦用心，不仅不把他放在眼里，反倒利用他的宽厚仁慈玩一点为自己谋好处的小伎俩，这也包括我。想到这些心里便颇感内疚，也颇多感触。看来，人是个贱物，不知好歹。由此说来，让傻朱这么个动物对我们施虐施暴倒是天理昭昭的了。
冯俐（梦中）——
先是听见了歌声，是熟悉的《西波涅》。我循歌追去，见辽阔的原野上有一个人在扶犁耕地，是冯俐。心中不免产生疑窦：冯俐咋老是耕地不止呢？我快步奔过去，叫她的名字。看见我冯俐朝我一笑，说你来了。我说来了。她没停下，继续赶牛向前犁，我跟在后面。她说今天天气好，争取多耕几亩地。我问耕完了地就播种吗？她说不播种。我不解，问不播种耕地干啥呢？她反问一句为什么耕地就一定要播种呢？这不是太功利了吗？我心想最近冯俐是咋的啦，怎么净说些着三不着四的话？我没吱声，因为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牛身上，我发现牛走得极缓慢，老态龙钟，吭哧吭哧地直喘气，后来干脆停下来了。冯俐摇摇头说它累了，让它歇会儿吧。我说从前这头牛可是很有力气的，能拉着犁上山。冯俐说你见过？我说见过。冯俐说那时候它行。我问它老了吗？冯俐说老倒不老，如果和人相比，也就相当于你这样的毛头小伙儿吧。我说它的体力与年龄不相称。冯俐说这其中有个缘故。我问什么缘故？她说它阉过了。我有些吃惊，问好好的牛为啥要阉它？冯俐说这还用问么，干活的犍牛都是要阉的，阉了它就心平气和了。就说这头牛，阉之前可以用“初生牛犊不怕虎”来形容，干活是蛮有劲儿，可不听调理，还要耍威风，阉了脾气好多了，顺顺溜溜地拉犁。可见阉是大趋势。我听着不对劲，说这成什么话。冯俐说是的，阉是大趋势。我听她这么强调阉，意识中也似乎有些赞同了，也就不说什么了。这时冯俐说周文祥咱们一起唱个歌吧。我说行。她说唱啥呢？我说还唱《西波涅》。冯俐说不唱它，老掉牙了。我问那唱啥？她说唱《我们的田野》。我说好，就唱《我们的田野》。冯俐看着我，然后把双手举在胸前一挥，我们就唱开了……梦是在唱中醒的。这是我到我乐岭后做的头一个与冯俐有关的梦，所以记得很清楚。醒后心里极难过。这些年我一点不知道她的下落，不知她是死是活。
张撰——
张撰从场部回来取东西，神采飞扬的。见了我热烈地将我抱住，说又见面了老周，太高兴了。我说我也很高兴画家。我又说你给我画的那张画我一直珍藏着呢。他说现在有颜色了，可以画张彩色的。你想要幅什么样的呢？我想起不久前做的与冯俐在一起的梦，心里一动，就说画一个宽阔无边的原野，一个女孩子在扶犁耕地，拉犁的是一头牛（我本想说是阉牛，而转念一想阉牛又如何表现呢？遂作罢），背景里有一棵树。他听了微微闭目，我知道他是在意识里组合这个画面，他张开眼睛说听起来很美，也很有意境。下次回来就把这幅画带给你。因他急着回去，没说更多的话。
李戍孟——
在我乐岭头一眼见李戍孟明显感觉他苍老了。由此我想起小时候听爷爷常念叨的一首“人老先从哪里老”的歌谣，其中有一句是：人老先从头上老，白发多黑发少。这一句正对上了李戍孟。在清水塘时李戍孟便生出了白发，不多，星星点点掺杂在黑发中间，几年工夫，白发与黑发的关系倒置，是星星点点的黑发掺杂在棉絮般的白发中。其实李戍孟才四十岁出头。
据说人的早衰与多种因素有关，如遗传、营养不良、体力透支、骤然打击、精神悲观等。李戍孟属哪种因素所致？难以论断。如果硬要从其中选出一样，我想归于精神是不会错的。因为从生活境况上讲，大家都是一样的，一样的伙食，一样的劳动强度，别的待遇也都差不多。不同处惟在各自的精神世界里。李戍孟的精神一直是压抑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他很投入地写作，恐怕也是一种自我排解方式。我和他在我乐岭监舍里的头一次交谈是背对背的，各人拿一张报纸佯看，轻声地说话。话音被报纸反射到对方耳畔，如果各自将报纸弄成一个弧形，就会合拢成一个小小的话语封闭区。这种不知被哪个犯人发明出来的伎俩被我们犯人广泛地使用，并称之为“我乐岭交谈”。那天我与李戍孟的我乐岭交谈大致如下：
李老师久违了。
五年了吧？
清水塘之后又转了几次场？
三次。团河、广河、我乐岭。
还好吧？
老了，成了白毛男。
我也成了三十多岁的小老头。
你还有几年呢？
不到十个月。
望见地头啦。
你呢？
还有三年半。
也快了。
出去到哪儿？
不知道。
你呢？
不去想。
为什么？
不愿想。
别太消极了，怎么说苦难也是暂时的。
对我无所谓。
不能这么想。
真的无所谓。
李老师你的小说写完了吗？
快完了，剩了个尾巴。
尾巴有多长？
和我剩下的生命一样长。
李老师真逗（后来的事实证明可不是“逗”）。
你想看我的小说吗？
我？可以吗？
想看吗？
想看的。
我给你。
……
高云纯——
K大校友，《有头脑的人，不要这么想》的作者，自称是共产党的不同政见者，对打成右派不鸣冤叫屈，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人，我们在我乐岭不期而遇了。
高云纯高高瘦瘦的，显得有些佝偻，长条脸上架着一副眼镜，常面带笑容。笑的时候眼眯成很细的一道缝，一副天真相。腰上常年扎一条草绳，别一条擦汗的毛巾，拼命地抽烟。他的全部业余时间是到处搜罗卷烟纸，据说窘迫时曾到厕所捡过擦腚纸，当然此说有遭践他之嫌。他卷烟的技术一流，随便撕下一块纸，再从烟荷包里抓出一撮烟末，三卷两卷一根标准的锥形烟卷就夹在指缝里。他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烟鬼，不仅自己抽还蛊惑别人抽，他的说法是烟是好东西，对犯人而言更是好东西。饿了的时候顶一碗饭，冷的时候顶一件衣裳，病了的时候能顶一服药。这人的模样也有些怪，上下不协调。把他从下往上看，不折不扣一个潦倒庄户人模样，可脖子往上，就是另一番“景观”。那颗晃来晃去的头颅以及眼镜后面闪闪发亮的眼神，断不会让你觉得这是颗庄稼人的脑瓜。他的这种身首迥异的情状会使人想到埃及的狮身人面像。细想想这种“狮身人面”现象差不多是我们这些右派犯人的普遍形态，只不过高云纯比别人更分明些罢了。管教人员不断训斥我们说改造得不完全、不彻底，大概就是指这个头颅还没一起变过来吧。
那天头一眼看见扎草绳挂毛巾狮身人面的高云纯，我第一感觉就是此人不一般。还没等生出第二感觉他就从老远向我伸出手，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握着，摇着。说听说你是K大的，我只主动跟K大的人握手。
那天我们没有机会说更多的话，但他还是拣最要紧的一桩告诫我：记住呀老周，站在傻朱面前千万别忘了摘眼镜。
也是后来才知道，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有一回傻朱打了他个冷不防，将眼镜打碎了，差一点儿刺瞎了他的眼，所以他让我这个也戴眼镜的人防备着傻朱的这一击。
张撰——
张撰再次回来仍然情绪高涨，所以能记住他的情绪高涨是因为这里的人都难以情绪高涨。他把我要的那张画画出来了，交给了我。画是用水彩画的，根据我的描绘复原了我的梦境：深褐色原野上一个长发姑娘在扶犁耕地，是背影，人与牛向画面的纵深处走去。树画在右下角，树冠一直向上延伸，一片树叶夸张地伸出来，透视着天空。叶子中间有一个圆洞，一半涂黑一半涂红，我看了不解，问是不是虫子蛀出来的洞。他抿嘴笑笑说可以这么认为，也可以认为是挂在天上的太阳。我说哪有这样的太阳，一半黑一半红的。他说有的，你想想，发生日食的时候不就是这样么？我觉得有道理，也没再多想，就谢了，小心地将画收起。这时他又拿出一幅画给我看，是一个姑娘的肖像，用炭笔画的，我脱口说句：王丹凤？他仍然笑眯眯的，问你看像王丹凤？我说像。他说那就是没有把她画好，她比王丹凤美。我问她是谁？他说谁能这么美？只有王妃了。王妃？我的头脑终归不算太迟钝，一下子想起帽儿山劳教农场五妃子的故事。还记得当时张撰还以五妃子的存在论证他的“美无处不在”的理论，又说很想让妃子们给他当模特儿。就问王妃是不是指帽儿山五妃子中间的一个。他点点头，脸上挂着难以掩饰的得意，说她姓王，名正言顺的王妃哩。我又端详起那张肖像，我不知道画中人是否被张撰美化了，确是美丽非凡的。那宽宽的额头忧郁的大眼以及好似经严格打磨了的面庞透出一种高贵，这一刹那我竟又想到俄国随十二月党人丈夫流放的女人，不同的是王妃并不是“罪人”的家眷而自己是“罪人”。端详着画中的王妃我产生出一种深深的忧伤，我不由想起了冯俐。当年冯俐和王妃在一起，如果能有机会见到王妃，一定要让她讲讲冯俐的事。
我问王妃是什么时候来到我乐岭的，张撰说也是前不久转来，在妇女队，眼下也是抽出来演节目。我问她是怎么被尼泊尔王子列入妃子名单的。张撰说她原来是一家百货店卖金银首饰的营业员，尼泊尔王子在随从们簇拥下给他的妃子们买礼品，一见到她王子的两眼就直了，问这问那。出于礼貌她一一回答。她被捕后审讯员让她交待里通外国罪行，她压根儿就没与尼泊尔王子联系起来。营业员天天同顾客打交道，也不可能联系起来，早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说到这里张撰激愤起来，骂道封建这东西真是坏透了，应该从根本上剔除。一个尼泊尔腚盘大小的地方，顶多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县，一个县长的儿子就满世界去选妃，好像浑身都长鸡巴似的，凭空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真他妈不是个好鸟……我想那个混账王子是该骂的，可也有些冤枉。说到家那仅是他的一厢情愿，他并没有权力将这些中国姑娘抓起来再判以重刑啊！我叹了口气，问张撰与王妃是否有“戏”。张撰也叹了口气，苦笑笑说，谈不上，谈不上哩。我看得出，他对王妃是有情的，说不上“戏”已开场了呢。
高云纯——
高云纯在学习会上惹了事。学习组长张克楠念报纸。文章是写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从苏联转道来中国访问，参观了北京的菜市场后发表观感。他盛赞中国的西红柿便宜，四分钱就能买到一斤，而在苏联四个卢布才能买到一斤。艾地还说了其他一些吹捧中国的话，这话要是当着苏联人的面说也算他有种。可不是这样，他是在舅舅面前说姥姥，在姥姥面前说舅舅。一个堂堂的共产党主席这般，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却很不屑。问题是我说的“大家”并不包括高云纯。高云纯听完报纸就刷刷地卷烟，点着了烟便开言道：中国农民穷就穷在西红柿太便宜上，如果中国的西红柿也能卖上四块钱，农民就富了，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我想艾地这人可能没学过经济学，才犯了这常识性的错误。话音刚落，立刻有个叫李祖德的犯人站出来批驳。他说高云纯你的观点是错误的，错误一，你对我们亲密国际同志不友好；错误二，散布国家靠价格剪刀差盘剥农民；错误三，劳动改造中坚持反动思想是对改造的抗拒。
你真得宾服李祖德的本领不一般，刹那工夫就能归纳出个错误一二三。先到的解若愚给我介绍过李的历史，他原是北京一所工业学院的助教，上海人。父亲是资本家，解放后被镇压。因此他平时很谨慎，积极靠拢党组织，以表示自己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反右运动中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惟独将嘴巴锁紧。按说他打不成右派，他打右派原因也有三（借用李的语法）。原因一，这个前资本家少爷娶了个漂亮老婆；原因二，系党总支书记对他老婆觊觎已久；原因三，那厮有权力将他列入右派名单。就这样。他的右派起因许是所有右派中的一个特例。仅此而言，也颇值得同情。
再说学习会，李祖德发表过批判词之后我发现有一道目光紧紧盯着我，是俞峰华。我不解。在心里琢磨他看我的意图，后来就散会了。趁混乱之际我凑到俞峰华跟前问他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他说我看你像是要发言的样子，很担心，千万不要多说话呀，咱俩的刑期都剩下不多了，这期间万万不要生出事端。他的话使我心头一热，朝他点点头。他又说你等着瞧，这事并没完。事情果然就没完。晚点名时佟队长在全队面前点了高云纯的名。说到这一点须说明一下：管教干部一般不参加犯人的学习会，各组的学习发言由学习组长或指定的犯人做记录，会后将记录呈送给管教干部过目。高云纯发言和李祖德批判时我看见张克楠在记录，却没料到当晚他就汇报给了管教干部，也称得上雷厉风行了。最后佟管教宣布责成高云纯写出深刻检查，如何处理视检查情况而定。
一根绳——
乍一听没准会以为由一根绳子生发出来的某件事。不是的，一根绳不是一根真绳子，而是一个地名。再确切说是一道半人高半里长的石头墙。位置在我们劳改营和妇女营中间。我乐岭一带有许多叫人莫名其妙的怪地名，什么凤凰头、风箱沟、火盆地。就说这一根绳，完全可以叫个与地貌实物相符的名称，比如一堵墙、一道岭之类，可不，当初起名字的人就要不着边际地叫个一根绳。在田里劳动望见远处的一根绳有一种眺望长城的感觉，这感觉又会在心里派生出另一种苍凉滋味儿。不管怎么说一根绳是我们犯人向往的好地方，那里是我们的休息地。晴天时骑上墙头晒太阳，大风天在墙根儿避风寒。看着难友们一线排开在一根绳上，不由让人想起那句“一根绳上拴的蚂蚱”这句俗语。想想这成语与我们的实际状况还真相符呢。一根绳除了让我们休息避风外还有了更重要的用途是看女人，看与我们仅一墙之隔的女劳改犯，她们是一道永远看不够的风景。管教们也是够操蛋的，常以此对我们冷嘲热讽。每当看见犯人眼巴巴向墙那边观望时，就骂道：狗娘养的，小心掉下眼珠子！犯人们则自嘲道，撑死眼珠子饿死吊头子哩。一道石墙就像天上的天河，隔开了牛郎织女。站在石墙下面我也禁不住和别人一样“撑死眼珠子”，观望当中不免又想起冯俐，心想：要是冯俐一直在帽儿山呆好，现在也会出现在那边的女犯人中间啊。那样我就能看见她了，甚至我们可以在“天河”两边对唱《西波涅》。一根绳可以说是我的白日梦。
冯俐，你在哪里？
活着还是死了？
再给我托个梦吧，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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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我乐岭人物志
二
赵仁、董善——
眼前同时跳出两张阴阳脸是因为犯人中流传的一句话，这话是：赵仁不仁，董善不善。一句话就把人们对赵仁、董善的看法表达出来了。但这话不属我乐岭的专利，“产地”究竟在何处众说纷纭，有说是广合农场，有说是团河农场。曾和赵董一起改造过的人都极力证明当时就传开这种说法。可见此话由来已久。想到这两人我不由想起在清水塘时高冲说过的“人实际上应该分为好人阶级和坏人阶级”的话。如果以这种观点来衡量，我们所提到的赵、董二人当属坏人阶级无疑，不管他俩认不认可，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为自己归了位。这里就不得不让人深思：作为一个人，好与坏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由来？先天的？后天的？还是先天后天两相纠缠的？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从根本上说是尚仁向善的。赵仁董善的名字便可证明这一点，而到后来出现尚仁不仁向善不善的情状大概也是本人所始料不及的吧。
赵仁四十出头年纪，山东黄县人，县剧团的专业作曲。据说他打成右派的原因也有些特殊，是民愤所致，确切地说是剧团全体女演员将他送进右派分子的行列。他的专职工作是为剧目谱曲，他熟悉每一个演员的音乐天赋，特别是掌握每一个女演员的音域。在一个新剧目排练之前，他便向自己看好的女演员暗送秋波。回应自是不一样的。知晓他伎俩或尚不愿放弃演出机会的人只好违心听他摆布，而那些不肯就范的就有霉倒了。设计唱腔时他在这女演员音域的上限高出半个音阶，试唱时一唱就唱破了嗓子。即使硬顶着唱下来，到真正演出时心里也十分紧张，演技得不到正常的发挥。稍不留神唱破了嗓子就一下子砸了锅。女演员把他恨得要死，不断到团长那里去告他的状。团长是个不懂业务的工农干部，怕得罪了赵仁，赵仁一“拿把”便演不成戏，只好两方面虚与周旋。后来就开始了反右。活该赵仁倒霉的是，这时剧团分配来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作曲不再是赵仁的一统天下。于是长久压在团长心头的那团怨气便膨胀起来，想起那句有关报仇的古语曰：不是不报，是时机未到。现在时机到了。反正剧团要有人当右派，他就把这个名额给了赵仁。赵仁打右派令那些遭他作践的女演员们人心大快，这足以证明赵仁打右派很有群众基础。《人民日报》的那篇《工人说话了》的社论在这里可以改造为《女演员说话了》，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正好应在了赵仁身上。
遗憾的是在整个运动中赵仁的情况仅仅是一个特例，况且让他这样的人也划为右派让许多当了右派的人都觉得面上无光。
董善，也是四十岁左右年纪，看模样倒挺憨厚，下嘴唇厚于上嘴唇，就是人们所说的地包天。他原是北京某区委宣传部的干事，除了整材料写通讯报道外，还鼓捣点文艺作品，小说、诗歌、戏曲，什么都来，也时常发表，在区里小有名气。部里的一位副部长也迷恋文艺，时不时也小打小闹写点，共同的爱好将两个本来地位悬殊的人拉近了，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切磋。整风开始后，有天副部长对董善说市区不设文联，对繁荣文学创作不利。现在许多单位成立了文学社，咱们是不是可以挑头搞起来一个，将广大文学爱好者团结在周围。董善立刻表示赞同，并说这事宜早不宜迟，应该马上动手搞。副部长就让他先在作者中摸底。因为形势很快就发生逆转，开始打右派了，文学社还未及进入实际性操作，就夭折在萌芽状态中。不要说这不成什么问题，就是有问题也是两人你知我知的事。不料董善却就这件八字尚不见一撇的事对副部长进行了揭发，还将平时副部长对他说的一些他认为有揭发价值的话也一股脑儿端出来。到头来，副部长被打成了右派，他也被打成了右派，所以出现这个结果是因为他忽略了一点：揭发组织反革命小集团，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啊！他后悔不迭，却也晚了。后来事情的发展也是他始料不及的，常言道虎死有威，副部长的那些尚在位上的老首长老战友们出面帮他把这件事情摆平，又给他董善罗列了些事，把他送进了监狱。有句话叫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右派都有自己的“罪恶史”，这些东西本来是写在档案里的，并未公诸于众，可到头来就弄得大家“彼此彼此”都知道。这传播者主要是管教干部。
我时不时想到赵仁董善是因为这两个小子实在太可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