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今日水塔竣工。发生一桩事故。
——施工前后半个月，水塔建成了，高高屹立在场部后面，比最高的树还高许多。站在脚手架上能向四外看得很远。我久久向南方望去，眼光不离半山坡上的一小片树林，那就是帽儿山劳教农场的妇女队驻地，不知是哪根神经出了问题，我老是觉得冯俐就在那里。对此我也询问过李德志，他说因缺少与妇女队接触的机会，因此不能确定里面有没有冯俐。可我觉得里面一定有。我让李德志回去便想法打听，有消息赶紧告诉我。
“发生一桩事故”这说法有点轻描淡写，似乎最多是有人打破了头或者摔坏了腿。事实是有人送了命。从脚手架上一头扎下来，当场断了气。对此人的事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根本不是事故，是自杀。根据是身为前北师大历史系讲师的死者有自杀未遂的前科。我问李德志怎么看。他说自杀的说法能站得住脚。我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讲师死得真是太聪明，从施工现场坠地，方法既简便易行，又模糊了事故与自杀的界限。不仅自己身后不落个罪名，也避免给家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可转念一想，一个人能这么聪明地死，为何不能聪明地活？像李德志和大多数同类那样？
9月10日：从今天开始调整了作息时间。记下以督促自己。
起床6：30
吃饭7：00
出工7：30
收工11：30
开饭12：00
再出工1：00
收工5：00
开饭5：30
学习6：30
结束8：30
熄灯9：00
——其实，记下作息时间也无实际意义，因为所有活动无须自己把握，到时候钟声吆喝声如雷贯耳，一声令下立刻行动，就像一群被放牧的羊，羊们还需要知道个作息时间吗？无需，只要能听见羊鞭就行。
·7·
第二部 清水塘大事记
二
9月13日：吴启都调到我们四班。我向班长竹川询问吴启都的情况，竹川说他也不太清楚，但队长交待说吴的思想负担很重，须对他格外注意。
——在整个清水塘农场，吴启都的情况没人比我更了解，我写的向班长竹川询问情况，不言而喻也是出于避嫌的考虑。前面说过，劳改当局对犯人之间的老旧关系戒心很重，因此熟人相见多装着不认识，这样会减少许多麻烦。吴启都原本在一大队，是李德志告诉我他在这里，可一直没见到他。他比在学校时几乎像变了一个人，又老又瘦，三十几岁居然像个小老头似的。要不是鼻梁上还架着那副标志着知识的眼镜，就完全是一个农民形象。可话说回来，我们现在不是农民又是什么？甚至连农民都不如的。那天佟管教在队前训话就说：你们不要以为有知识就翘尾巴不服管教，你们知道吗，那些鸟学问啥个圆周率3.1416呀，水是由氧子和氢子组成的呀，啥个电话一秒钟能跑三十万公里呀，在这里知道这些统统没用处。你们得老老实实当小学生，学抡镢头抡锄头，学间苗学撒种学浇地学施肥学捉虫，知道吗？得学这个，这些才是真正的对党和人民有益的知识。佟管教话说得虽不中听，却也是大实话。你干的是农民干的活，却不情愿将自己视为农民，这显然是自欺欺人的。知识分子在劳动农场改造，目的就是将你改造成一个地道的农民，农民的思维农民的心态，甚至还包括农民的形象。刚见面别的情况不知，仅以形象而言吴启都的改造还是大有成效的。
9月16日：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高干突然放声恸哭，班长竹川上前询问，高干说今天是他十一年前入党的日子。因此想起来伤心。他的话感染了另一个同样被捕后也被开除了党籍的犯人，跟着哭了起来。党员就是党员啊，当了犯人也比别人觉悟高。
——高干的本名叫高千，因书写的原因管教在队前将千字读成了干，再加上他被捕前确系国家干部，高干这外号就属于他了。大伙只知道高干是因为作风问题被判刑的，刑期三年，比我早到几个月。从刑期上看案情不会太严重。高干平常确有一副干部派头，只要管教不在眼前，他说话就哼哼哈哈的，打官腔，好像别的犯人都是他的部下。平时囚衣总穿得很整齐，有了褶皱赶紧理平。每天刮一次脸，洗完脸擦马牌香脂，学习会总是最后一个发言，做总结性讲话。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有板有眼；如有管教参加学习会，发言水平会更高，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说得管教都傻眼。据说他有意取代竹川担任班长，可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得逞。反正大伙是反对的，现任班长竹川是个很温和的人，对“下属”很宽松也很关照，要是让高干管起事来，那大伙的日子就要不好过了。我发现高干的哭不是装出来的，是真哭，流了许多泪。他伤心是肯定的，“无可奈何花落去”，往日堂堂的党员干部现如今连个犯人班长都没得干，他怎能不感到委屈呢？哭归哭，意识是根深蒂固的，哭过他赶紧洗了脸，又擦了马牌香脂。
9月18日：晚饭后佟管教找谈话，询问“小妹”的情况。晚上失眠了。
——佟管教一般是不找犯人谈话的，一找谈话犯人就知道不妙。到队部后佟二话没说将一封拆开的信丢给我，一看信皮知道是家信，心里立刻紧张起来。信还如上封会写字的家人都写了一段，还都是家中一切都好，希望好好改造。看到最后我的心就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大哥这么写：小妹已离开家，在北京郊区的一所农业大学上学，还未收到她的信，所以尚不知详细地址。一时间我有些懵。不待回过神来便听见佟管教发问：周文祥我问你，你有几个妹妹？我不假思索地答一个。又问：叫什么名字？答叫周文彩。又问：多大？答十二岁。又问：十二岁考上了农业大学？我哑口无言。佟管教一把将信从我手中抽走，一下一下敲着桌子，说周文祥你少他妈跟政府打马虎眼，知道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吃的吗？！如实交待，这个小妹是你的什么人？这时我的脑子倒豁然开朗了：信中说的农业大学是指劳改农场啊，就是说冯俐也“进来了”，尽管这让我很难过，很悲哀，可也总算有了下落。唉，事到如今，隐瞒关系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反正抓也抓了，关也关了，还能怎样？这么想就不担心什么了。我把真实情况对佟说了。佟大概听出我是“竹筒倒豆子”，态度好转。他把信交给我，说别再想三想四的了，好好改造是首位的。说完就放我回了。“晚上失眠”这说法并不准确，真正的失眠是想睡睡不着，而我是不想睡。或者说是在开动脑筋。大哥为什么第一封信不提冯俐的事？再是他从哪里得到冯俐到劳改农场的消息？再是北京郊区有几个劳改农场？当然想得最多的是怎样才能打听到冯俐的真正下落……
9月21日：请求郝管教帮助我解开心里的疙瘩。我相信郝管教能帮助我。
——请郝管教“解疙瘩”本是高冲的发明，后来别的犯人见有利可图也仿效起来，对此高冲很有意见。可这毕竟不是他可以注册的专利，无法垄断，即使不满意也没办法，他惟独对高干的所作所为不能容忍。因高干找管教谈心的目的不纯，他不是请郝管教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对管教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提建议自然要有针对性，针对性也就是打别人的小报告。这样原本很单纯的一件事就改变了性质。也就犯了众怒。我请求郝管教“帮助”是迫于无奈的，我急于想知道冯俐的下落，希望能得到郝管教的帮助。自上次郝管教找我谈话后没再单独接触过。见我主动找他汇报思想显出挺高兴的样子，他让我把心里的疙瘩说出来。我就一五一十地说出来，态度很真诚。甚至不是把他看成管教，而是当成知心朋友。尽管这是一厢情愿的，却也换得了郝管教的同情。他告诉我北京与天津之间共有两个劳改农场和一个劳教农场，这几个地方他都工作过，熟人很多。他说可以帮我打听一下，他认为只要她在这几个地方，找到是没问题的。听了郝管教一番话我的眼湿了。郝管教见状也动了情。抬手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周别灰心啊，你还年轻，也有文化，熬过去会有前途的。至于别的，我也不好多说了。其实也用不着多说，有这几句就足够了，我期待着郝管教的帮助。
9月23日：出公差杀牛，不慎将血溅到于队长身上，我痛恨自己不争气。
——到了伙房外面才晓得这次公差是杀牛，杀一头从附近村子买来的瘸黄牛。牛瘦得皮包骨头。不知什么原因断了腿，卧在地上。四周的景象大概已使它明白正面临刀血之灾，眼泪汪汪的，也不叫。看见这头将死的牛我的心一下子哆嗦起来，活到现在除拍死过苍蝇蚊子之外再未伤害过任何生灵，心想杀牛的公差怎么派给了我啊，我想逃避，可又不敢。管教已经指出了我的骄娇二气，逃避正暴露出自己的问题。大概杀牛在农场是桩稀罕事，于队长和队部的人一齐过来围观。操刀的是从四大队来的一个犯人，显得很神气，大声地吆喝，指挥公差们这样那样，他安排一个犯人持木棒准备敲击牛头，其余的把牛摁在地上，有的抓牛角，有的拽牛腿。我把的是一条牛前腿。那一刹不知道是牛腿在抖还是我的手在抖，总觉得抓不牢。心里恐惧极了。但听操刀屠夫一声敲，木棒就带着一股风落在牛的脑门上。我看见尖刀在牛脖子上一闪就赶紧闭了眼。刀捅进去了（不是眼见），拽在手里的牛腿陡然强劲的痉挛，向外挣脱，我死命抓紧，牛腿却挣脱出去。只听砰地一声响，随之又听见人们的惊呼声。我赶紧睁开眼，这一刹那眼前一片血红，铺天盖地的红。被牛腿踢飞的接血盆像一颗血炸弹飞向围观的人群，引起一片鬼嚎似的惊呼。我顿时吓傻了，瘫在地上，身子像石头一般硬，脑子也空了，一片白（后来才知道牛幸好没挣脱出去，在屠夫的一阵乱捅之下断了气），我只觉得眼前乱哄哄一片，一张张被血涂红的脸，瞪圆的眼，露牙的大口，伸出的指头，可耳朵里什么也听不见。后来眼前空了，我回过了神。“闯大祸了，我完了，这遭完了。”这是脑袋里跳出的头一个念头。我看看地上的死牛，觉得自己也被杀死了。我从血泊里爬起来，两腿软得像面条，刚挪步便听见有人向我吆：到大队部，于队长和洪干事找。以前没和于队长打过交道，只听说他是从部队师参谋长一职转业到农场的。洪干事是上次出公差认识的。我来到办公室的时候两人都洗过了脸，可衣裳上还有血迹。于队长胸前有一大块，就像“挂了彩”似的。我十分内疚，岂止是内疚，是认定自己罪过深重。我想在于队长和洪干事训斥前做深刻检讨，可一时不知从哪处说起，只能躬腰站着。洪干事说周文祥你是不是成心伤害劳改干部。我赶紧说不是。洪干事说从这个事件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太正确了，连条牛腿都抱不住，不改造怎么得了？我说是，一定好好改造自己。于队长叹口气说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啊。我点头，心里想那是从前，现在是四肢勤五谷也分。于队长又说劳动改造世界，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啊。我点头。于队长又说要磨炼自己啊，铁杵磨成针只要功夫深。我说是。于队长还教导了许多，记不住了，反正他觉得对路的话吐口就出，不管牛唇能不能对上马嘴。末了说你回去吧，下回杀牛还叫你来，一个大男人见血晕还得了，不磨炼是不成的。这句话差点让我晕过去。
9月24日：今天刨地。突然间得了一种怪病。
——我一直想和吴启都谈谈，问一下他的情况，但没得机会。今天刨地我看他离“团体”挺远（这是他一贯的表现，为此不断挨管教的批），便凑过去。一边干活一边和他说话。也许是熟人的关系，他对我不像对别人那么冷漠，我问什么他就说。他的情况挺——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字眼来概括，古怪？离奇？奇崛？如同他与妻子的那一段不凡的爱情，他眼下的状况确是不同凡响的，想搜寻故事的人可不要错过。前面说过，他是为妻子鸣不平，被打成右派送进劳教农场的，恰这时妻子的特嫌问题得到了平反，从劳教农场释放。他俩的一进一出，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就好像吴启都来顶替妻子在劳改农场的岗位，又好像吴家铁定有一个改造名额。事情的不凡并不仅在此，吴启都的妻子释放了执意不肯回城，她要留在农场陪伴丈夫。她说当年为了与丈夫的爱情她穿越台湾海峡，今天为了和丈夫团聚她情愿不回北京，就这么她留在了劳教农场，享受留场就业的待遇。但不久吴启都又罪上加罪，被正式判了刑，从帽儿山劳教农场转到清水塘劳改农场。吴启都的妻子要求也转过来，没被批准。刚团聚没几天又分开，事情就这么弄得一塌糊涂。我问吴启都孩子的情况，他说儿子今年八岁，他被捕后寄养在天津亲戚家。又说他妻子已经去了天津，很快就会把孩子接到农场。我说孩子已到了上学年龄，到农场来教育问题怎么解决，他说由妻子教孩子读书。我不由想起俄国沙皇时期对十二月党人的流放，许多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情愿跟随，而跟随吴启都不仅有妻子还有他的儿子。
我所说的怪病正发生在我和吴启都说话这一刻。我突然觉得眼前的吴启都在一点一点变颜色，是变红。原本苍黄的脸皮、脖子、胳膊、手以及灰色囚衣都红起来，连头上的黑头发茬也变成红色，整个就像被涂了满身的血。我吓坏了，大声问吴老师你怎么啦？吴启都说我怎么啦？他一说话露出的牙也是红的，成了血盆大口。我大嚷吴老师你咋成血人啦？吴启都诧异地说周文祥你这是怎么啦？我不回答，逃避似的将目光从红人吴启都身上移开。这时我看到的田野也红了，庄稼红了，干活的犯人们都红了，到处都是红彤彤的。我再抬头看看天，天空也是血红一片。这铺天盖地的红使我感到晕眩，闭上眼。耳边还响着吴启都不变样的问：周文祥你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后来我睁开眼，红色陡然消失，周围的一切又成了老样子。该绿的绿，该黄的黄，该黑的黑。可我惊魂未定，气喘吁吁的，满身都淌着汗。我说没事了吴老师，没事了。
9月25日：今天继续刨地。与吴启都交流改造心得。
——所谓继续刨地暗指继续与吴启都交谈，所谓交流改造心得是指这次交谈使我知道了劳教农场妇女队的一些情况，更坚定了我对冯俐就在其间的信念。我和吴启都的交谈大致如下：
周：吴老师可以向你提一个问题吗？
吴：你说吧。
周：你在帽儿山那边好好的，咋又被判刑了呢？
吴：犯了新罪。
周：犯了啥新罪呢？
吴：这……不好说。
周：咋不好说呢？
吴：因为我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事，管教怕我揭发他，就……
周：是男女关系方面的问题吗？
吴：是的。
周：我听说劳教农场有个妇女队。
吴：是的。
周：你爱人对你说过妇女队的情况吗？
吴：说过，妇女队有个别号叫“东宫”。
周：为什么叫“东宫”？
吴：里面有六个“妃子”，妃子住的地方自然是“宫”啦，那“宫”又在农场东面，就叫了“东宫”。
周：妃子？是清廷的遗妃？她们能活到如今也是七老八十了吧？
吴：她们很年轻，都是二十上下的年龄。
周：不可思议。
吴：她们是尼泊尔王子的遗妃。
周：尼泊尔王子？
吴：尼泊尔王子到中国访问，见中国女子比他自己国家的女子美丽动人，遂产生了在中国选妃的念头，他将在宾馆、饭店、商店等所到之处相中的六个女子一一记下名单，临走将名单递交中国政府，请求中方允他纳六女为妃。
周：后来呢？
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答应王子的无理要求，王子走后，名单上的女子就被抓起来。
周：可这些女子是无辜的呀。
吴：她们是“特嫌”，被判了劳动教养。
周：不可思议。
吴：你喜欢使用不可思议这字眼。没有不可思议，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合情合理。
周：也许……可是……
吴：也没有可是。
周：吴老师我知道你很灰心……
吴：灰心这字眼用在我们这样的人身上也不合适。
周：……
吴老师，你爱人说没说过“东宫”有K大的女学生？
吴：好像有。
周：说过她的名字么？
吴：没说过。
周：吴老师拜托你和你爱人见面时候问一问。
吴：好。
周：你爱人什么时候从天津回来呢？
吴：大概得过了国庆节。
周：还有半个月。
吴：你问的女学生？
周：叫冯俐。
吴：知道了。
10月1日：国庆节放假一天。上午洗衣服理发。下午睡觉。吃饭后学习。大家畅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九周年的巨大变化。
——这是我来到清水塘农场的头一个休息日。对于一个身体极度疲劳心理极度紧张的人来说，休息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特别是能在大白天美美地睡一觉，更是人生的头等享受。到晚上学习时，人们还没有从享受的慵懒中复苏，微闭着眼听高干念人民日报社论，思想还停留在爪哇国，轮到发言时都沉默不语。高干有些恼火，板着脸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高干取代了竹川作为班长领导学习的这部分权利，管教既没任命，竹川也没有授权，大伙更没有推举，反正他成了事实上的学习班长。就是说，高干正以颇为高超的蚕食策略向竹川夺权。竹川本人倒不在意。他对班长职务本来便不热衷，现在有人替代倒省了自己许多口舌。而大伙却看到了不妙的前景：一旦班长的权利让高干完全取代，今后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大伙以消极与高干对抗。每晚的学习就成了这样一种模式：先是高干抢先拿起报纸读，读毕又紧接着发言。接下去就是沉默。一个个像和尚打坐，屏息合眼。其实是在等待，等待真正的权威竹川发话。竹川见沉默久了，就说句：大伙说说。于是大伙就开始“说说”。一直说到散会。上述学习会的过程就像一出久演不衰的折子戏，戏中的丑角是高干。高干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国庆之夜的学习会他以为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他不等竹川那句“大伙说说”出口便自己“说说”，开始了对沉默者的批判，态度和声调十分尖刻：我不理解，在今天这个不平凡的日子里，你们竟然无话可说。这是为什么？在今天这个举国欢腾的日子，你们却沉默了，这是为什么？回答是肯定的：是立场问题，是思想问题，是世界观问题。你们去年可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时你们口若悬河，振振有词，大字报满天飞，攻击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是为什么？你们是身在社会主义，心在资本主义；身在劳改农场，感情在反革命营垒，可悲啊，可悲啊！高干这一番话把大伙的眼皮都支开了，特别是那些被他指为“攻击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右派劳改犯，竟有些懵了。真的是“身在劳改农场”，心却飞到另处，飞到了一度“大字报满天飞”的地方。我回到了K大，高干的腔调一下子变成反右积极分子们的腔调。“可悲啊，可悲啊！”真的不错，知识分子可真够可悲的了，为说话进了劳改农场，进了劳改农场仍不许你沉默。你横竖都得说话。而更可悲的是一个和你一样的劳改犯站在党的立场上向你大加鞭笞而你又不能不向他屈服。于是人们开始“说说”了，众口一词地大谈建国九周年祖国的伟大变化，并举出许多例子来印证这些伟大变化。其实从个人方面举例是更有说服力的。从一介书生变成一个阶下囚，这变化能说不巨大么？我不知道别人在冠冕堂皇说着的时候心里想没想到这个问题，反正我想到了，而且记得很清楚。
10月11日：今天割豆子，又犯了怪病。
——自上次犯怪病后我一直惴惴不安，我相信自己的神经出了问题。病因是不难找到的，是杀牛事件（对我而言这桩事称得上事件）给我造成的刺激。问题是犯病需有个诱因，只有找到诱因才可以避免发病。我一遍一遍回想那天和吴启都并肩刨地时自己看见了什么，我怀疑看见了田野上的一头牛。或许我的眼睛没有看到，但牛却存在着。是我的第六感观“看见”了它，因此突发怪病。割豆子快割到了地头，身旁的高冲说句操他妈说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咱种豆连豆腐都吃不到口。高冲发这样的牢骚是经常的，不足怪。却也常常发得没道理。他不该忘了自己的劳改犯身份。就像当初忘了自己的邮差身份而妄自拆他人信件那样。我想和他说一句对应的话（要说什么忘记了），抬起头就看见他变了颜色，整个一个红人。我吓坏了，再看看四周，一切都像在一瞬间被涂上了血。一定是我的惊恐被高冲注意到，他呼到老周你咋啦？！我没回答，赶紧闭上了眼。耳边还听得高冲的声音：你是虚脱了，快找郝管教交交心吧。这时我睁开眼，见红潮褪去，一切又恢复正常了。高冲还在念咕找郝管教谈心，我不理会，只凝神望着前方田野。我试图寻觅到发病的触发物，由近而远看到的是：豆子（长在地里的及割倒在地的）、割豆子的同类、管教、持枪的警卫战士、刚长出绿芽的麦地、排着杨树的河堤、浑然一体的小村、灰色的劳教农场建筑、山坡上的点点绿丛、马鞍状的山头、蓝天……以上就是我看到的一切，也就是我所寄身的世界。这“一切”中究竟是哪一样冲击了我的神经？我百思不得其解。
10月22日：出公差为伙房收萝卜，同去的周从民违反纪律，被佟管教“绳之以法”。
——出公差是美差，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到伙房干活这差就是美上加美。因为伙房是食物的集散地，总能找到可吃的东西，有时是犯人伙夫见你看见食物那副馋相于心不忍，偷着给你。有时是趁人不注意偷。当然别人偷了给你和你自己偷不一样，而自己偷了送进口中咽下肚和偷了藏起来也不一样。后者被揭发出来就要受到处罚。周从民“违反纪律”就因为犯了这个忌。萝卜地在伙房的后面，大约有一百多米距离，我们十几个公差的任务是拔萝卜运萝卜。萝卜个头长得很大，青青的很诱人。伙夫班长默许我们吃。我大吃一顿，过足了瘾。而周从民不仅吃还想到以后也有得吃，他在拔萝卜的时候趁人不注意往地里埋。要是有所节制埋几个拉倒，也许能够得逞，可他很贪婪，一个接一个往地里埋。他这样做就走到了头，终被一个同类揭发出来。周被遣送回队。周的行为给二中队抹了黑，这是管教干部不能容忍的。佟管教怒喝一声：给我把他绳起来，先关一周禁闭。把某某“绳”起来这是佟管教独特的一种说法，按说不符合语法规范。正确无误的说法应是“用绳子把某某捆（绑、拴、吊、勒）起来”，在这里绳子是名词，捆、绑、拴、吊、勒是动词。佟管教却将名词当成动词用，对不对且不必说，反正他一句“绳起来”果真能将人“绳”之以法，不晓绳字在此处是做名词还是动词用。这次公差的结果是美差不美，周从民被关了小号，我吃多了萝卜辣得胃痛。
10月23日：吴启都的妻子和儿子来农场探视，妻子和儿子都要求他好好改造。
——我没有看见吴启都一家人相见时的场面，因此只能凭借想象。我的想象有三种情况：一是一家人相抱痛哭，泣不成声；二是夫妻相视落泪，惟有儿子扑到父亲怀里大哭，边哭边喊爸爸；三是像我记叙的那样，一家人相聚十分冷静，妻子告诫丈夫要好好改造，儿子要求父亲要重新做人，而为人父夫的则保证将老婆孩子的忠告记在心里。尽管我无从猜度实际情况究竟是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但我发现接见家人后的吴启都情绪很低沉。脸上隐约可见有泪痕（但又无法确定是相见时流的还是分手时流的）。我关注吴启都一家人的相见，不仅出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情之心，也是为我自己。我寄希望吴启都给我带来渴望已久的消息，冯俐的消息。直到吃晚饭时才有机会与吴启都接近。我先是询问一下探视的情况，这仅是一个过渡，紧接着我便询问“东宫”究竟有没有一个……吴启都先怔了一下，接着狠拍一下自己的脑瓜，连连道歉说：对不起，我把这件事忘了，真的对不起！我没说什么。我能够理解他的遗忘，但心里却充满着无限的惆怅与失望。
11月4日：李戍孟书写反动小说被揭发，又以自杀相对抗。
——刚到清水塘我就知道李戍孟不断地在书写，其状态可以用公开写作秘密收藏来概括。前者是没法子的事，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囚室里不想公开也得公开。至于所说秘密收藏其实也是猫盖屎罢了。犯人将自己所拥有的财产称为一碗一筷一铺一盖。而铺盖所占的七八十厘米面积便属于自己的领地，于是铺盖底下便是犯人暂存或藏匿东西的地方，如书籍、记事本、书信等。场方如果要对犯人进行检查，只要把褥子扯翻过来就成。李戍孟写作是公开的秘密，只要得空便写，想起他我眼前便会出现他盘腿坐铺埋头书写的一成不变的模样。写毕便将纸塞进褥子底下。对他写的内容说法不一，有的说他在写一本爱情小说，有的说写的是个人传记。这情况管教是掌握的，并未在意。不知什么原因又突然警觉，趁出工时搜出手稿。收工后李戍孟发现书稿丢失，立刻向班长竹川报告，竹川又向管教报告，管教说有人检举李戍孟在写黄色小说，以资解闷，队部拿去正组织人检读，等有了结论再说。就在这天晚上李戍孟上吊自杀，幸被上厕所的人发现救下。从第二天开始，场部便派专人将李戍孟看管起来，等候处理。出了这件事不仅李戍孟倒霉遭殃，弄得其他人也惶惶紧张。赶紧清理自己的铺下收藏，将有可能引起麻烦的东西偷偷处理掉。竹川出于对我的关心劝我以后不要再写了，一不留心哪句话就犯了忌。我对他说我写的符合思想改造原则，不会有问题。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还是犯嘀咕：“大事记”要不要继续写？已写的要不要处理掉？经一番思想斗争，最后的裁定是已写成的暂时保留。不再写下去，避避风头。
11月19日：李戍孟从小号放回。书稿业已归还本人。但须从此事接受教训。
——从日期上看，“大事记”已停了半个多月。重新提笔无疑与李戍孟的“平安无事”有关。这半个月其实也无“大事”可记，依然没有冯俐的消息，日子依然还是老样子：干活、吃饭、学习、睡觉。节气已是深秋，庄稼已收净了，田地里只有越冬的小麦一片片的绿，除此便是灰蒙蒙。气温也凉了，棉衣还没有发放，同类们为了御寒几乎将所有的衣裳都穿在囚衣里面，一个个显得怪模怪样。农活没有了，但犯人是不能闲着的（用管教的话说犯人一闲着便想三想四），于是便兴修水利，水利是无止境的，哪怕一年有十八个月也不用担心无活计可做。何况清水塘农场是个缺水的地方。我们二中队的任务是在农田里打机井。其余的队修一条引水长渠。比较而言，打井的活比修渠轻松。井底局促便于磨洋工。井下的人磨洋工上面的人也能受益。如果进一步比较，在井下干活又比井上受用，下面无风暖和，就像一座小暖房。犯人族中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便是公平，好事坏事都须对等。于是人分成两班，井上井下轮换。这一切用不着管教分派，犯人自己会做得井然有序。回想到清水塘度过的一夏一秋，眼下是好过的日子。不仅活轻，吃的也比较好。这半个月来，还有一件事值得欣慰，就是那满眼是血的怪病没再犯。这半个月来还有一件事使我感到疑惑：眼没了问题耳朵又出了问题。井上作业时每当我的目光凝望着东南方向的“东宫”，耳畔便隐约听到冯俐的歌声。是那首她喜爱的《西波涅》。我十分疑惑，不知这歌声出自冯俐之口，还是出自自己的幻觉。“东宫”从前那茂密的绿阴已经疏落，一幢幢火柴盒样的房舍在山坡上显形。那苍凉的景象使人的心里也变得苍凉，但屏障不再，又使人感到距离忽地拉近，我曾想询问别人是否也听到了歌声，而我几次欲言又止，我知道我是害怕希望的失却。希望是好的，哪怕是自欺欺人也不要破灭。啊，我的冯俐，我们的《西波涅》：
西波涅你像朝霞般一样美丽西波涅
小夜莺在那月夜歌唱你呀西波涅
你的嘴唇，甜甜蜜蜜像一朵玫瑰花引蜂来采蜜
西波涅我的幸福就是你呀西波涅
这似真似幻的歌声一遍一遍撞击着我的心扉。
12月2日：今天下了今年的头一场雪，去打井工地的路上李戍孟吟出一句“大雪满锨镐”。
——我一直在想，李戍孟究竟写的是什么作品，以令他视为与生命等同重要。又显然没有政治色彩，否则场方便不会归还与他。另外我还有一个疑惑：既然他的写作是管教默许了的，为什么又突然搜了去检查，这其中一定会有什么过节。我是一个好奇的人，总想把不明白的事情弄清楚。就是在他吟出“大雪满锨镐”的那个雪天，三转两转，我和他同时下到井底。我趁机向他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说他怀疑是高干向管教进了谗言。因为在这之前高干曾向他“借阅”手稿看，被他拒绝。不想高干不死心，几天后又提出“借阅”，说在这鬼地方连女人毛都不见一棵，生活太枯燥乏味。有篇爱情小说看看也能多少解解闷。李戍孟一听这话马上警觉，怀疑高干偷看过他写的东西，遂向高干提出质问。两人闹得不欢而散。第二天就发生了搜查的事。我觉得李戍孟怀疑高干作鬼是有根据的，从各方面分析高干做这种事的可能性最大。他一向对右派犯人持敌对态度，有机会就向管教打小报告，另外就品性而言他也属于对“爱情小说”感兴趣的那种人。事实上他身陷囹圄也就是栽在所谓的“爱情”上。他从小参加革命，很有工作能力，也善于巴结迎奉，因此不断得到升迁，到三十几岁官已经做到正县级。如果不是流氓成性，官还会做得更大。可是没有这个“如果”，他的官不仅做到了头，还一级一级的往下降。用他的话说怪只怪自己的“老二”不争气，“老二”不规矩一次，降一级，再不规矩一次，再降一级。三降两降就降到了个科级，调到一家小仪表厂当了厂长。如果就此接受教训将自己的“老二”看管住，当个几百人的小朝廷也蛮不错。可同样没那个如果，没过多久，“老二”又给他惹了事（他执意将“老二”从“自己”身上分离出去，不知出于什么逻辑）。这次的事情颇有点戏剧性，一个青年女工到他的办公室去告状，状告同组一个师傅对她动手动脚。他闻听一下子就来了精神，立刻向前询问那男工手脚怎么不老实，女工虽然害羞，可在厂长面前又不能不实说，就说那人摸了她的奶子。他又问摸的是哪一个，女工指指自己的一个乳房说这一个。他立刻显出极其关切的样子，正告女工说奶子是不可单摸一个的，这样会摸偏了（大小不一），接着就把女工扳到身前说要帮她“纠偏”，说时迟那时快手就抓住了女工的乳房，女工立刻尖声呼叫，如果他“浅尝辄止”就此罢手，或许女工会顾及自己的面子而将屈辱咽进肚里。可他竟不存一丝顾忌决意要将事情进行到底，将女工摁到地板上施以强暴。就是这次愚蠢却最终没有得手的强奸使他进了班房。就是说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高干都是个没德行的人。他是害群之马。这种情形不容再继续下去，必须对他进行有效的扼制。这就是我在井下的所思所想。
12月5日：高干。
——只记下高干两个字是因为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表达，不能记下他的真实行为，不能对他加以评判，这“大事记”越记越觉得捉襟见肘。其实记下这两个字也就够了。这两个字与恶劣等同。你会想到虫豸想到臭狗屎。李戍孟的自杀导因已水落石出，高干贼不打自招，私下散布说是他向管教揭发了李戍孟写黄色小说。还说谁和他不友好没好果子吃。他敢于公开自己的劣迹足见出他的肆无忌惮，另外更重要的是他借此对政治犯人进行恫吓，让政治犯怕他，听他的摆布。整个的一个不是政治犯的政治流氓。事情得以印证更坚定了我原先的信念，得惩治高干。让他有所收敛，否则后患无穷。另外我也清楚，仅靠我个人单枪匹马不行，得将所有的政治犯人联络起来，一起对付他。也是天赐良机，打井为这种联络制造了条件，因井底面积狭窄，每次只能容纳两个人作业，因此井下是最隐秘的两人世界。同时井上井下作业人次轮换，机动性也很大，想和谁一起下井不难办到。
我第一个找的是俞峰华。俞是S大历史系学生，因组织田野演讲被打成“黑爪牙”，可我发现他的手不仅不黑，反倒很白嫩，像女人的手，牙也是又白又齐整。后来抓了田野，接着又抓了他。我和他私下交谈过几次，话题大多是田野，看来他是田野真正的崇拜者。井下作业的分工是一个往筐里装土，另一个管筐的升降。我叫俞峰华管筐的升降，这样我可以控制干活的节奏，便于和他说话。我们老家有句老人训斥不肖子孙的话叫：书都念到驴肚子里去了。是指白读了书。其实不对，世上没有白花的钱，也没有白读了的书。我刚说句知不知道李戍孟的事是高干告的密，他立刻就明白了我的用意，问我想把高干怎么样，我说目前还没有具体想法，但必须找到一个办法才行，否则这个害群之马总会叫我们不安生。他听了半晌不语，我又问他对这事怎么看。他说这事不可行，我问为什么不可行。他说夫子有一句至理名言：不可与女人和小人斗，何况小人前面再加上政治二字，君子肯定是斗不过的。我说难道就让小人为所欲为么？他说首先你得认清现实啊。我们这些人倒霉说到底就是没有认清现实。我说那么现在的现实是什么？他说现在的现实是身子都掉到井里也不差个耳朵了，就把这只耳朵交给高干得了，让他想咋折腾就咋折腾吧。我简直不相信这话是出自不久前还叱咤风云的“俞干将”之口（他陪田野到K大演讲那天我曾目睹过他那意气风发的风采）。有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仅短短一年多时光俞峰华原先所充盈的那种锐气已荡然无存了，竟心甘情愿将耳朵交给别人折腾。可冷静一想，他的“小人必胜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君子行事有一套规范、道德的约束，而小人则没有，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哪一招是狠手就用哪一招。因此你无可抵挡。当然“道理”是一回事，能不能屈从“道理”是另一回事。
我总觉得让高干这样的小人欺压是一种耻辱，不可接受。我又和张撰一起下到井里。张撰是北京一家印刷厂的技术员，也是一位画家。平日里很少说话，得空便在纸上画素描。这个艺术型的张撰却没有俞峰华那样的敏感，我说了许许多多话他终也还没听出个所以然来，我有些不耐烦，直截了当地说要想办法制裁一下高干。他说高干这家伙确实是坏人，应该教训教训他。只是他本人不想参与。他认为所有的斗争都是龌龊的，而龌龊又与他追求的美是背道而驰的。我说你在这劳改农场能发现到美吗？他说当然能发现，美是无所不在的。我想讽刺他几句，问他在管教的面孔上在警卫的刺刀尖上在高墙的电网上发现了哪样的美。但话没有出口。也许就是在井底下张撰与我大谈美的无所不在的这一刻，我心里开始产生出对艺术人的一种成见。我觉得他们属于情感畸形的一类人。或者进一步说都是些精神有毛病的人。我知道和张撰再说也白搭，就闭口。张撰却继续大谈他的美。他问我听没听说“东宫”里面有五妃子的事。我说听说了。他说既然是王子看中的女子一定是绝代佳人，你看，这不是美就在劳改农场里么？我说对，美就在劳改农场里。他说你同意了？我说我同意，太同意了。
后来想想这一天我好像犯了邪，锲而不舍地寻找与高干斗争的同盟者，我几乎游说了班里所有的右派犯人，但只有一两个人说可以考虑。其余的人都表示不想惹是生非。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张克楠。张来场较晚（大约是十月中旬），对他的情况不太了解，只知道他是S大历史系助教，平日观察，对谁都很谦恭，属大学里人们司空见惯了的那种好好先生。最后一个找张也属偶然。我俩快收工时才一起下到井里，本来我已经失去了信心，不想再对他游说，可后来一想既然有这个机会就不要错过。我就说了我的想法，又说很想听听他的意见。他倒是很爽直，说这事他不想参与，因为劳改当局最忌讳犯人之间的这类串联活动，在他们看来串联与暴乱只有一步之遥。一旦发现就重重的处理。他说他的刑期是三年，一咬牙就过去了，不想再无事生非，回家和老婆孩子团聚是他的最大心愿。听他这么说我也就无话可说。前面我所以说特别提到的是张克楠，是因为他后来的表现并非像他所宣称的那样“不想再无事生非”，而是惹是生非，且矛头对准的是他的同类。其卑劣比之高干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12月12日：终于得到冯俐的消息。喜乎？悲乎？
——冯俐的消息姗姗来迟。世上的事有时的确很奇异，人穷了，穷上穷，人富了，富上富。这是比如。我说的是冯俐要么消息全无，要么同时有多种渠道传来。先是早晨郝管教告诉我他已经打听到，劳教农场妇女队有个叫冯俐的大学生。接着是中午吴启都接见了来探视的妻子孩子后急匆匆找到我，告诉我他妻子说曾和K大女学生冯俐同在妇女队。因当时正是出工时候，不能多谈。傍晚收工回营，又碰上来维修水塔的李德志（水塔在夏季遭了一次雷击，当时未见明显破坏，后来开始渗水），李德志见到我头一句话就是周文祥我告诉你咱校的冯俐在东宫。我冷冷地说知道了。这么说是不想领他的情，我是很生他的气的。距离我的托付已经三四个月了，本来他能早些带给我消息（教养犯人星期天可以请假外出，何况他还是个很有自由度的技术员）。可他没当回事，今天是拾草打兔子当捎带把消息告诉了我。十二月十二日，这个日子我终生都不会忘。虽然消息来得确实晚，可毕竟知道了冯俐的下落。我无法形容自己的感情波动，夜里我用被蒙着头，阻隔了狱灯的光线后我流下了泪，我不知道这泪是出自喜还是出自悲。
12月17日：冯俐。
——离一九五九年元旦愈来愈近，雪不间断地下。雪并没有阻止我们的施工，每天都重演着“大雪满锨镐”。而我的心每天都被冯俐所占据。消息令我振奋，但没有使我满足，我急于知道她的现状，更迫切想见到她。在工地作业时我总是占据可以望向“东宫”的位置，“东宫”永远在我的视线中。帽儿山已被白雪覆盖，与白茫茫的大地连为一体，“东宫”变成了“白宫”，远远望去犹如帽檐上方的一颗白花结。相距不过三四里路，可以说近在咫尺，但在我的意识中却是万分遥远，可望而不可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头脑里跳出这个句子。又忽然感到骇怕。骇怕这句子不仅是我和冯俐现状的写照，而且是一种宿命的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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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清水塘大事记
三
1959年元月1日：元旦放假一天。李德志前来探视。
——我没有料到李德志会来探视我。劳教犯探视劳改犯没有这种先例。他来了我很高兴，不仅带来了同学情谊，更给我带来了希望。我想如果李德志有这样的自由度，那么冯俐也能够来探视我。|Qī-shu-ωang|这希望使我不计前嫌，对李德志表现出友好。李德志前后两次来这里施工，和管教们很熟，因此管教对他表现出信任和照顾，让他到监舍直接找我。我和他坐在新增的一个铺位上说话，可以不受干扰。有句话叫万变不离其宗，尽管劳改营里的李德志与校舍里的李德志已变得相去甚远，但最本质的东西要变也难。李德志又再次向我道歉，说这次他是来戴罪立功的。详细谈谈冯俐的情况。他说他是通过内线关系才知道冯俐的现状。因发生了几起男犯与女犯的乱搞事件，场方对这方面控制得很严。男犯人未经批准进入妇女队营区可视为越狱行为，格杀勿论。他说从他掌握的情况冯俐很令人担忧，须赶紧告诉我，以采取相应对策。李德志这番话立刻使我紧张起来，我让他如实告诉究竟出了什么事。李德志说冯俐是九月份到帽儿山劳教农场的。劳教农场就是劳教农场，不是学校，到这里来的人必须按这里的条文行事，人在屋檐下焉能不低头。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都一样。可冯俐不懂这一点，或者说不是不懂，是不愿意按这个去做。她对管教说她的案子是错的，她没有罪。管教说你的案子不是劳教农场判的，只要到了这里就是犯人，犯人就得在这里好好改造自己。农场不管你的案子只管你的改造。不能说管教说的不在理，赶猪的和杀猪的各司其职。冯俐也认可了这个道理，说她可以按照农场的要求去做，无论是劳动还是改造。但在这之前必须对她的一个问题进行澄清。管教问澄清什么问题。她就把K大中文系党总支以她的名义骗取《大地》稿件作为罪证的事实说了。管教说这是学校党组织的做法，对与不对劳改单位没有义务澄清。管教这么说也同样无可厚非，如果冯俐明智，应到此为止。可不是这样，她钻了牛角尖。向管教反复陈述她自认为正确无误的道理。她说她并不要求农场当局复审她的案子，她知道这办不到。她只要求农场领导对这件事表明自己的态度，哪怕仅仅从道德角度有一个说法。管教说这不可以，党组织与党组织之间应保持一致。冯俐问也包括对这个道德问题的一致？管教说你可以这么理解。冯俐又问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放到你的头上，你们也同样会这么做？管教说是的。冯俐说我明白了。管教问你明白了什么？冯俐说我明白我们之间已无话可说。当时管教对她的话只做一般性理解，没料到从此以后冯俐再不与她搭一句腔。哪怕是向她发出指令，她也是装聋作哑。一个犯人敢如此与管教对抗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就关她的禁闭。关完了她还是老样子，就再关。找另外的管教和她谈话，她说要谈可以，前提是必须对那个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进行澄清。她说她也不要求公开澄清，只要当着她个人的面表明一下态度就成。她说还可以为管教的态度保密。如能这样，今后她就照农场的要求去做。事实上任何人都能看出冯俐的这种要求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幼稚可笑的。没有哪一个管教会“牺牲”原则与她妥协。况且管教与犯人之间压根儿就不存在妥协这一说。一段时间里冯俐基本上是在小号里度过。偶尔在小号之外也不积极劳动，不认真改造。她沉默不语，完全以一个“自由人”的姿态行事，想干就干想歇就歇。这种我行我素的“大小姐做派”实际上就是破罐子破摔。其结果自然是到摔碎为止。听了李德志所说冯俐的现状，一股冷汗从我的脊背上流了下来，我骇怕极了，也担心极了。这就是冯俐。我太了解冯俐了，她的性格是绵里藏针，柔弱其外，锋利其内。而更要命的是不思变通的认死理。须知“瓦罐井上破”，小腿怎能扭过大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全部的信念集中为一点：赶紧拯救冯俐，拯救冯俐……这是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