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31日：今天过小年。休息一天。改善生活。
——什么叫惶惶不可终日？得知冯俐处于危急之中就是。别的都不在话下了，什么过节，什么吃炖猪肉和白面饽饽，什么他妈的高干捣蛋和什么他妈的“联合阵线”，这些统统丢到脑后去了。埋怨冯俐是无济于事的，说她失去理智也好，说她不自量力拿着鸡蛋碰石头也好，都没半点用处。关键是赶紧制止，对她这种“自杀性行为”进行制止，让她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让她悬崖勒马。最直接的方法是能够见她一面，当面向她陈说利害。只是在目前情况下很难办到。我没有探视她的自由，一定要见，只有不顾一切，冒“格杀勿论”的危险撞进“东宫”。细想想这样做也正如冯俐的所作所为不足取。我又想到给她写一封信，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信里。但存在着一个传递问题。正常邮寄要交管教检查，这样的信很难写，要写也是“一定要好好改造一定要遵守场规一定要服从管教”这一套。这一套在劳改农场是老和尚念经不新鲜，对任何人都没用处。那就请人把信带给她。我首先想到吴启都。我私下找了他，问他老婆什么时候再来清水塘探视。吴启都说本来今天要来的，可不知为何没来，正担心着。我说来了请她给冯俐带封信。吴启都说你得提前把信给我，探视之前带在身上，否则来不及。我说我立马就写。按说这一天的大事记应落一笔“今天给冯俐写信”，没写自是因为怕犯忌。
2月3日：今天继续打井。我再次听到从帽儿山方向传来的歌声。高冲关心我的改造。
——元旦后不久二大队打的几口井陆续竣工，水很旺，水质也很好。正要选新址另打却停了下来。原因是其他中队要求进行轮换，修渠艰苦且不见成效，也想打井。场部考虑到二大队已经掌握了打井技术，轮换使熟手都变成了生手，非明智之举，于是决定仍各干各的。二中队的人高兴得很。我的高兴比其他人更多几分，因为新址的战线向东南方向延伸，离冯俐所在的妇女队近了许多。白白的帽儿山比先前大了许多，胖胖的（形容山胖一定是受了韩复渠那两句描绘雪落在狗身上而使原貌改观的诗的启发：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同时肿胖的还有“东宫”。我问高冲到“东宫”有多少距离，高冲眯着眼向前望望说二里多路吧。我说有这么近吗？高冲说是的。看我一直向“东宫”凝望，高冲朝我挤挤眼说是不是对“东宫”里头的妃子们动了心思？可别异想天开啊，妃子只有皇帝老儿才动得。我的眼前一下子模糊起来，天地间“肿”在了一起。这瞬间我耳畔又响起那首“西波涅”优美感伤的旋律，断断续续，若隐若现。为了证实我问高冲可否听见有什么声音，他说除了风声什么也没听见。我又问若有人在山半坡唱歌这里能不能听见，他说听见不成问题。一定是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引起他的注意，他说老周你今天是怎么啦？这时只听新来的黄管教一声吼：你俩在那儿搞什么小动作？！你真得承认黄管教眼尖，我和高冲说话的时候并没停下干活，所谓的“小动作”不过是嘴唇的翕动而已，却也没逃过他的眼睛。我们一度为黄管教来替代佟管教而庆幸（佟管教元旦前打猎摔坏了腿，从场部宣传处抽来黄暂时顶替），以为任何一个新来的管教都会比佟管教好。事实就像我们老家的一句不雅的俗语：爷俩比鸡巴，一个繲样。我们庆幸得有些早。
2月4日：气温骤然下降，许多人出现冻伤。我的冻处在左耳。
——早晨离开营区时并没觉出怎么冷，走到半途就觉出有些不对头，手、脸、耳朵等身体暴露的部位像有把刀子在割，再过一会刀子就伸进衣服里面了。这时候就意识到今天的不同寻常，如早知道这样，临出门就会多穿衣裳。关于犯人的家当尽管口头溜说的是一碗一筷一铺一盖，可衣裳总还是有几件的，只不过平常舍不得拿出来穿罢了，现在后悔也晚了。为了抵抗寒冷，到工地后大家便拼命干活，新井已挖进两米多深了，里面像个暖房。可每次只能下去两个人，解决不了多大的问题。竹川班长是东北人，抗冻，也有防冻的经验，他说人身上最抗冻的地方是脸，脸不要管它（有人打趣说这叫不要脸），要管好的是手和脚。比较起来，脚的防冻好解决，人动防冻。从井里挖出来的生土要运到远处的一个沟边上，抬土的人来回一溜小跑，一幅人人积极劳动改造的景象。脚跑暖和了，可手是闲着的，就冻伤了。也有人冻了耳朵，像我。
2月5日：今天是过年放假的头一天，立刻有了节日的气氛。清理公共与个人卫生。我又被派了公差，去伙房杀猪。
——遵照队部的要求，早饭后全体出动清扫营区，之后回各班打扫监舍，再之后是清理个人卫生。我正在洗衣裳时黄管教进门，所有人都放下手里的活立正站好。黄管教说句周文祥到伙房出公差。其他人听到管教的指示与自己无关，又干起手头的活，我还站着。这当儿黄管教才看见了我，说句别愣着赶快去。我问到伙房去做啥。黄管教说杀猪。一听杀猪我的头嗡地一声响，心也疼起来，脚怎么也迈不动了。黄管教见状吼句周文祥你耳朵有毛病吗？！我嗫嚅地说我不会杀猪。黄管教说没有会不会的问题，也不叫你捅刀子，把把猪腿而已。黄管教是农场的秀才，常在黑板报上刊登诗歌散文，说话也文绉绉的。这时班长竹川出来为我解围，对黄管教说周文祥干这个不行，上回牛腿都没把住，溅了别人一身血，换个人吧。没等黄管教表态高冲自告奋勇说我去，别说把猪腿，捅刀子也没问题。黄管教摇头说不行，这是于队长点了名的，说再给周文祥一次锻炼的机会。我一听这话就死心塌地了，知道这杀猪的公差已无法逃脱。去伙房的路上心里依然充斥着畏惧，也很疑惑，日理万机的于队长怎么一到杀牲的时候就想起了我？我是上回杀牛表现不好，可难道劳改条例还包括把人锻炼成屠夫这一项吗？为“锻炼”自己的勇气我开始让自己恨猪，将猪视为凶神恶煞视为无耻小人，在心里一条一条罗列它当杀不当留的理据。另外也嘲弄挖苦自己：你他妈周文祥早就是“非人”一类了，还有什么资格信守温情主义那一套？这里不是大学校园，是劳改监狱，要想活着从这里出去就得把心像炼铁那样炼硬。我又从理性上告诫自己：从本质上说人人都须改变自己，事实上也都在改变着自己，不同的只在于归处，有人归于善（如牧师教徒），有人归于恶（如犯人及管犯人的人），就这么在去往屠场的路上我一边膨胀着对猪的愤恨，一边告诫着自己无所畏惧地将破烂躯壳里的人性改换成兽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过年宰猪是我的一次“凤凰涅磐”……
2月6日：冯俐？！
——昨天吴启都的妻子来探视，把我写给冯俐的信带走了。说当天就会交到冯俐的手里。我在信里要求她以我未婚妻的名义来清水塘探视，我说我有要紧的事和她说。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是除夕前最后一天，我觉得她会来。从早晨起我急切地等待着，一直等到天黑也没听到管教喊我的名字。希望破灭了。晚上我辗转反侧睡不着，一遍一遍推敲着冯俐不来的原因是那边的管教不批准，还是她自己不肯来？
2月7日：除夕。于队长讲话，说过革命化春节。五班一个姓邹的犯人逃跑了。
——自放假后劳动取消了，学习没有取消，下午两点到四点。除夕这天上午各大队开大会，由队长训话。天飘着小雪，西北风，很冷。会前郝管教说可以穿便服。大家很高兴，终于有机会穿便服了，穿上便服不仅有了过年的气氛，还有一种从犯人变成“良民”的感觉。个别没有便服的犯人想方设法向有多余的人借。我穿上了父亲的呢子大衣，都说很派场，像个阔少。各班带到队部前面的空地上集合，队里的领导干部都参加了，丁教导员做开场白。而后于队长就长篇大论的讲起来，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从清水塘形势讲到二大队形势。讲后两个形势时他着重谈了从今年开始犯人成分所发生的变化，归纳起来一是思想犯的比例加重，二是文化水平提高。讲完形势便开始评议快过去的一年里各班的劳动改造情况，有褒奖有批评。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于队长竟提到我的名字，说有个叫周文祥的犯人在这里我要提一提的。大学中文系快毕业，书念得不能算少，在旧社会是要超过秀才的，起码相当于举人。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啊，一牛蹄子给我们管教干部敲了警钟，连条牛腿都把不住还谈得上什么重新做人？所以我们便认识到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必要性。于是我们便有意识的给他提供锻炼机会，用无产阶级的英雄主义驱赶他身上的小资产阶级软弱性，我们取得了成功。改造改造，就是改去旧的造出新的嘛，就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嘛……举完了我的例子又举其他人的例子，那时我就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又想起那天杀猪的情况，那个“屠夫”见我又来了，讥讽说是不是想吃肉就少不了你啊？我说是于队长点名让我来的。这时黄管教对他说是这么回事。他就不吱声了。接受上回的教训，这回他让我把猪后腿。一连杀了三头都顺利，没出意外。他朝我一龇牙说小老弟你行了，这遭行了。下次再杀猪还叫于队长点你的名。我在心里恨恨骂句操你个杀巴子（杀巴子：即屠夫。）的妈，下次再来我先拿刀捅了你。于队长训完话各班回到监舍，这就开始过年了。说心里话，即使是当了犯人心里也盼着过年。就像小时候。
小时候盼过年是为了吃好饭穿新衣放炮仗收压岁钱。现在盼过年是为歇工吃好饭，特别盼着饱饱吃一顿猪肉水饺。跑人的事发生在下午四点多钟，先是听到外面一阵匆促的脚步声，接着是管教进来宣布任何人不许走出监舍一步，否则枪子不长眼。后来外面就安静下来。天也渐渐黑了。到伙房打饭的人带回了消息；二大队跑了一个犯人。这消息使大家的心情变得沉重，一家起火，殃及四邻。跑了的跑了，没跑的要代为受过。这是常理。清水塘的犯人在惴惴不安中度过了除夕夜……
3月10日：今天是阴历二月二，龙抬头。
——“大事记”前后空白了一个月，重新提笔真有点往事空悠悠的感觉。空白是因为笔记本在大年初一被搜走了。搜查在整个清水塘农场展开，监舍无一遗漏。归咎起来是那个逃犯给带来的麻烦，据场方的侦察，逃犯是借助绳索从水塔的扶梯上荡到墙外去的。当时岗楼里的警卫没看见逃犯越墙，而后看见一个人在墙外往远处走，因穿着是老百姓衣裳，就没怀疑，放过去了。场部的大搜查也算是亡羊补牢，看还有没有人私下藏匿绳索。也不限于绳索，别的不顺眼的东西也是顺手牵羊一并带走。我知道我的笔记本被搜去肯定会受到严格检查，因此这一个月来我一直惶惶不安，生怕因某处的不慎招致灾祸。却没有，返还给我证明“大事记”记得很得当。
这前后空白了的一个月里大大小小发生了许多事，有的遗忘了，有的还记得。总的来说整个农场的气氛很紧张，增加了许多对犯人的防范措施，规定犯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许单独行动，连夜里上厕所也必须两个人以上一块去。没“便友”之前要坐在铺边上等。管教对犯人的态度更加严厉了，包括对犯人一直都很温和的郝管教也不例外。因允许犯人在除夕那天穿便衣，郝管教受到场领导的批评，有人说就是因为穿便衣才导致了犯人逃跑。据说他在写给领导的检查里承认自己存有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并保证以后要从根子上铲除。还有变本加厉的佟管教。佟管教受伤后他的猎狗失踪了，他认准是叫犯人宰了吃了肉。因此伤好回来后，看任何人都不顺眼，一天到晚黑着个脸，找个茬，轻者骂，怒者打。有一次在野外还命令一个犯人跪在雪地里，只为这个犯人抬土从他身边经过时放了一个屁。打井的进度也有了指标，当天完不成要加班加点；又冷又累又饿是这一个月来真切的感受。还有画家的一句话惹恼了黄管教，黄管教在黑板报的迎春栏上刊了一首诗《春》，四句：
春啊春啊在哪里
在人民公社的田野里
在炼钢炉的炉火里
在管教干部的心坎里
画家半认真半玩笑地说黄管教摆弄这个还得这样的真秀才啊，说的时候顺手朝身边的几个右派犯人指指。黄管教一听变了脸色，哼了一声走开。黄管教不悦是明摆着的事，指出谁是真秀才自然也道出谁是假秀才。这事黄管教一直耿耿于怀，私下说：党的反右运动真是既正确又及时，否则这帮知识分子就反了天了。还说我倒要试试究竟真的是假还是假的是真。画家那张关不住门的嘴还惹得于队长不高兴，一次于队长视察打井工地，看着大地雪景感叹说一片白“恺恺”的雪啊。略有点文化水平的人都会听出皑皑之误，何况是些念过大学和教过大学的人。可话说回来，即使学问再高也难免有认错字的时候，用不着大惊小怪的。画家不识时务，纠正于队长是白皑皑的雪不是白恺恺的雪。于队长那份赏雪的好心境一下子变坏了，撂腿走了。画家不是有意出队长的丑，客观上却起到这个作用。人都是为自己的短处而自卑的，而短处又是相比较而存在着。在我们这拨右派犯人到来之前，管教在那些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刑事犯面前无自卑可言（连黄管教这样只能在黑板报写些蹩脚诗的人都默认了别人对他的“秀才”称呼），而在我们到来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于队长讲话喜欢卖弄词汇事实上就是对自己的短处的掩盖，而这种掩盖其效果恰恰又适得其反。就是说管教干部的无上权威与他们文化素质的粗浅以及被管教犯人地位的卑微与他们文化的丰满，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开始大家并没意识到这一点，更没意识到这种潜在危机，而一旦意识到也悔之晚矣。裂痕已经形成，受到“伤害”的管教干部已不肯善罢甘休，农场荡漾着一股让人窒息的空气，谁都不晓得哪件事会让管教抓住而大做文章。也不断有人因出现这样那样的差错而招致惩罚。
有一天吃过中午饭后二大队全体犯人集合，于队长及所有管教干部都怒气冲冲地站在队前，也不说话。大家都在心里打鼓，不知又出了啥事。不一会儿一名管教从队部领出一个姑娘，十八九岁，长得眉清目秀（后来知道是这个领她出来的管教的妹妹，她来农场探望哥哥），姑娘在管教哥哥的陪同下从队伍的一头朝另一头走，边走边打量着队列里的犯人。这阵势一看便晓得是要从队伍里辨认出一个人来。姑娘在队前一步一步向前走，眼光从一个个犯人脸上掠过，一直走到队尾也没指出什么人。后来就回到队部，于队长和其他管教也跟进去。过了一会儿，一个管教出来宣布晚上的学习会增加一项内容：个人自查与互相检举，有谁在吃饭前犯有流氓行为。如自动招供的从轻处罚，如隐瞒罪行和知情不报者重罚不贷。各班带回了。从管教的口风里可以领会到这样一些内容：有哪个狗日的犯人对那个姑娘做了不规矩的事，再就是那姑娘没有认出那个犯人狗日的。这就成了一桩悬案。案情而后得知：那个来探望哥哥的姑娘上厕所时发现有人对她窥视。这首先与厕所有关。因清水塘没有女劳改犯人，故开始没有修建女厕所。不能说这不是一种没有眼光的疏漏，在任何地方女人都不会完全绝迹，例外的情况总会有的。就以来探视的管教干部家属而论，女人总是占了多数。有了问题，自然就要解决。于是就在男厕所的旁边修造了一个简易女厕所。何为简易？挖一个茅坑，四周用庄稼秆围起来就是。故事就从庄稼秆生出，管教干部的妹妹方便时从“稼墙”的缝隙处看见一只瞪得“老大老大的眼”。姑娘一喊，那眼没了。提着裤子出来，人也没了。这就有了案子。线索全无，只有让当事人从嫌疑人中间指认。但指认没有成功，据说那姑娘回队后大惑不解，她说她看到的这些人的眼都和她在厕所“墙”缝里看见的一模一样，都是“老大老大”的，这就给破案带来了困难。据说犯人中间没人自首，也没有人出来检举。自然也有猜测，我们二班的人不约而同地认为：假若这个下流坯在二班的话，那肯定就是高干。最终的惩罚是不可避免的，找不到犯罪个人，就针对犯罪集体。队部指令犯人在休息日时间里到山下面扛石头重修女厕所。不知是哪位“高人”想出这么个一箭双雕的高招，既惩罚了犯人，又亡羊补了牢。
正月里令犯人“岔气”的事情还有许多桩：三中队一名犯人打饭时被雪滑倒，将端着的一盆萝卜汤泼在地上，管教硬说他是故意的。在农场改造过的人都清楚管教说话有时候是很随意的，看你不顺眼了，一句话就是一个罪名。但多数情况并不认真，只要你装孙子，训一顿拉倒。那个犯人来的时间短，不懂管教的路数。他不承认管教对他的指控，并且跟上一套他没有将汤泼掉的理由，泼了别人吃不上他自己同样吃不上。他的辩驳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这是小道理而非大道理，大道理则是必须无条件维护管教的权威。什么叫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这就是。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迂腐？这就是。结果他被罚在雪地里站到熄灯。
再就是佟管教通过明察暗访，终于弄清楚他那只猎犬的死因，是被一班的几个犯人打死吃了肉。在劳改农场这几乎是难以做到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胆大包天的事。可他们就是做了，且做得天衣无缝。杀狗首犯是北钢的一名技术员，姓金，戴一副深度近视镜。金是朝鲜族人，都叫他高丽金，叫常了连管教也这么叫了。有句关于朝鲜人吃狗肉的话说高丽人过年——没狗的命了。这是说朝鲜人喜食狗肉的民族习性。也许正是缘于高丽金与生俱来的食狗情结才促使他的胆大妄为。据说杀狗的起因与一班的一个小个子刑事犯有关，这小个子刑事犯属于那种心理上具有破坏倾向的人（他的犯罪事实是放火烧不肯向他借贷的村人的房子）。这样的人无论到哪里都不会安分，都要惹是生非。即使是劳改农场严酷的羁绊也难以约束他那嚣扬的心性。杀狗的事还须从狗说起。佟管教养的是一只混血狼狗，性子很烈。在管区，在田地里，佟管教带它从犯人队前经过，它似乎明白这些人和它的主子不属于一类，比它还低。要么对这些人不屑一顾，要么凶凶的瞪着眼。可再自命不凡的狗也是只狗，犯人们任其乖戾也不予理睬。而那个小个子犯人不同，总趁佟管教不注意的时候逗弄狗，一会儿龇龇牙咧咧嘴做怪样子，一会儿哈腰做捡石头状吓狗。那狗毕竟不是一条家常的狗，没有主人的命令不敢主动出击。可有一次小个子犯人的不轨行为被佟管教发现，就把他好熊一顿，警告说下次再这样就朝他放狗。小个子犯人不是个明智之人，如明智就知道这怪不了别人只怪自己。不明智就使他心里滋生起对佟管教和狗的仇视。他不能奈何佟管教，只有迁怒于狗。就有了杀狗的心。他不想亲自动手，谋划借刀杀狗。就瞄上了可谓是狗天敌的高丽金。事情最终成了，狗杀了，肉吃了。可小个子犯人究竟是怎么驱使高丽金的以及高丽金又怎么杀了狗的就成了一个谜。这就要说到事情的败露。谁都不会想到最终竟是小个子犯人自己向佟管教做了交待，并检举了高丽金。佟管教怒不可遏，罚高丽金和小个子犯人在监舍前下跪。谁都不觉得佟管教的处罚过火，高丽金和小个子犯人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无法无天。可有一点大家不太明白，佟管教令两人下跪是冲着人还是冲着狗？
类似这样管教和犯人之间的芥蒂不断加深，农场上空似乎弥漫着一股火药味儿。其实更多的是管教干部们的错觉，这一点正如他们的口头禅：不信你们能反到天上去？！很对的，高墙电网里的犯人确实反不到天上去，更何况压根儿也不想反，如果说向管教纠正一两个错别字就是图谋不轨，是犯上作乱，那谁也无话可说。现实是管教干部和犯人（思想犯）在心理上都存在着压力，一方觉得权威受到了冲击，便越发想证明自己的权威，一方感到受了误解，对改造便有一种消极心理。无论怎么说，管教对一切都有着主动性，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比如有意识在思想犯与刑事犯之间制造鸿沟，将原先由思想犯担任的班长职务一律改由刑事犯担任。在这种大气候下我们二班的高干也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取代了竹川。管教的这种做法等于明明白白地宣告：他们信任刑事犯，将思想犯视为异己（刑事犯属人民内部矛盾，简称“内矛”，思想犯属敌我矛盾，简称“敌矛”，这是后来我知道的）。对这种宣告刑事犯可谓是心领神会，这些社会渣滓本来在思想犯面前自惭形秽，不大敢造次。现在得到了上面赐予的上方宝剑，立刻挥舞起来，大砍大杀，发泄平日里的积怨。事件是层出不穷的，每个事件都是以刑事犯的挑衅开始，最终又都是以思想犯的败北告终。管教干部以夷制夷的做法收到了成效。压抑是实实在在的，失望迷惘的情绪将人笼罩。对我而言还有另外一种苦恼：这一个月期间我又犯了两次怪病，而且病情更加怪异。当世界在我的面前全面的变红，我的目光竟具有了一种穿透力，能透过面前的一个个“红人”的躯壳窥见他们的内脏，而内脏是五颜六色的。我这种空前的能力可以说几近荒诞，相信说出来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的，但对于我却是完全真实的。每日犯病过后，我的头便疼痛如裂。我在心里向上苍祷告：不要将我这苦难的躯体再投进苦难的深渊吧。我已经失去了一切，不要再让我失去残存的一点精神，我的精神真的快接近了崩溃。春节后一直没有收到家里的来信，冯俐没有来探视我，我猜想不出其中隐藏着什么缘由。生活没有一点如意的地方。我想到了死，真真切切地想到了死，我领略到对死的感受，我觉得死是一种轻松是一种惬意，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快乐……
3月23日：探视。这是来到清水塘农场受到的头一次探视。很高兴。
——从工地回来正准备吃饭，郝管教到监室说周文祥有人来探视。我一听血忽地直冲头顶，急问是谁？郝管教说是你未婚妻。那一刹那我几乎晕眩过去，踉踉跄跄跟在郝管教后面往队部走。队部有一间接待室，一室多用，其中一用便是犯人与探视家人在这里相见。到门口后郝管教说周文祥你是头一次接受探视，向你宣布几项纪律：一是要注意保密，不要把农场的情况透露出去；二是注意政治影响，有利于改造的话说，不利于改造的话不说；三是要思想纯洁，作风端正，不许与探视人有身体上的接触。否则后果自负。听清楚了吗？我说听清楚了。郝管教又追问一句能做到么？我说请郝队长放心，我一定做到。郝管教点点头说你进去吧。
我手慌脚乱地推门进去，见一年轻女子正站在窗前往外面看，我叫了一声冯俐！年轻女子闻声转过身来，我却一下子怔住了。她不是冯俐，是苏英。我吞吞吐吐地说苏英是你？苏英莞尔一笑说：很失望吧周文祥？我这时方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掩饰说哪里，你来看我我很高兴，我只是没想到……我以为是冯俐……苏英问冯俐常来看你吗？我摇摇头，说她没来过。苏英说我听说冯俐在帽儿山农场，离这儿很近，为什么不来看你？我又摇摇头说不晓得。苏英说这也很符合她的性格。我不语，她看着我又是一笑，说好吧，不说这个了。换个话题，周文祥我问你一句话，我来你真的很高兴吗？我说真的很高兴，来这儿以后你是头一个来探望我的人。苏英显出吃惊的样子，说是真的吗？我说是这样的。苏英笑了起来，说看来我很荣幸啊。我苦笑一下说苏英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人物，干吗这样挖苦人呢。苏英说我没有挖苦你的意思，能成为第一个来看你的人我真的很高兴呢。这时外面响起吃午饭的钟声，我说苏英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打饭来。苏英止住我，说我带了饭来，咱一块吃。我犹豫一下，说那我去请示一下管教。苏英说我已经和管教说好了。我问管教答应了？苏英说开始不同意，说带给犯人的东西必须由管教干部过目。我偷偷塞给他两盒香烟，他就不吱声了。我吃惊地看着苏英说你这是贿赂行为啊！苏英笑笑说不就是两盒香烟嘛，再说人家撇家舍业的在这儿改造你们也蛮辛苦，还不该慰劳慰劳人家？我忽然觉得眼前的这个苏英与一起编辑《大地》的那个苏英有些不一样了，至于变得哪些地方不一样了一下子也说不清楚，是变好看些了？变成熟了？变世故了？变得满不在乎了？反正我觉得她不同从前了。我想这些的时候，苏英已把她带来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在桌子上，真是很丰盛的。有烧鸡、有面包、有香肠、有炸鱼、有点心，看着这些稀罕物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还听见自己的肚子咕嘟咕嘟地叫。我由衷地说苏英谢谢你还想着我。苏英没吭声。我再看时她却泪流满面了。她并不擦泪，任凭两行泪水顺面颊往下流淌，滴落在衣襟上。我慌张起来，说苏英你，你咋啦？她说没什么，周文祥你别管，我就是想哭，周文祥你说我没有哭的权力吗？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她。她说周文祥其实你是知道该怎么回答的，你是不便于回答或者没勇气回答。那么我来告诉你答案吧，你、我以及许许多多像你我这样的人是没有哭泣的权利的。哭泣的意义是否定，是不。我们没有说不的权利（若干若干时日后我在书摊上看到过一本《中国人可以说不》的书，看过这个书名我便把它丢到一边了），只有说是的权力，你说是不是啊周文祥？我几乎是下意识地说是。她说那么开始吃饭吧周文祥。我说是。就开始吃饭了。尽管心情复杂，可美味终归是美味，美味使心情渐渐开朗起来，我狼吞虎咽地吃着，这时嘴的功能只剩下一种，就是咀嚼吞咽。苏英哭过后也显得平静些了。她一直看着我吃。我叫她吃她说不饿。她说起自己的一些事情，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她说她目前在西城一家翻砂厂劳动改造，情况还好，虽然累一点，但还能坚持住。与那些送到劳教劳改单位的同学比就像是天堂的日子。她说估计今年就能摘掉右派帽子。我问怎么会这么快。她说她和工厂领导的关系处得很好，关系好他们就能说你改造得好。我说关系好是通过贿赂吗？她笑了笑，说有那么点吧。世界上哪有不吃腥的猫？建立友好联络感情光靠空口白话不成，物质才是基础。共产党信奉的不就是唯物主义吗？我知道苏英的家庭条件是很好的，她父亲是一家小厂的业主，合营后留用。母亲在一家医院当药剂师，收入也不菲。她又是独女，所以她推行起唯物主义还是很有基础的。但说实在话，对她的这种做法我是不大赞同的。总觉得不正当。就是说人不能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就不择手段。当然我还是希望她能早早摘去帽子，过正常人的生活，就算是工厂是天堂，可她毕竟是天堂里的奴仆啊。接下去苏英又谈到她和工人师傅的良好关系，这种良好关系不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而是工人师傅对她的同情。有一次她问一个师傅看没看见报纸上的那篇《工人说话了》的文章。那工人师傅说听人说报上有这么一篇文章。她说文章里说工人阶级的呼声是反右运动的根据。那工人说净胡扯，如果哪天见到写文章的人就问问他是从哪个工人口中听到的。她赶紧说千万别问，弄不好你也要倒霉的。他说我是工人怕啥，能给我也戴上右派帽子？她说戴不上右派帽子还能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呢。听了她这番话我不由暗暗为她担心起来，我告诫她必须接受教训，不要口无遮拦。不要再铸大错。听了这话她陡然站起身来，神情紧张，走到前面向外望望，又走到后窗向外望望。而后神情恢复正常，走回桌边说幸亏没人偷听。吓死我了。这时候的苏英我就分不清是从前的还是现在的了。
后来我俩又说了些话。后来郝管教就进来了。我俩都明白接见到此结束。苏英站起身朝郝管教笑笑，道声谢谢，又对我说文祥我对你说的也不少了，千万要好好改造啊。过些日子我再来看你。她走了。我小声对郝管教说郝队长真的很感谢你啊。郝管教说我知道了，你回去吧，马上就要出工了。回到监舍后，大家都一齐把目光对向我，每一只眼里都标着一个问号和一个惊叹号。已经荣升班长的高干阴阳怪气地说周文祥还不赶快汇报汇报刚才接见，违没违反场部的规定。我不搭理他，高干又上来了那股邪劲，涎着脸说过来让我摸一摸，违没违反场规一摸就清楚了。我气得要命，刚要骂他流氓又把话压在舌头底下，我担心和他闹起来肯定占不了便宜。也正好这时上工的钟声响了，把这事给冲了。
3月28日：逃跑的犯人抓回来了，被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时我们听到了枪声。
——说起来中国地域辽阔，其实也很小，一个人想藏匿起来并不容易。逃跑的那个姓邹的犯人是在河南被抓获的，递解回北京。该人是在肃反运动中被检察院起诉，判刑二十年，都知道重刑犯不易逃跑，抓回来十有八九要判死刑，姓邹的果然在劫难逃。那人被押解到清水塘农场执行，刑场在农场与帽儿山之间的一道山沟里，在地里干活时我们看到行刑的队伍，也听到了枪声。
3月30日：晚上找郝管教汇报思想。受到郝管教的严肃批评，我对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找郝管教之前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思想过程，因为事关重大，牵扯到冯俐和苏英。在孤独中苏英来探视，给了我很大的宽慰，她的真情真意也让我十分感动。可她走后我倏地醒悟，她的探视实际上是剥夺了冯俐探视的权力。她是以我的未婚妻的名义来的，要是冯俐再以这个名义来必然会遭到场部的拒绝，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拥有两个未婚妻。一想到因此而失去和冯俐见面的机会，我就感到非常的失落，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几天来这个问题在我头脑里转来转去，弄得我失魂落魄的。我不知道冯俐还能不能来清水塘，如果她不来，那么苏英的假戏真做也未尝不可。可要是来呢？即使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也不想将这机会失却。权衡这一切事实上也是对自己心灵的检验，我知道自己依然深爱着冯俐，她在我心中的位置没有人能够替代。思考再三我决定赶到苏英再次探视之前找管教说明事实真相。告诉他冯俐才是我的未婚妻。我找的是郝管教，我小心翼翼向他报告了事情的过节，他一听很不高兴，一向以温和著称的他竟然也像佟管教那样挖苦人，他说你行啊周文祥可真是大大的不简单，到了劳改农场后面还跟着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一大群！我一声不敢吭，等着他继续训，他就训，像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一直训到熄灯钟响……我觉得郝管教真的变了，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在变。
4月2日：今天又一次犯怪病。
4月15日：高干？
——这一天只记下高干二字还打了个问号足证明高干让我们很伤脑筋，是的。高干的问题必须解决，而且愈快愈好。自从当了班长，我们二班的思想犯就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了。他的危害和管教不同，管教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对犯人施行管制，而一个犯人班长则是无时无处不在无时无刻的管制，从早到晚你的一行一动一言一语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想躲也躲不过。像一把永远悬在头上的刀，叫人透不过气来。特别是在管教对我们思想犯大有成见时，高干一次次捕风捉影的汇报不断增长着管教对我们的成见，这是十分不利的。我们大部分的右派犯人都希望通过好的表现证实自己不是反党分子，以求得减刑早早出狱回家。因为谁都知道减刑的权力掌握在劳改当局的手里，具体说掌握在管教干部手里。只要认为你改造得好就可以给你减刑。据说有一个犯人十年刑期只服刑三年就释放了。问题是有高干这么一根搅屎的棍子在犯人和管教之间乱搅，不仅减刑没指望，说不上还往上加刑呢。高干毕竟是干部出身，他懂得一套组织路线，在班里以“思想”与“刑事”进行画线，形成“敌矛”与“内矛”两个阵营，以这个阵营管制那个阵营。他的这套做法不仅适应了管教干部的需要，也迎合了刑事犯们的心理，除个别人（如高冲）外都甘当他的走卒，看他的眼色行事。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前几天高干又向李戍孟提出要看他的爱情小说，被李戍孟拒绝，晚上学习会上他要李戍孟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李戍孟不肯检查，他又让全体犯人对李戍孟开展批判。思想犯里只有张克楠一人发言，其他人都一言不发。刑事犯倒是争先恐后批判，但文化水平浅，一句也说不到点子上，弄得高干很难堪。于是就施展据说是从别班学来的经验：关了灯发言（被称之为熄灯会）。灯一关，监舍里黑成一团，立刻听到一声惊叫，听到拳头落在身上的噼噼啪啪声，有人大呼不准打人。有人去开灯，但开关已被刑事犯控制。一时间监舍里号叫声、拳脚声、叫骂声、制止声乱成一片。后来灯亮了，只见李戍孟瘫倒在地抱头大哭，血和泪在脸上纵横交错。思想犯对高干的暴行提出抗议，高干不理不睬，说声散会。对这次刑事犯在光天化日下打人管教们置之不理。思想犯人人都看到了危机，但又无计可施。说起来在思想犯当中我算是个不安定分子，我曾经为扼制高干做过策划，但没有做成。见眼下这种情况，我原先的想法又死灰复燃了。但这次换了思路，我私下找到高冲，对他说了欲对高干进行惩罚的想法，希望他能助一臂之力。他听了意味深长地笑笑，说周老弟我倒要问一句你为什么不早些找我？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他又说是不是也把我划在那一个阵营里？我想解释一下，可他并不听我解释什么，往下说：共产党是以财产的多少将人画线的，财产多的是阶级敌人，赤贫的是阶级弟兄。对还是不对且不说，可你们这些有知识文化的人也有一套将人画线的标准哩，在这里那就是看他是思想犯还是刑事犯，在你们眼里刑事犯都是“洪桐县里没好人”的，从内心瞧不起。高冲的话一下子挑开我们右派犯人心理上的一道幕帘，现出了内中的坑坑洼洼。可我不敢承认这一点。我连忙说不对不对。高冲说你们将所有的刑事犯视为异己，就把他们推到高干一边去了。我说我从来就没把你当着异己。高冲说没当异己也没当成知心朋友吧。我不语。高冲又说人分三六九等，哪一拨里都有好人和坏人。事实上应该将人划为好人阶级和坏人阶级才对头，这是人类中间的两大阵营。我头一次听到如此石破天惊的说法。凭这种想法高冲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思想犯，对他就不能等闲视之。总而言之，高冲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触动了我，使我认识到自己作为思想犯而存在于思想上的局限性。最后对于我的要求高冲这么回答：惩罚高干也是他的愿望，但需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和时机。
4月18日：冯俐出现于梦中。这是一个十分离奇的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
——存在决定意识竟也适用于梦境，每回在梦里见到冯俐，场景总是在K大校园。有时是食堂，有时是湖畔，有时在她的宿舍里。初到草庙子胡同看守所时几乎夜夜都做与冯俐有关的梦。后来就稀少了。到清水塘后更稀少了。这使我十分的沮丧。思念更甚而梦之更疏我不知道是何种原由。是上苍吝啬，连虚幻也不肯施于苦难中人？这次的梦境十分清晰，也十分离奇，冯俐在田野里扶犁耕地，拉犁的是一头硕大无朋的黄牛。看见我冯俐不理不睬，继续扶犁向前。对冯俐的冷漠我很不乐意，以命令的口吻说小冯你停下来我有话对你说。冯俐转头朝我笑笑，仍一如既往。我跟在后面思考对策。犁到了地头，冯俐不驱牛回转，而是径直向前犁去。前面不是农田，是坚硬的山道，在清脆的叩石声中碎石不断从犁尖下翻起，山道被豁开一道深深的沟。我心想这牛好大的力气，真是身大力不亏啊。再后来山道渐渐倾斜，而冯俐犁地愈犁愈快，很快把我甩在后面。我拼命追赶，可两腿像绊了绳子怎么也跑不快，眼见得冯俐已驱牛登上山峰，变成一个黑点，这时就醒来了。我翻身从铺上坐起，像继续着梦里的追赶那般转动着眼珠，我回到了现实，昏睡的狱灯下，监舍像一口巨大的棺材，并排摆放着十几个濒死的人。这时一个蹲在监舍门口的犯人起身向我奔来，是刑事犯周忠。我知道他找我干什么。前面说过自从逃走了犯人，场部立了许多新规矩，其中一项是犯人夜里上厕所须两个以上的人同往，互相监督，凑不够数就得等待。这项规定就像刑罚一样增加了犯人的苦楚，憋屎憋尿的滋味可不好受，时常有人等不及拉尿在裤裆里。看样子此时的周忠已憋得够受，走到我前面几乎用祈求的声调说老周你要上厕所是不？我刚要丢出一个“不”又咬住了舌根，若在以前，我肯定不会配合刑事犯，此刻咬住舌根是因为想起高冲对我说过的有关好人阶级和坏人阶级的话。这个周忠平时对我们右派犯人尽管并不友好，但更多情况是跟在别人后面打铛铛，即使算不上好人一族，也算不上坏人一类，对这样的人应区别对待。我说周忠你憋不住了？他说老周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说我本来不想上的，见你憋成这样子就帮帮你吧。他连声道谢。我穿上衣裳，跟在周忠后面走到监舍外面，这时我又想到了梦境，不由抬头朝南面冯俐所在的帽儿山望去，惨白的月光下帽儿山也像死过去了，无声无息。这时我突然产生一种冲动：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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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清水塘大事记
四
4月21日：苏英再次来探视。
——一见面我就看出苏英的脸上罩着阴云。不用说管教已将我的话传达给了她。我心慌意乱，想对她解释又不知从何说起，也怕越描越黑。只惶惶地看着她。我看出这次她做了修饰，穿一件浅蓝色列宁装。这使她的身材显得更为修长。尽管没涂脂抹粉，可面皮很白嫩，放着光亮。她如上次那样把带来的食物从提兜里一样一样摆在桌子上。食物比上次还丰盛，还有我一向爱吃的猪蹄。这勾起我的食欲，又使我深感受之有愧。我不知道是该吃还是不该吃。这时她开口说出见面后的头一句话：周文祥吃吧。我不知所措，看着她。她又说：吃吧，放心吃吧。见我不动又说：周文祥我对你说，我自报家门是你的未婚妻，只是为能见上你，没有别的企图，像你这样的大才子可不是我这般平庸女子敢高攀的啊。她连讽带刺的话叫我无地自容，也感到委屈。我说苏英你以为我是个大傻瓜吗？我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还敢有什么非分之想？苏英说可你还想着冯俐，你亲口对管教说冯俐是你的未婚妻。我觉得事到如今应该把话说透，否则将永远失去解释的机会。我告诉苏英无论我与冯俐是什么关系那都是过去的事，我告诉苏英我不想失去和冯俐见面的机会是因为要告诫她悬崖勒马，让她能继续活下去。她听了有些紧张，忙问冯俐怎么回事。我将冯俐目前的处境对她说了。她叹口气说这就是冯俐，爱认死理的冯俐。看着已不计前嫌的苏英我在心里说：这也是苏英，心底坦白的苏英。就在这一瞬间我身体里涌出一种冲动，想向苏英扑过去，想将她抱在怀里，想……然而不等我付诸行动这欲念便像一股旋风般飘飘而逝了。送走了苏英我感到很失落，我想我们也许永远不会再见面了……
4月29日：在工地上突发“神经”，触犯了劳改条例，受到佟管教的教育。
——当时的情况至今记忆模糊，许多细节是后来听在场的人讲的。我能记得的是干活的时候我又犯了那怪病。天地间万物都在转瞬间红透了。当时意识是清醒的，我闭了眼，期待当再睁开眼时一切恢复正常。闭上了眼我就听见从远处传来的歌声，是那首《西波涅》，是冯俐，我辨出是冯俐在歌唱。我喊了一声，再往后记忆就茫然一片了。像睡着了，醒来是躺在监舍里。我觉得浑身都疼，特别是脸，像刀割似的。看看周围，平日人满为患的监舍此刻空荡荡的，没一个人影。我十分纳闷，怎么只我一人躺在铺上，人都到哪儿去了。我抬头看看窗洞，窗外很亮，我这才知道是白天。啊，人都出工去了，可我怎么留下来了呢？大概是在做梦吧。做梦也好啊，不能错过这个休息的大好时机。这么想时疲倦就袭上身来。疲倦像一股浮力，将我的身子一点一点托向半空，舒畅极了。我又睡过去，再醒过来监舍里鼾声四起，昏暗的狱灯照着早已司空见惯了的“夜景”。这夜景又将我催眠。当起床钟响起后我恢复正常了，像一个走偏了方向的人又回到了正路上，融入惯常的洪流中。穿衣、上厕所、洗涮、吃饭、出工……记忆出现了断裂，目击者为断裂做了修补，他们说我突发神经是从停止干活那一刻开始，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前面的山坡，后来又突然唱起歌来，西波涅西波涅，没完没了的西波涅。工地上的人一齐停止了手里的工作，惊讶地看着我。佟管教从远处奔过来，向我大吼大叫，叫我闭嘴。我压根儿不理睬，不仅不闭嘴，嗓门还愈来愈高。这时高干冲到我眼前用巴掌抽我的脸，几个年轻力壮的刑事犯见状也冲过来打我，将我打倒在地。这时我才闭口不唱了，同时也不醒人事了……这一切尽管我没有记忆，但我相信不是在场人编造出来的，我满身的伤痕可为佐证。这次的犯神经使我感到十分忧伤，内心的痛楚远甚于肌肤的伤痛。我觉得在这儿一天也呆不下去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从这里逃出去，去帽儿山接了冯俐，然后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