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通过某种方式，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著名讲学内容一定引起了他的注意，正如尼采的许多格言一样。我们已经简单地谈到* ，黑格尔发展了一种“英雄人物”的理论，很投合德国人的思想。他在柏林某次讲学时曾经谈到“世界精神的意志”是由“世界性—历史性人物”来贯彻的。
他们可以称为英雄人物，因为他们的目标和使命不是从现存秩序下平静无事的正常情况中产生的，而是来自一个隐藏的泉源，来自仍掩盖在表面之[111] 下但是像冲击外壳似地冲击表面世界并将它迸裂成为碎片的那种内在精神。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是实际的政治人物，但是同时他们又是思想人物，对于时代的要求——什么东西已经成熟到可以发展——有深刻的了解。这就是他们的时代、他们的世界的真理？？他们有责任了解这个初生期的原则，他们的世界要采取的这一必要的直接连续的前进步骤；他们有责任把这当作他们的目标，不遗余力地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必须承认，世界性一历史性人物——一个时代的英雄人物——是时代的眼光远大的人；他们的言论，他们的行为，是他们的时代最优秀的言行。请看这段话与前述《我的奋斗》中所引的一段话何等相似。政治家与思想家的结合，就是这种结合，产生了英雄，产生了“世界性一历史性人物”，产生了亚历山大、恺撒和拿破仑，如果希特勒身上也有这种结合——他现在已开始相信这一点——那么他不是也可以脐身于这些英雄人物之列吗？贯穿在希特勒许多言论里的一个中心思想是，最高领袖是超乎普通人的道德标准的。黑格尔和尼采也这样想。我们已经知道，黑格尔认为，“个人美德”和“不相干的道德要求”绝不许妨碍伟大的统治者，如果英雄人物在完成他们的使命时践踏了或“压碎了”许多无辜的花朵，人们也不必大惊小怪。尼采用他古怪的夸张笔法更进一步说：强者，主人，恢复了纯粹食肉动物的意识；他们是兴高采烈的鬼怪，他们在经历了杀人、放火、强奸、苦刑这一连串可怕的暴行以后，心中能够照样感到高兴，精神上能够照样感到满足，就好像参加了学生的恶作剧回来一样？？如果一个人能指挥别人，如果他的本性就是一个“主人”，如果他举止和动作暴烈，条约对他来说又有什么重要性呢？？？要正确地评判道德，道德就必须用从动物学方面借用来的两个概念来代替：对一头野兽的驯服和对一种特殊品种的培育。被尼采发挥到极端程度而且受到一大批名气较小的德国人拥护的这种学说，似乎对希特勒具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 负有使命的天才人物是超乎法律的；不能用“资产阶级”的道德来约束他。因此，在行动时刻来临的时候，希待勒就能够于心无愧地于出最残酷无情的勾当来，镇压个人自由，野蛮地实行奴隶劳动，建立万恶的集中营，在1934年6 月屠杀他自己的手下，杀害战俘和大规模杀戮犹太人。
希特勒于1924年圣诞节前5 天从兰德斯堡监狱中出来，要是换了任何别人的话，当时的情势，几乎都会使这个人退出政治生[112] 活。纳粹党和它的报纸已被取缔；原来的一些头目不是发生了内讧，就是倒戈了。他本人则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演讲。更糟糕的是，他面临着被驱逐出境，押解回故乡奥地利的威胁。巴伐利亚邦警察当局在其致内政部的报告中竭力主张这么办。甚至他的不少老同志也同意一般的看法，认为希特勒已经完蛋了，他以后将销声匿迹，默默无闻，正如许多其他的地方政客在共和国似乎摇摇欲坠的充满明争暗斗的年代中曾经名噪一时而后又很快就归于无声无息一样。* 但是共和国还是熬过了风浪。它开始繁荣起来。在希特勒还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一个名叫海尔马·霍拉斯·格利莱·沙赫特博士的金融奇才被请来稳定货币，结果获得了成功。为害极烈的通货膨胀结束了。赔款负担也由于道威斯计划而减轻了。资本开始从美国流进来。经济迅速恢复。施特莱斯曼的同协约国和解的政策获得了成功。法国人开始撤出鲁尔。当时正在讨论一项安全条约（洛迦诺条约），以便为欧洲的总解决铺平道路，让德国参加国际联盟。经过了6 年之久的紧张、混乱和萧条，德国人民在战后第一次开始过正常的生活。在希特勒从兰德斯堡监狱出来以前两星期，社会民主党——就是他所称呼的“十一月罪人”——在一次普选中，为维护共和国而进行了斗争，结果所得选票增加了30% ，几乎达800 万张选票。纳粹党同北方一些种族主义团体联合，用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自由运动的名义，参加了12月间的竞选，但是所得选票从1924年5 月间原来的将近200 万张减到了不到100 万张。纳粹主义看来已是一桩垂死的事业了。它在国家倒霉的时候曾经兴盛过一时，现在国家的前途突然光明，它也就很快要消亡了。至少大多数德国人和外国观察家是这样看的。
可是阿道夫·希特勒却并不这样看。他不是个轻易气馁的人。而且他也知道如何等待时机。1925年冬季几个月里，他在慕尼黑提尔契街41号顶层一套两小间的公寓里，重理旧业，夏天来了以后，他到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上萨尔斯堡的旅舍中去消夏，他抚今追昔，不久以前的牢狱之灾和目前的时运晦暗，只有加强了他的决心。在铁窗后面，他有时间不仅彻头彻尾地回顾了他本人的过去，他的成功和错误，也彻头彻尾地回顾了德国人民的动乱的过去，他们的成功和错误。现在，他对这两方面都看得更加清楚了。他的心中又产生了一种不容存在任何怀疑的炽烈的使命感——不仅是为他自己，也是为了德国。在这种高昂的情绪下，他[113] 结束了《我的奋斗》第1 卷的口授工作，接着立刻进入第2 卷的口授工作。上帝召唤他在这个动乱不已的世界上要做的事情的蓝图和作为这种事业的支持的哲学——Ｗｅｌｔａｎｓ ｃｈａｕｕｎｇ（世界观），都用白纸黑字写了下来，供世人思考。这种哲学，不论如何荒诞不经，但是在德国人的生活中是有其深刻根源的，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蓝图对于大多数20世纪的人来说，甚至对于在德国的人来说，可能看起来是荒唐可笑的。但是它也有一定的逻辑。它展开了一个远景。它为德国历史指出了一个继续的方向，虽然当时很少有人看到这一点。它指出了完成德国光荣使命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