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暗示说，她对她的情人的被虐狂倾向感到厌恶，据说，这个政治上的专制魔王愿意受到他所爱的人的奴役，据性心理学家看来，在这种人身上，这不是什么不平常的事。海登谈到希特勒在1929年写给他的外甥女儿的一封信，其中承认在这方面的深刻感情。这封信后来落到他的房东的儿子之手——结果使不止一个人遭殃。总而言之，不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舅父和外甥女儿之间的爱情蒙上了阴影，他们之间的争吵越来越激烈，到1931年夏末，吉莉宣布，她要回维也纳去继续学声学。希特勒不许她走。1931年9 月17日，希特勒离开慕尼黑的公寓前去汉堡之前，两人发生了一场激烈争吵，当时给邻居都看到了。他们听到这个年轻的姑娘扑在窗口上哭着对她上汽车的舅父叫道：“那么你不答应让我去维也纳？”他们听见他回答说：“不答应！”
第二天早上发现吉莉·拉包尔被手枪打死在她的房间里。邦检察官经过周密调查后，断定这是自杀。验尸官报告说，一颗枪弹射穿了她的左胸，深入心脏；看来没有疑问，这一枪是自己开的。
但是在此后若干年中，慕尼黑一直有暧昧的谣言流传，说吉莉·拉包尔是被谋杀的——有的说是被希特勒在狂怒下枪杀的，有的说是被希姆莱枪杀的，目的是要避免使党感到难堪。但是没有出现可信的证据来支持这种传说。
希特勒本人是悲痛之极。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后来记述，在出事以后，他有两天两夜不得不留在希特勒的身边，防备他寻短见。在吉莉安葬在维也纳后一星期，希特勒得到了奥地利政府的特别许可，到维也纳去，他在墓边哭了一个晚上，此后一直郁郁寡欢，有好几个月之久。
吉莉死后3 星期，希特勒第一次谒见兴登堡。这是他想要得到德国总理职位这一肥缺的第一次尝试。他的有些友人说，在谈话时，他似乎神志恍惚，不能自主，这对这个纳粹党的领袖，自然是很不利的。了解他的人认为，他在这个重要的场合失魂落魄的表现是由于他心爱的外甥女儿去世给他的精神上的打击没有恢复的缘故。
他决定不吃肉食，我认为，是由这个个人生活上的打击所引起的一种清心寡欲的自我克制。至少，他最接近的一些部下是这样想的。他此后一直对他们说，吉莉·拉包尔是他所曾经爱过的唯一女人，他谈起她的时候总是以极其敬重的态度——有时候甚[133] 至黯然泪下。他的仆人说，她在上萨尔斯堡别墅中的房间，即使在希特勒就任总理而加以扩大改建以后，也仍旧保留了原状。在别墅中他自己的房间里，在柏林总理府里，总是挂有这个年轻女人的画像* ，每逢她的生辰死忌，画像前总放了鲜花。
希特勒是个似乎不可能爱另外任何一个人的冷酷无情的人，他对年轻的吉莉·拉包尔的爱情，是他奇怪的一生中难解的谜之一。同其他的谜一样，这只能如实叙述，而无法加以合理的解释。几乎可以肯定，从此以后，阿道夫·希特勒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结婚问题，一直到14年后他自尽前一天。
希特勒写给他外甥女儿的授人以把柄的信，后来通过伯恩哈德·施丹佛尔神父的交涉，从房东的儿子那里弄了回来。施丹佛尔神父就是那个帮助纳粹党领袖整理《我的奋斗》原稿的希罗尼摩斯派天主教神父、反犹太主义的新闻记者，据海登说，所花的钱是由纳粹党司库弗朗兹·沙维埃·施瓦兹供给的。这样，施丹佛尔神父就成了少数知道希特勒对吉莉·拉包尔的爱情秘密的人之一。显然，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完全秘而不宣。当《我的奋斗》的作者成了德国的独裁者以后，有朝一日同他的一些老朋友算帐时，施丹佛尔就得为了泄漏内情而付出他的生命。在个人生活非常舒适的这些年代里，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弄了一所别墅，在慕尼黑租了一套豪华的公寓，出门总是以一辆由司机驾驶的崭新的汽车代步，这辆汽车花了他20000 马克，约折合5000美元。他在这些年代里的收入来源一直没有弄清楚。但是在战后发现的关于他的所得税的档案，使这个问题得到了一些说明。在他担任总理一职而自己决定从此可以免税以前，他一直同税收当局发生纠葛，在1925年到1933年之间，慕尼黑财政局有一大堆关于他的档案。
财政局在1925年5 月1 日通知他，他没有申报1924年和1925年第一季度的收入。希特勒答复说：“我在1924年［当时他在狱中］和1925年第一季度没有任何收入。我是靠向银行贷款维持个人生活开支的。”那么5000美元的汽车呢？税收官员反驳道。希特勒回答说，这也是借银行贷款买的。
希特勒在申报收入时，把自己的职业填为“作家”，这样企图说明他的收入之中有个很大的比例可以列为免税开支——他无疑知道其他地方作家的惯例。他的1925年第一季度的第一次所得税申报单中，开列总收入为[134]11231德国马克，可兔税职业开支6540马克，贷款利息2245马克，这样可以征税的纯收入只有2446马克。
在3 页打字纸的说明中，希特勒为他的巨额免税职业开支辩解称，虽然其中大部分似乎是由于他的政治活动，但是这种工作为他提供了作为一个政治作家所需要的素材，也有助于扩大他的书籍的销路。
若无政治活动，我就不会出名，也就不会有材料可以出版政治著作？？因此，我作为政治作家，我的政治活动开支，是我写作职业的必要条件，也是作品在经济上能否成功的保证，不能被认为是可以征税的？？
财政局不难看出，在这个时期内，我的著作收入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供我个人开支；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可以说是我自己的财产或其他资产。* 我出于必要而将我个人的需要严加限制，以致完全戒绝烟酒，在最低廉的饭馆中用饭，除了最低限度的公寓房租外，没有任何开支是出乎政治作家开支范围以外的？？对我来说，汽车也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没有它，我就无法完成我的日常工作。
财政局同意可免税一半，当希恃勒向复查委员会申请再议时，委员会维持原来估定的数目。此后，税收当局只同意，他所申报的职业开支有一半可以免税。他虽然提出异议，但是还是遵命照付。
这个纳粹党领袖的所得税报表中所填报的总收入同他得自《我的奋斗》的版税完全相符：1925年19843 马克，1926年15903 马克，1927年11494 马克，1928年11818马克，1929年15448 马克。由于税务当局有权调查出版社的帐簿，希特勒要少报版税是不可能安然无事的。但是其他收入来源又如何呢？其他收入来源可是从来也没有申报过。大家都知道，他在那些日子里曾为经济上一筹莫展的纳粹党报纸写过许多文章，他要求很高的稿酬，结果如愿以偿。党内人士对于希特勒索取这样高的稿酬颇有微词。这些收入他都没有申报。到20年代末尾的时候，从少数巴伐利亚和莱因兰的大工业家那里，开始有金钱流到纳粹党中来，这些工业家都是由于希特勒的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对工会的态度而被吸引过来的。德国钢铁托拉斯组织“联合钢铁公司”的老板弗里茨·蒂森和鲁尔煤矿大王艾米尔·寇道夫捐助了大笔经费。
这些钱常常是直接交给希特勒个人的。他到底留了多少给自己用，也许是永远弄不清楚了。但是他在担任总理前几年的生活水平说明，他从支持者那里收到的钱并不是全部都交给党的。[135] 没有疑问，从1925年到1928年，他一直诉苦，说是缴不出所得税；他经常拖欠不交，总是要求延期。1926年9 月，他写情给财政局：“目前我没有能力缴付税款；为了维持生活，我已不得不举债。”后来他谈到那个时期时说：“我多年来靠吃提罗尔的苹果充饥。我们不得不撙节度日，几乎到了不可相信的程度。省下来的每一个马克都是献给党的。”他对税收官员说在1925年到1928年，他的债务更重了。1926年他申报收入为15903 马克，支出为31209 马克，并且说，亏空部分是靠向“银行借债”弥补的。
但是，仿佛出现了奇迹一样，在1929年时，虽然他申报的收入低于1925年很多，但是所得税报表中，债务利息或还本一项却消失了，而且以后也一直没有再出现过。正如哈尔教授所说的那样（上述情况都是根据他的调查），“收支上出现了一个奇迹，他的债务从此消失了”。
不过必须说句公道话，只要希特勒有足够的钱能过舒服的生活而不必为工资薪水而劳动，他对于钱财总是不大在乎的。无论如何，从1930年开始，如果说他过去在个人收支上有什么需要担心发愁的话，这种担心从这时候起是永远不存在了，因为这一年他的版税收入比上年突然增加了两倍，达到约12000 美元之数，而且大企业方面的捐款也源源不绝而来。他现在能够把他全部过人的精力和才能用在完成他的使命上了。他最后夺取政权、在一个伟大的国家建立独裁政权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经济恐慌带来的机会
1929年快结束时，像一场大火一般席卷全世界的经济恐慌给阿道夫·希特勒送来了他的机会，他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像大多数伟大的革命家一样，他只有在时势困难的时候才能够有用武之地，最初是群众陷入失业、饥饿和绝望之中，后来是他们被战争冲昏头脑的时候。但是在历史上的革命家中间，他也有一点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那就是他打算在取得政治权力以后才实行他的革命。他不打算为了要夺取国家的控制权而实行革命。这一目标要靠选民的委托，或者靠国家的统治者的认可——总而言之，靠合乎宪法的手段——来实现。为了要取得选票，希特勒只有利用时势才行，而时势在30年代开始的时候又使德国人民陷于绝望之中。为了要取得当权者的支持，他必须使他们相信，只有他才能够把德国从多灾多难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在1930年到1933年的动乱年代里，这个狡猾而大胆的纳粹党领袖便重整旗鼓，着手实现这双重目标。现在回顾起来可以看出，当时的时局和那些曾经宣誓要忠诚地保卫他们所统治的民主共和国的少数人的软弱和混乱，都帮了希特勒的忙。但是在1930年开始的时候，这是一点[136] 也没有办法预见的。
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在1929年10月3 日去世。他在过去6 年中间，为了要使战败的德国回到世界大国的行列，为了指导德国人民走向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在外交部长的任上，由于费尽心力，终于积劳致死。他的成就不可胜计：他使德国参加了国际联盟，他谈判了道威斯计划和扬格计划，(奇*书*网.整*理*提*供)把赔款减到了德国能够从容偿付的水平，而且在1925年，他曾经是洛迦诺公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这个公约为西欧带来了它的饱受刀兵之灾和内争之苦的人民一个世代以来第一次尝到的太平宁静的局面。
在施特莱斯曼去世后3 星期，10月24日那一天，华尔街股票市场突然崩溃了。德国国内马上受到了影响——而且是灾难深重的影响。德国繁荣的基础一直是主要从美国那里借来的外债和对外贸易。一旦新债断绝，旧债到期，德国金融结构就无法承受这种负担。一旦在总萧条后世界贸易一蹶不振，德国就无法出口足够数量的东西来购买所需要的原料和粮食等必需的进口货。而没有出口，德国的工业就无法开工，它的产量从1929年到1932年几乎跌了一半。成百万的人失了业。成千上万的小企业破了产。1931年5 月奥地利最大的一家银行信贷银行宣告破产，接着在7 月13日破产的有德国一家大银行达姆施达特国家银行，这就迫使柏林政府勒令所有银行暂时停业。甚至胡佛总统提出的在7 月6 日生效的暂停偿付一切战时债务（包括德国赔款）
的创议也不能抑止这个浪潮。整个西方世界受到了一种其领导人所不能理解的、认为不是人力所及的力量的打击。在这么富裕繁荣的中途，怎么可能突然发生这种贫困和痛苦现象呢？
希特勒曾经预料到这场灾难，但是他同任何其他政治家一样，无法了解这场灾难是什么事情引起来的。也许他比别人更不了解，因为他对经济学既没有知识又没有兴趣。可是他对于经济恐慌给他送上门来的大好机会却不是没有兴趣或没有知识的。德国人民的苦难——不到10年以前马克贬值的惨痛经历留在他们生活上的创伤犹在——并没有引起他的同情。相反；在那个时期的最黯淡的日子里，当工厂停工，当失业登记人数超过600 万大关，当全国各大城市排队等候配给面包的人长达好几条街的时候，他居然能够在纳粹党报纸上这样写道：“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像这些日子这么舒坦，内心感到这么满意过。因为残酷的现实打开了千百万德国人的眼睛，使他们看清楚欺骗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史无前例的欺骗、撒谎和背叛行为。”他的同胞的苦难，不是他要浪[137] 费时间来表示同情的事情，而是他要冷酷地立即把它在政治上变成支持他自己的野心的力量。这就是他在1930年夏末着手要做的事。
德国最后一任社会民主党总理。支持魏玛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组成的最后一届政府的首脑赫尔曼·缪勒，由于各党派在失业保险基金问题上发生的争吵，于1930年3 月辞职。继任的是天主教中央党议会领袖海因里希·勃鲁宁。勃鲁宁在战时是一个机枪连的一名上尉，曾获得铁十字奖章，他在国会中表示的头脑冷静，保守稳健的观点颇得陆军，特别是一位名叫库特·冯·施莱彻尔的将军的好感。后者在当时还不大为外界所知，是一个爱好虚荣、精明能干、野心勃勃的“办公桌军官”，军界人士早已承认他是一个颇有才华但是寡廉鲜耻的阴谋家。他向冯·兴登堡总统提出了勃鲁宁的名字，因此新总理是个陆军提出的人选，虽然他本人可能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勃鲁宁为人正直，大公无私，谨慎谦虚，忠诚廉洁，性格上稍许有点严峻；他希望在德国能够恢复稳定的议会制政府，把国家从越来越萧条的经济恐慌和政治混乱中拯救出来。他在这样努力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却为德国民主政治掘了坟墓，从而无意中为阿道夫·希特勒的上台铺平了道路，这是这个用心善良、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者的悲剧。
勃鲁宁无法争取到国会中多数议员批准他的财政计划中的某些措施。他因此请求兴登堡援引宪法第四十八条，根据这一条规定的紧急权力由总统下令批准他的财政法案。议会的反应是通过了一项要求撤销总统命令的决议。
于是正当经济危机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时候，议会制政府却垮台了。为了找出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勃鲁宁在1930年7 月要求总统解散国会，在9 月14日举行新的选举。勃鲁宁怎么会指望在新的选举后可以在国会中得到稳定的多数，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找到解答。可是希特勒却认识到，他自己的机会出乎意料地提早出现了。
苦难深重的人民要求摆脱他们的困境。千百万失业者要求工作机会。小店主要求得到帮助。上次选举后达到投票年龄的400 万左右的青年人要求至少有个能谋得生活温饱的前途。希特勒在一次旋风式的竞选运动中向这些千百万处境困难、心怀不满的人们提出的保证，在他们看来似乎给他们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希望。他如果上台，将使德国恢复强大，拒付赔款，撕毁凡尔赛和约，肃清贪污，迫使金融巨头就范（特别是如果他们是犹太人的话），一[138] 定要做到使每个德国人都有工作和面包。那些绝望饥饿的人不仅希望得到救济，而且也希望得到新的信仰和新的神祗，对于他们来说，这种保证不是没有效力的。
希特勒抱的希望虽然已经够大的了，但是1930年9 月14日晚上揭晓的选举结果，却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两年前，他的党得了81万张选票，12个国会议席。这一次，他原来打算选票会增加3 倍，议席搞到50个，但是在这一天，纳粹党所得的选票增加到了6409600 张，可以取得国会中107 个席位。这样它就从国会中位居第九的最小党一跃而为第二大党。
在另外一个极端，共产党得票也增加了，从1928年的3265000 张选票增加到4592000票，国会议席从54席增加到77席。温和的中产阶级政党，除了天主教中央党以外，丧失了100 多万张选票，社会民主党也是如此，虽然选民总数增加了400 万。休根堡的右翼民族党的票数从400 万降到200 万。
很明显，纳粹党从其他中产阶级政党那里夺过来数百万拥护者。同样明显的是，从此以后，勃鲁宁——或其他任何人——要在国会中取得稳定多数比以前更加困难了。但是没有稳定多数，共和国怎么能够存在下去呢？
这是在1930年选举以后国家的两大支柱——陆军和大工业家金融家集团——越来越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两大支柱的领袖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共和国，除非是把它当作德国历史上一种暂时的不幸现象。在选举胜利的鼓舞下，希特勒开始转移注意力来争取这两个有势力的集团。我们已经知道，早在维也纳的时候，他从卡尔·卢格市长的政治手腕中，知道了把“有势力的、地位确立不移的机构”争取过来的重要性。
一年以前，在1929年3 月15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发表过一篇演讲，要求陆军重新考虑它敌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支持共和国的态度。
从事破坏的政党是没有前途的，拥有人民的力量、准备而且愿意同陆军联合起来以便有朝一日协助陆军保卫人民利益的政党才有前途。而在另一方面，我们至今仍看到我国陆军的军官还在煞费苦心地考虑能与社会民主主义合作到什么程度。可是，亲爱的先生们，难道你们真的相信，你们同那个以促使陆军赖以存在的一切基础归于解体为宗旨的哲学有任何共同之处吗？
这是想要争取陆军军官支持的一种巧妙的呼吁，他们大多数人都相信，而且希特勒现在也第一百次重复指出：他们现在所支[139] 持的、而且对军官阶层及其所代表的一切都毫无感情的共和国在背后戳了陆军一剑，把陆军出卖了。接着他用一种对于他将来要做的事情有预言性的话，警告军官们，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胜过了纳粹党人，他们会有什么下场。他说，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对于德国陆军，你们就可以写下：“德国陆军的末日”。因为到了那时，先生们，你们就必须成为政治工具？？你们到了那时可能成为那个政权和政治委员的刽子手，如果你们不听话，你们的妻儿将被囚禁。如果你们仍不听话，你们就会被一脚踢开，也许站在墙前就刑？？听到这场演讲的人比较少，但是为了要在陆军人士之间广为宣传这篇演讲，《人民观察家报》发行了专门供陆军阅读的特刊，逐字逐句地刊登了这篇演讲。纳粹党最近发行的一家军事月刊《德国国防精神》还发表文章加以详细评述。
在1927年的时候，陆军曾经禁止征募纳粹党人参加10万人组成的国防军，甚至还禁止雇用纳粹党人在军火库、兵站中担任文职工作。但是到1930年年初，事情已经变得很明显，纳粹党的宣传在陆军里，特别是在年轻军官中间颇有进展，许多年轻军官不仅为希特勒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吸引，而且也为他所展示的前途所吸引，这个前途就是，陆军将恢复昔日的光荣和规模，那样，他们就有提升的前程，而在目前这样小的规模的一支陆军中，他们是没有这种指望的。
纳粹党打入各军种的情况日趋严重，终于使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格罗纳将军于1930年1 月22日发布一项命令，其中提到7 年前在啤酒馆政变前夕冯·西克特将军曾经对陆军发出过的一个类似的警告。他宣称，纳粹党一心想夺取政权。“他们因此讨好国防军。他们为了利用国防军来实现他们党的政治目标，企图哄我们［相信]，只有国家社会党代表真正的民族力量。”他要求军人不问政治，超然于一切党争之外来“为国家服务”。
有些年轻的国防军军官却过问了政治——至少过问了纳粹党的政治。这一点不久就暴露出来，而且在德国引起了吵嚷，在军官团最高级军官中间引起了分歧，而在纳粹党的阵营中却引起了高兴。
1930年春季，乌尔姆卫戍部队有3 名年轻的尉官卢丁、施林格和温特被捕，因为他们在军队里宣传纳粹理论，企图劝诱其他军官答应：一旦发生纳粹党武装起事，他们不向起事者开枪。这后面一项罪名是叛国大罪，但是格罗纳将军不想把军队里有叛国行为这件事声张出去，企图把事情掩饰过去，他安排让被告在军事法庭上[140]只受违犯军纪的审判。可是施林格中尉却满不在乎，他偷偷地向《人民观察家报》投了一篇煽动性的文章，使得格罗纳将军的打算落了空。
1930年9 月选举中纳粹党获得胜利后一星期，这3 个尉官被解到莱比锡最高法院受叛国罪审判。他们的辩护律师中间有两个刚刚出名的纳粹律师汉斯·弗朗克和卡尔·沙克博士。* 但是在审讯时吸引人们注意的不是律师，也不是被告，而是阿道夫·希特勒。弗朗克召他来做见证人。他的出庭是一种有意的冒险。要是抛弃这3个中尉不顾，是相当难堪的事。这3个中尉的活动证明了陆军中纳粹党的影响的增长，而这正是希特勒所不希望予以打击的。但是，纳粹党要篡夺陆军的活动被揭露出来也是相当难堪的事。而且，检察方面控诉纳粹党是个一心一意要用武力推翻政府的革命组织，这件事对于希恃勒的目前策略也是不利的。为了要否认这最后一个指责，希特勒同弗朗克安排好，要出庭为被告作证。但是在实际上，元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得多的目标。那就是，作为一个刚刚在选举中获得了惊人胜利的政治运动的领袖，他要向陆军，特别是陆军的领导军官保证，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对国防军来说，不仅不是像这3 个纳粹党尉官案件所表示的那样是一种威胁，而且实际上是国防军的救星，也是德国的救星。
证人席成了向全国发言的讲坛。在这里，希特勒充分利用了他的辩论才能和巧妙的政治手腕。如果说他的精彩表现是尽欺骗之能事的话——事实上就是如此——那么在德国似乎很少有人识破的，即使在将军们中间也很少有人识破这一点。希特勒巴结地向法庭（和军官们）保证，冲锋队也好，纳粹党也好，都不反对陆军。“我一直抱有这种看法，”他宣布，“任何要想取代陆军的尝试都是发神经病。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取代陆军？？我们将努力做到，在我们执政以后，以目前的国防军为基础，一支伟大的德国人民的军队将会兴起。”
他再三向法庭（和将军们）重申，纳粹党只想通过合乎宪法的手段取得政权，这3 个年轻军官如果期望会发生武装叛乱的话，那是他们自己弄错了。
我们的运动不需要暴力。总有一天，德国人民会了解我们的理想；到了那时，3500万德国人将站在我的后面？？当我们有了宪法授予的权利以后，我们就将按照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式组成国家。
法庭庭长：这也是通过合乎宪法的手段吗？
希特勒：是的。[141] 但是，希特勒讲话的主要对象虽然是陆军和德国国内其他保守分子，他还得考虑一下他自己党徒们的革命要求。他不能使他们失望，像他已经使3 个被告失望一样。因此，当法庭庭长提到他在1923年举行政变失败前一个月说的一句话“人头将会落地”的时候，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庭长问，这位纳粹党领袖今天是不是否认这句话了？他马上回答道：我可以向你保证，当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这场斗争中取胜的时候，届时将会有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法庭。那时，1918年11月的革命将会受到报复，人头将会落地！没有人能够说，希特勒对于一旦他上台以后要做的事情没有事先提出警告，但是当时法庭中的听众显然很欢迎他的这番威胁，他们以热烈和持久的鼓掌来表示欢迎。而且虽然庭长对鼓掌打断审讯的进行提出非难，但是不论庭长还是公共检察官都没有对这句话提出异议。这句话在德国全国各地的报纸上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报纸上成了轰动一时的头条新闻。在希特勒发言所引起的兴奋刺激情绪中，原来的案件倒反而无人注意了。这3 个年轻的军官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热情遭到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最高领袖本人的否认，结果被判定犯有叛国阴谋，处以18个月的炮台禁闭。这个判决算是轻的，在共和的德国，对叛国罪的严厉判决是保留给那些支持共和国的人的。* 在德国人不可挽回地走向第三帝国的道路上，1930年9 月是一个转折点。纳粹党在全国选举中获得惊人胜利一事，不仅说服了千百万普通人民，也说服了企业界和陆军中的领袖人物：现在也许的确出现了一种无可阻挡的趋势。他们可能不喜欢纳粹党的煽惑人心的做法和它粗鄙下流的作风，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却唤起了在共和国头十年中曾经受到这么严重压抑的德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传统感情。官答应领导德国人民摆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摆脱民主政体的软弱无能。最重要的是，它已经在全国造成了燎原之势，影响盛极一时。
由于这一点，也由于希特勒在莱比锡审讯时对陆军方面所作的公开保
证，有些将军开始考虑，国家社会主义可能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用来团结人民，恢复德国原来的地位，再一次使德国军队成为一支强大和伟大的军队，使国家摆脱丧权辱国的[142] 凡尔赛和约的桎梏。最高法庭庭长曾经问希特勒，他不断提到的“德国民族革命”指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希特勒的回答使这些将军们感到很高兴，“这指的仅仅是，”希特勒说，“拯救我们今天的被奴役的德意志民族。德国的手足受到和约的束缚？？国家社会党并不认为和约是法律，而是用强制办法加在德国身上的东西。我们认为，完全无辜的未来一代不应该承受这种负担。如果我们尽我们一切力量反对这些条约，我们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也是军官团的看法。军官团的一些上层军官曾经激烈地批评过国防部长格罗纳将军，因为他竟让最高法院审判3 个尉官。最近卸任的总司令，夏恩霍斯特和格奈斯瑙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一般公认是战后德国陆军天才将领的冯·西克特将军曾经对格罗纳表示，这打击了军官团内部的团结精神。
不久即将担任参谋总长、以后在这部历史中还要成为更加重要人物的路德维希·贝克上校，在1930年的时候是这3 个尉官所属的驻在乌尔姆的第五炮兵团团长。他不仅激烈地抗议他的上级逮捕这3 个尉官，而且还在莱比锡出庭为他们作证。
现在审讯既已结束，希特勒也讲过话了，将军们对于他们原来认为是对陆军的一种威胁的运动，态度也就和善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曾经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谈到，这个纳粹党领袖在莱比锡的发言对军官团有什么意义。他说，在此以前，高级军官们都认为希特勒企图破坏陆军，而在此以后，他们就感到放心了。
冯·西克特将军本人在193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后曾经公开与希特勒合作过一阵子，而且在1932年要求他的姊姊在总统选举中投希特勒的票，而不投他的老上司兴登堡的票。
德国陆军军官们在政治上的盲目短见已经开始有所发展和表现，这在最后将证明对他们是个致命伤。
工业界和金融界的巨头们在政治上的愚蠢不亚于将军们，他们错误地以为只要付给希特勒足够的金钱就能把他笼络住，一旦他当权之后，就会按他们的命令办事。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在20年代还把他看成是个奥地利的暴发户，但是在纳粹党在1930年9 月选举中获得惊人胜利后，企业界的领袖人物逐渐意识到，这个暴发户很可能接掌德国的控制权。
据瓦尔特·丰克在纽伦堡作证时说，到1931年的时候，“我的工业界朋友和我相信，在不太遥远的将来，纳粹党就会上台”。
丰克是个油光满面、目无定睛、大腹便便的矮胖子，他的脸[143] 总叫作者想起一只青蛙来。他在这一年的夏天放弃了德国金融界著名报纸《柏林交易所日报》主编这个好差使，当了纳粹党和一些企业界重要领袖人物之间的牵线人。他在纽伦堡说，他的好几个工业界朋友，特别是那些在莱因兰大煤矿企业中有地位的朋友，要求他参加纳粹运动“以便说服该党采取私人企业的方针”。
在那个时候，党的领导方面在经济政策问题上有着完全自相矛盾和混乱的看法。我企图这样来完成我的使命：亲自使元首和党相信，应该承认，私人的首创精神、企业家的独立自主、自由企业的创造性力量等等是党的基本经济政策。元首本人在同我和我所介绍的工业界领袖人物会谈时一再强调，他是国营经济的敌人，所谓“计划经济”的敌人，他认为，为了要争取最高产量，自由企业和自由竞争是绝对必要的。据希特勒的这位未来国家银行总裁和经济部长说，当时希特勒开始会见德国国内掌握经济命脉的一些人物，并且向他们说了一些多少是他们喜欢听的话。党需要巨额经费来从事竞选，支付大规模的频繁的宣传费用，发给成千上百的专职人员薪水和维持冲锋队和党卫队这些私人军队。冲锋队和党卫队到1930年年底已有1Ｏ万多人，成了一支比国防军还要大的部队。企业家和银行家并不是唯一的经费来源，因为党在党费、资产、募捐以及党报书刊的销售方面也能筹到相当可观的款项，但是企业家和银行家是最大的经费来源。他们给纳粹党的钱愈多，他们可以给迄今为止他们所支持的其他保守党派的钱也愈少。
先是担任希特勒纳粹党的新闻发布官，后来担任国家新闻发布官的奥托·狄特里希说：“1931年夏天元首突然决定有步骤地努力讨好有势力的工业界巨头。”
这些巨头是谁呢？
他们的姓名是个秘密，除了元首周围的核心圈子以外，对谁都保守秘密。
党得耍两面把戏。一方面，它不得不让施特拉塞、戈培尔、怪物弗德尔用国家社会党人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对金融巨头的叫喊来欺骗群众。另一方面，党的经费得从那些有不竭来源的人那里骗来。据狄特里希说，在1931年下半年，希特勒“走遍整个德国，同重要的［企业界］人士私下会谈”。
为了保守秘密起见，这些会谈甚至要到“一些人迹不到的森林中去举行。”
狄特里希解释道，“保守秘密是绝对必要的；绝不能让报界有捣蛋的机会。否则就会影响到会谈的成功。”
因此，在纳粹党的政治中，就出现了一种几乎滑稽可笑的忽左忽右现象。
有一次在1930年秋天，施特拉塞、弗德尔、弗立克在国会中代表纳粹党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对所有利率都规定一个4 ％的最高限额，无偿征用“银行和股票交易所巨头”以及所有“东方犹太人”的财产，将大银行收归国有。希特勒大为震怒：因为这不仅是布尔什维未义，而且是党在经济上的自杀行为。
他立即命令党撤回这个法案。共产党这时却重新提出这个法案，一字不易。
希特勒命令他的党投反对票。
我们从战后在纽伦堡监狱中对丰克的侦讯中知道，希特勒所结交的“有势力的工业界巨头”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谁。艾米尔·“寇道夫是个痛恨工会的煤矿大王，负责掌管西德矿业界募集的一笔名叫“鲁尔金库”的政治贿赂基金，他是在1929年纳粹党代表大会上被希特勒拉拢过去的。钢铁托拉斯头子弗里茨·蒂森捐款还要早一些，他后来对他的错误后悔不止，终于写了一本书，叫做《我为希特勒出资》。他最初是在1923年在慕尼黑遇见这个纳粹党领袖的，初次见面就被后者口若悬河的辩才所征服了，于是通过鲁登道夫第一次向当时还不大为人所知的纳粹党捐了10万金马克（合2.5 万美元）。
继蒂森之后的是艾伯特。伏格勒，他也是联合钢铁公司的一个巨头。事实上，煤钢企业是工业界人士方面帮助希特勒在1930年到1933年期间克服他取得政权的最后障碍的主要经费来源。
但是丰克还提到了其他一些工业和企业，它们的董事不希望在希特勒一旦成功后受到冷淡。这些工业和企业的名单很长，但是远远谈不上完全，因为丰克到纽伦堡审讯时，记忆力已经很差了。这一名单包括伊·格·法本公司这家化学工业大卡特尔的主要董事之一格奥尔格·冯·施尼茨勒、钾碱工业的奥古斯特·罗斯特格和奥古斯特·狄恩（丰克谈到了该工业的“对元首的积极态度”）、汉堡—美洲航运公司的古诺、中德的褐煤工业、康蒂橡胶工业、科隆大工业家奥托·沃尔夫、在扶植希特勒上台的最后活动中将起关键作用的科隆银行家库特·冯·施罗德男爵、一些主要银行（其中有德意志银行、商业私营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德意志信贷公司）以及德意志的一家最大保险公司联盟保险公司。
希特勒的主要经济顾问之一威廉·凯普勒介绍了一些南德工业家，并且组织了一个奇特的企业家团体，来支持党卫队头子希姆莱。这个团体名叫“经济之友会”，后来一般都称为“党卫队长[145] ［即希姆莱］之友会”，这个团体筹集了好几百万马克专供这个匪徒“研究”亚利安人起源之用。希特勒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之初就得到慕尼黑有钱的出版商雨果·勃鲁克曼和钢琴制造商卡尔·贝希施坦因在经济上——以及社会上——的帮助。这两个人的太太对这个初露头角的年轻纳粹党领袖都颇为垂青。希特勒就是在贝希施坦因的柏林宅邸中首次见到这许多企业界和军界的领袖人物的，也就是在那里，他们举行过一些有决定意义的秘密会议，终于导致希特勒当上了总理。
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企业家在纳粹党在1930年选举中获得胜利后就马上支持希特勒的。丰克提到，大电气公司西门子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的态度就很冷淡，军火大王克虏伯·冯·波伦一哈尔巴赫也是如此。弗里茨·蒂森在他的忏悔中说，克虏伯是希特勒的“激烈反对者”，到兴登堡任命他为总理之前，克虏伯还向老元帅提出紧急警告，叫他不要犯这种错误。但是，克虏伯不久就看出了苗头，很快就变成了——用忏悔的蒂森的话来说——“一个超级纳粹党人”。因此，事情很显然，希特勒在最后努力夺取政权的时候，已经得到相当大的一部分德国企业界的大量经济支援。在1933年1 月以前的最后3 年之中，银行家和企业家们到底向纳粹党捐助了多少款项，这一点从来没有弄清楚过。丰克说，可能不超过“一二百万马克”。蒂森估计1 年有200 万；他说他本人就给过100 万马克。但是从这些日子里党的手头总是不乏大笔款项来看（尽管戈培尔抱怨钱一直不够花），企业界的捐赠总数肯定要比上述这些估计多好几倍。这些捐赠对于这些政治上幼稚无知的企业家究竟有些什么好处，本书以后邵将谈到。这些人中间，当时最热心的一个，也就是后来感到幻灭最剧烈的一个，是沙赫特博士，他于1930年因为反对扬格计划而辞去了国家银行总裁一职，同年遇见了戈林，1931年会见了希特勒，此后两年就贡献了全部能力来使元首接近他的银行界和工业界伪朋友，更进一步靠近总理职位这个大目标。到1932年，这个对于第三帝国的建立和它的初期成就所起的作用后来证明是无限之大的经济奇才写信给希特勒说：“目前的情况如果发展下去，只会导致您担任总理，关于这一点，我毫无疑问？？您的运动有着一种非常有力的内在真理和必要性，因此您不久必将获得胜利？？不论我将来由于工作关系身在何处，即使有朝一日您可能发现我被囚炮台，但是您可以永远把我当作您的忠诚拥护者。”写着这些话的两封信中有一封结尾时用的是“向您高呼‘万岁’”。纳粹运动“非常有力的真理”之一，希特勒是从来不保守秘[146] 密的：一旦党控制了德国，它将扼杀德国人的个人自由，包括沙赫特博士和他的企业界朋友的个人自由在内。这个态度温文尔雅的国家银行总裁（在希特勒上台后他再度出任此职）和他在工业界和金融界的朋友过了好久才觉悟到这一点。这部历史正如所有历史一样，自始至终充满了命运的意外播弄，因此过不了很长时候，沙赫特博士就以事实证明，他自己不仅是关于希特勒担任总理一事的先知，而且也是元首把他监禁起来一事的先知——不过不是在炮台中，而是在集中营中，这只有更糟糕；同时他也不是作为希特勒的“忠诚拥护者”（在这一点上他没有说对），而是以相反的身份。
到1931年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在党内已经纠集了一批狂热的不择手段的人，他们将协助他最后取得政权而且（除了一个例外）将在第三帝国存在的期间在他身旁协助他维持政权，虽然其中另一个他最最亲近的，也许是最最能干和残忍的，并没有能活过纳粹政府的第二年。在这个时期里，有5 个人的地位超过其余徒众。这5 个人是施特拉塞、罗姆、戈林、戈培尔和弗立克。
戈林是在共产党协助右翼政党在国会通过了一项政治大赦令后，在1927年年底回到德国的。自从1923年政变以来，他的大部分流亡生活是在瑞典度过的。他在瑞典的兰格勃罗疗养院戒掉了吸毒的恶习，病愈后在一家瑞典飞机制造公司供职，这个勇敢而英俊的世界大战英雄这时身体已经发胖，但是仍旧精力旺盛，生气勃勃。他在柏林巴登大街租了一套小而精致的单身汉么寓（他所眷爱的患有癫痫症的妻子这时又患上了肺结核，留在瑞典养病），一方面担任一些飞机公司和汉莎航空公司的顾问，一方面建立社会关系。这种关系范围很广，从前黑森王太子菲利普亲王（他娶了意大利国王的女儿玛法尔达公主为妻）到弗里茨·蒂森和其他企业界巨头为止，其中还包括一些陆军高级军官。
这些关系正是希特勒所缺少的和需要的关系，因此戈林不久就积极介绍纳粹党领袖同他的朋友相识。在上层阶级的圈子中法除一些褐衫党徒所发出的恶臭。1928年，希特勒选戈林为在国会内代表纳粹党的12名议员之一，在1932年纳粹党成为第一大党时，戈林也就成了国会议长。正是在国会议长官邸中，举行了许多次会谈，策划了许多次阴谋，最后终于导致纳粹党的最后胜利；也正是在这里——稍许说得远一些——策划了一个计划，使得希特勒在当了总理后能够长久坐稳江山，这个计划就是纵火焚毁国会。
恩斯特·罗姆在1925年与希特勒闹翻后不久就去参加玻利[147] 维亚军队，当了一名中校。到1930年年底时，希特勒请他回来，重新担任冲锋队的领导工作，当时冲锋队已不大听话了。冲锋队员，甚至一些队长，显然相信纳粹党将用暴力来进行革命，因此越来越经常地在街头闹事，同政治敌人捣乱，甚至暗杀他们。每次选举，不论是全国选举，还是邦选举或市选举，没有不发生街头殴斗惨剧的。
这里必须顺便提起一桩这样的殴斗事件，因为它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最伟大的烈士。柏林冲锋队有一个名叫霍尔斯特·威塞尔的小队长，他是一个新教牧师的儿子，弃家逃学出走后，在贫民窟中同一个以前的妓女同居，一生为纳粹主义当打手。许多反纳粹分子总是认为这个青年是靠拉皮条为生的，虽然这种说法不免有点夸张。不过他肯定是同乌龟和妓女厮混的人。他在1930年2 月间被一些共产党人所暗害，要不是因为他写了一首歌的曲子和歌词，他也会像街头殴斗中双方都有牺牲的好几百人一样，就此默默无闻。这首歌叫《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在他死后马上就成了纳粹党歌，后来成了第三帝国除了《德意志高于一切》以外的第二国歌。霍尔斯特·威塞尔本人则由于戈培尔博士的巧妙宣传，成了纳粹运动的伟大神话英雄之一，被捧为一个为了事业献出生命的纯粹理想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