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于6 月28日星期四离开柏林前往埃森，去参加当地一个纳粹党领袖约瑟夫·特波文的婚礼。这次旅行及其目的很难说明他当时是感到有场严重危机迫在眉睫。同一天，戈林和希姆莱命令党卫队的特遣队和“戈林警察”
处在准备状态。由于希特勒不在柏林，他们显然认为可以放手自由行动了。
第二天6 月29日，元首视察了威斯特伐利亚的劳动服役营，下午回到莱因河畔的戈德斯堡，下榻在一个战时老战友德莱森在河畔开设的旅舍。那天晚上，戈培尔到了戈德斯堡，在这以前，他似乎一直在犹豫不决，不知投向哪一边好，事实上，他一直与罗姆保持着秘密联系。这时他终于打定了主意，向希特勒报告了希特勒后来称之为来自柏林的“逼人情报”。卡尔·恩斯特已经动员了冲锋队。恩斯特原来是旅馆茶房，后来又在一家有相公癖者时常光顾的咖啡馆中当保镳，罗姆看中了他，让他当了柏林冲锋队长。他虽然长得俊秀，但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当时相信，而且在24小时左右内死去以前也相信，他遇到了右派的政变，他要高呼“希特勒万岁”而死去。
希特勒后来说，直到这个时候——6 月29日为止——他只决定要“剥夺参谋长（罗姆）的职务，暂时把他看管起来，逮捕一部分罪证确凿的冲锋队长？？而且要向其他队长发出诚挚的呼吁，命令他们回来值勤”。
但是[ 他在7 月13日在国会中说] ？？在夜里一点钟，我接到柏林和慕尼黑来的两份关于紧急集合的急电：第一份电报说，在柏林方面，已下令在下午4 点紧急集合，5 点钟要采取行动，先是进行突击，占领政府各部？？第二份电报说，在慕尼黑方面已经向冲锋队发出紧急集合令，在晚上9 点钟集合？？这是造反！？？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作出一个决定？？只有无情的流血的镇压也许还能防止反叛的扩大？？
清晨2 点钟，我飞往慕尼黑。
希特勒从来没有透露过这两份“急电”是从谁那里发来的，但是不言而喻，“急电”是戈林和希姆莱发出的。可以肯定的是，其[221] 中情况是过于夸大了。在柏林方面，冲锋队长恩斯待所想到的最激烈措施不过是在那个星期六同他的新娘驱车前往不来梅，以便搭船到马德拉度蜜月。至于在南方，冲锋队“阴谋家”集中在哪里呢？
6 月30日清晨2 时，当希特勒在戈培尔伴同下从波恩附近的汉格拉机场起飞的时候，罗姆上尉和他的冲锋队部下还在特格恩西湖畔维西小城的汉斯尔包尔旅馆的房间中高枕酣睡。西里西亚冲锋队长埃德蒙·海因斯是个判过刑的杀人凶犯，著名的有相公癖者，身体魁梧，像个钢琴搬运工人，但是却有一张女孩子气的脸。他正搂着一个小伙子睡在一张床上。从罗姆把他的卫队留在慕尼黑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些冲锋队头子们一点也没有准备举行反叛。看来，他们寻欢作乐的迹象很不少，阴谋叛乱的证据却没有。
希特勒和他的几个随行人员（包括他的新闻秘书奥托·狄特里希，平庸但是忠诚的汉诺威冲锋队长维克多·卢策这时也参加进来了）于6 月30日星期日上午4 时在慕尼黑着陆，发现已经采取了行动。原来纳粹党党内法庭调查解决委员会负责人瓦尔特·布赫少校和巴伐利亚邦内政部长阿道夫·瓦格纳在从前被判过刑的、同希特勒争夺过吉莉·拉包尔的艾米尔·莫里斯和马贩子出身、前舞场保镳克里斯蒂安·韦伯这样的希特勒老同伴的协助下，已经逮捕了慕尼黑的冲锋队头子，包括冲锋队邦队长施奈德休勃，后者又兼任慕尼黑的警察局长。希特勒现在把他的怒气发作到歇斯底里的状态，他在内政部看到了这些囚犯。他大步走到前陆军上校施奈德休勃前面，撕下他的纳粹肩章，责骂他“叛国”。
天刚蒙蒙亮，希特勒一行就坐了一长列汽车离开慕尼黑到维西去。他们发现罗姆和他的朋友们在汉斯尔包尔旅馆还高卧未起。他们粗暴地弄醒了他们。海因斯和他那年轻的男宠被拉下床来，押到旅馆外面，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就地枪决。据奥托·狄特里希的记述，元首单独走进罗姆的房间，把他痛骂了一顿，下令把他带到慕尼黑，关在施塔德尔海姆监狱，这个冲锋队头子在1923年参加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失败后曾在这里服过刑。这两个朋友对于第三帝国的建立，对于第三帝国的恐怖和堕落，比任何其他人起的作用都大，他们虽然经常意见相左，但是在发生危机、遭到失败、感到失望的时候却总是站在一起的。在历经14年的艰辛患难之后，他们现在终于分手了。为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效劳的这个满脸伤疤、性格暴躁的打手，就这样结束了他惹事生非的一生。
希特勒吩咐手下把一支手枪留在他的老同志的桌上，他显然认为这个最后的举动是够朋友的。但是罗姆不愿用这支手枪。据说他这么说：“如果要杀死我，让阿道夫自己来杀吧。”据23年后1957年5 月在慕尼黑战后审判中一个警官的目击证词说，两个党[222] 卫队军官进了牢房，对准罗姆开枪。
这个证人说：“罗姆当时想说话，但是党卫队军官禁止他开口。于是罗姆就站得笔直——他上身给脱光了——露出满脸轻蔑的神色。”* 他就这样死去了，死况之暴烈不下于他生前的作为，对于他曾经出了很大力气帮助达到任何其他德国人所从未达到过的那么高地位的那个朋友，只有轻蔑的份儿，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像那一天横遭杀戮的好几百个人一样——比如施奈德休勃，据说他当时大声说：“各位先生，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请对准开枪吧。”——他一点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清楚，为什么发生这件事，唯一清楚的是，这是一桩背叛朋友的行为，但是他万万想不到居然是阿道夫·希特勒干的，虽然他一生之中一直是生活在这种行为的中间，而且自己也经常干这种勾当。与此同时，在柏林，戈林和希姆莱也忙得够呛。他们一共搜捕了150 名左右冲锋队长，排在利希特菲尔德士官学校的一道墙前，由希姆莱党卫队和戈林特别警察所组成的行刑队枪决。
被枪决的人中有卡尔·恩斯特，他的汽车驶近不来梅时，他的蜜月旅行就被持枪的党卫队人员打断了。他的新娘和司机受了伤；他本人被打得失去知觉，用飞机送回柏林就刑。
在这个血腥的夏天周末横遭非命的不仅仅有冲锋队人员。在6 月30日早晨，在柏林郊外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别墅门口，有一小队穿便衣的党卫队人员在按门铃。当将军闻声前来开门时，就当场被击毙了，他身后的新婚只有18个月的妻子——他以前一直独身未娶——也当场被杀。施莱彻尔的好友库特·冯·布莱多夫将军那天晚上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是星期六中午在他的柏林寓所被捕的，几小时后根据戈林的亲自命令在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秘密警察狱中被杀。
巴本比较幸运。他侥幸躲过了一死。但是他的办公室被党卫队搜查，他的主要秘书包斯在办公桌旁被击毙，他的秘密合作者埃德加·荣格先几天前已被秘密警察逮捕，被杀死在狱中，另一个合作者天主教行动组织领袖埃里希·克劳斯纳在交通部办公室[223] 中被杀。巴本的其余工作人员，包括私人秘书斯托青根男爵夫人在内，都被投入集中营。当巴本前去向当时已没有功夫说废话的戈林表示抗议时，据巴本后来追述，戈林“多少可以说”是向巴本下了逐客令，把他软禁在他的别墅中，外面有武装的党卫队重兵把守，割断了电话线，并且禁止巴本同外界有任何联系——这真是辱上加辱，但是，这位德国副总理居然厚着脸皮受了下来。因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竟再次屈尊，从杀死他的朋友的纳粹党人手中接受了德国驻维也纳公使的新职。当时纳粹党人刚刚在那里暗杀了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
“在这次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杀，这个数字一直没有确定过。希特勒7 月13日在国会发言时宣布枪决了61人，其中包括19名“冲锋队高级领袖”，还有13人因“拒捕”被杀，3 人“自杀”——总共77人。德国流亡者在巴黎出版的《清洗白皮书》中说有401 人被杀，但它只举出了其中116 人的姓名。1957年在慕尼黑审判时，提出的数字是“1000多人”。
许多人纯粹是由于过去反对过希特勒因而受到报复被害的，有的人则显然是因为知道内慕情况大多因而被杀灭口的，至少还有一个人是因为被弄错了人而冤枉死去的。我们在前章已经讲到过古斯塔夫·冯·卡尔镇压1923年啤酒馆政变的事情，卡尔从此以后就一直退隐不问政治。但是他的尸体却被发现在达豪附近的一个沼泽中，显然是用利斧砍死的。希特勒没有忘记他，也没有原谅他。希罗尼摩斯派神父伯恩哈德·施丹佛尔曾经帮助编写《我的奋斗》，后来大概把他所知道的希特勒情人吉莉·拉包尔如何自杀的内情传布得太广了，他的尸体出现在慕尼黑附近的哈拉青森林中，脖子折断，心房中了3 颗子弹。海登说，杀他的一帮凶手是由曾经向吉莉·拉包尔求过爱的老犯人艾米尔·莫里斯带领的。其他“知道内情太多”的人，还包括3 个冲锋队员，据信他们是恩斯特火烧国会案中的同谋犯。他们同恩斯特一起被杀。
还有一个被杀的人值得一提。慕尼黑著名大报《慕尼黑新消息报》的著名音乐批评家维利·施密德博士6 月30日晚上7 点20分在慕尼黑沙克街他的寓所书房中拉大提琴，他的妻子在准备晚餐，他们的9 岁、8 岁和两岁的3 个孩子在客厅里玩着。门铃刚响，就有4 个党卫队员出现，他们不问情由就把施密德博士架走。4 天以后，他的尸体放在棺材中抬回来，同时带来了秘密警察头子的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打开棺材，原来党卫队暴徒把从来不过问政治的维利·施密德博士误认为当地一个冲锋队长维利·施密德了，而后者也由另外一队党卫队逮捕枪决了。*[224]究竟有没有反对希特勒的阴谋活动？关于这一点，只有他的片面之词，见请官方公报和7月13 日他在国会的演说。他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证据。罗姆生前从来没有隐讳过他要想使冲锋队成为新军队的核心和由他领导新军队的野心。关于这一点，他肯定同施莱彻尔是有联系的，这最初是在后者担任总理的时候讨论过的。据希特勒的说法，施特拉塞也许也“被拉进来了”。
但是这种谈论肯定不能构成叛国大罪。希特勒本人同施特拉塞也有联系，据奥托·施特拉塞说，在6 月初还向施特拉塞表示愿意让他当经济部长。
起先，希特勒指责罗姆和施莱彻尔想寻找某个“外国”——显然指法国——的支持，并且指责冯·布莱多夫将军是“外国政策”的中间人。这是控诉他们是“卖国贼”的一部分罪状。虽然希特勒在国会演说中重又提出这些指责，并且用讥刺的口气谈到“一个外国外交官[ 不可能不是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庞赛] 辩称同罗姆和施莱彻尔的会见是完全没有不良企图的”，他还是提不出证据来证实他的指责。他强词夺理地说，第三帝国中任何一个负责的德国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即使去看看外国的外交官，就足以构成罪行。
如果德国有3 个卖国贼安排？？同1 个外国政治家会晤？？并且嘱咐别人不要让我知道这次会晤的消息，那么我就要把这种人枪决，即使他们能够证明，在这次对我保守秘密的会晤中他们所谈的不过是气候、古钱之类的话题。
当弗朗索瓦—庞赛强烈抗议那种说他也参与了罗姆“阴谋”的暗示时，德国外交部正式通知法国政府说，这种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德国政府希望大使依然留任。事实也的确如此，作者本人可以作证，弗朗索瓦一庞赛以后同希特勒的个人关系，继续比任何其他民主国家使节为好。
在开头发表的一些公报中，特别是在元首的新闻秘书奥托·狄特里希提供给公众的一份令人心惊胆战的目击者记述中，甚至在希特勒的国会演讲中，对于罗姆和其他被杀的冲锋队领袖的道[225] 德堕落情况谈得很多。狄特里希说，在维西的旅馆床上逮捕海因斯和一个小伙子时的场面是“不堪描述的”，希特勒进行了头一批处决后，6 月30日中午在慕尼黑向剩余的冲锋队长们讲话时也说，这些人仅仅从道德堕落这一点来说就罪该一死了。
但是希特勒从纳粹党成立之初起就一直知道，他的最亲信和最重要的跟随者之中有很大一批人是性变态者，是判过罪的杀人犯。例如，海因斯常常派冲锋队到德国各处为他寻找合意的男宠，是家喻户晓的事情。这种事情，希特勒过去不仅容忍下来，而且还为他们辩护；他曾经不止一次告诫他的党内同志对于一个人的个人道德不要过分挑剔，只要他是纳粹运动的狂热战士就行了。而现在，1934年6 月30日，他却表示：他的一些老部下的道德堕落情况使他大吃一惊。到7 月1 日星期日下午，人已经杀得差不多了。希特勒在前一天晚上已经从慕尼黑飞返柏林，这时在总理府花园中举行茶会。星期一，兴登堡总统对希特勒的“及时扑灭叛国案和拯救德国人民免于大难的坚决行动和个人的豪侠表现”表示感谢。他并且对戈林在镇压“叛国案”中的“有力的和成功的行动”表示祝贺。星期二，冯·勃洛姆堡将军代表内阁向总理表示祝贺，使这次杀戮“合法化”，说这是“保卫国家”的必要措施。
勃洛姆堡并且向全军发布命令，表示陆军总司令部对于时局趋向感到满意，并且保证建立“与新冲锋队的融洽关系”。
没有疑问，陆军对它的敌手冲锋队的被消灭，当然是感到高兴的，但是一个军官团竟然默许而且公开赞扬政府进行德国历史上空前的一场屠杀，而在这场屠杀中，军官团自己的两名领导军官冯·施莱彻尔将军和冯·布莱多夫将军被诬为卖国贼而被悍然杀害，那么它还有什么荣誉可言呢？——更不用说面子了。只有85岁的陆军元帅冯·马肯森和前陆军总司令冯·哈麦施坦因将军出来抗议这次对他们两个袍泽的杀害和对他们两人提出的叛国罪名。* 军官团的这一行为是德国陆军史上的一个极大污点；这也是陆军目光短浅到今人难以置信程度的标志。[226] 这些将军们同希特勒在1934年6 月30日的违法乱纪行为沆瀣一气，甚至可以说是同杀人匪徒的行为沆瀣一气，就使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他们以后就永远不能反对纳粹党将来在国内的恐怖行为，不仅如此，即使这种行为是针对国境以外，甚至是针对他们自己人时，他们也无法反对。因为陆军支持了希特勒的这一狂妄要求：他就是法律。或者按照他在7 月13日的国会演讲中的说法：“如果有人责备我，问我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法庭，那么我只能说：在这个时刻，我要对德国人民的命运负责，因此我就是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ｏｂｅｒｓｔｅｒ 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ｈｅｒｒ）。”而且希特勒还另外补充了一句：“将来人人都必须知道，如果有人竟敢举起手来打击国家，那么他的下场肯定是死路一条。”这个警告在以后整整十年中几乎一直伴随着这些将军们，直到他们之中终于有人奋不顾身，胆敢举起手来打击他们的“最高法官”。
此外，军官团以为，在6 月30日那一天，他们终于一劳永逸地除去了纳粹运动对他们的传统特权和权力的威胁，这种想法也是自欺欺人的。因为除去了一个冲锋队，又来了一个党卫队。7 月26日，党卫队因为执行处决有功，脱离冲锋队而独立，由希姆莱担任全国领袖，只听命于希特勒一人。没有多久，这支纪律严明得多的忠实部队的力量就大大超过了当初冲锋队的力量，而且作为陆军的对头，罗姆的褐衫队所做不到的，它却做到了。
但是在目前这个时刻，将军们却踌躇满志，颇为自信。因为希特勒在7 月13日的国会演说中重申，陆军将继续是“武器的唯一持有者”。在陆军总司令部的要求下，总理终于除掉了竟敢不服从这一金科玉律的冲锋队。现在是陆军方面来履行“德意志号协议”的时候了。
兴登堡之死
在整个夏天，似乎长生不老的兴登堡身体一天比一天坏，8 月2 日上午9 点，他终于逝世了，享年87岁。3 小时后，中午时分宣布，根据内阁前一天制订的法律，总理的职务和总统的职务已经合并为一，阿道夫·希特勒已接管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总统的职衔已予取消；希特勒的头衔将是元首兼国家总理。他的独裁大权至此就完全实现了。为了堵塞漏洞，他要军队全体官兵宣誓效忠——不是对德国，不是对宪法（他在兴登堡死后不举行继任选举就已违反了宪法），而是对他个人宣誓效忠。誓词如下：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服从德国国家和人民的元[227] 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实行此誓言不惜牺牲生命。
到1934年8 月为止，将军们如果要推翻纳粹党政权，本来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反而承认他是国内最高的合法当局，作了这样的效忠宣誓，从此以后使他们自己对阿道夫，希特勒个人承担了义务，而这样的誓言，不论对他们个人或国家多么不光彩，他们出于军人的荣誉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定要忠实遵守的。但是这个誓言在不少的高级军官中间也会引起良心的不安，那是当他们公认的领袖走上了一条他们所反对的并且认为可能导致国家灭亡的道路上的时候。但是这个誓言也使更多的军官有了借口来开脱他们个人在根据最高统帅的命令而犯下的难以名状的罪行中的责任，这个最高统帅的本性已在6 月30日的大屠杀中表露无遗。德国军官团的惊人错误之一，从这个时候起，就是这种“荣誉”冲突所产生的。作者根据亲身经验可以证明，所谓“荣誉”是经常挂在他们嘴边的一个字眼，他们对此可以说有一种古怪的看法。在以后，他们常常为了忠于誓言这种荣誉感，而忘掉了自己作为人类的荣誉感，把他们军官团的道德准则践踏在污泥之中。
兴登堡死后，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正式宣布，没有发现老元帅的遗嘱，因此必须断定他没有留有遗嘱。但是在8 月15日，也就是德国人民举行公民投票批准希特勒接管总统职务的前4 天，不是别人，竟是巴本找到了兴登堡的政治遗嘱，送去给了希特勒。遗嘱中赞扬希特勒的话为戈培尔在公民投票最后4 天的宣传运动中提供了大好的材料，而在投票前夕又有奥斯卡·冯·兴登堡上校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我父亲本人把阿道夫·希特勒视为他作为德国元首的直接继承人，我现在根据我父亲的意愿，呼吁德国全体男女同胞投票赞成把我父亲的职务移交给元首兼国家总理。*这几乎可以肯定说是不确实的。因为根据最可靠的现有材料，兴登堡建议在他死后让王室复辟，作为临终希望。但是遗嘱的这一部分内容，阿道夫·希特勒却没有公开。[228] 战后在纽伦堡讯问巴本的时候，以及后来他在回忆录中，终于弄清楚了一些——也许不是全部——老总统遗嘱的真相。虽然巴本不是一个绝对可靠的证人，他也许没有把他所知道的全部情况都说出来，但是他的证词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兴登堡的遗嘱就是由他亲笔起草的，据他说，这是应老元帅自己的要求。
我的草稿[ 巴本在回忆录中说] 建议，在他死后实行立宪君主政体，我特别提到合并总统和总理职务是不适宜的。为了避免得罪希特勒，当然也有一些嘉许纳粹党政权肯定的成就的话。
巴本说，他在1934年4 月间把草稿交给兴登堡。
几天后，他要我再去见他，他对我说，他决定不采用我的草稿。他觉得？？应该由全国人民来决定他们希望国家采取什么形式。因此他打算把关于他为国服务的叙述作为遗嘱，而把他关于王室复辟的建议作为一个临终希望在一封给希特勒的私人信中表示出来。当然，这说明我原来的建议的全部意义都取消了，因为关于复辟的建议己不再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希特勒后来曾对这一点充分加以利用。
要看到希特勒如何利用这一点，没有别的德国人比巴本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了。
在兴登堡在坦能堡下葬以后，我一回到柏林，希特勒就打电话给我。他问我兴登堡是否有政治遗嘱，如果有的话，我是否知道在哪里。我说，我要问问奥斯卡·冯·兴登堡。希特勒说：“要是你能够尽快把这个文件送到我这里来，我将十分感谢你。”因此，我嘱咐我的私人秘书卡根奈克到纽台克去问兴登堡的儿子，遗嘱是否仍在，是否可以让我把它转交给希特勒。因为我在5 月底兴登堡离开柏林后就一直没有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销毁那份遗嘱。
奥斯卡在他父亲死后没有能够马上找到这个重要的文件，这时突然找到了。这不可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兴登堡的副官冯·德·舒伦堡伯爵后来在解除巴本纳粹罪嫌的审判时所提供的证词，证明了这一点。据他透露，总统在5 月11日签署了两个文件，他的遗嘱和临终希望。前者致“德国人民”，后者致“国家总理”，兴登堡最后一次离柏林去纽台克时，舒伦堡是带了文件同他[229] 一起走的。巴本说，他当时不知道这件事。但是，他的秘书不久就从纽台克回来，带来了奥斯卡·冯·兴登堡给他的两个密封信封。
8 月15日，巴本把它们带到伯希特斯加登交给希特勒。
希特勒极其仔细地读了这两个文件，并且同我们讨论了其中的内容。显然，兴登堡在那个表示他的临终希望的文件中的建议同希特勒的打算是有矛盾的。他因此利用了信封上写的致“国家总理阿道夫·希特勒”这一点。他说：“故总统的这些建议是向我个人提出的。是否发表它们，我以后再作决定。”我要求他把这两个文件一起发表，但是没有结果。交给他的新闻秘书发表的只有兴登堡叙述他为国服务的经过的一个文件，其中就写有嘉许希特勒的话。另外一个建议由霍亨佐伦王室一个成员而不是由希特勒来担任国家元首的文件，后来下落如何，巴本并没有说起，也许他也根本不知道。在缴获的成千吨重的纳粹党秘密文件中并没有发掘出这个文件，因此很可能已被希特勒马上销毁了。
如果希恃勒当初足够大胆地和正直地发表了这个文件，结果也许不会有什么不同。早在兴登堡去世以前，他就在内阁通过一项法律，授予他总统权力。那是在8 月1 日，也就是老元帅死前一天。如果说这项“法律”是非法的，这一点在前奥地利下士已成为法律本身的德国也是不会造成什么不同结果的。这项法律之不合法，是十分明显的事。1932年12月17日，在施莱彻尔执政期间，国会曾经以2/3 的必要多数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在举行新选举之前应由最高法院院长而不是总理代行总统职务。虽然授权法（这是希特勒独裁的“法律”基础）授权总理可以制定与宪法相违背的法律，但是它明确禁止他窜改总统制度。
但是，事到如今，法律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巴本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欣然从命，到维也纳去担任希特勒的公使，收拾纳粹党刺杀陶尔斐斯总理后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去了。在将军们看来，也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急于努力加强希特勒的军队。在工业家们看来，也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已经热心地转向有利可图的重整军备的生意。老派的保守分子，像外交部的冯·牛赖特男爵和国家银行的沙赫特博士这样“正直的”德国人都并没有辞职。没有一个人辞职。事实上，沙赫特博士在8 月2日，也就是希特勒篡夺将死的总统的权力的那一天，还兼任了经济部长的职务。
那么德国人民呢？在8 月19日，合格选民中约有95％去投了票，其中有90％——3800多万人——投票赞成希特勒篡夺大权。只有425 万德国人有勇气——或者说有愿望——投反对票。[230] 难怪9 月4 日纳粹党在纽伦堡举行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希特勒信心百倍。
我在第二天早晨看到他在挂满旗帜的卢特波尔德大厅像一个战胜的皇帝一样，迈步进入会场，当时乐队高奏《巴登威略进行曲》，3 万只手臂一齐举起致纳粹党的敬礼。几分钟以后，他骄傲地坐在大讲台的中央，双臂交叉在胸前，两眼炯炯发光，当时巴伐利亚党组织领袖阿道夫·瓦格纳宣读了元首的文告。
今后1000年中，德国的生活方式已经肯定了。19世纪的神经紧张时代已与我们告别。在今后1000年中，德国将没有其他革命！
他是个凡人，不免一死，无法活到1000岁，但是只要他还活着，他将作为这个伟大民族历史上最有权力、最无忌惮的专制魔王来统治他们。德高望重的兴登堡已不在人世，没有人可以非议他的权威，陆军已处在他的股掌之中，立下了任何德国军人都不敢轻易违反的誓言，惟他之命是从。的确可以说，现在整个德国和全体德国人民都已在他的血腥的手掌之中，因为最后一批反抗者已经被消灭了，或者说永远消失了。
“真是好极了！”在举行了一个星期的令人精疲力竭的游行、演讲、盛大场面的活动，对一个政界人物进行了作者所看到的最狂热的颂扬以后，他在纽伦堡对外国记者们这么赞叹道。阿道夫·希特勒作了很大的努力从维也纳的街头爬到今天的地位。他现在只有45岁，今天的成就还仅仅是个开端。
甚至在共和国覆亡后第一次回到德国的人也可以看出，不论希特勒对人类犯下了多大的罪行，他已经把德国人民身上长期压抑着的无可计量的动力发挥了出来。至于是为了什么目标，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和成百上千篇演讲中已经说得很明白，然而第三帝国国内的许多人，尤其是国外的许多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理睬，或者只是觉得好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