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伦堡审讯中和在战后所写的书中显然夸大了自己在历次反希特勒密谋中的作用的沙赫特博士，也认为德国人所以没有实行9 月28日的计划，罪在张伯伦：从历史后来的发展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由维茨勒本和我所策划的第一次政变的尝试是唯一真正能够扭转德国命运的一次尝试。它是唯一及时计划好并准备好了的一次尝试……在1938年秋天，仍然有可能指望把希特勒交什最高法院审判，但是以后历次想推翻他的努力，就都须设法搞掉他的生命才行了……我曾经及时地作好了发动一场政变的一切准备，而且差一点儿就大功告成。历史执意与我作对。外国政治家的干涉是我所不能事前估计在内的事情。
在纽伦堡审讯中在证人席上成为沙赫特最坚决的辩护士的吉斯维乌斯补充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竟然发生了。张伯伦和达拉第飞到慕尼黑来了。我们的起事完蛋了。有几个钟头，我一直在设想，不管怎么样，我们还能起事。但是维茨勒本不久就告诉我，部队决不会反叛取得胜利的元首……张伯伦救了希特勒。
是不是他救了希特勒呢？还是说，这只是德国的文官和将军为他们没有及时行动找到的借口呢？
哈尔德在纽伦堡受讯问的时候，向哈里斯上尉解释说，进行“革命行动”要能够成功，有3 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有清醒而坚决的领导。第二个条件是，人民群众愿意拥护革命的主张，第三个条件是，要正确选择时机。照我们看来，第一个条件所要求的清醒而坚决的领导是存在的。第二个条件我们认为也是具备的。因为……德国人民不要战争，因此，全国人民因为害怕战争是愿意同意革命行动的。第三个条件——正确选择时机——也很好，因为我们原来预料在48小时内就会得到采取军事行动的命令。因此，我们坚决相信，我们是会成功的。
可是，不料来了个张伯伦先生，战争的危险一下子就避免了。
人们大可怀疑哈尔德将军的第一个条件究竟是否像他所说的[413] 那样具备。因为，要是果真有“清醒而坚决的领导”的话，这些将军怎么会犹豫了4 天之久呢？他们手里有着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希特勒和他的政权扫除掉的军事力量：维茨勒本在柏林城内外有整整一个军——第三军；勃洛克道夫一阿尔菲尔德在波茨坦附近有一个精锐的步兵师；霍夫纳在南边还有一个装甲师，此外在首都还有两名高级警官冯·赫尔道夫伯爵和冯·德·舒伦堡伯爵，他们掌握着很大一支装备精良的警察部队可为臂助。据密谋分子自己说，只要哈尔德一声令下，所有这些军官就可以以压倒的兵力应声行动，而被希特勒将挑起战争一事吓得要命的柏林老百姓会——就作者本人亲身体会所能判断而言——自动地起来支持这一政变。
要是张伯伦不同意到慕尼黑来的话，哈尔德和维茨勒本到底会不会行动，是一个永远不能有多少把握来回答的问题。这些将军当时所以想推翻希特勒，只是为了避免一场肯定要失败的战争，而不是为了结束希特勒统治的恐怖与暴政。考虑到他们这个具体态度，那末要是没有慕尼黑会议的话，他们很可能已经采取行动了。然而，到底这个密谋是否确已准备得十分充分，武装部队是否确已枕戈待命，而哈尔德与维茨勒本是否确实差一点儿就要下令行动，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材料足以证实这一切。我们只有几个密谋参加者的一面之词，他们在战后都急于表白自己多么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而且他们所说的和所写的自辩之词往往是相互矛盾而且混淆不清的。”如果，像这些密谋分子所说的那样，他们的计划曾经如箭在弦上的话，那末，张伯伦宣布愿去慕尼黑的消息肯定是拆了他们的台。在人人都能看到希特勒不用战争就能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这些将军确实很难把他逮捕并且把他当作战争罪犯来审判。
在这一切不能肯定的情况中，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里必须承认沙赫特博士的看法是对的——那就是，对于想推翻希特勒、迅速结束第三帝国、挽救德国和世界免于战争的德国反对派来说，这样的天赐良机是一去不返了。如果可以一概而论的话，那末可以说，把自己的无能倭过于外国人，正是德国人的弱点。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达拉第和庞纳，对慕尼黑从而也对此后一切灾难[414] 性的结局所负的责任是超乎一切的。但是，他们没有十分认真地看待德国内部有一批将军和文官准备“谋反”的消息，这却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原谅的。因为这批人中大部分直到当时都还在以他们极大的才干为希特勒尽忠效力，张伯伦等，至少是他们在伦敦和巴黎的某些顾问，也许还会回忆起最近的德国历史上的一些阴暗事实：正是军队，它帮助这个前奥地利下士取得了政权；正是军队，因为希特勒给了它以重新武装的机会而满怀欢喜；军队也显然并不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对个人自由的摧毁；而且，军队对它的自己人施莱彻尔将军之被暗杀，自己的总司令冯。弗立契将军之被卑鄙诬陷以致兔职也都不吭一声；就在最近，军队还支持了对奥地利的并吞，事实上还提供了武装力量助其实现。不论伦敦和巴黎的那些主要的绥靖姑息主义者头上可以加上什么样的罪责，而且尽管这种罪责无疑极大，事实仍然是，德国的将军们自己以及他们的文官共谋者错过了大好时机，没有能毅然采取行动。
慕尼黑的投降：1938年9月29—30日
9 月29日午后12点30分，阿道夫·希特勒在巴伐利亚的这个巴罗克式的城市里，在这个他曾在破破烂烂的小咖啡馆的阴黯后室里开始其卑微的政治生涯的城市里，在这个他曾在大街上遭到啤酒馆政变失败惨剧的城市里，俨然像一个征服者一样，欢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首脑。
那天一清早，他就到前德奥边境上的库夫施但因去迎接墨索里尼，并且为在会议上采取共同行动而打下了基础。在到慕尼黑的火车上，希特勒怀着好斗的情绪，指着地图向那位意大利的领袖解释，他打算怎样“清算”捷克斯洛伐克。他说，要是那天开始的谈判不能立刻取得结果，他就要诉诸武力。据当时在场的齐亚诺引用希特勒自己的话说，“此外，终有一口我们要并肩对英国和法国作战”。墨索里尼表示同意。
张伯伦并没有像希特勒那样事先去看达拉第，为两个西方民主国家制定一个共同战略，来同两个法西斯独裁者对垒。事实上，我们这些在慕尼黑同英国和法国代表团有接触的人中间，有许多人都越来越看清楚，张伯伦到慕尼黑来的时候，已经打定主意不让任何一个人，当然不让捷克人，甚至也不让法国人，阻碍他同希特勒迅速达成协议。”至于达拉第，他整整一天都像是晕头转向地那样跟着跑，根本不需要提防他，然而业已下定决心的首相还是不放心。[415] 会谈是12点45分在柯尼斯广场的所谓元首府里开始的，这次会谈不过是高潮的尾声，只是办一个正式手续，把希特勒的要求不折不扣地按时交给他而已。据在场负责德、法，英3 种文字翻译工作的那位不知疲劳的译员施密特博士的观察，会谈一开始就有一种“普遍亲善的气氛”，汉德逊大使后来回忆说，“他们在会谈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发热”。没有人当主席，整个进程都是很随便的。根据战后发现的德国人的记录来看，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拼命迎合希特勒。甚至在他作了如下的开幕发言以后，他们还要拼命地迎合他：他在体育馆演说里声明，他无论如何都要在10月1 日进军。他得到答复说，这一行动将具有暴力行动的性质。因此需要使这一行动不具有这种性质。虽然如此，仍然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会议在墨索里尼发言时接触到了实质问题。他是第三个发言的[ 达拉第被留在最后].他说，“为了提供一个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带来了一个明确的书面建议。这个建议的来源是很有趣的一件事，而且我相信，张伯伦到死都不知道，从弗朗索瓦一庞赛和汉德逊的回忆录来看，他们两个人也是蒙在鼓里。事实上，在这两位独裁者不得善终以后很久才真相大白。意大利领袖当作他自己的折中方案拿出来骗人的东西原来是前一天在柏林德国外交部由戈林、牛赖特和威兹萨克背着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草拟出来的，因为他们3 人不相信他的判断。戈林把它拿去给希特勒看，希特勒说可以。于是马上就由施密特博士赶译成法文，送给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阿托利科把它全文用电话传到罗马，那位意大利独裁者在要上火车赴慕尼黑之前刚刚收到。这样，所谓“意大利建议”不但成为这次非正式会议上的唯一议程，而且成为后来慕尼黑协定的基本条款，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在柏林制造出的德国建议。建议的措辞同希特勒被拒绝的戈德斯堡要求极为相似，因此，上面这一事实本来似乎应当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对达拉第和张伯：[416] 伦或者现在随他们来开会的英法驻德大使来说，却并不是如此。据德国人的记录说，法国总理“欢迎意大利领袖的建议，说它是本着客观和现实的精神提出来的”，英国首相“也欢迎意大利领袖的建议，并且宣称他本人也想到过一个同这个建议相似的解决办法”。至于汉德逊大使，据他以后写的书说，他认为墨索里尼“巧妙地结合了希特勒的建议和英法建议而作为他自己的建议提了出来”；弗朗索瓦一庞赛大使的印象是，与会者是根据“由霍拉斯·威尔逊起草的”一项英国备忘录在进行工作。这些不惜一切代价一心只想姑息的英法政治家与外交家真是容易欺骗啊！
既然“意大利”建议受到全体与会者这样热烈的欢迎，剩下的就只有少数细节还要推敲了，也许本来就不意外，过去是生意人出身而且曾任财政大臣的张伯伦，想知道在苏台德区的公有财产转交给德国人以后，由谁来赔偿捷克政府。希特勒[ 据弗朗索瓦一庞赛说，他因为不能像墨索里尼那样听得懂用英、法文进行的谈话，看起来脸色不大好而且心情也颇为烦恼] 激动地回答说，根本不给什么赔偿。首相反对规定捷克人在迁出苏台德区时，甚至不能带走他们的牲畜[ 这原来是戈德斯堡建议的一条] ，他说：“难道这是说，农民要被逐出，而他们的牲畜倒要被留下吗？”这时，希特勒冒火了：“我们的时间太宝贵了，不能浪费在这些细枝末节上！”他对张伯伦嚷了起来。首相就此再也不提这回事了。
他开头确也曾坚持应当有一个捷克代表出席，或者至少用他的话来说，“随叫随到”。他说，“如果没有来自捷克政府的保证的话，他的国家当然不能担保这一地区[ 指苏台德] 能在10月10日[ 这是墨索里尼建议的日子] 撤退完毕”。达拉第给了他不怎么热心的支持。他说，法国政府“绝不容许捷克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拖延”，不过，他认为“在必要时能供咨询的捷克代表如能出席，是有好处的”。
但是希特勒寸步不让。他不允许有任何捷克人在他面前。达拉第驯顺地退让了，但是张伯伦最后还是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让步。大家同意，像首相所建议的那样，可以有一位捷克代表等“在隔壁房间里”，随叫随到。那天下午会议上果然来了两个捷克代表，一个是捷克驻柏林公使伏伊特赫·马斯特尼，一个是布拉格外交部来的休伯特·马萨里克博士，他们被冷淡地带进了隔壁一个房间里。他们在那里冷冷清清地从下午2 点一直等到下午7 点，最后，天终于打他们头上坍下来了。就在7 点钟的时候，曾参加伦西曼代表团而现在又跟张伯伦当随员的弗朗克·阿希东一格瓦特金跑过来向他们宣[417] 布了坏消息。已经达成了全面的协议，不过他还不能告诉他们细节，总之，它要比法英建议“苛刻”得多。马萨里克问他能不能让捷克人陈述意见，据这位捷克代表后来向政府报告说，这个英国人的答复是“我似乎太不了解大国的处境多么困难，而且我简直不懂得同希特勒谈判多么难办”。晚上10点，这两个郁郁不乐的捷克人给带去见首相忠实的顾问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威尔逊代表张伯伦把四国协议的要点通知了他们，并且交给他们一张捷克人应立即撤出苏台德区的地图。当两个捷克使者想提出抗议的时候，那位英国外交官打断了他们的话头，他说，他没有话要说了，接着就马上离开了房间。两个捷克人继续向跟他们在一起的阿希东一格瓦特金表示抗议，然而一点用处都没有。
阿希东一格瓦特金也要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告诫他们说：“你们要是不接受的话，就得完全单独地去同德国人打交道。也许法国人同你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说得更客气一点，不过你们可以相信我，他们同我们的看法是一样的，他们不想管你们的事。”
虽然这话必然使两位捷克使者十分伤心，但说的却是老实话。9 月30日凌晨刚敲过一点，希特勒、张伯伦、墨索里尼和达拉第就顺这个次序在慕尼黑协定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协定规定德国军队将如元首过去一再预言的那样，在10月1 日进军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在10月10日完成对苏台德区的占领。希特勒已经得到他在戈德斯堡所没有得到的东西了。
现在还剩下一件痛苦的——至少对牺牲者来说是痛苦的——[418] 事情要办，那就是通知捷克人该在什么时候放弃什么东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这一部分仪式不感兴趣，接着就退席了，任务于是就落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盟邦法国和英国的头上。马萨里克在对捷克外交部的正式报告中，对这个场面有十分生动的叙述：凌晨1 点30分，我们被带到举行会议的大厅。在场的有张伯伦先生、达拉第先生、霍拉斯·威尔逊爵士、莱若先生[ 法国外交部秘书长] 、阿希东一格瓦特金先生、马斯特尼博士和我。气氛是令人窒息的，判决马上就要宣布了。法国人显然十分紧张，看来还竭力想在法庭面前保持法国的成信。张伯伦讲了很长的一段话，介绍了协定的内容，并且把协定的文本交给了马斯特尼博士……
捷克人开始问了几个问题，但是张伯伦先生不停地打呵欠，一点也不想掩饰他的倦怠，我问达拉第和莱若两位先生，他们是否希望我国政府对这个协定作一项答复或者发表一项声明。可以看得出来，达拉第先生的神情十分紧张，莱若先生回答说四位政治家没有多少时间。然后他以一种故作随便的态度急急忙忙接着说，并不要求我们作答复，他们认为这个计划已被接受，我国政府必须在这一天，至迟到下午3 点钟，派代表到柏林去参加国际委员会的会议，最后还说，捷克斯洛伐克要派出的军官应当在星期六到柏林，去商定第一个地区撤退工作的细则。他说，空气已开始变得对全世界都危险了。
他对我们讲话的态度称得上是够生硬的了。这还是一个法国人……张伯伦先生一点也不想掩饰他的困倦，他们给了我们另一张略有改正的地图。然后，他们对我们的话就说完了，我们可以走了。
我还记得在这个决定命运的夜里，希特勒在开完会以后趾高气扬地走下元首府宽阔的台阶时眼睛里闪耀出的那种胜利的光芒，还记得穿着那特制的民兵制服的墨索里尼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情，还记得张伯伦打呵欠的样子和回到摄政宫饭店的时候那副睡意盎然的模样。
至于达拉第，[ 我在那天晚上的日记里写道] 看起来像是一个完全被打败而且完全垮了的人。他到摄政宫饭店同张伯伦道别……有人问他，或者说刚开始问他：“总理先生，你对这个协定满意吗？”他转过身来，口里似乎要说什么，然而他这时已精疲力尽，因此话没有出口就一声不响踉踉跄跄地推门出去了。
张伯伦同希特勒会谈世界和平问题还没有完。第二天[9月30日] 早晨，他经过几小时的睡眠，精神已经恢复过来了，心里也[419] 为前一天劳累的成绩沾沾自喜，他又到元首在慕尼黑的寓所去看希特勒，想同他进一步讨论欧洲的局势，并且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一点他显然认为会加强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的小小让步。
据给这次意料不到的会面当翻译而且是唯一的见证人的施密特博士说，希特勒这天显得脸色苍白，情绪阴郁。他心不在焉地听着那位精力过人的英国政府首脑表示，相信德国在“实施慕尼黑协定方面会采取大度包容的态度”，并且再次表示希望捷克人不会“不讲理到制造什么困难”的程度，而如果他们造成了什么困难的话，希望希特勒不会轰炸布拉格，以免“在平民中造成可怕的损失”。这些话还只是张伯伦所要说的杂乱无章的长篇大论的开端。要不是施密特把它记录在德国外交部的正式报告上的话，即使张伯伦在前一天夜里已经对德国独裁者作了那样下贱的投降，人们也简直不能想像这番话会出自一个英国首相之口。就是在今天，人们在读这个缴获文件的时候也很不容易相信。
不过，这位英国领袖的开场白还只是后文的前言。在那位脾气不好的德国独裁者听来，张伯伦的话想必都不过是滔滔不绝的空话。他建议英德两国进一步合作来结束西班牙内战[ 在这场战争中，德国和意大利的“志愿军”正在为佛朗哥赢得胜利] ，建议促进裁军，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加强欧洲政治和平，甚至还建议解决俄国问题，然后，首相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上面已经写好了他希望两个人能在上面签字并且立即发表的东西：我们，德国元首兼总理和英国首相，今天再次举行了会议，一致认为英德关系的问题对两国和对欧洲都具有最大的重要性。
我们把昨夜签字的协定和英德海军协定看成是我们两国人民再也不想彼此交战的愿望的象征。
我们决心以协商的办法作为处理任何其他涉及我们两国的问题的办法，我们决心继续努力，消除可能引起分歧的原因，从而有助于确保欧洲的和平。据施密特在正式报告中说，希特勒看了一下这个宣言，很快就在上面签了字，使张伯伦大为满意，施密特的印象是元首本来“有几分勉强……只是为了让张伯伦高兴”才同意的，而张伯伦，据他接着说，“对元首表示热烈感谢……再三强调他预料这一文件将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
这位蒙在鼓里的英国首相当然不知道[ 如几个德国和意大利秘密文件很久以后所透露出来的那样]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就在这次慕尼黑会议中已经商量好，时候一到，他们就将“并肩”对英[420] 国作战。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也识不破在希特勒那阴郁的心底里已经又有许多别的东西在酝酿着了。
张伯伦胜利地回到了伦敦——达拉第也同样地回到了巴黎。得意洋洋的首相挥舞着他同希特勒签署的宣言来迎接拥到唐宁街来的大群人们。他们向他高喊“好佯的尼维尔”！还对他高唱“因为他是一个呱呱叫的好人”。张伯伦笑逐颜开，站在唐宁街10号3 楼的阳台上向他们讲了几句话。“我的好朋友们，”他说，“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时代的和平。”
《泰晤士报》宣称：“没有一个征服者从战场上得胜归来的时候曾带着比这更高贵的桂冠。”居然有一个自发的运动来筹集一笔“全国感恩基金”来向张伯伦致敬，不过，他谦虚地拒绝了。只有海军大臣达夫·古柏一个人因此辞职，在继之而来的下院辩论中，当时仍是在野的温斯顿·丘吉尔在那篇值得纪念的发言中说：“我们遭到了一场全面的十足的失败。”然而，据他自己后来回忆，他被迫停了下来，一直等到暴风雨般的抗议声平息以后才能接着讲下去。
布拉格的情绪当然大相径庭。9 月30日清晨6 点20分，德国代办就把捷克外交部长克罗夫塔博士从床上叫起来，交给他慕尼黑协定的文本和一份要捷克斯洛伐克派两名代表参加“国际委员会”下午5 点在柏林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的邀请书。这个国际委员会是负责监督协议的执行的。
贝奈斯总统整个上午都在赫拉德欣宫中同政界与军界的领袖会商。对他来说，除了屈服而外，别无其他出路。英国和法国不但抛弃了他的国家，而且如果他拒绝慕尼黑条件的话，它们还将支持希特勒使用武力。下午12点50分，捷克斯洛伐克投降了。为此发表的官方公报说，它是带着“对全世界提出的抗议”投降的。新任总理西罗维将军在下午5 点向捷克人民所作的广播中愤懑地解释说：“我们被抛弃了，我们是孤独的。”
一直到最后，英国和法国都还在对被它们诱骗、出卖的国家施加压力。这一天，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公使见了克罗夫塔博士，想确实弄清楚捷克人会不会在最后一分钟起而反对投降。德国代办汉克博士在发给柏林的一份电报里描述了这个场面。
法国公使想对克罗夫塔说些安慰的话，然而被外交部长打断了：“我们是被迫落到这种地步的；现在一切都完了，今天轮到的是我们，明天轮到的就[421] 是别人了。”英国公使期期艾艾地踉上去说张伯伦已尽了最大努力，但是也得到了像法国公使得到的一样的答复。外交部长已经是一个完全垮了的人。他暗示只有一个愿望：3 位公使赶快离开。
贝奈斯总统在柏林的要求下于10月5 日辞职，后来因为看到他的生命有危险，就飞到英国，开始度流亡生涯。他所遗下的总统职务由西罗维将军暂代。11月30日，国民议会选举心地善良然而性格软弱的六六衰翁、最高法院院长艾米尔·哈查为残存的捷克一斯洛伐克的总统，从这时起，这个国家的名字就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正式加上了一个连接号。
凡是张伯伦和达拉第在慕尼黑忘了给德国的东西，都由所谓“国际委员会”一一交出了。这个草草组成的委员会由意、英、法三国驻柏林大使、捷克驻柏林公使和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冯·威兹萨克男爵组成。每一次德国人多要土地时，委员会就总是按照他们的愿望来解决问题，不止一次是在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扬言要用武力的威胁下这么做的。最后，委员会在10月13日表决通过取消慕尼黑协定关于要在有争议地区举行公民投票的规定。这一套已经用不着了。
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在扬言要对孤立无援的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就像食尸的饿鹰一样，乘虚而入，分得了一片土地。在以后12个月中即将成为本书下章主角的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的要求下，波兰得到了特青周围大约650 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面居住着22.8万居民，其中倒有13.3万是捷克人。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在11月2 日给匈牙利分配了一块大一点的土地，共有7500平方英里，上面住着50万马扎尔人和27，2 万斯洛伐克人。除此而外，柏林还逼着这个肢体残缺、防务荡然的国家成立一个显然具有法西斯倾向的亲德政府。人人都了然，从此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只是在第三帝国领袖的鼻息之下苟延残喘而已。
慕尼黑的后果
根据慕尼黑协定，希特勒得到了他在戈德斯堡所要求的一切，而“国际委员会”又在他的威胁之下拱手奉上更多的东西。
1938年11月20日的最后解决，强迫捷克斯洛代克割与德国1.1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面住着280 万苏台德日耳曼人和80万捷克人。在这个地区之内有着大量的捷克工事，它们构成了在当时来说是[422] 欧洲最坚强的防线，只有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可能除外。
这还不算，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部铁道、公路、电话和电讯系统都被打烂了。根据德国人的统计，这个国家在被肢解以后丧失了66％的煤，80％的褐煤，86％的化学工业，80％的水泥工业，80％的纺织工业，70％的钢铁工业，70％的电力工业，40％的木材工业。好端端的一个富庶繁荣的工业国仅仅在一夜之间就被瓜分豆剖而破产萧条了。
无怪乎约德尔在慕尼黑协定签字那天晚上那样兴高采烈写他的日记了。慕尼黑条约已经签字了，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国家力量来说已经不复存在了……由于元首的英明睿断，由于他那甚至世界大战都决不回避的决心，我们再一次不用武力就取得了胜利。现在希望的是，那些怀疑成性、意志薄弱而犹豫观望的人也许已经转变过来了，并且希望他们今后这样保持下去。
许多犹豫观望的人转变了，至于少数没有转变的人就陷入了绝望之中。像贝克，哈尔德、维茨勒本这样的将军和他们的谋士们再一次证明是错了。希特勒得到了他要求得到的东西，他不发一枪就完成了又一次伟大的征服。他的威望达到了空前的新高度。没有一个像作者那样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到过德国的人能够忘记德国人民的狂喜，他们因为战争业已避免而如释重负。他们对希特勒的兵不血刃的胜利感到得意洋洋，这不但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胜利，而且是对英国和法国的胜利。他们告诉你，在短短6 个月之内，希特勒征服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给第三帝国平添了1000万人口和一大片有战略意义的领土，为德国称霸东南欧打开了大门。而赢得这样的丰功伟绩竟不曾牺牲一个德国人的性命！他以德国历史上所罕见的天才人物的本能，不但看穿了那些中欧小国的弱点，而且看穿了西方两个主要的民主国家英国和法国的弱点，逼得它们向他的意志屈服。他发明了一套可以称为政治战的新的战略战术，而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种政治战已经使得真刀真枪的战争成为不必要了。
在仅仅4 年有半的时间内，这个出身微贱的人已经使一个在政治上一片混乱、在军事上解除武装、在经济上接近崩溃的德国，欧洲大国中这个最孱弱的大国，一跃而被认为是旧大陆最强大的国家，所有其他的国家，甚至英国和法国，都在它的面前发抖，在这个令人目眩的跃进过程中，没有一个凡尔赛条约的战胜国阻挡过它的进路，即使在它们有力量这样做的时候，也没有这样做的胆量，事实是，在他取得了最大的胜利的慕尼黑会议上，英国和法国还曲意予以支持。而且想必使希特勒自己也最感诧异的，也[423] 肯定使贝克将军、哈塞尔以及参加他们那小小的反对派的一伙人莫名其妙的，是主宰着英国和法国政府的那些人[ 元首在慕尼黑会议后有一次在背后轻蔑地管他们叫“小蛆虫”] 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到由于他们对这位纳粹领袖的每一步侵略行动都不加回击而造成的后果。
在英国，似乎只有温斯顿·丘吉尔一个人看到了这一点。再没有别的人比他10月5 日在下院的演说里把慕尼黑的后果说得更明白的了。我们遭到了一场全面的十足的失败……我们正处在第一等的大祸之中。到多瑙河的门户……到黑海的门户已经洞开了。所有中欧的和多瑙河流域的国家都将一个接一个落入……以柏林为中心的……庞大的纳粹政治体系中……不要以为这是结尾。它不过是开始……
然而，丘吉尔并不是在朝之身，他的话并没有受人注意。
法国和英国在慕尼黑的投降是有必要的吗？阿道夫·希特勒不是在虚声恫吓吗？
说来矛盾的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不”。所有战后还活下来的接近希特勒的将军都一致认为，要是没有慕尼黑的话，希特勒就会在1938年10月1 日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他们还认为，不论伦敦、巴黎和莫斯科会出现什么样暂时的犹豫，英国、法国和俄国最后都一定会参战。而对这一段历史说来最重要的一点是，德国的将军们一致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德国将打败仗，而且败得很快。支持张伯伦和达拉第的人——他们在当时占绝大多数——说，慕尼黑妥协挽救了西方，慕尼黑妥协不但使西方免于战争，而且使西方免于在这场战争中失败，因而也保全了伦敦和巴黎，使它们没有被德国空军夷为平地。这种论调至少就后两点来说，受到了最有资格作判断的德国将军们，特别是最接近希特勒而且从头至尾最狂热的支持他的德国将军们的有力的驳斥。
后一类人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凯特尔将军，他是最高统帅部长官，又是经常随侍在希特勒身边的宠臣。在纽伦堡审讯时，当间到德国将领对慕尼黑妥协的反应是什么时，他回答说：我们特别高兴，因为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要用来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工事的装备是不够的，从纯军事的观点看，我们缺少能突破边境工事的手段。盟国的军事专家总是估计德国军队可以轻而易举地攻下捷克[424] 斯洛伐克，然而凯特尔的证词却说情况并非如此。除此而外，还必须加上后来成为德国最杰出的战地指挥官之一冯·曼施坦因元帅的证词。当他在纽伦堡[不像凯特尔和约德尔那样，他没有受到可能判处死罪的起诉]就慕尼黑事件时期的德国实力作证时说明当时的情况说：如果战争爆发，无论是我国的西部边境还是我国的波兰边境，都无法有效防守，而且不论怎么说都毫无疑问的是，只要捷克人起而自卫，我们就会被他们的工事所栏阻，因为我们没有突破它的手段。
那位最高统帅部的“智囊”约德尔，在纽伦堡出庭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要以5 个作战师和7 个后备师的兵力在还只是一个施工现场的西线工事来档住100 个法国师的进攻，是完全谈不上的，这在军事上是不可能的。
如果，确实像这些德国将军承认的那样，希特勒的军队缺乏突破捷克防线的手段，而且要在西线抵挡占压倒优势的法国兵力，德国又确实处在一种“军事上不可能的”形势，不但如此，像我们前面所知道的那样，在将领中间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甚至陆军参谋总长都在准备推翻元首以躲避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既然如此，那末，为什么法国和英国的参谋总部居然会不知道？还是说，他们毕竟是知道的呢？如果他们确实知道的话，英国和法国政府的首脑又怎么能在慕尼黑被逼到牺牲自己那么多的根本利益的地步呢？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时候，我们碰到了直到现在都没有弄清楚的慕尼黑时代的一个谜。甚至对军事问题素来关心的丘吉尔来说，在他卷帙浩繁的回忆录中，也几乎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不能想像英国和法国的参谋总部和两国政府会不知道德国陆军参谋总部反对欧洲大战。因为，上面已经说过，柏林的密谋分子在8 月和9 月之间至少曾通过四条线把这一点告诉了英国人。而且我们已经知道连张伯伦本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到9月初，巴[425]黎和伦敦决不能不知道贝克将军的辞职，也决不能不知道德国陆军中威信最高、能力最强的领袖的抗命对部队的影响。
当时在柏林的人一般都承认，英国和法国的军事情报工作是做得相当好的。简直难以相信，伦敦和巴黎的军事首脑人物会不知道德国陆军与空军的显著的弱点以及它们不可能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事实。法国陆军参谋总长甘未林将军——就算他天性谨慎达到极点也罢——掌握着将近100 个师，到底还有什么理由怀疑他对付不了德国人摆在西线的5 个正规师和7 个后备师而不能摧枯拉朽，长驱直人到德国去呢？
总的说来，据甘末林后来自己说，他并没有多少怀疑。9 月12日，就在希特勒在纽伦堡大会闭幕会议上大发雷霆对捷克斯洛伐克百般威胁的那一天，这位法军统帅曾经向达拉第保证，如果战争爆发的话，“西方民主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和平条件”。他还写了一封信给达拉第说明他所以如此乐观的理由。9 月26日，正当捷克危机在戈德斯堡会议以后处于最高潮的那一天，随法国政府领导人同赴伦敦的甘未林又向张伯伦重申了他的保证，并且具体分析了军事形势，想不但给英国的首相而且也给自己那位动摇的总理打气。他在这一方面显然没有达到目的。最后，就在达拉第飞赴慕尼黑前夕，甘末林又向他简括地说明了在苏台德区问题上要作出领土让步时可以不致危及法国安全的最大限度，主要的捷克要塞，还有铁路干线，某些战略性的支线和主要的国防工业，决不能给德国。除此而外，他还说，决不能让德国人切断摩拉维亚山峡。要是在法德交战时捷克斯洛伐克能对法国有什么用处的话，这些都是不错的意见。然而，我们已经看到，达拉第不是能照此行事的人。
在慕尼黑时代，人们说得极多的是，张伯伦投降的理由之一是害怕伦敦将被德国的轰炸所毁灭，毫无疑问，法国人也是一想到他们美丽的首都会从空中被炸毁就胆战心惊的。但是据现在所弄明白的德国空军在当时的实力看来，伦敦人和巴黎人，同他们的首相和总理一样，是惊慌过度了。德国的空军已同陆军一样用来集中于对付捷克斯洛伐克了，因此也就同陆军一样不可能在西线进行严重的战斗。即使德国人能匀得出那么几架飞机去空袭伦敦和巴黎的话，也很可怀疑它们能不能到达目的地。英国和法国战斗机的防御力量尽管很弱，德国人也并没有足够的战斗机来掩护他们的轰炸机，就算他们有战斗机，它们的基地也大远了。
也有人，特别是弗朗索瓦一庞赛和汉德逊这两位大使，认为[426] 慕尼黑妥协给了西方民主国家几乎一年的时间，使它们能在整军方面赶上德国。事实证明，这种论点不过是谎言。正如丘吉尔所说，而且也为盟国方面一切严谨的军事历史学家所同意的那样，“号称因慕尼黑妥协而‘得到’的一年喘息时间，使英国和法国同德国对比起来处于比慕尼黑危机时期坏得多的地位”。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到，德国方面一年以后所有的军事计划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以后发生的事变，当然又消除了任何怀疑。
现在根据我们所获得的德国秘密文件和德国人战后自己的亲口供认，回过头再来看这一段历史，就可以作出在慕尼黑时代所无法作出的下面这样一个总结。
德国在1938年10月1 日没有能力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英国作战，更不用提再加上一个俄国了。要是它打的话，它将很快、很容易地被打败，那也就会是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末日。要是在最后一分钟由于德国陆军的干预而避免了一场欧洲大战的话，希特勒就可能被哈尔德和维茨勒本以及他们的同党所推翻，他们将在他最后下令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之际按照预定计划把他逮捕。
希特勒公开吹嘘“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将在10月1 日进军苏台德区，因此就给自己堵死了退路，弄得自己下不了台。他已处在贝克将军所早已预见到的“无法维持”的地位。要是他在作了这一番斩钉截铁的威胁和宣言之后自己又退了回来的话，他就存在不了多久，独裁政治就是这么一回事，而他的独裁政治尤其是如此。对他来说，后退，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极端困难的，要是他想后退的话，那末，他在欧洲，在本国人民当中，尤其重要的是在他的将领当中，势必威信扫地，其结果就将置他于死地。张伯伦对希特勒的要什么就给什么这种执迷不悟的态度，他的伯希特斯加登和戈德斯堡之行，还有最后那一次决定命运的慕尼黑之行，挽救了希特勒，使他有了下台的梯子，把他在欧洲、在德国、在军队中的威信，提高到几个星期以前还无法想像的程度，这一切也把第三帝国同西方民主国家和俄国相抗衡的力量提高到无可估量的程度。
对法国来说，慕尼黑是一场大灾祸。实在不懂的是，为什么巴黎当时居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法国在欧洲的军事地位毁了。如果德国完全动员起来的话，法国的军队决不及德国军队的半数以上，因为德国的人口几乎比它多一倍；法国的军火主产能力也比德国为小；由于这两个原因，法国煞费苦心地在东欧即在德国——还有意大利——的侧翼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较小的国家建立了同盟，这些国家加在一起的军事潜力也抵得上一个大国。部署在坚固的山地工事中的35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捷克师，牵制着比这个数目还要大的德国军队，现在法[427] 国军队失去这支力量无异乎失去一条臂膀。然而这还不是一切，在慕尼黑事件之后，法国在东欧剩下的盟国还有哪个能对它的旦旦信誓有什么信任呢？同法国结盟还有什么价值呢？在华沙、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能听到的答复是：价值不大。这些首都现在都争先恐后地想在为时尚未太晚的时候，同纳粹征服者做一笔尽可能不赔本的买卖。
莫斯科虽然没有发生争先恐后的忙乱，但是也引起了一些活动。虽然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都有军事同盟，法国政府却径自同德国和英国打交道而一声不吭就把苏联排除在慕尼黑会议之外。这一手是斯大林决不能忘怀的，而两个西方民主国家也为此在今后的几个月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10月3 日，也就是慕尼黑会议以后4 天，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瓦尔纳·冯·提伯尔斯克希向柏林报告了慕尼黑事件对苏联政策的“后果”。他认为斯大林将由此“得出结论”；他肯定苏联将“重新考虑它的外交政策”，将对它的盟邦法国不那么友好，而对德国的态度将“更加积极”。事实上，这位德国外交官认为“目前的局势给德国与苏联间缔结新的更广泛的经济协定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在德国秘密档案中，这是第一次提到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的风向要转了，不论这时的风势如何微弱，用不了一年，它就会产生重大的后果。尽管希特勒取得了惊人的胜利，也尽管他不但给了捷克斯洛伐克而且给了西方民主国家以难堪的屈辱，希特勒对慕尼黑妥协的结果还是感到失望。沙赫特曾听见他在回柏林途上对他的党卫队警卫人员嚷着说：“那个家伙[ 指张伯伦]破坏了我进入布拉格的计划！”这是他心里一直想要得到的东西。自从前一年的11月5 日他对他的将领们第一次讲过这种打算以后，这也是他一再向他们说到过的东西。当时他就向他们说明，征服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在东方大规模夺取生存空间和在西方同法国在军事上一决雌雄的前奏。他在9 月20日曾对匈牙利总理说过，最好的事情还是“消灭捷克斯洛伐克”。他说“这才是唯一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他所担心的“危险”就是捷克人会向他的全部要求屈服。”
现在，张伯伦先生拿着他那把名闻天下的雨伞来到慕尼黑，逼着捷克人接受了他的全部要求，这样就剥夺了他进行军事征服的机会。从材料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就是希特勒在慕尼黑以后一桩曲折的心事。他后来曾向他的将领们吐露，“从最初起，我就明白，我不能以苏台德日耳曼人的土地为满足，这只是一种部分的解决办法”。
在慕尼黑事件以后没有几天，这位德国独裁者就开始把实现全面解决的计划付诸实施了。
第一次危机：1938年5月
从5 月20日那一个星期五开始的周未，渲变成了一个危机的周末，后来被称为“五月危机”，在此后48小时之中，伦敦、巴黎、布拉格和莫斯科的政府都惶惶不安，以为欧洲迫近战争之程度为1914年夏天以来所未有。这种情况也许主要是由于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新计划可能泄漏所致。这个计划是德军最高统帅部为希特勒所草拟并且在星期五向他提出的。无论如何，至少在布拉格和伦敦，人们都认为希特勒马上就要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侵略了。从这种看法出发，捷克人就开始动员，而英国、法国和俄国在各该国政府认为已迫在眉睫的德国威胁面前也表现了坚定和团结的精神。此后这种精神就消失了，直到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差点儿把它们消灭掉的时候才又重新出现。
5 月20日星期五这一天，凯特尔将军打电报给当时在上萨尔斯堡的希特勒，提出了绿色方案的新草案，这个草案是元首在4 月21日会议上决定了总方针以后由凯特尔和他的助手一直在仔细拟定的。凯特尔在就新计划给领袖的一封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的信中，说明新计划已考虑到了“由于奥地利并入德国而造成的局面”，新计划在“您，我的元首”予以批准并且在上面签字以前将不会同三军总司令进行讨论。
对“绿色方案”的新指示是1938年5 月20日在柏林发出的，它是一个有趣而且重要的文件。它是后来全世界都熟知的纳粹式侵略计划的一个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