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永远不知疲倦的达勒鲁斯于8 月30日一早4 点飞往伦敦，他在赫斯顿机场驶往城里的途中，为了甩掉报馆记者的跟踪[ 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一个记者知道他的存在] ，曾经换了好几次汽车，于上午10点30分到达唐宁街，立刻得到了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威尔逊和贾德于的接见。
但是前3 位制造慕尼黑事件的英国设计师[ 贾德干是外交部的常任官员，从来就没有受过纳粹的迷惑] 现在已经不会再上希特勒和戈林的当了，对达勒鲁斯的努力，他们并没有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事看待。这位好心的瑞典人发现他们对于德国的两位领袖“很不信任”，并且“倾向于认为现在已经无法阻止希特勒对波兰宣战了”。此外，他们还毫不隐讳地告诉这位瑞典中间人，英国政府并没有中希特勒的诡计而要求波兰全权代表在24小时内来到[584] 柏林。
但是达勒鲁斯，就像在柏林的汉德逊一样，还在继续努力。他给柏林的戈林打了电话，建议波兰和德国的代表“在德国境外”会晤，对方给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希特勒在柏林”，因此会谈必须在柏林举行。
于是这位瑞典中间人这次飞行算是白跑了一趟。他于半夜回到了柏林，应当说，在柏林他又得到了一个可以多少帮些忙的机会。他在午夜12点半钟来到戈林的总部，发现那位空军统帅兴致又特别好。戈林说，元首刚刚把他对波兰提出的“民主、公平而且切实可行的建议”让里宾特洛甫转交给汉德逊。在唐宁街会谈之后，达勒鲁斯好像清醒了一点，他于是打电话给英国大使馆的福比斯查询这事，这才知道里宾特洛甫念那个建议的时候是“稀里糊涂”地飞快念过去的，汉德逊没有能够完全听清，而且这位大使要一份原文也遭到了拒绝。据达勒鲁斯说，他当时曾对戈林说，这绝不是“对待像大不列颠这样一个帝国的大使”所应有的态度，他要求这位元帅准许他把16条建议的内容[ 戈林手里正有一个副本] 用电话告诉英国大使馆。戈林略微踌躇了一下就同意了。
就这样，由于一个无名瑞典商人的劝说，在那位空军元帅的默许下，终于瞒过了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让英国方面知道了德国给波兰的“建议”。这位元帅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决不是不聪明的，也并非毫无经验，这时也许已经比元首和他那位善于奉承的外交部长先一步看出了，把这个秘密终于透露给英国人可能得到什么好处。
为了加倍可靠地使汉德逊知道这个建议的准确内容，戈林又于8 月31日星期四上午10点打发达勒鲁斯把一份16条建议的打字副本送到英国大使馆去。汉德逊仍在想办法说服波兰大使同德国人建立“所希望的接触”，上午8 点，他又一次催促利普斯基[ 这回用的是电话] ，警告他如果波兰到了中午还不采取行动，战争就要爆发了。达勒鲁斯带着德国建议来到大使馆不久，汉德逊就打发他同福比斯一道到波兰大使馆去。利普斯基从来没有听说[585] 过有达勒鲁斯这样一个人，见到这个瑞典人时有点莫名其妙。利普斯基这时候就像柏林大多数重要的外交官一样紧张不堪，疲于奔命。因此当达勒鲁斯催他立刻到戈林那里去接受元首的建议时，他不耐烦了。他请那位瑞典人到隔壁屋里去向他的秘书口授那16条建议，然后抱怨福比斯不该到了这个时候还把一个“陌生人”扯到这么重大的问题中来。这位受到打扰的波兰大使一定为了汉德逊对他和他的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立即以刚才偷偷地通过非正式途径送来的那份建议为基础进行谈判而感到很不高兴；但是这位英国大使又重复前一天夜里对他说过的话，说觉得这个建议“总的来说，还不算太不合理”。他不知道汉德逊的看法并未得到唐宁街的认可。他只知道自己不打算接受一个来历不明的瑞典人的劝告，尽管这个人是英国大使打发来的；同时他也不打算到戈林那里去接受希特勒的“建议”，即使他被授权这样做他也不愿意，何况他并没有这种权力。
最后6天的和平日子
8 月25日傍晚送到柏林的墨索里尼来函，迎头泼了希特勒一盆冷水。这封信加上英波同盟条约签字的消息，使希特勒不得不推迟原定第二天就要发动的进攻；他冷静下来以后，立即给意大利领袖发去一封短信，问他，为了保证意大利能够“参加一场大规模的欧洲冲突”，“您需要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和原料，并要在什么时限内提供”。这封信由里宾特洛甫亲自于当晚7 点40分用电话传给德国驻罗马大使，在9 点30分就到了那位意大利独裁者手中。
第二天上午，墨索里尼在罗马召集意大利三军首长开了一个[565] 会，拟订了一份作战12个月的最低需要清单。用参加拟制清单的齐亚诺的话来说，这份清单“足能气死一头牛，如果牛认得字的话”。清单中包括700 万吨石油、600 万吨煤、200 万吨钢、100 万吨木材以及一长串其他物品，一直到600 吨辉钼矿、400 吨钛和20吨锆。除此之外，墨索里尼还要150 门高射炮来保护意大利北部距法国空军基地只有几分钟航程的工业区，这是他在当时写的复信中提醒希特勒的。这封信由齐亚诺于8 月26日中午刚过的时候用电话传给柏林的阿托利科，后者马上就交给了希特勒。
这封信开列的不仅仅是一长串所需要的物资。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显，这位泄了气的法西斯领袖已经下定决心要摆脱他对第三帝国所承担的义务。元首在读完这第二封信之后，对于这一点不可能再有丝毫的怀疑了。元首，[ 墨索里尼对他的伙伴写道] 如果当初按照我们以前商定的办法，让我有时间来积累物资和加快自给自足的速度，我现在就不会向您提出这份清单，即使提出，项目也会比这少，数字也会小得多。
我有责任奉告，除非我肯定能得到这些物资供应，否则我要求意大利人民作出牺牲……就可能成为徒劳，并可能损害您和我自己的事业。
阿托利科大使本人是反对战争的，尤其反对意大利在战争中参加德国一方，因此他在递交这封函件时自作主张地向希特勒强调说，“所有这些物资都必须在战事开始以前运到意大利”，并且说这个要求是“不可变更的”。”墨索里尼仍然希望会出现另一个慕尼黑事件。所以他在信上特别附上一段说，只要元首认为“还有一线希望在政治领域内求得解决”，他将一如既往，随时准备给他的德国同志以充分的支持。尽管他们两人个人关系十分密切，并且缔结了钢铁盟约，尽管过去几年中彼此曾经多次大吹大擂地表示要团结一致互相支援，但是事实仍是：即使临到这个最后关头，希特勒仍然没有把他要毁灭波兰的真正意图推心置腹地吐露给墨索里尼，这位意大利伙伴仍然完全被蒙在鼓里。一直到这一天[26 日] 快要完了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这个隔膜才最后沟通。[566] 在8 月26日当天，希特勒在不到3 小时之内就给墨索里尼的来信回了一封很长的复信。下午3 点零8 分，又由里宾特洛甫把这封信用电话传给驻在罗马的冯·马肯森大使，这位大使在5 点刚敲过不久的时候连忙把它送给了墨索里尼。希特勒说，意大利提出的某些要求，如煤、钢之类，可以如数供给，但许多其他物资则难以办到。阿托利科坚持这些物资必须在战争爆发之前运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这时候希特勒才终于把他立即就要开始实现的真实目的吐露给他的盟友。
由于法国或英国都不可能在西方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而德国由于和俄国达成了协议，在击败波兰之后就可以腾出东方的全部兵力……所以我即使冒在西线发生纠葛的风险，也不会在解决东方的问题上退缩。
领袖，我了解您的处境，我只请您进行积极的宣传，并适当采取您自己已经向我建议的军事姿态，设法为我牵制英、法军队。
这是德国文件中所出现的第一个证据，表明希特勒在取消进攻波兰24小时以后又恢复了信心，而要继续进行他的计划，“即使冒”同西方作战的“风险”也在所不顾。
8 月26日当天晚上，墨索里尼又作了一点努力再次劝阻希特勒。他又给元首写了一封信，齐亚诺又用电话传给阿托利科，这封信在快到下午七点钟的时候送到了帝国总理府。
元首：我相信阿托利科无意造成的误会已经立即得到了澄清……除高射炮以外，我请求您供给的其他物资可以在今后12个月内陆续运到。不过，纵使误会已经澄清，您显然还是不可能大力帮助我补足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战争中所耗损的大量军备。
因此我将采取您所建议的态度，至少是在冲突的最初阶段，一方面尽最大能力加速军事准备，一方面就像目前己在进行的那样尽可能多地牵制住法国和英国的军队。这位意大利领袖由于自己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扮演这样一个不光彩的角色而深感苦恼，尽管如此，他还不死心，仍然认为应当试一试，看看是否有可能再来一次慕尼黑式的妥协。
……我不揣冒昧[ 他接着写道] 再次请您试一试寻求政治解决的机会，这决不是出于与我的天性格格不入的和平主义性质的考虑，而是为了我们两国人民和两国政权的利益。我认为现在还有政治解决的可能性，而且认为这样[567] 一个解决办法一定能使德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都完全得到满足。现在已经可以从档案材料看出，当时这位意大利独裁者努力争取和平是因为他还没有为战争作好准备。但是他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而感到很难过。他在8 月26日最后这次信件交换中对希特勒说：“在这行动的时刻，我出于非我力之所及的原因而不能给您真正的支援，此种心情，阁下当可想见。”齐亚诺在这忙碌的一天结束时在日记中写道：“领袖的确很难过。他的好战本能和荣誉感驱使他走向战争。理智现在已经制止了他。然而这使他大为伤心……现在他已经不得不正视严酷的事实了。而对领袖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经过这番穿梭般的信件往返之后，现在希特勒也只好让墨索里尼临阵脱逃了。8月26 日深夜，他又给他的轴心伙伴去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在27日零时10分从柏林用电报拍出的，送到墨索里尼手里是那天上午9 点。领袖：我已经收到您表示最后态度的来信。我尊重促使您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和动机。在一定情况下，这样做还是可能有良好结果的。
但是我认为，先决条件是意大利不应使外人知道它所打算采取的态度，至少在战争开始以前应当如此。因此，我诚恳地请求您用您的报纸和其他手段在心理上支持我们的斗争。我还要请求您，领袖，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在军事上采取示威性措施。至少要牵制住一部分英法军队；即使不能如此，无论如何也要使他们狐疑不定。
不过，领袖，最重要的一点是：事情万一和我所说过的那样发展成一次大战，东线的局势就必须在西方两大强国能操胜算之前予以解决。然后今年冬天，最迟也不过明年春天，我将以至少和法、英数量相等的兵力在西线发动进攻……
领袖，现在我有一件事要求您鼎力协助。在这一场艰巨的斗争中，您和您的人民所能给我的最大帮助是派来意大利劳工，从事工农业劳动……希望您慷慨应允，对您过去为我们的共同事业所作出的努力谨表谢忱。
阿道夫·希特勒意大利领袖当天下午作了一个温顺的答复，表示外界绝不会“在战争爆发以前知道意大利的态度”，他一定严守秘密，并答应[568] 设法牵制住尽可能多的英、法陆海军力量，他还将向希特勒派出所要求的意大利劳工。据冯·马肯森大使对柏林提出的报告来看，墨索里尼那一天在回这封信之前，曾经“郑重其词地”再次向这位德国大使表示，“他仍然相信，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而不诉诸战争还是可能的”，并且说，他将在给元首的信里再一次提出这一点。但是他在信中并没有提及。看来他当时已经心灰意懒，连提也不想再提了。
战争一旦突然爆发，法国虽然能几乎全部提供盟国方面在德国的西方国境线上所需的军队，而且在最初几个星期内，盟军在数量上也会远远地超过那里的德国驻军，但是在8 月将尽的那几天里，希特勒对于法国的动向似乎满不在乎。8 月26日，达拉第总理写给他一封慷慨陈词、颇为动听的信，提醒他法国会采取的行动，并声明一旦波兰遭到攻击，法国就一定出兵作战。那封信中写道：除非您认为法国人民的国家荣誉感不如我本人认为德国人民所具有的国家荣誉感，否则就不应当怀疑法国将恰守自己对其他国家，诸如波兰，所作的庄严保证……达拉第在呼吁希特勒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他同波兰的争端之后，补充说：如果像25年以前一样，法兰西和德意志在一场时间更长和杀人更多的战争中再次流血，两国人民都会抱着必胜的信心进行决战，但是最有把握的胜利者将是毁灭和野蛮的力量。考仑德雷大使在递交总理的这封信时，还加上了他个人热情的口头呼吁，恳求希特勒“看在人道的份上，为了他自己良心的安宁，不要放过这个和平解决的最后机会”。但是这位大使却不得不怀着“遗憾的心情”向巴黎报告，达拉第的来信未能打动这位元首——“他无动于衷”。
希特勒第二天给法国总理的复信，巧妙地利用了法国人不愿“为但泽送命”的心理，不过他没这么讲，这话留给法国的姑息妥协派说去了。希特勒宣称，自从归还了萨尔之后，德国就对法国放弃了一切领土要求；因此，两国之间没有理由一定要兵戎相见。如果竟然发生了战争，责任决不在他，而且他会感到“非常痛心”。
在最后那个和平的星期中，德、法两国在外交上的接触仅此而已。自从8 月26日那次会见以后，考仑德雷一直到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的时候为止，没有再去见过希特勒。在这个紧要关头对[569] 这位德国总理关系最大的国家是英国。正如8 月25日晚上希特勒推迟了入侵波兰的行动以后对戈林所说的，他要看一看能不能“排除英国的干涉”。
最后一天的和平日子
英法政府自以为已使德国人和波兰人同意进行直接谈判之后，尽管它们对希特勒深为怀疑，但还是集中力量为实现这一谈判而努力。在这项活动中，英国走在头里，法国则在柏林，特别是在华沙从外交上予以支持。虽然英国人没有劝波兰人接受希特勒的最后通碟，在8 月30日派一个全权特使到柏林去[ 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要求，正如哈利法克斯在给汉德逊的电报中所指出的，是“完全不合理的”] ，但是他们却敦促贝克上校宣布准备“毫不迟延地”同柏林举行谈判。这就是哈利法克斯在8 月30日深夜拍给驻华沙大使的那封电报的大意。根据这份电报，肯纳德须把汉德逊准备提交给里宾特洛甫的英国照会的内容告诉贝克，向他保证英国将忠于对波兰的义务，但是强调波兰必须同意立刻和德国举行直接谈判的重要性。哈利法克斯的电报说：从德国内部形势和国际舆论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至为重要的是，只要德国政府表示准备谈判，就不应该让他们有机会把引起冲突的罪责推在波兰身上。
肯纳德于半夜访晤了贝克，这位波兰外长答应在请示他的政府以后在8 月31日中午再给他一个“慎重的答复”。英国外交部于上午8 时收到了肯纳德叙述这次会见的报告，哈利法克斯对此并不十分满意。中午时分——这已经是8 月的最末一天了——他又打电报给肯纳德，叫他“偕同”驻在华沙的法国同事[ 法国驻波兰大使利昂·诺尔] 一起去提醒波兰政府，他们现在应该告诉德国政府说，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给德国政府的最后答复；而且还应当证实，他们已经接受了直接谈判的原则。这话最好是由他们自己直接告知，否则就通过我们告知。法国政府耽心德国政府会利用波兰政府方面的沉默。
哈利法克斯勋爵对于他的波兰盟友仍然感到不放心，过了不到两小时，也就是午后1 点45分的时候，他又给肯纳德拍去一份电报：[587] 请立刻转告波兰政府并劝告他们：既然他们已经接受了直接谈判的原则，便应当立即指示波兰驻柏林大使告知德国政府，如果德国有什么建议，他随时准备转致本国政府，以便他们能立即考虑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以便及早讨论。
但在这份电报发出之前不久，贝克为了回答半夜那个ｄｅｍａｒｃｈｅ，已经用书面照会通知英国大使，波兰政府“证实准备……同德国政府直接交换意见”；除此之外，他还曾口头向英国大使保证，他定将指示利普斯基去会见里宾特洛甫，告诉他“波兰已经接受英国的建议”。肯纳德间贝克，利普斯基如果接到里宾特洛甫交来的德国建议时将怎么应付。这位外交部长的回答是，他不打算授权给他的柏林大使接受这种建议，因为“鉴于过去的经验，这种建议很可能附有最后通牒之类的东西”。贝克说，重要的是重新建立接触，“然后再就谈判的地点、人选以及谈判的基础等细节进行讨论”。根据这位一度亲德的波兰外长所提到的“过去的经验”来讲，他这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据肯纳德在电报中向伦敦报告，贝克还说：“如果德国邀请他去柏林，他当然不去，因为他不想去受哈查总统所受的那种接待。”实际上，贝克给利普斯基的指示和上面所说的不完全一样。他并没有让利普斯基去对德国人说，波兰“接受”了英国建议，而是要他说波兰“正以赞成的态度考虑”英国的建议，并且“最迟不出数小时”即将作出正式答复。贝克给利普斯基的指示还不止于此，这一点德国人是知道的，因为他们掌握了波兰人的密码。
由于一个我们不久就会明白的简单而充分的原因，德国人并不急子接见那位驻柏林的波兰大使。当时已经为时太晚了。午后1 点，也就是收到华沙发来的电报指示几分钟以后，利普斯基就去求见里宾特洛甫，说要传达波兰政府的一个照会。一直等了两三个小时，他才接到威兹萨克的电话，后者代表德国外交部长问他，是作为全权使节还是“以某种其他身份”前来会晤。“我回答他，”利普斯基后来在他的最后报告中说，“我以大使的身份请求会见，递交我国政府的一项声明。”
接着又等了很久。午后5 点，阿托利科来访里宾特洛甫，说“领袖迫切希望”元首接见利普斯基，“至少要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为避免最后的决裂所必须的最低限度接触”。德国外交部长答应把意大利领袖的这番心意“转达”给元首。[588] 在这8 月的最末一天，为了设法挽救和平，这位意大利大使到威廉街来奔走，这已不是第一次了。那天上午9 点，阿托利科向罗马报告说，局势“极为严重”，除非“出现某种新变化，否则几小时后战争就要爆发”。于是墨索里尼就在罗马和齐亚诺凑在一起商议，企图寻找“某种新变化”。他们商量的第一个结果是，齐亚诺打电话告诉哈利法克斯说，除非能给希特勒送去一个“相当大的好处：但泽”，否则墨索里尼就不能出面调停。可是这位英国外交大臣没有上钩。他告诉齐亚诺，目前最要紧的是先通过利普斯基在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建立直接接触。
于是，午前11点30分阿托利科到德国外交部去见威兹萨克，告诉他，墨索里尼正在同伦敦方面进行接触，建议以归还但泽为解决德波问题的第一步，但是领袖需要一定的“时间宽限”来完成他拯救和平的计划。在此期间，德国政府能不能接见一下利普斯基呢？
利普斯基要求接见之后足足等了5 个多钟头，在午后6 点15分的时候，里宾特洛甫才接见了他。会见的时间并不长。这位大使虽然疲惫不堪，而且心力交瘁，但是举止不亢不卑。他向纳粹外交部长宣读了一份书面照会。昨夜波兰政府从英国政府方面获悉，英国政府曾与德国政府就波、德两国政府进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交换了意见。
波兰政府正以赞成的态度考虑英国政府的建议，并将于未来数小时内对此作出正式答复。“我还声明，”利普斯基后来说，“我从午后1 点起就一直在等着要递送这份照会。”里宾特洛甫问他是不是受权前来谈判的代表，这位大使回答道，“目前”他只接到指示要他传递方才宣读的照会，说毕就把那份照会交给了这位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说，他还以为利普斯基是作为“全权代表”前来谈判的。当这位大使再一次声明这并不是他的任务以后，里宾特洛甫就站起来送客了。他说，他将报告元首。
“当我回到大使馆的时候，”利普斯基后来说，“就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同华沙取得联系，因为德国人已经把我的电话线切断了。”
威兹萨克和里宾特洛甫之所以询问这位大使的谈判代表身份，纯粹是一个形式，无疑为的是好把他的回答载入记录；因为事实上在中午利普斯基收到华沙拍来的那份照会时，德国人就已经知道他不是如他们所要求的那样以全权代表身份前来的。他们当时立刻就译出了那份密码电报，并将一份抄件送交戈林。戈林把它拿给达勒鲁斯看，并要他火速送给汉德逊，以便让英国政府[589] “尽快地知道波兰的态度有多么顽固”。这是这位陆军元帅后来在纽伦堡法庭的被告席上解释的。戈林在法庭上宣读了当时利普斯基所收到的秘密指示，根据这份指示，这位大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进行任何正式的谈判，而必须坚持他“并未受有全权”，他仅仅受命递交本国政府的正式照会。这位陆军元帅在供词中在这一点上大作其文章，妄图说服纽伦堡的法官们，是波兰“破坏”了希特勒为和平而提出的最后建议；而且照他自己说，他戈林本人并不希望打仗，而且为了避免战争曾尽了一切努力。但是戈林的话的可靠性，比里宾特洛甫强不了多少；例证之一是，他竟进一步在法庭上说，希特勒只是在利普斯基于8 月31日6 点15分来过威廉街之后才决定“第二天入侵的”。
但事实完全不是如此。实际上1939年8 月最末一天下午和晚间，那些精疲力竭的外交家以及站在他们背后指挥的疲惫不堪的政府决策者，在这最后关头急急忙忙进行的活动，完全是水中捞月、枉费心机；而在德国人方面，则完全是一场蓄意的欺骗。
因为8 月31日中午12点半钟，也就是在哈利法克斯勋爵敦促波兰人采取较为和解的态度以前，在利普斯基去见里宾特洛甫以前，在德国人公布他们对波兰的“宽宏大量”的建议以前，并且在墨索里尼试图调停以前，阿道夫·希特勒就已经作出了最后决定，发出了把这个星球投入空前血腥的战争中的决定性命令。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绝密1939年8 月31日于柏林第一号作战指令1.用和平方式处理东部国境上为德国所不能容忍的局势的政治可能条件既已告罄，我已决定以武力解决。
2.对波兰的进攻将按照“白色方案”所规定的准备工作进行，但陆军方面由于目前部署儿乎已经全部完成，故有所变更。
任务分配以及作战目标则照旧。
进攻日期：1939年9 月1 日。
进攻时间：拂晓4 点45分[ 时间是用红铅笔填入的].这一时间规定也运用于格丁尼亚、但泽湾以及德却奥桥的作战行动。3.在西线，重要的是必须使开启战端的责任完全在英国和法国方面。目[590] 前对于无足轻重的侵犯边界活动，应当只用局部行动加以应付。
对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瑞士的中立我们曾经给予保证，应该认真遵守。在地面，不经我明确准许不得越过德意志西部疆界。
在海上，同一原则适用于一切战争行动和可以视为战争行动的一切行动。4.如果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开始作战，西线武装部队的各部队的任务是，尽可能地保存实力，以便保持必要条件胜利结束对波兰的作战。在此限度之内，尽可能地摧毁敌军及其战争经济资源。但在任何情况下没有我的命令不得转入进攻。
陆军应坚守“西壁”并作好准备，以防西方国家破坏比利时或荷兰的领土主权，假道该两国从北方包抄“西壁”……
海军将攻击商船，主要是针对英国……空军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法国和英国的空军袭击德国陆军以及德国的Ｌｅｂｅｎｓｒａｕｍ[ 生存空间].对英国作战时，应准备用空军切断英国的海上供应，炸毁其军火工厂，并阻止其向法国派遣军队。要把握一个有利战机，对密集的英国舰队，特别是战斗舰与航空母舰，进行有效的袭击。对伦敦的攻击听侯我的决定。
要作好进攻英国本土的准备，同时切记，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避免以不充足的兵力取得不完全的胜利。
阿道夫·希特勒就这样，希特勒在8 月31日中午12点以后不久正式用书面下达了于次日拂晓对波兰发动进攻的命令。正如他的第一号作战指令所表明的，他还不太清楚英国和法国会采取什么行动。他打算自己先不去攻击它们。但如果对方采取敌对行动，他就准备迎击。也许事情会像哈尔德在8 月28日的日记中所说的那样，英国人只在表面上作一作对波兰信守义务的姿态，“虚应故事地打一打”。如果真是这样，元首是不会因此而“见怪”的。
这位纳粹独裁者的这个关系人类命运的决定，大概是在8 月[591] 最末一天中午12点30分之前不久的时候作出的。前一天午后6 点40分，哈尔德在日记里记下了冯·勃劳希契将军的副官库特·西瓦尔特中校给他的一个通知：“作好一切准备，以便能够在9 月1 日拂晓4 点30分发动进攻。如果由于伦敦的谈判而需要推迟，则改在9 月2 日发动进攻。果然改期，我们将在明天下午3 点以前接到通知……元首说：不是9 月1 日就是9 月2 日。过了9 月2 日，一切作罢。”由于秋季多雨，进攻必须立即开始，否则就得完全取消。
8 月31日一早，希特勒还在声称他正在等着波兰的谈判使节的来到，而德国军队就已经接到了命令。上午6 点30分，哈尔德写道：“帝国总理府的消息，进攻令已下，定于9 月1 日。”那天上午11点30分，他又记道：“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报告，进攻时间定在0445[ 清晨4 点45分].据说西方干涉将不可避免，尽管如此，元首仍然决意进攻。”1 小时以后，正式的第一号指令就下来了。
我记得那一天柏林笼罩在一种阴暗而凄惨的气氛中。每个人都是一副茫然若失的样子。上午7 点25分，威兹萨克给“密谋分子”之一乌里希·冯·哈塞尔去了一个电话，要他赶快来见他。这位国务秘书认为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希望：就是由汉德逊去说服利普斯基和他的政府立刻指派一个全权代表，或者至少是声明打算派遣这样一个代表来。他问解职在野的哈塞尔能不能为此目的马上去拜访一趟他的朋友汉德逊和戈林。哈塞尔去尝试了一下。他到汉德逊那里跑了两次，还去找了一趟戈林。尽管他是外交界的老手，现在又是个反纳粹分子，可是他却好像还没有认识到事态的发展已经不是这种微不足道的努力所能挽回的了。他也没有认清他自己以及威兹萨克和所有那些“好心的”德国人思想糊涂到了什么程度；这些德国人要和平，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们要的是建立在德国条件上的和平。因为，到了8 月31日这一天，他们应该已经看清楚，要么希特勒让步，要么波兰人让步，否则就只有战争，可是不论哪一方都丝毫没有让步的可能。然而正如哈塞尔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所表明的，他还在期望波兰人会让步，期望他们会步奥地利人和捷克人的后尘，走上那条国破家亡的道路。
汉德逊向哈塞尔指出，“主要的困难”是由于德国人所用的方式引起的，他们想要“对待傻孩子”那样地把波兰人呼来喝去。哈塞尔竟反驳说：“波兰人一味沉默也不见得就对。”他还表示“一切都取决于利普斯基的出场——不是来提问题，而是宣布他愿意谈判”。可见就连哈塞尔也认为，波兰人虽然岌岌可危地即将在纳粹捏造的罪名下遭到进攻，但也没有提问题的权利。当这位前任大使就战争爆发的问题作出“最后结论”时，他一方面责备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有意冒同西方作战的危险”，另一方面又把许多责任推在波兰人甚至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身上。“从波兰人这方面来说，”他写道，“他们既有波兰人的狂妄自大，又有斯拉夫式的任其自流的脾气，仗恃有英国和法国的支持，把避免战争的最后机[592] 会全都错过了。”人们不禁要问，除了向希特勒的全部要求屈服之外，他们还错过了什么机会？哈塞尔还说：“伦敦政府……在这最后的时刻放弃了努力，而采取一种‘管他娘’的态度。法国亦步亦趋，只不过更加犹豫迟疑而已。倒是墨索里尼真正竭尽全力避免战争。”如果像哈塞尔这样一个有教养、有学问、有经验的外交家在思想上还如此糊涂，那么希特勒轻而易举地欺骗了德国人民群众又还有什么奇怪呢？
接着，在那最末一天的和平日子行将消逝的下午，还发生了一个有点滑稽的插曲。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根据那天的决定，空军司令戈林要执行次日黎明即将对波兰展开的大规模空袭的任务，这位元帅想必一定忙得不可开交了。事实却不然。中午达勒鲁斯把他邀到爱思普兰德饭店去吃饭，用美酒佳肴殷勤地向他劝杯敬菜。达勒鲁斯请他喝的白兰地真是酒中上品，以致戈林临走时还非带走两瓶不可。提起了他的兴致之后，达勒鲁斯就建议他把汉德逊请来谈谈。戈林在请示了希特勒以后，便邀请汉德逊和福比斯下午5 点到他的寓所去喝茶。达勒鲁斯[ 汉德逊在他的《最后的报告》或著作中都没有提到有这个人在场] 说，他当时建议由戈林代表德国到荷兰去和波兰代表举行谈判，汉德逊应允将这个建议转达给伦敦。据这位英国大使在他那《最后的报告》中的叙述，在这次茶会中，戈林“谈了两小时波兰的罪状以及希特勒先生和他自己同英国友好的愿望。这是一场毫无结果的谈话……我的总印象是，这是他最后一次徒劳的努力，想使英国抛弃波兰……他在这样的时刻竟肯让我占据他这么多的时间，对此我当时有一种非常不妙的预感……如果不是事无大小，一切都安排停当了，他决不会在这种时候还有时间来陪我谈话的”。
关于这次奇特的茶会，福比斯在纽伦堡回答戈林的辩护律师的询问时，作了第三方面的、同时也是最辛辣的一种描述。
当时的气氛是沉闷紧张的，虽然尚为友好……戈林对英国大使说的话是：如果波兰人不肯让步，德国就会把他们像虱子一样掐死，如果英国决定宜战，他将感到非常遗憾，但英国以后会知道这是一种极为轻率的举动。
据汉德逊自己说，那天晚上他给伦敦拟发了一份电报：“现在如由我再向他们提任何建议，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任何建议都会被目前形势的发展抛在后面，我们唯一能采取的方针就是表示[593] 我们有不可动摇的决心以武力对付武力。”
尼维尔·汉德逊爵士好像已经感到彻底幻灭了。几年来为了千方百计满足这位欲壑难填的纳粹独裁者，他费尽了心力，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出使德国还是辱命了。在这个8 月的最末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个思想浅薄但态度温文的英国人极其盲目地在柏林搞了一阵个人外交之后，准备勇敢地面对他的希望归于破灭，计划归于流产。虽然第二天，战争爆发的那一天，他还要犯一次更为典型的和令人难于置信的过错，但是他已经开始认识到一条古老的真理：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正像他终于说出的那样，武力必须以武力对付。
1939年8 月31日的夜幕笼罩欧洲的时候，150 万德国军队已经开始进入波兰沿境的最后阵地，只等次日拂晓出击；这时希特勒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开动宣传机器，玩弄一套欺骗伎俩，使德国人民对于这一场突如其来的侵略战争在精神上有所准备。
当时的德国人民正需要这样一剂药。在戈培尔和希姆莱的帮助下，希特勒早已成为精于此道的专家。我当时曾在柏林街头上徘徊，同许多普通德国老百姓谈过话，那天上午我在日记里写道：“人人都反对战争。人们公开地这样说。当人民这样坚决地反对战争的时候，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投入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呢？”尽管我对第三帝国有这样一段亲身体验，却提出了这样一个幼稚的问题！希特勒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知道得非常清楚。一星期以前他岂不是在巴伐利亚的山顶上对他的将领们说过，他要“提出发动战争的宣传上的理由”，并且叫他们“不必管它讲得通，讲不通”？他告诉他们，“胜利者在事后是没有人问他当初说的是不是实话的。在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时，是非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紧要的是胜利。”
晚间9 点，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德国电台都广播了元首对[594] 波兰的和平建议，当我从无线电中听到这些建议的时候，我这个受骗的记者感到这个建议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可是希特勒从来没有向波兰人提出过这个建议，甚至对英国人也不曾正式提出过，只不过是在不到24小时以前含糊其词地而且非正式地向英国大使提了一下而已，这一事实广播电台却完全没说。这位总理发表了一篇十分冗长的声明，向德国人民解释德国政府如何为了保持和平用尽了一切外交手段；的确，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他用尽了自己那一套弄虚作假、混淆视听的手法，当然少不了戈培尔的协助。这篇声明说，8 月28日，英国政府表示愿意为德、波两国之间的争执出面斡旋，第二天德国政府就作出了如下的答复：尽管我们对波兰政府愿意达成谅解的诚意抱着怀疑，但是仍然宣布，准备为了和平的利益而接受英国的调停或建议……我们认为，如果要避免一场灾祸的危险，就必须毫不犹豫地立刻采取行动。我们宣布，我们准备在8 月30日夜间以前接待一位波兰政府指派的代表，但该代表不仅要有进行讨论的权力，而且要有进行谈判和缔结协议的权力。
但是，德国政府表示愿意取得谅解之后，所接到的第一个答复不是行将派遣一名受权代表前来谈判的声明，而是波兰动员的消息……
不能指望德国政府无尽无休地一再声明愿意举行谈判并且实际上作好这种准备，而结果却只让波兰方面用空洞的逅辞和毫无意义的宣言拖延时日。
波兰大使目前所采取的外交行动再一次证明：该大使既没有参加讨论的全权，甚至也没有进行谈判的全权。
元首与德国政府就这样空等了两天，始终来见波兰谈判代表来到。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认为自己的建议这一次又被……拒绝了，虽然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按照同时也向英国政府提出的方式，完全是诚恳的、公道的和切实可行的。希特勒和戈培尔从经验中懂得，好的宣传如果要有效果，仅仅依靠言词是不够的，它需要有实际行动，不论其中有多大成分需要捏造出来。现在德国人民已经相信[ 关于这一点，本书作者可以根据亲身的观察作证] 是波兰人拒绝了元首慷慨的和平建议，剩下来要做的就是制造一个行动来“证明”先动手的是波兰而不是德国。
读者想必记得，德国人已经根据希特勒的指示为这最后一桩见不得天日的勾当小心翼翼地作好了准备。党卫队那个有文化[595] 的恶棍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已经在靠近波兰边境的格莱维茨等候了6 天，准备对当地的德国电台表演一场伪装波兰方面的进攻。这个计划已经作了修改。由穿着波兰陆军制服的党卫队人员开枪射击，把事先麻醉过去的集中营囚徒放在地上，充当电台方面被打得奄奄一息的“伤亡”人员——这套把戏的这个“喜剧性”部分，我们已经知道，用的角色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代号叫“罐头货”。他们准备制造若干起这种伪造的“波兰进攻”，但最主要的一起预定发生在格莱维茨电台。
8 月31日中午，[ 瑙约克斯在纽伦堡法庭上供称] 我从海德里希那里接到预定在当天晚上8 点进行攻击的密令。海德里希说：“执行这一攻击前，可向缪勒领取‘罐头货’”。我照办了，并且指示缪勒把那人弄到电台附近来交给我们。我收到了这个人，就把他放在电台的门口。他还活着，但已完全失去了知觉。我掰开他的眼睛看一看，不过我不能从他的眼睛上辨别出他是否活着，只是他还有呼吸。我没有见到枪伤，但是他脸上抹满了血污，穿的是便服。
我们按照命令夺下了电台，通过一个紧急备用发射台广播了三四分钟的演说，用手枪打了几枪之后才离去。
那天夜晚，除了报道元首对波兰的“建议”和波兰“进攻”德国领土的外发新闻电报和电台广播以外，柏林同外界的联系几乎全部中断。我想和华沙、伦敦以及巴黎通电话，但是我得到的回答是同这几国首都的通讯连络已经切断了。从外表上看来，柏林一切都和平常一样。不像巴黎和伦敦，这里没有疏散妇孺，也不像其他国家首都所发出的消息所报道的那样，商店的橱窗前面也没有堆起沙袋。9 月1 日清晨4 点钟光景，我作完了最后一次广播，从广播大厦驱车返回阿德隆饭店。街上空荡荡的。住家的屋子里一片漆黑，人们正在熟睡。我心里这样想，他们也许是抱着最好的希望——对和平的希望——上床安息的。
希特勒本人这一天却心情舒畅、精神奕奕。8 月31日下午6 点，哈尔德将军在日记里记道，“元首镇定自若；睡得很好……决定[ 在西部] 不疏散这点说明，他预料法国和英国不致于采取[596] 行动”。
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反纳粹密谋分子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心情却泅然不同。卡纳里斯集团曾经发誓要搞掉这位独裁者来避免战争，现在希特勒正在把德国推入战争，采取行动的时刻到了，可是却不见这些密谋分子有何动静。
接近黄昏的时候，吉斯维乌斯被奥斯特上校请到最高统帅部来。这个德国军事力量的神经中枢里乱哄哄的，显得忙碌不堪。卡纳里斯把吉斯维乌斯拉到一条灯光黯淡的走廊里，感情激动地对他说：“德国这一下算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