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那里没有发生什么战事。几乎没有放过一枪。德国的老百姓开始把这种战争叫做“静坐战”──Ｓｉｔｚｋｒｉｅｇ。在西方，人们也很快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假战争”。在这里，正如那位英国将军Ｊ。Ｆ·Ｃ·富勒所说的，“世界上最强大的[ 法国] 陆军，对峙的不过26个[ 德国] 师，却躲在钢骨水泥的工事背后静静地坐着，眼看着一个唐·吉诃德式的英勇的盟国被人消灭了”
对这种情况，德国人是不是感到意外呢？一点也不。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在8 月14日最初那篇日记中就详尽地估计了一旦德国进攻波兰时西线方面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他认为法国“多半不会”采取攻势。他相信法国绝不会“不顾比利时人的意愿”假道比利时出兵。他的结论是，法国方面会继续采取守势。前面已经谈到，当9月7日波兰军队的失败已成定局的时候，哈尔德就已经忙于制定把德军西调的计划了。
那天晚上，他记下了勃劳希契那天下午同希特勒商谈的结果。
西方的动向尚不清楚，从某些迹象来看，没有真想打仗的意图……法国内阁缺乏果敢的气魄，英国方面也开始透露出在进行清醒考虑的迹象。过了两天，希特勒发出了第三号作战指令，命令作好准备，让陆空军部队从波兰调往西线。但是不一定就打。指令规定“即使在英国……和法国迟疑地启衅之后，我军地面部队[ 或] ……我方飞机每次越过西部国境，[ 以及] 对于英国的每一次空袭，都必[634] 须有我的明确命令”。
法国和英国对波兰作过什么保证？在它一旦受到攻击时，它们将怎样做？英国的保证是泛泛的一般性的，但法国的保证是明确的。1939年5 月19日的法波军事协定对此曾有明文规定。该条约载明，法国方面将“在总动员令下达后不出3 天的时间内逐步对有限目标发动攻势”。如今总动员令已在9 月1 日宣布。条约还进一步规定，“一旦德国以主力进攻波兰，法国将从法国总动员开始后第15天起，以其主力部队对德国发动攻势”，当波兰副参谋总长雅克林兹上校问到法国能够派出多少部队参加这一大规模的进攻时，甘末林将军曾经告诉他，法国届时大约可以派出35个到38个师。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8 月23日，当德国对波兰的进攻眼看就要爆发的时候，那位胆怯的法国统帅却告诉他的政府说，“要到大概不到两年以后……1941—1942年之间”他才可能发动一场真正的攻势，他还说，这是假定到那个时候法国能得到“英国部队和美国装备的帮助”。
的确，在战争一开始的几个星期内，英国能派到法国去的部队是少得可怜的。到了10月11日，波兰战事结束了3 个星期以后，英国才派了4 个师──158000人──到法国去。丘吉尔称之为“象征性的帮助”。富勒指出，直到12月9 日英国方面才第一次有了伤亡──有一个外出巡逻的班长被击毙。富勒说：“自从莫利内拉和扎戈那拉之战以来还未见过这样不流血的战争。”
那些德国将领们在纽伦堡法庭上追溯往事的时候，一致认为波兰战役期间西方国家没有在西线发动进攻，是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 哈尔德将军说] 只有几乎完全不顾我们的西部边境，我们才有可能在对波兰的进攻中取得胜利。如果法国人当时看出了局势的必然规律，利用德军在波兰交战无暇分身的这个机会，他们本来是有可能在我们无法防御的情况下跨过莱因河，威胁鲁尔区的，而鲁尔区对德国作战具有莫大的决定性意义。
[ 约德尔将军也说] ……如果说我们没有在1939年崩溃，那仅仅是由于[635] 在波兰战役期间，英法两国将近110 个师在西方对德国的23个师完全接兵未动的缘故。对此，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将军补充道：我们军人一直担心法国会在波兰战役期间发动进攻，结果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假使法国进攻，他们所遇到的将会只是德国的一道军事纸屏，而不是真正的防御。那么，在西线对德军具有压倒优势的法军[ 最初的两个英国师直到10月初才部署好] ，为什么没有像甘末林将军和法国政府以书面保证的那样发动进攻呢？
说来原因很多：首先是法国最高统帅部、政府和人民当中的失败主义情绪；其次是法国人对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伤亡惨重、元气大伤记忆犹新，他们决心只要能够避免就一定要避免再遭受这样一场杀戮；第三，到9 月中旬，波兰军队的惨败使他们感到德国人不久就能把优势兵力调往西线，从而把法国最初取得的一点进展一扫而空；还有就是对于德国武器和空中优势的恐惧心理。真的，法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求英国空军不去轰炸德国境内的目标，生怕法国工厂会遭受到报复性的打击，殊不知对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如果进行全力轰炸，很可能使德国遭到致命打击。许多德国将领后来承认，这是他们在9 月间最担心的一件事。
从根本上来说，对于法国为什么没有在9 月间对德国发动进攻这个问题，丘吉尔的话可能是最好的解答。他写道：“这场战争实际上早在几年以前就已经输掉了。”1938年在慕尼黑的时候，1936年在德国重新占领莱因兰的时候，以及1935年在希特勒悍然不顾凡尔赛条约宣布实行征兵制的时候，就输掉了。由于盟国方面几次可悲地畏缩逡巡，如今就不得不付出代价，可是巴黎和伦敦却仿佛以为静坐不动就可能把那笔债躲过去似的。但是在海上却有战斗。
德国的海军不像西线的陆军那样受到禁令的限制，在宣战的第一个星期内就击沉了11艘英国船舰，总吨位为64595 吨，几乎等于1917年4 月德国潜艇战最猖獗时英国在一周中所损失的半数，当时英国的处境岌岌可危。但英国的损失往后逐渐减少，第二个星期损失了53561 吨，第三个星期为12750 吨，而第四个星期只损失了4646吨——9 月份总计被潜艇击沉的船只为26艘并[636]135552 吨，被水雷炸沉的为3 艘共16488 吨。”
这种损失的陡然减少，有一个原因是英国人所不知道的。9 月7 日，雷德尔海军元帅同希特勒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商谈。由于在波兰旗开得胜以及法国并未在西线发动进攻而大喜过望的希特勒，叫海军把步子放慢一些。法国表现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克制”，英国人也在“举棋不定”。鉴于这种情况，德国人决定大西洋上的潜水艇毫无例外地放过一切客船，完全禁止对法国船进行攻击，并命令在北大西洋的“德意志”号和在南大西洋的“斯比伯爵”号两只袖珍战舰暂时撤到“待命”的基地。雷德尔在日记中写道：“总的政策是实行克制，等待西方的政局进一步明朗化，这大约需时一星期。”
推翻希特勒的佐森“密谋”
密谋分子们再一次立即开始行动的时刻到来了，或者说，他们自以为是到来了，发愁的勃劳希契和哈尔德，面临着严酷的抉择：或者是采取他们在10月14日所想到的第三种“可能”[ 即除掉希特勒] ，或者是在西线发动他们认为会给德国带来灾难性后果[48]的进攻。军队和文职机关中所有突然活跃起来的“密谋者”都力主走第一条道路。
战争爆发以来，他们已经遭到过一次挫折。在进攻波兰前夕，早已退休的冯·哈麦施但因将军又暂时被起用，在西线担任一个司令官的职务，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星期，他曾经竭力邀请希特勒到他的司令部去视察一下，以表示在进攻波兰的时候他并没忽视那条战线。实际上，哈麦施但因将军，这个希特勒的死对头，是想要把他抓起来。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早在9 月3 日英国政府宣战的那一天，就在柏林阿德隆饭店匆忙会见奥吉尔维·福比斯的时候，把这个阴谋悄悄地告诉了他。但是那位元首已经嗅出气味不对，谢绝了那位前陆军总司令的邀请，并且过了不久就把他撤掉了。
但密谋分子们仍然同英国人保持着联系。他们没有能够采取行动阻止希特勒消灭波兰，他们现在集中力量于避免战事向西蔓延。文职密谋分子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在德意志帝国中，唯有军队有办法制止希特勒。随着总动员和在波兰取得的闪电般的胜利，军队的力量和地位有了极大的增长。但是正如哈尔德对那些文职密谋分子所解释的，由于编制扩大，军队也有它不方便的一面。军官队伍中增添了大量的预备役军官，而他们当中很多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同时部队的士兵又全都被灌了一脑袋的纳粹思想。哈尔德指出，要找到一支可以信赖的并且肯于反抗元首的部队是不容易的。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朋友，哈尔德都是一个善于强调困难的人。
将领们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文职密谋分子认为也完全应当考虑。就是如果他们发动一次反对希特勒的政变，英法是不是会利用政变在军队和国家中所造成的混乱，从西线大举入侵，占领德国？并且，虽然他们已经推翻了那个罪魁祸首，英法是否仍然会向德国人民提出苛刻的靖和条件？因此，有必要同英国人保持联系，以便取得明确的谅解，使西方盟国不利用德国反纳粹的政变趁火打劫。
他们通过好几条途径同英国人接触。其中韦一条途径是由约瑟夫·缪勒博士通过梵蒂冈发展出来的。这位博士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慕尼黑的第一流律师，体格魁伟，精力旺盛，而且有股蛮劲儿，所以在年轻时得到过“蛮牛约瑟夫”的绰号。他在谍报局奥斯特上校的默许下，于10月初曾经到罗马作了一次旅行，在梵蒂冈同英国驻教廷公使建立了联系。据德国人说，他不仅取得了英国的保证，并且还得到了教皇的诺言，同意在新的反纳粹德国政权和英国之间充当调停人。
另一个接触点在瑞士的伯尔尼。威兹萨克派了不久以前曾任[649] 德国驻伦敦代办的西奥多·科尔待当德国驻瑞士公使馆的参赞。他在瑞士的首都不时和一个英国人菲利普·康维尔一伊凡斯博士碰头。后者曾经在德国柯尼斯堡大学担任教授，不仅成了研究纳粹主义的专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纳粹的同情者。
10月的下半月，康维尔一伊凡斯给科尔特带来了一个讯息，后来被科尔特说成是张伯伦以谅解和公正的态度对待未来的反纳粹德国政权的庄严保证。实际上这个英国人带来的只是张伯伦对下院的演说中的一段话。在这篇演说里，这位首相一方面拒绝希恃勒的和平建议，一方面宣布英国无意“使一个愿意同其他国家和睦相处、互相信赖的德国在欧洲无法获得应有地位”。那一篇对德国人民表示友好的讲演中的这一段话和其他的段落都曾由伦敦方面广播过，那些密谋分子想必也在无线电中听到过，但是他们仍然对那位非正式的英国代表带到伯尔尼来的“保证”大表欢迎，认为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东西。这些密谋分子得到了这个声明并认为自己已经通过梵蒂冈取得了英国的保证之后，就满怀希望地转向那些德国将领，说他们是满怀希望固然不错，但是也可以说是绝望中的孤注一掷：“我们唯一能得救的希望，”威兹萨克在10月17日对哈塞尔说：“就在于举行军事政变。但怎样举行政变呢？”
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德国已经决定在11月12日侵入比利时和荷兰。必须在这个日子以前举行政变。哈塞尔警告其他的人说，在德国侵犯了比利时以后，就不可能得到“公道的和平”了。
对于后来发生的事，其实应当说是对于后来为什么竟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参加这个密谋的人各持一说，互相矛盾，莫衷一是。像在慕尼黑时期的那次一样，这次的中心人物仍然是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但是他忽冷忽热，犹豫不定。在纽伦堡提审时，他解释说，“野战部队”由于“全副武装的大敌当前”，不可能举行叛变。他说他曾呼吁不直接与敌人交锋的国内驻防军采取行动，但是他从国内驻防军司令弗雷德里希[ 弗里茨] ·弗洛姆将军那里所能得到的，最多只是一种谅解，那就是“作为一个军人”，只要勃劳希契下命令，他马上就执行。
但是勃劳希契甚至比他的参谋总长还要胆小怕事。“如果勃劳希契没有足够的魄力作出决定的话，”贝克将军对哈尔德说，“你就应当作出决定，给他来一个既成事实。”但是哈尔德坚持认为，勃劳希契是陆军总司令，最后责任应当由他负。大家就这样推来推去，谁也不愿负责。哈塞尔在10月末的日记中悲叹道：“哈尔德的胆略和威信都不足以胜任此事。”至于勃劳希契，就像贝克所说的，只是一个“六年级小学生”。这时密谋分子由陆军方面的经济专家托马斯将军和谍报局的奥斯特上校为首，继续在哈尔德身[650] 上做工作。哈尔德终于同意，至少他们认为如此，只要希特勒进攻西方的最后命令一下，就发动政变。但哈尔德本人后来却说，这仍然要以勃劳希契作最后决定为条件。不管怎样，11月3 日，据哈尔德和奥斯特在最高统帅部里的一个心腹汉斯·格罗斯库特上校说，哈尔德通知贝克将军和戈台勒这两个主要密谋分子，要他们从11月5 日起随时准备行动，陆军总司令部和参谋总部所在的佐森成了酝酿阴谋活动的温床。
11月5 日是关键性的一天。部队将在这一天开往与荷、比、卢交界处的出击点，同时勃劳希契也约定在这一天向希特勒摊牌。他同哈尔德曾经在11月2 日和3 日视察了西线的各高级指挥部，战地指挥官们反对进攻的意见增强了他们的决心。哈尔德在自己的日记里暗自写道，“没有一个指挥部认为进攻……有任何可能取得胜利”。于是陆军总司令带着把从前线将领们那里得到了的大批论据，再加上他自己和哈尔德、托马斯等人的论据汇集成的一份备忘录，而且，用哈尔德的话来说，另外还带了一份“反备忘录”，那是对希特勒10月9 日那份备忘录的答复，在11月5 日这一天，驱车前往柏林总理府，决心说服希特勒放弃在西线立即发动进攻的计划。如果劝说无效，勃劳希契就将参加推翻希特勒的密谋——至少密谋分子是这样了解的。他们兴高采烈，非常乐观。据吉斯维乌斯说，戈台勒甚至已经着手为未来的反纳粹临时政府草拟内阁名单了，后来还是头脑较比冷静的贝克制止了他才没有这样做。那时只有沙赫特一个人对这问题极感怀疑。“你们瞧着吧，”他警告道，“希特勒准会闻出气味不对，明天不会作出任何决定。”
跟以前一样，他们全都锗了。
勃劳希契一无所获，他的备忘录也好，前线指挥宫的报告也好，他自己的论据也好，都没有发生作用，这本来也是意料中的事。当勃劳希契提出当时是西方一年之中天气最恶劣的季节时，希特勒反驳道，对德国人来说是恶劣的气候，对敌人也同样恶劣，何况来年春天天气也未见得就好。最后，这位没有脊梁骨的陆军统帅计无可施，便告诉元首说，西线部队的士气同1917—1918年的情况类似，当时军队里充满了失败主义情绪，发生不服从命令的情况，甚至有兵变。
据哈尔德说[ 他的日记是这次极机密的会谈的主要来源] ，希特勒一听这话，顿时勃然大怒。他要勃劳希契说出来：“哪个部队出现了这种没有纪律的情况？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什么地方？”他要在第二天亲自坐飞机到那里去调查。据哈尔德的日记说，可怜的勃劳希契本来想故意夸大一下事实，以便“吓退希特勒的”，现在却惹得元首大发雷霆地训了一顿。“陆军总司令部采取什么行动？”元首吼叫道，“枪毙了多少人？”希特勒咆哮道，事实上“是[651] 你们陆军不想打”。
“已经没有办法再谈下去了，”勃劳希契在纽伦堡追忆那次不愉快的会见时在法庭上说，“于是我只好退了出来。”据别人回忆说，他踉踉跄跄地回到18英里外佐森的司令部时还惊魂未走，甚至在叙述会见经过时最初都有点语无伦次。
“佐森密谋”就这样完事大吉。它同慕尼黑时期的“哈尔德密谋”一样，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在这两次密谋中，密谋分子们为自己的行动所提出的条件都实现了。这次希特勒坚持自己的决定，要在11月12日发动进攻，事实上当碰了一鼻子灰的勃劳希契走了之后，希特勒还用电话向佐森司令部重申了他的命令。当哈尔德要求书面的命令时，书面的命令立刻就送来了，密谋分子们曾经说，要推翻希特勒必需有一个书面证据，也就是要由希特勒下令发动一场他们认为行将使德国遭到惨祸的战争；现在证据有了，但是他们除了惊慌失措之外，毫无所为。他们乱成一团，急急忙忙地焚毁了可能惹祸的文件，掩盖了他们密谋活动的痕迹。只有奥斯特上校好像还保持了镇静。他向比利时和荷兰驻柏林公使馆发出了警告，要这两国提防11月12日早晨的进攻。然后他就动身到西线去，想试探一下，看看他还能不能再次说动冯·维茨勒本将军来干掉希特勒，结果毫无所获。包括维茨勒本在内，所有的将领都知道他们已失败了。那位前下士又一次不费吹灰之力就战胜了他们。几天以后，指挥Ａ集团军的伦斯德召集他所属的军级和师级司令官开会，详细讨论了进攻的计划。虽然他本人对这次进攻的成功仍有疑问，他却劝他的将领们撇开怀疑。他说：“陆军已经分配了这个任务，不论怎样都得执行！”希特勒冲着勃劳希契发了那一通雷霆，把他吓得要死之后，第二天就着手草拟一个宣言，对荷兰和比利时人民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提出辩解。哈尔德日记中提到的借口是“法国军队必将开进比利时”。
但是第二天，11月7 日，希特勒却推迟了进攻的日期，使得将领们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绝密1939年11月7 日于柏林……元首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听取了气象和铁路运输方面的报告以后，发布命令如下：“Ａ日”“推迟3 天，下一决定将于1939年11月9 日下午6 点作出。凯特尔[652] 整个秋天和冬天希特勒发布了14道推迟进攻的命令，这是其中的第一道。欧战结束时，从最高统帅部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些命令的副本。这些命令表明希特勒在任何时候都从没有放弃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决定，只不过是一星期一星期地往后推而已。他在11月9 日把进攻推迟到11月19日；而临到11月13日又把它推迟到11月22日，像这样一直推下去，每次都是在五六天以后前通知改期，往往是以天气作为理由。这也许是希特勒在某种程度上对将领们的迁就，也许是他意识到陆军尚未准备就绪。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战略计划和战术计划没有充分拟好，因为他还在不断地进行修改。希特勒第一次推迟进攻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11月7 日作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天，比利时国王同荷兰女王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表示愿意“在西欧战争开始激烈进行以前”斡旋和平，这一来使德国人大大地陷入了窘境。希特勒在他所草拟的宣言中本来打算说，德军开入这两个低地国家是因为获悉法国军队即将开进比利时，但是在比荷发表了这个联合声明之后，这个借口就很难取信于人了。
同时，希特勒也可能得到了风声，知道他进攻比利时这个中立小国已经起不到奇袭的作用，而他原来正是倚仗这一点的，10月底，戈台勒曾经到布鲁塞尔去了一趟，带去了威兹萨克的秘密委托，要德国驻比利时大使贝劳一许汪特私下警告比利时国王“局势极为严重”。那位大使遵命照办，利奥波德国王马上就赶到海牙，同荷兰女王商量，于是便拟定了上述的联合宣言。但比利时人还得到了比这更为明确的情报。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这个情报一部分是从奥斯特那里来的。另外，11月8日，贝劳一许汪特还用电报通知柏林，利奥波德国王曾告诉荷兰女王，说他获得“准确的情报”，得知沿比利时国境线已有德军集结，说明德军将“在两三天”内穿越比利时国土发动进攻。
接着在11月8 日晚间和11月9 日那天下午一连发生了两桩怪事：一桩是险些使希特勒送命的炸弹爆炸事件，另一桩是德国党卫队人员在靠近德国边境处绑架了荷兰境内的两名英国间谍。这两起事件虽然最初分散了那位纳粹统帅的注意，使他无暇考虑在西线发动进攻的计划，但最后却增加了他在德国的威信，同时吓坏了那些实际上同这两起事件全然无关的佐森密谋分子。
纳粹绑架案和啤酒馆炸弹事件
11月8 日晚间，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酒馆为纪念[653]1923 年啤酒馆政变而对党内“老卫队”战友发表每年一度的演说，这篇演说比他往常的演说都短，在他讲完之后12分钟，预先安置在讲坛后面的柱子内的一枚炸弹爆炸了，死7 人，伤63人。这时候所有的纳粹要人都已经跟在希特勒的后面匆匆离开了会场。在往年，他们照例都要留下来，一面慢慢地喝着啤酒，一面同党内的老战友们回忆话旧，谈着当年的政变。
第二天早晨，希特勒自己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独家刊登了谋刺元首的新闻。这家报纸说这桩肮脏的勾当是“英国特务机关”、甚至说是张伯伦干的。那天晚间我在日记里写道：“这件未遂的‘谋刺案’无疑将激起舆论支持希特勒，并将煽起对英国的仇恨……我们多数人觉得，这一事件很像是一次新的国会纵火案。”
除开戈培尔的狂热脑袋中所想象的以外，英国特务机关同这件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于是纳粹立即设法制造这样一种关系。慕尼黑的炸弹爆炸后一、两个小时，党卫队和秘密警察的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菜打电话给杜塞尔道夫的一个正在走红运的年轻下属瓦尔特·施伦堡，根据元首的指示，命令他第二天越过荷兰边境，把两个同施伦堡保持联系的英国特工人员绑架过来。
希姆莱的这道命令引起了战争中一桩最离奇古怪的事件。施伦堡同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一样，也是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流氓知识分子。一个多月以来，他同荷兰境内的两名英国谍报官ｓ·潘恩·贝斯特上尉和Ｒ·Ｈ·斯蒂芬斯少校建立了联系。在他们面前，他自称是最高统帅部里的反纳粹军官“夏梅尔少校”[ 这位少校倒也确有其人] ，并且编造了一套活龙活现的故事，说明德国将领们如何决意推翻希特勒。他说，他们希望英国方面保证伦敦政府将公正地对待未来的反纳粹新政权。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由于英国人曾经从其他方面听说过德国军人有这么一个密谋，那些密谋分子也曾经要求过这样的保证，英国政府便有意同这位“夏梅尔少校”发展进一步的联系。贝斯特和斯蒂芬斯给了他一部小型无线电收发报机。随后双方在无线电上往来频繁，并且在荷兰不同的城市见了若干次面。11月7 日，双方在离德国边境不远的荷兰文洛镇上见面时，那两个英国间谍给“夏梅尔”带来了伦敦方面寄给德国反纳粹领袖的一封相当含糊的信，十分笼统地谈了同一个反纳粹政权缔结公正的和约的基础。当时说妥，“夏梅尔”将在第二天把一位反纳粹的领袖[ 一位德国将军] 带到文洛来开始举行最后的谈判。这一会晤后来又推迟到9 日。
直到这时为止，双方的目标是明确的。英国方面打算同德国密谋政变分子建立直接联系，以便鼓励和帮助他们。希姆莱则打算通过这两个英国人来发现德国的密谋分子是那些人，以及他们[654] 同英国间谍机关有什么关系。显然，希姆莱和希特勒对于某些将领以及谍报局里的奥斯特和卡纳里斯这样一些人已经有所怀疑。但是到了11月8 日的晚上，希特勒和希姆莱感到需要改变他们的目标。现在他们的新目标是：绑架贝斯特和斯蒂芬斯，并把贝格勃劳凯勒酒馆爆炸案的罪名加在他们身上！
现在，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人物登场了。原先在格莱维茨地方对德国电台表演了那出“波兰袭击”的阿尔弗雷德·瑶约克斯，现在又率领了十几个党卫队保安处的打手来帮助施伦堡完成绑架的计划。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11月9 日下午4 点，施伦堡在文洛镇的一家咖啡馆的凉台上嚼饮着开胃酒，等候贝斯特和斯蒂芬斯来赴约。最后，那两位英国间谍驾着他们的别克牌汽车来了，他们把车子停在咖啡馆的后面，刚下车就遭到候在党卫队汽车上的瑙约克斯那群暴徒一阵枪击。历来伴同这一对英国人去会见施伦堡的一位荷兰谍报官克洛普中尉受了致命的重伤。据瑞约克斯后来说，他们把贝斯特和斯蒂芬斯连同受伤的克洛普“像一捆草似地”扔进了那辆党卫队的汽车之后，汽车便开足马力，冲过边界，进入了德国境内。
于是在11月21日，希姆菜对公众宣布，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谋杀希特勒的阴谋案，已经真相大白。这件案于是出于英国谍报局的主使，主谋的两名英国人斯蒂芬斯和贝斯特，已经于爆炸发生后的第二天“在荷德边境线上”被捕。实际动手的凶手据称是住在慕尼黑的一个德国共产党员——一个名叫格奥尔格·艾尔塞的木匠。
我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希姆莱对这件谋杀案的细节描述在我听来“气味不正”。但是希姆莱却不折不扣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当时我曾记道：“希姆菜那一帮匪徒的企图，显然是想要那些易受愚弄的德国人民相信，英国政府打算以谋杀希特勒及其主要助手的方法来赢得战争。”
这次爆炸究竟是谁主使的，迄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弄清楚的谜。艾尔塞虽不像国会纵火案里的马里努斯·范·德·卢勃那样愚蠢，但却是个不怎么聪明的老实人。他不仅承认犯有制造和放置炸弹的罪行，并且为此扬扬得意。他在这次谋杀事件之前当然没有同斯蒂芬斯和贝斯特见过面，但在萨赫森豪森集中营的那些漫长的岁月里他却同贝斯特交上了朋友。他在集中营里面对这[655] 个英国人讲了一个说来话长而且曲折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并不完全合情合理。
他说他是那年仲夏被当作共产党的同情者关进达豪集中营的，10月间某日，他被叫到集中营的长官办公室里，在那里他被介绍给两个陌生人。这两个陌生人说他们需要把元首的几个“心怀贰意的”追随者搞掉，办法是11月8 日晚上等希特勒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发表了例行的演说离开大厅之后，紧跟着在那里爆炸一枚炸弹。炸弹将安置在讲坛后面的一根柱子里。由于艾尔塞是一个手艺高明的家具匠、电工兼补铝匠，他们说这事由他来做是再合适不过了。事成之后，他们将帮助他逃往瑞士，并且给他一大笔钱，让他舒舒服服地在那里过上一辈子。为了表明他们说话算数，他们答应当时就改善他在集中营中的待遇：改善他的饮食，给他穿普通的便服，还给他许多烟卷——因为他是个烟瘾很大的烟鬼——并且给了他一个木匠工作台和一套工具。艾尔塞就在这里用一只可走8 天的闹钟和一个同时可以用电钮引发爆炸的特殊装置制造了一枚看起来粗糙但效率并不差的走时炸弹。艾尔塞说，在11月初的一个夜晚他被带到那个啤酒馆去，把他那个玩意儿放进了那根位置合适的柱子中。
他说，11月8 日晚上，大约在那颗炸弹根据规定的时间快要爆炸的时候，他的同谋者把他带到了瑞士边境线上，给了他一笔钱，并且有意思的是，还给了他一张印着那家呻酒馆内部照片的明信片，照片里那根放置炸弹的柱子上还划了一个叉。结果，他并没有得到帮助越过边境，这个傻头傻脑的家伙对这一点仿佛颇感意外。相反，他却被秘密警察逮捕了，那张明信片和其他东西一并落人秘密警察手中。然后秘密警察便教唆他在即将开庭审讯的国家法庭上把贝斯特和斯蒂芬斯牵连进来，而且告诉他，在这次审判中，他将名噪一时，成为众所注目的人物。
这个审判一直没有举行。现在我们知道，希姆莱由于做贼心虚，不敢举行这次审判。我们现在还知道，艾尔塞在萨赫森豪森集中营里住了一个时期后又被移到达豪集中营，所得到的待遇在那种环境下讲来是完全人道主义的待遇，这显然是根据那位从爆炸案中得到了很大好处的希特勒的特别指令。但是希姆莱一直牢[656] 牢地监视着他到底。让这个木匠活到战后去把他的故事四处宣扬是不行的。于是就在战争结束前不久，1945年4 月16日，秘密警察宣布，格奥尔格·艾尔塞已在前一天盟军空袭时被炸身死。现在我们知道，他是被秘密警察杀害的。
希特勒对将领们的训话
幸免于难的希特勒，或者说使人看来仿佛幸免于难的希特勒压下了将领中的反抗之后，便来进行他的在西线大举进攻的计划。11月20日，他发下了第八号作战指令，命令保持“戒备状态”，以便“随时利用有利的气候条件”，并且规定了灭亡荷兰、比利时的方案，接着，希特勒为了给那些胆怯的将领们打一打气，使他们具有在大战前夕所必须具有的劲头，于是便在11月23日那一天中午把那些担负指挥的将领和参谋总部的人员召到总理府来。
这是希特勒对他的主要军事将领们所作的秘密精神讲话中一次最能说明问题的讲话。由于盟军在弗伦斯堡发现了一些最高统帅部档案，这篇讲话便被保存下来了，这是某位不知名的与会者的笔记。
这次会议的宗旨，[ 希特勒一开始便说] 是要使你们了解一下我的思想境界，因为这支配着我对未来事态发展的态度；此外我还要把我的决定告诉你们。
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想法。他在这次与会人数不多的会议上，说话口若悬河，肆无忌惮，异常露骨，使人清楚地看到了他那想象力丰富然而极不正常的脑子里的一切思想活动的轮廓。他还对未来事态的发展作了极其准确的估计。但是，很难想象有谁听了这番讲话还能有任何怀疑，仍旧不相信这个掌握了德国和全世界命运的人已经全然变成了一个危险的自大狂者。
在谈到早年的奋斗时，他说：我对于历史事态的可能发展有清楚的了解，对于作出无情的决定有坚定的意志……作为最终决定性的因素，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是不可代替的。没有一个军人或是文官能够代替我。谋刺我的阴谋以后可能还会有。我对我的才智能力和决断能力是深信不疑的……从未还没有一个人取得过像我这样的成就……在我的领导下，德国人民的地位空前提高了，即使现在全世界都在恨我们……国家的命运全在我一个人身上，我自然当仁不让。
他斥责将领们在他作出“坚决的决定”要退出国联、宣布征[657] 兵制、占领莱因兰、在莱因兰设防以及吞并奥地利时不该表现怀疑和动摇。他说，“在那时候相信我的人是很少的”。
“接着下一步是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波兰。”他在叙述他的征服业绩时，态度极为寡廉鲜耻。可惜张伯伦没能听到他这番话。
我从一开始就明白，我是不能以取得苏台德日耳曼人区为满足的。那仅仅是局部的解决办法。于是我便作出了进军波希米亚的决定。随着建立了“保护国”，这样征服波兰的基础就奠定了。但是当时我还没有十分明确，是应该先解决东方再打西方呢，还是先征服西方再来收拾东方。由于事态的压力。最后还是先打波兰，可能有人指责我，说我要打了又打。但我认为，斗争是所有人的命运。任何人，只要他不甘心失败，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斗争。
日益增长的[ 德国] 人口，要求有更大的Ｌｅｂｅｎｓｒａｕｍ[ 生存空间].我的目标在于使我国人的数目和所需的生存空间之间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斗争就必须从这里开始。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回避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俯首退让，逐渐衰亡……在这里，一切巧计良策都将无济于事，刀剑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拿不出力量来进行斗争的民族是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希特勒说，包括俾斯麦和毛奇在内的过去那些德国领导人的毛病是“不够坚强。只有在一个有利时机对一个国家发动进攻才能解决问题”。由于认识不到这一点，结果1914年的战争“多面受敌。因而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希特勒继续说道：今天，第二幕戏正在编排。67年来我们第一次避免了两线作战……但是没有人能够知道，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从根本上说来，我把武装力量组织起来，并不是为了养兵不用。我一直都有决心要发动进击。
想到目前单线作战的好处时，这位元首提起了俄国问题。
就目前来说，俄国还没有什么危险性。它已经由于许多内部问题而被削弱了。况且，我们同俄国还订有条约，但是，条约只有在它们还能为某种目的服务的时候才会得到遵守。俄国只有在它认为这个条约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会遵守它……俄国仍然抱有长远的目标，特别是加强它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地位。只有我们在西线腾出手来的时候才能够反对俄国。
至于意大利，一切取决于墨索里尼，“他一死情况就可能全盘改变……正像斯大林如果死了一样，意大利领袖一死会给我们带来危险。一个政治家是很容易遭到不测的，最近我对这一点有亲身[658] 体会”。美国“由于有中立法”，所以希特勒那时候还不认为它有什么危险，同时它对盟国的援助也还很有限。然而，时间是对敌人有利的。“目前是一个好机会。再过6 个月就可能不再如此了”。因此：我的决心是不可变更的。我要尽快地在最有利的时机进攻英、法。破坏比利时和荷兰的中立并没有多大关系，在我们取得胜利以后，不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的。关于破坏中立的行为，我们不会提出1914年那样笨拙的借口。
希特勒对他的将领们说，西线的进攻意味着“世界大战的结束，而不仅仅是一个作战行动，它所关系到的不是某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接着，他的讲话就开始结束：我们历代伟人的精神一定会使我们鼓起勇气来。命运所要求于我们的，并不比对德国历代伟人所要求的更多。只要我活着，我所想到的将只是我国人民的胜利。我不会在任何困难面前退缩，我将消灭一切反对我的人……我要消灭我的敌人！
这是一篇很能说明问题的演说，虽然几乎所有的将领都不相信在这个时候发动进攻可能取得胜利，但据我们所知，当时却没有一个将领站出来表示怀疑，也没有任何人起来质问进攻比利时和荷兰是否违反道德，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中立和边界是得到德国的庄严的保证的。据当时在场的某些将领们说，希特勒对陆军高级将领和参谋总部里所存在的消极情绪的批评，比上面所说的要厉害得多。
当夭傍晚6 点钟，那位纳粹统帅又把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叫了去，就“佐森司令部的情绪”狠狠地训了那位陆军总司令一顿，参谋总长则像一个犯了过错的孩子一样站在元首办公室的门外等着。希特勒申斥说，陆军总司令部从上到下全都染上了“失败主义”情绪，而哈尔德的参谋总部则“抱着顽固的态度同元首闹别扭”。勃劳希契沮丧已极，据他自己后来在纽伦堡法庭上说，他当时提出辞职，但是希特勒不准。这位总司令回忆说，希特勒还严厉地提醒他，“我必须像所有其他的军人一样，完成我的职责，履行我的义务”。那天晚上哈尔德在日记中用速记符号写了这样一句：“危机重重的一天！”从各方面来说，1939年11月23日是一个里程碑。这一天标志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甩开德皇威廉二世而掌握了德国最高军政大权的陆军，已被希特勒最后决定性地制服了。从这天起，这位前奥地利下士不仅认为自己的政治见解比他的将领们高出一[659] 筹，而且认为自己的军事见解也是如此。所以他从此不再听他们的意见，而且不许他们批评——其最后结果为全人类带来了灾难。
“我们之间从此有了裂痕，”勃劳希契在谈到11月23日的事件时对纽伦堡法庭说，“虽然后来弥补上了，但是芥蒂始终存在。”
希特勒在那个萧瑟的秋天对将领们所发表的这一篇气势汹汹的演说，对哈尔德和勃劳希契不啻当头一棒，使他们不敢再怀有一点点推翻这位纳粹独裁者的念头。他已经警告他们，他将“消灭”一切碍他手脚的人。哈尔德说，希特勒还特别补充一句，他将“以暴力”镇压参谋总部对他的任何反抗。哈尔德至少在当时还不敢挺身反抗这种骇人的威胁。4 天以后，11月27日，托马斯将军在沙赫特和波比茨的怂恿下去见哈尔德，力劝他对勃劳希契下功夫，使他采取行动反对元首。[ “必须把希特勒搞掉！”据哈尔德后来回忆，托马斯当时曾这样说，] 但是这位参谋总长对他说了一大堆的“困难”。他说他还不能肯定，勃劳希契是否“会积极参加政变”。
过了几天，哈尔德用一些极为可笑的理由向戈台勒说明他为什么不再打算推翻那位纳粹独裁者。哈塞尔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些理由。除了“大敌当前不能叛变”这一条之外，据哈塞尔所记，哈尔德还补充了以下各点：“我们应当给希特勒一个最后的机会，把德国人民从英国资本主义的奴役下解救出来……目前我们再找不到另外一个伟大人物了……反对派的力量还不够成熟……对于年轻的军官，我们没有把握。”哈塞尔又去找最早的密谋分子之一、海军上将卡纳里斯，要他动手，但是毫无所获。“他对陆军将领的反抗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这位卸任的大使在11月30日的日记里写道，“并且认为再沿着这条路搞下去只是白费力气”。过了不久，哈塞尔在日记中记道，“哈尔德和勃劳希契已经完全变成了希特勒听话的小厮了”。
纳粹在波兰的暴行：第一阶段
德国进攻波兰后没有几天，我的日记就开始充满了关于纳粹在这个被征服的国家中的暴行的记录。后来大家知道，许多其他人的日记也都连篇是这类的记载。哈塞尔在10月19日的日记上说，他听到了“党卫队骇人听闻的兽行，特别是对犹太人的兽行”。过了几天，他在日记里记述了从波森省一个德国地主那里听来的一个故事。
他最后看到的是一个喝醉了酒的区党部头子，命令把牢门打开。他枪杀了5 个妓女，而且企图强奸另外两个妓女。[660]10 月18日，哈尔德在日记里记下了他同军需总监爱德华·瓦格纳将军的一次谈话的摘要，那一天后者曾同希特勒谈到波兰的未来命运的问题——波兰的未来的命运将是黯淡悲惨的。
我们无意于重建波兰……不能把波兰建成一个德国式的模范国家。绝对不能让波兰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阶级。必须保持低生活水平，保持廉价的奴隶劳动……
必须使波兰彻底解体！德国将给予波兰总督必要的手段来实现这一可怕的计划。德国确实这样做了。
我们现在可以根据缴获的德国档案文件和纽伦堡历次审讯所得到的证据，对纳粹在波兰恐怖统治的开始情况作一简短的叙述。这只不过是德国人对所有被征服民族的黑暗恐怖统治的先声。但是波兰的遭遇比起其他地方来，自始至终是最惨的。纳粹的野蛮兽性在这里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在进攻波兰的前夕，希特勒曾在上萨尔斯堡8 月22日的会议上，预先告诉过他的将领们，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合德国将领们的胃口”的事情。他警告他们，“不得干涉这一类事情，应当只管本身的军事职责”。他在讲话的时候是知道他讲的是什么的。无论是在柏林还是在波兰，本书作者都马上得到有关纳粹大屠杀的消息。这种消息纷至沓来，不胜暇接。德国的将领们当然也不例外。9 月10日，当波兰战役方酣之时，哈尔德在日记里记下了一个事例，后来很快就在柏林成为家喻户晓的事。有几个属于党卫队炮兵团的恶棍，让50个犹太人修补了一天的桥梁之后，把他们赶进一座犹大会堂，然后，用哈尔德的话，“把他们屠杀了”。军事法庭判处凶手监禁一年。甚至第三军团司令冯·库希勒将军当时也拒绝批准军事法庭对于凶手量刑过轻的判决，认为判决过于宽大了，虽然他后来也变得狠心起来了。但是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在希姆莱出面干涉之下连这一年的徒刑判决也给勾销了，理由是他们属于“大赦”之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