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直的基督徒自居的德国将军们对这种情况开始感到不安。9 月12日，凯特尔同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元首的火车上进行了一次谈话，后者对波兰境内的暴行提出了抗议。那位对希特勒一向俯首听命的最高统帅部长官干脆地回答道，“元首已经就这个问题作出了决定”。如果陆军“不愿意参加这类事情，就得同意让党卫队和秘密警察来唱对台”，这就是说，在每个部队中都会驻上一名党卫队特派员来“执行灭绝政策”。在纽伦堡审讯时，卡纳里斯的日记曾拿出来作证，他在上面写道：[661] 我向凯特尔将军指出，我知道已经作出了计划，要在波兰进行大规模屠杀，特别是贵族和教士将被全部消灭。可是最后世界舆论会要德国武装部队对这些行为负责的。希姆莱很狡猾，当然不会让陆军的将领们逃避责任。9 月19日，希姆莱的主要助手海德里希来到了陆军总司令部，把党卫队“清除[ 波兰] 犹太人、知识分子、教士和贵族”的计划告诉了瓦格纳将军。哈尔德听到瓦格纳报告了这件事之后，在日记里记下了他的反应：陆军坚决要求“清除”工作推迟到军队撤走和整个国家由民政当局接管之后再进行，也就是要等到12月初。
陆军参谋总长的这一则简短的日记，为我们了解德国将领们的道德观念提供了一把钥匙。他们并不打算认真地反对“清除”工作——即消灭波兰的犹太人、知识分子、教士和贵族。他们只打算请求把时间“推迟”到他们离开波兰以后，以便逃脱责任。当然，外国舆论是必须考虑到的。哈尔德在第二天就波兰境内的“清除”问题同勃劳希契作了长时间的商谈之后在日记里写道：我们不能做出任何事情让外国有机会以此为根据发动任何指责德国残暴的宣传。居然要杀天主教教士！目前要这样做是不实际的。
第二天，9 月21日，海德里希给陆军总司令部送去了一份关于“清除”工作的初步方案。第一步工作是把犹太人全都赶到城市里去，因为在城市里比较容易把他们一网打尽加以消灭。他说，“最后解决”需要隔一个时期才能实施，而且必须“严守秘密”。但是所有看到这份秘密备忘录的将领都明白，所谓“最后解决”就是斩尽杀绝。不出两年之内，当这项方案最后付诸实施的时候，“最后解决”就成了德国高级官员之间提到战争期间纳粹这一惨绝人衰的滔天罪行的代号。
在俄国抢占了东部地区，以前属于德国的各省以及一些后来增加的西部土地又被德国正式合并之后，波兰所剩下来的地区就是元首10月12日的法令所划定的“波兰总督辖区”。这道法令任命汉斯·弗朗克为总督，维也纳的卖国贼赛斯一英夸特为副总督。弗朗克是典型的纳粹流氓知识分子。他是1927年从法学院毕业后不久入党的，很快就博得了纳粹运动法律权威的名声。他才思敏[662] 捷，精力充沛，不仅精通法律，一般的知识也相当渊博，爱好艺术，尤其是音乐。纳粹执政以后，他就成了法律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最初担任巴伐利亚邦司法部长，后来是全国政府的不管部长、法学院院长兼德国律师协会主席。他肤色黝黑，短小精悍，动作敏捷，家里有5 个孩子。他的才智和教养抵销了一部分幼稚的狂热，到这时为止，还是希特勒身边最不引人反感的一个人。但是在这张文质彬彬的画皮的后面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黑暗的纳粹世界有不少令人毛骨悚然的文件，他的42本生活和工作日记就是其中之一，曾在纽伦堡法庭上拿出来作证。这部日记显示出它的作者是一个作事干净利落、残忍冷酷、嗜血成性的人。看来他把他平日那些暴戾的言论一段不漏地都写进去了。
他在就任新职的第二天就宣布，“波兰人应该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奴隶”。有一次当弗朗克听说波希米亚的“保护长官”牛赖特张贴告示宣布处决7 名捷克大学生时，他便对一个德国记者叫着说：“如果我要每枪毙7 个波兰人就贴一张布告的话，恐怕波兰的森林还不够用来制造写那些布告的纸张呢！”
至于消灭犹太人的事，希特勒指定由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负责。弗朗克的任务除了从波兰榨取粮食和其他物资以及强迫征集劳工之外，就是消灭那里的知识分子。纳粹分子给这种行动起了一个好听的代号，叫做“特别绥靖行动”[ ＡｕｓｓｅｒｏｒｅｎｌｉｃｈｅＢｅｆｒｉｅｄｉ- ｇｕｎｇｓａｋｔｉｏｎ，后来以“ＡＢ行动”著称].为了实现这个行动，弗朗克花了不少时间。直到第二年暮春，当德国在西线的大规模攻势把世界的注意力从波兰引开的时候，他才开始取得成绩。据他的日记所载，到5 月30日，他已能够在对警察部门的喽罗们作精神训话时吹嘘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有“几千”波兰知识分子已经送命或是将要送命。“先生们，我要求你们，”他说，“尽可能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帮助我们执行这项任务。”他还对他们透露，这是“元首的命令”。他说，元首是这样指示的：“凡是有可能成为波兰人民领袖的人都必须予以消灭。那些追随他们的人……也必须接着加以清除。没有必要给德国加上这种负担……没有必要把这些分子达到德国的集中营里去。”他说，这些人将在波兰就地消灭。[663] 根据弗朗克的日记，在这次会议上，保安警察的头子作了工作报告。他说，大约两千名男人和几百名妇女在“特别绥靖行动一开始时”就被抓了起来。其中大部分已经受到“即决裁判”——这是纳粹对人身消灭的婉转说法。第二批知识分子现在正开始集中，“等待即决裁判”。总数“大约为3500人”的最危险的波兰知识分子就将这样收拾掉。
弗朗克并没有放过犹太人，虽然秘密警察已经不声不响地从他手里把直接灭绝犹太人的任务抢走了。他的日记里充满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他在这方面的成就。1940年10月7 日的日记记载了他那天在波兰的一个纳粹集会上的讲话，其中总结了他在第一年中所作的努力。
亲爱的同志们！……我不可能仅仅在一年之内就把所有的跳蚤和犹太人全都肃清。[ 在此处他自己注道：“全场活跃”] 但是，如果诸位肯帮助我的话，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目标是一定会实现的。
第二年圣诞节的前两个星期，弗朗克在克拉科夫总督府举行的一次高级行政人员会议上致闭幕同时说：至于扰太人的问题，我可以十分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消灭干净……先生们，我要请你们收起你们的怜悯心，我们必须消灭犹太人。
他承认，“要把总督辖区内的350 万犹太人一下子枪毙或毒死”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我们终将能够采取一些措施，把他们消灭掉”。这话和后来的实际情形完全符合。
波兰的战事刚一结束，就开始把犹太人和波兰人从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赶走。
10月7 日，希待勒在国会发表那篇“和平演说”的第二天，就任命希姆莱去负责一个新的机构：“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 简称Ｒ。Ｋ。Ｆ。Ｄ。Ｖ。].任务是先把波兰人和犹太人从直接并入德国的那几省中驱逐出去，然后把德国人和“日耳曼族人”迁进来。所谓日耳曼族人就是从受到威胁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波兰边远地区不断涌来的外国国籍的日耳曼人。哈尔德在两星期以前就听说了这个计划，他在日记里写道，“有一名德国人迁入这些地区，就要有两个人被放逐到波兰去”。
10月9 日，希姆莱在接任新职后两天就宣布，居住在并入德国各省中的65万犹太人中有55万人将同其他不适合于“同化”的波兰人一道迁往维斯杜拉河以东的“总督辖区”。于是1 年之内，[664] 就有120 万波兰人和30万犹大人被逐出了家园，迁往波兰东部地区。但是搬进来顶替他们的日耳曼族人却只有497000人。这比哈尔德的比率还要高一点：赶走3 个波兰人和犹太人，让一个德国人占据他们的家园。
作者记得，1939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大雪纷飞，“迁移”的工作是在零度以下的气温中进行的，常常还顶着大风雪，因此而死掉的犹太人和波兰人，实际上比死在纳粹行刑队枪口下和绞架上的人还要多。这可以引希姆莱本人的话为证。在法国沦陷后的那个夏天，希姆莱在对党卫队禁卫团讲话时，把他手下的人在西方进行的强迫移民工作同已经在东方完成的工作作了一番比较：在波兰，工作是在零下40度的气温下进行的，我们得把成千、成万、成十万的人拉走。我们不得不硬着心肠——你们应该听一下，但也应该立刻就把它忘掉——枪毙掉几千个有身份的波兰人……先生们，有许多时候同一连敌人战斗倒容易，而要镇压那些文化水平低、碍手碍脚的老百姓，要执行处决，要把人拉走，要把歇斯底里地号哭的妇女从家里撵出去，却要难得多，早在1940年2 月21日，集中营督导处头子、党卫队的大队长理查德·格吕克斯在克拉科夫附近视察了一周以后告诉希姆莱说，他在奥斯威辛为新的“隔离营”找到了一处“合适的营址”，奥斯威辛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坐落在沼泽地区的市镇，有居民12000 人。镇上除了几家工厂以外，还有一座奥地利骑兵留下来的营房。工作于是立刻开始了，6 月14日，奥斯威辛集中营正式使用，囚在这里的是德国人打算给予最严酷待遇的波兰政治犯。不久这个集中营的罪恶就远不止此了。在这个当儿，伊·格·法本公司这家德国最大的化学托拉斯的董事们也发现，兴建新的工厂来从煤中炼油并制造合成橡胶，奥斯威辛是一个“合适的”厂址，在这里，无论是修建新厂房还是新工厂的生产都能得到廉价的奴隶劳动。
为了管理这座新集中营，并为了向伊·格·法本公司提供奴隶劳动，1940年春天，一伙经过精选的党卫队的恶棍来到了奥斯威辛。其中有后来为英国公众所熟知的“贝尔森的野兽”——约瑟夫。克拉麦。另外还有一个叫鲁道夫·弗朗兹·霍斯的，这个家伙曾因杀人服过5 年徒刑，以后就一直当监狱看守，他成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1946年，也就是他46岁的那年，他在纽伦堡法庭上扬扬得意他说，在奥斯威辛由他监督消灭的就有250 万人，还不算另外“听任饿死”的50万人。
奥斯威辛注定不久即将成为最有名的灭绝营[ Ｖｅｒｎｉｃｈｔｕｎｇｓｌａｇｅｒ].我们必须把灭绝营同集中营区别开来，因为集中营里到底还有少数一些人活了下来。像伊·格·法本公司这样一个具有[665] 国际声誉的企业，其中的董事全都被推崇为德国第一流的企业家，他们都是敬畏上帝的基督徒，居然会有意识地把这个死亡营选作它进行谋利活动的合适场所，这对于我们借此来了解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甚至最有体面的德国人，是不无意义的。
极权主义者之间的摩擦
大战开始后的第一个秋天，罗马—柏林轴心就发生了龃龉。
在一些分歧问题上，双方各级官员互相指责。一方指责德国人没有履行前一年6月间的协议从意大利的南提罗尔撤退“日耳曼族人”；德国人没有按月供应意大利100 万吨煤。另一方则指责意大利人未能突破英国的封锁将原料供应德国；意大利同英国和法国大做其买卖，趁机发财，包括把战争物资出售给他们；齐亚诺的反德情绪愈来愈浓厚。
墨索里尼像往常一样，忽冷忽热，齐亚诺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摇摆不定的情形。11月9 日，这位领袖在草拟祝贺希特勒遇刺脱险的电报时颇费踌躇。他打算写得热情些，但又不想过于热情，因为据他看来，意大利人对希特勒的幸免于难并不感到十分高兴——领袖尤其如此。
11月20日……墨索里尼一想到希特勒在进行战争，尤其是当他想到希特勒取得胜利的时候，就感到简直不可忍受。
圣诞节的后一天，意大利领袖表示了“希望德国战败”的情绪，他指示齐亚诺把比利时和荷兰即将受到攻击的情报秘密地通知这两个国家。但是到了除夕之夜，他又谈起要站在希特勒一边投入战争了。
两个轴心国发生摩擦的主要原因是德国的亲俄政策。1939年11月30日，苏联红军进攻芬兰，使希特勒处于非常屈辱的境地。为了与斯大林签订条约，他已经被赶出波罗的海地区，匆匆忙忙地迁走几百年来定居在那里的日耳曼人家庭，现在他还得正式同意俄国对一个小国的无端进攻。而这个同德国关系密切的小国，主要靠了1918年德国正规军的干涉，才向苏联争得了作为一个非共产党国[666] 家的独立。这是叫希特勒哑叭吃黄连，可是他硬着头皮吞了下去。德国驻外使团和德国的报刊电台都奉到严格训令，要支持俄国的侵略行动，不得对芬兰人表示丝毫同情。
大概就是这件事使得墨索里尼感到忍不住了，因为意大利各地所爆发的反德示威使他穷于应付。总而言之，1940年1 月3 日，新年刚过，他就给希特勒写了一封长信，倾吐了压在他心头的话。这是墨索里尼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希特勒这样坦白、这样直率地提出了尖锐逆耳的忠告。
他说，他“深信”德国即使有意大利的帮助也永远不能“使英法屈膝，甚至不能将它们拆伙。如果认为有这种可能，那就是自欺欺人。美国绝不会听任民主国家完全失败”。因此，既然希特勒的东部边疆现在已经巩固下来了，是否还有必要为了战败英法“而去孤注一掷地冒险，连本国的政权也不顾，并且把德国几代人的精华都牺牲掉”？墨索里尼说，如果德国允许“一个纯粹由波兰人构成的、安分守己的和解除武装的波兰存在”，就能得到和平。他又说：“除非你已经下了无可更改的决心，非把战争进行到底不可，否则我认为波兰国家的建立……将是解决战争的一个因素，并且是奠定和平的一个充分条件。”
“但是这位意大利独裁者最关切的还是德国同俄国的交易。
……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就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坐收战争之利。但是我，作为一个天生的革命家要告诉你，你不能为了某个政治策略上的一时需要而长久地牺牲你的革命原则……我也有责任通知你，你同莫斯科的关系再进一步，就将在意大利引起极为不利的反响……墨索里尼的这封信不仅警告希特勒，意德关系已经恶化，并且还击中了一个要害：元首同苏俄的蜜月已经开始使双方都感到不安了。希特勒同苏俄的勾搭，使他得以发动战争，灭亡了波兰。此外他还得到了一些别的好处。例如，缴获的瘟国文件暴露了一项封锁得极严的战时秘密：苏联在北冰洋、黑海和太平洋等地提供港口，让德国进口迫切需要的原料，这些原料不通过这些港口[667]就会因英国的封锁而无法进口。
莫洛托夫在1939年11月10日甚至答应，所有这些货物在俄国铁路上的过境运费一概由苏联政府负担。苏联政府允许德国船舰[ 包括潜水艇在内] 在摩尔曼斯克东边的北冰洋港口帖里别尔卡进行修理和添加燃料——莫洛托夫认为摩尔曼斯克“还不够偏僻”，帖里别尔卡则“较为妥当，因为它更偏远，没有外国船只进出”。
1939年整个秋天和初冬，莫斯科和柏林双方一直在谈判增加两国贸易事宜，到10月底，苏联日经向德国提供了为数可观的原料，特别是谷物和石油，但是德国方面还要更多的原料。不过德国人渐渐发现，苏联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经济方面，讨价还价起来也是一个精明厉害的对手。11月1 日，戈林元帅、雷德尔海军元帅和凯特尔上将“分别”[ 威兹萨克语] 向德国外交部提出了抗议，说俄国对德国战争物资要求得大多了。一个月后，凯特尔又向威兹萨克抱怨说，俄国对德国产品的需求，特别是对制造军火的机器设备的需求，“数量越来越大，越来越不讲理了”。
但是，如果德国想从俄国那里得到粮食和石油，他们就得用莫斯科所需要的东西来偿付。被封锁的德国极其迫切的需要俄国供给这些必需品，1940年3 月30日最严重的时候，希特勒甚至下令，向俄国送交战争物资应当先于德国武装部队。”德国甚至一度把尚未竣工的重巡洋舰卢佐夫号也贴进去给莫斯科方面抵付一部分现款。在这以前，12月15日，雷德尔海军元帅曾经建议把正在建造的世界最大的战舰俾斯麦号[4.5万吨] 的蓝图和图纸售给俄国，只要他们肯出“一笔很高的代价”。
1939年底，斯大林在莫斯科亲自参加了同德国贸易代表团举行的谈判。德国的经济专家们发现他是一个门槛很精的生意人。缴获的威廉街档案中，有好几份很长的备忘录详细地记述了同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苏联独裁者三次难忘的会谈。他事无巨细无不熟悉，使德国代表们为之吃惊。他们发现斯大林是吓不倒、哄不过的，相反，他有时要求极苛，而且，正如纳粹谈判代表之一施努尔博士在给柏林的报告中所说的，他时常会“激动起来”。斯大林提请德国代表注意，苏联“已经帮了德国一个大忙，[ 并且] 由于向德国提供了这种援助而树敌”。因此，苏联希望柏林方面能够给[668] 予某些补偿。1939年除夕，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会议上，斯大林指出，飞机的总价格是无法接受的，因为那比实际价格高出了好多倍。如果德国不愿意交付这些飞机，不妨把话说清楚。
2 月8 日午夜，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上，斯大林要德国代表提出一个合适的价格，不要像以前那样索价太高。他还举出实例说，飞机的总价是3 亿马克，而且德国把巡洋舰卢佐夫号作价1 ·5 亿马克。不要认为苏联老实可欺。1940年2 月11日，一项复杂的贸易协定终于在莫斯科签字了。协定规定未来18个月内的最低限度换货额为6.4 亿马克。这是对前一年8 月间达成协议的1.5 亿左右的年度贸易额的补充。俄国除了卢佐夫号巡洋舰和惮斯麦号的蓝图以外，还将得到海军重炮和其他装备，约30来架最新式的德国作战飞机，包括麦塞施米特109 型和110 型战斗机和容—88型俯冲轰炸机。此外苏联还将获得石油和电力工业方面的机器、火车头、涡轮机、发电机、柴油机、船只、工作母机，还有德国的大炮、坦克、炸药、化学战装备等等的样品。
德国方面在第一年中得到的物资，在最高统帅部也有记录——100 万吨谷物，50万吨小麦，90万吨石油，10万吨棉花，50万吨磷酸盐，还有相当数量的各种其他重要原料和从苏联过境的100 万吨满洲大豆。
外交部经济专家施努尔博士代表德国方面在莫斯科进行贸易谈判，他回到柏林之后写了一篇很长的备忘录，报告他为德国争得了一些什么利益。他说，斯大林除了向德国提供德国所亟需的原料以外，他还答应“大力协助”，“在第三国代购金属和原料”。
[ 施努尔最后说道] 这项协定为我国打开了通向东方的广阔门路……英国封锁的效果肯定将大大削弱。
希特勒当时之所以不得不忍气吞声，采取在德国极不得人心的政策，支持俄国侵略芬兰，并且听任苏联在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建立陆空军基地[ 归根到底这还不是为了对付德国吗？] ，原因之一就在这里。斯大林帮助他克服了英国的封锁。但更重要的是，斯[669] 大林使他有了单线作战的可能，使他能够在西线集中全部军事力量给法国和英国以致命的打击，征服比利时和荷兰，至于在这以后怎么办，希特勒已经把他的打算告诉他手下的将领了。早在1939年10月17日，波兰战役刚刚结束的时候，他就提醒凯特尔，波兰领土从军事观点看来对我国甚为重要，它可作为我们前沿出击点和军队战略集中点。为此必须妥善保护铁路、公路等交通线路。
1939年这个重要的年头临近结束之时，希特勒认识到，正如他在10月9 日的备忘录中告诉将领们的那样，德国不能永远指望苏联保持中立。他说过，8 个月或1 年以后情况可能发生变化。在11月23日对各将领的长篇谈话中，他强调指出，“我们只有在西线毫无后顾之忧的时候才可能对俄国发动攻击”。这是他那忙碌的头脑所念念不忘的事。
这个决定命运的年头就在一种奇怪的，乃至可以说是怪诞悲惨的气氛中，逐渐变为历史的陈迹了。虽然世界大战已经爆发，陆地上并没有战斗，在天空，巨型轰炸机所投掷的只是一些宣传小册子，而且是写得异常拙劣的宣传小册子。惟有在海上才有真正的交战。潜水艇继续在荒凉寒冷、惊涛骇浪的北大西洋上击沉英国船只，有时中立国船只也有遭殃的。
在南大西洋，德国3 艘袖珍战舰有一艘斯比伯爵号已经从待命地区钻出来，在3个月内击沉了总吨位达5万吨的9 艘英国货轮。接着，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圣诞节的前两个星期左右，也就是1939年12月14日，德国报纸上印着狂热的大标题，无线电广播中飞也似地传出公报，到处传布海上大捷的消息，德国公众欢欣若狂。消息说，前一天“斯比伯爵”号在距蒙得维的亚400 英里处同3 艘英国巡洋舰遭遇，把它们打得不能作战了。但是狂喜很快就变成了困惑。3 天以后报纸宣布，这艘袖珍战舰已在上述乌拉圭首都港面的帕拉他河口自行凿沉。这算是什么大捷呢？12月21日，海军总司令部宣告“斯比伯爵”号舰长汉斯·兰格斯道夫海军上校已“随舰殉职”，“他的战斗精神和英雄气概无愧于元首、德国人民和德国海军对他的期望”。他们始终没有告诉可怜的德国人民：“斯比伯爵”号为三艘火力不及它的英国巡洋舰所重创，不得不驶入蒙得维的亚港修理，[670] 乌拉圭政府按照国际法只让它停留72小时，这当然是不够的，可是那位“英雄”兰格斯道夫舰长又不敢开着他那艘遍体鳞伤的战舰出来同英舰继续作战，于是只得自行凿沉。他自己并未随舰殉职，而是两天以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间孤寂的旅馆房间里悄悄开枪自杀的。德国人民当然也无从得知12月18日约德尔将军在日记中记下的那件事：元首“对“斯比伯爵’号未经一战就自行凿沉一事极为震怒”，于是把雷德尔海军元帅召来臭骂了一顿。
12月12日希特勒颁发了另一项绝密指令，推迟了对西线的进攻，指令上注明新的决定要到12月27日才能作出，而“Ａ日”最早也只能是1940年1 月1 日。他说，这样一来圣诞节就可照常给假。对德国人来说，圣诞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但是据我的日记所载，那年冬天柏林的圣诞节是冷冷清清的，很少人家互赠礼物；食物限制很严；男人都出去打仗了；大街上由于灯火管制一片漆黑；百叶窗紧闭着，全拉上了窗帘。人人抱怨战争。恶劣的饮食和寒冷的天气。
希特勒和斯大林相互电贺圣诞节。希特勒的贺电是：祝您个人幸福，祝友好的苏联各族人民繁荣富强。
斯大林的复电是：德苏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有一切理由万古长青。
在柏林，冯·哈塞尔大使利用假期同他的密谋伙伴波比茨、戈台勒和贝克将军进行了商议策划。他在12月30日的日记里记载着他们最后商得的方案：让几个师在“从西线调往东线的途中”留在柏林。这时，维茨勒本突然在柏林出现，解散党卫队。以这个行动为基础，贝克将军将前往佐森从勃劳希契年里把最高司令权接过来。由一名医生宣布希特勒因病不能继续任职，然后将他监禁起来。随即向全国人民呼吁：防止党卫队的暴行，恢复法治和基督教道德，继续作战，但准备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接受和平……但是这完全是幻想，完全是空话。这些“密谋者”的思想甚至糊涂到这种程度：哈塞尔在日记中竟有一大段写的是考虑要不要留用戈林！[671] 戈林这时候却正同希特勒、希姆莱、戈培尔、莱伊以及其他国社党的头子们利用新年发布冠冕堂皇的文告。莱伊说：“元首永远是正确的！服从元首！”那位元首本人则宣称，发动战争的不是他而是“犹太人和资本主义战争贩子”。他接着又说：我们举国团结一致，在经济上彻底做好了准备，军事上全副武装，跨入德国历史上这个最有决定意义的一年……愿1940年带来结果。不论发生什么情形，这个结果必将是我们的胜利。12月27日，希特勒把在西线发动进攻的日期又推延了“至少两个星期”。1 月10日他下令最后决定进攻日期为1 月17日“日出前15分钟——即上午8点16 分”。空军须在3 天以前[ 即1 月14日] 就开始出击，它的任务是炸毁法国境内的敌方机场，但比利时和荷兰的机场不包括在内。这两个中立小国的命运要让它们捉摸不定，一直到最后一刻。
但是，1 月13日这位纳粹统帅突然又“鉴于气象状况”再次下令延期。此后直到5 月7 日，缴获的最高统帅部的档案再没有提到西线的进攻日期。1 月13日下令取消原定的进攻，气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主要原因是另外两件事。一件事是1 月10日有一架极为特殊的德国军用机不幸被迫在比利时境内降落；另一件事是这时北方出现了新的机会。
1 月10日，希特勒下令定于17日假道比利时与荷兰发动进攻的当天，一架从缪恩施特飞往科隆的德国军用机在比利时上空云层中迷失方向，被迫在缪斯河畔梅克林附近降落。机上的德国空军重要参谋军官赫尔莫特·莱因柏格少校公文皮包里装着附有地图的西线德军进攻计划。当比利时士兵逼近时，这位少校慌忙钻入邻近的树丛，点起火来打算烧毁公文皮包中的文件。比利时士兵注意到这桩离奇的行动以后，扑灭了火焰，抢救了残余的文件。莱因柏格被押到附近的驻军司令部。一位比利时军官把未焚毁的一部分文件刚放在桌上，这位少校便不顾死活地扑过去，抓起文件就朝火炉里扔。那个比利时军官连忙将文件从火炉里抢了出来。
莱因柏格立刻通过德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报告柏林空军总部，他已将文件焚毁，“剩下的只是一块巴掌大的小残片”，但是柏林的高级人员中间已为这事惊慌失措。约德尔立刻就“敌人可能知道那些情况和可能不知道那些情况”向希特勒作了报告。其实他自己也不清楚。“如果全部文件落入敌人手中，”他于1 月12日晋见元首以后在日记里写道，“情况就非常糟糕了”。当晚，里[672] 宾特洛甫给布鲁塞尔德国大使馆拍去一份“特急”电，要他们立刻报告“公文皮包焚毁的情况”。约德尔的日记透露，1 月13日上午，戈林同匆忙飞返柏林的驻布鲁塞尔空军武官以及空军高级军官开了一个会。约德尔记道：“结论是：公文皮包确已焚毁。”
但是约德尔的日记里说得很清楚，这不过是黑暗里走路吹口哨，给自己壮壮胆子罢了。根据他的日记，那天下午1 时，最高统帅部“用电话命令哈尔德将军：一切行动停止”。
同一天，1 月13日，德国驻布鲁塞尔大使紧急通知柏林，“由于比利时参谋总部接到了告警的报告”，比利时军队有大规模的调动。第二天德国大使又向柏林发去一份“特急”电：比利时政府下令进入“Ｄ级阶段”，这离总动员的最后阶段只差一步了；同时还新召两级适龄壮丁入伍。他认为原因在于比利时得到了“德军在比利时和荷兰边境上调动的报告，并且知道了德国空军军官身上找到的那块没有烧完的文件的内容”。
1 月15日晚，柏林高级将领们开始发生了怀疑，不知道莱因柏格少校是否真正像他所说的那样把那份惹出麻烦的文件烧掉了。于是为这件事又开了一次会，会后约德尔在日记上说，大家认为文件“大概是焚毁了”。但是1 月17日，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一亨利·斯巴克约见德国大使，直截了当地通知他[ 德国大使随即转告了柏林] ：由于1 月10日紧急着陆的一架飞机，一份性质严重、非比寻常的文件落入比利时手中。这份文件中有企图进攻的明白证据。这不是一份简单的普通作战计划，而是一份除了时间有待填入以外每个细节都作了规定的进攻命令。
德国方面始终未能完全肯定斯巴克是不是在蒙德国人。至于盟国方面，英法参谋总部已经获得了这份德国进攻计划的抄本，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些德国文件是一个“圈套”。丘吉尔说他当时曾坚决反对这种看法，他悲叹对于这么严重的警告竟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1 月13日，也就是希特勒获悉这事的第二天，他就下令推迟了进攻的日期，而且，等到春天再作决定的时候，整个战略计划都根本改变了。
但是，德国飞机在比利时境内被迫降落和气候恶劣并不是延期进攻的唯一原因。这时德国悍然袭击更靠北方的另外两个中立小国的计划在柏林渐趋成熟，而且当时准备先予执行。随着春天的到来，至少在德国方面，假战争快要结束了。
“雅典娜”号的沉没
希特勒同雷德尔在9 月7 日的会上还作出了另一项决定。那位海军元帅在日记里写道：“等到所有潜艇返航后再着手解决‘雅典娜’号事件。”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海上的战争是在英国宣战10小时以后开始的，当时，9 月3 日晚上9 点，满载1400名乘客的英国邮船“雅典娜”号在赫布里底群岛以西约200 英里处未获警告就被鱼雷击沉了，当时造成112 人死亡，其中有28名美国人。德国宣传部接到伦敦发出的第一批消息之后就到海军总司令部去查对，海军总司令部的回答说，出事地点附近并没有德国潜艇，于是宣传部当即否认那艘船是德国人击沉的。这一不幸事件弄得希特勒和海军司令部非常尴尬。起初他们还不相信英国方面的报道，因为他们曾经下令所有潜艇舰长遵守海牙公约，不得不予警告就攻击船只。但是由于所有潜艇的无线电台为了保密的缘故全都保持沉默，无[637] 法立刻查明事情真相。“虽然如此，不到两天，纳粹的御用报纸就叫嚷说，这艘客船是英国人为了激怒美国使其参战而自行炸沉的。
威廉街的确非常关心美国方面对这次造成28名美国公民死亡的惨祸的反应。炸沉船只后的第二天，国务秘书威兹萨克约见了美国代办亚历山大·寇克，向他否认这是德国潜艇干的事。他强调说，在出事地点附近没有一艘德国舰艇。据他后来在纽伦堡供认，当天晚上他找到了雷德尔，提醒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是因为德国击沉了“卢西坦尼亚”号后美国才参战的，劝他“尽一切努力”避免激怒美国。那位海军元帅向他保证，“不可能有任何一艘德国潜艇牵涉在内”。
雷德尔海军元帅在里宾特洛甫的催促下，于9 月16日把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请到他那里，告诉他说他现在已经收到了所有潜艇的报告，“结果肯定证实“雅典娜”号绝不是德国潜艇击沉的”。他要求这位武官将这一情况转告他的政府，这位武官即刻就照办了。这位海军元帅说的并不完全是实话。9 月3 日出海活动的潜艇还没有全部返航回港，没有返航的潜艇里就包括兰普少校指挥的Ｕ一30号在内，这艘潜艇直到9 月27日才进入本国领海停泊。潜艇司令卡尔·邓尼茨海军上将亲自在码头上等着这艘潜艇人港。几年以后他在纽伦堡法庭上叙述了这件事情，这才使击沉“雅典娜”号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当那艘潜艇入港时，我在威廉港的水闸边上见到了舰长兰普少校，他要求和我个别谈话。我立刻注意到他那副郁郁不乐的神情，他马上告诉我说，在北部海峡海面击沉了“雅典娜”号的大概是他。按照我原先的指示，他当时在对不列颠群岛的航线入口上可能出现的武装商船进行严密警戒，他用鱼雷击沉了一条船，事后从无线电广播中才知道这条船就是“雅典娜”号，当时他还当它是一条正在巡逻的武装商船……
我立刻派兰普坐飞机到柏林去向海军作战参谋部面陈一切。同时，我采取临时措施，命令严守秘密。当天深夜，也就是第二天清早，我接到海军上校弗立克转来的一个命令：1.这一事件应子彻底保密2.海军总司令部认为并无召开军事法庭的必要，因为司令部已经查明，该舰长的这一行动并非有意。
3.政治上的解释将由海总处理。”
至于元首否认德国潜艇击沉“雅典娜”号的政治宣传活动，我完全没有参预。邓尼茨必定打一开始就猜到了事情真相，否则他不会到码头上去迎候返航的Ｕ-30 号。他说没有参预，实际上却参预了消灭一切可能泄露秘密的证据的活动，篡改了该潜艇的航海日志和他自己的日记。正如他在纽伦堡供认的，他本人曾命令把Ｕ一30号的航海日志上任何提到“雅典娜”号的话都涂掉，同时也把自己的日记里与此有关的话删去。他还要艇上全体人员立誓绝对保密。
毫无疑问，所有国家的最高统帅部在战争进行期间都有不可告人的事。所以，如果希特勒像雷德尔海军元帅在纽伦堡所供认的那样，命令对“雅典娜”号事件严守秘密，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值得称赞的话，尤其是海军司令部开始时由于确实相信这事不是德国潜水艇干出的，已经正式否认了，如果后来又迫不得已而加以承认，就会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但是希特勒却不以此为满足。10月22日星期日晚上，宣传部长戈培尔亲自在电台上指控丘吉尔自己炸沉了“雅典娜”号。戈培尔当时那篇广播演说，作者至今还记得很清楚。第二天，纳粹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在第一版上以《丘吉尔自己炸沉了“雅典娜”号》为标题发表了一篇报道，声称英国海军大臣在那艘船的船舱里安放了一颗定时炸弹，在纽伦堡的审讯中证实，这篇广播和文章是直接出自希特勒的命令；同时也证实了，尽管雷德尔。邓尼茨和威兹萨克对于这种厚颜无耻的弥天大谎感到非常不满，却不敢表示什么意见。外交部里这位自命反纳粹的领导人和这两位海军将领，只要那位恶魔般的纳粹统帅一声令下就会立刻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其他将领们也完全一样。这种态度注定要在德国的历史上造成最黑暗的一页。
希特勒的和平建议
“今晚的报纸公开地大谈其和平”，我在9 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我和一些德国人交谈，他们全都满怀信心，不出一个月我们就会得到和平。他们个个兴高采烈。”
头一天下午，我在富丽堂皇的但泽市政厅里听了希特勒的演：639 ＝说。这还是他自从9 月：日在国会宣告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公开讲演。尽管他因为保卫华沙的波军还在英勇抵抗，使他不能在华沙发表这篇演说而感到恼火，尽管他每次在演说中提到大不列颠时都恨得咬牙切齿，但是他仍然作出了一点点和平姿态。“我无意同英国和法国作战。”他说，“我同情那些在前线上的法国士兵，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最后他祷求“保佑我们取得胜利的万能的上帝让别国人民认清这场战争将是多么的无谓……让他们想一想和平的幸福”。
9 月26日，华沙陷落的前一天，德国的报纸和电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和平攻势。根据我当时的日记，其要点是：“为什么英、法现在要打仗呢？没有理由要打仗。德国对西方并无野心。”
两天以后，俄国一边狼吞虎咽地并吞划归它名下的那一块波兰土地，一边也加入了这场和平攻势。随同德苏边界友好条约及其瓜分东欧的秘密条款的签定，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于9 月28日又在莫斯科合伙拟制并签定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和平宣言。
宣言说，德苏两国政府在最终解决了由于波兰国家瓦解而产生的各种问题，为东欧的持久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共同表示确信，德国与英、法两国之间终止战争状态将有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真正利益。两国政府将为此目的共同努力……务求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但是，如果两国政府的努力竟然归于无效，这就表明英、法两国应对战争的延续负责……希特勒是真要和平呢，还是想继续打下去，借苏联的帮助把延续战争的责任推到西方同盟国家身上呢？他嘴上虽然说得很肯定，但是大概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
9 月26日他同仍然没有放弃和平努力的达勒鲁斯作了一次长谈，两天以前，这位不知疲倦的瑞典人在奥斯陆会见了老朋友奥吉尔维·福比斯。福比斯是前英国驻柏林大使馆的参赞，现任挪威首都英国公使馆参赞。据施密特博士的一份秘密备忘录说，达勒鲁斯报告希特勒，福比斯曾经对他说，英国政府在寻求和平。唯一的问题只是：怎样才能保全英国人的面子？”假使英国人果真希望和平”，希特勒回答道，“他们能在两星期内得到和平而又不会丧失面于。”
元首说，他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波兰已经不可能重新站起[640] 来了。”他说除了这一点必须承认之外，他准备保证“欧洲其余部分”的现状，包括保证英国、法国以及低地国家”的“安全”。接着就讨论到如何提出和谈的问题。希特勒主张由墨索里尼出面。达勒鲁斯以为荷兰女王可能更为“中立”一些。当时也在场的戈林建议，英、德两国代表先在荷兰秘密会见，如果他们取得了进展，然后再由女工正式邀请两国参加停战谈判。希特勒曾经好几次表示他怀疑“英国是否有意于和平”，但最后还是同意了那位瑞典人的办法，由后者“在第二天就到英国去按指定的方向进行试探”。“英国人可以得到和平，如果他们想要的话，”希特勒在达勒鲁斯临走的时候对他说，“不过，他们得要赶快。”
这只是元首的一种想法。他还对他的将领们谈出来了另外一种想法。前一天，9月25 日，哈尔德在日记里提到，他得到“元首计划在西线发动进攻的消息”。9 月27日，也就是希特勒刚向达勒鲁斯保证他准备同英国讲和的第二天，他就在总理府召集武装部队的司令官们开会，(奇*书*网.整*理*提*供)告诉他们说他已经决定“尽快地在西线发动进攻，因为法、英联军现在还没有作好准备”。据勃劳希契说，他甚至规定了进攻的日期——11月12日。毫无疑问，那一天希特勒被华沙终于投降的消息冲昏了头脑。他大概以为，至少法国会和波兰一样容易屈服，虽然两天以后，哈尔德在日记中提到要向元首“解释”，“波兰战役的战术不能依样画葫芦地适用于西线。对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不能这样打”。
10月1 日齐亚诺在柏林同希特勒作过一次长谈，对这位总理的心理了解得最透彻的，也许就要算他了。这位年轻的意大利外交大臣现在虽然已经对德国人厌恶透顶，但是还是不得不维持着表面关系，他发现这位元首充满了自信。齐亚诺说，他讲述自己的计划时，“只要提到他作战的手段和方法，两眼就闪射着凶狠的光芒”。这位意大利贵宾在总结他对希特勒的印象时写道：……今天，在取得重大胜利之后，使他的人民得到巩固的和平，也许仍然是希特勒所向往的一个目的。但是如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他牺牲自己认为理所应得的胜利果实，哪怕是牺牲一点点，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宁愿再打一仗的。
[641] 当我坐在10月6 日中午开幕的国会中聆听希特勒发表他那和平的呼吁时，心里感到好像是在听一张已经放了五、六遍的老唱片。我已经三番四次地听到他每逢凯旋归来以后就在这同一个讲坛上，用同一种表面上听来非常诚恳真挚的调子提出和平建议；这些话如果你没有想到当时那次的受害者，听起来的确是合情合理的。在这个天高气爽、阳光灿烂的秋日，他又像往常那样鼓起如簧之舌，摆出伪善的面孔，重弹老调。那是一篇冗长的演说，是他生平最为冗长的公开演说之一。他先用了一个多小时对历史作了典型的歪曲，并且把德国在波兰[ “这个不成体统的国家”]的赫赫武功大大吹嘘了一番，然后在快要结束的时候，提出了他的和平建议及其理由：我的努力主要是使我们同法国的关系摆脱一切恶意的痕迹，使这种关系能为两国所接受……德国对于法国不再有进一步的要求……我甚至已经不愿再提阿尔萨斯一洛林问题……我一直向法国表示愿意永远埋葬彼此之间的旧仇宿怨，并使这两个具有光荣历史的国家互相接近……对英国呢？
